化解与应对

化解与应对（精选四篇）

化解与应对 篇1

进入新世纪, 是改革的攻坚阶段, 各种风险、矛盾与冲突屡次发生。而群体性突发事件因集各种社会矛盾而成为最主要的表现形态。追溯其原因, 不科学发展已成为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深层根源。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近来年, 贵州瓮安县经济发展速度飞快, 有数据表明, 从2000年至2007年, 瓮安县GDP从11.4亿多元增加到21.9亿多元, 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从6682万元增加到2.4亿多元, 增长近4倍,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4.4亿多元增加到19.3亿元, 新增近15亿元。然而, 瓮安县的发展属于停留在GDP增长上的非科学发展模式, 是建立在以牺牲资源、环境、群众利益, 甚至以牺牲当地人民群众健康、生命为代价的粗放型、掠夺式开发模式上的, 如瓮安县白岩村和岩根河村, 有200多亩水稻田是自流灌溉, 百姓喝的是山泉水。可自从瓮安磷化公司将白岩村的部分矿硐承包给个体老板开采后, 地下水源被挖断, 多户村民房屋开裂下沉;水井干枯, 人畜饮水只有到远处矿硐里抬水来吃;自流灌溉水源断绝, 原来的水田也被迫改种旱作玉米。这种资源开发模式使瓮安县GDP增长, 财政收入增加, 可群众不但没有分享成果, 反而受到利益侵犯, 致使百姓积怨越深, 干群矛盾越紧张, 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瓮安事件”就是各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正如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教训时, 一针见血地指出, 突发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女学生的死因争议, 但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及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不科学发展为改革发展埋下隐患, 各种新风险、新矛盾以及新问题层出不穷, 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多。因此, 如何驾驭各种矛盾须摒弃不科学发展的模式, 而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认识各种矛盾, 寻找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是坚持全面发展, 科学看待群体性事件。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 必须用全面发展的观点以正确认识和评估现阶段群体性事件。首先片面发展致群体性事件发生不可避免。改革开放以来, 对各级党政干部实行政绩考核, 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一度没有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过于注重经济发展, 而忽视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简单地把GDP增长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 结果出现“一条腿长和一条腿短”的状况, 民主法制建设与经济发展要求不适应, 思想文化建设不能满足人们精神需求, 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等方面积累问题颇多, 社会冲突频频。此外, 一些官员为了自己的荣誉、地位和政绩, 不惜大搞政绩工程, 弄虚作假, 背后往往是群众利益受侵害、干群关系紧张、政府诚信受损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社会冲突不断。

二是坚持统筹兼顾, 切实解决好群体性事件。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 关键在于统筹兼顾, 协调好各方面利益, 围绕防范、疏导、处理各环节,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从本质上讲, 群体性事件发生与转型期利益调整及利益多元化息息相关, 因改革势必触及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 进而伴生出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 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又极易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因此, 解决好群体性事件必须从根源上着手, 在防范、疏导及处理各环节中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具体地说, 在防范阶段, 各项政策和措施应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抓住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 充分考虑和兼顾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关切和承受能力。在疏导和处置阶段, 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摆正自己位置, 坚定不移地把握不同利益冲突群体的权利平等, 把握和推进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平衡, 才能承担起缓和冲突, 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的作用。形象地说, 有效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不是给已经获得最大利益者“锦上添花”, 而是给处于弱势者的“雪中送炭”。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 准确把握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核心。新世纪以来, 我国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 坚持以人为本便是其中一个宝贵的经验, 并成为新世纪应对突发事件的理念。群体性事件的每一次发生几乎都与人的利益、人的生命息息相关, 人的利益受侵害是诱因, 而过程则伴随着人的生命受威胁。因此, 应对群体性事件须始终坚持以人的需要为“本”, 坚持“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从群体性事件应对的具体过程来看,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个体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 但生命价值优先于物质价值。 (2) 群众对群体性事件情境有知情权, 故应及时提供相应的已经获悉的信息。 (3) 人的价值通过其实际参与过程来实现, 群体性事件处理应尽可能安排群众参与。

二、有效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呼唤正确改革观

改革如同硬币的两面, 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 不断滋生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追溯新世纪以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 与某些改革致利益调整不公有极大关联。

2008云南孟连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此群体性事件由胶农与企业的经济长期纠纷所引发, 而其深层原因正是改革的不彻底。孟连县的橡胶产业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两次改革, 一次是乡镇企业改革, 一次是股份制改革, 但两次改革都不彻底, 存在产权不清晰, 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而且改革根本没有解决好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橡胶价格的不断上涨, 胶农认为再按2003年的价格收购则吃亏很大, 如此便激化了利益分配的纠纷。更为严重的是, 孟连事件的爆发折射出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即官员和橡胶企业之间存在一个伤害胶农利益的共同体, 使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

江西铜鼓群体冲突事件又是一例。此事件乃林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纠纷所致, 是集体林权改革后因利益关系调整出现的新矛盾。2004年绿海公司在铜鼓县按当时市场价格购买了7.8万亩人工林作为原材料加工地。可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 林业规费大幅减免, 而木材价格大幅上涨, 林农觉得当初与绿海公司签订的山林转让合同吃亏, 于是2008年10月, 一起因林木纠纷引发的冲突发生。

据相关数据统计, 80%群体性事件由利益纠纷引发, 发生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群体, 有效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呼唤正确的改革观, 只有坚持并努力落实正确的改革观, 改革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才能正确反映和兼顾群众的利益, 调节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的内部矛盾, 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也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平息群体性突发事件。透过地方党委和政府对某些群体性事件的善后处理便可略见一斑。孟连事件发生后, 省委省政府坚持正确的改革观, 坚守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宗旨, 迅速成立孟连县橡胶产业调整工作指导小组, 而普洱市则成立孟连县橡胶产业调整工作领导小组, 深入调查研究, 摸清基本情况以尽快制定孟连县橡胶产业调整方案, 并使方案做到“两个兼顾”:一是兼顾胶农、企业和国家的利益;二是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江西铜鼓群体冲突事件平息后, 宜春市委、市政府认真总结研究此次事件, 并结合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精神, 举一反三, 标本兼治, 切实维护林农合法权益, 从根本上促进全市农村改革发展, 实现农村和谐稳定。

三、有效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呼唤思维与时俱进

由于传统的狭隘观念, 地方党委和政府有些干部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捂”, 对群体性事件采取信息封锁及舆论封杀, 以其将事件控制在地域之内, 不使其外溢, 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二是“拖”, 不能及时解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各种矛盾, 致使冲突的能量不断累积。三是“躲”, 怕惹麻烦, 对群众上访或某些诉求避而远之, 群众前门来, 领导后门溜走。四是“推”, 由于监管体制条块分割, 遇到问题时, 各部门和官员想到推诿责任, 从而产生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五是“压”, 一些政府部门对待群体性事件时往往喜欢强硬手段, 甚至采用违法的行政行为压制事件漫延。六是“简”, 只看到事件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而不深入思考事件造成的原因, 对复杂的群体性事件作简单处理, 而没有采用循环的综合的治理方式。然而, 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证明传统的做法已经过时。网络时代, 每一个人都是麦克风, 捂住信息则谣言四起, 群众疑云难消。而强硬压制的处理行为, 群体性事件容易扩大, 并且导致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 对于事件的压制更是激起老百姓采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 因为群众坚信“不闹不解决, 小闹小解决, 大闹大解决”的思想。

针对新形势新阶段下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 迫切需要转换应对思维, 与时俱进, 从刚性变为柔性, 理性看待、分析和解决群体性事件。

一是理性看待群体性事件。在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 地方政府基本采用这样一个固定公式:将事件定性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少数坏人煽动”、“不法行为的人”及“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为, 甚至是受到“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这种态度只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冲突, 如石首事件爆发后的第四天, 政府在还没弄清事件真相时, 便发布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 并将事件定性为“少数不法分子”所蛊惑, 致使群众起哄再次迭起。这些草率的定性背后折射出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不敢正视社会冲突。其实, 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利益型冲突, 它具有利益的可协调性, 不是政治对抗性的矛盾, 而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更是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这就需要以科学的思维和健康的心态去对待它, 承认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存在, 坚持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透视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显然官方对群体性事件的定性有所转变, 变得越来越理性, 如石宗源在反思瓮安事件时指出, “要打破以往固定公式, 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谁该负责谁就负责。”

二是构建对话协商机制。综观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原因, 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是一大因素。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 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 漠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屁股坐在群众利益的对立面, 群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利益相关者意见表达、情绪宣泄渠道不畅, 信息不明, 知情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因此, 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 领导要做到实质问题不回避, 敏感问题不绕道, 缺点不足不粉饰, 责任失误不推卸, 合理要求不拖办, 与群众建立对话机制。2008年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事发后,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重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 听取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 并且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同步现场直播, 分析人士指出, 重庆的“电视办公”是一次“集民意、聚民智、感民心”的可贵尝试。以重庆事件为样本, 2008年11月10日之后, 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广东汕头、广州等地的出租车罢运现场, 一再上演地方政府高层与司机直接对话的一幕。官员与群众的直接对话, 使得出租车罢运问题在最短时间里得到解决。

三是以科学手段化解群体性事件。首先, 各级地方党政领导需要培训与群体性事件应对相关的专门技术, 如谣言控制, 苗头预警, 法规对策, 网络控制, 警力威慑, 谈判技巧及信息公开技巧等。此外, 应进行案例示范, 案例教堂, 提高地方党政领导应对群体性的处置能力。其次, 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传媒等资源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中的权利诉求和利益冲突, 如协商谈判。再次, 处理过程应公开透明, 以实现社会有效监督政府行为, 使权力调解成为一个公正的过程, 尽量减少处理后遗症。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化解群体性事件。最后, 不应乱用警察力量, 警察是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 而不应与群众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

参考文献

[1].赵鹏.瓮安事件:发展引发的社会危机[J].共产党员, 2008 (11)

[2].李君如.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N].人民日报, 2006.04.14

化解与应对 篇2

2013年9月25日，《新闻联播》首要播报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发表的“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能力”的重要讲话，同时，25日的《焦点访谈》设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专题，深入推广和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新形势下，如何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如何化解“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机、能力不足的危机、脱离群众的危机、消极腐败的危机”四大危机，我们必须对“群众”这一概念进行再认识，认清群众工作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复杂局面，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达到“为民务实清廉”执政要求。

一、当前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思想观念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面对新时期组织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些组工干部创新意识不够，工作的灵活性、主观能动性不够，群众意识较差，闯劲也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重按部就班的固有模式，阻碍了创新能力提高；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不少组工干部认为组织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原则性很强，程序很严格，担心搞突破出乱子，搞创新冒风险，导致组工干部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不

强，能力自我提升的动力不足；

2、能力素质提升力量不足。现组工干部普遍知识结构单一，在应对新时期复杂局面、把握全局、开拓创新、独挡一面、社会交际等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部分干部脱离群众。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能力建设机制未建立，组工干部能力评价机制、能力培养机制、能力激励机制等未能建立，对如何提升组工干部心中无数。其次，部分组工干部安于现状，满足与当前状态，不思进取，忽略了能力素质上的提升。

3、工作作风出现不良倾向。当前不少组工干部的工作作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功利化倾向、随大流清晰、吃老本倾向、图享受倾向、打工者倾向、老好人倾向。究其原因，是因为各种学习、工作、督查等制度不健全或落实不到位；学习政策、业务、法律等知识被动，层面粗浅；学习与思考，知识与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对知识、经验总结少；实践、调研时间少、浅、片面，没有科学识人、用人；

4、为民服务意识不强。有的组工干部不愿意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对组织工作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对干部的了解不深不透，制约了组工干部队伍为民服务意识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平时强调组工干部做表率、做奉献的多，关心组工干部成长、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少。

5、廉洁自律意识不强、认识不足。部分组工干部奢侈享乐不自律、纪律散慢不严明。有些干部更是上班一天掐头去

尾，有效的工作时间所剩无几。究其原因，是因为学习引导不足，执行制度不严，督办检查不到位，监督考评机制不健全；少部分的组工干部自身重视程度不够，没能严于律己，没有从源头筑起拒腐防变的防线，任由自己堕落。

二、应对“四大考验”、化解“四大危机”的意见建议

1、加强思想作风建设，防止精神缺钙。建立集中学习制度，每个星期安排时间学习党的十八大、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理论知识，积极开展讨论，撰写心得。开展“什么是组工干部的党性”学习讨论，进一步明确组工干部讲党性的具体标准和要求，树立组工干部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良好形象。

2、提高能力素质，推进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科学扩大干部工作民主，规范干部的初始提名程序，不断提高干部工作透明度和公开性，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净化选人用人风气，坚行能者上，坚持理念创新、方法创新和实践创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建立完善改革创新的激励机制。

3、改进工作作风，形成符合新任务要求的新作风。加强组工干部职业道德建设，使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成为组工干部的价值追求。突出先进组工文化建设，强化优良传统的教育和传承，形成符合新形势，做到净会风、正文风、树新风、扬正气。

4、提高服务水平，打造实干队伍。建立民主开放的监督约束机制，坚持从严落实事务公开制、首问负责制等约束制度，经常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集中听取意见，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同时，建立组工干部下基层的长效机制。积极开展组工干部驻村指导、协助村民生产，开展活动。

化解与应对 篇3

一、“营改增”对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影响

增值税是一种价外税, 对于建筑业而言, “营改增”后建筑业营业收入从原来的营业税收中剔出了应缴纳11%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因此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收入会正常下降约9.9%;对于房地产业而言, 由于房屋的最终消费者大多为个人, 不能进行进项税额抵扣导致房屋无法提价, 一旦盲目提价, 企业不利于参与市场竞争。

由于进项税发票无法足额取得, 可以抵扣的进项税少, 造成税负和现金支出增加, 利润总额下降。特别对于房地产公司而言, 土地使用权费和金融机构利息支出占开发成本的比重较高, 能否进项抵扣关系重大。

二、转变税务管理的理念, 对进项税管理采取瓶颈管理的方式

“营改增”后, 一方面, 营改增允许进项税额抵扣。只要企业能够取得、保管增值税专用发票, 进行有效抵扣就不会增加营业成本。另一方面, 由于税率上升, 如果企业不能够有效地管理进项税额, 会使税负上升。因此“营改增”企业增值税税负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进项税额决定的, 因此在规定的短时间内要实现企业从营业税纳税人向增值税纳税人平稳过渡, 企业必须先进行税务管理理念的转变。

1.在结算付款环节要合理考虑付款方式

采购部门在付款方式上应尽可能先票后款, 即先取得进项发票才支付款项。因为在先款后票的结算方式下, 往往会因为市场或商品原因发生纠纷, 可能无法取得进项发票, 不能进行抵扣, 从而产生实实在在的税损。而在过去的营业税状态下, 虽然也涉及税务违规, 但不会有明显的税损。

2.在合作单位的选择环节要重点考虑开票对象的资质

企业原来的合作方有很多是小规模纳税人、个体经营户、自然人, 一方面这些单位不具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格, 另一方面这些单位不乏有支付现金、向个人转款等付款行为, 不可避免有涉嫌偷逃税款嫌疑, 给单位造成严重的税损。

3.注重加强原始凭据的管理

以房地产公司而言, 开发流程一般要经历项目决策—前期准备—工程建设—项目销售—交付使用等过程。每个过程都是成本产生的环节, 尤其要加强成本发生原始凭证的管理, 因为相关原始凭证不仅是企业账务处理的依据, 也是增值税的计税依据, 还是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成本扣除的基本依据。

4.财务人员参与购销合同付款、涉税条款的审核

在采购和销售过程中, 业务部门往往会忽视财务的存在, 直到谈判签署合同之后, 结算环节财务人员提出异议, 甚至不予结算时, 业务部门才发现税率不对、付款方式欠妥等问题, 此时合同已经签订, 势必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和税务风险。因此, 财务人员应积极参与合同管理, 认真审查与财务相关的付款和涉税条款, 如价款含税/不含税等定价口径问题、对供应商的开票要求、向客户开具发票的时间等相关合同条款, 对存在税务合规风险的项目, 还要进行合同内容的调整。

三、积极进行税务筹划, 控制潜在上升的税负率

2015年房地产公司、建设企业“营改增”极有可能适用11%的增值税率, 相比较于营业税制下的3%、5%的税率, 税率大幅提升, “营改增”企业如果没有足够的可抵扣进项税额, 必然面临税负大幅上升的风险。在此严峻的形势下, 企业需努力加强税务优化方案的探索。

1.改善经营流程, 积极进行税务筹划

首先, 财务人员应联合业务人员, 在业务前端对交易对象的纳税人资格进行梳理、登记, 同时建立沟通渠道, 使对方能够了解公司最新政策。其次, 探索经营流程的优化, 可以考虑通过外包企业产品和项目来实现合理筹划目的, 这样可以帮助“营改增”企业有效实现税费转移, 对于无法解决进项税抵扣的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比如, 建筑业对石灰、河沙等原材料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如果外包给有资质的单位, 就可以解决进项发票抵扣的问题。再次, 除产品外包之外, 企业也可以将自身的某职能部门外包, 以实现筹划目的。企业可以考虑通过外包财务、管理人员等, 从而降低管理成本, 降低企业实际税务负担。

2.清理税收优惠政策, 防范优惠政策被取消

2014年12月9日,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 (国发[2014]62号) , 目的是“严肃财经纪律, 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这一背景下, “营改增”企业应该全面审查正在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早做准备, 防止税收优惠政策被取消, 同时考虑重塑“营改增”企业运营架构, 继续合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营改增”企业可在税法专业人士协助下, 调整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 重新搭建税务架构, 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要求, 具体可以通过注销、迁址以及并购重组等方式调整企业内部的税务架构, 向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优惠政策的产业及区域进行战略性迁移。

3.积极申请过渡性财政支持

企业在“营改增”初期, 可能出现较大的困难, 难以通过自身措施减轻纳税负担, 此时企业可以积极申请政府过渡性资金支持, 以此来减轻暂时性困难, 减小资金压力。

四、搞好“营改增”税务培训, 提升税务管理理念

“营改增”是对企业业务全流程的改革, 不仅是财务部门的事情, 更需要相关业务部门关注情况。但“营改增”企业管理层和业务部门往往认为“营改增”与我无关, 只是财务人员的事情, 这种情况导致企业“营改增”不彻底, 税负率升高, 不能完全享受国家改革的红利。因此, “营改增”的培训对象除了财务人员外, 还应有“营改增”企业管理层和相关业务人员。只有业务和财务齐抓共管, 才能将税负率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企业税务风险防范与化解 篇4

一、企业税务风险的特点

1. 预先性。

企业税务风险产生于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与财务核算, 是在企业实际缴纳各项税金前就已经存在的。它是企业主观上进行涉税相关业务计量与核算的调整而导致与税收政策、法规相背离甚或矛盾的可能性, 先于税务责任的履行行为产生。对这一特点的了解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正确的税务风险控制的时间观, 即在日常生产经营中注意掌握税收法规的制定及变动, 降低税务风险。

2. 必然性。

税收具有强制性, 而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企业以税后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的客观状况, 说明企业存在永恒追求税务成本最小化的动机。在此过程中, 由于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 企业管理者、财务人员对相应政策法规的理解程度有限性以及税收执法环境的变化, 使得税务风险成为企业管理中始终难以完全规避的因素, 对企业经营造成潜在的持续影响。

3. 主观性。

税务风险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对同一涉税业务的不同理解。除了纳税企业在相应业务中表现出的主观态度外, 不同的税务机构对税收制度的理解也可能大不相同, 这表明税款征纳双方能否做到“沟通中的认同”, 是税务风险大小的决定因素之一。

二、税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企业经营发展的首要财务目标是, 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具体表现为税后利润的最大化, 企业始终存在尽可能少缴税金与尽可能晚交税金的动机, 这是企业与生俱来的特点, 贯穿其生命周期始终。但是, 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其征管必定受到严格保障:从社会舆论、公民观念到公共政策、法规的制定, 无不显示了税收的强制性。在多重限制和约束下, 企业任何主动的财务调节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违反相关税法的规定, 从而诱发税务风险。

1. 宏观角度。

(1) 经济环境变化导致的税务风险。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政府倾向于加大建设投资和财政支出, 企业的税务负担相对较重;相反, 在经济不景气时, 税务减、免、退政策的放宽有助减轻企业负担, 推动其业绩改善。企业应分析国民经济发展所处阶段, 为自身的税务风险管理确立标准, 避免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

(2) 政策、法规环境变化引起的税务风险。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须令其中出现的问题在相关税收政策得到及时反映。又因为税务陷阱的存在, 这都要求企业财务人员对新出台的政策、法规进行细致学习, 不断更新财务、税收知识, 以避免对新政策了解不足、理解不透、运用不对而造成的风险。

(3) 执法环境变化导致的税务风险。税务机关在涉税实务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经济体而言, 更加如此。不同的税务执法机构和人员对同一企业的同一涉税行为, 可能有不同的判断和裁定。当税务当局的理解与企业不一致时就产生税务风险。企业应做好与相关机构的沟通协调工作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4) 社会意识造成的税务风险。长期以来, 我国参照前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 而形成的治税理念, 在短期内仍旧存在相当的影响。自改革开放后, 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各种形式的公司制、“三资”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如雨后春笋大量增加。企业形式的多元化, 引致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 企业追求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 与传统治税理念的冲突, 也容易诱发税务风险。

(5) 税务执法造成的税务风险。我国征税机关实行“压力型”税收计划考核机制, 以完成税收计划为核心任务, 各级税务部门为了完成 (特别是超额完成) 税收计划, 往往需要运用自由裁量权, 根据某一时点上具体税收任务的完成情况, 确定税收征收管理的“松紧度”。自由裁量权的运用, 使得税务当局掌控着重要的松紧尺度, 影响着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 从而构成了企业涉税管理中税务当局的自由裁量风险。另外, 税务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主观经验判断。当这种理解不能与企业涉税行为所依据的理念统一时, 纳税企业作为弱势一方, 很可能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2. 微观角度。

(1) 企业管理当局的意识淡薄造成税务风险。企业管理当局对企业经营情况的有限了解和对税务筹划的扭曲理解, 往往在发展趋势上误导企业的涉税行为, 容易诱发税务风险。

(2) 财务人员业务水平偏低造成的税务风险。财务人员的合格工作保证了涉税资料的真实性、科学性与合法性, 这是正确进行税务风险管理的基础。财务人员的工作失误的可能性越大, 税务风险就越大。

(3) 内部审计不健全造成的税务风险。内部审计的健全程度与税务风险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内审工作的失效会加大企业税务风险, 并容易导致企业非蓄意的税收违规行为, 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和深远的名誉损失。

(4) 内部控制制度风险。内部控制制度是指在企业内部建立和健全会计体系, 为确保会计数据的真实正确和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 而设置的各种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目的在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保护资产的安全。我国企业财务内控还处于不完善的状况, 在基础规范、具体运作和受关注程度上都存在深层次的缺陷。

(5) 税务代理服务产生的风险。近年来, 我国税务代理机构发展很快, 但其中规模大、信誉好的机构还是屈指可数。大部分中小型代理机构中, 业务人员能力有限, 素质低下。目前中国税务代理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 离退休人员占40%左右。我国税务代理从业人员中,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只有18%, 大专学历的占46%, 中专以下学历的占36%。多数代理机构只是从事代理纳税申报、发票领购、小型业户的建账和记账等简单的事务性工作, 难以普遍开展税收策划与咨询等比较复杂的代理的业务。

三、企业税务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1. 明确纳税人权利。

长期以来, 在我国税务管理实践中, 更多强调的是纳税人需要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 而对于纳税人权利问题多少的忽略了。在市场经济中, 任何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 当然包括依据法律可以少缴税款的权利。为了保证任何经济个体能够从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 政府当局不得强迫任何人多缴税。

2. 倡导“法治型”治税模式。

我国以完成税收计划为核心任务的“压力型”税收计划考核机制, 导致的税务当局自由裁量风险。所以, 要规范税制的变革与调整程序, 将税收制度的开征、调整, 纳入立法监督机制的法治化轨道, 以此推进中国税制建设的规范化进程, 从而稳定微观经济个体对于税制改革的理性预期。

3. 鼓励进行税务筹划。

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 税收筹划作为一项重要的纳税人权利, 是纳税人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 化解税务风险的重要工具。而且, 在税收筹划过程中, 通过征纳双方及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动态博弈, 有助于推动整体税制结构的不断优化。静态的角度看, 一次税收筹划行为, 其结果似乎仅仅是征收方的税收收入数量有所减少。长期动态的角度看, 征纳双方通过税收筹划进行的博弈机制大体是:征税方首先选择并公布税收政策目标及具体政策→以企业为代表的纳税人, 通过税收筹划做出反应与对策→征税方发现目标存在偏差, 或政策存在缺陷, 及时调整→其他筹划主体继续做出预期与反应→征税方继续调整政策……。这种博弈过程往复进行多次, 最终基本实现长期动态均衡之后, 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程度将逐步提高, 纳税企业可能面对税务风险将得到有效地化解。

4. 完善企业内部控制, 把握会计与税法差异。

完善企业内部控制, 要求企业在提高管理水平和加强风险意识上下功夫, 在严格把握传统的财务内控手段的同时, 充分运用现代化先进的知识技术, 形成一套可操作的、可控的内部财务报告组织信息系统, 才能达到从根本降低税务风险的目的。

随着财务会计制度、准则的不断发展, 税收政策的逐步完善, 财务会计与税法规定的差异越来越大。企业财务人员只有准确把握这种差异, 才能够正确纳税, 避免税务风险。

5. 完善税务代理制度。

税务代理, 指的是税务代理人在国家法律规定的代理范围内, 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委托, 代为办理税务事宜的各项行为的总称。目前中国的许多税务代理机构并没有在实质上与税务机关完全脱钩。为了税务代理事业的长远发展, 应通过行业性的统一管理, 在代理范围、服务质量、收费标准等方面讲求规范, 使我国的税务代理机构真正成为独立执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社会中介组织。

6. 倡导纳税人诉讼, 推进税收法治化进程。

纳税人诉讼, 在英美法上又称为纳税人提起的禁止令请求诉讼, 是指以纳税人的身份, 针对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税制、不公平征税行为特别是政府的违法使用税款等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