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选择（精选八篇）
个体选择 篇1
1 品种选择
1.1 根据技术水平选择品种
技术水平高、规模大的猪场, 最好选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因为这些品种的生长速度快、瘦肉率较高;而地方品种适应性强、耐粗饲、母性好、发情明显。
1.2 根据饲料资源选择品种
使用全价饲料养猪的, 最好选择引进的外血品种, 而有大量廉价青粗饲料的, 可以选择地方或杂交品种。据经验, 地方品种对粗纤维等粗饲料的消化率明显高于引进品种, 而如果使用全价饲料, 引进品种的饲料报酬优于地方品种。
1.3 根据销售目标选择品种
养大肥猪的, 如果以本地或农村销售为主的, 可以考虑选地方品种或杂交品种, 因为这些品种肉质较好, 适合农村的消费习惯。而运销大城市的就要选瘦肉率相对较高的引进品种才能卖得好价钱。
1.4根据出栏规格选择品种
销售乳猪做烤猪的, 宜用产仔多、管理相对容易而且比较早熟的地方品种, 如太湖猪、梅山猪等, 或者用这些品种的一代杂种 (既能保持产仔多的特性, 又改变了毛皮的色道) 。供肉联厂加工中猪的 (45 kg左右) , 可选择杂交品种, 因为杂交品种体型和瘦肉率均能达到做中猪的要求, 但管理技术相对容易些。但养大肥猪出售的宜选用成熟晚一点的、体型大一点的品种, 这些品种一般因为生殖发育迟, 后期生长速度和饲料报酬要优于早熟小型品种。
2个体选择
个体选择主要是指外观的选择, 这些在相关书藉上介绍得很详细, 但要注意以下几点。
1.1关于精神状态
书上说要选择“精神活泼, 反应灵敏”的留作后备母猪, 但要注意有些反应特别敏感的猪, 见人躲得远远的, 眼露惊恐之情, 这种猪往往成年后性情不好, 稍受惊吓则一跃而起, 有的在刚生产时还会攻击甚至咬死小猪, 有些则会在怀孕时流产。
1.2关于乳头的多少和位置
单纯的强调多乳头是片面的。主要是要乳头大小和分布要匀称;其实在实际生产中有12个乳头以上的就可以了, 因为一窝能带出12头以上仔猪的不是很多, 而且规模猪场母猪同时生产的还可以相互调整 (寄养) , 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分批喂奶。但要求乳头分布一定要均匀, 大小尽量一致。
1.3臀部
“双肌臀”是相对品系而言的, 在同一品系中不要单纯的追求臀部特别大和突出。这种猪往往有基因突变的情况, 有些甚至雄性化了, 有可能在自然交配的情况下配种困难, 或发情不明显或不正常, 产仔数少。
1.4腹部大小的问题
在同一品种中, 腹部相对比较大的优于腹部小的, 而腹部萎缩的不宜留做种用。腹部大小适中的仔猪在孕期活动空间相对较大而环境宽松, 所以产仔较多, 而且初生重也大。腹部过小的母猪夏季初产猪最易流产。
1.5阴部形状
个体差异与英语学习方法的选择 篇2
个体差异与英语学习方法的选择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日益交融，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已在各教育阶段普及。现在的孩子们从幼儿刚就开始同母语一起接触英语了，通过十几年的学习，结果却差异巨大，虽其中不乏佼佼者，可很大一部分学生在大学期间仍为如何通过英语等级而苦恼，甚至有人由于无法入门而放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怎么能使想学英语的人能够更快更好的掌握这门语言呢? 这里我推荐一个在线真人外教一对一的网站给大家——阿卡索外教网来辅助大家学习，它一节课15元，外教很不错，有欧美和菲律宾的，可以随意选择，上课体验很好，时间地点都可以自己安排，比较灵活方便，感兴趣的，可以去体验下他们的英语免费试听课。
使用一个好的学习方法是大家解决这一学习问题的共识，所以现在到处可见各种有关英语学习方法的文章，教师也在课堂上反复强调总结学习方法。但不论从一个学习者还是教学者的角度，所提到的提高英语水平的方法几乎都没有把个体差异考虑在内的。但是人生来就是独特的，存在先天特有的生理及心里差异，有人喜动，有人喜静。这些差异与后天环境相结合形成有别于他人的个体。这些个体在面对同样的刺激行为(例如同一种学习英语的方法)，必然有不同的心理反应。例如，一个天生不善于表达的人要他在公共场合和外国人交流来练习口语，恐怕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个体差异在学习英语过程中是应予以考虑并重视的。
如何自己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而不是盲目的按照各种宣称最好的学习方法来浪费自己的时间呢?本文将从个体差异的角度来帮助学习者通过分析自己的气质特征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学习方法。气质本文所提到的气质是指心理学上的气质类型。用气质类型来划分个体差异是由于它具有先天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这些心理特点以同样方式表现在各种各样活动中的心理活动的动力上，而且不以活动的内容、目的和动机为转移。这种典型的心理特点很早就表露在儿童的游戏、作业和交际活动中。气质类型的很早表露，说明气质较多地受个体生物组织的制约；也正因为如此，气质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虽然也有所改变，但与其他个性心理特征相比，变化要缓慢得多，具有稳定性的特点。气质的这些特点有利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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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他外界因素的f扰进而进行个体的分类比较，而且气质类型也可以比较容易的通过一些方法进行测定，便于学习者操作。气质的类型及其主要特征根据传统的巴浦洛夫的神经系统类型，气质可分为强而平衡、灵活型(多血质)，强而平衡、迟缓型(粘液质)，强而不平衡型(胆汁质)以及弱型(抑郁质)四种类型。具有兴奋性强、平衡和灵活、大脑各部分十分协调的强型称为多血质。这种气质类型阳性和抑制性条件反射都容易形成，并具有耐久性。刺激强度和反应强度是相符合的。这种气质是一种活泼性气质，在各种发展中不会产生障碍。他们的语词发展迅速，心理发展水平与年龄增长一致，一般说来，多血质的人言语声音洪亮、迅速、清楚、协调和流畅，并且伴有活跃的身体姿势、良好的模仿性和易唤起情绪的特点。具有兴奋性强、平衡和迟缓的特点称为粘液质。这种个体建立阳性和阴性条件反射都很强，而且稳定，形成速度也也是正常的。粘液质的人容易适应社会环境，言语、阅读和写作的能力的获得也很迅速。这种类型的个体的言语速度较多血质要慢，它是以平缓，一致的声调进行，也少有情绪表现、模仿性和身体姿势的伴随。具有兴奋性强、无节制、不平衡性的特点，而且皮下中枢兴奋占优势的强性称为胆汁质。这种类型的个体特点极易发展强的条件反射。但条件反射建立较上面两种要慢。胆汁质个体的抑制性条件反射不稳定。这种类型的儿童学习成绩很好，但是适应学校要求的情绪和反应有困难。他们的语速不快，言语发展较前两种类型要困难一些。低兴奋性、兴奋与抑制不平衡的弱型称为抑郁质。情绪强度也很低。这种类型的个体极易疲劳，对强而持久的刺激反应不良，条件反射很弱，形成过程也很慢。言语低沉、缓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观察到这四种气质类型的典型代表。活泼、好动、敏感、反应迅速、喜欢与人交往、注意力容易转移、兴趣容易变换等等，是多血质的特征。安静、稳重、反应缓慢、沉默寡言、情绪不易外露，注意稳定但又难于转移，善于忍耐等等，是粘液质的特征。直率、热情、精力旺盛、情绪易于冲动、心境变换剧烈等等，是胆汁质的特征。孤僻、行动迟缓、体验深刻、善于觉察别人不易觉察到的细小事物等等，是抑郁质的特征。不同气质类型的人的特点及适合的学习方法只属于某一种气质类型的人很少，多数人是介于各类型之间的中间类型，即混合型。而且人的气质本身无好坏之分，气质类型也无好坏之分。每一种气质都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具有消极的意义。如多血质的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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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工作能力强，易适应新的环境，但注意力不够集中，兴趣容易转移，无恒心等。抑郁质的人工作中耐受能力差，容易感到疲劳，但感情比较细腻，做事审慎小心，观察力敏锐，善于察觉到别人不易察觉的细小事物。气质不仅影响人活动进行的性质，而且可能影响活动的效率。例如，要求做出迅速灵活反应的活动对于多血质和胆汁质的人较为合适，而粘液质和抑郁质的人则较难适应。反之，要求持久、细致的活动对粘液质、抑郁质的人较为合适，而多血质、胆汁质的人又较难适应。在一般的学习活动中，气质的各种特性之间可以起互相补偿的作用，所以在教育和学习过程中，如果能顺应气质的特点，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如果不当的话，可能会引起厌学或放弃。根据各类气质类型的特点分析，总结以下方法：
1．多血质适应各种英语学习方法，尤其是外向性的英语学习方法。他们可以在娱乐中就轻松学到知识，对外部学习环境适应性强，反应敏捷，记忆力强。很容易从外部环境中自然学到语言，模仿力强。适应不固定模式的方法，多尝试有新鲜感的方式，如与外国人交流，表演，学习英文文章、电影、歌曲等。相反，沉闷、一成不变的学习模式会使多血质的人感到厌倦。人民，重新找到方向，找到正义的艰难历程。朗读者的语言特点及文学价值这是一部德国人写的德语小说。小说展现了德国式的思维，德国式的文化和德国式的语言。德语特有的缜密和严格的逻辑感在施林克平实的叙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对人物的刻画即细致入微又不让人觉得冗长。任何从单一的角度来审视这部小说的角度都是不存在的。小说刻画的第三帝国，个性复杂的女主人翁，少年伯格对爱人的依恋和成年伯格左右为难的痛苦与纠缠，无不透露出小说不同层次的主题：爱情与道德；历史与反思；纳粹的恶行及战后德国人的代沟问题。通过爱情故事审视出生成长在第三帝国的一代人与父辈之间思想的鸿沟。对于战后青年一代无法原谅父辈在战争中的麻木盲从以及他们对待父辈的谴责，漠视，回避和观望的态度提出异议。无论是从语言还是内涵的角度，朗读者都是战后，尤其是两德统一之后一部难能可贵的文学作品。随着这部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不同的语言，这部题材严肃风格别具一格的作品将不仅仅是在德语国家受到欢迎的一本畅销小说，而且会成为一部伟大的当代文学作品得到全世界文学爱好者的认可与推崇。朗读者带给世人的冲击力，绝不亚于勃兰特总理在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那一跪，被誉为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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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赎罪表现。”而朗读者，在德国这个曾经有过大文豪歌德、席勒的地方，被誉为是德语文坛近100年来最为厚重的，最具历史与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
2．粘液质最能适应学校集体教育式的学习。注意力稳定，能从课本以及读物中比较容易获取知识，英语写作和英语阅读能力发展快，而且不易受到外界影响。适应固定模式的方法，如做大量练习题，阅读书报，写作等。但外国人交流，表演对话等交流性的学习方法会让黏液质的人很难适应。
3．胆汁质反复、加强性学习。重复的朗读，多次的复习才能建立起强而正面的反射，但对于枯燥的方法又很难安下心境，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这类人很容易产生极端，最容易放弃学习，所以胆汁质的人应从简单的开始，不拘泥于用同定的方法，在适应学习的环境中，寻找信心，然后在反复加强训练。其中最需要的是培养兴趣和信心，任何具体的方法他们都会毫不费力的掌握。
传统文化心态下的个体选择 篇3
[关键词]面子文化个体弱化向里用力
我国首部原生态电影《好大一对羊》改编自云南昭通作家夏天敏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生态环境十分恶劣的边远高寒山区，这里的村落依然延续着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的习俗仍倔强地维系在人们心间。“一对扶贫羊”的出现，打破山村的宁静，羊特定的身份像无形的枷锁，使囿于传统的黑凹村的人无可选择，最终酿成了生命的悲剧。
“面子文化”的社群认同
在传统中国，脸面“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为了维护脸面，传统中国人把内外完全地割裂开，形成了只为表面而不管内里的“面子文化”，面子是完全摆给别人看的，而且受到了所在社群的一致认可。大家认为“如果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恰当地去做，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
故事一开始，地区刘副专员到贫困户德山老汉家慰问扶贫，刘副专员拉着德山老汉问寒问暖，将400元钱压在德山老汉手掌上，场面热烈而感人，领导的款款深情，群众的受宠若惊，干部的殷勤尊重，媒体的夸张煽情充盈了在场所有人的面子。当然，刘副专员和德山一家结了扶贫对子，面子感最强的还数德山老汉。在偏僻的山村，人们衡量面子的标准就是权势、派头，“每天都有人反复地问刘副专员在他家讲了些啥、做了些啥，给了多少钱。有人认定刘副专员已收德山的小女儿做干姑娘了，结对子不就是结亲家么，结了亲家不就是亲戚了么?”德山老漢当然不会“丢面子”，他配合地买了酒，用土碗盛着喝转转酒，日子节日般喜庆，过年样滋润。而且德山老汉走到哪里都有人仁仁义义地招呼，不是喊去吃饭，就是喊去喝酒。吃饭必尊他为长，让他坐上座。酒他不喝别人是不敢喝的，菜他不夹别人是不敢夹的，连村长支书也尊着他。“德山老汉觉得浑身舒服，德山老汉觉得腰板上的劲似乎比过去足了，佝偻的腰也直了许多，眼里的阴郁、呆板也少了许多。”他沉浸在这种荣耀中，热切地盼望着能和刘副专员再度想见。之后刘副专员派人送来了两只高贵的外国羊，希望德山老汉借此致富。刘副专员如此的关心，这是给了德山老汉多大的面子!德山老汉忙着给羊砌圈，老伴咦哩哇啦乱激动，拌泥拌得起劲，小女儿喜欢这高大漂亮的羊子，仿佛和外国小朋友交了朋友似的，恨不得跟羊亲嘴。羊带给德山老汉一家从未有过的荣耀。
面子文化具有波及性，整个村庄都自然觉得这是他们面子的一部分，如衬里的小刘老师说“这羊喂好喂坏，不光是德山大叔一家的事，其实还是全村的事，全乡的事。”记者要来采访，村长为此十分操心，摸着羊身子比摸他媳妇还耐心，不仅让小刘老师拿来鞋粉把两只羊涂得雪样白，还专门将红绣球戴在公羊受伤的额上来掩饰公羊打架留下的伤疤，并告诉记者这是山区的风俗。这种用人工美化的无害的谎言来面对大众是维护面子的常用手法。传统的面子文化如做戏般，“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没有人愿意讨论这里养羊的荒谬，大家象看“皇帝的新装”一样齐呼“羊好!养好!”全部的社群资源都用于维护“养羊”的荣耀。羊要取暖用煤，村长做主把给德山老汉的扶贫款拿出来；为给羊怀胎，乡长带来了乡畜牧站的兽医，村长请了最有经验的放羊老倌：为遵照兽医嘱托给羊增加营养，羊享受到了“超人”的待遇。当德山老汉的面子与社群的面子相吻合时，德山已是欲罢不能，即便是他不想要这个面子，社群也会限制他的放弃，当“德山老汉说村长，这羊我喂不起了，我求你派给别家喂吧!”“村长说德山大叔，这话我可不敢说，你找刘副专员说罢。”“德山大叔啥也不说了。”他只有倾尽全力的养羊，他才会得到他所希望的面子，也才会为社群接纳，整个社群看重的并不是谁在养羊，而只是羊的存在对外在社会的影响。正如村长说的那样，“大叔，过几天记者要来采访羊，不，采访你。”
“个体弱化”的二人关系
传统文化认为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的，“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这种对‘人’的结构方式中，”个体易被训练成不要以自己为信任的对象，并以抹掉“自我”为美德。在德山老汉与刘副专员的二人关系中，德山老汉不仅自我的敏感性一再降低，甚至随便践踏自己以实现“对得起”对方的恩情。
富于“人情味”的中国文化是一个表面上照顾弱者的文化，这无可避免地造成被助“个体”在自我定位上更加弱化。当德山老汉得到刘副专员的慰问之后，他“从来没有这样地思念过一个人，结成对子了，就是一家人了。人家多大的官呀，连乡长见了也低头顺脑的，人家对自己却始终是个笑脸。一辈子狗样卑贱，活到这份上也值了。”德山个人没有、也不希望有独立的自我，他乐意让刘副专员与他之间相互渗透，能有所依赖。为表示感恩，他连续赶了几个场选好一筐最好的燕麦，甚至咬咬牙，买了一瓶酒、一包好烟送给乡场上做炒面做得最好的人家，央求人家一定要将炒面做好。而自己呢?在赶场的几次，舍不得买一碗一块五的米线或者面条吃，而是掬着清凉的河水啃自己背着的冷洋芋，噎得眼睛一翻一翻的，脖子一伸一伸的。自己小女儿眼巴巴的望着悬在梁上的炒面口袋，嘴角流着涎水。看得老汉心疼，想让她吃点，但想想又忍了，怕小女儿尝到好味道忍不住要偷吃。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传统文化中，“尊卑有等”、“贵贱有列”始终盘踞在德山老汉心中，“个体”心甘情愿地被忽视。
面对刘副专员花了一千五、六百元工资买的脱贫羊，使德山老汉一下子卑怯起来，紧张起来，继而他感到一阵晕眩，飘飘乎乎虚弱。这两只羊压在他肩上背上，比父母妻儿还要沉重。萦绕在德山老汉头上的权势光环，使他在“心理形势”方面更加置自己于他人之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慎到曾经对“势”作过分析，指出：人臣总是受制于人君，纵使后者只是蠢材，因为这种“势”已被先定的地位所决定。因此，在“心理形势”受制于刘副专员的德山老汉，纵使他懂得外国羊不适应在这里生存的常识，他也是不敢发言，更不可能奢望他与刘副专员就此作平等对话，就连对
刘副专员的置疑他都会认为自己大逆不道，他只能处处作迎合他人之状。所以当他怀疑“这样养羊，脱啥贫哟，不把这点家底折腾完才怪呢。”这个念头一闪，德山心里就不安起来，“咋能这样想呢?咋能这样想呢?你是把人家刘副专员的好心当作驴肝肺了。”于是德山老汉放弃了几十年的生活常识，在“二人关系”的格局上，毫无悬念地倒向了刘副专员的一边。还有德山老汉为给羊取暖，燃起了宝贝般的海垡，浓烟呛得他浊泪长流、焦躁不已。老汉气不打一处来，蓄起力量正准备踢羊。突然，小女儿一声尖叫：“爹，踢不得呀，这是刘副专员送我们的脱贫羊呀。”这一声如石破天惊，就像有人从上面狠劲给他脑袋一巴掌，把他打得清醒过来。他的气一下子全消了，颓然地蹲在地下，喟然长叹一声。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德山老汉作为“个体”无法树立起来，一旦想到刘副专员，就会全线崩溃，身不由己地“自我压缩”，失去个性而逆来顺受。
一个被弱化了的“个体”，往往在命运面前束手无策，甚至还让命运之手，将自己压成残渣。德山一家就是这样生活着，羊在德山一家眼中就是刘副专员的化身，对得起羊就是对得起刘副专员。通过这种间接物——羊传递的“二人关系”，德山老汉才能去定义自己。事情发展下去，德山老汉一家完完全全地成为羊的奴隶。结果羊未养肥下崽，德山老汉一家却已被折腾得家破人亡了。这种结局已使“个体弱化”的二人关系达到了极致。
“向里用力”的伦理哲学
传统中国式的伦理哲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个体总是向里用力，即遇到事情总是自己消化，自己吃亏或是自责自怨，很少想到由外人、外物来承担它。這是“因为一个人生在伦理社会中，各种伦理关系由四面八方包围了个体，要他负起无尽的义务，至死方休，摆脱不得。”而伦理关系中的父子、夫妇、朋友等对之争吵顶撞只会愈弄愈僵，又都不可背离。德山老汉的吃苦耐劳、忠厚老实、顽强自立、安于守贫等“向里用力”的品质，恰恰是伦理社会构造下必然结果。
最初当刘副专员给他四百元扶贫款时，老汉惶恐得不行，这么多钱，他这一生还没摸过，怎么能平白无故地要人家的钱呢。老汉甚至想人家是不是看中了自己的小女儿，要买去做女儿呢。德山老汉莫名其妙地将小女儿扯回自己身边。木呐呆板的眼里有了惊慌，有了恼怒：“不，不，我不要钱!我不要钱!”我们不妨和欧美贫苦民众动不动要求政府救济的“向外用力”相比，在老汉的头脑里，没有丝毫应该得到政府救济的意识，而是认为天生这都是自己应承担的事情。
当德山老汉深知这羊如此难养时，对于这样的客观事实，德山老汉却也不习惯推脱，只想自我消化，向里用力。他们一家穷尽一切全心全意地养好这对羊。小说中有这样一幅场景：天气寒冷，不仅德山老汉倾其所能忙碌着，老伴也将整个身子搂着那只母羊，想以身子去暖和羊，那羊仍然抖个不停，把头朝老伴瘪塌塌的胸口偎着。哑巴老伴心疼不已，扯起披着的旧夹袄披在母羊身上，她穿着背心更是冷得打抖打颤。小女儿也学着她妈的样子温暖另一头羊，老汉看着淌眼泪。可以看出，“向里用力”包含了部分偏执，会发展成为一种自我牺牲的献身，如曾国藩在家书中的一句话“打脱了牙和血吞”，这些都是典型的儒家自敛性伦理。为了养好羊，德山一家以作践自己的方法向里用力。为使羊吃上青草，德山老汉租马来驮羊，驮到三十里外草场吃完草又驮回来。为了使羊怀胎生崽，他按照兽医开的食谱，起个大早到乡场去买黄豆，又推成细面背回来。不仅如此，还遭到村里人的误解，本是买“自己的婆娘生娃娃都没吃过的”鸡蛋给羊吃，村里的人却说德山老汉现在靠上大官了，人家有钱买鸡蛋吃了。德山老汉苦着脸，任人们去议论去挖苦。扶贫款花光了，他和老伴半夜就起床，走到湖边，割上两背箩嫩草，直到天大黑才将青草背回来。而德山老汉和他的哑巴老伴就在湖边啃冷洋芋作为晌饭。在养羊的过程中，德山哭过，痛苦过，但他却并不求助，也不解释，认为羊不能生崽就是自己未尽到责任，这是一种刚硬的伦理哲学。
然而，“向里用力”到极限，必将为生理所不允许，那么残忍的行为会发生，个体也会成为这一伦理的牺牲品。小女儿想用喂羊的钱买条红领巾。老汉不同意，给了小女儿一巴掌。结果把她打得晕死过去。老汉虽悲怆之极，但在有人拿鸡蛋去冲蛋花时，老汉摇着手：“莫拿呀，你们莫拿呀，那是羊子吃的呀!”向里用力的极端表现就是作践自己乃至于自己成为牺牲品，它演变成了“吃人”的文化。可悲的是小女儿也是这种伦理哲学的继承者。她竟怕那天吃了羊的鸡蛋影响羊生小崽崽，为弥补自己的过失，她执意要和爹爹一道去割草，当她为羊追寻那一片茂盛青翠的草滩时，却误入沼泽再也回不来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不断“向里用力”的挤压下夭折了。德山一家也有理想，也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却不敢、不愿向外提出任何要求，只有近乎残忍的自我榨取，这种悲剧性命运也是传统中国式伦理哲学因袭的必然结果。
品种选择与个体选择是猪场盈利关键 篇4
1.根据技术水平选择品种。技术水平高、规模大的猪场, 最好选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因为这些品种的生长速度快, 瘦肉率较高。地方品种往往适应性强, 耐粗饲, 母性好, 发情明显, 适合中小型养猪场养殖。
2.根据饲料资源选择品种。使用全价饲料养猪的, 最好选择引进的外血品种;有大量廉价青粗饲料的, 可以选择地方或杂交品种。地方品种对粗饲料的消化率明显高于引进品种, 而如果使用全价饲料, 引进品种的饲料报酬优于地方品种。
3.根据销售目标地选择品种。以本地或农村销售为主时, 可以考虑选地方品种或杂交品种, 因为这些品种肉质较好, 符合农村的消费习惯。以大城市为市场时就要选瘦肉率较高的引进品种, 才能卖得上好价钱。
4.根据出栏规格选择品种。销售乳猪的, 宜用产仔多、管理相对容易、比较早熟的地方品种, 如太湖猪、梅山猪等, 或者用这些品种的一代杂种。供肉联厂加工中猪 (45千克左右) 的, 可选择杂交种。因为杂交种体型和瘦肉率均能达到中猪的要求, 管理技术相对简单。养大肥猪出售的, 宜选用成熟晚一点、体型大一点的品种, 这些品种一般因为生殖发育迟, 后期生长速度和饲料报酬要优于早熟小型品种。
二、个体选择
1.要选择“精神活泼、反应灵敏”的猪。要注意的是, 有些反应特别敏感的猪, 见人躲远、露惊恐之色, 往往成年后性情不好, 有的在刚生产时还会攻击甚至咬死小猪, 有些则会在怀孕时流产。
2.乳头的多少和位置。在实际生产中, 母猪有12个乳头以上就可以了, 因为一窝能带出12头以上仔猪的不多, 而且规模猪场母猪同时生产的还可以相互调整, 甚至可以分批喂奶。但乳头分布一定要均匀, 大小尽量一致, 至于是单乳头好还是成对的好, 则没有必要考虑。
3.臀部。“双肌臀”是相对品系而言的, 在同一品系中不要单纯地追求臀部特别大和突出。这种母猪往往有基因突变, 有些甚至雄性化了, 在自然交配的情况下配种困难, 且往往发情不明显或不正常, 产仔很少。
4.腹部大小。在同一品种中, 腹部相对较大的母猪优于腹部小的, 腹部萎缩的不宜留做种用。腹部大小适中的母猪产仔较多, 仔猪初生重也大;腹部过小的夏季初产猪最易流产。
5.阴部形状。阴部要求大小适中, 发育正常;稍大而不松弛, 不能有肿大感;阴尖部不上竖, 力求线条平直。
个体选择 篇5
1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
亚当·斯密“经济人”的假设提出了人类理性是从自利出发,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个体理性的基本行为目标是:为了能够存在, 人必需对自己的生存进行谋划、算计和寻找给予本体安全感与价值的源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个人的生存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追求效用满足感的过程, 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即是个人理性。个人理性既能产生积极作用, 比如:它可以激发人们的上进性, 激励人们努力拼搏, 争取更多的利益, 又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消极作用, 损人利己, 就如水既能载舟又能覆舟一样。
集体是团体自身利益的理性寻求者。集体理性是一个以群体利益为出发点的追求效用的行为, 它追求的目标有三个:高效率、内部稳定和成员间的公平。集体通过生产和配置努力提高人们活动的效率, 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多的效用。集体内部成员的利益协调是集体稳定的保证, 是集体存在的关键。成员间的公平是集体理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无论是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也都是人的理性, 然而, 现实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总是存在着矛盾和不一致: (1) 个体理性必须以集体理性为基础, 但集体理性的获得或保障却可能是以个体的非理性为代价的; (2) 集体理性必须以个体理性为前提, 但个体的理性行为却未必能保证集体的理性状态。著名的“囚徒困境、公地悲剧、逆向选择”等都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背离的重要佐证。从根源上来说,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是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集体利益和集体理性不过是个体利益对立与冲突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表达。
2 个体理性:禄充旅游发展前期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 禄充村民的主要生计是农业和渔业。从1982年开始有游客到访禄充, 这让个别村民意识到搞旅游赚钱容易。1986年一部名为《蹉跎岁月》的电视连续剧在禄充拍摄, 影片播映后, 引来了众多游客前来一观“蹉跎村”的风貌。有少数村民看到了商机, 就开始经营餐馆和酒吧, 生意红火。其他村民纷纷效仿开设了具有浓烈时代烙印的歌厅、舞厅、酒吧等娱乐设施。在村民看来, 1992年掀起的旅游热潮使小小的禄充村一夜间拥有了60多个酒吧, 灯红酒绿, 甚至还招来了“色情服务”, 娱乐之风相当盛行。1991年至1995年之间成为了禄充村民特别容易赚钱的时期, 当时在禄充村还设有中国银行, 且生意兴隆。
一种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之上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旅游开发马上就暴露出不良后果: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转变了生计方式, 原有的农田菜地被任意挪用为娱乐场地, 餐馆酒吧任意搭建改造, 污水任意排放到抚仙湖中,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 破坏了乡村景观。抚仙湖特产的抗浪鱼由于大肆滥捕而急剧减产甚至消失, 当年游客们围坐在抚仙湖边, 一边看着车水捕鱼一边品尝抗浪鱼的宏大场面让很多游客感叹“每人10元吃鱼吃个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现在想品尝抗浪鱼美味的代价是2000元一市斤。大量的外来消费娱乐方式的涌入改变了禄充村民的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 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变成了通宵达旦的“夜猫子”生活, 邻里关系甚至亲缘关系也因为争夺客源而变得紧张, 村民“唯金钱至上”的思想很快在社区里蔓延。社区中的年轻人追求现代生活的欲望较强烈, 难以主动传承当地文化, 导致当地传统文化逐渐流失。过度娱乐给原本只是一个小村子的禄充带来了思想改变、观念蜕变的影响更是无法评估的。这些对短期个体利益的狂热追求导致了社区旅游核心资源的迅速耗损以及旅游品牌的急速贬值, 俨然是一场场难以挽救的“公地悲剧”。
3 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转变:禄充旅游发展中期的选择
个体理性支配下, 禄充旅游业发展初期暴露出来的问题, 促动社区居民反思追求自利最大化所付出的代价。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一场场“公地悲剧”, 个体理性下的自利行为难以获得建设资金、无法提升景区品质、社区贫富明显加剧。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重复博弈可以促成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经过多次重复博弈, 自利的个体追求的并不是在某一次博弈中的期望收益最大, 是在多次重复博弈中期望收益总和最大。人们从追求自己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转变到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再转变到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至此, 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实现了统一。
旅游业发展初期的禄充社区期待一种更好的发展模式。在这个选择过程中, 政府扮演了主导角色。1997年10月成立了禄充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正科级, 事业编制, 主要负责景区管理、规划、建设、服务等工作。管委会在景区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景点开发、景区经营管理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景区宰客现象得到遏制, 公共秩序明显改善。2006年初, 禄充风景区正式启动创建国家A A A A级景区工作, 从三个方面对景区进行了提升建设:一是完善景区服务设;二是规范景区管理体系;三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2009年2月2日, 禄充风景区荣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称号。这个标志性事件说明了个体理性的集合逐渐导致集体选择的理性, 而促进了景区的飞跃。
然而, 从1997年至2009年的10余年间, 代表政府的禄充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应有的职能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主要原因是景区的经营管理主要由村委会负责, 加之受到村民的极力阻挠, 管委会只好由成立之初的县政府派出机构降格为镇政府 (现街道办事处) 下设部门。回到个人理性来解释这个现象, 不难发现当禄充社区居民发现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可能会剥脱居民的决策权、可能会给居民的经营带上紧箍咒、可能会影响社区的经济收益时, 不管是作为个体的家庭或个人, 还是作为集体的社区, 就会出现抵制态度, 并采取保护现有利益的措施。
4 集体理性:禄充旅游发展后期的选择
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受到阻挠, 作为个体的居民更期待代表集体的社区能够有所作为, 能真正实现“社区的态度和行为实际是社区成员的集合表现”随着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 分散经营导致的投入高、效益低、缺乏竞争, 不利于管理, 以及资金缺乏, 难以形成规模经营的后果, 使社区意识到成立社区主导型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必要性。2009年云南澂江笔架山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由村民选举产生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并根据《公司法》规定设置了股权:50%为土地及自然资源, 算作集体财产;50%由村民自筹, 每股1000元, 以户为单位购买股份, 20股2万元封顶。非禄充村民小组的农业户口的个人均不得入股。2009年年底, 即公司初建之时, 村民有思想顾虑, 担心搞集体经济不可靠, 入股户数和金额都不多, 2009年当年仅筹集资金150万。
利益分配是个体和集体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利益分配通常包括提取公积金和支付股权分红。提取公积金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社区旅游产品的开发、基础设施的建设、市场推广等;二是建立社区的社会保障体系, 改善社区居民福利;三是培训居民参与旅游的技能、提高居民服务和经营水平。禄充笔架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将村民入股的资金大多投入到景区建设中, 截止到2013年总建设资金达到了1300万元, 主要用于抚仙湖沙滩建设, 从海南等地购买上等的白沙铺设了一片休闲娱乐的白沙滩;还用于修理新大街、下水管道、古树湾的建设。还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取缔临时餐馆、游船的补贴。当时在取缔游船的压力和阻力是相当大的, 个人经营的铁船折价收购费用就高达450万元, 收购后进行修理继续使用, 但归公司所有和经营管理。公司另外一项较大的支出是公司员工的工资支出和管理费用。公司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2009年聘用村民100多人, 2012年230多人, 尤其照顾村中残疾人就业, 主要从事水上娱乐销售员、景区绿化环保员、景区管理员等, 平均每年每人的工资收入达到1万多元, 因此每年公司的工资支出达到300多万元。同时自公司成立,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员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服务礼仪、游客心理、景区管理、普通话等。
支付股权分红, 2009年当年笔架山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筹集资金150万, 次年分红每一万元分得750元, 每人分得170元补助。看到收益的村民在2010年入股积极性大增, 2010年筹集存进股份资金390元, 次年分红每一万元分得2000元, 每人分得500元补助。2011年筹集资金670万元, 次年每一万元获得红利1500元, 且每人补助670元。2012年筹集资金930万元, 次年每一万元红利2000元, 且每人补助900元。
为了进一步研究居民对笔架山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态度, 我们做了专门的访谈:“我们是属于禄充笔架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 我们海滩上的工作人员有三个小组, 我是销售组的, 另外还有绿化组和综合组。我们销售组的主要任务就是销售水上娱乐项目, 主要有自行车、皮划艇、沙滩椅。我们销售小组也是分三个小组的, 我们每个组都有自己的任务, 每个月公司都会给我们制定任务, 因为我们每个组所处的地区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销售目标也不一样。公司给我们订的销售目标我们要是超额完成的话, 我们就会有销售奖金, 虽然公司订的销售目标比较高, 但是在旺季都能超额完成, 我们都能领到奖金。”另一位员工说:“其实我以前也是自己经营水上娱乐项目的, 以前都是自己赚多少就全部是自己的, 当然要是亏了也要自己承担。现在虽然是由公司经营, 我只是替他们打工, 但是我每年领的工资加上股票分红, 每年的收入也跟我自己经营的时候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现在要比较轻松一些, 因为我只要管销售就行, 不像以前自己经营的时候什么都要自己操心, 一天累得要死。现在挺好的, 我只顾销售就行, 下班了就回家, 睡觉都睡得很安稳, 不像以前睡觉都要担心会不会有人偷我的船, 睡觉都睡不安稳, 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这样。”这样的心理和态度表明社区居民零星的、各自为阵的决策方式转变为追求整体与个体利益均达到最优的集体决, 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 从长期来看社区主导的乡村旅游中社区村民的博弈具有从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变的机制和可能, 它反映了村民们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心理需求和内在驱动力。
5 结论
禄充风景区的发展历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早期阶段, 社区居民在个体理性之下的选择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却导致了环境、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中期阶段又遇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在统一过程中的碰撞与矛盾。最终社区个体还是选择了社区主导型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过渡。然而, 现实是股份公司的经营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还存在例如:管理层信任危机、缺乏科学管理、居民小农意识严重、分配不均等问题。社区居民的个体理性并不会因为股份公司的存在而消失或被替代, 因此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定个体理性, 而是要正确引导个体理性, 努力化解两者矛盾, 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的理性选择。
摘要：禄充风景区的发展历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早期阶段, 社区居民在个体理性之下的选择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却导致了环境、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中期阶段又遇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在统一过程中的碰撞与矛盾。该文借鉴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理论, 对禄充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选择进行分析, 并重点解读禄充笔架山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集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文章将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个人理性,集体理性,乡村社区,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刁文淇, 曹丽娟.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J].科学与管理, 2008, 28 (4) :92-93.
[2]陈明珍.个人理性利弊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4, 33 (3) :11-13.
[3]唐任伍, 刘立潇.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 2013, 336 (3) :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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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池静, 崔凤军.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的“公地悲剧”研究——以杭州梅家坞、龙坞茶村、山沟沟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 2006 (7) :17-23.
个体选择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2012年2月-2014年3月收治的93例行腹腔镜手术的胆总管结石患者为研究对象, 均通过影像学检查及实验室检查, 符合该疾病相关诊断标准, 被确诊为胆总管结石[3]。93例患者中男52例, 女41例;年龄20~71岁, 平均年龄 (50.3±2.2) 岁;中位病程 (3.3±1.4) 年。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历资料, 根据所行手术的不同分成A组 (n=44) 、B组 (n=30) 和C组 (n=19) 三组, 在一般资料对比上差异不显著 (P>0.05) , 具有可比性。本试验经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且患者知情同意。
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1) 符合胆总管结石诊断标准者; (2) 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 (1) 临床病历资料不全者; (2) 术后随访失联者; (3) 相关手术禁忌证者; (4) 合并严重脏器疾病或恶性肿瘤者; (5) 耐受性及治疗依从性不足者; (6) 精神障碍或意识不清者。
1.3 方法
所有患者均予以全麻, 使用“四孔法”建立气腹, 分离胆囊三角。A组给予经胆囊管探查取石术, B组予以胆总管交界处切开探查取石术, C组则给予胆总管切开探查取石+T管引流术。操作步骤均参考相关手术规范流程[4]。
1.4 观察指标
观察比对三组患者手术成功率、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记录其术程、出血量、住院时间、总费用等。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SPSS 17.0分析数据, 计量资料以±s表示, 行t检验, 计数资料以%表示, 行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手术指标对比情况分析
A组手术用时、术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分别为 (93.3±10.4) min、 (70.3±32.1) m L和 (4.2±1.1) d, 明显低于B组的 (125.5±20.3) min、 (87.9±34.2) m L、 (7.2±1.6) d与C组的 (159.7±24.5) min、 (121.3±37.3) m L和 (8.0±1.6) d, 组间对比差异明显 (P<0.05) , 三组手术费用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注:#与A组对比, P<0.05, *与B组对比, P<0.05, @与C组对比, P<0.05
2.2 手术成功率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分析
三组患者均获得100.0%手术成功率, 无1例中途变换治疗方案, 术后A组无胆漏及创口感染情况发生, B组胆漏2例 (6.7%) , 创口感染5例 (16.7%) , 并发症发生率为23.3%, C组胆漏2例 (10.5%) , 创口感染5例 (26.3%) , 并发症发生率为36.8%, 对比差异明显 (P<0.05) , 治疗结束后, A、B两组均无结石复发情况发生, C组复发1例 (5.3%) , 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注:#与A组对比, P<0.05, *与B组对比, P<0.05, @与C组对比, P<0.05
3 讨论
本研究为探讨胆总管结石患者腹腔镜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合理化选择, 选取93例胆总管结石患者为受试对象, 发现经胆囊管探查取石术的A组患者术程 (93.3±10.4) min, 术中出血量为 (70.3±32.1) m L, 术后恢复期 (4.2±1.1) d, 均明显优于给予胆总管交界处切开探查取石术的B组患者及给予胆总管切开探查取石+T管引流术的C组患者。笔者认为该术式用时短、出血量低且恢复快的主要原因与其创口小、可避免胆总管切开术复杂的手术流程, 利于患者预后提升等相关。曾志武等[5]也在其报告中得到类似结论, 其还指出, 该手术方案虽较另两种而言优势明显, 但仍存在无法有效全面探查肝总管以降低结石残留、适应证范围较窄 (仅适用于胆囊管直径>4 mm且结石粒径<20 mm的患者[6]) 等弊端, 需完成取石操作后二次确认胆总管内结石残留情况。若结石粒径较大且粒数较多 (超过2粒) 则需在医师指导下选择其他腹腔镜手术方案以获得理想清石效果。本研究还发现, 予以胆总管交界处切开探查取石术的B组患者在纳入研究的三种术式中, 术程、出血量及住院时间分别为 (125.5±20.3) min、 (87.9±34.2) m L和 (7.2±1.6) d, 均处于中等位置, 即低于C组且高于A组, 说明该种手术方案创口直径虽大于经胆囊管探查取石术, 但仍较胆总管切开探查取石+T管引流术存在明显优势, 因刀口小故安全性更高、术程较短, 对预防胆总管狭窄等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但此方案虽较A组术式适应证范围广, 但依旧仅适用于结石粒数不足5粒且粒径<10 mm的结石患者, 而且需满足胆囊管与胆总管呈非直角汇合情况[7], 手术禁忌证较多。陈武强等[8]也表明, 胆总管交界处切开探查取石术适用于结石少且粒径较小患者, 存在一定手术切面要求, 满足上述条件者可行此安全性较高、创口小、术程较短的手术方案清除体内结石。另外, 虽给予胆总管切开探查取石+T管引流术的C组患者在术程、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感染等方面均较其他两种术式落后, 但因其切口较大, 故探查、取石操作性更强, 清石率更高且无需二次探查, 虽术程更长, 但适用范围广, 除胆囊三角冰冻样粘连、十二指肠乳头结石嵌顿及胆道肿瘤[9]等三项手术禁忌证外, 无论结石粒径大小或粒数多少, 均可使用该术式进行治疗。
综上所述, 胆总管结石患者应根据自身病症情况选取最佳个体化治疗方案, 以此提高临床治疗有效性。
参考文献
[1]赵仕侠, 孙定, 肖晨光, 等.急性结石性胆囊炎合并胆总管结石的治疗策略 (附164例报告) [J].中国医师杂志, 2011, 1: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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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选择 篇7
资料与方法
2014年12月-2016年6月收治透析患者25例, 年龄70~87岁, 透析次数2~3次/周, 维持性血液透析时间6~12年。常规使用费森尤斯高通量透析器FX80进行透析, 在透析过程中连续出现低血压、心律失常, 排除干体重、口服降压药等其他干扰因素, 改用费森尤斯FX8透析器进行透析, 观察透析效果。
结果
18例患者第1次改用FX8透析器未发生低血压、心律失常症状, 7例患者使用2~4次后不再出现低血压, 心律失常症状。无效1例。经过调整, 干体重达标6例, 整体状态稳定后继续使用FX 80透析器治疗, 未发生低血压及心律失常等症状, 见表1。
讨论
病例特点:本研究中透析患者年龄偏大, 透析时间长, 没有改变其他护理干预, 单纯更改透析器的面积, 效果明显。
案例分析: (1) 随着血液透析技术的成熟,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病程得到有效的延长, 作为肾脏的替代作用, 并不能完全将有害物质排出。普通透析器对小分子透析效果较好, 而中大分子长年累月导致很多并发症的发生, 如皮肤瘙痒、肾性骨病、营养不良、腹腔胸腔积液、透析相关淀粉样变等, 逐渐影响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高通量透析可降低透析患者血清β2-MG、血清磷浓度, 改善透析患者的血脂代谢, 透析效果优于常规血液透析,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透析时间长、年龄大的透析患者各个脏器功能均衰退, 机体代偿能力差, 心血管功能稳定性下降。高通量透析使用的高通量透析器膜面积大, 通透性更强, 营养物质的丢失更多, 血流动力学的改变也更大, 部分患者在自身状态欠佳时不能适应这种改变, 突出表现为透析过程中血压下降, 心功能不能承受而发生心律失常。 (3) 高通量透析使患者心功能及血压发生变化, 导致脱水量减少、流量降低, 甚至回输液体, 提前下机, 透析后不能达到干体重, 加重心脏负担, 形成恶性循环, 严重的导致心包积液、腹腔积液,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甚至危及生命。 (4) 经过控制饮食、控制饮水、低温透析、补充维生素、增强营养等其他措施并不能达到改善透析过程中出现的心血管及低血压症状, 考虑患者年龄等因素, 改用透析膜面积小的FX8透析器。FX8透析器膜面积小, 患者透析依从性较好。对中小分子透析效果好, 营养物质丢失少, 对心血管功能差、血流动力学顺应性差的老年体弱患者有较好的效果。经过调整, 部分患者身体状态逐渐好转, 改用FX80透析器进行高通量透析, 患者未再出现低血压和心律失常等症状。2例患者仍不能适应高通量透析, 继续使用FX8透析器进行常规血液透析治疗, 2~3次/周, 生活能够自理, 尚未出现明显的并发症。
综上所述, 针对不同患者不同情况、不同时期使用适当膜面积透析器能够有效地改善透析血流动力学及患者依从性, 使患者增强血液透析顺应性, 达到干体重, 及时给予必要的护理干预后可以获得良好地身体状态, 产生良性循环, 能够更好地提高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采用适当的透析器顺应透析过程中, 要适当给予必要的干预, 增强营养, 调整机体状态。在状态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高通量透析, 能够避免因长期使用普通透析器引起的并发症。如果不能适应高通量透析, 应联合其他方式, 如血液灌流等清除大中分子, 有效改善并发症对患者的困扰, 合理使用药物, 定期检查各项生化指标, 做好钙磷代谢的监控, 提高睡眠质量, 改善排便困难等问题, 提高生活质量。
摘要：目的:探讨个体化选择透析器在维持性血液透析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收治高通量透析器FX 80透析后出现低血压、心律失常的患者25例, 给予常规透析, 观察透析效果。结果:18例患者第1次改用FX8透析器未发生低血压、心律失常症状, 7例患者使用24次后不再出现低血压、心律失常症状。结论:个体化选择透析器可以提高血液透析质量, 提高透析依从性,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个体选择 篇8
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还依然突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或市民相比,差距还很大,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对城乡二元结构转变和解决“三农”问题起作用的手段和措施很多,但主要还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稳定转移、向城市的根本性转移。目前我国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说法不一,“三农”问题著名专家崔传义研究认为,农村约有1亿~1.2亿富余劳动力[1];而著名的劳动就业问题专家蔡昉认为,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只有5 212万”[2];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8年2月27日)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当前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为5 248万人。另据有关权威部门预计,由于每年新增数百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要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至少需要50年时间,彻底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3]。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农村城市化的一般道路。尽管农村劳动力进城后,除了经商和自雇之外,其就业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些领域无非分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一般而言,个体工商企业或其他小企业由于工作不稳定、周转性(流动性) 大、工资低、工作环境差、晋升机会少等特点[4],虽然吸纳了不少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但从城市化角度来看,这种就业的不稳定性对实现农民工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作用甚微,这种进城就业方式不是本文考察的。本文考察的是农村劳动力如何进城及到正规部门就业,因为这种农民工最有可能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这是城市化的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途径是多样的,主要包括老乡或亲友介绍、当地政府统一组织、看到招工广告而来、劳务派遣机构组织、先进城然后通过中间机构介绍就业、进城后自己直接上门询问等几种。尽管内地许多地方政府都在着力“劳务经济”,积极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城市输送,但政府有关部门和许多学者的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多数仍选择老乡或亲友介绍这种途径。尽管通过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主要是基于对熟人的信任,以及由于能从熟人那得到相对较多的就业信息,从而降低进城就业的职业搜寻成本,但是,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进城就业的途径,存在明显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带来的弊端:一是不能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即缺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缺乏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组织和指导;二是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缺乏就业信息,加大了外出务工的成本和风险,加剧了流动与稳定的矛盾[5]。那么,除了基于对熟人的信任和预期降低职业搜寻成本之外,一定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通过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而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个体特征因素的哪些方面又会对这种就业途径的选择产生影响呢?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2 文献回顾
从已掌握的文献来看,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或多或少会关注到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因素、转移意愿等问题,但仅仅把它作为其中一个分析点包含在整个研究内容中,比如王文信等通过对安徽阜阳农村的调查而对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认为,农民工流动就业最重要的依赖因素不是个人较充分的人力资本,也不是充分的金融资本, 而是社会网络,充分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本,一方面能够减少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成本,另一方面,一旦他们陷于失业或遇到其他困难,他们往往在当地老乡、亲友中寻求帮助[6]。刘梅等在分析贫困农户外出就业时发现,农民外出就业的组织方式以自发为主,劳务市场和政府组织薄弱,农民外出就业的组织方式具有明显的自发性[7]。胡必亮通过调查也发现了“关系”对于农民外出务工的作用[8]。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课题组在调查中也发现,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通过亲友、熟人介绍外出的占绝大比例[9]。程名望等在对农民进城务工进行性别差异实证分析时提出,农民工有了进城意愿,但如果农民工进城的途径不流畅,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和质量将受到影响[10]。程名望等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随着城镇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进城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对进城途径的选择也越来越理性,进城途径也越来越流畅[11]。在农民工进城的诸途径中,“随工头进城”等传统途径逐渐衰弱,“自己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民间中介机构”的作用日益增强。李旻等在分析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时,发现从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方式看,平均一半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是通过亲属介绍加入到打工的行列,通过政府组织或中介组织介绍的非常少;外出打工的男性劳动力表现出类似的规律,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多的是靠自发组织和通过亲属介绍实现的[12]。刘妍等在对南京市外来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差异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借助“同学、朋友、家人、同乡等帮助”找到工作的外来农村劳动力占总人数的53.85%,而351个被调查者中通过政府安排就业的仅1人,通过中介就业的仅12人,说明地缘和血缘关系在劳动力转移及就业中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各类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较低[13]。刘养洁在分析山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指出,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劳动信息网络,农村劳动力决定外出去向的主要依据是舆论导向或他人介绍等非正式劳动供求信息渠道,农村劳动力自发迁移比重较大,组织化程度低[14]。黄祖辉等在调查农民工流动动机的基础上,也调查了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发现大部分农民工是依靠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网络寻找工作[15]。
对于在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资本,蒋乃华等认为,至今仍没有统一的概念,代表性的学说有“资源说”、“能力说”和“资源要素说”,三种学说在不同的层次,都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但同时又都指出社会资本必须通过社会关系这个载体[16]。社会资本不是社会关系网络,也不等同于社会网络中嵌人的社会资源,由于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具体性,很难找到恰当的指标进行量化。
从现有的文献看,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的研究极少,有关农民工进城途径的调查数据都是在作其他方面的研究时作为其中一个变量提出的,并非主要研究内容,特别是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本文旨在通过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从事工资性收入的职业)途径选择的个人因素分析这一视角,探索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规律,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同时在实践上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进城就业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3 研究假设、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3.1 研究假设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途径主要包括老乡或亲友介绍、当地政府统一组织、看到招工广告而来、劳务派遣机构组织、先进城然后通过中间机构介绍就业、进城后自己直接上门询问等几种,但众多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途径都是“老乡或亲友介绍”。为此,笔者的研究假设主要围绕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是否选择“依靠老乡或亲友介绍”来设计。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个体因素、政府、厂商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等,但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劳动者个体特征视角,分析个体特征中哪些特征对进城就业途径选择产生影响,至于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只能留待今后再深入研究。理论分析认为,影响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务工经历等几个方面。为此,笔者作如下几下假设:
1)性别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途径选择有影响,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依靠老乡或亲戚朋友进城就业。根据常理,一般认为,进城就业途径的选择具有性别差异的特点。女性由于自己的性别特点,一是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二是本身比较胆小,“单独外出打工总是充满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无形中加大了她们外出就业的心理成本”[17],因而更不敢冒险“自己进城找工”,而倾向依靠社会网络的力量引导自己进城就业。相比较而言,男性进城的人身安全担心比女性更小,意志上也相对更坚强,更能经受事业失败的打击,因而在比例上与女性相比有更多的人选择自己进城找工,更不会依赖老乡或亲戚朋友的带领和介绍。
2)年龄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影响。一般分析认为,年青人由于刚从学校出来,社会阅历不多,社会经验不丰富,加上年轻人习惯群体性活动,因此比年纪大的人更倾向选择依靠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相反,年龄越大,社会阅历越多,独立性越强,越可能选择独自进城找工。
3)文化程度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影响。一般分析认为,文化程度越高,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就越多,信息搜寻、信息获取、信息辨别、信息接受等方面的能力越强,信息来源渠道越广,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也越强,因此,越倾向选择“通过政府统一组织”和“看到招工广告而来”这两种途径进城就业,而更不会依赖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相反,文化程度越低,信息获取能力和职业搜寻能力越低,越依赖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
4)婚姻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影响。根据常理,已婚者比未婚者有更广阔的社会关系,即已婚者比未婚前多了一层配偶方的社会关系,如男方多了妻子方面的邻居和亲戚关系,同样,女方也多了丈夫方面的邻居和亲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已婚者比未婚者在同等条件下有了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因此更有可能利用这一信息渠道和社会关系进城就业。所以可以认为,已婚的农村劳动力比未婚的农村劳动力更有可能选择老乡或亲友进城就业。
5)进城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影响。从理论上说,有进城务工经历者对社会关系在就业中的作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再次进城就业更倾向选择依靠已经在城里就业的老乡或亲友介绍;相反,没有进城务工经历者,对在城市择业的困难程度缺乏感性认识,或许相信自己的能力和运气,因此,更有可能自己先进城后找工,而不是依靠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
3.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2009年8月笔者对福州市部分企业农民工的随机抽样调查,被调查的企业涉及化工、纺织、超市、酒店、竹类加工等行业。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收回442份,有效问卷435份,有效问卷占回收问卷比例为98.4%。从被调查者的回答来看,这些农民工主要来自重庆、四川、贵州、湖南、陕西、安徽、湖北、河南江西以及福建本省等省(区、市)。对于“您是怎么来这个企业(或单位)务工的”的回答,66.2%的被调查者选择“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的”。
3.3 样本的统计描述
调查样本的个人基本特征见表1。此次调查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帮助,向本企业农民工集中的车间或班组发放问卷,由于问卷数量较大,而调查员人手有限,因而无法确保填答问卷的企业职工百分之百为进城农民工,可能有个别是大中专甚至研究生学历的应届毕业生直接从学校进厂就业的,为了保持所搜集数据的原始性和真实性,表1对所搜集的数据特别是“本科”、“研究生”人数未作任何技术处理。
数据来源:笔者2009年8月在福州部分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
4 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个体特征的实证分析
4.1 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
因为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选择的途径都是“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而选择其他途径(包括“政府统一组织”、“看到招工广告而来”、“职业介绍所介绍”、“劳务派遣机构组织”、“自己直接上门询问”等)所占比例总体偏低,因此,本研究选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在对因变量“进城就业途径”进行定义时,把回答“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的设为1,回答选择其他途径的均设为0。因变量用w表示。而把自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务工经历”分别定义为X1 、X2 、X3 、X4 、X5 (见表2)。这样模型便为:
logit(w)=a+bx1+c1x21+c2x22+c3x23+c4x24+d1x31+d2x32+d3x33
+d4x34+d5x35+ex4+fx5
a表示常数项,b、c、d、e、f分别表示各自变量的系数。
4.2 统计结果
本研究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把自变量与因变量等所有变量都导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运用向前条件逐步回归。
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出相应回归结果,见表3、表4与表5:
a Variable(s) entered on step 1: X32.
b Variable(s) entered on step 2: X31.
a Based on conditional parameter estimates
4.3 统计结果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12个自变量中只有“文化程度是否是小学或小学以下(X31)”及“文化程度是否是初中(X32)”这两个变量进入了模型,其回归系数分别为1.354和1.256,标准误分别为0.395和1.256,显著度分别为0.001和0.000,小于0.01,表明该变量
a Residual Chi-Squares are not computed because of redundancies.
在模型中极为显著,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务工经历”等的显著度数值都很大,表明在模型中很不显著,几乎没有解释力,因而被模型剔除。因此,实际模型为:
logit(w)=-0.398+1.354x31+1.256x32
(0.001) (0.000)
通过调查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及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均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结果没有支持相应的假设。传统理论认为,性别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女性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更易于倾向选择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但在此并未获得模型估计结果的支持,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现代女性文化水平较以往已获得较大的提高,自身安全防范的知识和能力也相应提高,因而对结伴出行及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的依赖性有所降低;年龄对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没有得到验证,其可能的解释是,在中国这一人情化的社会里,即便还在学校的年轻人都明白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成就一件事情所起的作用,因此年龄因素不构成影响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因素;传统理论分析认为,已婚者比未婚者拥有更广的社会关系,但这一理论未通过模型估计结果的检验,表明因婚姻而多出一层的社会关系在就业途径选择影响方面并不明显。另外,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对进城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实际影响不大,这跟年龄因素具有相似的特点。模型显示,只有文化程度这一变量进入模型,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存在显著影响。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是多样的,但多数人还是选择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的方式。理论上说,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选择“老乡或亲友介绍”的个人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外出务工经历等,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这些个人特征中只有文化程度对是否选择“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这一进城就业途径影响显著,而其他个人特征并没有得到模型估计结果的支持。而且这一估计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低,对通过老乡或亲戚朋友介绍进城就业的依赖性越强。其他描述性统计数据也显示,文化程度越高,通过“政府统一组织”这一途径进城就业的比例越高。这说明,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认识到政府在组织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中的作用,从而减少对老乡或亲友介绍进城就业的依赖。
农村劳动力如果能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职业技能培训,获得相应的技能证书,并通过政府的统一组织,到劳动力需求城市从事工资性收入的职业,不仅能增加个人收入,而且还能提高就业稳定性,并且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劳动合法权益。对于努力打造劳务经济的内地一些省份的地方政府而言,要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文化质素,增强农村劳动力参加政府组织的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从而减少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