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价值观范文

第一篇：精神价值观范文

警察价值观-精神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现场的各位战友：

你们好，我是来自##派出所的##，作为刚刚加入警察队伍不满一个月的新警，我尤为深刻的感受到警察工作的神圣与艰辛，下面请允许我用浅陋的观点同大家分享这一个月的真实感受。我的演讲题目是《践行责任为先、发扬警察精神》!

曾经在一次无意间听一位老民警提到“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和“忠诚为民、公正专业、爱拼敢赢”的福建警察精神，那时我便深深的为这种大公无私精神所感动，我也因此立志加入公安队伍，渴望身临其境去感受我们公安的崇高情怀，渴望成为这支伟大队伍的一分子!

经过不懈努力，今天，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在一个月的工作实践后，我对于“警察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人民警察作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后盾，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它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韧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作为人民警察，要时刻牢记自身角色定位和崇高责任，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

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一线窗口，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为一名新警，我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跟随老民警处理各种警情，随着警务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也大大小小接触了许多案件，从抓捕逃犯到调解民事纠纷，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在调解纠纷时民警同志的良苦用心。因为对于一般治安案件，如果直接进行处罚，于我们民警而言会更加的省事，但对于当事双方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相反可能会进一步激发矛盾，甚至酿就悲剧。因此我们##所结合“三访三评”深化大走访活动精神，秉承“有事没事多串门、大事小事多上门、难事易事多登门”的三多作法，主动联系当事双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最短 1

的时间成功调解多起纠纷案件，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同时为了保证困难群众能随时联系上我们，我们派出所还印制了各个片区的警民联系卡，主动派发到辖区每一个住户手中，只要是群众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保证随叫随到!

在一个月工作中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我们民警同志践行公正廉洁警察精神的突出表现。作为基层民警，我们每天都在与社会阴暗面做斗争，不时会受到各种诱惑，此时奉行公正廉洁的警察精神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我们时刻牢记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与崇高责任。在依法管理国家治安行使国家司法权时，要时刻将“公正廉洁”四个字刻在心中，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的观念，防微杜渐警钟长鸣，要警惕不法分子利用小恩小惠，糖衣炮弹将我们拉下水，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利，永葆共产党人清廉政治本色，做一名让群众满意的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不仅仅体现在英雄模范中，更体现在千千万万民警身上，不仅仅体现在公安模范的壮举中，更体现在每个基层民警平凡的工作里。因此，对于基层民警而言，牢固树立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作为一名新警，我由衷的为自己能够成为这支高效廉洁警察队伍一分子而感到自豪!我将努力向老同志看齐，继续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与责任感，通过绵薄之力大力发扬警察精神，做到让党和政府放心，让人民群众放心!

谢谢!我的演讲完毕!

第二篇：践行核心价值观 弘扬奉献精神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同事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践行核心价值观，弘扬奉献精神》。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大力倡导文化建设，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狱同样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福建省监狱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充分展示了福建省监狱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精神风貌以及崇高的理想追求。它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忠诚是传统文化的基石，为民是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体现，公正是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要求，廉洁是传统文化立身处世的的本色，奉献则是传统文化高尚情操的写照。它是革命信念的升华，是党的精神财富的创新，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政治建警的基础。

爱因斯坦曾说过：“人生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了什么。”我们有幸成为监狱人民警察这个光荣群体的一员。身着警服，浩然之气充溢胸间，直面国徽，历史的使命感在心中激荡。没有叱咤警坛的壮举，没有惊天泣地的伟业，有的却是对党和人民的爱，对崇高事业奉献的情。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奉献的道路上，雷锋执着地走着。尽管有诸多困难，但在雷锋看来，对于党的忠诚早已成为了推动自己前进的最大动力。就像一枚小小的螺丝钉，始终如一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监狱的许多同志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基层岗位上，用自己生命的火种去照亮高墙内的光明，就像一颗蜡烛不知疲倦的燃烧着自己，照亮并温暖了别人，直至生命殆尽。这种舍小家、顾大家，扎根基层、全心投入的奉献精神，生动展示了监狱人民警察的无私情怀。省女子监狱政委李美兰，几十年如一日为监狱事业做出了巨大的奉献。17岁在清流建设兵团开始从事女犯教育改造工作，43年来，历任中队管教、指导员、教育科长、副监狱长、政治委员。长期以来，她始终保持着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监狱人民警察职业精神，深入研究探索教育改造女犯的有效途径，真心关怀，真诚挽救，先后使数万名女犯走上了新生道路。担任政治委员10年来，严格自律，维护团结，认真抓好单位的队伍建设，女子监狱民警队伍连续多年没有发生违法违纪案件。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监狱人民警察就是在履行小作为，实现大贡献，虽然没有更为宽广的舞台和绚烂的人生，但是我们改造了一批又一批罪犯，确保了监狱的安全稳定发展，为社会造就了更多的和谐与安定。

奉献精神是永不磨灭的，它不是我拿给别人多少，别人就必须拿给我多少的等价交换，它是不用回报的付出，是忘我的给予。全国劳动模范徐虎曾经说过：“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奉献;你要索取，我要索取，向谁索取。”可曾记得“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群众，都竭尽所能得向地震灾区的人民群众奉献者自己的爱心。正是由于有了十三亿中华儿女的无私奉献，灾区人们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新站立起来，“5.12”汶川抗震救灾，成为新时期奉献精神最好的注脚。

作为一名21世纪的监狱人民警察，虽然社会地位已经大大提高，虽然福利待遇已经大幅上升，虽然工作条件已经明显改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弱化监狱警察的职业操守和奉献精神;不能失守于心理防线和道德界限;不能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内心法则。监狱人民警察也应该发光发热，奉献社会，我们的奉献就是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尽自己作为监狱人民警察的本分。这种职业充满了挑战性和危险性，但恰恰是这种挑战性和危险性凝聚着监狱人民警察的艰苦和劳累，诠释着监狱人民警察的奉献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罪犯有期，我们无期”，这就是监狱人民警察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就是对监狱人民警察奉献精神的最好注解，既然选择了监狱人民警察这个职业，我们就必须义无反顾的举起奉献的旗帜，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带动大家，积极投入到奉献浪潮中去，让这潮水涌遍世界，永不停息，用奉献添色人生，增彩世界。

奉献在春天，是对万物的滋润;奉献在夏天，是对世界的热烈;奉献在秋天，是对人们的感恩;奉献在冬天，是对大地的装束。奉献永远在我们心中，让奉献这个常青树永远葱茏、茂盛!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第三篇：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

作者:张学智

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期第35卷(总185期)]

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东亚各国的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影响。最近二十年来，由于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东亚国家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家文化越来越多地引起世界的关注。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儒家文化的精神，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道德理想主义，

二、普遍和谐观念，

三、自律原则和内在超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则以“三不朽”为集中体现。

一、道德理想主义

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指以道德完美为人生的第一价值，最高追求，完成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建立功业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哲学上，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宇宙本体，作为宇宙间一切事物体现出的性质。先秦儒家的著名文献《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旧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也是道德原理，是儒家最主要的道德范畴“仁”的形上根据。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一些道德节目，孔子没有对这些节目作哲学学理上的发挥。孟子从人的现实心理感受、心理经验方面论证了道德的本原地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把道德作为人本有的属性，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点。先秦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提出“隆礼代“重法”的主张，把道德作为政治纲领和立国根本，强调士君子的修身是施政的基础。《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把宇宙的普遍法则“道代“天命”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认为人性、物性是对“道代对“天”的获得，它有自然的和道德的双重含义。《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以格物致知为人格修养的最初步骤，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的前提和根据，以“止至善”为修养的最后结果。先秦儒家的这些思想是后世儒家普遍奉行的原则和致思方向。

两汉是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儒家和阴阳家结合，以阴阳五行为架构为范型笼罩一切方面。如把儒家“五常”和五行相配，使儒家的伦理纲常立于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之上，道德理想主义罩上了一层实证的外表形态。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范式，人是天的副本，因而“人副天数”天的最根本属性是道德：“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人的道德性是摹画天、效法天而有。《白虎通义》则把“三纲六纪”等基本人伦规范和天地相比附：“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父子法地，夫妇法人。”(《白虎通义·三纲六纪》)魏晋隋唐时期，是老庄和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基本的政治制度、人伦规范及民间礼俗，仍以儒家为主。即使在思想理论界也是三教并行、三教融合。“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是当时士大夫普遍奉行的观念。唐代中期以后，韩愈、李翱提倡儒家道统说、复性论，力图恢复儒家的独尊地位，将佛道逐出思想舞台。宋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潮是理学。理学批评佛教、道教，又吸收了其中的理论成果。理学从天人一体的角度，论证了道德的本体地位，对人的本性、人的行为原则、人存在的意义、人格理想及达到理想人格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发。道德理想主义取得了完备的形式，发生了深远影响。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这些最著名的理学家，其理论基础皆是道德理想主义，着眼点皆在天人性命。其论述范围贯穿哲学、经学、史学、文学各领域。明亡后，由于异族统治，实行高压政策，加上理学本身的弊端，儒学主流演为乾嘉朴学，主要用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及文字训话、考证、声韵等技术性工作，义理之学居于非主流地位。清末以来，由于受列强的侵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救亡图存的大计出发，主要着眼于政治哲学、东西文化之争等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不如西方，从而追寻中西思想所以不同的原因，儒家思想日益退细。特别是五四以后，知识界受到丧权辱国的刺激，认为中国的败亡主要是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作祟。儒家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封闭自大、泛道德主义等是最大的祸根。要扫除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必须批判封建文化的主干和灵魂—儒学。其间虽有一部分学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亦难以挽救既颓之波。自此，文化论争中的自由主义、西化派逐渐占了上风。至三四十年代，中国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承续意识，主张对传统文化返本开新的学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些流派相融合，创造出了一些民族新文化的形式，这些学者主要有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台港的学者唐君毅、牟宗

三、徐复观等人及一批海外学者，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担当意识，继续用西方文化融汇阐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意欲为中国文化寻求现代出路，并用于救治西方文化出现的弊病。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新儒家学者虽然学术背景不同，立论亦各异，但他们都要保存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力图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宰制一切、意义价值弃而不讲、道德理想沦丧的情形下，为人的道德主体争一席之地，重新确立道德人格的至上地位，摆脱人为物役、往而不返的可悲局面。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作为宇宙本体，并从中推演出许多相关的意义。何为人，古今中外思想家给了无数答案。儒家的答案是，人的道德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儒家从这一点深刻挖掘人的内涵。儒家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不仅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得到说明，而且可以从现实的经验层面找到根据。人有身和心两个方面，人的肉体，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物质欲望。但人最本质的是心，心是高于身的。《中庸》认为“天命之谓性”，人性是天道的体现。人的道德修养在于遵循自己本来具有的善性去实践、去扩充。在道德实践中，把心中原本微弱的善端修养成广大坚固的势能积累。性善论是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主流，荀子的性恶论遭到普遍摒弃。从性善论出发，儒家认为，从人的本性说，人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不应该像道家那样退处山林，离群素居，追求个人身心的安适。人应该刚健有为。《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应该效法天地，刚健不息，积极有为，同时厚德载物，辅相化育。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建功立业的前提，具备了充分的道德资养，才能做出丰功伟绩。而功业从主体说是道德人格的完成，从客体说必须是博施济众的行为。儒家的重要典籍《大学》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成就人格的全过程，是以道德为根干，以功业为道德的推扩和结果。格物致知的目的，一方面是掌握具体事物的知识，给人的功业以知识基础;另一方面是为了认识体现在事物上的天理，以增进道德。前者是“见闻之知”，后者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在价值上高于“见闻之知”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推广到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以德政、仁政为政治的最高典范。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第一要义。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以仁德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孟子的理想政治是“不忍人之政”，而“不忍人之政”是“不忍人之心”的推扩。荀子一方面隆礼，一方面重法，以道德和法制为治国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仍以仁义为最高原则。他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宋明理学的理论重点转至宇宙人生、心体、性体上，理学家皆以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与宇宙的根本法则是一致的。德政是“万物一体‟，根本义旨的体现。在施政措施中，儒家强调给人民以实际利益。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要以利服从义。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君臣是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位置的成员，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宋明理学强调君对臣的绝对统御关系，但认为忠、节等道德行为是完成自己的义务和责任，非为一家一姓的私利。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对封建皇权及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儒家政治哲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既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用中华文明教化周边文化落后的民族。重视夷夏之辨，意在防止中华文化为其他文化所同化、吞噬。一旦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占据国家统治地位，夷夏之辨又是号召推翻异族统治的思想纲领。儒家重视夷夏之辨又重视教化周边民族，就是反对武力征服，反对杀戮、驱赶，主张与周边民族和平共处，承认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共跻先进文明。这就是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中国数千年的民族政策受儒家这一思想影响很深。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现时代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以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标准为主流的发展方向在现时代遇到了极大的挑战。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在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科技的巨大成果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所用的思维方法是唯一的，是最正确、最有力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的一切问题，包括意志、情感、观念取向等精神领域的深层部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崇拜也达到了极点，意义、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迅速褪色，“分析的时代”的思维方法主宰着各个方面。单向度的、只注重物质利益、注重身体感官的满足、忽视人的精神享受的思潮弥漫于一切方面。人的生命殖民化了。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背离了多样化与诗意，人的心底被物质利益驱使得四处驰鹜，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人与人在心灵深处的沟通成了难事，人越来越变成了物化的存在。西方哲学人文主义各派对人的非科技理性因素的寻求，倡导找回真正的人，都是对这一主流思潮的间接的、曲折的批评，对理想人生的企盼。西方思想家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拨开西方中心论的层层迷雾，到东方哲学中寻找救治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弊病的药方。中国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如重视德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强调人和人、人和环境、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主张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二者的和谐统一等方面，可以作为正在高涨的全球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支力量，对科技理性迅速膨胀、人文价值失落的现实有所匡正救治。

二、普遍和谐

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和”的观念。“和”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普遍和谐的观念来自“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从先秦到宋明以至现代一个重要理论特点。天人合一不是把人所居的自然界当作仅仅征服的对象，对它无限地索取，也不是把它当作神灵的创造和启示加以崇拜和敬畏从而在它面前无所作为。儒家论证天人合一有不同的角度，有的认为天人皆气所构成，人与天“混然中处”因而“万物一体”(如张载)。有的认为天和人皆是宇宙根本原理的表现者因而人理即天理，人可以从天理反观人理，从人理反观天理，天人不二，天人合德(二程)，有的认为天是人的价值源泉，天给人以性命之理，因而“人是天地的心”(陆王)。有的认为天地是人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因而人对天必须善加护持(荀子)。论证虽不同，但中心义旨是人与天和谐相处，人从天获得生命意义、价值意义。

在儒家看来，天本身是和谐的，《易传》有“保合太和”之说，即认为天是一个和谐体，天道的运行，四时的代谢，万物的生化等出自它们本身的必然性，按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动作。从宇宙宏观的角度看，天地万物处在一和谐的共同体中。《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这就是“诚”诚即万物都按自己的规律运行而整体呈现和谐。这里突出的是，作为宇宙成员，万物(包括人类、人类中的各人种、民族)平等，万物按自己的规律运作，整个宇宙是一个多元和谐体。

人与宇宙也是和谐的。《中庸》以中和为天地之大本达道，《易传》认为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变，与鬼神合其吉凶”汉儒以阴阳五行配宇宙间一切事物，将人与天纳入同一框架中。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人的一切都是效法天的，包括人的生理结构。这里虽有诬妄或滥用的成分，并且从某方面来说过于消极，但其中心意思是，人与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系统。人的活动应遵从宇宙的规律。这对今天人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人过分地从自然索取而不顾其内在和谐，从而造成自然资源的R-1乏、环境的破坏、人的生存环境恶化等，都有警诫作用。

人与人的和谐，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的核心三纲五伦，就是在承认社会等级制度、承认人的位分的差别上，和谐人与人的关系。孟子反对墨子的兼爱说，认为他否定了人实际上存在的差别，亲疏厚薄皆平等相待，是一种不合人的人伦亲情原则的邪说。儒家承认人与人的社会差别，但认为人在人格上平等。宋明理学强调人的位分，人在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但人皆可以成就理想人格，皆可以从自己所处的位分上进行道德实践。理学家提倡“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就是主张追求理想人格要在日常行为中达到，人不必做轰轰烈烈的大事，人可以不逾越自己的位分而成就理想人格。在现代社会中，等级制度在大多数国家遭到废弃，自由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强调的人与人的和谐更多地是在平等的前提下主张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融洽的关系。儒家在这方面的指导原则是“仁”，“仁”即对人有同情心、爱心，并且这种爱心是出于人心的本真，不是出于功利目的。“仁”是爱的基础和来源，是道德情感本身，“义代“礼代“智”是“仁”的推扩，是道德情感的不同表现。没有道德情感的义、礼、智，只是空洞的律令、虚伪的礼节。儒家的这一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日渐疏离，利益原则吞噬爱心的今天，更应该大力提倡。

人自身身与心的和谐、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也是儒家的重要精神。孔子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身心和谐的过程。《论语》中不仅记载孔子的言论，也记载孔子的生活细节，就是要人了解孔子的圣贤人格表现在一切方面。孟子有碎面盎背之说，认为人的道德境界可以使貌色形态有温舒润泽之气。“富润屋，德润身”，是儒家一个著名的古训。魏晋玄学家重视“神理”宋明理学家重视“气象”，都认为精神修养可以使身心和谐。在身心两个方面，儒家要人修养道德从而调适身心。孔子要人首先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轻视世俗的荣利，并且教人“志道据德，居仁游艺”，奉行道义而身有所寄托。孟子要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从而心宽体胖。宋明理学要人立志做圣贤，完成自己的道德义务。从古至今，儒家精神培育出了许多英雄节烈、志士仁人。中华民族也因为这种精神而不失坠。这在今天普遍重视物质利益，轻视人格追求，社会风气奢糜化、庸俗化的情况下，提倡儒家精神，挺立道德人格，激励自己奋发向上，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自律原则和内在超越

所谓自律即靠自己内心的约束、自己内心的意志力量来完成道德行为。自律是儒家与其他学派以及西方基督教伦理思想相比较而有的特点。儒家主张，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的道德行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孔子有一句话：“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意思是，实行仁德，完全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孔子还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用刑法来统一人的行为，靠外在的行政命令和法律的力量;用道德来统一人的行为，靠内心意志的约束力。孟子突出了人的道德行为的自律特点，他论证说，人看见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而产生恻隐之心，这是人的本能的反应。这就是“仁”的根据和萌芽。人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四端”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救人的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就是因为它出于恻隐之心，而不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完全靠道德上的自律力量。宋明理学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孔子和孟子有一发展，这就是，把道德放在同现实利益的冲突上，方显出道德力量的崇高与伟大。宋明理学家认为，人天生就有一些本能欲望，如果不用道德加以裁制，就会流于过分。道德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它是在和人的本能需求、人的利益原则的冲突和斗争中显出的。这种冲突越是尖锐，就越表现出道德的力量。宋明理学有一普遍认同的口号“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应该如此的“无上命令”，人欲是对于这无上命令的损害。“存天理，灭人欲”往往被人理解为要去净人的本能欲望，包括“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基本需求。因此造成许多人对理学乃至儒家的误解与憎恶。其实，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只是去掉不合某一特定时期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的那些意志和行为，特别是去掉妨碍人的道德理性做主的那些意志和行为，让人在道德理性的宰制之下。所以理学家有“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法。

儒家的道德自律原则把道德建立在人的自我约束上，它不像基督教那样，以一个外在的、超越的绝对者作为道德的根据。所以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具有宗教精神淡薄这样一个特点。儒家讲超越，超越的意思是，人不能越出他生存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存在一个独立不改、卓尔不群的绝对者，但人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某种超脱。人的肉体不脱离尘世，但他的精神可以和宇宙为一。在某种意义上儒家承认超越者的存在，但这一超越者不是神、上帝，而是“理代“道代“太极”理、道在儒家看来是一种必然性。对理和道存在的论证，儒家取理性的、哲学的路径，而不取信仰的路径。儒家认为理和道不是神秘的，而是理性的。道是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它的超越性在于，它不是具体的存在，不是感官经验把握的对象。它是必须用思维把握的、抽象的存在。说把握到它也不是得到某种神秘的启示，而是得到一种又是道德的又是审美的境界或胸怀。宋明理学有“理一分殊”之说，“理一”即最高的、最抽象的道理，也是最高的伦理原则。“分殊‟，指这一最高的道理又表现为具体事物的理和具体道德规范。对于道，儒家赋予它的含义比理更广泛，常常用以指宇宙总体合规律与合目的的运行。道不是个认识范畴，而主要是个伦理的、审美的表示境界的范畴。因为认识起于把握个别，其对个别的超越也不外乎对具体经验的叠加与组合。境界论则不同。它的功夫在某种“观法”，也可以说某种信念、某种觉解。它不是对感官经验的综合与重组，而是在经验到的事物上看出意味，所谓“别有会心”佛家的“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最能道出儒家境界论的神髓。有了某种境界，就是有了某种受用，就是在精神上超离了当下经验，也就是有了某种超越。这个超越靠心的觉解，因而是内在的。但他不是宗教式的神秘冥想，而是哲学上的知解。如果把宗教定义为某种终极关怀(如田立克)，那么儒家的终极关怀是人本身，是人怎样通过道德和知识修养达到某种观解，并由这种观解带来对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本质的某种体认。这种境界是浑全的、综合的、非神秘但又不完全建基于经验之上。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仁智双全，孟子讲的“上下与天地同流”，程颗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的“万物为一，无所窒碍”，王阳明的“良知是造化的精灵”，一般儒者所谓的“与道为一代“与天为一”等境界表示的意思。这一思想的精义在于，不是外在的救赎，而是内在的超越;不是信仰的结果，而是理性的结果;不是人在外在的绝对者面前的渺小和罪感，而是人在尘世间的刚大至正和自我充裕感。所以儒学是一种重视人自己、提升人自己地位的同时又尊天爱天，在天人的相互映照中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学说。

四、儒家的价值次序

儒家的价值次序是所谓“三不朽”《左传》中有关于“三不朽”的议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襄公二十四年》)这个次序，代表了儒家对人全部活动的评价标准。立德，指道德高尚超于常人，足为世人楷模。儒家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为圣人，首先在于他们高尚的道德。儒家认为，德首先表现为在为人群服务中高尚的行为，其次表现为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特出的节操。这表明，儒家的价值指向首先在集体、在人群。即孟子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的事。其次，儒家的立德不仅指个人以德行为最高追求，而且指国家以德为立国根本。不过，以道德为立国根本是儒家的理想，实际情况是，除传说中的三代以外，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多靠利益原则治国。韩非论述这种情况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蠢))>，竞于气力、智谋的，往往借道德之名以行。因此，孔子疾名实紊乱，而有正名之说。孔子的正名，就是以名去核正实际，恢复到以德为治国原则;就是想接续尧舜周孔的传统。儒家所谓道统，就是古圣相传的以德为治国原则的传统。韩愈之为宋明儒学的先驱，就在于他自觉地担负起接续道统的责任。

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关系上，儒家主张立德为体，立功立言为用。德为根本，功与言是德的自然推广。体在价值上高于用。体可含摄用，用不必包含体。三者兼具，是儒家的“内圣外王”实际上，儒家所谓圣人，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人，颜渊与孟子仅得亚圣之名。后世以道德文章配享孔庙者，如周程张朱，不过贤人而已。儒家所谓三不朽之人，实非常难得。儒家以内圣外王为理想，主张本德行以开出事功，所以中国历史上崇尚事功的风气一直很浓厚。正史所载，以有大功业者为主要内容。传统中国以立言为立功之余事。所以中国虽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诗人等，但大多身兼官吏学者双重身份。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终不见用而退回书斋删诗书、订礼乐，教授弟子。中国自科举制度确立后，也以做官出仕建立功业为正途，立言为第二等事。所立之言，亦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者为高。纯粹的文艺作品不为所重。以宋明理学而论，其学术著作，皆为儒家经典的注释及讲学语录、与友人论学书信等。对比西方同时期，儒家实缺乏成体系的、首尾一贯、不依傍经典而行的独立哲学著作。究其原因，除中国人崇尚实用，轻于纯理论思维这一倾向之外，轻视立言实为主要原因。理学家确有“托诸空言，不如实行之深切著明”的思想。

儒家的精神与价值，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就逐渐形成了。孔子总结了他以前的儒家传统，给了多方面的发挥。孔子本人的人格就是儒家精神与价值观的最完全的体现。儒家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儒家文化是在中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背景下产生的，虽然他所包含的精神和价值中有永恒的因子，但它必须有适合现代社会多方面需求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在现时代发生有利的影响。这是认同或反对儒家文化的学者的共同意见。在近年的文化冲突、文化论争中，绝大多数学者经过认真思考，逐渐抛弃了极端的全盘西化论和复古论，但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面对西方世界种种社会弊病，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有逐渐抬头的趋势。儒家的未来命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一直是中外思想家关注的热点。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特色的儒家文化，如何开出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两大支柱—民主和科学。用现代新儒家的话说，就是传统的内圣之学如何开出新外王。现代新儒家试图在承续传统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的前提下谋求儒家的现代发展。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这个理论认为，传统儒家学说可以说是“理性的运用表现”，即德性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境界，直接地通过人的道德境界的升进、提高起作用。德性无法对政治制度和人的思维方式发生直接影响。其结果是，在政治上只有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即治道，而无规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政道。亦无在个人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订定的制约国家存在形式的法律。法律只是维持五伦的工具、赏罚的媒介。在知识特征上说，亦只有道德理性的显现—智的直觉。智的直觉的特点是，非主客二元性的理性认识，因此不必是经验的、逻辑的，不必以辨解的推理过程和严格的数学量度的形态出现。而后者因为有一政治的和思维的形式、框架，故可称为“理性的架构表现”由此之故，传统儒家没有民主和科学这两项现代社会最珍视的价值。儒家的现代发展主要的就是开出民主和科学，也就是由“理性的作用表现”发展为“理性的架构表现”。但牟宗三对这一转出的论证是思辨的、理论上的，没有在现实性上、可行性上作出说明。他的论证是，科学思维方式与儒家的道德理性是互相对立的，是一个“逆”，但从道德理性本身的内涵说，它是一个善的价值。故科学必是道德理性的内在要求。道德理性内在地要求转为其逆—观解理性。这一转即它由作为本体的道德理性转为作为其内涵的观解理性。这一转即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而坎陷之后的观解理性，自有其一套工作工具，不与道德理性相干。若只知观解理性而不知它与道德理性的关联，从人的活动的全部和文化理想方面说，是片面的。

道德理性转出民主政治也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民主政治是道德理性(善的理念)之需要，因道德理性决定人对政治类型的需求。因为此政体本身之全部即为道德理性所要求，或者说，此政体的出现就是一个最高的或最大的道德价值之实现。这表示要实现此价值，道德理性不能不自其作用表现自我坎陷，转为观解理性之架构表现。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并非天上掉下来的，得到此价值是人为理想、正义而流血斗争才获得的，这也是由人的道德理性内在地要求的。故民主政治其细节可由政治学这一门观解理性来决定，但其价值方向却须有道德理性来决定。这里，关于道德理性转出科学和民主政治都是从价值上说的，都是思辨的、理论上的，科学与民主政治究竟如何出现，其内容如何，新儒家尚无具体说明。新儒家的贡献在于在人的全部文化获得、文化理念中肯定道德价值的优先地位、道德观念的统领地位，以此为人的终极关怀，防止人根性中掠夺、贪婪的一面片面膨胀。这一点无疑是有价值的，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有某种警省和提示的作用。而这一点适为后现代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民主和科学的真正出现，还要靠这两大价值本身的力量，并谋求和道德和睦相处。不是道德从本体地位否定自己而为科学与民主，而是本来平等的三种价值的协调和融通，这是问题的本质。

第四篇：弘扬徽商精神与培育核心价值观

作者：洪永平 裴德海 《 光明日报 》( 2014年12月18日 07 版)

总书记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徽商精神中的精华部分，无疑值得发扬光大，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其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宋唐，兴盛于明清，清朝道光年间逐渐衰落。徽商以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经营项目多、兴盛时间长且崇尚文化为特点，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南宋以后，由于对教育和文化的高度重视，徽州又被称之为“东南邹鲁”，践行程朱理学成为徽商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域商帮显著的标志之一。综合考察历代徽商及徽文化之历史发展，其蕴含着“爱国、诚信、礼义、尚学、敬业、和谐”这六大精髓。

以爱国而言，明朝建立之初，为了防备蒙古残余势力，政府号召商人将粮食运往边境支援守军，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为了国家的事业放弃当地经销其他商业活动。《歙县志》载：洪湖决堤，“诸坝灾民嗷嗷待哺”，盐运使鲍漱芳捐米六万担;淮河、黄河大水成灾，鲍漱芳又捐麦六万担，“所存活者不少数十万”。到明中后期徽商又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以诚信而言，徽州人无论是外出经商还是在家从业，都十分推崇与讲究诚信。“货真、价实、量足、守信”八个字为徽商商德。南宋以后徽州朱子理学教育十分普及，朱子强调的“诚信”理念深入人心。徽州人不仅把“诚信”这种德行用于日常的待人处世，而且也把它用于商业经营之中，形成了讲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尊重消费者利益的以诚信为基本原则的商业道德。“以诚待人”“以信接物”是徽商的一大特点。如婺源茶商朱文炽在新茶过期后总要注明“陈茶”以示诚信。歙商吴南坡明确表示“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而饰价为欺”，十分重视经商信誉。徽商胡荣命注重信誉成功经商五十载，晚年还乡，有人要“以重金赁其肆名”，他断然拒绝道：“彼果诚实，何藉吾名也?”在他看来，诚实是经商成败的关键。

以礼义而言，中国是礼仪之邦，古徽州由于奉行朱熹的《家礼》，更是礼仪规范甚严，“君子好行礼让，小人自安耕凿，恭俭质直，有先民遗风”。徽州人不仅很讲礼，而且也很讲“义”。在徽州，族田中就有为赡养本族中贫而不能自立者的义田。这些义田都是人们义举捐赠。徽商为了互帮互助，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几乎都建有徽商会馆、徽商公所或义园。徽商的经商就是“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如徽州商人刘淮，在外经商时购买并囤积了大批粮食，恰逢灾荒，有人认为刘淮可以大发一笔，刘却说，应该让老百姓度过灾荒，重新复苏，这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积的粮食全部减价出售，同时还命人用自己的粮食施粥。减价售粮亦可获利，但刘淮却把获利同“义举”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徽商的“利缘义取”理念。

以尚学而言，古徽州注重教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真实反映了徽人重视教育的情况。徽商多“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至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如祁门商贾胡天禄“输田三百为义田，使烝尝无缺，塾教有赖，学者有资”。这都为徽州教育的发展从经济上提供了支持。 以敬业而言，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尤为罕见。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对于自己主持的商务如此，对于代他人主持的商务亦如此。如清代婺源人詹谷在崇明岛替江湾某业主主持商务，时值业主年老返乡，詹谷克难排险，苦心经营。其后业主之子来到崇明岛接摊承业，詹谷将历年出入账簿尽数交还。这种敬业精神对于徽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以和谐而言，徽商经商的目的并非单一为了致富，能够“致和”才是更高境界。在徽州大户人家的厅堂上，有的牌匾就是“和合”二字。和谐的内容在徽文化作品中常见，徽派雕刻中的木雕、砖雕、石雕、竹雕多有以和为题材的作品，如荷叶与螃蟹雕刻在一起喻义为“和谐”，荷叶与鸳鸯雕刻在一起喻义为“和美”等。

“爱国、诚信、礼义、尚学、敬业、和谐”这六大徽商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人民大众的理论需求与价值期待，在当下就是要求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第五篇：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03.16 08:00 来源： 《求是》

期号： 2014/06 作者： 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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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民族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对新形势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周密部署;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决定授予孙茂芳同志“当代雷锋”荣誉称号，要求广大干部群众以孙茂芳同志为榜样，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切，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精神，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作用，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正能量。

雷锋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的道德楷模。任何崇高的精神，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雷锋的出现和雷锋精神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扎根于社会主义中国这片沃土之中。1956年，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使集体主义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在全体人民中普遍地进行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为人民服务有条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道德，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氛围。时势召唤英雄，英雄引领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新任务的提出，就像鼓角一样激励着人们奋斗。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雷锋脱颖而出，雷锋精神应运而生。雷锋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兵，然而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常的业绩。在22年的短暂人生中，他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体现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高尚情操，并铸就了伟大的雷锋精神。

雷锋，既属于昨天，又属于今天和明天。雷锋这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为什么他的事迹历久不衰呢?就是因为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雷锋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精神，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教育和激励人们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和大力倡导下，学雷锋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已经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学习雷锋好榜样，千万个雷锋在成长，我国涌现出一大批雷锋式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朱伯儒被称为“八十年代新雷锋”;赵春娥被称为“活雷锋”;徐虎被称为“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雷锋之歌”;郭明义和孙茂芳被誉为“当代雷锋”，等等。雷锋精神始终在干部群众中广为传扬，成为激发人们于平凡之中见伟大、细微之处见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争当模范先进的力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我们今天所提倡和坚持的雷锋精神，既是对雷锋事迹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和崇高品质的总结，又是雷锋和雷锋式的先进人物崇高思想和优秀品德的结晶，不断丰富着雷锋精神的内涵，科学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取向，是一面永放光芒的旗帜。

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早就客观存在并为进步的人们坚持践行，但明确提出和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倡导”，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明确了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公民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表达，反映了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在价值观上的最大公约数，抓住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和根本。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在新形势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抓好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举措，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把这项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切实加强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其中，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力宣传雷锋式模范人物，宣传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典型，让人们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这是引导人们自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副政委孙茂芳同志，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永葆为民爱民的高尚情怀，坚持50多年如一日，学习雷锋精神、宣传雷锋精神、实践雷锋精神。他努力用自己的言行“为雷锋做广告”，让“雷锋精神万里行!”他说：“帮助别人获得幸福，一个幸福可以变成两个;为别人分担痛苦，一个痛苦至多只剩下一半。”他先后照顾了18名孤寡老人、残疾人和32名特困学生，并精心照顾5位老人10余年，为她们送了终，被首都老百姓誉为“京城活雷锋”。这位当代雷锋向我们走来，诠释了新时期对雷锋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吹响了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时代号角。当前，我们要大力宣传和弘扬孙茂芳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德，用先进楷模的精神激励人、感召人，进一步增强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推动着伟大的事业。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以孙茂芳同志为榜样，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日常小事做起，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努力使雷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们心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