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维度（精选十篇）
价值观维度 篇1
联想控股及其子公司:秉承“企业利益第一、求实进取、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 以对社会、对股东、对客户、对员工负责的精神实践着自己产业报国的追求。
国有民营企业, 新核心价值观:服务客户;诚信共享;精准求实;创业创新。达成共识:一切工作都以客户为中心, 以经营为基础, 永远的创业。
联想核心价值观:联想强调“企业利益第一”。联想认为企业利益是其他利益实现的前提, 当价值判断和利益取舍相矛盾时, 所有人都应当将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围绕企业的生存、发展和企业的愿景来思考。其考虑角度是围绕企业来说。
通过对联想控股集团价值观的分析与了解, 该企业的价值观维度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企业、伦理、人本。
美国沃尔玛公司——综合商业连续两届成为《财富》世界五百强榜首。
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和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
公司宗旨:沃尔玛提出“帮顾客节省每一分钱”的宗旨, 实现了价格最便宜的承诺。公司一贯坚持“服务胜人一筹、员工与众不同”的原则。
尊重个人。尊重每位同事提出的意见。经理们被看作“公仆领导”, 通过培训、表扬及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帮助新的同事认识、发掘自己的潜能。使用“开放式”的管理哲学在开放的气氛中鼓励同事多提问题、多关心公司。
服务顾客。
“顾客就是老板”。沃尔玛公司尽其所能使顾客感到在沃尔玛连锁店和山姆会员商店购物是一种亲切、愉快的经历。“三米微笑原则”是指同事要问候所见到的每一位顾客;“保证满意”的退换政策使顾客能在沃尔玛连锁店和山姆会员商店放心购物。
追求卓越。沃尔玛连锁店和山姆会员商店的同事共同分享使顾客满意的承诺。在每天营业前, 同事会聚集在一起高呼沃尔玛口号, 查看前一天的销售情况, 讨论当天的目标。“日落原则”要求同事有一种急切意识, 对当天提出的问题必须在当天予以答复。
从沃尔玛公司的经营理念中可以总结出该企业的主要价值观都是围绕着服务顾客即人本原则来制定一系列制定, 同时也不忘创新精神, 是对企业发展的一个要求。
华为公司——民营企业2012年《财富》世界五百强里面, 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中国企业。
在以前的媒体宣传中, 外界总认为华为的企业文化就是总裁任正非的众多管理思想, 例如“毛泽东思想”、“狼性文化”、“军事化管理”等一系列新式的企业管理文化, 集中体现在“华为基本法”中。实际上, 在全球化运营的发展时期, 华为真正的企业文化在于其核心价值观, 如下所述:
成就客户: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 客户需求是华为发展的原动力。
艰苦奋斗:华为没有任何稀缺的资源可依赖, 唯有艰苦奋斗才能赢得客户的尊重和信赖。坚持奋斗者为本, 使奋斗者获得合理的回报。
自我批判:只有坚持自我批判, 才能倾听、扬弃和持续超越, 才能更容易尊重他人和与他人合作, 实现客户、公司、团队和个人的共同发展。
开放进取:积极进取, 勇于开拓, 坚持开放与创新。
至诚守信:诚信是华为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华为坚持以诚信赢得客户。
团队合作:胜则举杯相庆, 败则拼死相救。
人本原则:成就客户、自我批评, 伦理:艰苦奋斗、至诚守信、团队合作, 企业:开放进取, 可以看出华为的主要价值观主要放在人本、企业自身和伦理道德方面。
中国移动———控股上市公司2012《财富》排名81, 是电信行业排名最前的中国公司。
中国移动的核心价值观是:正德厚生、臻于至善, 既体现了中国移动独有的特质, 又阐述了中国移动历来的信仰。“正德厚生臻于至善”就是要求中国移动以人为本打造“正身之德”承担责任的团队, 就是要求中国移动成为以“厚民之生”兼济天下、承担社会责任的优秀企业公民, 就是要求中国移动培养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气质。锻炼勇于挑战自我, 敢于超越自我的精神。正德厚生是一种以“责任”为核心要义的道德情操。臻于至善是一种以“卓越”为核心要义的境界追求。
中国移动通信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是“责任”和“卓越”, 即要以“正身之德”而“厚民之生”, 做兼济天下、善尽责任、不断进步的优秀企业公民。即是从伦理道德和企业自身方面对企业价值观进行归纳总结。
本文在调研的时候, 对4家企业进行书籍与网站研读, 这四家公司都来自于2012美国《财富》上榜公司, 有国内外企业、上市公司、民营、国企等不同属性的公司, 收集了各个企业有关价值观方面的内容, 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 对于没有明确描述企业价值观方面的内容, 则从其有关企业文化内容中提炼抽取企业使命、企业精神、企业愿景等重要简练的核心词语, 比如“创新”“进取”等, 也有些四个字的词汇, 比如“臻于至善”“以人为本”等。对内涵比较接近的词汇进行分类总结合并, 最后确定3个主要价值观的维度, 即人本、企业自身以及伦理道德。
参考文献
[1]黎群, 李卫东.《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报告.2011》[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6[1]黎群, 李卫东.《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建设报告.2011》[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6
[2][美]威廉·大内.《Z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第42.43页[2][美]威廉·大内.《Z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第42.43页
[3]李华.《中国企业科学管理模式:泰勒主义一百年的中国版本》[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0.1[3]李华.《中国企业科学管理模式:泰勒主义一百年的中国版本》[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0.1
论人的价值研究维度的现代转换 篇2
人的价值研究维度从实物本体论和外在效用论向着内在于主体的实践能动论和价值过程论的转换,是新时代的呼唤.人的价值在于对可能生活的追求.新生现实又不断超越现实,是人生价值的真谛.一切物的价值之源均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人的价值追求、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超越的整丛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人的.外在实用价值、内在精神价值、生活环境价值、社会历史价值的层面更迭和历史交错.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唯物史观的最高理论旨趣.
作 者：CUI Yong-he 作者单位： 刊 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32(2) 分类号：B0 关键词：人的价值 物的价值 价值主体 价值评价
价值观维度 篇3
关键词：日常生活;公民;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175-03
培育和踐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有着深刻的意义和内涵，包括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目前，学术界已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但是大多数议题涉及的都是国家和社会层面，对公民层面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依然较少。毋庸置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是在密切而私人性的公民日常生活里养成和受到检验的。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养成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借鉴日常生活理论的经验做法，从公民的角度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公民内在的精神追求和外在的自觉行动。
一、日常生活的一般界定
20世纪，日常生活理论成为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赫勒、列斐伏尔、许茨等人曾进行了深入研究。较早在国内引入、研究日常生活理论的是黑龙江大学的衣俊卿，他认为：日常生活是同个体的生命延续即个体生存直接相关的各种活动，如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与此类似，阿瑟·阿萨·伯格也认为日常生活“指的是我们在典型的一天中的各种活动，包括进餐、工作和自我娱乐。”[1]这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内容即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主要活动来界定的，但在主要活动上又有所延伸和拓展。随着现代生活的不断变化，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衣食住行等活动外，日常生活还包括日常意识或日常观念，日常实践总是在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一般没有关于日常生活确切的研究，只有同日常生活比较接近的范畴。日常生活通常是通过经验、习惯、传统和血缘以及天然情感等来维系。而非日常活动如哲学、科学和艺术等往往表现为对过去日常生活的超越，代表着人的创造性和自由的领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中，之所以可以凭借固定的模式成功地和理所当然地活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风俗习惯和直接自发的经验在这里占统治地位。它们通过社会教育、模仿、示范等方式渗透到一代又一代的日常生活主体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的日常活动主要以经验为导向，在传统社会中，富有经验的年长者具有至高的权威，他们往往就是真理的化身。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道德和宗教也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和作用。而宗教意识强烈的民族那里，日常生活常常面向过去，成为传统与习惯的寓所。在宗教意识薄弱的民族那里，调节人们日常生活的往往是代表着传统习俗的、自发的和非理性化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不必思索“为什么”，而只要知道“是什么”就能够成功地生存下去。比如说一个家庭主妇只需了解哪些食物富有哪些营养，而根本不必懂得具体的化学结构和特性，不必懂得人的生理机制。因此，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现象与本质尚未得到区分的未分化的自在的领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本能的、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和不假思索的进行活动。
二、日常生活的特点
（一）日常生活的重复性思维
日常生活是人的生活的一个基础性领域。“日常”就是每天如此，所以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重复性是日常生活典型的特点，即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着同一件事情，寒来暑往，周而复始。“在生活的给定时期，这种每一天都发生的无条件的持续性，是一组日常生活的特征”，赫勒如是说。在日常生活中，重复性思维和行为的习惯定式是人格和个性生成的重要性因素。具有重复性的日常生活思维是一种“惰性”的思维方式，是从日日重复的活动模式或解决问题的方式中沉淀而来的。与重复性思维相对应的是行为方式的习惯性，即我们的行为是具有相对的常规性。重复性思维通过接受暗示和非反思性选择这样的机制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日常知识，同时也形成了定式的心理和行为，这样人格和个性的基础性平台已经搭建起来。正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形成了自己思考问题的习惯和行为的定式。这些稳定的、很少激烈冲突的习惯和倾向是我们面对许多复杂问题和激烈冲突的前提和背景，是人格和人性的基础性平台。
（二）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
自然态度就是日常生活所呈现出来的给定性和“如是性”，沉浸在日常生活中的人普遍持“自然态度”，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自以为是”，而不去深究“为什么”，以习惯、习俗等形式的伦理与道德规范来调节自发的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个体来说，日常生活图式往往具有先验性。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只有“实践兴趣”，生活对于其中的人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给定的传统规则无批判地继承着，并“理所当然”地接受和实行。在这一接受和实行过程中，我们被影响和塑造着，以至于我们从来不反思这样的生活。赫勒说：“习惯意味着某种类型的活动、决策、行为态度和思维‘对我们而言成为自然的，它们的实践不再成问题，因为他们已成为我们性格的有机部分。”[2]
（三）日常生活的多变性
人们日常生活中实践的对象、行为习惯不是自发的，不会随着人的年长而终结，日常生活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日常生活是一个静态和动态的结合。在静态的社会中，获得日常生活中最低限度能力的阶段在走向成年时即告完成。对于已获得这种能力的人来说，余下的事情是积累直接的和间接的生活经验，但是，即使在静态的社会中，如果个人脱离了他降生于其中的环境，情况就会不同，就必须学会许多新东西。社会也处于动态之中，对现代的我们来说，日常生活面临的每一新处境，职业的每一改变，都会为我们的适应带来新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接受新的知识，养成新的习惯。不仅如此，由于生活于持续变化的社会需求中，我们必须发展处变不惊的能力，以适应一系列社会框框中的任何一种变化。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民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
（一）日常生活领域的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需要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血液
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我们的日常活动很少能表现出创新，总是理所当然地把各种新问题和新情况用固定的思维解决，就像春夏秋冬、寒暑冷暖一样在同一水平上循环往复。对于日常生活个体而言，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内化和积淀形成一定的固定模式，它们往往具有给定性和先验性，人们总是习以为常地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它们，却很少质疑它们。比如，古往今来的日常交往大多数是在亲子、夫妻、兄弟姐妹、亲属和朋友之间展开，而主要是以天气、趣闻、服饰等为媒介。古往今来这种交往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现代人的生存世界和交往世界不断拓宽，但是，这主要是非日常交往的世界，而日常交往的领域则在某些时候变得更为狭窄，从直接生活共同体退缩到家庭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冲突日益明显，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日益滋长，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显现，尤其是网络曝光度日益增强，使得人们对他们自身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认知产生一定程度的价值困惑，如出现了跌倒老人不敢扶、食品安全、诚信的缺失等，这些变化严重影响着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和接受，公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主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作为一种指导人们行为的观念，必须深入贯彻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如果对这些恶俗的社会风气不加以制止，当它渗入到人们日常的观念和人们日常的重复性的活动中时，对于公民个人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要从现实生活的点滴入手，要从具体行为入手，使核心价值观在理论上通俗化、实践上生活化，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和内心情感，通过简洁性和通俗化的方式，使公民更容易感知、认同并自觉践行，逐渐注入公民日常生活领域。
（二）日常生活领域的商品经济和信息化的冲击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本精神的渗透
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稳定性，但是日常生活环境的变化性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多变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变化速度逐渐加快，日常生活的多变性首先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常生活的私家性范围完全被打破了，日常生活在短时间里完成了从私人性领域跨越到公共性领域。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更加透明公开，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脱离原有的思维轨道，事实上已经无意识地、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状况，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已经从很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行为，比如现阶段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网络依赖和手机依赖等。然而，相对于个人而言，每个公民的日常行为确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公民广泛、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有的公民则态度十分消极、冷漠。但影响公民最终决定是否会介入到公共行为中去的最核心因素就是“常识”，即每个公民总是根据他或周围的人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公民的一种常识至关重要。
同时，处于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人们的信念、信仰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些或多或少会给人们造成思想错位、价值迷失，当这种错位的思想和价值观进入人们的头脑，人们对待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就会使这种错误的思维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想法和行为习惯，因此必须从日常生活入手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根基，使任何腐朽思想都无法对之动摇，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准则，成为人们思想上的引路人、价值取向的坐标以及衡量我们这个时代精神高度的标尺，从而激发全体社会成员自觉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
（三）日常经验和习俗中一些非理性色彩和超自然特征需要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剔除
由家庭、自发的道德规范和自在的宗教习俗构成的自发的日常生活调控系统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补充。一般来说，家庭是社会组织中的基本单位。中国作家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中，深刻地揭示了建立在传统封建礼教和专制父权基础之上的家庭对于青年一代爱情和个性的扼杀。这种爱情悲剧和家庭悲剧不仅成为个性发展的桎梏，而且直接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尤其在文明转型，特别是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时期，即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过分强化的家庭结构和功能会直接成为人自身现代化的束缚力量，成为个体由日常生存状态向非日常生存状态跃升、由自在自发的存在方式向自由自觉的存在方式跃升时所必须超越和扬弃的保守因素。这正是我们所进行的日常生活批评的要旨所在。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非日常的常识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一人不但在非日常的社会活动中离不开各种非日常的知识，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离不开这些基本的知识。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和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不断拓宽、膨胀、深化，与此同时，有关这些领域的基本知识，则在不断地走向普及化和通俗化，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常识和规则。几乎一个非日常生活领域就会形成一类非日常的常识，其中最主要的有：政治常识、经济常识、文学艺术常识、哲学常识等等。非日常的常识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这些常识，不但无法成功地进行日常生活，也很难走出日常生活的世界，进入非日常生活的领域。因此，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起源于非日常生活的政治常识、经济常识、科学常识等非日常的普通知识，不但是日常生活图式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由日常生活进入非日常生活領域的通道，同时也是日常生活的现代重建的重要途径和内容。
四、日常生活维度下构建公民核心价值观策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根结底是一个实践问题，必须落实到现实行动上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之落细、落小、落实是一种有效途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入人心、见行动、引风气，必须下硬功夫、慢功夫、苦功夫。我们要努力将培育践行工作落细落小落实，长期不懈推进。
首先，家庭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寓所和主要调控者。这是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基本的活动场所，家庭是每个公民的生活场所和精神归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引入社会普通家庭中，并且将其实践于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对于构建公民核心价值观有直接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娃娃抓，从习惯养成做起，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做起，需要持之以恒、不断校正。要做到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教会人们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与此同时，运用教育手段，使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从而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
其次，要注重发挥新媒体的作用，重视网络传播阵地建设。网络媒体虽然已经深入到我们大多数公民的生活中，并且核心价值观通过网上传播也取得良好效果。但不可避免的是，一些严重违反核心价值观的丑恶现象也被广为传播，负面信息已经乘虚而入，很大程度上影响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加强网络管理，完善网络交流平台，进行网络文化建设，运用网络空间褒扬真善美、抵制假丑恶、集聚正能量的行动迫在眉睫。
再次，以文化感染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公民日常文化生活。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有文化人的悠久传统，在进入公民文化体验时代，公民既充分享有文化权利，同时又焕发出创造文化的活力，借此，将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中，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民文化活动和文化体验中，公民在享受文化大餐的同时也能感悟核心价值观的真谛。当公民有意识地去践行这种文化的时候，说明文化价值观并没有深入到公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和理念，只有这种文化价值观成为公民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习惯时，它才真正深入到公民日常生活中，公民才不会被外界的歪曲的价值观所误导。
最后，要用制度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公民核心价值观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公民自我内化和监督，还必须通过外界来实现，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监督机制为重点的制度基石和价值导向系统，保障核心价值观在公民日常行为中的有效推行。同时，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培育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现代社会管理机制，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
五、小结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具有强大感召力。公民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其着眼点就是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民群众自觉追求的精神信仰和共同理想，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社会实践需要的行动指南。社会发展始终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认知与行为选择就会得到不断增强，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真正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接受并转化为行动的指南，还需要激励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万众一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阿瑟·阿萨·伯格.通俗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源，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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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衣俊卿.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视野[J].求是学刊，2005（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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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恒，索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电影创作的两个价值维度 篇4
1 技术是电影魅力的源动力
片段化的首部电影《工厂大门》,将真实的生活场景与人物表情,呈现为动态画面的技术奇迹,成为电影作品的初期之魅。这也决定着影视作品在从技术展示成长为艺术门类的过程中,始终以生活原态为叙事载体和意义对象。电影大师克拉考尔与安德烈·巴赞即是这一观点的确立者。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更将技术的升级放置在电影的发展脉络中审视:“每当电影从科学技术发展中获得一种新的手段时,往往都是先成为一种逼真反映现实的技术手段,尔后才逐步发展成体现艺术家主体意识的艺术手段[1]。”
21世纪,随着数字技术的滥觞,电影发展逐渐进入到3D电影逐渐成为主流的技术时代,但影片的表现内容与传递主题依然是人类现实生活或精神状态的写照。即便在《2012》《洛杉矶之战》《变形金刚》《环太平洋》《黑衣人》等灾难片、科幻片中,冰川与海啸交织的世界末日图景、外星人毁灭地球与地球人自保的冲突,都体现出当下人类生存危机,而对不同群体在面临生死时呈现出的行为刻画,已经成为电影透过灾难展示人性的惯用手法。从更深层次看,电影作品将地球的危机作为表现内容,也是在传递保护地球的内在诉求。可以说,电影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就在于技术升级不断扩展着反映时代背景与文化思潮的表征空间。
当然,时代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作为其表征的电影作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如果将20世纪以来的文化思潮划分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部分,就能看出各自电影代表作品在表现方式与关注主题的显著不同。
2 电影魅力中的文化内涵
现实主义电影作品以展现现实社会生活为基础,尽管对不良现象持有批判立场,但基本维持生活的原态,比较克制导演个人情感对影片导向的影响,也往往以典型人物性格压制个人情绪和心理的渲染,强调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现代主义文化以尼采、叔本华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为精神渊源,以对非理性主义、潜意识的关注,以对人生和世界的悲观宿命的哀叹,以对个体与人类整体、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相互梳理的揭示,以对再现和模仿现实的艺术观念的决裂和对表现和宣泄自我的艺术精神的追求而在欧洲风靡一时,以表现个体的“作者电影”法国新浪潮,强调电影文学性的“作家电影”左岸派,通过画面结构将人物压缩成场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主体的安东尼奥尼,注重以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的存在荒诞的伯格曼等,都是在现代主义文化土壤中滋生并传递其理念的电影代表流派与人物。[2]
但是,关于“后现代”的内涵与外延,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在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决不是简单的位于现代的时间之后,更不是理念传承上的断裂。他并且在其《后现代状况》等一系列著作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且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意味着纯粹的接替,意味着一连串历史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清楚地确立。‘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移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3]。”
无论是对“现代”的终结或延续,“后现代”至少在时间上被确定为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内的人类生活与精神状态,与过往有着极大地差别。如果浏览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生活图景,可以粗线条的勾勒出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澎湃出怎样的文化状态。在工业文明伪胜利的占领自然界后,人们尚未完全从掠夺者的身份中走出,便不断地遭受到自然无声息的报复。于是,回归自然、寻找自然、保护自然成为一种情绪,当这种向现实退却的情绪和占统治地位的科技理性主义遭遇,人们在精神上便开始怀念曾经体验过的过往,怀旧情怀由此而生。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人之为人的本体、生存的价值等原命题,并在行为上作出抵抗,于是一些有悖于传统道德、伦理的现象开始出现,急于挣脱传统束缚的青年人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身体解放、释放天性等各种口号开始流行,显示着对无拘束生活的渴望与向往。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内涵就在于对世俗生活的螺旋式回归,以及对个人身份的重新追问。
当然,这种看似极端的生活方式并未真正成为主流,但这种突破禁忌的生活态度强烈冲击着原有的艺术观念,在传统艺术领域,人与艺术品总是处于“隔”的状态,因为距离的存在才能有美感的产生,现实生活是无法走进美的领域。在后现代社会,对个人生活世俗化的推崇,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开始更新传统的艺术观念。与之相对应,处在后现代语态下的影像文化也从艰深晦涩的表达风格,以及玄之又玄的性情思索或精神灵魂中走出,开始关注人的生存与性格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对于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原态,同时又为每个人营造梦幻空间的电影来说,现实主义电影看似客观记录的索然无味,与现代主义电影个性鲜明到茫然无解的影像风格,显然已经不能够适应人们的心理诉求,更不可能为观众营造出一个更愿意沉浸的梦幻。因此,一些新型风格的电影作品应运而生,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表现主题,均与此前的电影有明显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后现代思潮的应和,在满足观众心理需求的同时,也在传播效果上提出了新的课题。暴力与血腥往往是电影吸引观众、展示电影技术奇观的重要手段,塑造硬汉式的英雄满足普通人劫富济贫的内心期待,甚至为观影者提供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安全感,成为电影表现的重要主题。从中国功夫到西方武器,银幕“硬汉”始终在释放着观影者的力比多。新科技在电影制作中的应用,为当下的银幕更加逼真的展示暴力和血腥提供了无尽可能。
3 结语
无论是特效技术还是文化内涵,电影在表达人类情感、歌颂真善美德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消费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时代,无论电影是追求感官视觉上的刺激还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共鸣,都一定要表达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要寻找到当下社会受众的情绪支点,用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创作,如果脱离了这个创作的主旋律,那么电影创作极容易陷入表达不完整、受众不买账的尴尬境地。因此,当代电影的创作一定要摒弃极端的个人表达,才能走向赢得观众和市场的坦途。
摘要：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种,电影作品的价值传递始终在两个维度上呈现:一是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觉刺激;二是基于时代内涵的文化表征。可以说,电影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在于技术升级不断扩展着反映时代背景与文化思潮的表征空间。
关键词：电影创作,价值维度,艺术
参考文献
[1]彭吉象.电影:银幕世界的魅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尹鸿.当代电影艺术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价值观维度 篇5
日期：2008年7月20日 | 来源：国际研讨会论文 | 国公网 纠错补充 | 建议投诉 | 书签收藏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的明确提出并载入宪法，是我国政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明确任务并不意味着任务的完成。事实上，政治文明既是全面小康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本身又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而重组优化这一系统的艰巨性、复杂性并不亚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所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我们具有必要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而且更需要我们加深对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本文就以此为思考立论之基点，而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层次性、内在逻辑性从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主体三个维度进行解析，以期对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能有所裨益。
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学界政界对此深有体会和认同。但对这一系统的内部结构，学者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如把政治文明高度概括为政治关系文明；有的把政治文明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有的则把政治文明建设概括为制度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还有学者提出政治文明应包括政治主体文明、政治关系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政治文化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等方面。这种认识不同和存在争论是正常的，是会有助于认识的深化的。在这些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主体这一政治文明建设系统的三维空间，与同仁探讨。
每一种政治文明的确立，都首先是与这种文明赖以确立的政治价值分不开的，或者说，政治价值的确立和发展是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明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比如，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这种文明是放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那一阶段以及与其前面发展阶段的比较观察的结果）的确立是与“君权神授”、“家天下”、“等级身份”、“人身生命自由的有限保障”（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相比较而言的）的确立分不开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确立也是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有限政府”等政治价值的确立分不开的，它们充当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武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这些政治价值指导下的产物。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与现代政治文明规定性的有机统一，它的确立和推进也离不开政治价值的确立。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政治价值的依赖性要更强烈一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不是象以前的社会更迭那样，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否定任何剥削压迫和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统治的合理性，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可以说，社会主义与以前的社会制度形态之间有着更为强烈的否定性关系。不首先确立代表社会主义合理性的政治价值而幻想简单依靠旧有社会制度的政治价值，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也更无从谈起。
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看，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总体性价值诉求。但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上总体讲是比较好的。这集中表现在我们党既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将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取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①的远
大理想，又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任务的转变，相继提出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建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离开这一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就会失去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推进还需要确立更为直接的政治价值，那就是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价值理念首先是由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在其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而把它们视为西方的专利品。实际上，如果抛开其阶级性，那么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本身更多的体现着某种普世性的现代政治价值理念，我们完全可以而且能够对这些价值理念加以扬弃和创新，使其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服务。而且，确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等政治价值理念对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还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很长的封建专制历史，“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而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②其后果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家长制、等级观念、官本位、裙带风等封建性的东西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祟。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的专制人治观念不除，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不能够很好的落到实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好的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进步性、合理性和优越性就不能充分显现。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开发与探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但是，只有这一个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践中，还必须注意规则、制度方面的建设。
政治制度是针对人类政治生活而言的规则，是围绕权力的获取、分享、运用、限制，保障社会成员各种权利所建立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政治制度并不是现代民主社会才有的，但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突出强调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以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价值导向，并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与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形成鲜明的区别。
我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保障人权为价值导向的。这种政治制度的建设对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这种政治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具有普遍性、可预期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因而可以比较有效地克服单纯政治价值说教难以避免的“软”的缺陷。没有这种规范化的、赏罚分明的政治制度，社会现实中“所说”与“所做”之间的反差就还会大量存在，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实现就难以保障，而且最终会削弱这种政治价值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其次，这种政治制度的健全能够使现实政治权力和权利的运行实现有序化和可控化。因为政治制度从政治结构和运行规则两个方面为政治权力的运行提供了两个基本维度，换句话说，也就是明确了权力运行的边界，从而避免政治权力运行的失控所引发的混乱和腐败。政治制度在规范政治权力运行的同时，也会具体地反映和落实公民政治权利的分配和行使，进而规范公民的政治活动范围、内容和形式。再次，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忽视民主法制制度的建设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一个时期，我们曾认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自然而然的会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殊不知，忽略民主政体和法制的建设，优越的国体就不能从社会实践层面充分体现出来。这一偏差导致了实际政治生活中以权代制，以言代制，以言废制的现象大量发生，导致了“文
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失误。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总结。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③“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④
因此，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使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⑤没有这种制度，就谈不上什么政治文明。
在现代社会，制度化的最主要形式就是法制化。要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首先要完善宪法。通过这一根本大法把人民主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政治权力的实施，其运行规则、方式等进一步加以界定，使公共权力的行使以不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为界限。我们常把国家比作机器，那么宪法就是一国所有政治力量共同为这架“机器”设计的蓝图，它不仅规定其内部权力结构，而且也规定权力运行的程序及方向，使国家行为能够为社会成员所预测和控制。其次要树立宪法的权威，实行宪政。宪法是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机制的根本大法。我们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根本就是依宪法治国，依法办事首先是依宪法办事。不重视宪法的作用，不树立宪法的权威，依法治国也就失去了基础。要使宪法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普遍实施，除了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率先垂范外，还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保障。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党派，任何一个官员，其行为如果违背宪法，都应受到追究。没有制度的保障，仅靠宣传教育，宪政理念是难以在实际中得到真正落实的。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行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⑥再次，完善次级立法，把宪法的有关原则性制度规定，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司法制度、社会对公共权力系统的批评和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等加以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并通过这些次级立法，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色和优势落到实处。但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次级立法不能与宪法原则相抵触，尤其是政府的行政法规和文件规定不能违背宪法和法律，人民代表大会对此要加强监督和审查，这样才可能比较有效地纠正现实存在的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维护宪法和法律体系的统一和尊严。
上述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明确了现实政治制度建设的根本方向；维护宪法权威的有关制度使次级立法和政府规章的颁布和执行保持正确的发展轨道；在宪法原则下的次级立法和政府行政法规又使宪法原则得以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这几个方面制度设计的宗旨，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来概括，那就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⑦
三
制度建设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讲，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也就是制度性建设。通过这种制度建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但是，制度又是从哪里来得呢？制
度从“写在纸上的规范”变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的规范，其真正的基础又是什么呢？透过这些必要的追问，使我们不能不想到政治主体问题，或者说政治文明建设的系统中不能不包括政治主体的建设。
所谓政治主体简单来讲就是政治行为或政治角色的承担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行使、政治活动的开展、政治文化的传承和政治制度的维系都离不开政治主体。政治主体可划分为个体的政治主体和集体的政治主体，前者包括政治家、官员和一般公民，后者则是指相关团体和组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里主要分析执政党和公民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这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需要。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没有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从现实来看，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和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广泛性和实现人民利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都需要有一个的坚强领导核心来处理好各种关系和矛盾，进而把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但与此相联系的是，党必须不断改善自身的领导，实现文明执政，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因为我们党现在“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⑧党的地位、任务和环境的重大变化，客观上要求党从政治统治方式、领导体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战略与策略、活动方式、对党员的要求等方面进行一系列调整和变革。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自觉地进行着上述各方面的调整和变革，从而增强了党的表达和整合社会利益、制定政策并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培养吸纳社会优秀分子等作用和功能。这些调整和变革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党从革命党、计划体制下的执政党向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成功，将会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
公民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实施宪政的产物，它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含义是指有权利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人。在我国，国民或者公民的概念存在的历史还没有一百年。严格来讲，公民的概念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正式出现在我国的宪法之中，而漫长的历史岁月给我们留下的则是“顺民”、“草民”、“子民”、“臣民”的称谓和记忆。这决不是表面上的称谓差异，而是代表着文化深处的某种质的不同。臣民是传统社会中统治者意志的消极服从者，它典型的代表着封建专制文化；公民则是现代共和制国家的主人，它反映的是凸显权利意识的公民文化。
臣民意识这一传统社会留下的遗产，虽然解放以来在理论制度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对我们民族心理和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还远没有被消除掉。现在的一些广告及电视剧围绕着宫廷做文章，奴才、主子之声不绝于耳，还颇有市场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就反映着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锻造的这种思想观念的浓厚的思想沉积物在当今还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顽固地存留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谁是某某某的人，谁是某派系或某地方的人，谁又是某家族的人，惟独作为国家公民的意识排在最后，只是具有了象征性意义。在这样的“差序格局”的文化氛围中，再好的制度设置，再好的体制，都可能沦为新瓶装旧酒的可悲结局。
所以，提高公民素质、培育公民文化对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公民素质主要包括责任感、效能感、参政的技巧与能力、权利意识和维权
能力、义务意识和守法意愿等等。提高公民素质，有赖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需要对我们的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和方式加以改革创新，在内容上使其由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重点转向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要求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服务，在形式上除了保持传统的理论宣传优势以外，更要着重从实践入手，正确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增进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传授公民政治知识，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技能；引导公民选择切实可行、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治参与形式。在我国，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将是一项比创新制度复杂得多、也艰巨得多的工程，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而又艰苦的努力。但这项工程我们必须抓紧实施，因为如果没有较高的公民素质和建立其上的公民文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不会有坚实的根基。
四
我们把政治价值建设、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主体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三维空间，并不是说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只包含这三个方面，我们这样讲只是意味着：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主体在政治文明建设体系中所占的位置和层次要高一些，其它的一些内容如政治行为文明、政治组织文明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包容在这三个维度之中。
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主体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首先，主流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的内在灵魂，也是政治主体的文化思想核心。英国政治哲学家威廉•葛德文指出：“统治是建筑在见解上的”⑩用现代政治学一个时髦的术语来表达，也就是政治统治不能只是建立在威胁上，而主要应该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政治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治合法性在理论上的集中阐释。在政治实践中，离开政治价值指导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而与正确的政治价值相偏离的政治制度，决不是什么好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实践中也不会发挥良好的作用。政治主体，尤其是作为集体政治主体的政治组织，无不是围绕着某种政治价值而建立和开展活动的，即使是作为个体政治主体的政治人，一旦不再有什么政治价值和政治信仰，就会因失去灵魂支柱而颓废，其结果或者是逃避现实政治生活而成为无政治人，或者是走向与现实主流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为敌的道路而受到制裁，结果不再成为现实的政治主体。其次，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政治制度体现着政治价值，它应该是主流政治价值的具体化、规范化，为主流政治价值的最终实现提供保障。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制度成为连接政治价值和政治主体的中介。再次，在我们国家，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政治制度，都是为实现绝大多数政治主体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而且，离开政治主体，政治价值的创新，政治制度的维系，都是不可能的，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理解列宁把研究人，发现有才干的人作为关键的问题，舍此，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⑾邓小平在他晚年也讲，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⑿
所以，我们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要注意这一系统内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诸多内容的统筹兼顾。一方面，要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方面的建设，把远大理想与当前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增强我们主流政治价值对政治主体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另一方面，继续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宪政体制的建设。另外从政治主体方面，加强公民意识、公民文化的灌输传播，在内心深处实现从“臣民”向现代公民的角色转变。
当然，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进程中，不仅要有全面的观点，而且还要具有重点论的意识。结合对我们国家政治建设实际的认识和判断，我们认为，当前一个时期，重点应放在制度建设和公民意识公民文化的建设上。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建设上是卓有成效的，在指导思想方面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牢固树立了“以人为本”、“代表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价值追求，在国体上，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些政治价值是先进的，是优于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的。但是，我们这些优秀的政治价值还未能充分的发挥出来，甚至由于这些政治价值与社会现实的某些反差而削弱了其影响力。这不是由于上述价值观念的过错，而是由于作为国体实现形式的政体以及其它一些政治制度还没有健全和完善，远不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制那样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相当高的程度，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足以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完备的具体民主制度和法制形式，使得作为政体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甚至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弊端。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具体制度和形式的不完善同它的国体实质之间的矛盾，在当前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就要注意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制度建设，尽快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地位和民主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和保障。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还要突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以公民文化为核心的政治主体建设，这也应作为我们现实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一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可以引进作为现代化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可以移植先进国家中行之有效的工业管理制度、政治组织形式和其他制度，但是，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不具操作这些设备和发挥这些制度的能力的时候，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工艺技术，都将在与其格格不入的传统人手中变成一堆废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3页。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48页。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1-32页。⑥ 《光明日报》2002年12月5日。⑦《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32页。⑧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学习辅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235页。⑨ 详见俞可平主编的《政治学通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55-58页。⑩ 《政治正义论》第67页。⑾ 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392页。原文为“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的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⑿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0页。主要参考文献：
1、党的16大报告。
2、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3、《邓小平文选》第2、3卷。
4、韩旭：“政治文明研究的新进展”，《政治学研究》（季刊），2004年第4期。
5、俞可平：《政治学通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10月版。虞崇胜：《政治文明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版。
科学发展观价值维度的探析 篇6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价值观、执政理念、市场经济、文化教育、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党对三代重要领导集体关于发展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关于发张的思想.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吸收和继承了关于发展的思想，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自此使关于发展的思想能够系统化。科学发展观自提出至今为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意义重大
（一）科学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我们早已深有体会。因此发展对于一个国家言意义非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唯有发展才能使我国继续在强大自己的道路上取得成就，然而如何发展才是关键。发展不能是盲目的没有目的，发展应该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例如，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仍没有变。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论及前进中面临着的困难和问题时指出。“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反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华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因此.对于我国而言关于发展的思想能有效的缓解甚至是解决这些问题。做到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的理论思想才是关于发展的科学的理论思想。科学发展观便是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的关于发展的科学的理论思想。
（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党的指导，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党的指导下呈现出一副蒸蒸日上的景象。这一切都离不开两个字一发展。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1、完善和更新执政理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利保证
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要求党的执政理念要以人为中心，从人出发，从而解决和缓解各种矛盾。比如，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经济与社会的矛盾：经济与环境的矛盾：国内与国际的矛盾等。在科学发展观的影响下，我党执政理念逐步完善，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在法治的同时注重人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执政的道路上逐渐重视人治的重要性，并确保了正确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建立个人与社会的良性关系。以前我党在执政时过度的重视法治，虽然法治在某些方面优于人治。比如法律规章制度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有利于有法可依：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明确的法律规章制度也有利于社会的高效运作。然而和法治相比，人治能够把政治与道德相统一，使社会的管理更具有人情味，从而使人能够更全面的发展。法治和人治的相结合不仅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还有利于缓解人与人间紧张的关系。可见，法治的同时注重人治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2）提高公民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不断的进步，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逐渐成为共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从某一方面而言就是坚持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求我党提高公民的主体性地位，而非专制体质。专制体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不适合社会主义。专职体制使权力集中，从而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管，易导致掌权者为所欲为的行为。不仅如此，专制体质往往会因为其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社会动荡、政权更替的现象，从而使社会为发展付出惨重的代价。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是适合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多维度的社会，是多维度共同发展的，只有立足于人的长远发展，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使科学的发展持久的进行下去。提高公民的主体性地位正是坚持以人为本，使人实现全面发展的表现。因此，提高公民的主体性地位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是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的要求。
2 科学发展观在我党先进性建设中的作用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为党的先进性建设起到了指导的作用，还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任务，使党的先进行建设有了科学的方向。
（1）党的先进行建设把坚持以人为本纳入了党建观
党的先进行建设是由四部分组成。主要包括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四个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党的先进性建设既然把以人为本纳入了党建观，那么其核心价值就必须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党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正是这一观点的体现。然而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处理好权力和权利。权力离不开人民群众权利的支持，从另一方面而言，人民群众的权利也需要权力的保护。因此，党的先进行建设的首要任务便是用科学的方法处理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从而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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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发展观对党的执政方面提出了新任务和要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世界的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推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的机遇但是也充斥着许多社会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如何达到共同富裕？这些都是新世纪关于全面发展而面临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是新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它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人人平等、增强法制观念，党要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转变传统的执政方式并用科学的发展观去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科学发展观既指导着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为党的发展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
二、影响发展的思路主要在于价值观
每一种思想都会体现一种它所支持的价值观，因此影响发展的思路主要在于价值观。
（一）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价值指人的需要和事物的属性的特定关系，即事物对人的积极意义。那么什么是价值观呢？哲学中关于价值观的涵义是这样说的“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于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和总看法。价值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的目标的准则。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态度、评价中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趋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价值观的正确与否不仅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还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价值观对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及人生选择和人生道路都有着导向作用。然而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对这种导向作用却起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之分。因此，人们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二）贯穿唯物史观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不仅吸收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还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之上。
1、贯穿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1）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左右事物的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按照其客观规律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科学的观点，其指导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思想，其是哲学中关于发展的观点的集中的体现。
（2）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科学发展观指出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应为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这种联系正如我国城乡、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一样。科学发展观正是联系的观点的一种集中的体现，它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要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从客观联系中掌握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3）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矛盾的主次方面和主次矛盾。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许多的矛盾，正因如此，科学发展观才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把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了以人为本这个准则。在处理社会主义中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便有了方向和动力。
2、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其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其是一种社会历史观，它是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目的和主体作用的肯定。正如科学发展观所说的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其正是人们群众主体地位的体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有人得到了发展，社会才会发展，反过来而言，社会的发展也为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其实，科学发展观中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某种方面而言也正是要为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可见，科学发展观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
三、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价值目的
（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党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主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第一要义是发展，“以人为本”是其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其要求。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强调的是社会发展应当以人为发展的目的，而不是以没有生命的物为发展目的，物只能作为发展的手段。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的是大多数人的发展而不是少数人的发展.这有大多数的人得到发展才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精神、人性和价值，发展的结果，不能是人的物质生活在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却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发展的价值，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人格的不断健全和人文修养的全面提高。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社会系统内部以及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协调发展，而且把发展的核心和目的归结到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社会发展存在这五种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农村和城市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不平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然而，贫富相差悬殊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真正的发展是在协调和整合中实现人的价值。
（二）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人的发展的价值尺度，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之所以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因为它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发展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情为民系、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我党致力与实现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并以此改变相应的政治政策。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呢？科学发展观主张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享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人类为之奋斗的理想更是历史发展所需要的实现条件。坚持以人为本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现和党不断完善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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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学发展观多维价值要求
科学发展观指出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就说明科学发展观在多维领域中具有指导的作用，引领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向着科学的方向发展着。
（一）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传统的发展观把经济增长本身看作是目的和惟一的价值尺度，虽然使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也伴随着许多问题的出现。科学发展观不仅注重发展的速度还注重发展的质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1、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已经逐渐向集约型的方向转变，开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传统经济相比，其更加注重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倡循环经济。有了这些观念的提出，我国近几年GDP迅速增长的同时还发展形成了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制。这些转变使我国开始摆脱传统经济的“以速度为中心”、“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提升，其还使我国逐渐向节约型社会的方向发展。
2、实施科学的赶超战略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人们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传统赶超战略太理想化。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开始实施科学的赶超战略。“所谓科学的赶超战略，就是要走出经济赶超与人的发展对立的传统误区，协调好GDP增长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这就好比“国强”和“民富”的关系，其二者不可分割，如果只是单方面的强调某一方面那么必然会引起失衡。我国在处理这一方面的时候，以国民福利总量的最大化为目标，使得GDP迅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的福利也在迅速增长。因此，经济不仅又快的发展起来还又好的发展下去。
（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传统经济模式的影响下，我国经济虽然取得了成效，但是其的成效是以在环环境污染、物种骤减为代价的。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的，如果自然受到了威胁，那么即便社会再进步也是徒劳。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土地资源大规模严重退化：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稀有动物锐减：能源供需紧张。但是过去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得我们浪费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对环境的高度污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逐渐意识到我们的发展对自然的危害，因此我国正逐渐向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的方向发展着，建立绿色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不仅节约了资源还保护了环境把对环境的污染降到了最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还是人发展所需要的。
（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里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不仅仅指城市和乡村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社会和经济之间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它还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对文化的影响
1、科学发展观对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于此同时，我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但是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比如说：主流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大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引领先进文化的建设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优先发展科学教育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战略，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教育是落实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因此，党加大城市对农村文化的反哺力度，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经费投入。营造扶持健康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社会人文环境，都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总之，文化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发展观对文化的指导作用意义非凡。
2、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上。把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重大理论贡献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也就是社会明珠得到充分发扬，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全社会互相帮助，融洽相处，是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性思想或愿望得到支持，社会秩序良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穿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的整个过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强音。”
3、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四个方面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四个方面应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所谓全面饿发展就是指不能只发展经济也不能指发展政治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要全方面的发展。而协调指的是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这几方面的发展要权衡，不能太过经济而忽略文化，也不能太过政治而忽略社会，这些方面的发展要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只是一时的发展。既然是相互影响的那么如果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那么其他三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应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四个方面的协调性，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的发展。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想要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注重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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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者：潘博《科学发展观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战略指导思想》2009年第一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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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作者：潘博《科学发展观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战略指导思想》2009年第一期，第12页
价值观维度 篇7
共文化是指“非主流社会成员受到主流社会成员排斥后所形成的一种文化”。[1]742共文化群体包括少数族裔,残疾人以及同性恋者等。共文化理论从这些传统上“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underrepresented groups)出发,来探讨其文化特征以及交际行为。在一个国家中,共文化与主流文化并存,其形成和发展必然受到主流文化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取向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价值观是“人们的行为规则、思维方式、认知的准绳、处事的哲学、演绎推理的模式、评价事物的规范、道德的标准等”。[2]58-59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价值观通常也被称作文化价值观。关于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国外学者Hall,the Kluckhohns & Strodtbeck等皆有论述,但以荷兰学者Geert 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维度最为全面和为人们所熟知。本文即运用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理论对中国残疾人共文化的形成进行探讨,试图找出其形成的中国文化理据。
二、Hofstede文化价值观维度
1967年至1983年间,Hofstede通过对某大型跨国公司内来自四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员工进行调查和研究,总结出了四个价值观维度。它们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以及“男性倾向—女性倾向”(masculinity-femininity)。从Hofstede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取向。其研究成果为广大学者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成为早期比较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显示了一种文化对于个人和集体的态度。它反映出该文化对于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的关注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某一文化中的人对于不确定的因素以及不确定的环境所感到焦虑的程度和心理压力的大小。而“权力距离”则表明了某一文化对于权力及其拥有者的态度。王丽皓指出这一维度显示了“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权力距离大的人和权力小的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3]41最后,“男性倾向—女性倾向”是指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定位。
Hofstede的四维文化价值观提出后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但同时,对于其基于西方文化构建的理论中存在文化偏见也产生诸多批评的声音。因此,Hofstede又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文化进行了研究,随后提出了“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和“短期导向”(short-term orientation)这一维度作为补充。长期导向—短期导向这一维度“表明了人们对时间的不同态度……短期导向的人会视时间为一种有限的资源,对时间较没有耐心,而长期取向的人视时间为一种无止境的资源,并较有耐心”。[4]124
三、中国主流价值观与残疾人共文化的形成
文化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内陆面积辽阔,农耕业发达,自古以来形成了鲜明的农业文化。此外,中国封建历史漫长,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价值观的形成。置于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框架下则表现出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权力距离大、男性倾向以及长期导向等特点。正是由于这些价值取向存在,使得残疾人共文化在主流非残疾人文化中形成,成为与主流文化并存的共文化。鉴于本文研究内容的特殊性,在本节中将着重对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权力距离三个维度与中国残疾人共文化之间形成的关系做深入讨论。
1.集体主义与中国残疾人共文化的形成
集体主义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中的一级。持这一价值观的人们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讲求“个人对集体的绝对忠诚”。[5]68同时,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对于组织或集体具有很高的归属感和依赖性。除此之外,人们还倾向于划分出“圈内”(in-group)和“圈外”(out-group)的区别。对于同属于自己“圈内”国家、地区、社团等等的人、事或规则予以合作、保护和遵守。而对于“圈外”,即与自己对立或关系较远的人或事则相对轻视。Triandis指出:“‘圈内’的相对重要性是区别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6]9
残疾人由于自身的生理特殊性,其外貌特征就传递了很强的交际信息。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非残疾人在见到残疾人后,会很自然地将其归入到不同于自身的群体,即“圈外”中,并将残疾人与非残疾人区别对待。在许多非残疾人看来“残疾人被视为吸引力较小,不适合结婚,只适合呆在家中”。[7]363同时,在以非残疾人为主导的社会中,社会条例、公共设施等大多数依据非残疾人来制定或设置,在涉及到残疾人的方面也往往加以区分。这也就将残疾人与非残疾人对立开来,划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此外,许多非残疾人对被视为“圈外”的残疾人群体持有否定的“定势”(stereotyping)。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上来讲,定势是“一个复杂的分类形式,它从思想上对人们的经验进行组织,并对某一特定群体的行为表现进行简单和固定的分类”。[5]246当人们对某一文化或群体持有定势时,“会把群体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推广到群体所有的成员中去”。[8]155非残疾人对于残疾人群体的定势就是所有残疾人都是弱者,残疾人比较难相处等。因此,在语言上往往表现出轻视甚至诋毁残疾人;在行为上则表现出孤立残疾人群体。一些非残疾人在与残疾人的交际过程中甚至表现出不安或与其保持较大距离等现象。
2.高不确定性规避与中国残疾人共文化的形成
“高不确定性规避”(high-uncertainty-avoidance)是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中的一级。持有高不确定性规避这一价值观的人们倾向于避免不确定的、模糊的事物,乐于面对自己熟悉的人或事。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在交际及生活中,人们通常接近熟悉的人,并就一些熟悉的话题进行讨论。相反对于自己陌生的人或话题则尽量回避。
对于非残疾人来说,与残疾人的交际过程即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交际过程。由于缺乏与残疾人的交际经验,许多非残疾人在与残疾人的交际过程中不知道应该讨论什么话题。而且在就某一话题交流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疑虑。他们害怕自己无意中的某一句话会伤害到残疾人。非残疾人的这些心理在交际过程中则会通过语言与行为表现出来。对于残疾人来说,一些非残疾人在交际过程中有时表现出语气上的冷漠和不耐烦等,有时则表现为急于结束交际。大多数残疾人会将此理解为非残疾人不愿与其交际的表现。但对于非残疾人来说,这主要是中国文化高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的作用。有时为了避免交际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一些非残疾人干脆避免或逃避与残疾人交际和接触。
久而久之,生活在以非残疾人为主导的文化中的残疾人群体易形成自卑心理,进而形成具有自身文化特性的交际特点。Braithwaite指出:“残疾人使用一种独特的,不同于非残疾人的交际代码来表明自身独特的人格、社团以及策略性行为”。[9]173具体表现为:语义重复较多;模糊语使用频率较高;话语程度副词以及句法间接的明达性使用较少等。[3]83
3.大权力距离与中国残疾人共文化的形成
“大权力距离”(high-power-distance)与“小权力距离”(low-power-distance)相对,同属权力距离维度。在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中,权利、权威则被视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Samovar指出:“这种文化中的人有意无意地都在教育其成员: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属于其个人的正确位置”。[5]71也就是说,在具有这一价值观倾向的文化中的人们承认并接受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而且社会地位较低或权利较小者易于表现出对权力或权威持有者的尊重和敬畏。中国文化具有典型的大权力距离特点。具体表现为中国人相信并尊重权威。社会生活也具有一定的等级性。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往往享有话语权、支配权等,而社会地位较低者则特权较少或权力较弱。
主流社会与文化都以非残疾人为主导。这就导致了非残疾人在教育、就业、婚恋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享有支配性的特权。而处于社会边缘的残疾人群体则社会地位较低。因此,在残疾人的权益保障等方面就会存在诸多欠缺。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遭遇就会使残疾人重新审视自身的社会身份以及交际方式。比如,在与非残疾人的交际过程中表现出目光交流较少、身势动作幅度较小等。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些特点都是残疾人群体的自身文化特色。
四、中国残疾人共文化的研究意义
首先,为残疾人群体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对于残疾人群体的研究,许多学者已从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而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研究为人们认识残疾人群体,帮助残疾人群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是对于残疾人以及残疾人群体文化属性的研究,国内学者却鲜有触及。因此,运用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框架,尤其是共文化理论来研究残疾人,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残疾人及其交际行为。残疾人的交际特征、心理状态、群体身份等,均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视野下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研究领域的显著特征。
其次,有利于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之间的更好的交际。交际与文化关系密切。文化上的差异性必然导致交际差异性的产生。因此,从共文化角度出发,将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之间的交际纳入到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下,将有助于我们从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等方面为双方寻找相应的交际策略。如移情,减少情感反应,克服消极的文化定势等。这样残疾人和非残疾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交际将会得到更好地发展。
第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不是局部的和谐社会,而是整体和谐的社会”。[10]73那么,我们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要建设非残疾人的和谐社会,而是要建设非残疾人与残疾人共同的和谐社会。忽视残疾人的和谐社会是不全面的和谐社会。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宗旨就是消除文化隔阂,搭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桥梁。因此,将残疾人群体与视为与非残疾人并存的一个共文化群体,有利于非残疾人消除文化偏见,以一种更加平等的视角来审视残疾人群体。在此基础上与其进行交际、理解其行为,为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之间更好的交际沟通建立基础,进而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摘要：文化与价值观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对于主流文化中共文化的形成,价值观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利用荷兰学者Geert 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维度理论对中国残疾人共文化的形成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了解残疾人共文化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为更好地了解残疾人群体及给予残疾人群体更多关怀提供帮助。
关键词：中国文化,文化价值观,残疾人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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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值维度的大学生培养 篇8
一、我们为什么上大学
上大学的具体目的因人而异,有的人上大学是为了让父母在别人面前有面子; 有的人上大学是为了改变现状,将来找一份好工作; 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上大学,仅仅就是因为升学惯性,稀里糊涂地来到大学,等等。不管出于什么具体目的,其实上大学的终极目的主要有两个:
1. 获取较高的职业发展起点。我们上大学,学习知识、培养能力,绝不是仅仅为了就业获得一个职位。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就业,不上大学照样可以实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的本性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虽然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社会职位是有高级低级之分的。从社会职位的分布来说,低级职位在社会上的分布最多,职位层次越高,职位也就越少,相应要求从业者的职业能力也就越高。无疑上大学是我们获取较高职业发展起点的一个非常便捷的途径,通过上大学,我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系统地学习适合于自己未来发展的知识,然后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职业能力,为个人将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创造一个比较高的发展起点。
2. 满足更高层次的人生需求。面对人生大舞台,每个人都渴望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职业生涯的成功。自我价值的实现是通过找到一份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将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为满足社会公众和他人的需求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取职业生涯的成功,从而最终实现自己高层次的人生需求。职业生涯每次质的飞跃,都是以学习新知识,获取新技能为前提条件的。要想获得职业生涯的高度发展,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上大学是这种自身素质提升的最便捷途径。
二、大学能给我们什么
上大学能否实现我们的上述目的,大学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大学是一个自我修炼场所,可以使我们受到大学精神的熏陶,为我们开启知识的殿堂,锻炼大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大学生积累人脉资源,塑造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等等。大学为我们追求人生梦想搭建了一个大平台,提供的资源不仅限于课堂教学,它给我们的是空间、是舞台,让我们自己去学习、展示和发现。
1. 大学精神———修炼自我的根本途径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在长期文化创造过程中积淀、整合、提炼,并为师生所认同的一种价值观念体系和群体自我意识。大学精神既深藏于“大学”之中,又游离于“大学”之外。它给大学注入了生命活力,使大学不仅仅是教学楼、图书馆、林荫道等冷冰冰的建筑群落,也不仅仅是人才的集散地,而是人、思想、价值观念、理性思考、创新、智慧与博大胸怀的代表,是科学与艺术的实验室,是青年学子崇拜的殿堂,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库,是精英人才的聚集地。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是各类学识渊博、不同学科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他们通过授课、讲座、报告、日常指导等多种方式给我们不同风格、不同视角的知识体验和人格感染。除此之外,大学还汇聚了富有激情、敢于挑战、思维活跃、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每个同学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为人处世、能力特长不尽相同,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对个人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2. 专业技能———职业生涯的必备素质
专业技能是指在某专业领域所具备的能力。就大学生而言,专业技能实质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与所学专业知识相对应的知识性技能,具有较强的专业学科性,例如计算机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PHP编程、JS编程、ASP编程技能,等等; 另一方面是与自己的目标工作岗位要求所对应的特殊性技能,具有较强的职业性,例如从事杂志编辑工作需要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律师就应具有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建筑师应有一定的空间判断能力。因此,大学生不仅要以所学专业为依托,努力培养自己的知识性的专业技能,还应根据自己的理想目标职业,着力打造与未来工作岗位相匹配的特殊专业技能。
3. 人脉资源———职业生涯的助手
大学里的老师多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在此领域内的精英多有交流,对大学生今后在此领域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大学友谊是一种很纯洁的感情,大学门下聚集多优秀的同学,若干年后,这些同学会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是社会上各个领域的栋梁、主力。同学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为大学生的职业生涯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4. 图书馆———知识的殿堂
许多大学图书馆不仅藏有各类丰富的古书典籍,供我们现代的人进行思想对话,而且还拥有数量众多的现代各类期刊,供我们汲取现代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使大学图书馆的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各类数据库和电子图书系统,使大学图书馆变成了知识的海洋,大学生可以在这里任意翱翔,吸取知识的营养。
5. 学生社团———自我修炼的最佳舞台
学生社团是大学生依据共同的兴趣爱好自愿组成并按照章程自主开展活动的群众性组织,是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阵地。学生社团凭借其“社团精神”和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愈来愈受到师生的喜爱,成为校园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同学们通过有选择性地参加一些社团组织,可以通过参与、组织和策划各类社团活动锻炼和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质,促进自己的成长。另外,担任学校院系班级干部也是快速提高自身各方面素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但不要奢望回报太多,不要仅以“当官”和获取“就业资本”为目的,否则会迷失自我。
6. 人文精神———大学生人格完善的根本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类共同信奉的那些真理性的思想。人的一生不仅要具备谋生的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即有益于社会的价值、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修养等各个方面。大学里是个人文素养浓厚的地方,这里有青年学子的梦想,有大学教师的教诲,有高尚的人格追求。沐浴大学人文精神的洗礼,接受大学人文精神的熏陶,可以使青年学生更加积极向上,富于社会责任感,充满理想追求,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更加客观和科学。
总之,大学虽然不能直接赋予我们职业、态度、思想、信念和幸福,但大学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为我们获取这些人生幸福提供了机遇,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去把握。锻炼自己能力的平台就在我们的周围,是否最终成为一个更出色的自我,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心为自己的素质提升做真正的努力。
三、我们应该如何读大学
大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学生应该如何去把握机遇,利用好这样一个平台?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以职业生涯为载体,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满足更高层次的人生需求。所以大学里不仅学习专业知识,更重要的还要培养人文素养,锻炼职业能力,而这在我们的传统思维中却常被忽视。我们更关注学生的成绩而非能力。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及早转变学生学习观念,由重成绩到重综合素质的培养,提升自己、完善自己。
那么大学生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素质呢? 我国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先生提出了素质教育的重点应当以培养创造思维能力为中心,抓好三个能力培养,即,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能力,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研究和探索未知的能力。
1. 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能力
自我设计是人才成长的一个基本规律,几乎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选择和设计自己的职业。道理很简单,一个没有食欲的人不想吃饭,一个没有学习欲望的人不想求学,一个对职业不热爱的人不可能去为事业而奋斗。如果说自我设计是成才的第一步,那么自我实现就是成才的关键。自我实现是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去实现自己人生的最大价值。也许,大学生们在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会走弯路,甚至会摔跤,但是一定要从挫折中吸取最有益的人生教益,在挫折中不断成长。
2. 学以致用,大学生要培养自己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国大学生传统的学习方法主要是继承学习法,忽视创新、忽视对能力的培养,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较差。普遍存在重书本知识轻实践、重分数轻能力、重课堂轻课外学习的倾向。那么大学生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呢? 首先必须转变学习理念,把培养能力放在首位。这是一个指导思想问题,必须让学生明白学的目的在于应用,绝不能为学而学。其次在实验课、实践课的学习中,要改变过去那种“照方抓药”的验证性的实验,学生根据课题要求,自己设计实验内容,独立操作实验过程。再次大学生可以通过参加社团、竞赛,等等,独立组织活动,设计竞赛项目来锻炼自己,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我们必须端正学习目的,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学会应用知识,进而能够创造知识。
3. 学会独立思考,培养科学研究能力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把学习与研究截然分成不同的阶段,似乎研究工作只是专门研究人员的事,大学生们在学习阶段就不能从事研究工作。实际上这一观点十分不妥,大学时期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思维活跃、敏捷,新思想、新观点层出不穷,是创造力最强的一个时期。如果大学生忽视了自己的这一特点,压抑了自己的思维,恐怕一生中就很难再出成果了。而且一个人的学习,不可能一次完成,必须终生学习,这也是学会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工作并不神秘,大学生应该结合自己所学知识进行发散思维,独立思考,力所能及的进行研究工作,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
以上三个重要的素质,是面向未来的每个大学生必须获得的最基本的能力。只要他们具备了这些素质,那么他们就能够适应未来千变万化的各种工作。当然这些能力的获得不是靠抠书本,也不是依赖于应试教育的鞭策,而是大学生要充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既要具备良好的智力素质( 必要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 ,又要培养创造性的非智力素质( 如个性、毅力、质疑、批判、勇敢、冒险等) ,二者必不可缺少。因此,必须彻底转变学习观念,改变学习方法,抛弃“三中心”( 即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 的学习模式,从“三中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四、结 语
城市党报评论的价值维度与路径选择 篇9
城市党报评论的价值呈现
新闻评论的价值维度, 在于新闻评论判断、评价新闻事件、社会现象的功能取向与实践立场, 它是新闻评论介入现实状况的直接体现, 也是反映其价值蕴涵的内在标识。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 中央党报与地方党报的层级架构与指向差异, 形成了当代中国独特的传播系统与新闻图景。《人民日报》作为“各类媒体的旗舰”, 将党报评论作为“旗舰上的汽笛” (1) 和“人民日报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2) ;同样, 城市党报评论作为地市新闻宣传的重要载体, 也应作为区域传媒的“旗舰”, 发挥其引领舆论的聚合力。那么, 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与媒介生态下, 城市党报评论的价值呈现发生了哪些变化?又具有怎样的传播能量?
一、以新闻关注构建主流话语
城市党报评论作为地市级机关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是这种地位还不是内生性的, 只有依靠城市党报自身的评论实践才能体现出来。而在很长时期中, 不少城市党报评论的视点相对单一, 表现形式也显单薄, 宣传主导成为评论价值的基本尺度, 与党和人民对城市党报评论的要求还有差距。当前,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所引发的经济重组与社会阶层变化, 都市大众的新闻诉求被空前调动, 加之“时评热”对评论市场构成强烈冲击, 整个媒介市场都被卷入意见竞争的漩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更推动着城市党报的转型, 评论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翼, 关注重心也相应发生变化。
1. 由宣传思维向新闻本位回归
城市党报的机关报特质决定了其评论具有宣传属性, 但是却不能因此忽略其新闻属性。随着新闻改革的推进, 城市党报注意以新闻的视界传播党的方针政策, 评论的新闻性明显加强。具体表现在:从以往依赖转发、摘转更高层级党报的评论, 到围绕地方党政工作设置关注对象;从重视方针政策解读, 到重视从新闻事件提炼选题;从原有的工作视角, 到对社会生活中某一现象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 注意发挥地方党报的区位优势, 努力探讨区域背景下国企改革、城镇建设、社会保障等重大问题, 或是关注舆论监督、党内腐败、公民权利等社会现象, 显示出构筑与党报权威性和影响力相匹配的新闻评论的强烈愿望。
2. 将“上面的精神”与“下面的声音”有机结合
长期以来, 代表“上面的精神”的评论处于核心地位, 反映“下面的声音”的评论明显不足。而近年来反映“下面的声音”的评论渐成趋势, 打捞“沉没的声音”已成社会共识, 形成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贴近基层的舆论氛围。普通读者、网友的意见也成为评论板块中重要的内容。与之相应的是, 由以往评论的单极视角呈现为多元话语, 由单向度地站在政府立场发声, 转为也从民众立场上分析。当然, 强调“下面的声音”, 并不是要削弱“上面的精神”的主导地位。恰恰相反, 它是要通过对“上面的精神”的领会和理解, 传递和诠释党的指示精神, 使“上面的精神”为群众理解和接受, 又以“下面的声音”, 构成对“上面的精神”的呼应, 求得党心、民心的共鸣。评论视角的这种变化, 显现出党报更为自觉的评论价值认同。
3. 把热点引导与舆论整合对接
在当前社会的舆论格局中, 各种思潮跌宕起伏, 各种意见喧哗与碰撞, “官方声音和民间舆论相互激荡, 有时一致, 有时碰撞,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两个舆论场。” (3) 这种状况影响着城市党报评论的议题框架, 同时也显出舆论引导的操作方式极为复杂。因此, 城市党报评论不仅要响亮地发出主流媒体的声音, 传播主流价值理念, 更重要的, 是要主动反映舆情, 整合舆论, 打通两个舆论场。许多城市党报评论从被动的跟进范式, 转变为自主设置议题, 以自觉的新闻意识, 回应社会问题;多种系列评论和话题讨论, 则为城市党报评论的舆论整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二、以栏目选择扩展言论空间
传统的党报评论以代表编辑部意见的社论、评论员文章为主, 评论主体基本为媒体掌控;而今天, “汇集着社论、读者来信与专栏文章等多种言论的言论版, 实际上已经无分主流与非主流、大报与小报、东方与西方, 而成为当代报纸的普遍规范和制度。” (4) 许多城市党报顺应这一潮流, 根据自身的资源与受众状况, 逐渐调适, 不仅强化了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分量, 而且以言论形态的增加, 为党报评论的价值呈现, 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社论、评论员文章常态化
以往党报社论、评论员文章多以不定期形式出现, 而今这种评论文章已经成为许多城市党报的常规做法。《深圳特区报》、《珠海特区报》每期都有评论员文章, 它们从“上面的精神”与“下面的声音”的结合点上找选题, 针对热点话题、社会事件展开分析。
2. 评论栏目多样化
有的城市党报将常设评论栏目与非常设栏目对接, 显示出栏目设置的灵活性;有的城市党报则在评论栏目基础上设置专版, 增加了话题的整合力度。《佛山日报》将评论版划分为“视点”、“个人专栏”、“荐读”、“有话就说”等栏目, 有时还根据情况增栏, 加大了评论比重, 引人注目。
3. 评论周期固定化
根据编辑思路与评论重心, 有的评论专版每天一期, 有的每周一至二期, 也有的半月一期。这种刊期主要是指时评, 社论通常还是以不定期形式出现。总之, 城市党报评论在栏目形态、文本内容、组合方式以及刊期方面的变化, 显示出某种专业化努力。
三、以多元互动反映不同声音
以往的城市党报评论重视观点阐释, 忽略受众接受, 注重单向传播, 缺乏双向互动, 结果未必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都市报时评以及新媒体评论的出现, 既为城市党报评论的互动提供借鉴, 也以主客体之间的转换, 将评论的价值维度植根于适应受众需求的过程。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一是在栏目组合中体现不同视点。目前, 在都市报评论中, “社论”、“来论”的组合编发已较普遍。许多城市党报也采用这种方式, 将媒体观点与公众看法置于一个版面, 通过“声音”、“视点”、“读者在线”、“个人专栏”等不同形式, 既鼓励公众发声, 为不同身份的受众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 也体现媒体视点与个人视点、专家视点与公民视点的差异, 增强媒体意见与公众意见的互动, 同时为拓宽作者来源创造了条件。二是在内容选择上进行受众细分。针对不同的目标受众与关注重心, 准确定位, 形成稳定的受众群。三是在报网联动中吸纳草根意见。有些城市党报利用网络平台面向网民征集选题, 收集网友的言论反馈, 获得对目标受众的准确把握, 在此基础上加以整合, 形成评论议题。“这种由受众参与‘议程设置’, 由受众点题并采纳受众观点, 对于党报新闻评论来说, 无疑是一个突破。” (5)
以上分析表明, 城市党报评论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止于形式上有无评论版, 或是增设了多少评论栏目, 而是要改变传统的党报评论模式, 以符合新闻规律的形式确立城市党报评论新的价值坐标。
城市党报评论的制约因素
不过, 由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以及体制的影响, 城市党报改革的步伐仍然缓慢, 艰难的变革并未改变其在媒体市场上滞后的状态。即便是评论, 在与都市报时评的竞争中也不占上风。到底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城市党报评论的发展?影响其意见传递与价值呈现?
第一, 区域视角与传播风险。城市党报服务于区域范围内党的中心工作与社会发展, 这一定位决定了只有聚焦地方, 将大局意识与区域视角结合, 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党报评论的社会使命与职业职责。如果评说的都是外地事件, 却对本地的热点问题缺乏关心, 就会造成指导性与区域现状的疏离。再者, 地方报纸的市场范围有限, 受众群相对固定, 反映他们的呼声与愿望, 才能拉近评论主体与受众的距离, 评论才有针对性。因此, 区域视角应当成为城市党报评论的现实选择。至于区域视角的内涵, 既包括评说地方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或热点事件, 也包括将外地新闻本地化、全局议题区域化, 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 挖掘外地新闻与本地的内在联系和意义。特别是针对独家报道的评论, 可以形成与报道的互动, 加大评论的价值能量。当然, 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城市党报评论将环境守望视为自己应有的“规定动作”。
但是, 区域视角既是城市党报评论发展的机遇, 也潜藏着传播风险。如果党报评论只从区域视角出发, 评论的基点也会错位。诸如野蛮强拆与城市发展、工程质量与监管失据、环境污染与利益驱动、食品安全与官员问责等问题, 事件牵涉面广, 负面影响大。如果不加以评论, 意味着媒体失声;如果主动介入, 又担心给政府“添乱”或是影响区域“大局”。加之“因为上级指示、部门要求等因素, 对一些敏感题材, 特别是涉及本地的话题, 一般都束手束脚, 甚至避而不论” (6) , 因此, 现实情况下城市党报有时很难完全做到公正与客观。某些城市党报评论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 指责“不明真相的群众”, 对事实的判断未必符合真相;或是只看到经济发展的表面现象, 违心赞扬某些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或是对外地的事评得精彩, 而对本地的负面新闻保持沉默。至于民众诉求与“维稳”要求、城市发展与决策监督、舆论监督与属地权限的矛盾, 更是涉及权力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 成为城市党报评论的两难选择。
第二, 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在社会舆论语境下, 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位居不同的场域。由于两种话语的区别, 它们之间总有差异;又由于社会矛盾累积, 其间的裂痕愈益明显, 舆论传播的过程必然要面对不同话语的对立。城市党报评论身处“对上”与“对下”的结合部, 面临着不同话语之间的博弈。
通常情况下, 社论、评论员文章等直接体现党政立场的评论, 往往被视为官方话语, 而表达公众意见的评论被视为民间话语。两者之间不仅应该平衡, 而且应该尽可能接近, 但实际上脱节现象是存在的。某些传达精神、表达号召的“配合式”评论, 侧重于讲意义、提要求, 内容空泛;某些评论以新闻为由头分析众人皆知的逻辑与观点, 有效信息不足 (7) ;也有的评论充斥着“大话”、“空话”, 缺乏棱角与犀利。因而, 是站在宏大叙事、居高临下的角度, 还是取贴近视角, 体现出不同的话语选择。那些政府关注、群众关心的话题, 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应当成为城市党报评论的价值基点。只有真正解决了“对谁说、为何说、如何说”的问题, 城市党报评论才能形成鲜明的特色。相较于《人民日报》评论在“打通两个舆论场”中的创新示范, 以及都市报在处理社论、来论时追求“大嘴小嘴都说话”的编辑思路, 城市党报评论确实需要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交流, 实现不同话语之间的沟通。
第三, 评论视点与趋同现象。如今, 评论已经成为媒介竞争的重要手段, 但评论话题趋同现象愈益明显。在同城的意见市场上, 各家媒体可能面对同样的热点, 评说近似的话题, 内容选择、评论视点、栏目设置方面非常相近。有论者通过梳理城市党报与都市报评论专版的不同操作方式, 发现“城市党报的评论专版已经与都市报评论专版逐渐趋同” (8) ;也有论者基于党报评论的现状, 提出“不要太强调党报的特殊性, 而忽视党报与其他媒体的共性” (9) 。
确实, 在区域媒体的评论竞争中, 各家媒体集中关注某一事件或者话题已经不是个例。2013年2月27日晨, 湖北襄阳老河口市薛集镇秦集小学发生多名学生伤亡的踩踏事故。3月1日, 某地《××日报》、《××都市报》、《××商报》同时就此事发表评论。几家媒体的评说并无不妥, 视点也略有差异, 但是这种选题趋同现象仍然让人思考:城市党报评论如何面对异地监督?怎样选择评论议题更为切近?如何在同质竞争的情况下评出新意?
第四, 权威地位与评论短板。评论在城市党报中具有怎样的地位?这是一个难以表述的问题。就总体而言, 全国城市党报评论在区域媒介市场中的地位仍较薄弱。据不完全统计, 在现今350多家城市党报中, 评论现状参差不齐。它们有的以摘转为主, 有的只有社论与评论员文章, 也有的增设了评论版。即便就区域情况而言, 发展也不平衡。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党报如《长江日报》, 在区域市场中的影响力较高;而在经济尚不发达地区, 评论状况相对滞后。其中, 南方地区城市党报的评论版数量明显高于西部地区。江苏省22份城市党报 (不包括副省级党报) 中, 就有17份设有评论版;陕西省9份城市党报中 (不包括副省级党报) , 只有3份设有评论版。个别西部省份城市党报则没有评论版。应当指出, 城市党报评论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城市党报中日报、子报 (城市党报主管的晚报、都市报) 皆有评论, 有的在日报中有评论, 子报中没有评论;有的日报鲜有评论, 在晚报中却有评论专版。这种不平衡现象表明, 城市党报评论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总之, 城市党报评论正处在一个历史拐点。一方面, 它要加强舆论引导力, 扩大区域竞争力;另一方面, 外在与内在原因的纠结又影响其主流价值的实现, 有被边缘化、甚至被都市报评论、网络评论取而代之的危险。如何走出困境, 求得生机, 成为城市党报评论正在破解的难题。
城市党报评论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10) 面对上述问题, 如何提升城市党报评论应有的传播价值, 已经成为时代赋予党报的使命。
首先, 在“第一落点”中体现担当。所谓第一落点, 是指评论能够抓住重要的新闻信息和具倾向性的问题, 不失语, 不回避, 及时发声, 敢于发声。抓住问题, 体现了媒体的敏锐眼光;及时发声, 表现出媒体的先发优势;敢于发声, 意味着媒体的政治责任。有眼光, 有时效, 有担当, 方能彰显城市党报评论的价值能量。考虑到民间舆论要稀释部分政府的声音, 而社会舆论又极为复杂, 这种担当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 城市党报评论的这种“在场”不应是泛泛的表态之论, 而是有分析, 讲道理, 把话说到点子上。2010年3月1日, 十三家都市类媒体曾联名发表社论《户籍制度不革新不足以与时俱进》, 显示出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强烈愿望。作为党报评论, 也只有在群众关心的热点面前敢于发声, 通过意见评说培育社会共识, 才能有效发挥其正能量。一些城市党报评论面对当地盛传的负面新闻, 在真相披露的基础上, 主动回应, 形成鲜明的价值导向, 增强了社会的向心力。这种“在场”也不应是盲目追随, 而是要有高屋建瓴的独立见解。近年来, 某些媒体评论常常将视点集中在社会新闻或时政新闻方面, 以跟随方式加以应对, 却不善于对群众心中所想、但表达有限的话题主动评说。诸如区域经济与平衡发展、城市建设与科学决策、民生保障与社会公平等话题, 实际上可以借助对具体事件的反思, 立于更高的视点之上。当然, 这种担当要受到一定的政治生态与新闻纪律的约束, 自设议题也要基于一定的口径范围。但只要秉持应有的政治自觉与职业担当, 党报评论仍可大有作为。《人民日报》曾将主流媒体称为“金麦克风”, 认为“即便手握金话筒, 媒体也需要让自己的声音不断传递, 才能成为舆论的领唱, 也才能更好地引导人们思想, 培育社会风尚。” (11) 而这, 也应当是城市党报评论的价值考量。
其次, 在舆论引导中搭建平台。当今城市党报评论与传统党报评论的一个重要区别, 就是不再以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为评论视角, 而是将公众置于平等位置上。搭建与公众共同发声的平台, 更好地发挥其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 已经成为城市党报评论坚守的方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就要明确党报定位。既要主动设置议题, 突出社论、评论员文章在传导主流意见中的核心地位, 也要通过其他形式的评论, 围绕中心话题展开评说;既要体现执政党主张, 也要表达公众意见, 让不同观点交流与碰撞。同时, 要正确对待有争议的话题, 在讨论中形成共识, 在分析与辩驳中加以整合。“通过设置正方和反方, 给公众提供思考问题的不同视角, 自己教育自己;对同一个问题, 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加以讨论, 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运用对话和访谈的方式, 主要由编辑记者依据特定的新闻事件设置话题, 请专家学者发表高见, 从而帮助公众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 这些做法, 体现了搭建平台的多元选择。
当今, “作为基层媒体的地市级党报, 是信息传递的主渠道和反映民情民意的主通道。更易于担当起引导当地舆论的意见领袖, 向本区域内的受众传播观点” (13) 。因为公众“既在期望权威的‘意见领袖’, 又在寻找发言的‘意见平台’。对‘意见领袖’的诉求, 使得争夺高端人群、提供权威观点, 成为媒体的竞争之所在;而对于‘意见平台’的诉求, 则使得在‘公共领域’发表‘公民意见’, 成为媒体需要承担的又一功能。这二者在媒体中的交叉点, 正指向‘评论’, 这也使得评论成为媒体竞争的主战场。” (14) 因此, 党报评论的平台作用, 还包含着舆论场对接, 充当意见传通中“意见领袖”的职责。
再次, 在热点呼应中注意平衡。城市党报评论要成为区域舆情的引领者, 既表现在对议题的聚焦贴近现实, 也体现在呼应方式需要变化。社会的传播手段在变, 陈旧的执政理念在变, 公众的表达愿望也在变, 如果党报评论还未脱出以权威身份、指导话语出现的窠臼, 就无法应对变化中的舆论。因此, 城市党报评论“求新”、“求变”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在议题选择上, 城市党报评论应更主动地发现问题, 借助拥有的信息资源优势和团队优势, 在内容上形成独家特色。在评论视角上, “将专业问题社会化、行业问题大众化” (15) , 拓宽本地评论的视野。在表达方式上, 既可借鉴微博评论程式, 将一些报纸版面上传到微博, 并做点评, 也可借鉴都市报引用网络博客、论坛跟帖评论等形式, 增强互动。
此外, 热点呼应中也要防止只讲批判性, 缺乏建设性, 重视感性、缺乏理性的极端做法, 即便版面呈现, 也要注意平衡。“由于转型社会必然存在的现实问题, 不正常、不公平甚至令人愤恨的事情的确很多, 于是, 一些文章空以一腔道德义愤, 夸张地放纵嘲讽。没有观察、没有思考、没有分析、没有追问, 只有简单的言语霸道。这似乎很解气, 也在短时间里能够与读者形成很好的情绪情感的共鸣, 却因为没有思辨而弥漫着浮躁的情绪” (16) 。某些都市报评论中的这种现象, 应为城市党报评论引为借鉴。
最后, 在媒介融合中激发活力。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介质壁垒逐渐消除,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城市党报评论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不仅因为网络已经成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舆论场, 也在于它已深深介入了舆论传播, 为城市党报评论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与评论线索。它改变了人们接受和发表意见的方式, 呈现出交互式的意见格局;它具有更快捷的传通方式, 使得纸媒评论、网媒评论的转载、链接更为便利。特别是媒体微博, 它可以使话题更广泛, 评论更自由, 互动性更强。媒介融合并不意味着党报评论要被网络牵着走, 而是要借助新媒体这一优势平台, 吸收论坛、博客、微博中新鲜的见解与鲜活的语言, 拓展评论的视野, 提升评论的质量, 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观点竞争。当然, 媒介融合中也充满博弈。如果城市党报对网络信息缺乏辨识, 来源失真, 也会构成言说悖论。
总之, 城市党报评论的核心, 在于具有清晰的符合这个时代主流方向的价值观。只有着眼于制度创新,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逐步消解制约其发展的各种矛盾, 才能走出困境, 真正提升城市党报评论的舆论引导力和竞争力。
摘要：城市党报评论是体现主流声音的重要渠道。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与媒介生态下, 它以新闻关注构建主流话语, 以栏目选择扩展言论空间, 以多元互动反映不同声音, 其价值呈现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 区域视角与传播风险、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评论视点与趋同现象、权威地位与评论短板之间的反差, 制约着其意见传递与价值呈现。只有在“第一落点”中体现担当, 在舆论引导中搭建平台, 在热点呼应中注意平衡, 在媒介融合中激发活力, 才能提升城市党报评论的传播价值。
价值观维度 篇10
一、传统之维:文脉与务实
余英时先生在《史学与传统》一书的序言中说:“中国传统不但自始即表现一种独特的形态, 而且其所经历的变化也别具一格。”1作为人们的共同记忆, 历史以其文化传统的睿智和价值引领后世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化、更新、成长, 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 正是在变中求得将历史经验转化为存在的动力。宁波的历史文脉正如“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所诉求的那样, 体现出文化沉淀的传统与惯性。今天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只是宁波历史文化所经历的变化之一, 它必将融入到宁波自身的历史文脉和价值传统中去, 而且还能与地方文化传统之精华浑然一体。
我们知道, 宁波是浙东文化板块的主要构成部分, 历史上占主流的儒家文化、处于从属地位的天台宗佛教文化以及后来居上的宁波商帮文化, 都曾是这一文化的源泉, 近现代宁波区域文化所拥有的讲究实际、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不尚空谈等文化传统, 正是不同文化在这一地区交织互生的结果。事实上, 这一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阳明后学所提出的“理在欲中”之思想, 或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倡导的“经世致用”, 实在是宁波地区文化与经济的历史渊源。以经世致用为处世根本, 再加上儒家之“仁”, 由此来塑造宁波社会群体并教化个人, 显然是宁波地方史上曾经的核心文化价值追求。今天看来, 这种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核心价值观, 虽然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但它成功地将儒家文化植入到务实开拓的精神之中, 并在数百年的社会演化中相沿为习, 由此积淀到宁波地方文化心理的核心层, 成为数百万“阿拉宁波人”的生存理念与生活方式, 同时也成为今天宁波城市文化价值的共识与传统。如果从地方区域文化的软实力层面看, 就不能不承认宁波地方区域文明的传统优势不在于经济水平有多强, 而在于浙东文化的求实和重人事的精神, 在于“兼容并茂”的胸襟。可以说, 这样的精神与胸襟一直主导着宁波人的社会与日常生活。
如今, 在国家经济与体制改革带来的机遇和矛盾面前, 宁波地区传统的文化精神期盼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从“经世致用”传统中走来的那些文化因子, 与当下西方经济思潮及功利主义的某些合理成分相契合, 一方面彰显了浙东文化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它不同于湖湘文化、晋商文化抑或岭南文化的秉性。换句话说, 宁波区域文化中的传统要素至今仍然是有生命力的文化理念, 可以在继承或回归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激活之, 并在遏制工具理性压倒一切、唯理主义、享乐主义泛滥方面, 起到一定的作用。笔者一直相信, 文化传统中富有生命活力的那部分内容, 理应成为地方文化或文明自信的源泉, 当然就不应该成为当今价值重构过程中的一种精神压力。一旦想尝试将传统和现代对接的时候,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何转化为时代所需要的精神, 就成为我们面临的社会难题。在这其中, 重要的一点是:积极探求并赋予浙东文化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新诠释, 是构建宁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维度, 因为这是合乎文脉的必然途径。
这就涉及到将宁波传统文化中有重要价值的内容整合到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说, 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及其历史和经验为根据, 特别是要以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建设的主要成果和教训为根据。从宁波区域文明建设的层面上看, 尽管精神文明建设需以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为标杆, 但前行的道路上浙东文化也应成为一直贯穿于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始终, 这其实就是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累着必要的精神资源。黑格尔曾说:“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 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 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而是本质上原来就有的遗产。”2宁波现代区域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同样需要建立在自身的文化“遗产”之上, 面对各种考验与困难, 百折不挠, 敢于挑战失败。所谓“圣学莫重于躬行, 而立言究不免有偏” (万斯同语) , 正是如此。从1843年开埠到今天, 宁波文化与经济建设起起落落的发展, 自然无法遗漏浙东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整合与转化宁波文化传统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的努力和尝试尤为强烈。从历史的角度看, 自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经过六十多年的实践与沉积, 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融入到各社会领域和意识层面。当代宁波人除一如既往的继承了先辈们务实求新的精神之外, 还在无意识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着自己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宁波区域文明因此从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中汲取养料, 使自身彰显出在与传统文脉紧密关联后生发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现实之维:困境与化解
那么, 与传统文脉相呼应, 宁波今天的区域文明及其建设面临着哪些现实问题与矛盾?问题意识是解决当下区域文明建设难题的根本前提, 在笔者看来, 宁波面临的现实困境有二:一是怎样建构区域文明, 以再次获得文化 (身份) 认可;二是宁波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失衡产生的矛盾迫使后者必须进行体制改革, 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一) 建构区域文明, 重塑宁波文化形象
文化是地区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它关乎到该地区时代所需的文化竞争力。然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除了经济发达外, 今天的宁波文化竞争力与“书藏古今”的身份并不十分吻合, 甚至还是一块“文化沙漠”, 虽有传统的浙东文化作为根基, “沙化”程度并不特别严重, 但新世纪以来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宁波文化竞争力的实质性提升。在这样的处境中, 宁波迫切需要减轻因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冲击与不适, 以赢得真正建立良好对外文化形象的机会, 提升文化竞争力。从近现代史来看, 位于长三角经济区的宁波一直是上海的“配角”。“海派文化”特别是世博会后上海的都市文化热潮并没有延伸至钱塘江南岸, 究其原因, 这或许是宁波区域文化习惯向外扩散所致。不过, 在国内各地方大兴文化产业之时, 宁波文化的崛起是有信心也是有条件壮大的, 毕竟文化竞争力是人、传统和智慧的综合力量, 是在历史积淀和社会关系中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 它的核心是文化创造力, 而文化创造力需要建立在厚实的人文基础和能动的思维方式之上, 在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中, 有活力的区域文化尤其有机会获得独立和延续的品性。区域文化传统与现实环境为宁波的“文化再造”工程奠定了可行的基础, 即是说, 宁波地方文化的品性为建构区域文明、重塑宁波文化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未来的宁波区域文明建设因此呈现出再次大发展的趋势。如此看来, 以文化创造力为主导的物质与精神生产力相互作用, 必然会推动宁波区域文明建设从小农经济时代走向以知识经济和文化经济为特征的时代。
那么, 需要借助哪些途径才可能更好地推进宁波区域文明重塑与建构?笔者以为大致有如下三个条件:一是让区域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达到一定高度, 其精神文明的生成与建构才可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与世界先进文明相结合。二是强化增强区域文化的软实力, 使其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这就需要从宁波地方文化自身做起, 正如李长春在谈及国家文化软实力时所说, “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 3推及宁波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其理自通。三是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文化市场, 宁波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城乡物质及精神生产领域的隔阂, 这就大大缩短了宁波地区城乡文化融合与重塑的周期。
(二) 文化复兴是化解困境的核心
社会和文化体制转型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身处其中的地方文化自然首当其冲。从国家与时代的角度综合来看, 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后, 当代中国正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局面之中, 各种价值观念裂变、冲突的情况频频出现。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系列负面效应层出不穷, 文化式微后的理想主义、英雄气质及济世安民等宝贵的精神与伦理诉求逐渐淡化。那么, 有无可能在转型期间, 尽可能重构人们在价值观之认识、评价和追求上的正确行为准则进而规范社会秩序?笔者认为是有可能的。毕竟, 华夏文化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断层现象, 但最终依靠自身强大的“修复”功能重新走上正轨, 因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 如和谐与仁爱, 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精神支柱, 它治愈了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伤痕, 解决了文化向心力和认同感等一系列问题, 在维护社会伦理、匡正价值偏向、提升时代精神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今天再次面临文化断层 (或努力续接) 的时刻, 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及其精神必定能够一如既往地化解种种难题, 只是在过程中需要采用合乎时代精神的策略与方法, 从文化制度的层面, 以非强制力的形式予以解决。虽然文化的复兴必然要求走过一段艰难的转型期, 但“复兴”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这种非强制力的“复兴”稳定而恒久, 在无形中影响着人的价值判断、选择和最终取向。有学者提出, 在提炼核心的文化价值观时, “要注意‘接地气’, 在‘个性化’方面做文章, 尤其是要与当地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相衔接”。4笔者深以为然, 提炼的过程, 就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有计划性的复兴民族与地方文化核心价值的过程。显然, 宁波区域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结合传统与现实这两个维度来整体把握并塑造出新的、能够引领时代的文化精神, 如此才可能将偏离地方 (民族) 文化基因的各种矛盾协调、整合并予以化解, 进而才能在未来的挑战中获得胜利。看来, 文化复兴正是化解地方与民族文化困境的核心, 换句话说, 宁波区域文明建设的核心工作就是“文化复兴”。
三、核心价值观之维:信心与指南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是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的集大成者。与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凝练和概括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呼应, 浙江提出了“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浙江精神。5那么, 结合今天的宁波区域文明建设, 又该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笔者以为应同时结合“浙江精神”来回答这一问题, 因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浙江精神具有高瞻远瞩的特质, 既能给予宁波区域文明建设以足够的信心, 又可作为引导和解决宁波区域文明建设困境的“指南针”。
(一) 核心价值观即是“信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浙江精神的共同特点是突出了国家与地方文化中的实践成分, 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二者更具备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本质, 并以丰富的社会内涵吸引着普罗大众。诚然,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回答这一重要的问题, 实际上是解决了“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国家、社会、公民, 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的三个不同层面, “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 体现了时代精神”。6对此, 许多专家学者都给出了十分精辟的解答, 这里不再赘述。从理论上看, 相比于传统与现实这两个维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浙江精神最重要的价值是“信心”, 它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系中, 以高屋建瓴的视野推动着区域文明的构建, 是时代精神凝聚而成的强大的思想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根据公民的根本利益所倡导的价值理想, 表达出的是人民的需要和意志;浙江精神亦是一种核心价值观, 不过它更“接地气”, 注重浙江地方文化渊源与传统, 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而有效的补充。显而易见, 宁波区域文明建设不可能游离于核心价值观之外, 面对社会利益分化和不平等导致的矛盾与冲突, 它必须以核心价值观为自身绝对的“信心”, 勇于直面种种难题, 并竭力解决之。
(二) 核心价值观又是“指南”
正如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提到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往小处说, 区域性的文化建设也不能缺少地方性的文化元素, 至少要认同本地区的文化身份。从区域文化自身来看, 融入了地方文化元素的“浙江精神”, 其核心价值则更多地代表着浙江人的文化心理需求。具体到宁波, “诚信、务实、开放、创新”7之所以能够成为“宁波精神”, 同样也是基于宁波区域文化及心理土壤之上的结果, 其中的文化心理结构或文脉对宁波地方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构建及其发展更有意义, 因其针对性更强。因此, 从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宁波精神”, 本质上都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是地方文化延续至今而生成的内聚力, 也是经实践考验后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之为地方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 当是必然的选择。
综上所述, 我们从传统、现实与核心价值观这三个维度论述了构建宁波区域文明的必然性, 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勾勒出精神文明建设的“纲要”。中共十八大报告概括、提炼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目前关于精神文明与文化建设最清晰而完整的表述, 它从传统和现实中走来, 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是区域文明建设与发展的精神“指南针”。宁波区域文明建设将以其为精神与理性之光, 把握时代脉搏, 构建出富有人文气息和道德价值的美丽宁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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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久红, 甘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J].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10) .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4]科武刚, 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