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精选十篇）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篇1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性质

(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念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又称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 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 即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与审判一定范围内行政争议案件的权限。

(二)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模式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模式, 是指一国确定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制度。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主要以制定法来明确规定受案范围, 主要有概括式、列举式以及概括列举并用的混合式。概括式是由统一的行政诉讼法典对受案范围做出原则性的规定, 其优点是简单、全面, 不致发生遗漏, 但却失之宽泛和不易掌握。列举式有肯定列举和否定列举两种方法。肯定列举是由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加以逐个列举, 凡列举的都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否定列举也称排除式, 是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逐个加以列举, 凡列举的都不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 未被列举的则都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列举式的优点是具体、细致, 受案或不受案的界限分明, 易于掌握, 但却有繁琐且难以列举全面的弱点。混合式是将上述两种方法混合使用, 以发挥各自的长处, 避免各自的不足, 相互弥补。[1]

二、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遵循的原则

世贸组织的加入, 经济模式的革新, 以及我国行政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要求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与法律环境下,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总结行政审判工作的经验, 并参考借鉴国外的行政诉讼立法, 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具体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 充分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原则

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通过由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解决发生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 从而有效地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 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 应尽可能地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的作用, 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 正确处理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在受理行政案件上合理分工的原则

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要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处理解决行政案件上的作用和长处, 让其能通过行政复议、行政申诉等方式解决一部分行政争议, 使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对各自的受案范围有一个合理的分工。对内部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等, 就不必划归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三) 自足现实, 逐步扩大的原则

即根据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法治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到现在, 我国国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行政法治要求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规范,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适时扩大。

三、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采用了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 即混合式。

(一) 概括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对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做出了统一的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值得关注的是, 本条将受案范围仅限于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 将抽象行政行为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排除在外。另外, 对于“合法权益”的外延应如何理解也是一项重大研究课题, 它极大地影响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大小。

(二) 肯定列举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第二章“受案范围”中的第11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1) 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2) 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3) 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4) 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 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5) 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6) 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7) 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8) 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 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可见, 该条把“合法权益”仅限于人身权、财产权。本条第2款虽有扩大, 但也只是针对除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行政案件。而根据本法第2条规定, 无论法律法规是否有规定, 只要侵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均是可诉行为。由此可得本条与第2条在对受案范围的概括式规定上产生了矛盾, 这将导致人们在适用时的难以定夺。

(三) 否定列举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第二章“受案范围”中的第12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1) 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2) 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3) 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4.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最高院《若干解释》第1条第2款中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 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2) 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3) 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4) 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 (5) 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6) 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四、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性及其完善

(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性

1. 所保护的权益范围过窄

首先, 对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合法权益”应作广义的理解, 不限于人身权、财产权, 不仅包括宪法权利和普通法权利等法定权利, 还包括习惯法、判例法以及法理上所主张的公民权利, 其中, 要尤其注重“宪法权利”的保护。在我国, 宪法权利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监督权。而行政行为涉及内容广泛, 既涉及财产权、人身权, 也涉及其他权利。众所周知, 行政法作为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及“动态的宪法”, 是维护宪法尊严和实现宪政制度的最重要的法律部门, 理应在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问题上发挥巨大的作用。随着近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将政治权利等权利内容纳入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条件也日臻成熟。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宪法权利时, 应该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

其次, 将公益诉讼排除在诉讼受案范围是欠妥的。生活中存在大量公共利益被损害 (如国有资产流失, 环境污染和破坏, 土地开发中的不合理利用等) 却得不到保护的情形, 如若将环境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若干领域引入行政公益诉讼中去, 将能达到良好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效果。

2. 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 否定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 人民法院只受理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对象提起的诉讼。实际上, 如果法院不能受理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并予以撤销, 那么就可能导致违法不当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 使得更多的相对人蒙受损失。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 抽象行政行为数量大、范围广, 对社会经济活动及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均能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 加之其具有反复适用性, 使得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并不比具体行政行为要小。试想当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被人民法院判决无效、撤销或变更后, 作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依然合法存在而且可能再次适用, 不但会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 造成行政相对人经济上的负担, 还不能从根源解决问题。

3. 规定受案范围时采用列举的方法, 易出现“挂一漏万”的现象

采用列举的方法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虽然清楚明了、易于掌握, 能够起到明确界定范围的作用, 但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社会现象纷繁复杂, 社会生活日新月异, 无论制定法列举出多少可以受理的案件, 总会有遗漏, 用这种列举的方法规定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难免会出现所谓的“挂一漏万”的结果。[2]甚至, 用列举的方法予以规定容易导致司法标准的混乱不一, 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寻求司法救济以及案件的受理带来很多不便。

(二) 扩大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建议

综合以上论述, 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上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1. 扩大受保护的权利范围

首先,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正在向法治强国迈进, 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规定, 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 这种广泛的权利并非仅限于法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该种主张若能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得到体现, 将是民主与法治建设基本要求的充分体现。诉讼范围务必从人身权、财产权扩大到“一切合法权益”, 即除人身权、财产权外, 还要对劳动权、受教育权、休息权以及政治权利等进行全面而有效地保护。

其次, 完整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包含公益诉讼。行政相对人除了向司法机关主张自己的利益, 还可以主张同一事件受害的其他公民的利益, 要在行政诉讼框架内扩大对利害关系人的外延, 把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 为公益损害提供及时而有效的司法救济。

2.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

众所周知, 此种呼声近年来颇为普遍。只有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 避免累诉的弊端, 迫使行政主体对自己的抽象行政行为负责, 从立法上根除违法行政。

3. 引入判例

纵观当今世界, 凡是法治发达的国家,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判例 (尤其行政判饲) 在其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的判例, “一言以蔽之, 类似之案件须都采用作类似之判决是已。”[3]行政判例不仅可以弥补制定法固有的缺陷, 而且能与社会发展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笔者强烈建议在立法上取消容易引起误解的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正面列举的规定, 采用参照《若干解释》反面列举的办法[4], 引入行政诉讼判例制度, 解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列举式和概括式规定各自的缺陷, 避免不同法院因理解不同而对同一性质的行政争议是否受理做法不同的弊端, 促进我国法制的统一。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行政案件也变得日益复杂化。从理论与实践以及行政诉讼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来看, 行政主体的哪些行为可诉仍有诸多不明之处, 这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 也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相距甚远。针对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思路, 明确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性质, 做出了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建议, 以适应当代世界民主潮流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观念日益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完善

参考文献

[1]章剑生.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年版, 第34页.

[2]马怀德.行政诉讼范围研究.http://www.zzadmin.com, 2007-06-08.

[3]杨仁寿.法学之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56页.

行政许可诉讼的受案范围 篇2

行政许可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许可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什么？行政许可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错，既包括实体上的行政机关的作为和不作为行为，也包括准行政性质的过程性行为，其中属于行政许可诉讼的受案范围的有：行政机关作出的实体上的行政许可决定以及相应的不作为、行政许可管理行为及相应的不作为、导致行政许可事实上终止的过程行为和查阅权诉讼，下面由赢了网小编在本文整理介绍。

1、行政机关作出的实体上的行政许可决定以及相应的不作为

针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行政机关经过审查，可能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拒绝行政许可决定或者是不予答复，对此申请人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许可管理行为及相应的不作为

行政许可是一个连续性行为，行政机关准予行政许可之后，还应对该行政许可活动进行监督评价和管理，并可能根据情况作出行政许可的变更、延续、撤回、注销、撤销等决定。被许可人或行政相关人认为该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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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致行政许可事实上终止的过程行为

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在行政许可过程中既会作出告知补正申请材料、听证等通知行为等过程性的通知行为，也会在这些过程行为的基础上作出最终性的准予或者拒绝行政许可的实体行为。申请人如果仅不服过程行为提起诉讼的，法院原则上不予受理，而只能通过起诉行政机关作出的最重决定寻求救济。但是，鉴于实践中一些程序行为或过程行为具有事实上的最终性，且影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赋予当事人对其的诉权，难以有效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所以，申请人不服导致行政许可事实上终止的过程行为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4、查阅权诉讼

行政机关依法应当公开行政许可决定和提供监督检查记录，并应当为公众查阅这类材料提供便利。如果公众认为行政机关未履行该义务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许可相关知识：行政许可的种类

从行政许可的性质、功能和适用条件的角度来说，大体可以划分为五类：普通许可、特许、认可、核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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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通许可

普通许可是准许符合法定条件的相对人行使某种权利的行为。凡是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活动，基于高度社会信用的行业的市场准入和法定经营活动，直接关系到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产品、物品的生产及销售活动，都适用于普遍许可。如游行示威的许可，烟花爆竹的生产与销售的许可等。

普通许可有二个显著特征：一是对相对人行使法定权利附有一定的条件；二是一般没有数量控制。

2、特许

特许是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向被许可人授予某种权力或者对有限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管理方式。主要适用于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有限公共资源的配置、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垄断性企业的市场准入。如出租车经营许可、排污许可等。

特许有二个主要特征：一是相对人取得特许后，一般应依法支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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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可

认可是对相对人是否具有某种资格、资质的认定，通常采取向取得资格的人员颁发资格、资质证书的方式，如会计师、医师的资质。

认可有四个特征：一是主要适用于为公众提供服务、与公共利益直接有关，并且具有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特殊技能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认定；二是一般要通过考试方式并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认可；三是资格资质是对人的许可，与人的身份相联系，但不能继承、转让；四是没有数量限制。

4、核准

核准是行政机关按照技术标准、经济技术规范，对申请人是否具备特定标准、规范的判断和确定。主要适用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的设计、建造、安装和使用，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特定产品、物品的检验、检疫，如电梯安装的核准，食用油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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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依据主要是专业性、技术性的；二是一般要根据实地验收、检测来决定；三是没有数量限制。

5、登记

登记是行政机关对个人、企业是否具有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资格和特定身份的确定。如，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变更、终止；工商企业注册登记、房地产所有权登记等。

登记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未经合法登记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事项，是非法的，不受法律保护；二是没有数量限制；三是对申请登记材料一般只进行形式审查，即可当场做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

行政法相对于民法和刑法的适用，行政法的适用具有许多特殊性。对于很多人而言，行政法似乎有点陌生。行政法的适用主体包括法院和行政执法机关，且大量的是行政执法机关。行政法相关法律困惑，可咨询赢了网在线律师。

来源：（行政许可诉讼的受案范围http://s.yingle.com/w/xz/188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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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篇3

【关键词】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一、大陆与台湾地区确立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背景比较

1.大陆确立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背景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中虽然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行政案件,却由于缺少各项具体行政诉讼制度的规定,可操作性并不强。在行政法学者的理论研究推动与司法实践者的共同努力之下,1989年终于出台了新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由于没有长期充分的行政审判实践为依托,也没有行政诉讼法立法经验,甚至当时《民事诉讼法》自身也处于待修订状态,使得这部行政诉讼法在立法技术上显得有些粗糙,有些规定显得过于理想,在操作性方面还存在一些欠缺。在规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立法者也显得较为保守,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定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内。

2.台湾地区确立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背景

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的延续,1931年国民党政府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在台湾一直沿用至1975年,因其与时代发展不相协调,才被第一次修改。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有着较为丰富的行政审判实践经验。由于1975年的修改并没有进行结构性变革,许多问题并没解决,在1981年,台湾“司法院”成立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修正委员会,聚集司法界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对“行政诉讼法”的研究修改工作,对原有的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大规模的修改。

二、大陆与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比较

大陆与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都开章明义的在总则的第1条概括了该法的立法目的。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第1条规定: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依照此条的规定,立法者在强调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同时更多的是赋予了行政诉讼法控制国家行政权的色彩。这也是与当时大陆行政法学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的,即当时学者所主张的控权论和平衡论均认为行政诉讼法的主要功能就是监督、控制行政权有效行使。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总则第1条规定:行政诉讼以保障人民权益,确保国家行政权之合法行使,增进司法功能为宗旨。相比较之下,少了“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规定,更侧重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三、大陆与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的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采取得了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前者是指对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作出原则的统一性规定。如《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1条第1款第8项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提起诉讼。该条第2款规定: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案件。这些规定都是采取概括的方式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后者是指对法院应该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具体的加以列举。其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采用的是概括主义,即只要是公法上的争议,均可提起各种类型的行政诉讼。但性质上属于公法争议,有特别规定者,仍可有其他法院审判。

四、大陆与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原则的不同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原则通常有两种:一是可审查的假定原则,二是不予审查的假定原则,也即司法审查法定原则。前者是指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属于能够审查的行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是原则,不受理是必须加以明示的例外。后者是指法院不享有对政府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的权力,不得受理任何行政案件,除非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大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立原则是不予审查的假定原则。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集中在第1条、第11条、第12条。其中第2条、第11条明确规定了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政争议范围,第12条则是规定了对哪些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该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的都可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原则。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立原则采取的是可审查的法定原则。台湾“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只要是公法上的争议,原则上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除非是法律明确规定某些争议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五、大陆与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具体内容的区别

大陆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除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以外,还包括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1)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2)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3)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4)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

(5)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的。

(6)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7)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8)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

(1)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2)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3)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4)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2)公安、国家安全机关等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3)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4)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

(5)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6)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台湾地区行政法学界认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至少受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1.公法上争议概念范围之广狭。 “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采取的是“概括主义”。这种“概括主义”系指“权利保护体系之概括主义”,非依存于诉讼类型、行政行为形式之概括主义。“行政诉讼法”第2条既将公法上争议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上位概念,因此:

(1)并非所有属于公法上争议之事件,均可提起行政诉讼,均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法上的争议包括行政诉讼性质之公法争议、非行政诉讼性质之公法争议。

(2)因“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类型还有第9条此类维护公益的“客观诉讼”,故公法上争议不能以公法上“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之争议为限。

(3)纵属主观的争议,也不能以当事人间具有“实质上对立性”为必要,还存在机关争议或自我争议。至于何为“公法上争议”,理论上应该分为“形式上之公法争议”与“实质之公法争议”,“行政诉讼法”第2条所规定之公法争议,应指实质意义上的公法争议,即因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引起之争议。

2.法律的特别规定。依台湾地区现行法律的规定,不得提起行政诉讼的特别规定者,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宪法争议事件。依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由大法官解释宪法及统一解释。

(2)选举(罢免)诉讼。有关选举或罢免无效、当选无效、罢免案通过无效及罢免案否决无效之诉讼,由民事法院管辖,其他争议事项由行政法院管辖。

(3)交通违规事件。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事件,由各县市交通裁决所作成裁决,不服者由普通(刑事)法院置专业(交通)法庭处理。

(4)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事件。此类行政罚事件,分别由警察机关及地方法院简易庭裁罚,对之不服的由普通法院审理。

(5)律师惩戒事件。由律师惩戒委员会及复审委员会处理。复审委员会具有职业法院之性质,乃特别行政法院之一种。

(6)冤狱赔偿事件。以地方法院(刑事庭)为决定机关,不服者向司法院冤狱赔偿复议委员会声明不服。

(7)国家赔偿事件。由民事法院审理。

(8)公务员惩戒事件。由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处理。公惩会应定位为行政惩戒法院,亦为特别行政法院之一种,与行政法院平级。

上述事件,法律既已明定由普通法院或实质上相当于行使司法权之机关审理,则纵然该事件属公法上争议,也就没有再依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的必要。在上述事件中,若其“先决问题”构成公法上争议者,有关该先决问题能否提起行政争诉,仍须视各该特别法律其整体意旨就该先决问题有无排除提起行政争诉(起诉之容许性问题)而定。

3.法定外(无名)诉讼类型之容许性。法定外(无名)诉讼是与法定诉讼相对应的一种对诉讼类型的分类方法。“行政诉讼法”第4条到第10条规定的诉讼类型,为法定诉讼;反之,如非本法所明定之诉讼类型,则属于法定外(无名)诉讼。某一诉讼类型是否为本法所明定之诉讼类型,因学者对各该条之解释,而有不同见解。无论如何,基于权利保护之概括主义,除非依既有法定诉讼类型已能提供人民适当之权利保护,否则即有扩充既有法定诉讼之适用范围或另外承认法定外诉讼类型之余地。

参考文献

[1]翁岳.《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336～1337

[2]杨海坤、陈迎、何薇、顾运著. “两岸现行行政诉讼法之初步比较” .载《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621～622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篇4

关键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不足,完善

一、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现状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行政争议的种类和权限。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进行行政诉讼的前提性问题, 它的确定对于实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诉讼目的、促进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行为, 提高办案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 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施以明确的立法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作了立法规定, 但是该立法模式存在着不少不足之处, 既造成了部分行政行为监督的流失, 也不利于全面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完善行政诉讼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的不足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立法现状,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抽象地概括了可诉案件的类型。即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性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明确列举了7种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它们分别是: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不服行政处罚的案件;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不服行政强制措施的案件;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案件;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行政机关拒绝颁发许可证和执照或者不予答复的案件;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申请行政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拒绝或者不予答复的案件;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规定的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案件;诉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7项规定的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案件。

3.概括了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具有可诉性。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8项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

4.明确列举了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前款规定外, 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5.明确列举排除下述案件。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以下事项不予受理:其一为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其二为抽象行政行为;其三为内部行政行为;其四为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作了进一步细致可操作性的规定或补充性规定, 但也采取了和行政诉讼法一样的立法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 我国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主要是采用了“概括式规定+肯定式列举+否定式排除”的混合方式, 这也是我国多数学者赞成的观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体例是混合式, 即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混合模式”。

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模式的不足

首先, 我国采用的混合式立法模式存在逻辑上不周延的问题。前文笔者讲到了划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模式, 无论概括、列举、混合都只是受案范围立法模式的表现形式, 而非问题的实质。我们研究立法模式, 紧要之处在于厘清行政纠纷中允许起诉与不允许起诉之间的界限, 而恰恰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 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存在逻辑硬伤。

其次, 虽然《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集中在三个条文上, 但是无论从立法原意还是从形式上, 对第2条的概括式规定都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在说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立法原则时,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草案) 的说明》中归纳了3点,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考虑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行政法还不完备,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 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 有观念更新问题, 有不习惯、不适应的问题, 也有承受力的问题, 因此, 对受案范围现在还不宜规定太宽, 应逐步扩大。”这说明立法者并没有充分重视《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概括式规定, 这一信息的传递使人们错误地以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只有列举式规定的内容。同时, 由于第11条的肯定列举所占篇幅最大, 这种“喧宾夺主”式的规定方式致使法院在实践中只受理那些与该条规定完全符合的案件, 搞“对号入座”, 而不敢“越雷池半步”, 事实上缩小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加之学界对第11条有不同理解。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本身便是混合式模式, “在行政诉讼第11条第1款第 (一) 至 (七) 项中列举了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在该款的第 (八) 项概括其他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补充。”实际上, 第11条的这两处规定应是一种间接列举 (分别是内容列举和法律、法规列举) , 前文已有论述, 此不赘述。

最后, 《行政诉讼法》在采用肯定列举方式划定受案范围时, 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划分行政行为, 使得第11条列举的7种行为根本就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例如, 第 (一) 项和第 (二) 项中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是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所做的划分;第 (三) 项和第 (七) 项的“违法要求履行义务”和“侵犯法定经营自主权”是以行政行为的内容所做的划分;第 (四) 项和第 (六) 项的“拒绝颁发许可证、执照”和“拒绝履行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法定职责”又是根据行为的作为和不作为状态所做的划分;而第 (五) 项的“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则完全是一个具体领域中“不作为”行为的表现形式。总之, 上述划分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 相互之间出现了交叉或遗漏的现象, 无疑给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设置了障碍。

三、其他国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规定

其他国家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规定上大都实行可以审查的假定原则, 即只要是行政行为原则上都纳人法院审查的范围, 只有法律明示不予受理的事项才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

(一) 法国

行政机关的一切决定, 不论采取何种形式, 不论是采用口头或书面的、明示或默示的、抽象或具体的, 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排除私人行为、立法机关的行为、司法机关的行为、外国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和以国家名义作出的政府行为。

(二) 德国

所有不属于宪法范围的公法争议, 如果联邦法院没有明确规定由其他法院处理, 都可以提出行政诉讼, 州法领域的公法争议可以由州法分配给其他的法院处理。依《基本法》排除了国家行为、国家的恩惠行为、为公共利益作出牺牲而产生的请求权。行政法院不受理公民控告行政机关的违宪案件, 公民和行政机关之间的财产纠纷, 及有关反对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宗教利益的行政纠纷。

(三) 美国

凡是因行政机关而使公民或其他组织的法定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或受到不利影响或损害, 不论其为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 均可纳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排除1.法律授权不予审查的行政行为;2.法律授权行政机关自行决定的行政行为, 但其排除作用不大。

(四) 英国

真正被排除在法院司法审查之外的只有国家行为。概括规定+否定列举的立法模式将受案范围界定得比较清楚, 并且避免了过多的行为类型区分和探讨, 将大量的行政行为都纳人受案范围之列。

四、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的初步设想

笔者认为, 我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在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规定上的成熟经验, 采用“概括式规定+否定式排除”的模式。

具体说来, 首先, 采用“概括式”的立法方式, 对一切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都应受到法院的审查作出统一的规定 (也即“肯定式概括”) 。其次, 对于采用“列举式”的立法方式, 对法院不宜受理事项予以排除。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 凡是法律明确排除的行为, 法院均不得受理, 除此之外, 都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 (4) 由此可见, 只有这种立法模式, 才能够科学而合理地界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范围也应当采用这一更科学、更严谨、更合理的模式。

第一, 就立法技术本身来讲, 采用单一的列举式规定远比概括式规定要复杂、困难。一般采用列举式方式, 无论是肯定列举还是否定列举, 都要求就事论事, 要采取同一标准, 穷尽某一概念的全部外延, 但是由于实际行政活动非常复杂, 寻求同一标准, 尤其是较为科学的标准以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十分困难。所以有些学者提出的单纯采用一刀切的肯定列举或否定列举的方式, 在立法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第二, 实践中, 行政管理内容庞杂, 行政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在我国, 除了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进行行政管理外, 还有大量的非行政机关在履行着管理职能, 并且, 无论是行政机关的管理行为, 还是其他社会组织可能的管理行为, 都与这些主体其他身份下的行为交织在一起。采用肯定模式无法穷尽当下我们意欲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情况, 遗漏不可避免。再者, 如果用肯定模式对受案范围作出规定, 当未来出现应该纳入而没有纳入进去的情况时, 肯定性规定反而成了一种束缚。相反, 如果我们采用否定排除的方式, 就既可避免上述窘境, 又能使受案范围界限清晰、明确, 便于司法实践操作, 更能实现尽可能扩大受案范围的目的。

第三, 《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确定受案范围时, 已经迈出了尝试性的第一步。其第1条即采用的是概括式规定与否定式排除相结合的方式, 比之《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更为简洁、科学, 操作性更强。

综上, 应当尽快对当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立法缺陷予以完善, 并采取各项措施, 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司法实践, 逐渐转变为利于行政相对人的立法状况, 并且给予行政相对人最大范围最大程度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推动我国“依法治国”事业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171-172) .

[2]杨小君.正确认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模式[J].中国法学, 2009, (6) .

[3]宋雅芳:行政救济法学[M].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 (163-164) .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篇5

（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仅是法院对哪些行政案件可以受理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得以救济的范围,在行政诉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相关法律在监督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情况新形势的不断产生，行政法制建设的要求，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过窄这一问题日益突出。怎样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适应我国行政法制化的要求成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首先阐述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涵义、确立方式、影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制约因素等基本问题，然后，从我国的立法现状及法律规定问题及其原因出发，逐步提取出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的缺陷，从而提出将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建议。

[关键词]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发展历程；立法模式；完善

一、行政受案范围的一般理论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念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又称“行政审判范围”或“可诉行为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界限，即法律规定的法院受理审判一定范围内行政案件的权限①。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裁判行政争议的范围②，即可以受理什么案件，不能受理什么案件，哪些行政活动应当由法院审查，哪些不能被审查。具体来说，它不仅确定了人民法院对哪些行政行为享有司法审查权，同时也圈定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哪些权利受到行政主体的侵犯后，可以要求法院依法进行审理的范围。受案范围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和关系的标志，也反映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范围和程度。

（二）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因

几乎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行政诉讼法中都有关于受案范围或类似的规定。从中可以看出，受案范围的普遍存在并非偶然，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了行政诉讼应当有限制。近代法治国家基本都以分权来制衡公权力，因此司法权制约和监督行政权，便符合国家职权分权制约的原理。但这对于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不可能是无限度的，因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同于民事行为或刑事行为等其他行为，行政行为有它特殊的地方。例如，涉及到公共利益，有的行政行为需要保密，通过司法程序很有可能泄露出来；有的行政行为含有非常强的政治性，需要配合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形势的变化，法院的法律标准衡量和评判可能会使国家职权分工造成混乱，同时可能导致许多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不当或错误处置等。③

第二，司法权性质决定了行政诉讼应当有限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但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它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的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并对具体案件作出具有终局性、中立性和权威性裁判的权利；其实质是通过判断来进行社会矫正、社会救济性质的权力，其更多的强调的是程序正义。而行政权是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服务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其在处理行政事务时更多考虑的是效率。由于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权力，如果行政诉讼没有范围的限制，将导致行政机关无法正常的行使行政权，同时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不能相互代替。

为此，司法权在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和制约时应当有自己的权力边界，如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权对行政事务的管理，而且还应当尊重行政权在自身权限内的自我裁量和判断。因此，行政诉讼应在保持司法权和行政权平衡的前提下，有一定的范围限制。

第三，司法权、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就如翁岳生教授所言：各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允许具诉权者起诉之广狭，考虑确保行政诉讼之灵活、法的安全性、避免滥诉所生之诉讼过量殃及司法之功能。主动、合法、及时地行使行政权，可以使法律得到良好的实施，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现实生活中行政权的滥用，使得行政权要受到充分的监督和制约。可见，行政权的行使是一把双刃剑，行政权的强大，显得公民权利的弱小，让其需要受到保护，也应当保护公民的权利免受行政权的侵害。但是过分的强调权利可能会使权利的滥用，导致中断行政过程，从而妨碍行政机关履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职责，降低行政效率，最终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另外，法院因人员素质、判案质量、效率等方面的问题限制了解决行政争议的能力。因此，为了让司法权、行政权、公民权利的关系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重要因素。

第四，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的水平。行政诉讼范围与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依法行政水平等关系是正比例关系：即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越强，依法行政的水平就越高，越能自觉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诉讼范围越大；反之则越小。西方从近代开始，行政权就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不管其怎么扩张，行政机关都能自觉接受司法权的监督，这源自于西方悠久的法治传统；而我国行政权的强大有着悠久的历史，直至今日也是如此。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差，使得其自觉接受和尊重法院司法监督的意识也就不强。在这不乐观的现实下，行政诉讼范围的扩大是很难的。这也印证了上述的观点，所以，受案范围的存在也与此相关联。

第五，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公民没有一定的法治意识，就很难对行政机关提出依法行政的要求；没有一定的权利意识，就不会在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积极要求权利救济，而只能选择一味的忍让退缩，不会提出维护自身权利的诉求。这样看来，某种程度上，公民维护权利的诉求是行政诉讼范围存在的社会基础。

第六，行政诉讼目的。所谓行政诉讼目的，就是以观念形式表达的国家进行行政诉讼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基于对行政诉讼及其对象固有属性的认识而预设的关于行政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行政诉讼目的是行政诉讼程序的出发点和归宿，行政诉讼程序是行政诉讼目的的手段，同时诉讼程序是保障目的的实现而使用的手段和方式。如果保障行政权的行使被作为行政诉讼目的，那么势必会为了追求行政效率而尽量削弱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导致受案范围变小；反之，将行政诉讼目的定位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则受案范围就会尽量的扩大，以尽可能的将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置于司法的监督之下。只有受案范围适应权利保障的需要，才能坚持保护相对人的行政诉讼目的，实现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权之目的。

二、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现状之评价

（一）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现状

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前，我国行政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于行政诉讼的探索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3月《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以前，这一时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第二阶段是《民事诉讼法（试行）》以后到1986年10月全国第一个基层行政法庭建立之前，这一阶段处于依附于民事诉讼的状态；第三个阶段是第一个基层行政法庭的建立后，这一时期处于相对独立的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发展从没有到依附于民事诉讼，再到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逐步变宽。直到1990年，我国才正式建立系统的受案范围制度。

1990年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标志着行政受案范围的正式确立，虽然在立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的争议，但最终立法者考虑到一些现实因素，做出了妥协，取代理想主义的务实作风在立法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确定受案范围上基本采用混合的方式。《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是以概括方式确立了行政诉讼的基本范围。以肯定列举的方式列出了应当受案的一些列具体行政案件。《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具体列出的典型的八种行政案件。但这八种案件并不意味着能穷尽行政诉讼范围的规定，为此《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又概括性的规定：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刑政案件，也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后又以否定列举的方式对不属于行政受案范围的事项作出了排除规定。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也随之发展起来。1989年至2000年间，经济上，我国开始确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政府提出“依法行政”并在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深刻变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法律及司法实践对受案范围发展推动了其发展。如《行政复议法》间接的扩大了行政诉讼的范围，使得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两种：一是不能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二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为终局裁决的案件；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八条对行政处罚种类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这使得司法实践中一些非典型的处罚方式如没收非法财产、没收违法所得等也被纳入到受案范围中了，拓宽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监察法》的实施，把监察机关采取的行政监察措施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内，但其作出的涉及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处分决定除外；此外，最高法院的个案答复函与批复逐渐明晰并拓宽了受案范围。如关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行为和刑事侦查行为可诉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将监视居住，搜查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而将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留置措施、收容审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将确认经济合同无效及财产损失的处理决定纳入；扩大了企业资产纠纷受理的范围，将行政机关强制作出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分立决定不服的、侵犯企业经营决策权销售权和投资决策权等案件、企业在符合政策导向下载本行业内或跨行业调整经营范围而工商管理机关拒不变更或不答复的案件纳入等。

我国在新世纪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首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其相关要求，我国还应提高司法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其次，“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更加注重权利和权力的平衡、权力与责任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必然强调对政府行为的司法审查。④第三，依法治国的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废除了一些不合法、不合时宜的法规等。第四，行政法律制度的日益完善。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律，填补了以前的空白。如《行政许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

在此良好的条件下，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是在《行政诉讼法》颁行十余年的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总结。该解释对行政诉讼受案制度作出了相对更宽的解释。如从宽界定了可诉行政行为，将可诉的行政行为从只涉及人身财产权扩大到关涉其他权益的行政行为；对不的起诉的行政行为的范围作了严格的解释。

最高法院还颁布了关涉WTO的三个“规定”，最高法副院长李国光强调《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我国行政审判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它是我国行政审判开始全面调节国际经济贸易法律关系的里程碑。和另外两个《反补贴规定》《反倾销规定》一起比较好的反映了WTO对司法审查的要求，将WTO司法审查内容移入到我国行政诉讼中，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考虑国内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⑤

通过对我国行政受案范围现状的分析得出：首先，我国受案范围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其次，多种因素共同推动、多个渠道合理发展，在政策的指引下、在法学理论界的讨论和批评以及典型个案的推动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完善；最后，把保护人身财产权利放在优先地位。

（二）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缺陷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虽有长足的发展，但与现实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其不足之处主要包括：

第一，《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不利于受案范围的扩大。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将三个主要的主体均列为其保障对象，而一部法律的立法目的是该部法律其他制度的基调、方向，这样不能分清其主次，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行政诉讼范围制度的扩大，不能更好的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范围，更不利于实现保护人权的崇高目标。要想打破这一禁锢，只有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作为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

第二，立法模式的混乱。虽然立法模式并不是受案范围的实质，而是其表现形式。不管采取何种立法模式都会出现遗漏的现象，但受案范围有大量模糊的区域就会影响行政诉讼的正常进行。我国行政诉讼范围在立法模式上存在逻辑上的混乱，违反了逻辑中的排中律要求。⑥

第三，以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可诉标准不够全面。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中虽将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行为中的具体删除，但其第二款排除了抽象行政行为，换句话来讲，还是以行政对象是否特定来区分可诉性，忽略了抽象行政行为也可能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把行政行为的对象是否特定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联系起来，混淆了两者是不同问题的实质。⑦

第四，可诉行政行为范围过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和其解释第四条对此的解释，它们将内部行政行为完全排除在行政受案范围之外，因国家工作人员有两重身份，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公民。在这种情况下其就享有了两重权利和义务，而行政机关对其管理的行为在涉及该工作人员的职务权利义务的同时还涉及了起作为公民的权利义务如《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监察机关有权责令违反行政纪律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做出解释和说明。这一规定毫无疑问是行政行为，但其其也是强制行政措施，这就涉及到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公民时的人身自由权。所以类似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这样让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没有了得到司法救济权利的机会。

三、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完善

（一）立法模式的完善

有些国家则主要以制定法来明确规定受案范围，大多数的大陆法系国家都采用这种方式。以制定法来明确规定受案范围也有不同的方式，主要可分为概括式、列举式和混合式等几种: 1.概括式,概括式规定是指由统一的行政诉讼法典对法院的受案范围做出原则性的概括规定。2.列举式,列举式规定有肯定列举和和否定列举两种方式。肯定列举是指行政诉讼法或其他法律、法规对于法院能受理哪些案件，一一具体加以列举，被列举的行政案件属于受案范围，未列举的，法院不得受理。否定列举也称排除列举，是指法律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即法院不能受理的事项，一一具体加以列举，凡被列举的事项都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未作排除列举的则都在受案范围之内。3.混合式，又称结合式，即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式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行政诉讼的实际情况，我国行政诉讼范围的确立方式应采取混合式即概括式加否定列举式。概括式规定是指以可以审查的鉴定为原则，对受案范围做出概括性的规定，假定除了列举的行政行为均属受案范围。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虽也采用了混合式，但前者的列举建立在审查法定的原则基础上，而后者忽略了肯定列举的方式，因此应当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构建受案范围的立法模式。否定列举式即排除性列举，将某些暂时没条件列入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及不适合审查的行政行为明确排除受案范围。这样综合了概括式和列举式的优点，避免了不足。

（二）修订可诉标准

应以行政行为作为可诉标准，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区分的标准是其针对的对象是否特定。而由于抽象行政行为针对对象的普遍性，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导致同样的侵害要比具体行政行为更具破坏性和危险性。且从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来看，抽象行政行为不入诉讼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和有效保护个人权益作用的实现。因此，对其合法性的审查也更具迫切性和现实性。

（三）适当拓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将部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

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奖、惩、任免决定等行为不包含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内。这实质上是对人事的管理，因其双重身份：一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公民。这意味着享有双重权利和承担双重义务，既有作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权利和义务，也有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⑧如果这内部行政行为是针对其作为公民的法律地位时，就会影响到其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应该让其享有诉权。2.将部分行政终局裁决行为纳入受案范围

行政终局裁决是对公民行政诉权的限制，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但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提高行政效率，允许其存在。我们给与这种特殊情况严格的规定：首先，其依据的必须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其次，某些行为涉及国家重要机密；第三，某些行为不可能或极小可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第四，某些行为专业性极强且复杂，司法审查徒具形式；第五，某些行为已有几乎司法保障的行政程序保障。⑨

3.将部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受案范围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许多变相的行政指导即名为行政指导，实际却通过其他方面的压力来使其具有强制力或要求当事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将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保护相对人的利益。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是新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总是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参考国外的先进经验，不断的改进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促进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大步迈进。

参考文献：

[1]应松年.行政诉讼法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1-64.[2]皮纯协等.行政法学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54-461.[3]姜明安.行政诉讼法 [M].法律出版社，2007.138.[4]马怀德.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1.[5]于安.掌握WTO司法审查的法宝[N].法制日报，2002-12-11

[6]王麟.重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问题[J].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4，（4）：70.[7]杨晓军.行政诉讼范围之反思[J].法商研究 2009，（4）：85.[8]杨晓军.行政诉讼范围之反思[J].法商研究 2009，（4）：85.[9]江必新.行政诉讼问题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60.On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从实质行政看行政诉讼范围的扩大 篇6

关键词：实质行政；行政诉讼范围；依法治国

我们党的十五大明确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精髓就是立法完善、依法行政、司法公正。而提到依法治国，就不得不提到依法行政，二者是局部和整体，片面与全面的关系。而依法行政的前提，就要求良好的司法监督体系。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有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虽然行政内部监督具有高效、及时、方便的特点，但滥用职权、超越职权、消极不作为等情况经常发生。

司法监督虽然不能将所有的行政纠纷的最终解决权都拿到法院，但是通过法院做出法律裁决是解决行政争议的最有效的方式，它符合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要求，而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由于对受案范围作了限制规定，使得在行政审判中，法律规定的有效作用不能得到发挥。

在我国法律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在从行政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诉讼受案范围扩大的问题。本文将试图以实质行政来分析行政诉讼范围的扩大来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一、形式行政与实质行政

通过对行政机关行为的范围分类，我们可以将行政分为形式行政与实质行政。

形式行政，是行政机关从事的职能活动，无论它们是指定规则的、处理具体事项的还是裁决争议案件的活动，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对国家与社会生活进行管理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讲，只有行政机关才能“行政”。

实质行政，是指无论它们是由什么国家机构实施的被认为属于行政活动但排除制定规则和裁决争议案件以外的执行性活动。该定义是从功能定义的，认为行政是对国家与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与组织，做出决策与执行的活动的总称，从这个角度讲，立法、司法机关也可“行政”。

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与完善，形式行政与实质行政的分类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关于行政诉讼范围的规定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称行政审查权范围或者可诉行为范围，是指法院受理与审理行政争议的范围。关于行政诉讼范围的规定，从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角度来说，是为了明确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拥有司法审查权；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方面来看，是为了维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何寻求司法救济。

作为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程序法，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作了基本的规定，具体表现在：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十一条与第十二条。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对受案范围的原则规定、第十一条的列举以及第十二条的排出规定，在形式上看比较严密，既有总体规定也有具体细化和特殊排除，但实质上存在不周之处。

将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规定为行政主体，这就把许多授权性行政主体排除在法律规定之外。第十一条第一款前七项逐一列举，第八项兜底规定“人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第二款补充规定“除欠款规定以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该条第一款规定了“人身权、财产权”在行政法方面的保护，第二款规定则没有对“人身权、财产权”进行提及，仅仅是以法律、法规规定为前提。可见，如果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可以起诉，法院则不能对超出“人身权、财产权”范围的案件进行受理。这就与第二款中“合法权益”相矛盾。故法院只能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来针对受理的案件。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对其他案件的受理。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健全的法院行政审判机制。

三、行政诉讼范围存在的弊端

尽管从《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一直到司法解释的施行都在一步步扩大受案范围，但是这种扩大并美欧对受案范围的规定做出实质性的突破，在形式行政下，仍旧存在一系列具体问题。

一是只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才是可诉的，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协等行政机关之外的机关都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而实际上，这些机关也拥有着一些行政权力。二是没有明确纳入受案范围的关于政治、教育等权利的行政行为。

四、从实质行政看行政诉讼范围的扩大

实质行政关于行政种类的划分是以形式行政权的机关的行为性质为根据，这种划分不仅重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或者作为行政活动结果，而且还重视考察与监督整个过程的行政活动。通过对行政活动过程的调整，注重各种行为形式的配合，强调行政过程整个的合法性，并且调动了相对人对服务的合作与参与，增进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信任。只要行使了行政权就是行政。因此实质行政相比于学界一直研究的形式行政来说，大大扩大了行政主体的范围。从而进一步表现在行政诉讼上，则表示对于行政诉讼范围的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由原来享有国家行政职权的国家机关和组织扩大成了一切依法享有行政权的机关和组织。

五、結语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发展我国行政诉讼和行政审判以及对于公民的权利的维护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从实质行政的角度出发，正是一个很好的扩大行政诉讼范围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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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探讨[D].湖南师范大学，2010.

[3]胡建淼.行政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3.

[4]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5]王学辉主编.行政法学论点要览.法律出版社，2010.

[6]杨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与完善.法制与社会，2008.

[7]张建军.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研究.吉林大学，2004.

作者简介：

石佳琪（1991.05～），女，辽宁朝阳人，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篇7

相较于原《行政诉讼法》, 新《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上有着巨大的进步, 如将老法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 将老法罗列的应受理的八类案件扩张到十二类; 将兜底条款规定的“人身权、财产权”改为“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虽然新法在受案范围上有着巨大的进步, 但仍存在着诸多不足, 具体而言:

第一, 虽然新法在十二条第一款中采用肯定式的罗列方式将受案范围扩张到了十二类, 并在第二条概括式的规定了公民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但即使穷尽立法者脑力罗列出的可以受理的行政案件也无法适应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快速变化下日益复杂的行政关系, 虽然总则在第二条原则性的规定了公民有权提起诉讼, 但其规定也十分模糊, 并且在现实实践中, 法院往往也只受理肯定式列举规定的案件, 很难有效对公民合法权益进行全面的保护, 受案范围的狭窄也导致了我国行政案件数量偏少的问题。

第二, 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项将老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更改为“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体现出了我国法律对于公民权利保护范围扩大的良好趋势, 但新法仅规定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正如前文所述, 法院通常只受理受案范围明确规定的案件, 这种“挂一漏万”的模糊表述难以真正的对公民进行保护。我国《宪法》在第二章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选举、被选举、批评、建议、受教育等一系列基本权利。现行的受案范围的规定没有将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和行政诉讼法需要保护的权利有效的衔接, 从而出现了权利保护的真空。行政诉讼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 并且本着“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 当行政机关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时, 行政诉讼法应当有所作为, 而现行立法无法对公民权利进行全面的保护。

第三, 新法在第十三条用否定式的列举方式几乎完整的保留了老法不予受理的范围。笔者认为将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排除在受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是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权益保护的缺位。法院是否受理一个案件, 不是根据行为的对象而是根据行为的性质确定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并不因为其对象是内部工作人员而改变其性质, 并且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存在着不合法的奖惩、任免, 该条款将其列入不予受理的范围是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诉权不合理的限制。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问题的建议

针对前文所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修改, 具体而言:

第一, 用肯定加否定的列举方式必然无法包揽所有可能出现的行政案件, 列举的方法往往也仅仅用于否定性的排除, 并且可以肯定, 实践也已经证明通常只有在肯定列举中明确规定的情形才能通过法院的“把门人”立案人员的把控, 顺利进入法院的审理, 那么实践中其他大量存在的行政争议很难进入法院的门槛。可以看出现行的受案范围仍显狭窄, 同时仅将公民权利限定在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益也有所不妥, 新《行政诉讼法》在第一条规定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但是该法对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并没有完整的衔接, 仅规定“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无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全面的保护。因此, 笔者认为更为适宜采用概括加否定列举的方式对受案范围进行规定, 掘弃肯定式的列举方式, 从而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也得以扩大。从理论上讲: 设置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通过司法裁判保护公民权利免受行政机关侵犯, 因此, 除法律另外规定外, 公民的法定权利, 都应在保护之列。据此也更符合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免受行政机关不法侵害的立法理念, 对其权益进行有效保护, 也可以明确的将不宜受理的案件排除在外。

第二, 法律作为规范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其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新法仍将行政机关违法使用、滥用行政职权侵害其内部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的情况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我们不能期望“体制内”的人员权益受损时也通过“体制内”的方式解决, 从而剥夺其诉权, 使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的监督, 其内部工作人员也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外之人”。因此, 笔者建议应对不予受理的范围作出调整, 删除新法第十三条第三项, 将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中。

摘要：行政诉讼是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 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是决定公民能否有效提起诉讼的前提之一。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 其在多个方面呈现出不少亮点, 但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本文着力分析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不足, 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以期其能更好的发挥功效。

关键词：新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马怀德.<行政诉讼法>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J].法学论坛, 2010 (5) .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篇8

谈到这个行政赔偿范围, 这个概念一直在范畴上存在不同的见解。比如“行政赔偿范围这个概念可以在两个层次意义上使用, 一是指导致行政赔偿责任的原因行为即侵权行为的范围或者说行政赔偿应当界定在哪些事项上……;二是指赔偿损失的程度, 即是否仅赔偿直接损失?……我国国家赔偿法是在第一个层次意义上使用行政赔偿范围这个法律概念的, 西方国家在国家赔偿立法及理论研究中一般是在第二层次意义上使用‘赔偿范围’这个概念。”还有不少学者对此还谈及行政赔偿主体的范围, 也就是哪些主体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笔者主要谈第一个层次。因为第二个层面, 大家都知道已经被众多学者谈到要扩展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损失赔偿等内容, 对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清楚, 而笔者鉴于对哪些侵权行为可以引起国家赔偿还存在不少学界争论, 将行政赔偿的范围界定在引起行政赔偿的原因行为上。

二、英美法系代表之美国和大陆法系代表之法国行政赔偿比较

下面将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的美国再结合大陆法系的法国简单比较两国的行政赔偿概况。

首先, 从行政赔偿范围的立法模式来看, 目前统观世界各国这方面的立法例大致分为三种, “其一为仅规定概括性条款, 未加具体列举, 日本国是这样;其二是通过行政法院判例荟萃而成的, 比如法国;其三是采取概括与列举并用的方式, 这可以在美国的《联邦侵权求偿法》中找到, 我国也是这种体例。”“美国有1946年的《联邦侵权求偿法》, 但法国却没有一个有关行政赔偿的法规。”法国首先是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并存的体制, 而在法国行政法中, 判例等非成文法占有首要的地位, 行政赔偿制度由行政法院的判例, 而不是由成文法确立和发展。至于原因笔者认为除了本身判例是行政法主要渊源之外, 还不可剔除国家赔偿制度在法国的演进过程中对判例的依赖性。

第二, 从两国行政赔偿范围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沿革来看。西方国家行政赔偿制度的确立经历了国家主权完全豁免时期、国家主权有限豁免时期以及行政赔偿制度的全面确立时期。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 所有国家都否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存在。例如当时美国的“国家免责”, 即非经政府同意不得对政府起诉, 这一原则既适用于联邦政府, 也适用于州政府。自19世纪7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行政赔偿制度的初步确立阶段。最初法国的国家赔偿是由普通法院受理的, 但是这遭到了法国行政法院的坚决反对, 并在1873年于著名的勃朗哥案件的判例确立了行政侵权赔偿的基本思想。这个判例第一次明确了国家对公务活动所引起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开创了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先例, 标志着行政赔偿制度的诞生。二战后, 国家赔偿制度得到了全面发展, 世界各国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的改革, 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抛弃主权绝对、国家免责观念, 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20世纪40年代后, 法国行政赔偿范围的不断扩大, 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范围逐步缩小, 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和最高行政法院判例所确认的事项。法国成为国家赔偿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而美国作为以不成文法为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代表也开始制定了专门的国家赔偿法典。美国于1946年颁布了《联邦侵权赔偿法》, 经过1966年的修改, 至今仍在适用。该法规定凡政府的任何人员于其职务范围内因过失、不法行为或不行为, 引起人民财产上的损害或人身上的伤亡, 联邦政府应与私人一样, 负有被提起诉讼并进行赔偿的责任。

第三, 从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范围的具体行为方面来看。在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上, 美国和法国都将此划入行政赔偿范围之内。美国有一个案例, 一个小男孩在公园玩耍, 因为没有拦人的铁链, 小男孩受了伤, 法院认定政府负有赔偿责任。这让笔者想起我国的一个新闻报道, 是说某乡村的一个河堤口, 一小孩在岸边玩时, 不小心落水身亡, 父母将构建河堤的承办政府机关告上法庭, 政府机关没有先例, 而且与法无据不予赔偿。笔者认为这里主要的因素除了两国立法状况不同之外, 关键是追究责任原则有所不同。比如法国是危险责任和过错原则结合, 美国是逐渐确立这样的理念。而我国则是从违法原则来追究政府责任。其实在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内容上并不排除违法的行政不作为, 只是该案表现出来的不作为没有明确的法律需要作为的依据, 导致了违法原则在这里出现了漏洞。在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上, 法国和美国存在一些差异。对自由裁量行为造成的损害国家不予赔偿的规定, 是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法在2680条中规定了大量不适用国家赔偿的情形,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 如因行政机关或公务员行使裁量权或不行使裁量权, 不论该裁量权是否滥用, 国家均不负赔偿责任。相对而言法国赔偿的范围则很广泛了。基于法国行政赔偿的追究原则, 只要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 即便是自由裁量行为也给予赔偿。在过失的行政行为可否获得赔偿上, 美国并不一律排斥, 但是需要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具体是, 原告不仅需要证明行政机关职员的行政职务行为构成过失, 而且还要证明损害的发生是由该职员的过失引起的。在法国, 损害赔偿一般是由过错行政行为造成的, 过失一般是公务过错, 故意是个人过错。公务员表现出极端的粗暴和疏忽时才构成本人过错。针对公务过错, 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而个人过错则由公务员个人承担私法上的赔偿责任。 (1)

在行政立法行为是否可以获得赔偿上, 美国给予了排除, 而且, “政府官员执行制定法或规章所规定的职务行为, 不管所执行的法律和规章是否有效, 所引起的赔偿请求”都不予赔偿。在法国通过判例确定, 因立法行为制定的某项立法的实施导致了特定人的损害, 受害人则可以依据危险责任原则请求主管行政机关承担赔偿。在公务员行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范围大小上, 美国联邦侵权责任范围仅限于职务行为。美国是通过宪法性诉讼和联邦侵权求偿诉讼来分配公务员和政府之间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1988年美国修改《联邦侵权求偿法》规定, 美国代替官员的赔偿责任, 成为官员执行职务时侵权赔偿的唯一被告。受害人不得追诉官员的责任, 但官员违反宪法的侵权行为例外。法国的公务员责任追究制是比较特殊的, 有一个发展过程是由公务员个人责任到行政主体责任再到现在的行政主体并列责任。法国公务员造成损害的行为, 出于行政主体过错, 由行政主体负赔偿责任;如果该行为出于公务员个人的过错, 则由公务员个人负赔偿责任;如果公务过错和个人过错并存, 由两者负连带责任。公务员或行政主体赔偿全部损失后, 都可请求共同责任人偿还其应当承担的部分, 双方对于关于赔偿金额的分担和实施的争议, 由行政法院管辖。而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追偿的方式要求公务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比如我国。对于公务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对自己的部分职务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必然可以让公务员加强责任意识, 提高行政行为的质量;让受侵害人去选择两个赔偿主体中的任意一个, 对于受侵害人而言恐怕也是一种良好的权利保障的方式。

第四, 从行政赔偿范围所依据的归责原则和理论根据比较来看。在美国, 《十国行政法》举例如下, 在游行示威中警察开枪打死了并未参加游行的无辜者, 死者家属却不能得到政府救济。而在法国就能得到救济。因为这属于危险责任的范畴, 警察的行为具有风险性, 应负风险责任。而不是介意有无过错, 指挥要造成了严重损害, 就应负赔偿责任。从上面的表述, 可以简单看出法国是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 而美国则主要是过错责任。其实这深层的理论根据也对这种责任追究的原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关于国家赔偿的基本观念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认为国家赔偿在性质上是国家承担违法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 是建立在过失责任的原则之上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代表国家进行公务活动的政府官员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主观上有过错, 或者公务活动上存在某种缺陷, 即公务过失。此时的国家赔偿责任是一种代位责任。第二种倾向认为根本不考虑致害行为是否有过错, 是否违法, 是否有可非难性, 而是根据国家负有的社会责任强调对公民、组织所受损失的补偿。公共负担平等说与社会保险理论是典型代表。第一种理论正是美国目前国家赔偿依据理论所属的类型, 而法国则是第二种, 基本上就是公平负担平等说。基于此, 就便于理解法国的危险责任为什么较之别的国家会那么大胆和广泛。第二种学说已经被广大学者看好, 不少国家也在慢慢普遍接受法国行政法学界的观点。公平责任平等说和社会保险说可能是构筑国家赔偿制度未来前景的理论脊梁。

三、我国行政赔偿范围扩大之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法国通过行政法院一系列的判决确立了非常广泛的行政赔偿范围, 现在国家几乎承担全部行政赔偿责任。一些在传统理论上认为应属于国家责任豁免的事项, 如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机关内部惩戒行为, 公有公共设施管理与设置欠缺行为, 甚至对于因国际条约产生的巨大而特别的损害, 法国的行政法院都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国家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为了使受害人有更多机会获得赔偿, 法国对“公务行为”进行扩大解释, 主张只要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从事的行为, 或在行政主体权力控制下而工作, 即使行为人不具有公务员的身份, 也被理解为公务行为, 对其侵害, 国家也应承担责任,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行政赔偿的范围。美国的行政赔偿的范围也日益扩大, 借鉴法国等行政赔偿较为先进国家的经验, 做出利于受行政侵权行为损害的人的赔偿范围的界定。比如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天, 一名美国游客躺在沙滩上享受夏威夷阳光, 大风将一个椰子吹落, 正好打在那名游客的头部关键部位, 性命就此断送。这宗美国史无前例的案件, 惟有凭法官“自由裁量”。法官指出夏威夷州政府因管理失职而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 使宪法精神蒙垢, 致游客死亡, 理应判罚。这是对政府所管理的公有公共设施导致相对人身体损害的赔偿确认。

法国的行政赔偿的范围远远大于我国, 我国行政赔偿的范围明显过窄, 扩大赔偿范围势在必行。在美国司法判例上已经开始向法国这种比较先进的侵权行为界定靠近,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 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 以加大对行政相对方权益的保护, 也将是行政赔偿制度发展的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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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行政赔偿范围 篇9

行政赔偿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国家对此承担的赔偿责任。行政赔偿的范围则是指行政职权活动造成的损害,国家对此承担责任予以赔偿的领域。

世界各国确定行政赔偿范围的方式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是概括式,即在国家赔偿法中设定一个概括性条款。例如(日本国家赔偿法》,此类规定为执法机关留下了较大的裁量空间,哪些情况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只能由执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裁量。

第二种是列举式。列举有肯定性列举和否定性列举两种方法。法国就是典型的列举方式。列举的优点具体、明确,容易掌握,但是具有烦琐且难以全面列举的缺陷。

第三种方式是混合式,即它将概括式和列举式结合使用,在对行政赔偿范围作一般规定的同时,列举其中的情形。美国、英国、瑞士等大多数国家采取这种方式。

二、我国行政赔偿范围

国家赔偿法第三至五条的规定表明了行政赔偿的范围,概括起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范围,表明的是国家应对引起损害的哪些行为负责,予以赔偿或者不赔偿;二是承担赔偿责任的侵权损害范围,表明的是国家应当对哪些受到损害的利益负责,也就是对哪类损害予以赔偿。

1对侵犯人身权的行政赔偿

《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有侵犯下列人身权的行为,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国家承担赔偿责任。1.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2.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3.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4.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5.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2对侵犯财产权的行政赔偿

1.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2.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3.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三、外国行政赔偿范围的法律规定

行政赔偿制度是在摒弃“君权神圣”、独断专职等封建观念的基础上,随着主权在民、社会契约及权力分立与制约等民主、法制观念的逐步确立与发展,而首先在法国、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建立起来的。

1英国

在英国,行政上的赔偿责任主要是指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和违反契约的责任而言。依据《王权诉讼法》的规定,英王的侵权行为责任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对英国的公仆及代理人在执行职务中的侵权行为负代替责任。这种责任是英王就中央政府中的行政人员的侵权行为对第三者所负的责任。二是违反普通法上雇主对受雇人或代理人的义务。三是普通法上的财产所有人、占有人就该财产对第三者所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

2美国

《联邦侵权赔偿法》规定,凡联邦政府之任何人员于其职务范围内因过失不法作为或不作为致相对人财产上之损害或损失,或人身上之伤害或死亡,均可以以美国政府为被告,请求行政侵权赔偿。

3法国

法国的行政赔偿责任主要包括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以过错责任确定赔偿范围,将无须以“过错”为条件的赔偿责任称为“危险责任”。在赔偿范围上,法国的国家赔偿责任已经从物质损害赔偿发展到精神损害赔偿。

4德国

在德国,行政赔偿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影响了相对人的权益,为此必须承担的责任。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可以有多种行为造成,如行政侵权、违反合同、不作为、准剥夺财产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外国行政赔偿范围主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行政赔偿范围由专门的法典加以规定。第二,行政赔偿范围法律规定的模式多采取概括式。在对行政赔偿范围的规定时,一般首先采取概括式的规定,对不予赔偿范围加以列举排除。第三,行政赔偿的行为范围比较广泛。第四,行政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直接损害赔偿,还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损害赔偿。

四、当前我国行政赔偿范围存在问题及其对策

与世界各国的既有的行政赔偿制度相比较,我国行政赔偿范围上存在这以下主要问题:

1法律规定模糊,不利于实践操作

1)关于“违法”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行政赔偿责任采取违法原则。但什么是“违法”?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理论界的认识也很不统一,造成实践中较大的任意性。然而,从确立行政赔偿制度的本意看,应当明确“违法”是指违反严格意义的法律,具体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规章、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等。

2)关于“职权”、“职务”、“职责”行为的标准与范围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违法行使职权是产生行政赔偿的条件之一。“职务行为”该如何界定?“职责行为”的认定标准与范围以及在国家赔偿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不利于实践中的操作。而我认为:职责行为即行政机关的义务行为,就理论而言,不作为无疑是最严重的行政侵权之一,国家对不做诶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责任。但是,究竟什么是不作为,对不作为行为如何界定却是十分实际而又复杂的问题。如果国家的义务和职责是明确的,那么国家就应对不履行该义务的不作为负责。

可见,构成不作为行为须符合几个条件:一是行政机关负有明确的职责义务,这种义务有的是法律规定的,有的是上级指示命令。凡是本应该做的而没有做,就属于不作为;二是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作为是必要的,才构成不作为;三是如果行政机关及公务员使相对人处于危险或更易于受伤害的境地,或未能及时阻止损害发生,则属于不作为行为;

“职务行为”法律也没有详细的立法解释,我认为:在今后的制定的实施细则或者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规定职务行为的范围,它应该包括:构成职务行为本身的行为,还包括与职务行为有关联而不可分的行为。

2概括性“兜底式”规定模式,导致行政赔偿范围具有局限性

国家赔偿法中采取了概括性的“兜底式”规定,即“其他违法行为”,但由于其行为种类上的不明确,必然产生不同的理解,给了执行机关以较大的解释权,加之我国目前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在处理公权力行为引起的纠纷与责任时所采取的态度,往往会导致行政赔偿范围受到很大限制,不利于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赔偿范围的简单列举规定,实际导致了对赔偿范围的限制,使列举之外的行为方式和权益就被排除的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

3行政赔偿的侵权行为范围狭窄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侵权赔偿责任是行政赔偿的一部,除具体行政行为和侵犯公民法人人身财产权行为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行政诉讼范围之外的职务行为,它们如果侵犯了公民、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权益的,国家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些职务行为主要包括:

1.非法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

如非法拘禁、扣留、审查等造成的损害,国家是否应该赔偿呢?从各国立法看,只要这些行为符合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要件,法律又未明确排除赔偿的可能性,国家一般均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对违法拘留处罚、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造成的损害,国家应予赔偿。但多数人主张,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以赔偿的行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它们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次,它们的合法性已被司法机关判决否定。

2.公务人员殴打或侮辱公民的行为

对于公务员执行职务期间殴打或以暴力侮辱公民的行为,国家是否予以赔偿?理论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务员执行职务期间殴打或以暴力侮辱行为属于个人过错行为,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务员执行职务期间殴打侮辱行为属于兼有个人过错与公务过错的合并责任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应当独立承担责任或者与公务员负连带责任。当然,受害人更愿意选择实力雄厚的国家为赔偿主体。实践中,法国对个人过错乃至犯罪行为承担赔偿责任。[3]

笔者认为,对这种行为应具体分析。如果打骂、侮辱行为是公务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素质不高或业务不熟练等原因而产生的,那么属于职务过失。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殴打侮辱行为是公务员为了寻泄私愤、报复或个人恶意而借执行职务实施的,则应视为个人过错行为,国家不应对此承担责任,而应由公务员个人负担。

3.违法使用武器机械造成公民伤害的行为

公务人员如果违反有关武器使用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造成他人伤亡的,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行政赔偿的损害赔偿范围界定过于单一

行政侵权损害与民事损害一样,依损害内容分为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

1)财产损害

所谓财产损害是指因侵权事实的发生而导致的具有财产形态的价值减少或利益的丧失。

对于财产损害,多数国家只赔偿直接和一部分间接经济损失、实际利益的损失和直接可得利益的损失。

所失利益赔偿是现代社会侵权损害救济的必然趋势。在行政诉讼中,由于直接损失往往伴随着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十分普遍,不仅表现在财产损害中,而且更多地表现在能力和资格损害中,例如,在吊销证照等行政侵权行为中,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往往是相生相伴的。如果仅赔偿所受损害而置所失利益于不顾,显然是难以弥补受害人损失的,于理不公。

2)非财产损害

对公民法人的人格、名誉、健康、生命、自由等造成的难以用贷币衡量的损害为非财产损害,即人身权的损害。所谓人身权是指与人身不可分离而又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力,包括人格权与身份权。

侵犯人身权一般有两种后果,一是造成财产损害,国家对此类损害一般均予以赔偿。二是精神损害,是指对人身造成的精神痛苦。

国家对于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似无异议,只是在赔偿范围大小,方式标准等问题上尚须斟酌。

注释

1[1]曾繁正等编译：《西方主要国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

2[2][德国]汉斯等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7页。

中美政府行政职能范围的比较分析 篇10

政府行政职能范围实际上是行政权力与社会、市场及企业的一道界限, 其行使的范围与力度既是一个国家能力的表现, 也是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一种反映, 即行政职能范围不能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也不能超越经济、文化的内容无限度的扩张。概括而言, 政府行政职能范围分为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与社会职能四个部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政府主要扮演了五种角色, 即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宏观经济的调可制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收入及财产的再分配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2 中美政府行政职能范围之比较分析

(1) 在政治职能上, 中美两国主要有两个大的区别, 一是政府行政权力与立法机关的关系, 二是防御国外侵略上两国有不同的方式和内容。

①美国总统的每一项宪法权力在实践中都超越了制宪者意图的范围, 但是这丝毫不违背美国唯一的一部宪法。

在起草宪法时, 对行政权的担心普遍存在, 制宪者们担心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会威胁到美国人来之不易的自由、平等和自治。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国家政治经济生活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 美国总统逐渐获得了大众领导权, 即某种程度上与国会相抗衡的权力。这种情况起源于罗斯福在任期间, 国会对其提出的几乎每一项新政迅速表决通过, 使人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印象:总统单方面决定了国家政策。另一方面, 属于总统的行政权的确又受到了立法和司法机关的牵制, 例如总统制定条约和任命高级官员的权力需得到参议院的批准, 国会也有权弹劾总统, 将其撤职。因此, 总统班底对国内行使的政治职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国家权力的平衡过程。

②在对外政策上, 美国总统拥有更大的权力, 国会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比在国内政策问题上更倾向于尊重总统的领导权, 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美国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倾向。

在几乎半个世纪的历史中美国的国防政策都是根据与前苏联的冷战来制定的, 自从苏联垮台以来, 美国重新制定了它的外交和国防政策, 即后冷战政策。美国打着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牌子, 以保护本国国家安全、打击恐怖分子的借口侵略他国已经成为一种惯性, 2002年小布什将其称为新的国家安全原则:先发制人的战争原则。

中国国防政策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 以不侵犯他国内政和主权为前提, 国防建设在国内GDP中也只占到很小的比值。

(2) 在对经济的干预上, 美国的政策过程采取不同的形式, 这取决于它涉及到什么人、涉及到什么内容。

美国对经济问题的解决是将广泛的机构和利益团体集合在一起的, 而中国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目的较为单纯, 政府内部不存在党派之争和意见争论。中美两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区别有:

①通过调控, 美国政府对企业活动实施限制, 旨在促进经济效率和分配。

这种调控经常成为政治冲突的原因, 这些冲突既有意识形态的, 也有以团体为中心的冲突。

与美国不同的是, 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局限于经济层面, 除非发生特别严重的经济决策失误, 一般很少影响政治高层的稳定。并且这调控虽然有浓重的政治意味, 但与美国不同的是, 这种意识形态不是指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 (自由放任模式和集体主义模式) , 也就是所谓以马克思和斯密为代表的两种极端的经济理论。

②通过促进, 美国政府帮助私人利益实现其经济目标。

尤其是企业受益于政府的促进计划, 这主要体现在团体政治中。

在中国, 这种政府帮助私人利益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 除去个别官员的私意行为, 中国政府对民营部门的辅助主要源于上级对本地区GDP的要求。这种要求又转化为政绩压力, 使得缺乏大型国有企业为税收支撑的地区不得不扶持本地民营部门的发展。换言之, 这种政府对私人利益扶持的动机是来自行政系统内部的晋升压力, 而不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或是政党之间的选举压力。

③通过税收和财政决策, 美国政府寻求维持促进经济繁荣和经济供求水平。

经济条件通常是美国选举政治的主要议题, 它对各个政党的成功有着重大的影响。

美国的高税率维持了国家高效率的宏观调控能力, 而中国实行分税制之后税收收入大量流向省一级政府, 结果造成各级政权职能与财政资源不符, 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

(3) 在社会文化职能方面, 美国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调节与导向是与其经济发展分不开的, 这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上。

①

美国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方面的努力主要是在追求种族平等、性别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面, 它主要落实到就业、教学上。

②美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经历了一个由资源保护到环境保护的发展过程, 这是认识上的进步。

民意测验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环境保护, 即使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增长趋缓, 失业人数有所增加。但是, 美国政府在经济与环境之间保持平衡的实际行动上不如其他西方国家强了, 比如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 美国政府内部实际上有经济增长优先和环境保护责任优先两种论调。

中国政府近年来也在吸收有借鉴西方国家有关保护环境方面的经验和技术, 并且对于环境污染的管理力度逐渐加大。首先这是由于中国环保事业在技术上仍然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另一方面资源的日渐紧张也使政府领导层认识到长此以往难以维持。而且, 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水平在世界上居高不下, 甚至外国势力利用这一问题来试图抵制北京奥运, 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软肋, 因此近十年来环保问题被中国政府逐渐提上新的高度。

③中美两国在政府职能范围另一个大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待公共生活的态度和方法上, 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民权教育的普及。

综上所述, 中美两国政府行政职能在形式上大致是相同的, 所差异不仅在于职能履行的目的——即国家性质, 还在于国家的发展阶段, 这种阶段性与国家性质交杂在一起, 使得政府职能范围及履行方式上有着种种不同之处。对待这种差异不能以“体制”差异一语概之, 何况这种差异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所发展, 研究者应以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观念的角度去分析这种差异, 而不是给出笼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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