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保护

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保护（精选十篇）

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保护 篇1

会计信息作为一种信息集合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透过企业的会计信息能够对企业当前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以及风险有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因而, 会计信息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在资本市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为了考察管理层是否勤勉尽责,股东需要依据企业的会计信息来做出判断,因而会计信息有助于缓解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者的决策效率,引导资金向会计信息较好的企业流 动(Healy and Palepu, 2001;李青原,2009)。在信贷市场,债权人依据会计信息质量及时甄别企业的真实运营情况,衡量信贷风险,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刘浩等, 2010)。因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利于提高投资者、债权人的决策效率。

然而,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并不仅局限于投资者、债权人,对于利益相关者的供应商而言,在现有的供应链活动中,企业的销售依赖于客户,特别是现有的商业活动采用赊销模式,未来企业的账款能否回收、回收多少,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若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高,一方面,其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均有保障,企业的风险也相应可控,未来供应商的货款则有所保证,供应商也倾向于采用赊销的方式;另一方面,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Francis et al., 2009;Fabbri and Meniehini,2010),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为商业信用的偿付提供保障。若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差,企业无法获取信贷资源为未来商业信用偿还提供保障。因而,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影响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决策。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会计信息影响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决策,然而现有的商业信用研究对此却忽视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现有关于商业信用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宏观层面主要基于货币政策(Kashyap et al.,1993;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金融发展(余明桂和潘红波,2010;胡泽等,2013),微观层面主要从产品市场竞争(Giannetti et al.,2011;张新民等,2012)、审计质量 (陈运森和 王玉涛 ,2010)、内部控制(郑军等 , 2013)、关系网络(Chen,2015)等视角,但这些研究主要从外围检验了商业信用存在的原因。不可否认,外部环境会影响供应商的决策,但企业自身的情况则是供应商在作出商业信用决策时应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选择会计信息这一视角来试图回答供应商提供商业信用的原因及其考量因素。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法与金融”强调了制度对契约的决定性影响(La Porta et al.,1998)。 作为契约集合的会计信息如何发挥决策效率诚然离不开制度环境对其契约集合的影响。尤其在地区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樊纲等,2011),外部的制度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信息契约的有效性,进而影响会计信息对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决策。因而,在前述检验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将会计信息对供应商商业信用决策的影响嵌入到外部制度环境中。地区经济的差异导致各地区法律保护环境发展相对不均衡,使得司法制度对个人财产保护的力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La Porta et al.,1999)。在法律保护强的地区,良好的市场决策机制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行政干预,有利于保护契约的签订和执行,使得商业活动双方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部的商业决策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因而在法律保护强的地区,外部利益相关者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同时,商业信用作为一种外部融资形式,其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企业所处的社会信任环境(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刘凤委等,2009),尤其对于供应商而言,在提供产品而给予赊销的情景下,供应商的账款回收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因而在缺乏有效的保护制度环境下,商业信用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也离不开彼此间的社会信任。那么法律保护制度、社会信任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是何种关系呢?现有研究并未给出回答。因而,在前述检验基础之上,本文从正式的法律制度环境和非正式的社会信任两个角度检验制度对会计信息与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考察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对供应商商业信用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决策依赖于企业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越高,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越多。且在法律保护强和社会信任高的地区,良好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产生一种外部保护和替代机制,能够替代会计信息的商业信用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属性和垄断地位能够替代会计信息的商业信用决策,供应商的信用决策对非国有企业和竞争性行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更高。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制度层面理解会计信息的商业决策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作为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决策理应离不开会计信息,一方面,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向外界传递一种信号,有助于供应商做出是否给予赊销的决定,如果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高,未来的盈利能力有保障,从而供应商的赊销资金能够有效的回收,因而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对供应商而言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机制。另一方面,会计信息质量越好,也有助于企业获得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的认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资本市场上的资金越向质量好的企业流动(Healy and Palepu,2001;李青原,2009),减少了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而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越好,未来违约的风险越小,也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刘浩等,2010),从而为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决策提供有力的保障。因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企业获得供应商的认可,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 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了供应商的决策效率, 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

虽然会计信息质量能够影响供应商的信用决策,但会计信息作为一种契约集合离不开信息所处的环境。同时,商业信用决策属于一种融资活动, 其能否有效执行离不开外界的法律保护环境。在司法保护制度比较弱的地区,外部的商业活动缺乏有效的保护,企业间的纠纷很难通过有效的司法保护来解决(Chen et al.,2006;陈信元等,2009),而且政府的行政干预力量扰乱了正常的司法制度,增加了企 业间的诉 讼成本(Clarke,1996;Djankov et al.,2003),因而使得商业信用决策更倾向于选择有偿债能力的企业。此时的会计信息能够有效地传递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如果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好,未来的盈利能力有保障,从而使企业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偿还债务,确保商业信用的偿还力。而在司法保护制度完善的地区,外部的司法制度能够有效地约束契约双方,而且司法环境越好, 企业间的商业活动越能够有效地得到保护,因而, 司法制度的完善有助于缓解供应商对企业会计信息的需求,从而减弱了会计信息的作用。基于此, 提出假设2:

H2:相对于法律保护强的地区,在法律保护弱的地区,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决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需求更高。

作为企业商业模式的商业信用,其能否有效实施也离不开企业所处的社会信任环境。基于社会信任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有助于交易双方的协作交流、减少交易成本,有助于企业间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在社会信任高的地区,彼此的社会交流能够替代正式的契约,从而保证商业活动的进行(Dearmon and Grier,2009;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当社会信任程度高时,声誉惩罚机制能够约束合约双方对契约的执行与保护,若合约一方违反契约,彼此间的社会网络会采取强大的措施对违约方进行制裁,这样违约同时也会被其他利益相关者给予反应,因而,在社会信任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事后的声誉惩罚机制能够约束契约双方,为了避免无效率的声誉损失,契约双方会积极的执行契约。因此,基于社会网络的声誉机制,供应商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的需求将会随之降低,为避免未来声誉惩罚机制带来的负面效应,企业也对商业信用进行偿还。 而在社会信任低的地区,彼此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信任,声誉惩罚机制难以对契约双方产生约束力, 为了降低未来违约风险,保障资金的可回收性和安全性,供应商在做出相关决策时,会要求企业提供有效的保障,以期保障未来的还款能力(刘凤委等, 2009),因而,在社会信任低的地区,供应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需求更高。基于此,提出假设3:

H3:相对于社会信任高的地区,在社会信任低的地区,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决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需求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3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剔除金融行业、ST、PT类样本以及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0 232个有效样本。

本文微观企业数据来自CSMAR及wind数据库。法律保护数据来自樊纲编写的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由于该指数仅到2009年,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将2010、2011、2012、2013的数据用2009年的数据来代替。社会信任数据来自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调查问卷。最终控制人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其余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同时,对连续变量上下1%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为检验本文前述假设,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

1.被解释变量:商业信用TC

本文主要考虑企业基于供应商关系获得的商业信用,因而采用第t年末(应付账款+应付票据)/ 总资产作为商业信用TC的替代变量。同时,商业信用的提供涉及到行业差异,本文也用行业调整后的商业信用TC_adj来进行衡量。

2.解释变量:会计信息质量AIQ

本文主要采用会计盈余质量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算具体的盈余质量,经过测算取得可操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该值越大表示会计盈余操纵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为了理解方便,本文将会计盈余的相反数作为会计信息质量AIQ的替代变量,该值越大表示会计信息质量越好。

为检验不同制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影响,本文分别从正式制度——法律保护,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两个方面进行检验,并按法律保护和社会信任高低分组检验。

3.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商业信用的影响,选择如下控制变量:财务杠杆Lev,等于总负债/ 总资产;经营活动现金流CFO,等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总资产;资本投资Invest,等于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股权投资与出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股权投资之差/总资产;盈利能力ROA,净利润/ 总资产;成长性Growth,销售收入增长率;银行借款Bank,等于长期借款与短期借款之和/总资产;抵押能力Captial,固定资产净额/总资产;产品市场竞争能力HHI,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作为测量指标;市场地位Position,企业年度销售额占本年度行业内所有企业销售总额的比率;货币政策MP,参考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选择2007、2011、 2012为货币紧缩年度;上市年龄Age,上市时间取对数处理;公司规模大小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同时,在模型中控制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由表1可知,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约占企业总资产的12.2%,说明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成为其在产品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不同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存在明显的差异,最小值为0.2%,最大值约占企业总资产的一半,这也说明,企业自身具有强大的能力利用其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获取商业信用,本质上也体现了企业自身的一种战略,但企业的这种商业战略是否与自身会计信息相关仍有待进一步检验。采用行业调整后的商业信用均值为0,中位数为-0.016,说明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约一半的公司低于行业均值,行业内公司商业信用获取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

1为了在这里理解会计信息质量,我们描述性分析时采用取相反数之前的,在后文的回归分析中我们采用了绝对值的相反数来代替。

注:Robust-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1, ** p<0.05,*** p<0.01,并在公司层面聚类调整。

(二)实证结果分析

1.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

为了检验会计信息对供应商商业信用决策的影响,本文采用模型(1)对假设1进行检验。表2报告了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回归结果。由表2可知,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显著正相关,并在1%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会计信息质量越高,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越多,这说明好的会计信息有助于提高供应商的商业决策。采用行业调整后的商业信用,结果一致。这是因为,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未来的偿债能力越强,违约风险越低,而且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降低了未来企业的商业信用偿债风险,从而为企业未来的商业信用兑付提供保障。

2.法律保护、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

为检验正式制度法律保护环境对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的影响,按照法律保护环境高低分样本检验。表3报告了制度、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的回归结果。由表3第(1)~(4)列回归结果可知,在法律保护弱的地区,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TC和TC_adj)显著正相关,而在法律保护强的组,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的关系不再显著。通过Chow检验可知,法律保护强、弱两组中会计信息质量的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下同)。这说明在法律保护弱的地区,会计信息质量是获取供应商商业信用的重要保证,较高的会计信息质量说明企业有较强的财务能力保证未来的还款。而在法律保护强的地区,会计信息质量并非供应商提供商业信用所必须的,外部良好的法律保护环境替代了会计信息的作用,因而有助于获取更多的商业信用。这说明,正式的法律保护机制能够替代会计信息在商业信用中的决策作用,加强外部的法律保护有助于企业契约的有效执行,能够弱化违约风险,促进合约双方的履约职责。

3.社会信任、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

为检验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对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的影响,按照社会信任高低分样本检验。由表4第(5)~(8)列回归结果可知,在社会信任较低 的组,会计信息 质量与商 业信用(TC和TC_adj)显著正相关,而在社会信任较高的组,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的关系不再显著。这说明在社会信任较低的地区,会计信息质量是获取供应商商业信用的重要保证。而在社会信任较高的地区,会计信息质量并非供应商提供商业信用所必须的, 在社会信任程度高的地区,彼此间的社会信任合作替代了会计信息的作用,因而有助于获取更多的商业信用。这说明,基于彼此间的社会信任能够替代会计信息在商业信用中的决策作用,社会信任有助于契约的签订和执行。

注:Robust-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1,** p<0.05,*** p<0.01,并在公司层面聚类调整。

(三)进一步分析

1.产权性质的差异性:国有vs非国有

尽管上文从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制度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的关系,但不同产权性质下两者关系有何变化是不能忽视的问题。表4报告了产权、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的回归结果。由表4可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均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通过计算边际效应发现,获得同样的商业信用,供应商对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更高。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性负担,即使其未来不能承担偿还能力,作为背后的终极控制人——政府也会给予救济和扶持,因而政府为国有企业的商业信用无形中提供了信用背书和担保。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一般处于垄断地位,其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商业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Zhang et al.,2014),因而供应商对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相对较低。由于商业信用的偿付需要大量的资金,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的现金流风险,而非国有企业多面临融资约束,其未来偿还能力充满风险,弱化了企业的偿债能力。 因而,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未来面临众多不确定性,为了保障未来还款能力、减少违约风险,供应商对其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相对更高。

注:Robust-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1,** p<0.05,*** p<0.01,并在公司层面聚类调整。

2.行业特征的影响:垄断vs非垄断

基于商业信用的买方理论,当供应商的客户处于强势地位和保护较强的行业时,供应商此时处于较弱的地位,此时供应商的谈判能力相对较低,在面临仅有的少数客户群体时,供应商对其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也会较低。因此,本文按照是否属于垄断行业分样本进行检验。由表4可知,在垄断行业中,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的关系并不显著;而在非垄断行业中,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垄断行业所处的地位, 增强了自身的议价能力,使供应商降低了对其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而在非垄断行业中,产品市场竞争降低了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行业垄断地位,使企业更多的被供应商所影响和把控,为了获取商业信用,供应商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也越高,因而,对于非垄断行业,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其获得商业信用的必备条件。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采用如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测试:(1)采用DD模型计算会计信息质量替代Jones模型计算的会计信息质量;(2)采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重新计算商业信用,并标准化处理;(3)采用制造业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采用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前述结论仍成立,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限于篇幅未报告)。

五、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考察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对供应商商业信用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决策依赖于企业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越高,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越多。在法律保护弱、社会信任低的地区,供应商的信用决策更加依赖于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而在法律保护强、社会信任高的地区,良好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产生了一种外部保护和约束机制,有助于契约的履行,使供应商的信用决策降低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无形信用背书与担保,供应商的信用决策对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更高;由于垄断性行业的强势地位,供应商的信用决策减少了对其会计信息质量的需求。本文基于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考察了企业会计信息在商业活动中的决策作用,并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两个视角探讨了制度对会计信息质量与商业信用决策的影响,丰富了会计信息决策及制度这一研究领域成果,有助于从制度层面理解会计信息的商业决策机制。

本文的启示是,一方面,企业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应提升自身的会计信息质量,以期提高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效率,而且良好的会计信息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和商业信用,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努力推进法治进程,完善司法保护环境,以期为微观企业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促进商业活动的有序开展和公平竞争。

摘要：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考察了企业会计信息对供应商商业信用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决策依赖于企业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越高,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越多。且在法律保护强和社会信任高的地区,良好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产生一种外部保护和替代机制,能够替代会计信息的商业信用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属性和垄断地位能够替代会计信息的商业信用决策,供应商的信用决策对非国有企业和竞争性行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更高。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从制度层面理解会计信息的商业决策机制。

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保护 篇2

上海大学法学院 01级研究生 沈冕成

【摘要】：随着我国入世后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许多运作对于个人数据的依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何能使这些花费巨额成本收集的个人数据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应，已经成为当前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作为个人数据拥有者所热衷探讨的课题。然而伴随这一课题同时值得重视的又极易被忽视的，就是如何在收集、加工、使用这些个人数据的过程中保护数据提供者个人隐私不受侵害。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个人信息数据作进一步开发利用是必然的趋势，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必须同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重视。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一方面使得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现代信息化手段得以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又能使作为其管理和服务对象的个人隐私得到切实的保护，已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然而当前我国对于这个问题的立法和制度建设都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写作的目的也仅仅是抛砖引玉，为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做一块铺路石，为立法者与制度建设者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论合同信赖利益的法律保护 篇3

关键词：信赖利益；性质；法律规定

一、信赖利益的概念

探讨信赖利益的保护，首先要明确，何谓信赖利益。正如学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一样，关于信赖利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可供参考，并且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也有不同理解。研究信赖利益，首先要对信赖利益的概念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一）信赖利益在英美法系中的含义

关于信赖利益，最早的表述是1936～1937年福勒和他的学生帕迪尤在《耶鲁法律杂志》上发表了《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的长篇论文，这篇论文开创了新的理论。福勒和他的弟子在这篇论文中对原有的旧理论做出了突破，提出了信赖利益的概念，他们认为，在人们缔约的过程中，缔约人对对方有信赖利益，并且按照信赖的预期来进行行为，如果有其他事件发生，使对方为此遭受了损失，那么他就应该赔偿遭受损失一方，这就为当事人提供了新的赔偿方式。在福勒之前并没有信赖利益的概念，关于受到这类损失赔偿主要根据约因理论处理，并不科学。信赖利益的出现，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创新，而且对于该类利益的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福勒的理论知识涉及到了信赖利益，并没有对信赖利益进行明确的定义。

（二）信赖利益在大陆法系的含义

大陆法系关于信赖利益的研究也颇有成果，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论，合同利益分为三个部分，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和维持利益。并将其中的信赖利益归结为一种消极的利益。大陆法系对信赖利益的保护主要侧重于对缔约之前的利益状态的保护，而不是合同履行后的状态。这种保护主要存在于缔约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基于对对方的信赖，改变自己的处境，或是交付财物，或是履行了某些行为，從而使得自己的处境与实施行为前相比，变得更为不利，换言之，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这时另一方应当向受损失一方给予赔偿，此赔偿，即为信赖利益。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大陆法系关于信赖利益，也是理论层面的，并没有给出信赖利益的明确的定义

二、信赖利益的性质

信赖利益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关于信赖利益的性质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并且学界对此有着多种观点。关于信赖利益的性质，主要有四种学说。

损失说。这在大陆法系国家占据了主流地位，该观点认为信赖利益是一方相信对方会按照订立合同的约定进行行为，自己并因此做了准备，或是交付了财物，或是履行了行为，但是由于某种事实的发生，致使合同不能成立，自己的付出不能收回，对自己造成了损失。该学说主要是在无过错方付出却未得利益的角度来说，认为信赖利益是一种损失。

利益说。该学说认为，信赖利益是相信合同成立后能够获得的利益。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对合同肯定都有预期，预测合同成立、履行后自己将会得到哪些利益，再考虑清楚之后，才会与对方进入合同的订立阶段。因此，当合同一方当事人为了合同成立而改变自己的处境，然而合同因某种事实的发生不能成立时，该当事人的预期利益不能实现，故认为信赖利益的本质是一种利益。

权利说。该学说认为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享有两项权利，即基于对对方的信赖，现有利益不受侵害，将来利益期待可得的权利。总体来说，缔约双方基于信赖与对方签订合同，双方都有按照对方信赖内容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从此角度来说，信赖利益是一种期待的权利。

处境变更说。该说从福勒的理论出发，认为信赖利益是一方基于对对方的信赖，从而改变自己的处境。例如房屋买卖，买方认为卖方有房屋所有权而与其订立合同，然而卖方无权处分，由此错过与其他卖家订立合同的机会，这种场合信赖利益是指恢复至原先的处境利益。

三、我国关于信赖利益的法律规定

我国的信赖利益保护的规定，并不成系统，只是零散的存在于相关的法律规范中。在我国《合同法》颁布之前，《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款成为大量无效合同处理的依据，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表述，也可以看作是关于信赖利益的规定。在该条款中，明确规定了缔约过程中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后，无过错一方的信赖利益受到损害，对方应该对此进行赔偿。

《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第47条、第48条和第51条的规定，列举了合同不成立、被撤销、无效和无权代理等情形下合同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在这些情形下，合同相对人并无过错，只因为发生了自己没有预料的事件，使合同目的不能达到，此时无过错一方的信赖利益受损，应当被赔偿。

四、结语

我国的信赖保护制度并不成系统，并且对于信赖保护利益的基本内涵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处理有关案例时，只能根据几个法律条文，这对于当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不利。因此应当完善信赖利益保护体系，明确其内涵，在理论和制度上为其增加新内容。明确损害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这样，当信赖利益受损时便有成熟的理论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支持，更好的维护无过错方的信赖利益。

参考文献：

[1]冉克平.《缔约过失责任性质新论》.河北法学，2010-28.

[2]魏振瀛.《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版，第163-167页.

[3]魏振瀛.《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版，第433-440页

论胎儿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 篇4

一、胎儿的法律地位

要想取得法律上的利益, 首先要成为法律上的“人”。法律赋予该“人”以权利能力, 保护其相应的利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关于“出生”的标准, 民法理论上有多种观点, 主要有阵痛说、一部露出说、全部露出说、啼哭说、独立呼吸说[1]。我国采用的是一个医学上公认的标准, 就是胎儿全部脱离了母体, 并且可以独立自主的呼吸, 实际上就是独立呼吸说的观点。那么在我国, 除了法律的在遗产继承领域的有限规定外, 对于尚在母亲腹中的胎儿, 由于其不具有权利能力, 当其利益受损时并不能获得法律的充分保护, 即胎儿不是法律上的“人”[2], 这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带来了困难。以发生在1999年苏州的死者遗腹子利益保护案为例, 肇事者除了赔偿死者家属的丧葬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费用外, 是否应该赔偿损害发生时已受孕但尚未出生的胎儿的扶养费, 引发了审理法官之间的争论, 该争论的实质是该遗腹子能否是死者生前的被扶养“人”。由于我国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仅仅体现在继承法领域的两个条文中, 缺乏判决支持赔偿该遗腹子的扶养费的法律依据, 但是虽然该遗腹子尚未出生, 但是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 对其利益不保护是不合理的, 这难以使得胎儿出生后的生活得到保障, 最终法院本着公平正义之精神, 突破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支持了遗腹子扶养费的赔偿。这个判决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由于其于法无据, 当其他地区的法官不愿作出这样大胆尝试时, 可能就会作出相反的判决, 相似的案件, 不同的判决, 最终会造成法律和司法机关的尊严的丧失。

众所周知, 胎儿在出生以前在物质形态上属于母亲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胎儿是否具有独立于母体的利益呢?我认为是有的。虽然在通常情况下, 母亲的利益与胎儿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有时也会有所冲突, 比如母亲的堕胎行为, 这构成了母亲身体自决权利与胎儿存货权利之间的尖锐冲突。因此我们应该承认胎儿独立的法律地位, 这个观点是被理论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

在实践中, 已经有国家以立法的方式赋予了胎儿以“权利能力”, 对胎儿利益进行充分保护, 如瑞士, 我认为该种立法规定是合理的, 因为当代社会, 所有活着的人都是有权利能力的, 虽然胎儿还没有出生, 但是他是每个人生命的起点, 是每个自然人必须经历的阶段, 因此每个自然人的胎儿时期也应当有权利能力[3]。我虽然推崇赋予胎儿权利能力, 但遗憾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赋予了胎儿以权利能力, 同为胎儿, 利益受到保护的程度和力度却各不相同, 这与民法人人平等的精神是相背离的。

二、胎儿法律地位的立法主义

胎儿的发育是非常缓慢的事情, 但出生却从来都是瞬间之事, 正所谓“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是各国法律的通行规定, 因此未出生的胎儿不能成为民事主体, 但为了保护将要出生的胎儿的利益, 世界各国都对此进行了特殊的规定, 当前世界上关于胎儿法律地位的立法主义有:

(一) 绝对不保护主义

绝对不保护主义, 否认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 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 如我国。这种立法主义存在的问题, 在上文已经有所阐释, 采取这种立法主义, 将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困难, 而且胎儿的利益得不到有力的保护, 只有少数国家采取这种立法主义[4]。

(二) 个别保护主义

个别保护主义原则上不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但是允许例外的存在。即在某些例外的情形下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如法国、德国在继承领域给予了胎儿以权利能力。由于“个别保护主义”是在例外情况下给与胎儿以权利能力, 该立法势必只能采用在法条中列举情形的方式进行, 而列举是不全面和有限的, 这种立法主义治标不治本, 其不能从根本上保护胎儿的利益。

(三) 总括保护主义

总括保护主义将胎儿拟制为法律上的自然人, 使其有民事权利能力, 在利益受到侵害时, 胎儿有权对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胎儿必须出生是活体[5]。就总括保护主义而言, 还可分为两种立法模式:第一是胎儿出生前并不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 但是如果其能够完全活着出生, 则认为胎儿溯及地取得权利能力[6];第二是胎儿在出生前承认其已经取得权利能力, 但是如果未来没有活着出生, 则认为胎儿溯及的丧失权利能力[7]。

我较为赞同的是总括保护主义, 因为其承认了胎儿为法律上的人, 明确给予了胎儿以民事权利能力, 在胎儿利益保护方面, 与前面两种立法主义相比显得较为有利和周延, 弥补其他立法模式的缺陷和不足, 与民法保障人权的理念保持了一致, 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解决了法院面临的审理困境, 并且该立法主义可操作性最强、最能有效保护胎儿利益。

三、胎儿应受保护利益范围分析

胎儿利益是一个多维度、立体的概念, 我们可以从多个视角理解胎儿利益。从发展的角度看, 胎儿利益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 胎儿一直是法律上的弱者, 没有受到过公正对待, 他没有权利能力, 不是法律上的“人”, 利益受到侵害也无处申诉。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 法律中“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人们更多的关注起生命的延续, 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才真正实现了突破。从道德意义上理解, 胎儿利益是一种理念。胎儿利益是胎儿个体的利益, 是每个胎儿都应当拥有的利益。

在确定胎儿利益的范围时, 我们需比照自然人的权利进行分析, 在这过程中, 我们应当注意到胎儿这一群体的特殊性, 胎儿毕竟尚未出生, 赋予它跟自然人一模一样的权利会显得不切实际甚至荒谬,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胎儿利益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防止赋予胎儿合理却不合情的利益, 最后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对胎儿的这些利益进行保护的实践中的司法机关的可操作性。

对胎儿利益的范围分析如下:

(一) 健康利益

对于健康利益, 几乎没有学者会表示反对。健康利益是指对胎儿在母体之中的生理机能得以正常发育的权利。健康利益与生存利益是不同的, 应予区别。我们应该保护的是胎儿的健康利益, 而非生存利益, 因为健康利益具有可逆转性, 胎儿的健康受到创伤, 在其出生后需要后期的医治, 甚至会导致其未来生活的不方便、痛苦等, 胎儿应当享有该利益以获得侵权人的赔偿, 而生存利益为存在之本身, 生存利益的丧失具有不可逆转性, 当外界伤害导致胎死腹中时, 由于胎儿不可能再继续发育, 也永远没有出世的那天, 不再有保护的必要, 因此在实践中, 以侵权人赔偿母体受到的伤害, 取代赔偿胎儿生命利益的侵害。

(二) 身份利益

在社会活动中, 一个人的身份是与社会形成连带关系的基点。一个人一出生就会在生物学意义上获得其身份, 但是这种身份必须在法律上得到确认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的身份是是自然人在社会中存在和生活的根基。身份利益是必不可少的, 胎儿应当具有身份利益, 只有这样才能确认他的家庭关系, 从而获得受扶养利益和继承利益。

(三) 继承利益

对于该项利益, 当代各国都在其法律中作出了肯定的规定。

(四) 受扶养利益

关于扶养制度的规定, 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家庭法中, 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相互扶助和经济供养的法律责任[8]。扶养关系的成立往往建立在特定的身份关系前提上, 本质上是家庭法上的制度, 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债。

对于胎儿是否具有受扶养的利益, 百家争鸣, 我认为尽管胎儿尚未出生, 暂时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 但是, 胎儿是潜在的人, 应当作为被扶养的对象, 享受被扶养之利益。当然, 胎儿出生并存活, 是因被扶养利益受到侵害而得到赔偿的前提, 胎儿死产, 该利益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摘要：人类对胎儿利益的保护由来已久, 自罗马法以来, 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 就已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当今社会, 各种工业灾害事故不断, 未出生的胎儿利益屡屡遭到侵犯, 而很多国家都没有把“权利能力”赋予胎儿, 使得未出生的胎儿未能成为其民法上的“人”, 这会损害胎儿作为“未来人”的利益, 且与现下主流思潮即“尊重和保障人权”相违背, 我们必须立刻加强研究, 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

关键词：胎儿利益,立法主义,保护范围

参考文献

[1]汪智渊.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 2003 (4) .

[2]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北京:中国检察院出版社, 1996:281.

[3]王泽鉴.对未出生者之保护[A].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四)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261.

[4]郭明瑞, 房绍坤, 唐广良.民商法总论人身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31.

[5]王秀杰.论胎儿权益的民法保护[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5) .[6-7]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1) :106.

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保护 篇5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日前指出，在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上，有三个问题需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一是，从《公司法》的角度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和从《证券法》角度对其的保护是否有所不同;二是，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问题;三是，涉及到股东权益的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问题。

江平说，针对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分别从组织法和行为法角度来看，在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上两者是有重大差异的。《公司法》更多的是从股东权利的角度加以保护，而《证券法》中投资者的利益则更多是从交易安全的角度来加以保护的，因此这两个方面必然会发生一些差距、矛盾甚至冲突。

他认为，在这方面我国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涉及关于公司清算终止后的法律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产生目前在我国涉及到公司清算终止时，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非常严重的现实。在这方面应强调保护股东的利益?还是应特别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二是郑百文事件，郑州中院的判决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都讲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问题，但从哪个角度来看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此案如果从《证券法》来看，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是不是只是大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但《公司法》中又明确指出，公司董事会有进行公司重组的权利，如果股东大会合法召开，不仅程序合法，而且实质内容也合法，任何小股东也没有按照《公司法》111条认为，股东大会的决议违法或者董事会的决议违法而侵犯了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保护股东的利益?如何考虑真正保护更多的股东的利益?

在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问题上，江平指出，这涉及在我国《合同法》、《证券法》和《公司法》三法中，强制性规范和任意规范的程度如何，新《合同法》中任意性规范越来越多，而《公司法》中任意性规范的范围却很小，因此，在股东利益保护上究竟应从强制性规范更多地保护股东利益呢?还是从任意性规范通过赋予股东更多的自由对其利益给予更多的保护?

江平说，所谓公法保护是指证券监管部门用行政处罚的手段加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私法保护更多的是从民事赔偿的角度加以保护，现在由于信息披露虚假、市场操纵所引起的投资者利益受损的问题，人们认为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都应该有，但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人们存有不同的看法。(记者 李巧宁)

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保护 篇6

2009年8月的一天，时年53岁的林耀辉在单位的组织下，来到南京某医院（以下简称南京医院）进行体检。

9月10日，医院出具体检报告。在肿瘤标志物栏内，甲胎蛋白的检测结果为阴性，癌胚抗原测定CEA（以下简称CEA指标）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感染免疫”项目和“肿瘤标志物”项目的检查环节，只提供了检查结果，未在检查结果后列明“参考值”。报告还显示，他有5项指标存在异常，包括高血压、空腹血糖偏高、过敏性鼻炎等，医院给出了生活指导及就医建议，但是对CEA指标未作出任何检查或复查建议。

拿到体检报告，林耀辉见“总检结论”提示的都是一些小毛病，也就放心了。此后两年，他没有做过任何检查或复查。

2011年8月，林耀辉因呼吸不畅到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经全面检查，医院确诊林耀辉患有肺癌，且为肺癌晚期。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林家陷入了崩溃当中。

林耀辉立即住院治疗，在進行了十多个疗程的化疗后，他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只能使用极其昂贵的进口自费药物来延续生命，他们家也因此花光了几十万元积蓄。

两年之后患癌症，归咎医院起纷争

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为了解林耀辉的既往病史，询问他之前有没有做过相应的检查。林耀辉这才想起两年前自己曾做过全面的体检，检查中也有关于肿瘤的项目，只是在他的印象中，体检结论里完全没有提到自己有患癌的征兆。于是，他让儿子回家翻出那份体检报告。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在肿瘤标志物检查项中，“癌胚抗原测定（CEA）”的结果写着：阳性！CEA指标呈阳性意味着什么？体检报告并没有对此标注参考值。

林耀辉赶紧向医学专家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肿瘤标志物是由肿瘤组织自身产生、可反映肿瘤存在和生长的物质。虽然结果呈阳性并不能就此确定患有癌症，但至少说明他有比较高的患癌风险，如果当时积极治疗，说不定能治愈疾病。

“出现了异常严重的信号，南京医院居然没有提示我做复查，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直接导致我错过了在癌症早期发现并治疗的最佳时机。”林耀辉说。

为此，他的家人于2012年初多次赴南京医院，希望双方能够协商解决林家因此遭受的精神损失，及院方给予协助治疗、延长林耀辉生命的事谊。林家的要求遭到了南京医院的拒绝。为此，病重的林耀辉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在有生之年为自己讨还一个公道。2012年2月22日，他来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以一纸诉状将南京医院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南京医院赔礼道歉、支付已发生医疗费、交通费等23.6万余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万元及承担诉讼费。

2012年3月12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南京医院辩称，根据相关的诊疗规范，CEA指标并不是诊断癌症的依据，医院在考虑林耀辉胆囊息肉及长期吸烟的情况下，得出结论为胆囊息肉并告知定期复查胆囊，符合诊疗规范；林耀辉体检是在2009年8月，距其被确诊为肺癌相隔两年半的时间，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林耀辉的诉讼请求。

针对南京医院的答辩，林耀辉出示了其家人在与南京医院交涉时的录音光盘：“我们和院方沟通了很多次，医院健检中心的赵主任说是医生疏忽了。”当被问到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要不要在结论中标注时，对方表示，按常理，是要写出来的。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院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南京医院虽认为自身并无过错，但提出从人道主义出发，愿意补偿林耀辉3万元。后因双方分歧较大，最终未能达成调解。

两级法院定是非，期待利益受保护

建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管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南京医院虽在总检结论中作了相关建议，但建议的内容未涉及到CEA检测结果，未能尽到应尽的告知义务，存在一定的过失，从而延误了林耀辉进一步检查的时机，使林耀辉遭受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苦，故林耀辉要求南京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酌定支持。但由于林耀辉所患疾病与南京医院之间的过失行为并无因果关系，故其要求南京医院赔礼道歉、赔偿其相关的医疗费、交通费等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2012年10月15日，建邺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南京医院赔偿林耀辉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驳回林耀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林耀辉和南京医院都表示不服，均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期间，林耀辉因病去世，南京中院法院依法通知其法定继承人林海波、吴莉参加本案诉讼。

二审中，就CEA指标与肺癌的关联性，南京中院法官分别到南京鼓楼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咨询了有关专家。

南京鼓楼医院的专家称：“两肺纹理增多说明肺部有炎症，也会引起CEA指标升高。CEA指标并不是诊断肺癌的特异性指标，只是一个参考指标，身体所有部位的炎症都会引起CEA指标升高。所以，不能仅仅依据CEA指标呈阳性就认定是肺癌。在CEA指标呈阳性的情况下，患肺癌的可能性有多高，无法判断。”

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专家称：“许多非肿瘤因素都会导致CEA指标升高，比如感染、血脂升高等。从体检到肺癌晚期已有两年时间，所以不能推定CEA指标呈阳性与肺癌有关系。肿瘤从早期到晚期一般不到两年时间。所以在体检时，CEA指标呈阳性与患肺癌的可能性有多高无法判断。”

经质证，林耀辉对专家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南京医院对上述专家陈述的意见没有异议。

南京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健康体检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对完成健康体检的受检者出具健康体检报告。健康体检报告应当包括受检者一般信息、体格检查记录、实验室和医学影像检查报告、阳性体征和异常情况的记录、健康状况描述和有关建议等。南京医院为林耀辉出具的健康体检报告与上述规定不符，故南京医院的体检行为存在过失。南京医院上诉主张其体检行为不存在过错，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林耀辉体检时CEA指标呈阳性，不能以此即推定其当时已患有肺癌。医学专家陈述的相关意见系依据其多年的临床实践与成熟经验作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林耀辉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推翻专家陈述的意见，故专家陈述的意见可作为本案判断因果关系的参考依据。林海波、吴莉上诉主张南京医院的过失行为与林耀辉患肺癌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林耀辉进行体检的目的，是为了及时发现自身可能存在的疾病或影响健康的异常因素，在现代医疗水平下接受适当的治疗，以延续身体健康或提高生存的可能性。这种对延续身体健康或提高生命质量的期待，是健康权和生命权保护的内在要求，具有人格利益，法律对于这种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南京医院的过失行为导致林耀辉当时丧失进一步检查的时机，侵害了林耀辉对延续自身健康和提高生存可能性的期待利益，实际是侵害了林耀辉的人格利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然人因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南京医院赔偿林耀辉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综上，林海波、吴莉和南京医院的上诉理由不充分，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林耀辉在二审审理期间死亡，其法定继承人林海波、吴莉作为上诉人承担诉讼，故予以部分改判。

2013年12月6日，南京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终审判决，判决南京医院赔偿林海波、吴莉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驳回林海波、吴莉其他诉讼请求。（文中人名、医院名系化名）

一人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法律保护 篇7

一人公司的法理缺陷对债权人造成的威胁

债权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债权的弱势性。债权是一种相对权、请求权, 债权的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债权人的自身努力, 更需要债务人的积极配合, 若债务人有任何消极或逃避行为都会影响到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在公司法律制度下 (这里主要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利益都会面临风险。一人公司除具有所有公司类型对债权人所有的一般风险外, 因其先天的特殊性, 对于债权人利益更具威胁性。

1. 一人公司对公司具有社团性的传统理念形成了挑战

在传统型公司中, 公司都是社团法人。公司社团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公司的设立要以复数成员为基础。公司制度自合伙组织演变而来时, 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数人募集资本, 所以公司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就打上了社团性的烙印。

一人公司, 股东只有一名, 不再是复数股东, 丧失了公司的社团性特征, 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例如, 原本复数股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能将在一人公司中丧失, 复数股东之间共同意思形成公司意思的机能也形同虚设。既然一人股东的意思就是公司的意思, 很容易造成一人公司的事业与一人股东的事业多方面的交叉使用, 由此使公司的相对人难以搞清与之交易的对象是公司还是股东个人, 也无法保证公司财产的完整性, 最终导致公司债权人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

2. 一人公司对公司的独立人格构成了威胁

法人的本质特征, 一是它的社团性, 二是它的独立人格。作为法人的公司, 其本质也集中于这两点。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的有限责任是公司制度的支柱。公司拥有独立的资产即取得独立的人格, 而股东的有限责任则在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 它意味着公司财产是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得以清偿的唯一保障, 债权人不能直接追究股东的责任。

在一人公司制度下, 股东的个人财产与公司的资本分离模糊。一人公司由于欠缺内部其他股东及真正意义上的监事的监控和制衡力量,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法律赋予一人公司的独立人格很可能得不到股东积极有效的维护, 相反却可能成为其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牟取私利的工具。一人股东在交易行为中关注其经营的成本效益和风险代价, 甚于关注其债务承担能力及应尽的社会责任, 以致将在经营中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或各种风险, 通过有限责任机制, 转嫁给他人或国家。这使股东享受到了有限责任的充分保护, 却使公司承担了经营投资风险, 并使公司债权人承担极不公平的利益损害。

3.一人公司债权人法律保护的现有制度

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是现代公司法的基本理念, 不过各国公司法一般不直接规定公司债权人的具体权利, 而是将保护债权人的精神融于法律条文之中, 并且是以规范公司、股东及公司管理人员的行为和赋予他们某些义务、责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对一人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法律保护也是如此。

股东有限责任将本应由股东承担的部分风险让渡给公司债权人, 造成双方利益的失衡, 为此公司债权人法律保护体系力图解决的就是如何平衡这种利益关系。它在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 针对公司与公司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以信息披露制度来保证公司债权人获知对其债权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 又以资本三原则等多项资本充实制度, 全力维护债权人利益实现的一般保证——公司资本的真实和完整, 确保债权实现的物质基础。这些都可视做对债权人承担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带来的额外风险的补偿性保护措施, 是对公司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关系的一种平衡。但一人公司较之一般公司, 更易滋生弊端, 更易发生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现象, 对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害, 所以股东有限责任让渡给债权人的风险, 不仅仅是通过上述公司债权人保护体系已补偿过的那部分风险, 而是增加了一般公司债权人保护体系所未涉及的特殊风险。

各国虽在立法上认可了一人公司, 但同时又规定了相应的规制条款, 对一人公司可能对债权人造成的危害进行预防。对于一人公司的法律保护体现在公司设立、营运和解散清算等各阶段, 并且通过完善一人公司治理, 明确股东、董事、监事的资格和义务, 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止债权人利益受损, 此外再恰当地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作为有效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事后救济方式。目前绝大多数承认一人公司并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国家, 大多并未为一人公司订立专属性法规, 而是以现行既有的适用于一般公司的法规作为规范一人公司的主要依据。

一人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法律保护包含两部分:对一般公司债权人保护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和针对一人公司特殊性专门制定的法律规制。当然在一人公司债权人保护问题上, 重点要解决的是在一人公司中唯一股东的前提下, 如何规制股东个人行为, 对其权力进行必要的约束, 以保证其个人财产、意志与公司财产、意志的有效分离, 使公司的人格真正独立, 使唯一股东所享受的有限责任的优惠, 不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 从而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完善一人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

我国一人公司债权人利益法律保护制度虽然已初步建立, 但是在立法上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性的时间短暂, 对一人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也不完整, 有些方面还需填补、完善相关规定。

1.完善一人公司登记和公示制度

新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法人独资, 并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这种规定显然并不周延。因为条文仅要求注明自然人独资或法人独资, 如此自然人独资的一人公司名称上既要注明“自然人独资”, 此名称易与我国已存在的个人独资企业相混淆。所以, 可改为一人公司在登记公示及对外交往中明确注明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并且必须强调应善始善终地表明其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此外, 还要增加一项倡导性条款, 鼓励民间征信机构建立一人公司的信用档案, 这样既可保障一人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又可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2. 完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结构

一人公司由于股东的单一性, 建立在复数投资主体之上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治理结构很难真正发挥实效, 因此必须从新的角度进行规定。一人股东以公司名义作为商业交易行为, 实质上可能是个人行为, 因此一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关键问题是, 通过治理结构的制度建设和机制运转, 严格区分股东的财产、业务、债权债务关系和公司的财产、业务、债权债务关系。而实现上述股东与公司的分离不能再依靠传统的权力制衡机制来实现, 引进监督机制才是上上之选。因此, 可规定一人公司应当设置不具有股东身份的独立董事和监事。首先, 独立董事应是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财务知识的人员, 如注册会计师或律师;其次, 应建立监事会, 对一人公司进行内部监督, 在监事会的组成人员上, 禁止股东的近亲属或利害关系人担任监事, 应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3～5名职工代表组成监事会, 职工代表必须保持一定的流动性, 这样可减少职工代表被收买的可能性。

3. 规定董事对债权人的个人责任

一人公司的董事或由股东兼任或由股东委派, 董事行使职权易受股东控制或仅考虑股东利益, 其滥用职权行为极少损害股东利益, 大多损害的是债权人利益。若董事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决议的规定, 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 公司法应赋予其针对董事直接诉讼的权利,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如公司代表人在执行职务时越权, 首先应由越权者向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董事滥用职权并未直接损害债权人利益, 但损害了公司利益, 并可能造成一人公司资不抵债, 严重威胁到债权实现的, 如公司及股东均怠于向董事追究, 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应赋予债权人派生诉讼权, 追究董事的责任。董事、监事、高管对公司有侵权行为而造成公司损失、公司和股东放弃诉讼的, 债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可提起派生诉讼。有人认为债权人是固定资产求偿权人, 允许其提起派生诉讼会使他们质疑管理层认为是属于正当商业风险的管理决定, 不符合剩余资产所有者股东的利益。其实, 赋予债权人对公司董事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权利, 不仅可更有效地保护债权人利益, 而且可促使董事更谨慎地规范行使职权, 也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和股东个人利益的实现。

4. 设立债权人监督制度

在一人公司的法律关系中, 最重要的就是对债权人的保护, 这必然要求法律调整方式的改变, 如果说一般有限责任公司所涉及的利益主体较为复杂, 它涉及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股东与代理人的利益冲突、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等, 而在一人公司中则相对简单, 主要是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或说是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必然对公司法有不同的要求。目前对一人公司的债权人多为消极的保护, 要改善这种局面, 在不妨碍一人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公司法应赋予债权人更大的监督权利, 鼓励其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因为对于一人公司的股东是否滥用了公司人格逃避债务, 最关心的莫过于该公司的债权人, 所以应转换对一人公司债权人保护的角度, 将债权人利益的消极保护变为积极保护, 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建立一人公司债权人的监督制度。债权人的监督是各种监督措施中最有效的监督。

既然一人公司不设股东会, 我们可以探索建立一人公司债权人会议制度, 赋予债权人事前监督和日常监督的权力。债权人会议由主要的、经常与公司有业务关系的主债权人组成, 如开户银行、主要供货单位等。在不影响公司经营的前提下, 定期召集所有一人公司的债权人开会, 由董事、经理等报告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 再由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债权人利益的重要事项。同时应赋予债权人会议信息披露请求权、业务检查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申请公司解散权等。考虑到公司债权人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 可由开户银行等主债权人负责, 对一人公司债权人的变动情况及时进行变更和注销。该制度能够在股东会缺位的情况下, 由债权人会议代行股东会的部分监督职能, 防止单一股东滥用公司的人格, 防止公司因投机冒险等行为导致公司财产状况急剧恶化, 从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发生。

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保护 篇8

随着国家、省、市企业对陕北地区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开采, 整个陕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影响, 造成了诸如地面下陷、地表水断流和环境污染等新的生态问题, 部分矿区甚至出现了生态灾民。如何通过法律调控, 实现该地区可持续性发展, 是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 本课题组以支撑利益及法律规制为切入点, 对此问题加以研究, 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支撑利益研究的理论基础

支撑利益是生态整体主义的集中反映。生态整体主义以现代生态学为理论基石, 以生态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现代生态学认为, 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生态系统的每一部分、每一小环境都与周围生态系统处于动态联系中。对生态系统某一部分的破坏或改变都可能对整体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反之, 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本身有利于构成生态系统的每一要素的生存和发展。以此为基础, 生态整体主义者认为, 生态系统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单元, 没有它, 有机体就不可能生存。由于生态系统本身也具有价值, 因而, 我们既对那些创造出来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内在价值之放置点的动物个体和植物个体负有义务, 也对这个设计和保护、再造与改革生物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的生态系统负有义务。在生态整体主义视野下, 土地是由气候、地貌、岩石、土壤、植被和水文等自然资源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自然综合体。依附于土地的矿产资源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依存, 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支撑与被支撑体系。基于土地的整体性、生态的连锁性和环境影响的广泛性, 赋存于土地的矿产资源兼具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双重属性。因矿产资源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破坏, 不仅会影响到相邻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及相关权利人的私人利益, 还会影响到社会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在法学范式下, 我们将蕴藏于矿产资源与其依附的自然环境中的权利和利益统称为支撑利益。支撑利益的功能在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和持续存在, 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基于矿产资源赋存的地质特性和矿产资源开采的技术特性, 支撑利益损害具有影响范围广、累积性、长期潜伏性以及生态修复难、成本高昂等特点。对支撑利益的保护更应坚持环境优先原则。

基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 矿产资源的生态价值是最具有公共性的自然和社会存在。与其他劳动产品不同的是, 生态价值不存在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 或者即使有交换价值, 其交换价值也非常小, 近乎于免费使用。生命个体对生态环境的利用具有显著的共享性和非排他性。这意味着, 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全面综合的、从生态学角度出发的方法, 把生态问题的各个方面集中成一个完整的形式来解决。这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公共利益和要求;二是各机构在分别履行环境责任时要进行有效地协调合作。要做到这样, 必需有一个从公益出发而又强有力的政府。公共信托理论正是构造这样一个政府的有力工具。

公共信托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设立的信托。信托的公益目的是公共信托的根本属性和核心要件。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 公共信托理论建立在三个相关原则基础上。其一, 某些利益例如空气与海, 对全体国民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以至于将这些利益作为私人所有权的客体是很不明智的。其二, 这些利益蒙受自然如此大的恩惠, 而不是某个企业的恩惠, 以至于这些利益应该提供给全体国民自由使用, 不论国民的经济地位如何。其三, 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增进一般公众的利益, 而不是按照从广泛的公共用途到有限的私人收益用途重新分配公共物品。基于此, 公共信托理论成为公民环境权和政府管理权的理论基础。是对支撑利益给予保护的理论基石。

二、陕北地区支撑利益损害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陕北地区能源、资源开发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监管, 整个陕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影响。尽管这几年, 国家加大了对陕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但因历史欠账太多, 该地区生态状况仍不容乐观。

1. 陕北地区支撑利益损害的主要表现。

(1) 地面塌陷问题严重。在陕北地区, 常见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煤、石油、天然气、盐等。这些资源一般赋存于地下一定空间之中。对矿产资源的开采本质上是对地下特定空间的一种利用。基于空间物理边界的对抗性, 受矿产资源开采影响的支撑利益不仅存在于土地与土地、地表与地下空间、相邻地下空间与地上空间之间, 也存在于土地分层之间。在矿产资源和其他固体矿石被运出地面后, 地下往往形成一个巨大的空间。空间四周的岩层在重力作用下, 极易发生陷落。这种陷落不仅影响到地表地貌, 也会引发山体崩塌、滑坡及地面沉陷等生态灾害。 (2) 地下水遭到严重破坏。陕北地区属于黄土沟壑地带, 部分沟谷地带是长时期地质变动形成的生态区域。因此形成了该地区居民依赖的“潜水渗流补给的沟谷网水系”生态。矿产资源开采引起的岩层松动和地貌改变, 改变了潜水流场, 破坏了补给网, 影响了沟谷的水量, 最终导致井泉下漏、淤坝干涸、树林枯死等生态问题。 (3) 水土流失严重。陕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一直是这里的生态难题。随着煤炭资源的开发, 这里的水土流失问题更为严重。

2. 陕北地区支撑利益损害的主要成因。

(1) 政策导向不利于支撑利益保护。现代政府存在“内部效应”, 政府组成人员有自己的利益偏好, 有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2) 监督机制不健全。与其他地区相比, 陕北地区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 为了快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自20世纪80年代, 陕北地区大上五小企业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随着环境保护优先理念的提出, 陕北地区开始走上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但由于缺乏有效管理, 陕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速度仍赶不上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速度, 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导致管理无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部门监管职责既相互交差又存在缺位, 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调, 综合决策机制不健全。 (3) 矿产资源开发区立法效力层次低。在我国, 有关环境立法的权力过于集中于中央和省级国家机关, 矿产资源开发区的立法效力过低, 制定的相关法律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 (4) 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是基于“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原则制定的环境经济政策。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90年代中期进一步进行改进, 对矿产资源开发征收了矿产资源税, 用以调节资源开发中的级差收入, 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之后又开征了矿产资源补偿费, 目的是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的勘察、保护和合理开发, 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现在, 除了沿用矿山开发押金制度外, 有些地方采用征收保证金的办法, 进行矿山治理和生态修复。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包括陕西省在内的许多地方多是按照矿产资源销售量或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征收生态补偿费, 用于生态修复和保护。但这一生态补偿模式存在严重弊端。现行的补偿模式偏重对矿区群众房屋、耕地毁损等严重的直接损失进行补偿, 对于因生态破坏导致的耕地减产、水源减少等轻度的或者间接的损失缺乏足够重视。对于短期内没有显现的损失更是缺乏考虑。另外, 生态补偿标准采取固定价格模式, 采区生态治理和恢复投资在资源生产成本中列支较少。企业大多不愿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生态保护。最后, 在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主采地区, 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没有评估体系和标准, 更无从谈赔偿问题。

三、支撑利益保护的法律对策

人类一切行为包括经济行为、政治行为、社会行为等都无一例外地参与生态系统的演变。可以说人类的智慧可以超越环境, 但在很长时间内受制于生态环境。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 支撑利益既是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得以生成的基础, 又是度量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准则。产生于工业文明的法律规范的不适性和滞后性, 决定了人类必须创设一种全新的法律规则, 以求对支撑利益给予充分保护。

1. 我国环境与资源法对支撑利益的保护。

如前所述, 公共信托理论是对支撑利益给予保护的理论基石。依据公共信托理论, 支撑利益属于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 公民为了管理他们的共有财产可委托给政府。政府应当为了全体公民及其子孙后代管理好这个财产。由此, 政府和公民之间便建立其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支撑利益公共信托法律构造的核心在于, 保证政府尽到善良管理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国家责任包括立法、司法和物质给付三方面。从已有实践和公共信托理论看, 我们需要从以下方面强化国家责任:首先, 修改《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法》, 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包括: (1) 建立企业对矿区所在地、资源输入地对输出地、国家对地方的三级生态补偿机制。 (2) 完善资源税和环境税立法, 通过税收解决生态补偿资金不足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设立生态补偿税, 对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环境建设、资金投入与补偿的政策措施进行统一的规定和协调。 (3) 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 将煤炭资源税的征收办法, 由从量定额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其次, 修改民事诉讼法, 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是西方发达国家一项重要的环境法律制度, 是指社会成员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 针对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环境公益诉讼, 不仅可以达到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均衡发展, 还可以较好地监督政府的行为。由于公益诉讼必须经过民事诉讼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这就涉及到诉讼资格, 社会公众与政府关系、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公共信托理论给出了圆满的答案。按照公共信托理论, 国家是社会公众生态利益的受托人, 由于国家的特殊性质不可能亲自出庭参加诉讼, 而是将诉权分配给检察机关或政府相关部门, 由这些机关来代表国家行使诉权提起诉讼。如果国家怠于提起诉讼, 公民或者社会团体可以自行提起诉讼。在具体制度设计上, 可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再次, 强化行政责任和问责制。囿于“管理型”的立法思路,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忽视了地方政府、环境资源监管部门的责任, 在责任形式上过于依赖行政处罚, 缺乏配套的民事、刑事责任。从已经发生的大规模的环境侵权案件看, 生态损害都与政府监管不到位有关系。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 强化地方政府的行政责任, 建立完善的问责制是一种较为现实的制度设计。最后, 考虑到生态损害救济技术性强, 所需成本高, 国家有义务在公众向生态环境破坏者寻求权利救济的过程中提供技术、资金以及信息的帮助, 协调政府与司法机关、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 以便于社会公众环境权的实现。

2. 我国物权法对支撑利益的规制。

我国物权法上不存在支撑利益这一概念, 与支撑利益有关的权益主要是通过相邻关系、地役权等制度间接予以保护。客观而言, 我国物权法的规定过于宽泛, 很难对支撑利益给予有效保护。为此, 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 增设空间地上权。我国物权法虽未明确规定空间权, 但实际上肯定了空间权利的独立存在。如物权法第136条规定, 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在学理上, 将这种以地上空间、地下空间为客体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称为区分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空间地上权相比, 区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适用范围较为狭窄:空间地上权可以存在于集体所有的土地, 而建设用地使用权仅仅存在于国有土地之上;空间地上权并不区分建筑物的用途, 只要是利用他人的土地, 就统统由地上权制度解决。但在我国, 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因建筑物的用途不同而存有差异, 如果是在他人土地上建造农户住宅, 则由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负责。对于煤炭资源开采来说, 采矿权人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过其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面积。在超出建设用地使用权范围的土地上, 区分建设用地使用权已无适用之余地。这意味着, 与集体土地相关的支撑利益主体受到了法律的不公平待遇。国有土地的空间价值得到了肯定, 而集体土地的空间价值则成了免费的午餐, 由此, 极易发生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地悲剧”。采矿权人可以恣意地超越已征收土地的范围, 进入未征收土地的地下从事开采活动。这不仅不利于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利益, 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为此, 我们有必要在借鉴英美国家支撑权制度的基础上, 增设空间地上权。具体措施是, 采矿权人在取得采矿权的同时, 自动取得矿区范围内的空间地上权。但其在从事开采活动时, 应该选择对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或者使用人损害最小的方法为之, 并支付相应的补偿。如果因开采活动导致土地失去原有使用功能, 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请求采矿权人征收该部分土地或者给予合理的补偿。如果因开采活动危及土地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主体权益时, 土地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主体有权要求采矿权人消除危险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另外, 为了充分保护支撑利益人的利益, 空间地上权不得单独转让。采矿权期限届满, 空间地上权随之消灭。 (2) 拓展地役权。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56条的规定, 地役权是指不动产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为了提高自己不动产利用的效益, 而利用他人不动产的用益物权。这些不动产虽然不以土地为限, 但我国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其限于土地。这里的土地不限于地表, 也可以是地上空间或地下空间, 后者即所谓的区分地役权。结合我国煤炭资源开采的现实情况, 我国物权法中关于地役权的规定对煤炭资源的开采活动具有一定的调控作用, 但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这是因为, 根据煤炭资源形成的地质特征, 煤炭资源并非独立存在之物, 而是土地的构成部分。煤炭资源与土地的其他构成部分形成合力, 共同支撑着地表及其上的建筑物、构筑物乃至整体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看, 开发煤炭资源的权利也是环境权的重要部分, 属于一种环境利益。基于环境因素的生物性、地理上的整体性、生态的连锁性, 因煤炭资源的开采而发生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越了传统地役权调整的范围。传统地役权是为了需役地而存在的物权。但在煤炭资源和其他资源垂直依附于不同地层的情况下, 供役地和需役地往往很难确定。在此情况下, 强调地役权的目的性限制, 实际上是限制了地役权优势的发挥。对此, 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突破需役地利益目的限制这一条件。凡是出于资源的有效开发或环境保护的需要, 均可设立地役权。 (3) 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土地征收是国家以行政权取得集体、单位和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征收往往导致所有权的丧失, 给所有权人造成了损害。因此, 各国均对土地征收的条件及补偿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我国物权法、土地管理办法等规定,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一般以地表的使用价值为基础, 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补偿费等费用。土地使用权在支付了上述费用后, 即拥有了对被征收土地的使用权, 其使用范围可延伸至地下一定的空间。显然, 现有的土地征收制度根本未考虑地下空间的财产价值。在我们承认了空间地上权的同时, 土地征收就不应该局限于土地的平面划割后的某一宗地的征收, 应该包括对土地纵向分层后的特定空间范围的征收。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一方面可以降低煤炭开采的土地成本, 减少国家对征收、征用土地的补偿;另一方面, 对农村集体组织来说, 在保留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同时, 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土地的利用价值, 缓解因资源开采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 实现国家和集体的双赢。

3. 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支撑利益的规制。

矿产资源的开采本质上属于挖掘活动。采矿权人因挖掘活动产生的废水、废渣、粉尘、地面下陷等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和财产的侵害, 如果超过社会容许限度, 则构成环境侵权。受害人可以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的规定追求采矿权人的责任。但由于第73条的规定具有一般条款的特性, 需要我们结合煤炭资源开采的特性, 对诸如归责原则、赔偿原则等问题加以类型化研究。 (1) 归责原则。以生态平衡理论观察之, 煤炭资源及其赋存岩石实际上为地表土地的支撑物。对煤炭资源的开采相当于将这种支撑物拆除, 包含着潜在的巨大危险。但采矿权人的责任仅仅取决于, 由其掌控的危险是否变更了现实, 并不涉及采矿权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否有过错以及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危险性。因此, 与其他危险作业一样, 煤炭资源开采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也应当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但由于在煤炭资源开采的过程中, 存在着侧面支撑与垂直支撑、自然支撑与非自然支撑、足够支撑与不足支撑等多种支撑关系相互交错存在的情形, 仅仅依靠无过错责任原则很难在法益保护和行为自由之间实现有效平衡。正如, 我国有学者所言, 如果适用无过错责任, 就没有必要区分自然支撑与非自然支撑, 整个不动产支撑利益纠纷就变成了结果责任, 不利于保护后来土地利用者的权利。基于此, 结合美国支撑权制度的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 如果建筑物建设在先, 煤炭资源的开采在后, 则无论建筑物的重量如何, 相邻采矿权人如果具有下列行为之一, 则需要按照过错责任原则, 追究其责任:一是没有告知建筑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即将实施开采活动, 以便所有人或管理人提前加固建筑物;二是没有代为加固建筑物。 (2) 责任构成。煤炭资源开采属于高度危险作业。进行煤炭资源开采活动的基本安全保障是建立足够的、必要的地下支撑。如果这种支撑为垂直支撑, 只要开采人没有提供足够的地下支撑, 发生地表塌陷、造成地表土地和地面建筑物损害或人身伤害的, 就应当对此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至于采矿企业的行为是否违法、有无过错均不予考虑。如果煤炭企业所承担的支撑义务为侧面支撑, 其责任构成因土地性质的差异而不同。对于处于非自然状态的土地, 因煤炭开采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链条常常表现为三个环节:采矿—地面塌陷—房屋倒塌或人身伤害。一般情况下, 受害人只要能够证明房屋的重量和地面塌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采矿企业就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受害人不能完成举证责任, 则只有在采矿企业存在过错时, 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采矿企业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 则可以免责。对于处于自然状态的土地, 其因果关系仅有两个环节: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对此情况, 受害人无需承担举证责任。只要采矿企业的采矿行为造成支撑利益人的利益受损, 采矿企业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采矿企业能够证明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存有过失, 则可相应减轻其责任。 (3) 责任承担。在煤炭资源的开采过程中, 通常要预留煤柱, 以防止地表沉陷。如果煤炭开采者擅自挖掘煤柱或者预留煤柱支撑力不足导致地表沉陷, 自然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是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支撑不足或者支撑被破坏, 煤炭开采者无权以此为抗辩事由或者免责事由。这是因为, 采矿权人负有不因自己的不作为而使他人人身或财产遭受自己之外的第三人侵害的义务。采矿权人的这一义务是法定的, 不能通过约定加以排除。即使土地所有人、土地使用权人与采矿权人达成了放弃支撑权的协议, 该协议也是无效的, 采矿权人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开采活动终止并且地下利用结束之后, 如果是因原先开采行为导致矿井塌陷, 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时, 由于损害与开采行为或管理行为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 采矿权人或者相关的管理人员也应对此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 救济方式。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 结合煤炭资源开采的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 对于煤炭资源开采中的支撑利益纠纷的救济方式主要是恢复足够、平衡的支撑关系, 包括消除危险、排除妨害等。如果无法恢复这种支撑关系, 则应该给予赔偿。如果损害是持久性的、不可恢复的, 则采矿企业应该根据市场评估价格给予全部赔偿。如果损害是可以修复的, 采取差额补偿原则。

除此之外, 考虑到支撑利益的社会性、代际性和公益性等特点, 在对支撑利益的救济上可以采取社会化救济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建立生态补偿基金、生态责任保险等制度。就陕北地区而言, 目前较为成熟的制度设计应该是设立生态补偿基金。基金所需资金可通过向中、省矿产企业和生态受益区进行征收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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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6].崔建远.地役权的解释论.法学杂志, 2009 (2)

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保护 篇9

1 理论根源:公司法的“传统奠基石”有限责任

使母公司滋生出欺诈性等不法行为来规避法律, 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情况屡屡发生, 根源于有限责任制度。有限责任制度的基本要求公司是独立的法人, 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以出资额度承担有限责任, 这种有限性决定了公司与股东的利益与投资风险关系, 它对公司结构更趋于合理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将投资者的责任限制在投资范围内, 尽可能满足投资者投资热情减少投资风险, 鼓励投资的一种制度安排, 是传统公司法的奠基石。当世界经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理财理念和投资机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渴求新的财富增加渠道成为人们的普遍经济诉求。而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无限责任原则却阻碍着人们实现自己的发财之道。随着各国自由与平等法治理念的呼声高涨, 自由而普遍的企业设立原则, 以及股东以投资为限承担责任的制度, 均得到法律的确认。它解决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资本风险和投资风险的分担困境, 使风险损失内在化, 促使了投资与经营管理的分离, 对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法理理念的建立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自19世纪初, 股东有限责任特征的公司企业形态, 奠定了现代意义的公司法律的基础与框架, 这无疑是对当时传统公司责任形态的重大突破。在有限责任确立的最初年代, 由于该制度修改和完善了传统公司制度的治理模式, 公司运营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原则, 被认为是公司制度之基石。

根据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及国际投资状况, 跨国公司的地位无可取代。作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经营体系以全球视角注视竞争的威胁和寻求投资机遇是它的全球性战略要求, 全球性战略部署要求在公司体制内 (母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 实行密切配合、互相协作的经营一体化。有限责任制度依旧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一方面, 跨国公司作出海外投资决策, 主要是以长期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公司所处的国际竞争环境、公司自身条件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 以较少的投资扩展海外业务从而减少风险, 又可利用当地子公司优势弥补自身不足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条件, 在风险和利益并存的情况下, 有限责任形态是解决企业内部利益冲突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复杂多样, 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 为保证公司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 需要发挥各分支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需要分散决策。有限责任制度能够有效解决子公司的利益保护问题。独立的法律实体保证子公司享有一定的对自己事务和利益作出决定的自主权, 使子公司的利益得到保护。如果子公司的利益得到保护, 其外部债权人的利益就会间接地得到保护。

从历史的发展和目前国际投资实践来看, 有限责任制度仍然是跨国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 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所确定的公司内部利益分配关系以及公司的各种对外关系, 使得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仅仅依靠有限责任是难以解决的。因为以股东有限责任为基石和支柱的现代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 强调保护股东的利益, 在满足商事公司筹集资本需要的同时, 不自觉地凸显了公司内部股东与外部债权人的利益矛盾。跨国母子公司之间主要是跨越国界的控制与支配的关系。母公司通过股权或非股权控制获得子公司的利益, 当母公司利益与子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它可根据优势地位牺牲子公司的利益, 损害到子公司外部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而首当其冲的利益损害者是子公司的债权人。由于债权人的债权权益与子公司的运营状况息息相关, 再加上子公司债权人一般无权介入公司内部的管理过程, 股东与债权人信息不对称的客观事实, 使得子公司债权人处于更加弱势的被动地位。依据有限责任制度子公司承担利益风险责任与母公司无关。因此, 严格实施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规则就会成为跨国公司母公司逃避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依据。

2 理论发展:“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提出

子公司的设立可以使母公司的投资风险限定在其出资范围之内, 以此避免母公司对其海外子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 是跨国公司利益使然。但随着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关系中日益活跃和内部组织运行的复杂性, 尤其是跨国公司分别以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等形式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经营活动, 其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小国家的势头, 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一个公司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因素, 其中某个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和决策施加重要影响并不承担相应责任的现实与传统理论中公司责任承担的巨大差距。

跨国公司依据其全球战略目标安排子公司的投资、产品、市场等方面的目标, 子公司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市场、资源、竞争环境以及盈利状况, 而应作为跨国公司整个经营网络中的具体环节, 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目标的实现去承担可能的经济损失。但这种损失的直接受害人则是东道国的债权人。跨国公司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和全球战略目标的目的性与东道国招商引资意图是完全不同的, 决定了需要通过法律保障子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迫切性。在跨国公司中, 虽然子公司都是法律上的独立实体, 但母公司属于支配地位, 经济决策方面, 子公司必须服从跨国公司的整体利益, 由此产生子公司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和经济上的非独立性的矛盾, 如何处理母公司与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所带来的责任承担矛盾, 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由此而产生。“刺穿公司面纱”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制度又称“公司法人格否认” (disregard of corporation personality) 制度, 作为追究母公司责任的理论依据。“刺穿公司面纱”的基本含义是指跨国公司母公司在特定情况下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虽然母公司与子公司在法律上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关键是在什么情况下, 即指从法律要素来讲:符合什么样的法定条件下可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它并非要求母公司对所有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这是违背公司法基本精神的, 只有在母公司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子公司债务形成、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 母公司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基于来自于美国判例实践的“刺穿公司面纱”理论, 各国通过立法创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使追究母公司连带责任行为合法化。它突破了公司法意义上的严格有限责任规则, 有效解决子公司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和经济上的非独立性的矛盾, 是现代公司法适应社会发展客观需求的新发展, 也是体现现代法律精神的新制度设计。所以有学者称其为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或制度。

3 他山之石:跨国公司破产中债权人保护制度的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跨国公司因母公司行为导致子公司破产, 债权人利益如何保护的问题。作为国际市场最活跃的主体跨国公司在经济领域, 常常利用其经济实力, 影响着母公司所在国以及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制定的经济政策。跨国公司的利益追求同样涉及到子公司的决策运营, 为发挥跨国公司积极作用方面, 保障本国利益的实现, 保护关联债权人的既得利益, 各国大多通过国内立法使跨国公司在该国活动的行为规范化, 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保证债权人利益的方式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 避免和制止其消极的作用。不仅如此, 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成为国际立法的重要内容, 通过制定国际公约、示范法等立法方式, 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国外的立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1) 英美法系“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即“刺破公司面纱”理论正如文章中所提到的源于美国司法实践, 美国法院通过判例确认:通过“刺穿公司面纱”原则追究母公司的责任应符合一定条件, 即子公司侵权且资不抵债;母公司有效控制子公司决策权;子公司从事高风险营业活动。这是确定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后被其他国家借鉴, 逐步形成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经合组织1976年通过的《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宣言》以及之后的该宣言附件的《跨国企业指导原则》规定, 跨国母公司在一定情况下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虽然母公司与子公司在法律上彼此独立。这实际上是采纳了美国判例法中关于“刺破公司面纱”的规则。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突破了传统公司法律制度框架内无法获得法律救济的债权人提供了法律依据, 保护了跨国公司运营中的债权人利益。

(2) 德国和法国及欧盟法的规定。德国的《1965年股份公司法》被学者称道为世界上有关规范跨国公司行为的最先进的立法。在该法的第三编中具体规定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以及母公司对子公司施加不利影响涉及到从属公司侵权人利益时, 母公司应承担责任。根据法国有关破产问题的法律规定, 如果子公司的资产被用于母公司的利益, 母公司就要对子公司的债务负清偿责任。欧盟公司法在其第九号指令中, 规定母公司在特定前提下承担子公司的补偿责任。

(3) 1997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跨国界破产示范法》 (Mode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 该示范法对我国以后在跨国界破产立法方面的完善同样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跨国界破产示范法》要求在跨国界破产中公平而合理地保护外国债权人的权利, 同时避免破产债务人的欺诈行为, 这对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投资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4 保障机制:完善我国“人格否认制度”和约束机制

公司法人人格独立是基于公司法的有限责任制度, 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一般都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内部关系上, 股东的责任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外承担责任, 所以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亦是母公司跨国投资战略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法人的责任与股东的责任是相区别的, 这是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的。但实践中许多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为达到自身利益的实现, 就是利用公司独立人格, 玩弄金蝉脱壳骗术转移公司财产, 损害债权人利益。对于国家利益受损、相关利益人权利受到侵犯、对债权人的不公平和不正义的现实, 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规范跨国公司行为。法律制度的设计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包括完善本国立法和参加国家公约。

4.1 继续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研究

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学界普遍称之为“旧公司法”, 2005年通过的《公司法 (修订) 》学界称其为“新公司法”。“旧公司法”里没有关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 所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采用“刺穿公司面纱理论”作为追究母公司责任的依据。《新公司法》增加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我国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从无到有, 确实是我国公司法人制度的一大创新, 是对我国公司法人制度的必要补充和完善, 但新规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公司法》只在第20条和第64条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规定在系统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方面有欠缺之处。从法律关系构成要素来讲主体范围较窄, 内容不具体, 客体不全面。因此, 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如何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为司法实践和立法提供理论依据。

4.2 扩大适用范围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只是在《公司法》中作了原则规定, 依据事前规范的基本法理, 防止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不完善所带来的缺陷, 我国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应该扩大到相关领域的立法中, 尤其是在《破产法》中, 可以具体规定在什么样的法定条件下, 母公司应对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防止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以此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当今国际社会来看,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已进入了税法、环保法、侵权法和竞争法等领域。

4.3 建立“债权人直接诉讼”的司法救济制度

目前在国际社会上, 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一个国家要享受全球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好处, 要吸引长期、稳定的投资,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债权人的保护机制是否健全。而要完善此机制, 在国家之间的贸易交往和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债权人和股东就应拥有相同的权利。“债权人直接诉讼”制度, 可以使本国子公司债权人能够直接对外国母公司的侵权行为提起诉权, 能够增强我国债权人对跨国公司的债权获得法律有效保护的信任感以及对跨国子公司进行投资的欲望。股东若受到公司的侵权行为时, 可以寻求“股东直接诉讼”的救济手段;而债权人的相应权利却没有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公司法》第111条对股东直接诉讼作了规定。两者相比之下, 我国公司法给予股东更全面的权利。因此, 笔者建议应该建立“债权人直接诉讼”的司法救济制度

4.4 鼓励债权人有效介入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讨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公司众多参与者的利益关系, 从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理念到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关系治理也是公司治理发展的一个趋势。新的经济条件下, 企业相互之间的依存变得更为紧密, 网络型的组织形态正逐步形成, 因此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参与公司治理变得更为必要。特别是债权人, 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能够对公司的运作起到外部监督作用。同时,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也为这些主体更便利地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可能性。此外, 跨国子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不仅可以靠法律手段, 还可从社会责任、伦理道德等方面制约跨国母公司的行为, 迫使母公司对子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 以保证债权人利益得以实现。

摘要：我国作为积极吸引外国投资的东道国, 维护我国内的跨国子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我国立法的现状, 借鉴和吸收国际上公司债权人保护的优秀原则和制度, 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 包括完善本国立法, 规范跨国公司行为。

关键词：跨国公司,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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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保护 篇10

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人口增加是大势所趋

从世界范围看, 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规模快速扩大、城市化进程加快是一个历史, 也是一个趋势, 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发生过, 不过因各国经济、文化、法律等背景因素不同而有些差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 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到2010年底, GDP已位居世界第二位。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也必然需要征用大量农村用地, 特别是征用城市周边农村用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带来的也必然是失地农民的大量增加。因此, 加强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与社会保障,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对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行土地征收转化制度设计缺失, 土地转化收益分配欠缺公平, 损害农民利益

我国的土地制度属于二元化的土地制度, 即土地国家所有与农村集体所有。农村的集体土地, 由于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将土地长期承包给农民自己经营、管理、受益, 即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 农民享有经营使用、收益、转让权。因此, 城市化发展征用土地, 只能通过国家征收及出让方式解决。国家和政府征用征收农村土地的成本较低, 而国有土地出让收益较大。国家征用征收成本基本上一亩地补偿区区几万元、十几万元不等。而城市土地出让价格根据用途则达到每亩几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或者几十倍。土地转化收益在不同主体之间差异巨大, 显得极不公平。

而在农村土地被征收之后, 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如果不能完善补偿安置制度, 妥善解决农民的保障与发展, 农民将因失地而失去生活基础, 从而增加新的城市失业人口, 反过来影响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三、科学规划, 控制征收征用农村土地, 建立合理的安置制度

保护农民利益应该从根本上建立科学的土地规划与征收制度, 坚持保护农业用地的原则, 尽量控制农村用地的征用和转化。毕竟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 作为生长在土地上的农民延续几千年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对土地除了生活、生产的依赖之外, 还有着对土地的归属感和生活方式的传承与延袭, 不仅仅是补偿与安置的问题。同时, 由于土地一旦被改变用途, 很难短时间恢复生态。因此, 还是重点放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结合经济发展规模、实际需要来制定土地规划, 尽量控制征地规模, 减少农村用地的征用。

必须进行征用农村土地时, 应将征用征收规划前置, 将土地利用规划与农民补偿安置方案一并审核。在补偿安置方面应由重补偿向重安置转变, 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活和发展问题, 这样才能实现土地征用征收与补偿安置同时解决, 不为发展留后患。设计安置方案时应体现市场要素、现实要素、公平合理的原则, 防止土地收益分配不公平现象。将土地转化过程中产生的收益主要用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 如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就业、农村集体组织企业的发展、劳动保障等。

四、注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实现从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就我国社会保障总体而言, 长期以来, 特别是在新农合等以前, 农民基本上是依靠自助和临时性的社会救助, 根本没有现代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保障。这种情况有着历史和社会因素, 以农村自然经济为主的经营模式和以自我救济成为历史习惯, 既限制了民众对社会保障认识也限制了社会保障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些年,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观念才开始进入民众意识, 并影响着民众对生活、工作、职业的选择。

鉴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国情的特殊性, 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待遇体制, 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城镇人口设计, 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差别很大, 特别是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差别巨大, 城镇化进程加速和失地农民数量的持续增加, 其对社

会保障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要求, 成为城市化进程发展中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解决不好, 可能反过来又成为制约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隐患。

因此, 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实现从农村低保向城镇社会保障的转变, 解决生存问题, 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模式, 为使失地农民快速转化为市民, 共享城市化进程的繁荣。

五、解决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 逐步参与城市竞争, 享受城市化进程成果

通过公平的土地转化收益、健全社会保障, 使失地农民能够适应城市生活是一个方面, 重要的是采取相应制度和措施, 解决农民的发展问题, 使失地农民通过自身发展参与城市竞争, 完全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一是要注重农村集体组织的自治引导, 实现从农村村民自治向城市社区的引导, 强化原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存能力和参与经济竞争能力培养和引导, 使之成为新的企业, 吸收失地农民进入集体企业工作, 解决就业问题。在集体企业的经营方向上, 应利用土地资源优势, 选择餐饮、旅游、物业管理、出租等服务业, 避免进入高新技术及市场竞争激烈的产业, 以求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二是强化失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提高职业技能, 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 增加失地农民的就业机会。三是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 鼓励自主创业。一般而言, 在城市周边有着比较浓厚的商业经营气氛, 失地农民多数也有着较强的商业经营意识, 但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限制, 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 又有着不小的差别。在税收、工商、社保等方面为失地农民在城市自主经营提供便利, 使之通过自主创业实现发展等。

这样, 通过公平的土地征收的补偿安置制度、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生活问题, 通过适当的优惠政策、通过集体企业发展、自主创业等来实现失地农民的发展, 使广大失地农民共享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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