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成果测定

战略性成果测定（精选三篇）

战略性成果测定 篇1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日前召开《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成果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科会理事长仇保兴任项目总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城科会副理事长武寅出席成果发布会并讲话。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分别介绍了《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 包括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目标、实施路径和实施措施等。60多位专家学者及50多位中外记者参加发布会。

武寅在讲话时指出, 全球正面临着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 外延增长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 世界城市发展模式面临着转型的抉择。中国城市需要积极实践、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低碳生态城市发展道路。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项目开始于2007年5月。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 组织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研究部及能源研究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及建筑学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工程技术中心等单位开展了“2007年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 (CSCI) ”的研究。课题研究从2007年6月至2009年3月, 历时近2年, 并得到大卫与露茜尔·派克德基金会、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和能源基金会的联合支持。项目经过初稿讨论、专家集中评议、评审和送审四个阶段, 先后成立了项目顾问委员会和核心专家组, 召开了包括国际市长高层论坛在内的六次专家组会议, 最终形成一个主报告和十个分报告。研究成果已于今年8月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 (本刊讯)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战略研究 篇2

关键词：高校成果转化研究

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应当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普遍认同“新增长理论”，即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必须从知识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正是在技术创新这一环节中实现的。所以，可以说持续的技术创新乃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高校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力量，目前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大约有67万人，占全国科研队伍的22％。他们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方面承担了国家、地方和企业大量的研究和开发任务。高校科技工作是这样一个上下游的发展链：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科技产业。他所扮演的角色和发展的脉络，与社会技术进步的过程是相通的。由此得出，我们所讨论的成果转化工作是连接高校科技发展上下游之间的重要一环，也就是说它是整个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高校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贡献大小。而技术创新作为连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转换媒介，将技术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从经济活动的内部以及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因上来看，它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核心。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高校在科技发展中的贡献和技术创新在整个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地位来看，成果转化不仅应当成为高校科技工作的重点领域，更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

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

我国高校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成绩有目共睹，据统计，每年经过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鉴定的科技成果约10000项，它们代表了中国科学研究及应用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这本应成为中国下游产业最坚强的支柱。然而，成果转化环节的发展却与人们的期望值有很大距离。这些成果的实际转化率不到15％，能最终形成产业的不到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在哪里?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技成果成熟度

1、科技成果成熟度的含义

科技成果成熟度是指科技成果在从科学研究到技术产品规模化的过程中，所处不同阶段的成熟程度。

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最终进入生产过程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先进性和成熟性，二是适用性和可行性。两种条件将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分为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成熟度。

技术成熟度是指科技成果的技术水平、工艺流程、配套资源、技术生命周期等方面所具有的产业化实用程度。他决定着成果转化的技术风险，是成果转化的先决条件。一项科技成果的技术或工艺越成熟，配套性越强，其产业化的条件就越充分，将其转化进行二次开发所投入的资金、人力、时间相对减少，技术风险就越小，越有利于成果的转化。

市场成熟度是指基于对科技成果的现行市场需求、潜在市场规模、关联产业状况、资源(自然资源)供应等方面的预测、分析和评估之上的经济可行性程度。他决定了成果转化的市场风险，是驱动成果转化的动力。一项科技成果是否有市场需求，是否具有适用性，决定着成果产业化后的利润大小，直接影响到其能否得到投资者、信贷者的资金投入。市场成熟度低的成果，产品开发的投资量必然增大，开发周期必然延长，而在此期间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需求的变化、技术竞争力的变化等因素都会无形中增加投资者的市场风险，不利于成果的转化。

科技成果成熟度是随着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试验的进展而不断提高的，其本质反映了科技成果与产业化的差距。完整科技成果转化的历程其实就是从知识创新到技术创新的一条发展链：知识——研发——样品——小试——中试——产品——产业化。处于不同阶段的技术，其成熟度不同。在这条发展链中的位置越靠前，转化的难度就越大。

因此，科技成果成熟度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核心因素，它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产品开发的投资量和周期，决定着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和被采用后的利润大小，决定着科技成果对企业的吸引力。它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前提，也是高校科技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2、高校科技成果成熟度偏低的原因

(1)传统科研模式的影响

高校历来被认为是知识创新和传播的主体，承担基础研究兼顾应用研究的工作，负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得到放大和凸显。但大多数高校科技项目仍来源于纵向供应性项目，即国家任务。此类课题多数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完成的，而验收也只是论文和成果，政府部门的科研支持经费也大多到此为止阶段。如此形成的科研模式，使教师们科学研究的选题很少以市场为导向，降低了科技成果的市场成熟度。

(2)科研队伍的建设

高校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以一名教授带几个研究生的“作坊式”科研或“夫妻档”最为常见。这种单兵作战的格局，大大阻碍了创新能力的提高与拓展。缺乏团队力量的创新，使得项目的技术成熟度较低，项目配套性差，产业化条件不足，进行转化或进行二次开发比较困难。对于涉及交叉领域的大项目，更是需要多学科、多专业人才的配合，突破学科局限性，促进科研人员思维的创新及信息的交流，促使产业化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得到解决，提高科技成果的成熟度。

(3)资金投入

资金的投入涉及了成果转化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在中试阶段，是实验室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是决定成果成熟度的关键阶段。要将试验成果物化为生产设备、工艺流程、质量控制体系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资金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充足的资金是推进成果转化进程，不断提高项目成熟度的保障条件。

很多省都纷纷设立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以加快重大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为目标，给予项目千万元以上的支持力度，推动已取得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或直接进入产业化研究开发，同时，充分发挥引导资金的杠杆作用，以初步转化成果吸引社会资本的介入，最终形成较大产业规模。

(二)缺乏有力的激励手段和保障机制

高校中对于科技创新的保障和激励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严重影响了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例如，高校往往以知识创新为重点，以科技成果的先进性为目标，以学术性、科学性为衡量标准，对项目的评价过于强调其理论与学术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看重的是其能否通过鉴定及获奖等级等。

教师们非常关心的、与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职称评定，也是以论文的数量及层次为标准，而与科研成果是否转化以及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没有多少关系。政策的导向决定了老师思维的倾斜。一些老师沿着“选题——研究——鉴定——评奖”的路线搞科研，矢志不渝，却没有把工业试验、产业化和市场预测等摆在正确的位置，以致其研究内容欠缺实用价值，与市场脱节，即使学术水平高，也终究被束之高阁。而这种思想上的偏差，不仅影响了科技成果的成熟度，更重要的是使知识分子们在当今“大社会、大市场”中，缺乏适应新的角色和承担社会潮流所赋予责任的意识。

(三)校企关系发展较为缓慢

校企关系的发展为成果转化工作提供了外部环境，这是高校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

1、国外校企融合的经验

国外校企关系的融合最早起源于英国。早期英国工业中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大多是在大学以外发生的，与大学没有直接联系。这与英国特有的重学术轻应用的传统密切相关。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逐渐得到了挖掘。在美国，1862年《莫利尔法案》颁布后，美国高等教育在促进工业发展方面又有了较大变革，催生了校企关系的萌芽。如1863年麻省理工学院建立，其办学目标为“促进整个国家工业发展与科学进步”。1871年，贝尔实验室从该校实验室开新型工业企业之先河。经过了140多年的发展，美国的校企关系无论从合作形式还是平台建设上都已趋于成熟。合作形式上主要有科研承包、合作研究、联合办学、科学园、技术革新中心、咨询服务六种形式。大学和企业通过合作培养人才，建立工业实验室，在应用和基础研究领域进行项目开发并通过专利共享科研成果获得各自的利益。科学园和咨询服务是美国校企合作的两大特色，咨询服务是大学与企业间形成更高级合作的第一步，美国大学有三分之一的教师从事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从20世纪40年代斯坦福大学“硅谷”建立以来，遍布世界的科学园已经展示出大学与企业(产业)结合的强大的生命力。

战后的日本经过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科技大国”，为了使科技水平从“追赶欧美”转向“同欧美竞争”，日本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组织实施，加大投入，促进技术转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等各个方面，并大力促进校企融合。经过多年的改革、调整，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官产学”三结合，每年用于企业和学校的研究开发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大大加快了成果的转化。

2、我国校企关系的现状

我国的创新体系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把高校作为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的主体。这个定位是明确的。中国企业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比较低，人才资源也相对贫乏；高校因人才资源丰富，具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双重先天条件。两者的结合，结果是双赢的，这为校企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校企关系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局面，教育、科技、经济开始走向广泛联合，各种“技术研究推广中心”、“开发研究中心”等产学研合作应运而生。

然而基础的薄弱，使得我国校企融合的过程比较缓慢。比如，中国的校企双方在寻求合作的主动性、投资金额、合作领域、合作效益以及组织管理形式上与美、日等国都存在较大差距。校企双方多被动依赖政府主导，缺乏自主意识。只有少数高校能够与企业建立起投资大、效益高、领域宽的自主合作。企业多注重短期效益，不愿进行长期投资。

事实上，校企的融合度应当由三个要素决定，即空间距离、知识距离和文化距离。中国校企关系融合基础薄弱也正是基于这三种“距离”疏远。空间距离不言而喻，高校教师和企业人员要接触，才会有合作的可能。一位高校的教授，整天在家搜索文献是找不到现在企业真正需要哪些东西的。其次是知识距离。事实证明，技术提供方与技术受让方的知识水平越相近，成果转化越容易。然而中国7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队伍。知识的不对称客观上为校企合作提供可能，但在融合的后期却会成为合作的障碍。第三是文化的距离。一些缺乏诚信的企业不按合同约定付给老师报酬，教师则以隐藏关键技术作回应，使产品的先进性和成熟度得不到保障。合作双方被利益分配所累，延误成果转化时机。

三、推进高校成果转化的对策与措施

(一)设立专项资金，大力扶持产业化前期的研发和孵化

学校成果的培育、推广和转化工作是见证一个项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过程，也是从研发到孵化再到产业化的过程。其中培育是第一步，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在成果推广和转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固有的矛盾，即老师希望企业投资来将自己的技术付诸实践，并不断完善；而企业往往在看不到成型的样机或项目不具有一定的成熟度时不会轻易投资。许多极具市场前景的项目正是由于前期投入不足，就此搁置；而这些项目一旦得到资金支持完成前期研制，将很有可能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不断成熟、壮大，直至产业化。

如果学校对于这些项目给予一定财政投入，如设立产业化研发基金、孵化基金或成立成果转化专项资金，并配以完备的专家论证评审制度、完善的资金引入和退出机制，定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美国的风险投资项目中，有50％完全失败，40％保本或微利，只有10％是成功的，但10％项目的巨额收益足以弥补50％项目的亏损。虽然风险投资一向被认为是公司市场行为，但对于高校来说极具借鉴意义。容忍失败，着眼未来，使得具有市场前景的项目能够立足自身，提高科技成果的技术成熟度和市场成熟度，促进自主知识产权发展，多渠道筹措资金，最终在市场的熔炉中完成产业化，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大力挖掘技术比较优势，立足本校特色，服务地方经济

“特色、协调、创新”是推进大学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保证。三者互助互动构成了现代大学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环境和内在动力机制。而其中，特色是基础，如何充分利用自身特色所形成的技术比较优势，是高校在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根本途径和关键手段。以军工院校为例，国防军工技术是该类学校科学研究优势之所在，汇聚了大量高新技术和具有市场竞争力产品的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在民用市场的同样有着巨大的潜力。针对这些项目，建立较为完备的军转民引导机制与支撑条件，加强在民用领域的经济情报收集与研究，引导军用技术与民用市场的融合，将为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项目源，使国防科技在服务军工科研、生产的同时，为地方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赋予学校科技工作新的具有相当活力的增长点。

(三)建立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学校应制定激励政策，引导教师的科研与市场接轨。譬如，在职称评定方面，增加成果转化成效在考评体系中的比例；加强合同的规范性管理和成果转化优惠税收政策的宣传等。

在保障机制中，最重要应属科研队伍的保障。项目要做大做强，没有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团队是不行的。高校的人才是多层次和多样性的，可以形成合理的科研梯队。青年教师思想活跃，思维敏捷且富有创造性中老年教师，德高望重，基础扎实，科研能力强。以老带新，以新促老，形成年龄结构合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研团队。此外，还应当注意研究型人才和应用性人才的结合。

在资金保障方面，学校的资金投入有限，必须建立起多渠道、多层次的资金引入机制，形成资金投入社会化、系统化和市场化的崭新格局。

(四)搭建校企融合的平台，积极促进成果转化

战略性成果测定 篇3

一、内容与方法

该课题对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战略进行了梳理,系统分析了当前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推动创新创业方面的战略趋势。在上述宏观背景之下,创新驱动阶段的社会经济变革出现了一些具有共同核心特征的趋势:构成创新过程的种种要素及其发生环节已经成为了一种共存共生、协同进化的创新系统,具有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该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创新驱动阶段大学变革的内涵、维度与路径

该课题首先从国家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演进过程中的变革及所起到的作用等两个维度进行研究。从历史考察的纵向维度分析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形成的不同阶段中所发挥的功能演进及自身的种种变革;从系统要素分析的横向层面分析大学与产业部门、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其他创新系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性。该课题还从高等教育机构产生的文化源流出发,探讨竞争和创新精神对于大学核心精神的影响。在此种文化和历史考察的背景下,该课题对大学的各种思想的、组织的、制度的变革进行阐释。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之上,该课题对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中所应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中国高校在构建创新系统中所应有的“位”与“为”,以及中国大学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所应该采取的现实路径。

该课题对“创新驱动”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界定。“创新驱动”这一概念就其本质而言,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原创性知识的探索、新发明和新技术的创造及其应用过程。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以创新驱动的社会经济体需要如下几个必要条件:第一,在各个行业与领域中具备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个体,如科学家、教师、研究人员、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等。创新者的培养是整个创新驱动过程是否运行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旨在鼓励和促进创新者涌现的外部环境和一系列制度措施,就显得格外重要。第二,原创性知识和各种发明创造从理论到实践应用的完整转化过程。与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相比,创新驱动体现的则是某种类似于生态系统的自发演进特征,即动态性、栖息性、生长性,以创造最终价值为导向,一切的创新最终都要具备一定社会条件限制下实现的可能性。第三,创新驱动体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不同区域之间的多样性、自发演进性和开放互动性。

该课题从理论上论证了大学与产业部门之间的共生演进关系。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制造业的地位迅速地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超越,标准化、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被个性定制、服务外包等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生产模式所取代,以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研究型大学、风险投资机构、其他社会组织为主的创新集群构成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部分。这些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也极大地影响了高等教育机构。大学逐渐融入到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诸如跨学科研究、科研资助、技术转移与许可、师资构成、学生来源、学科设置、全球分校等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我们可称之为“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变化。在研发阶段中,大学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以参与创新过程为主要任务,越来越多地与产业部门一起致力于各个领域的科学探索和价值实现活动,并进一步推动了新知识领域的发展。此外,大学跨越了原有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将理论导向的研究与应用导向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研究型大学利用与产业部门的联盟所获取的资金进行发明创造,然后通过大学内部的技术转移及专利许可机构将大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各种创新产品。

该课题提出了创新驱动阶段的大学变革存在理念之维、结构之维、制度之维三个维度。大学变革的理念之维,体现了文化、历史、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变革的内在规范性;大学变革的结构之维则建构了大学参与“创新驱动”过程的边界,使大学成为了三螺旋合作创新机制中的稳固结构,在这一结构之中,大学成为了创新过程的知识核心组织;大学变革的制度之维则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促进了大学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为大学的变革提供了法律依据、政策保障、资源支持、制度规范。

(二)全面比较分析了创新驱动阶段欧美各国大学变革的主要路径

整个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它以鼓励和推动创新为核心要素,包括了政府、产业部门、非营利性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等多个部门,以分享共同认可的目标和价值观为系统存在的基础,从而实现繁荣市场为导向的创新和培育更多的创业企业。大学有利于培育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一种创业的文化;提供可持续资本的融资方式。一所具有创业精神的大学会推动校园内的文化变革,维系创新生态系统的存在。鼓励教师和学生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近年来,美国大学变革的主要趋势体现在建立与完善大学附属的研究区和孵化器,帮助衍生企业与区域创新系统之间的沟通;完善资金支持机制来帮助大学研究区内企业的发展并度过“死亡谷”;创设大学之间的合作机制,保持对变革的实践、政策、创新的观念与技术的关注;鼓励教师的创新创业活动;推动大学的技术转移,减少大学技术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建立校内外合作的区域技术转移中心;推动创客教育在大学中的发展,创设开放、合作的创客空间,为STEM教育提供各种实践性场所。

与美国相比,欧盟主要通过制定超国家层面的、体系化的创业教育战略来引导各成员国的创新政策实施及相应的高等教育变革。在创新战略影响下的高等教育变革中,欧盟最为强调的是大学创业教育的发展。以培养青少年创新创业精神、传授大学生创业知识、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创业教育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增强欧盟经济活力、维系欧盟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创业教育也开始成为欧盟高等教育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自欧盟于2000年提出“里斯本战略”以来,欧盟委员会下属的科学、研究与教育总司和企业与工业总司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激发欧洲创业潜力、鼓励创业教育实施的报告,其中包括了2003年发布的《欧洲创业绿皮书》、2004年发布的《帮助营造创业型文化》,2005年里斯本战略重新启动之后,欧盟委员会又于2006年发布了《实施创业行动计划》的白皮书,制定了推动创业教育的具体措施。2010年发布的《迈向更大合作和一致性的创业教育》报告则开始强调用开放、合作的态度发展创业教育,鼓励各成员国继续制定专门的创业教育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在创业教育领域上的合作,改革创业教育的自治模式,营造更加适合创业型企业发展的规制框架。

(三)深入分析了创新驱动阶段大学与产业部门合作机制的主要形式

该课题以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要方法,基于研究型大学与产业部门合作创新机制构建过程的考察,通过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来分析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如何通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创新而提升大学生的整体创新能力。具体观点为:鉴于创新过程的复杂性,研究型大学与产业部门之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不仅需要法律、政策、市场需求的驱动,更重要的是为之配套一个完整的创新机制,这就包含了大学-企业间的合作平台的建立、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大学创新文化的培育。这种趋势也体现出了创新的系统性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过去那种单独依靠某一类机构进行研发与创新的模式已经被淘汰,随之而来的则是大学、产业部门、政府实验室之间积极互动、全面合作的创新模式。从大学与产业部门合作的领域来看,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领域的合作构成了大学—产业部门合作研究的主体。从大学与产业部门合作的形式来看,产业部门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在最近一些年来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从对个体的研究资助到大型的联合研究项目,大学—产业部门之间逐步形成了合作创新的机制:大学教师与产业部门的研究人员之间合作研究并共同发表科研成果、研究型大学不断鼓励学科领域的交叉与渗透,加速科研成果的技术转让。

(四)研究了大学与产业部门互动的本质特征、结构模式与功能机制

创新生态系统内高等教育—社会互动机制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一定地理环境内各创新主体、创新内容、创新方法的完备,更是各创新要素与创新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结合方式的调整转变。该课题从整体协调性、区域差异性、动态适应性、有序平衡性等四个本质特征出发,从理念、主体、制度、行为四个层面构建出创新驱动过程中高等教育—社会互动机制的结构模式。该课题还将从动力机制、复制机制、变异机制、重组机制、控制机制等五个维度探讨创新生态系统中高等教育—社会互动机制的运行过程。

该课题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三所顶尖研究型大学在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方面取得的经验与教训。这些研究分析一所大学如何将自己界定为区域的一部分,以及通过哪些活动使大学的商业化策略影响其区域环境背景下的衍生活动。首先,大学参与区域创新体系形成的一系列活动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自发演进与协调适应的过程,理解这些不同的行动及其结果可以为特定的经济成果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提供一个非常必要的解释,从而允许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切实可行的预测并对高校持有合理的期望。其次,从该课题中可以看出,衍生项目的成功与能够使知识迁移和创新涌现的制度安排相关。根据相关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类型和区位优势的大学所具有的多元化变革路径。不同的大学所制定的技术转化策略是不同的,但其目的都为了提升支持衍生项目成功,实践以及校园环境。而且应该注意的是一些大学为创业活动提供支持和指导的方法对于机构创业环境是不一定的。

二、结论与对策

目前,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重大转型期,但是依旧存在着一系列阻碍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如教育与培训制度、人才培养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缺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等,特别是创新过程中所具有的动态化、开放式、交互性特征,亟需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以推进创新、形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为目标的互动机制,通过协同创新的方式提升全社会的创新能力。该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全面分析和梳理了创新的内涵与概念特征、大学变革的维度与路径、高等教育机构与区域社会经济互动的动力机制等理论性问题,对当前欧美各国创新战略下大学变革的主要政策措施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比较研究,选取了部分一流大学作为案例研究,全面而深入地考察了创新创业的时代背景下大学变革的内在动力、结构特征与未来趋势,得出了如下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重新审视大学的理念与价值,形塑鼓励创新和自由探索的大学理念

在创新驱动的时代,混合学习、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企业大学、全球大学、工作场所学习、终身学习等理念不仅引领了人们学习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也透过了技术的大范围市场应用而实实在在的对我们每一个人产生了影响。在创新驱动的社会中,大学的理念、目标、功能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如何将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对人的规制与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本质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如何以一种更为自由的、灵活的、个性化的方式培养人的创造性,这都是当今的中国大学在理念层面需要认真思考的地方,也是中国大学的变革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

(二)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机制

产学研协同创新并不是将大学的知识创新与企业的应用之间看作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而是在形成区域系统的愿景目标下,鼓励大学和企业共同参与研发新技术、创造和传播新理念,最终建立创新互动网络的过程。其次,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使产业部门、大学。科研机构三方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涵盖产业创新、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三大领域的功能耦合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虽然也存在着教师与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现象,但是这种合作更多地是以满足企业短期盈利和教师个人利益等层面,这种合作的维系以利益为纽带,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机制之下,大学将主动地与产业部门之间形成合作创新的网络,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引导和激励教师群体参与从知识创新到最终价值创造的全过程。这意味着大学的知识创新从创造阶段延伸到了孵化阶段。大学作为知识创新的主体与企业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主体的交汇,形成了企业家与科学家的合作,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的融合。因此,与过去碎片化的、非制度性的大学知识成果转化体系相比,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将是实现创新驱动下大学变革的有效路径:通过大学与产业部门等其他创新主体之间有组织、系统化地合作,进入协同创新平台的将不再是个人,而是依托大学的人才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研发优势。这种协同将不限于单纯的项目合作,而是扩展到了原创理念、管理方法、技术创新、创意创业等几乎所有领域,从而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建基于此的协同创新将不再是以满足短期利益为彼此关系维系的纽带,而是真正形成具有相同价值导向、稳固的制度基础、良性的运行机制所构成的共生演进的利益共同体。产学研协同创新意味着大学的知识创新延伸到了孵化阶段,知识创新主体与技术创新主体交汇,形成了企业家与科学家的互动合作。解决了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结合。

(三)营造自由、开放、允许失败的创新环境,建立大学变革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