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取向

行为取向（精选九篇）

行为取向 篇1

一、科学研究积累与研究积累限度

默顿早期对科学研究积累优势的研究揭示了研究资源的分配存在社会选择和分层的机制,并在科学研究中产生和维持不同的阶层结构。但积累优势的增加会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制约,不会出现无限制的指数式攀升[1]。后期,默顿将“机会结构”定义为“用以取得特定结果的机会的范围和分配”,从而将个人的才能与研究资源的获取过程进行了有机的联系。

继莫顿之后,朱克曼将研究积累的优势与劣势相结合,使科学研究的分层机制研究进入到对具备实质性研究资源分布差异状态进行探究的阶段。对于科学研究积累的探究进一步体现到研究资助、自由支配的时间、实验室条件、同事的合作与激发力、优秀的学生等具体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唤起人们关注的不再只是研究成就对获取资源累积的影响,而是更加关注研究成就与研究的生产手段及其实施过程之间的互动,以及在其过程中可能的阻碍因素。朱克曼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积累优势限度问题,同时,对导致积累限度的可能涉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2]。这些限度因素主要涉及:能力限度因素,如维持学术水平和声誉的新知识、新技术的理解和运用;心理限度因素,如教师心理、情绪状态与研究状态的关系;社会限度因素,如大学的学术组织与运行模式等等[3]。这些研究限度因素的存在势必影响高校教师的研究行为取向,即:或继续保持负责任的研究行为,或出现受质疑的研究行为,乃至不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等。这表明:学术研究行为有可能脱离普遍主义的规范原则在特殊的背景下出现学术行为的偏差。这正是我们对学术行为取向与选择背后的积累优势限制因素感兴趣并成为阐释研究行为取向与研究积累限度之间逻辑关系基础的缘由之所在。

虽然莫顿和朱克曼的科学研究积累及其限度原理对探究学术行为取向富有启示,但下述问题仍需进一步阐释。如科学研究过程中“优势累积限度”因素及其范围与过程,尤其是动态追踪新出现的优势累积限度因素变数,以及在积累限度因素的存在范围及其动态演变过程中,它们是如何完成对学术行为取向的影响[4]?对上述焦点问题的深入辨析,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建构学术行为规范的理论解释与实践应用。

二、学术行为取向类别

Nicholas H.Steneck对学术行为的三类别划分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并基本为学界所接受的,即负责任的研究行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RCR)、受质疑的研究行为(questionable resaech practices,QRP)、研究不端行为(fabrication,falsification,Plagiarism,FFP)[5]。

(一)负责任的研究行为RCR

负责任的研究行为RCR是指以一种完成和满足学术责任作为学术研究指导的行为和方式,而且,这些行为和方式被他们所任职的职业机构和组织所规定(大学),同时也与政府责任和公众利益相关。RCR包含学术诚信与研究伦理的原则要求。研究诚信(research integrity,RI),即拥有并坚守由研究机构组织及其相关的政府关心和公众期待的普适性道德原则标准。研究伦理(research ethics,RE),即鉴评性地探究与科学研究及其过程相关的道德问题,从科研道德的视角考察研究行为。负责任的研究行为体现了职业与道德的统一[6]。这一定义的核心在于不仅对职业的准则给予了要求规范的理由,同时,政府与公众的参与也提示所关联的个体、研究团体的学术行为规范受到其存在的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其中,对科学研究职业性质定位的意义体现了研究行为被衡量和纠正的他律规制。同时,学者如果体现了负责任的研究行为,那么便因应了职业与社会道德伦理自律的联合规制,即使存在研究积累的限度因素,其研究行为也为上述两者所有效制约(被动与主动),负责任的研究行为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二)受质疑的研究行为QRP

受质疑的研究行为QRP是指持违反科学研究的传统价值观并可能对研究过程产生损害的行为[7]。QRP主要包括:误导,如重要数据不予显示、夸大简历、还未接受的论文列为出版中、不恰当的署名、重复发表、拆分发表等;不精确,如引文错误、引语错误、实验结论夸大、实验方法的信息不充分以及不恰当的统计等;偏见,如研究设计、论文发表与否与国家、研究机构相联系,课题申请与作者身份相联系等。

受质疑的研究行为界定难度相对较大,影响面也较广,往往争议大多发生在这个区间。如果仅就发生频率而言,QRP要高于FFP。就对研究的损害来说,QRP一般要低于FFP,但在某些领域的QRP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如生命科学领域的药物、设备、治疗程序等研究的疑问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新近有关学术诚信的研究表明:QRP在公众利益的损害上有超过FFP的趋势。

研究行为如果受到质疑,那是因其被置于负责任研究行为背景考量时的差异。就职业规制与道德规制而言,受质疑的研究行为应是对二者的弱化,更可能的是职业规制的弱化较社会道德规制的弱化更明显。在这之中,受质疑的研究行为可能存在主观故意,也可能是理解差异,也可能是纯技术问题等等,但积累限度所涉因素导致的研究行为偏差的效应显然存在。

(三)研究不端行为FFP

这主要指伪造、篡改、剽窃。显然伪造和篡改实验结果的行为对学术研究有明显的损害。相对于其他不负责任的研究行为而言,仅就剽窃本身而言,其对研究过程自身及其结果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但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定位剽窃为研究行为不端,甚至赋予司法程序是具有其合理性的。诸如伪造、篡改和剽窃等研究不端行为已不仅仅限于职业规制自身的范畴,更多的乃是学者或学术组织社会普适性道德规制的缺失乃至丧失。其中,积累限度因素及其影响过程是值得考量的重要变量。

如果上述三类学术研究行为取向类别在学界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话,那么,影响高校教师在三类学术行为之间选择与移动(RCR-QRP-FFP)的研究积累限度因素便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

三、影响学术行为取向的研究积累限度因素与过程

研究积累限度及其相关因素从普适性的道德自律到职业规制的过程都存在着类别、层次和影响强弱不同等差异。道德与自律的规制居于更高的约束层次,但职业规制的实际作用与效果可能更为关键。为此,围绕下述几个方面的影响研究积累的限度因素,对学者学术行为的取向进行分析探究。

(一)能力限制因素

积累优势者虽有过去成功的经验,但这些经验也可能伴发固执和缺乏创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可能处于落后,如果不能具备充足的研究能力跟上发展,研究能力的下降将难以避免。当欲需维持和超越已有研究成果,而此时如果能力不足以满足和达到这一要求时,便可能表现出与所要求学术水平的距离以及可能的学术行为选择的偏差。

长时间持续维持高水平学术研究表现,甚至要超越过去并不总是可以做到的,对于具有积累优势的研究者同样如此。这种情况的出现致使在欲保持过去声誉、动机的前提下便可能假以不规范的学术行为。例如,人的精力和能力总是有限的,而且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大、知识老化而减退。欲继续保持高水平的研究便需要更加严谨规范的研究行为,但同时,也存在易于发生不规范研究行为的可能。其次,成功虽带来了更大的机会,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义务,如参与管理活动、社会事务增多。这些情况往往也会干扰持续的、高水平的学术能力和角色表现,尤其是对保持良好的研究状态可能存在不利的影响。如在探究诸多学术地位高的学者其所带学生发生学术失范原因时,可能诚如所涉事学者解释的那样:对学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没有详细看过,确有疏忽大意、把关不严的责任。

人的认识能力显然具有某种限度,作为人类认识之结果的科学知识,似也相应存在着某种限度。普赖斯早期提出了科学知识的发展存在限度的问题。他在《小科学,大科学》中给出的“指数-逻辑增长曲线”就曾暗示:科学确曾有过按指数增长的时期,但超过一定的转折年代,科学增长的速度就会放慢,并逐渐趋向其极限[8]。但当人的理想追求未有丝毫减弱、甚至更加强烈时,这种由科学发展的限度与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度便常常体现于学者具体的学术活动之中并时时发生着对学术成就追求的限制作用。

(二)心理、情绪限制因素

当正性心理和情绪居优而又不急于改变现状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浮躁、不功利,人们常会依据过去的知识、经验,比较从容地、理性地处理问题。但是,当人们在负性情绪的状态下,如处于内部或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则会比较仔细而小心地采用逻辑分析的思考方式去处理信息,以期改变可能不利的形势。神经认知心理学家Damasio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即使具有记忆、语言和其他认知技能,情绪的缺失仍可导致人格的改变,乃至行为的异常。如缺乏责任,对现在和未来都不关心,缺乏社会觉察,缺乏同情心,对社会规范不敏感,无法有效规划活动等等[9]。

高校教师是一个以职称体系集中体现学术层次差异为特点的学术群体。在达到某一学术层次阶段后,随之便是下一个更高的层次要求。其焦虑的渴望难以停歇,其心理和情绪限度因素也较为复杂。那么,可以推测,当希望维持并进一步提高研究成就而又受到某些制约时,渴望的焦虑便难以避免并可能导致研究行为选择的异常。

此外,在某些心理限度因素的影响下,阶段成功可能使人产生满足感而变得不再那么积极进取,荣誉激励效益可能呈递减之势,不再产生以往的动力,研究的成效也逐渐下降。但是,如果在已有成功的基础上渴望进一步获得更大的成功,而自身条件和相关限制致使通过正常途径难以逾越时,也可能使焦虑感进一步上升而导致研究行为出现严重的失范。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受质疑和不负责任的研究行为背后常常可以发现高校教师这种心理情绪的变化和影响。

1. 背景心理和情绪。

行为与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积极的情绪,诸如满足、愉快和骄傲等,能缩短行为选择的时间,特别是当决策者对目前的成就与抱负的水平感到满意的时候。反之,焦虑便可能形成对替代方式的频繁寻找,使个人的行动急于寻求新的替代办法以应对压力。如果受质疑和不负责任的学术行为能够应对和解决这种困境时,其选择这些失范行为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

情感与社会控制有着联系,罪恶感和羞耻感让人们远离欺诈。显然,欺诈行为可以使人短时间内得到好处,但从长远来看,一旦被识破,则意味着以后学术声誉的丧失。因而,罪恶感和羞耻感意识就成为强有力的社会背景情绪约束力量而起到控制行为取向的选择。此外,公平感能控制自私行为的发生,但当现实学术环境的反复出现缺乏公平、公正的现象时,这种负面背景也成为诱发不负责任和受质疑的研究行为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学者正是在如此感受和体验中产生了某些偏离规范学术行为的意向并进行了实施。

2. 任务相关情绪。

在行为选择与决策过程中,当有多个任务选项、而又没有唯一的主导选项时,就会面临行为选择与决策冲突。尤其在一定限度因素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使用的对策似乎是以衡量选项重要程度的秩序作为首先考量的依据。如通过大学的学术绩效考核和达标为最高选择,那么除此之外的该选项的其他选项的行为规范要求和取向便可能会被置于次要地位的选项。此外,在存在时间限度因素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其他备选方案的数量和种类便可能受到限制,此时,也可能促使教师偏离理性规范的学术行为发生。人们在仓促做出选择决定时,通常可能采用不当的行为应对方式。我们在分析诸多不负责任和受质疑研究行为的缘由时经常可以发现类似相关因素的存在。如教师在应对院校学术业绩指标要求时,尤其是如未能完成将会导致的职位与利益丧失的后果以及分年度考核的紧迫感时,是最易导致学术失范行为发生的任务压力。

3.“科学影响的焦虑”。

霍根从科学运行的内部发掘限度与终结的影响因素,提出“科学影响的焦虑”说,他认为:恰恰是科学本身的巨大成就,构成了它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所谓“影响的焦虑”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累积发展过程之中,表现为既有成就对后来者的制约作用。霍根的贡献在于将其引入科学研究领域,用以探讨科学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由此诱发了有关科学限度的讨论。他指出,对于科学以及所有人类事业的现状而言,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威胁。年轻一代人单纯地为出人头地而喧嚣挣扎,但这种努力在科学界却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科学有着很强的保守主义传统。科学发展到今天,重大理论已基本上被发掘殆尽,未来的科学家们难以超越或比肩诸如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庞大的现代科学留给未来科学的发展余地可能正在缩小[10]。

由此,对于具有一定积累优势的学者而言,如果不能有效调适以应对研究的影响焦虑,科学研究限度因素的瓶颈制约将进一步促使研究行为从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向受质疑的研究行为,乃至不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偏移。

(三)社会环境限度因素

“给我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不管他来自什么背景,让我完全控制他的成长环境,我将把他变成我想让他变成的样子,不管是医生、律师、乞丐或者任何人。控制对人的奖励和惩罚,正强化、负强化,你可以把任何人变成你所想要的样子。这是否可能?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你不可能控制环境。”这是一段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神经学和神经外科教授Robert Sapolsky关于人类行为生物学的精彩评述。

就学术环境的影响程度而言,现代科学研究的模式已经表明: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组织制定的规划、战略、方案等常被赋予了巨大影响力的目标指向。这一指向常常被转化为学术组织机构,如大学的具体实施规划与考评体系,而后这些目标又被体现于学者个人的学术绩效与评价之中。这一系列要求可能使遵从学术规律的规范行为被异化为遵从组织的目标和要求。对于一些或主动追求学术目标利益,或被动地为达到目标要求的研究者,便可能冒学术失范的风险。即使对于已经居于积累优势的学者,也可能会屈从于这些目标要求或利益而松懈自身对学术行为的规制。

社会转型期间的道德环境缺失常常成为探究学术失范行为发生的重要视角。但是,完全归因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个体或环境道德的真空与缺失也并不足以解释学术行为失范的种种现象。可以看到,处于同样社会环境中的各学者个体显然并不存在一致性的学术失范表现。同时,也存在有同一个体在不同的环境影响与变化中表现出不同的学术规范水准。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美国学术行为失范的发生时期与我国极为相似,也在90年代前后。可见,社会转型也仅仅是学术行为失范的重要诱因之一,而现代学术研究的组织与运行模式可能更具可探究性。

(四)学术利益的组织制约与泛化

1. 个人从属于组织利益的限度。

当代学术研究模式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学术利益分化和学术利益团体的出现,使个体角色变得无足轻重,个人愈发成为组织的一个部分。而且只有把自身置于团体利益之下终可能进一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困惑已经表现出以集体利益的名义使学者个体就范于有违学术规范的行为,或即使明知属于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但在获得以组织的名义后便往往行之泰然。特里·L·库珀的行政责任冲突三种形式,即权力冲突、角色冲突和利益冲突,对上述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11]。在三种冲突形式中,利益冲突是最主要的,具体体现于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如果从学者学术责任出发,学术行为理应为学术负责,为学术利益和公众利益负责。但是当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直接来自于高校组织内部,尤其是科层的制度体系而非学术共同体系统本身时,个人利益便被强烈要求从属于组织利益。由此,学者学术行为便可能有悖于学者的学术责任,学者效忠学术共同体的义务便可能屈从于任职组织机构的责任。对于权力和角色的冲突也可以从科层行政的强势与学者学术利益的博弈中发现诸多制约因素。那么,在当前高校之间激烈竞争的学术环境中,如果学术组织的规范伦理未能充分得以保障时,个体的学术规范行为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

2. 学术利益泛化的限度。

伴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变化,研究者之间的利益竞争日渐增强。无论何种学术违规行为,其背后或多或少存在利益的动因,表现为个人或是组织,在面对研究利益与研究规制的冲突时,均“聪敏”地对各自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期望从中取得更多的结果与更大的收益。尤其是随着学术之外的伴随利益愈发增多时,这种利益的需求无时无处不在催生着学术行为的选择策略。为了某种研究利益,乃至利益最大化,不负责任与受质疑的学术行为频频出现并不难理解。例如,科学研究中学术制度规范执行与研究行为取向之间博弈而产生的利益披露制度,除对学术研究公正的保障之外,其对利益追求及其扩大化的有效制约也是不容置疑的。即便对这一制度尚存争议,但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利益披露制度的作用仍是值得肯定的。如D.E.Barnes对被动吸烟与身体危害关系的研究中的确得出被动吸烟与利益相关方存在关联结论[12]。可见,利益及其限度程度的确可能与学术行为的选择存在联系。因而,学术利益的日益泛化可能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考量的研究积累限度因素。

摘要：从研究积累限度的视角探究了影响高校教师学术行为取向的相关因素。通过对积累限度因素在学术行为取向与选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作用的阐释,辨析了能力限度因素、心理与情绪限度因素、社会环境限度因素等在负责任、受质疑和学术不端三类学术行为取向中的作用与效应,以期对规范学术行为、抑制失范学术行为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应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研究积累限度,学术行为,学术规范

参考文献

[1]Robert King Merton.The Sociology of Science:An EpisodicMemoir[M].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7:89-89.

[2]Zuckerman,Harriet.Sociology of Science in Handbook ofSociology[M].Newbury Park Calif.Sage Publications,1988:527-531.

[3]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M].周叶谦,冯世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48-349.

[4]欧阳锋.科学中的积累优势理论——默顿及其学派的探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

[5]NICHOLAS H.STENECK.Fostering Integrity in Research:Definitions,Current Knowledge,and Future Directions[J].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2006(12):53-74.

[6]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2005).Research on ResearchIntegrity[EB/OL].grants1.nih.gov/grants/guide/rfa-files/RFA-NR-06-001.html.

[7]Committee o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Public Policy(U.S.),Panel on Scientific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nduct ofResearch.Responsible science:Ensuring the integrity of theresearch process[M].Washington,D.C,1992:28

[8]普赖斯.D.小科学.大科学[M].宋剑耕,戴振飞,译.上海:世界科学社,1982:53,59,67.

[9]Saver J L,Damasio A R.Preserved access and Processing ofsocial knowledge in a patient with acquired sociopathy dueto ventromedial frontal damage[J].Neuropsychologia,1991,29(12):1241-1249.

[10]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1

[11]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五版[M].张秀琴,译,音正权,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6.

人格研究中的行为遗传学取向的发展 篇2

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是以研究遗传和环境的差异来解释人格的个体差异的程度为目的,为探讨遗传和环境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该文以天性和教养为突破口,紧紧围绕行为遗传学在人格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遗传力、环境、特定基因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在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中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关系.

作 者：张丽华 宋芳 邹群 Zhang Lihua Song Fang Zou Qun  作者单位：张丽华,Zhang Lihua(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天津,300074;辽宁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暨教育学院,大连,116029)

宋芳,邹群,Song Fang,Zou Qun(辽宁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暨教育学院,大连,116029)

刊 名：心理与行为研究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年，卷(期)： 4(1) 分类号：B84 关键词：行为遗传学   人格   遗传   环境   基因  

行为取向 篇3

1.1研究对象

陕西蒲城尧山中学、蒲城中学、兴镇高中、孙镇高中、党睦高中、罕井高中、蒲城职业高中、雏鹰教育集团高中部等八所高中非体育专业的在校女生共3326人。

1.2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要求，先后收集和阅读有关论文30余篇，并利用作之余对部分学校女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取向的现状进行实际考察。在充分汲取众专家和同行的宝贵经验和建议的基础上，根据多年来在实践教学中掌握的高中女学生体育活动实际情况，设计了《高中女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取向现状调查表》，并于2011年5月-6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1326份，回收有效问卷1154份(有效回收率为87.29％)。

2.结果分析

2.1高中女学生体育锻炼意识现状(表1)

调查结果表明(表1)，高中女学生喜欢上体育课的人数不超过60％，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相对较多，超过60％，而喜欢参加体育比赛和关心国内外体育赛事的人数则较少，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体育的健身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体育锻炼的习惯和运动保健知识与能力。

2.2高中女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每次活动时间和活动时段调查分析(表2)

调查结果表明(表2)，大部分女生不同程度地参加了体育锻炼，但其活动时间较短，锻炼质量不高，而且女生没有固定的体育锻炼时间，这说明女生锻炼时缺乏体育锻炼的计划，这主要与女生的心理特点以及爱好、兴趣广泛有关。另外，女生每次活动时间明显较少，大部分在30min以下，这主要与女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有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大部分运动项目在室外，女生怕风吹日晒，夏季怕汗流浃背，冬季怕寒风刺骨，在这种环境下会使那些意志力薄弱的高中女生产生怕苦怕累的畏惧心理。

2.3调查结果

约60％的高中女学生身体状况良好，接近40％的学生身体状况一般和差，说明高中女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不尽人意，由于学生忙于学习，且迫于升学的压力而忽视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没有从繁忙的学习以及沉重的升学压力中解脱出来，长期以来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

3.结论与建议

高中学生正处在生理发育的青春期，由于社会竞争激烈，学生学习压力较重，升学形势严峻，学校办学条件较差，学校、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等的影响，学生生理、心理问题较多。具体在体育锻炼方面表現为意识淡薄、兴趣狭窄、行为被动等方面。这些特点在女生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个阶段女生的生理方面具有鲜明的时期特点，其生理特征主要表现为皮下脂肪增厚、神经过程的灵活性提高、物质代谢机能旺盛、内分泌活动增强、性腺活动提高、神经系统稳定不够、动作协调能力暂时下降、反应迟钝。因此，高中女生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应针对她们的兴趣、需求来安排和选择，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既要考虑学生的生理特点，又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增强体质、提高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等因素。建议传授一些终身体育锻炼内容和锻炼手段，促进她们对体育的兴趣。

这一阶段的女生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情感比较内向、含蓄、敏感、自尊，意志上表现为畏难、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在体育课上表现为情感内向、行为懒散、抗疲劳力差，怕脏、怕晒、胆小、害怕别人嘲笑等等。所以，不难理解她们对体育老师的内在和外在方面的要求较为挑剔。首先体育教师要全身心投入体育教学，在整个教学中以良好的品性、诚恳的教态进行教学，注意与学生相互沟通，多体会学生的感受，以此来改变学生消极的学习态度，提高教学质量。其次，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运动能力和综合素质，尊重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自发学习、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还应重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把明确的学生日的，树立远大理想作为激发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

行为取向 篇4

一、科学研究积累与研究积累限度

默顿早期对科学研究积累优势的研究揭示了研究资源的分配存在社会选择和分层的机制,并在科学研究中产生和维持不同的阶层结构。但积累优势的增加会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制约,不会出现无限制的指数式攀升[1]。后期,默顿将“机会结构”定义为“用以取得特定结果的机会的范围和分配”,从而将个人的才能与研究资源的获取过程进行了有机的联系。

继默顿之后,朱克曼将研究积累的优势与劣势相结合,使科学研究的分层机制研究进入到对具备实质性研究资源分布差异状态进行探究的阶段。对于科学研究积累的探究进一步体现在研究资助、自由支配的时间、实验室条件、同事的合作与激发力、优秀的学生等具体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唤起人们关注的不再只是研究成就对获取资源累积的影响,而是更加关注研究成就与研究的生产手段及其实施过程之间的互动,以及在其过程中可能的阻碍因素。朱克曼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积累优势限度问题,同时,对导致积累限度的可能涉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2]。这些限度因素主要涉及:能力限度因素,如维持学术水平和声誉的新知识、新技术的理解和运用;心理限度因素,如教师心理、情绪状态与研究状态的关系;社会限度因素,如大学的学术组织与运行模式等等[3]。这些研究限度因素的存在势必影响高校教师的研究行为取向。即:或继续保持负责任的研究行为,或出现受质疑的研究行为,乃至不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等。这表明:学术研究行为有可能脱离普遍主义的规范原则在特殊的背景下出现学术行为的偏差。这正是我们对学术行为取向与选择背后的积累优势限制因素感兴趣并成为阐释研究行为取向与研究积累限度之间逻辑关系基础的缘由之所在。

虽然默顿和朱克曼的科学研究积累及其限度原理对探究学术行为取向富有启示,但下述问题仍需得到进一步阐释。如科学研究过程中“优势累积限度”因素及其范围与过程,尤其是动态追踪新出现的优势累积限度因素变数,以及在积累限度因素的存在范围及其动态演变过程中,它们是如何完成对学术行为取向的影响[4]?对上述焦点问题的深入辨析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建构学术行为规范的理论解释与实践应用。

二、学术行为取向类别

Nicholas H.Steneck对学术行为的三类别划分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并基本为学界所接受的,即负责任的研究行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RCR)、受质疑的研究行为(questionable resaech practices,QRP)、研究不端行为(fabrication,falsification,plagiarism,FFP)[5]。

(一)负责任的研究行为RCR

简言之,以一种完成和满足学术责任作为学术研究指导的行为和方式,而且,这些行为和方式被他们所任职的职业机构和组织所规定(大学),同时也与政府责任和公众利益相关。RCR包含学术诚信与研究伦理的原则要求。研究诚信(research integrity,RI),即拥有并坚守由研究机构组织及其相关的政府关心和公众期待的普适性道德原则标准。研究伦理(research ethics,RE),即鉴评性地探究与科学研究及其过程相关的道德问题,从科研道德的视角考察研究行为。负责任的研究行为体现了职业与道德的统一[6]。这一定义的核心在于不仅对职业的准则给予了要求规范的理由,同时,政府与公众的参与也提示所关联的个体,研究团体的学术行为规范受到其存在的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其中,对科学研究职业性质定位的意义体现了研究行为被衡量和纠正的他律规制。同时,学者如果体现了负责任的研究行为,那么便因应了职业与社会道德伦理自律的联合规制,即使存在研究积累的限度因素,其研究行为也为上述两者所有效制约(被动与主动),负责任的研究行为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二)受质疑的研究行为QRP

受质疑的研究行为QRP是指持违反科学研究的传统价值观并可能对研究过程产生损害的行为[7]。QRP主要包括:误导,如重要数据不予显示、夸大简历、还未接受的论文列为出版中、不恰当的署名、重复发表、拆分发表等;不精确,如引文错误、引语错误、实验结论夸大、实验方法的信息不充分以及不恰当的统计等;偏见,如研究设计、论文发表与否与国家、研究机构相联系,课题申请与作者身份相联系等。

受质疑的研究行为界定难度相对较大,影响面也较广,往往争议大多发生在这个区间。如果仅就发生频率而言,QRP要高于FFP。就对研究的损害来说,QRP一般要低于FFP,但在某些领域的QRP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如生命科学领域的药物、设备、治疗程序等研究的疑问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新近有关学术诚信的研究表明:QRP在公众利益的损害上有超过FFP的趋势。

研究行为如果受到质疑,那是因其被置于负责任研究行为背景考量时的差异。就职业规制与道德规制而言,受质疑的研究行为应是对二者的弱化,更可能的是职业规制的弱化较社会道德规制的弱化更明显。在这之中,受质疑的研究行为可能存在主观故意,也可能是理解差异,也可能是纯技术问题等等,但积累限度所涉因素所导致研究行为偏差的效应显然存在。

(三)研究不端行为(FFP)

这主要指伪造、篡改和剽窃。显然,伪造和篡改实验结果的行为对学术研究有明显的损害。相对于其他不负责任的研究行为而言,仅就剽窃本身而言,其对研究过程自身及其结果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但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定位剽窃为研究行为不端,甚至赋予司法程序是具有其合理性的。诸如伪造、篡改和剽窃等研究不端行为已不仅仅限于职业规制自身的范畴,更多的乃是学者或学术组织社会普适性道德规制的缺失乃至丧失。其中,积累限度因素及其影响过程是值得考量的重要变量。

如果上述三类学术研究行为取向类别在学界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话,那么,影响高校教师在三类学术行为之间选择与移动(RCR-QRP-FFP)的研究积累限度因素便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

三、影响学术行为取向的研究积累限度因素与过程

研究积累限度及其相关因素从普适性的道德自律到职业规制的过程都存在着类别、层次和影响强弱不同等差异。道德与自律的规制居于更高的约束层次,但职业规制的实际作用与效果可能更为关键。为此,围绕下述几个方面的影响研究积累的限度因素,对学者学术行为的取向进行分析探究。

(一)能力限制因素

积累优势者虽有过去成功的经验,但这些经验也可能伴发固执和缺乏创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可能处于落后,如果不能具备充足的研究能力跟上发展,研究能力的下降将难以避免。当欲需维持和超越已有研究成果,而此时如果能力不足以满足和达到这一要求时,便可能表现出与所要求学术水平的距离以及可能的学术行为选择的偏差。

长时间持续维持高水平学术研究表现甚至要超越过去并不总是可以做到的,对于具有积累优势的研究者同样如此。这种情况的出现致使在欲保持过去声誉、动机的前提下便可能假以不规范的学术行为。例如,人的精力和能力总是有限的,而且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大、知识老化而减退。欲继续保持高水平的研究便需要更加严谨规范的研究行为,但同时,也存在易于发生不规范研究行为的可能。其次,成功虽带来了更大的机会,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义务,如参与管理活动、社会事务增多。这些情况往往也会干扰持续的、高水平的学术能力和角色表现,尤其是对保持良好的研究状态可能存在不利的影响。如在探究诸多学术地位高的学者其所带学生发生学术失范原因时,可能诚如所涉事学者解释的那样:对学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没有详细看过,确有疏忽大意、把关不严的责任。

人的认识能力显然具有某种限度,作为人类认识之结果的科学知识,似也相应存在着某种限度。普赖斯早期提出了科学知识的发展存在限度的问题。他在《小科学,大科学》中给出的“指数-逻辑增长曲线”就曾暗示:科学确曾有过按指数增长的时期,但超过一定的转折年代,科学增长的速度就会放慢,并逐渐趋向其极限[8]。但当人的理想追求未有丝毫减弱、甚至更加强烈时,这种由科学发展的限度与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度便常常体现于学者具体的学术活动之中并时时发生着对学术成就追求的限制作用。

(二)心理、情绪限制因素

当正性心理和情绪居优而又不急于改变现状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浮躁、不功利,人们常会依据过去的知识、经验,比较从容地、理性地处理问题。但是,当人们在负性情绪的状态下,如内部或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则会比较仔细而小心地采用逻辑分析的思考方式去处理信息,以期改变可能不利的形势。神经认知心理学家Damasio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即使具有记忆、语言和其他认知技能,情绪的缺失仍可导致人格的改变,乃至行为的异常。如缺乏责任,对现在和未来都不关心,缺乏社会觉察,缺乏同情心,对社会规范不敏感,无法有效规划活动,等等[9]。

高校教师是一个以职称体系集中体现学术层次差异为特点的学术群体。在达到某一学术层次阶段后,随之便是下一个更高的层次要求。其焦虑的渴望难以停歇,其心理和情绪限度因素也较为复杂。那么,可以推测,当希望维持并进一步提高研究成就而有受到某些制约时,渴望的焦虑便难以避免并可能导致研究行为选择的异常。

此外,在某些心理限度因素的影响下,阶段成功可能使人产生满足感而变得不再那么积极进取,荣誉激励效益可能呈递减之势,不再产生以往的动力,研究的成效也逐渐下降。但是,如果在已有成功的基础上渴望进一步获得更大的成功,而自身条件和相关限制致使通过正常途径难以逾越时,也可能使焦虑感进一步上升而导致研究行为出现严重的失范。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受质疑和不负责任的研究行为背后常常可以发现高校教师这种心理情绪的变化和影响。

1. 背景心理和情绪。

行为与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积极的情绪,诸如满足、愉快和骄傲等,能缩短行为选择的时间,特别是当决策者对目前的成就与抱负的水平感到满意的时候。反之,焦虑便可能形成对替代方式的频繁寻找,使个人的行动急于寻求新的替代办法以应对压力。如果受质疑和不负责任的学术行为能够应对和解决这种困境时,其选择这些失范行为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

情感与社会控制有着联系,罪恶感和羞耻感让人们远离欺诈,显然欺诈行为可以使人短时间内得到好处。但从长远来看,一旦被识破,则意味着以后学术声誉的丧失。这样,罪恶感和羞耻感意识就成为强有力的社会背景情绪约束力量而起到控制行为取向的选择。此外,公平感能控制自私行为的发生,但当现实学术环境的反复出现缺乏公平、公正的现象时,这种负面背景也成为诱发不负责任和受质疑的研究行为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学者正是在如此感受和体验中产生了某些偏离规范学术行为的意向并进行了实施。

2. 任务相关情绪。

在行为选择与决策过程中,当有多个任务选项、而又没有唯一的主导选项时,就会面临行为选择与决策冲突。尤其在一定限度因素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使用的对策似乎是以衡量选项重要程度的秩序作为首先考量的依据。如通过大学的学术绩效考核和达标为最高选择,那么除此之外的该选项的其他选项的行为规范要求和取向便可能会被置于次要地位的选项。此外,在存在时间限度因素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其他备选方案的数量和种类便可能受到限制,此时,也可能促使教师偏离理性规范的学术行为发生。人们在仓促做出选择决定时,通常可能采用不当的行为应对方式。我们在分析诸多不负责任和受质疑研究行为的缘由时经常可以发现类似相关因素的存在。如教师在应对院校学术业绩指标要求时,尤其是如未能完成将会导致的职位与利益丧失的后果以及分年度考核的紧迫感时,是最易导致学术失范行为发生的任务压力。

3. 科学“影响的焦虑”。

霍根从科学运行的内部发掘限度与终结的影响因素,提出“科学影响的焦虑”说。他认为:恰恰是科学本身的巨大成就,构成了它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所谓“影响的焦虑”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累积发展过程之中,表现为既有成就对后来者的制约作用。霍根的贡献在于将其引入科学研究领域,用以探讨科学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由此诱发了有关科学限度的讨论。他指出,对于科学以及所有人类事业的现状而言,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威胁。年轻一代人单纯地为出人头地而喧嚣挣扎,但这种努力在科学界却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科学有着很强的保守主义传统。科学发展到今天,重大理论已基本上被发掘殆尽,未来的科学家们难以超越或比肩诸如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庞大的现代科学留给未来科学的发展余地可能正在缩小[10]。

由此,对于具有一定积累优势的学者而言,如果不能有效调适以应对研究的影响焦虑,科学研究限度因素的瓶颈制约将进一步促使研究行为从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向受质疑的研究行为,乃至不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偏移。

(三)社会环境限度因素

“给我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不管他来自什么背景,让我完全控制他的成长环境,我将把他变成我想让他变成的样子,不管是医生、律师、乞丐或者任何人。控制对人的奖励和惩罚,正强化、负强化,你可以把任何人变成你所想要的样子。这是否可能?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你不可能控制环境。”这是一段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神经学和神经外科教授Robert Sapolsky关于人类行为生物学的精彩评述。

就学术环境的影响程度而言,现代科学研究的模式已经表明: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组织制定的规划、战略、方案等往往被赋予巨大影响力的目标指向。这一指向常被转化为学术组织机构,如大学的具体实施规划与考评体系,而后这些目标又被体现于学者个人的学术绩效与评价之中。这一系列要求可能使遵从学术规律的规范行为被异化为遵从组织的目标和要求。对于一些或主动追求学术目标利益,或被动地为达到目标要求的研究者,便可能冒学术失范的风险。即使是已经居于积累优势的学者,也可能会屈从于这些目标要求或利益而松懈自身对学术行为的规制。

社会转型期间的道德环境缺失常常成为探究学术失范行为发生的重要视角。但是,完全归因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个体或环境道德的真空与缺失也并不足以解释学术行为失范的种种现象。可以看到,处于同样社会环境中的各学者个体显然并不存在一致性的学术失范表现。同时,也存在有同一个体在不同的环境影响与变化中表现出不同学术规范水准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美国学术行为失范的发生时期与我国极为相似,也在90年代前后。可见,社会转型也仅仅是学术行为失范的重要诱因之一,而现代学术研究的组织与运行模式可能更具可探究性。

(四)学术利益的组织制约与泛化

1. 个人从属于组织利益的限度。

当代学术研究模式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学术利益分化和学术利益团体的出现使个体角色变得无足轻重,个人愈发成为组织的一个部分。而且只有把自身置于团体利益之中才可能进一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困惑已经表现出来,如以集体利益的名义使学者个体就范于有违学术规范的行为,或即使明知属于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但在获得以组织的名义后便往往行之泰然。特里·L·库珀的行政责任冲突三种形式,即权力冲突、角色冲突和利益冲突,对上述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11]。在三种冲突形式中,利益冲突是最主要的,具体体现于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如果从学者学术责任出发,学术行为理应为学术负责,为学术利益和公众利益负责。但是当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直接来自于高校组织内部,尤其是科层的制度体系而非学术共同体系统本身时,个人利益便被强烈要求从属于组织利益。由此,学者学术行为便可能有悖于学者的学术责任,学者效忠学术共同体的义务便可能屈从于任职组织机构的责任。对于权力和角色的冲突也可以从科层行政的强势与学者学术利益的博弈中发现诸多制约因素。在当前高校之间激烈竞争的学术环境中,如果学术组织的规范伦理未能充分得以保障时,个体的学术规范行为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

2. 学术利益泛化的限度。

伴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变化,研究者之间的利益竞争日渐增强。无论何种学术违规行为,其背后或多或少存在利益的动因,表现为个人或是组织,在面对研究利益与研究规制的冲突时,均“聪敏”地对各自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期望从中取得更多的结果与更大的收益。尤其是随着学术之外的伴随利益愈发增多时,这种利益的需求无时无处不在催生着学术行为的选择策略。为了某种研究利益,乃至利益最大化,不负责任与受质疑的学术行为频频出现并不难理解。例如,科学研究中学术制度规范执行与研究行为取向之间博弈而产生的利益披露制度,除对学术研究公正的保障之外,其对利益追求及其扩大化的有效制约也是不容置疑的。即便对这一制度尚存争议,但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利益披露制度的作用仍是值得肯定的。如D.E.Barnes对被动吸烟与身体危害关系的研究中的确得出被动吸烟与利益相关方存在关联结论[12]。可见,利益及其限度程度的确可能与学术行为的选择存在联系。因而,学术利益的日益泛化可能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考量的研究积累限度因素。

(杨林,成都大学医护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四川成都610106;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生,北京10087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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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M].周叶谦,冯世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48-349.

[4]欧阳锋.科学中的积累优势理论———默顿及其学派的探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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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Research on Research Integrity(2005)[EB/OL].http://grants1.nih.gov/grants/guide/rfa-files/RFA-NR-06-001.html.

[7]Committee o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Public Policy(U.S.).Panel on Scientific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nduct ofResearch[C]//Responsible science:Ensuring the integrity ofthe research process.National Academy Press,Washington,D.C,1992:28,

[8]普赖斯D.小科学.大科学[M].宋剑耕,戴振飞,译.上海:世界科学社,1982:53,59,67.

[9]Saver J L,Damasio A R.Preserved access and Processing ofsocial knowledge in a patient with acquired sociopathy dueto ventromedial frontal damage[J].Neuropsychologia,1991,29(12):1241-1249.

[10]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1.

[11]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五版)[M].张秀琴,译.音正权,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6.

行为取向 篇5

关键词：经济管理法律行为；法价值取向；路径选择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往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起主导性作用的模式已经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经济发展运行模式。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主要是指经济管理的主体所从事的具有经济法意义的行为，是经济管理行为的主要法律形式[1]。经济管理法律行为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以在市场存在秩序混乱或缺陷时起弥补作用。所以，充分发挥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积极作用，是全面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需求。

1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法价值取向

1.1自由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目的性价值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目标是从多个层面上实现自由，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主要以实现经济自由为目的。最初的经济管理法律行为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恢复市场的自由竞争行为，防止市场被垄断。从而激发市场运行机制的生机与活力，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经济自由的意义在于市场活动主体可以在法定范围内从事自由生产及交易的行为，进而实现自身所追求的经济效益[2]。当前经济社会中的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集中体现，就是现今的市场经济。当今人们的自由能够实现及延伸拓展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经济自由、及经济民主的综合作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对市场经济进行维护与管理，是实现我国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重要保障。

1.2秩序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工具性价值

我國的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以秩序稳定为工具性价值目标，进而维护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秩序是我国经济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运行安全，就需要运用经济管理法律的行为手段去保证市场运行的系统协调性。由于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过快，进而使得在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与协调控制方面还略显不足，进而使得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容易受外部经济的影响[3]。所以，如何加快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逐渐形成健全的符合市场运行规则的法律体制，是目前我国急需思考与解决的问题。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工具性体现，也是提高我国经济韧性、促进我国经济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

1.3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以自由与秩序为价值取向

国家的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不是为了遏制自由，而是要让市场活动主体基于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规范引导下，充分实现自身经济主体的自由性。自由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保持经济社会生机与活力的体现。因此，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完美展示，也是经济社会取得阶段性成功的价值体现。良好的市场秩序可以给外部经济行为带来一个和谐、稳定的交易环境，进而促进市场竞争合理、有序地进行。当前的国家经济管理法律行为需要以自由与秩序的和谐统一为价值取向，努力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自由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目的性价值，而秩序则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工具性的价值体现。国家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来使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通过经济理性准则来实现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和谐统一的必行之路。

2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路径选择

2.1科学规范与配置经济管理权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中，主要以经济管理权为存在依据。科学设置、规范行使经济管理权可以促进经济自由地发展，进而打造良好的市场运行秩序。科学规范与配置经济管理权是市场秩序合理化的现实体现，也是促进市场活动主体安全、自由、民主的重要保障。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经济管理主体滥权、越权侵犯市场活动主体经济自由发展的行为，甚至视经济管理法律于无物。因此，国家需要科学规范与配置经济管理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进而强化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

2.2建立市场活动主体、政府、社会共治机制

建立市场活动主体、政府、社会共治机制，首先需要建立举报有奖机制，鼓励群众积极地参与到市场管理中去。除此之外，国家需要出台相关法律规范，加大对不法经营的打击力度，让违法、违规者无利可图、无处遁形。最后还要对现行的《价格法》进行修订，强化市场的自由度及公开透明度。建立民主科学的价格监管体系，不断提高民众的参与度。逐步推动我国的价格管理行为向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透明化方向发展，进而保证市场活动中价格机制的稳定性。

2.3完善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考核机制

针对目前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考核机制单一性的问题，我国需要不断完善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考核机制，摒弃以往的纯GDP模式。考核的内容要向居民收入、生态保护、社会安全生产、劳动者就业等方面延伸发展，逐渐增加考核机制的人性化特色，更加注重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让市场活动主体可以在一个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自由、民主地从事经济活动，不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增添助力。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而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和谐统一。

3结语

总而言之，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法价值取向就是需要将自由与秩序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市场活动主体的自由需要以遵循市场秩序为前提，而市场秩序也是市场活动主体自由的重要保障。选择合适的路径与方式来不断强化自由与和谐的统一性，不断健全与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才能最大程度上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从而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增添助力。

参考文献：

[1]李伟舜.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产生的社会基础[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5，03：50-52.

[2]李伟舜.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价值目标：公平与效率的内在统一[J].法制与经济，2015，11：19-21.

行为取向 篇6

1.1 欠发达地区农村青少年正由兼业经营向基本脱离农业生产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 大批农村劳动力离开祖祖辈辈经营的土地外出打工或进行各种形式的市场经营活动,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 在空闲时间、节假日或者农忙时节, 很多外出务工农民都会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家庭收入也主要包括土地经营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但从本世纪初开始,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新生代已经成长起来, 同他们的父辈崇尚的兼业经营相比, 在他们当中出现了脱离农业生产的明显趋势。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 首先是因为这一代及其以后的农村青少年受其父辈的影响, 从小对市场经济耳濡目染, 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烙印;其次, 他们没有甚至很少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 对农业生产缺乏信心、经验和兴趣;再次, 大量的有关企业生产、市场交易、劳动用工等市场信息充斥着他们的耳目, 强大的市场引力使得他们难以抗拒。最后, 随着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 农村青少年的科技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农村青少年改善了思维、开阔了视野, 为他们脱离农业生产打下了重要基础。另外, 农业科技的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使大量农业劳动被替代, 客观上使农村青少年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可能。

1.2 对土地由经济依赖向精神依赖和身份依赖转变

随着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出台, 农民社会福利水平已有了明显提高, 甚至令很多城镇居民羡慕不已, 农民身份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可贵。在这种形势下, 农村青少年既渴望丰富多彩的城镇生活, 又不愿放弃能让自己心里踏实的家乡的土地;既想成为能享有平等权利的城镇居民, 又不愿失去农民的身份。在这样的矛盾和纠结中, 他们成为城镇中的特殊人群, 在城镇里忙碌着收入较高的工作, 过着城镇人的生活, 但又热切地享有和支配着家乡分得的一份土地。同时, 他们又实在不想成为一名农业劳动者。尤其是农村土地确权以后, 土地的预期收益将进一步提高, 农民将更加惜地如金, 土地在农村青少年心目中也会更具价值, 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宿感会进一步增强。所以不管他们是否从事农业劳动, 即使目前土地带给他们的收入微薄, 但这已不重要, 因为土地已不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和经济依赖, 而已逐渐成为他们的精神依赖和身份依赖。

1.3在家乡村庄建设民居的减少, 在城镇社区购买商品房的增多

改革开放后,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随之也掀起了农民建房热, 富裕起来的农民, 或者改造旧居, 或者另建新居来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但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住房商品化改革, 以及农村青少年长期外出工作和学习的现实发展, 青少年正逐步放弃在农村建新房的传统居住习俗, 而是把在城镇社区购房和生活作为改善生存条件的新追求。改革开放以来直至本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 村庄的住房状况曾经是衡量家庭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 如今这个重要标志正逐步被一个新标准所取代, 那就是到了工作或者结婚的年龄, 在城镇社区有没有住宅楼, 或者是在城市社区有几套住房。况且这种趋势正逐步扩大。农村住房正由自建房向购买城镇社区房转变。

1.4 在农村青少年身上, 乡俗正逐渐淡去, 现代时尚越来越成为农村青少年的追求

现代农村青少年是追逐时尚的一代, 他们身上真实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时尚因素。拥有汽车在农村青少年看来已不是梦想, 而是像普通家电一样的家庭生活必需品;婚俗礼仪越来越具有现代特征, 已和城市居民看齐;他们更加注重技能培养和社交能力的形成;就连衣着、发式、语言也基本摆脱了传统农村居民的特点, 走在了时代前沿。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当代农村青少年成长环境所致。首先,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当代农村青少年通过网络获取现代信息方便, 现代文化和思潮能很快影响到他们, 和传统的乡村文化相比, 城市现代文化显然更能吸引他们。其次, 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为农村青少年提供了认识社会和参与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广阔空间,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成长的一代, 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具有新时代特征, 他们早已身不由己地融入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大潮中。第三, 很多农村青少年长时间在城市里学习和工作, 甚至在外的时间比在家乡的时间还要多, 以至于他们心中更多的是现代城市文化, 而并非传统的乡村文化。

2 欠发达地区农村青少年行为取向新变化的影响

2.1 农村青少年居住向城镇集中和向往城镇生活的趋势, 对城镇住房价格上涨造成压力的同时, 促进了城镇化发展

由于众多的农村青少年有着较为强烈的城市生活愿望, 他们在住房消费上当仁不让的选择在城市社区购买, 这使得城市商品住房需求大大增加, 这在客观上对城市住房价格上涨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 由于城市社区实际居民的增多, 城市人口不断增加, 城市消费能力逐步增强, 城市劳动力供给更加稳定, 有利于城市化的发展和市场繁荣。

2.2 加剧了村庄空心化甚至村庄消失的同时, 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

农村青少年大量脱离农村和农业, 导致了农村住房老化、劳动者老龄化、居民留守化, 没有青少年参加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 也会趋向于一个结果, 劳动者越来越老迈, 居民越来越少, 也许若干年后村庄就会自然消失。同时, 由于现有的农村劳动力经营土地越来越力不从心, 农村青少年又不愿回乡经营土地, 农民出租或者转让土地的愿望趋于强烈。这在客观上为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

2.3 在促进农业人口转移的同时, 制约了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形成

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现代农业, 而“职业农民”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是新型职业农民的特征。符合职业农民特征的应当是具有一定职业素质和技能的新一代农民。农村青年大量离开土地向城市聚集, 一方面促进了农业人口的城市化进程, 也有利于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化经营。同时, 农村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素养, 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技能, 具有一定的经营和管理能力,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的年青人越来越少, 他们离开农村, 甚至脱离了农业, 使得新兴职业农民队伍的发展困难重重, 后继乏人, 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2.4 现代城市文化被广泛接受的同时, 乡村文化秩序逐渐瓦解

在当前城市化的背景下, 农村基础教育走上了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但是不少农村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只是简单地模仿城市学校的做法, 在教育模式的设置中, 先天渗透了“城市取向”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成为乡村教育的主导性价值和价值目标。为了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 家庭尚有余力的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子女送到临近的城市学校去, 而家庭贫困但子女又有升学希望的父母则砸锅卖铁地让孩子坚持在城镇的中心学校读书。因此, 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向往和崇尚在农村青少年心目中根深蒂固, 而乡村本身应有的文化内涵在乡村教育中隐蔽, 乡村文化秩序在农村青少年的精神世界里被无声地瓦解。

3 正确引导欠发达地区农村青少年行为取向的措施

3.1 加强农村基层文化建设, 建设文明乡村

在当下农村, 与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相反的是, 农村文化消费水平总体偏低, 加上农村文化设施落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量少、需求水平及自身素质不高等原因, 许多富裕起来的农民得不到精神文化上的满足, 一些腐朽落后的文化垃圾趁机占领农村文化市场, 这不但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极不适应, 而且对农村青少年客观全面地看待农村产生不利影响, 从而影响青少年的行为取向。农村基层文化是我们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加强农村的基层文化建设, 满足人民对文化的不断需求的同时, 为农村青少年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氛围, 形成正确的行为取向, 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3.2 改善农村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建设是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生产与生活、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融合在一起的系统工程, 不仅涉及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问题, 更涉及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着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通过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青少年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 有利于城乡之间人才的正常流动和人才合理配置。

3.3 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吸引农村青少年致力于农业生产

实行农业产业化, 把产、加、销有机地统一起来, 通过深度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使增值利益也为农民分享, 这就形成了对农业利益的补偿机制。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是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经济稳定增长, 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重要途径。而在欠发达地区, 农业产业化水平则普遍比较低。所以, 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是吸引青年人献身农业, 扎根农村的重要途径。

3.4 着眼于农村发展未来, 发展现代职业农民队伍

所谓职业农民, 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达到相当水平之后, 伴生的一种新型职业群体, 也是农业内部分工、农民自身分化的必然结果。“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是新型职业农民的特征。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现代农业, 而“职业农民”则是主力军。农村青少年是发展职业农民队伍最重要、最可能的人力资源。因此, 应在政策激励、教育培训、成才环境等方面不断努力, 尽快形成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为农村青少年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创造更多的成才条件。

摘要：欠发达地区农村青少年行为取向在从业方式、生存方式和习俗等方面正发生着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对城市和乡村的未来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采取恰当有效方式, 合理引导农村青少年新的行为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青少年,行为取向,变化及影响

参考文献

[1]胡俊生.农村教育城镇化:动因、目标及策略探讨[J].教育研究, 2010 (2) .

[2]彭华安, 冯换兵.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困境与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0 (8) .

行为取向 篇7

1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概念

从定义上对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进行一定的分析时,其主要是指经济管理主体所从事的具有经济法意义的一种行为,从法律角度上进行分析的话其也是经济管理行为的一种形式,并且在行为过程中主要是经过法律调整以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行为。其中,经济管理行为主要是指社会中一些公共部门在行为过程中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从而对市场经济进行一定的管理,以此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相应的作用与意义。在此过程中,经济管理行为主要包括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完善、科学决策的制定、相关命令的执行以及监督协调、奖惩制度的制定等相关方面的内容。此外,根据活动领域的不同,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也可以分为宏观调控法律行为和市场监管法律行为,这两种法律机制都可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

2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法价值取向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法价值取向是指引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运行的一种轨迹,其在一定程度上可对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并为经济管理法律行为提供一定的价值尺度,这对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价值目标体系可分为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两个层面的内容。下面主要对这两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与研究。

2.1 自由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目的性价值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自由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之一,而经济自由便是经济领域的延伸。在对经济自由进行一定的理解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看法。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追求自由是人类固有的本性,而法律作为社会的治理工具,其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具有一定内在的联系,相关法律都是以自由作为最基本的价值体系,其中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也是以实现自由为价值目标的。由此可见,加强对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目的性价值的探究对完善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对追求自由和实现自由进行一定的分析时,人们应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层次的了解。首先,从法律行为的产生来看的话,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自由以及经济民主,因此人们应对此目的给予一定的重视。其次,经济管理法律行为是以助力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为基本目标的,且其主要目的在于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由市场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并对秩序加以维护。此外,从我国的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其主要是调整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自由化进程的发展。由此可见,在对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自由化的认识与研究时,人们应从多个层面加以分析,以进一步促进自由经济社会的发展。

2.2 秩序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工具性价值

秩序是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其中经济法对秩序的追求也说明了秩序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价值目标。在此过程中,稳定和安全是秩序的根本特征,而稳定又是经济安全的保障,因此人们应从这两个方面对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意义进行一定的研究与分析。一是,稳定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价值目标,也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追求的价值之一,为了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人们应充分发挥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基础性作用。此外,稳定因素也是社会中的一个大局问题,经济稳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若我国的经济不稳定,则会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的话,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对维护经济发展、经济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二是安全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安全问题一直是人们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中,秩序与安全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且这两者都与法律规范具有一定的内在紧密联系。当前,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维护经济安全、缔造安全的经济环境是我国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内在要求,其在一定程度上已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与重视。

2.3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路径选择

当前,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主要是以实现自由与秩序和谐统一为路径选择的,即需要国家致力于加快促进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以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经济的安全。因此,在实际相关法律执行过程中,人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层次的考虑。首先,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和谐统一,加强对经济管理权的配置至关重要,且在此过程中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加以实施,以进一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中,经济管理权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存在的依据,设置科学、合理的经济管理权对促进经济自由、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维持稳定健康安全的市场经济环境对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和谐统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人们应完善相关的金融调控方式,并加大税收管理制度的改革,以此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再次,为了有效地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和谐统一,人们还需加强对相关政府市场监管法律行为的改革力度,通过建立市场活动的主体及相关性的社会公共机制也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最后,完善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考核机制对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和谐统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关人员应对此给予一定的重视与关注,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经济社会的安全隐患,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吴明,甄贞.深化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131-134.

[2]卓烨烨.论基层检察机关参与虚拟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J].法制与社会,2013,36:212-213.

行为取向 篇8

关键词：认知行为,团体辅导,大学生,情绪管理

近年来, 在高校频发各类大学生伤人和自伤事件, 起因多是由于情绪对照不良而引发的应激冲动行为。但长期以来, 国内各高校对于大学生生气情绪管理问题的研究和干预普遍不足, 并未将其列入心理健康教育核心内容。现今教育管理部门所规划的心理辅导任务, 仅就目前高校发生暴力事件进行补救, 而在预防环节上明显不足。究其原因一是忽视大学生心理个性的塑造, 二是过多关注了补救性教育的研究。高校大学生生气情绪管理的提出, 正适应了当前大学生心理状态不稳定的现状, 亦符合了高校培养合格人才的教育理念, 是完备心理健康教育模块的重要内容。对于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推进, 应本着适应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的原则, 科学制定符合大学生心理文化的学习方案, 使其逐渐成为高校正规心理教育中的一个所属分支, 为更好的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

认知行为取向互动团体辅导 (Cognitive-Behavioral Interactive Group Therapy, CBIGT) 可以定义为是一种将认知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行为理论有机结合的对生气情绪起到有效降低的技术策略, 并融合系统化心理干预技术的辅导取向[1]。目前该技术在国内大学生群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应用。团体辅导作为一种手段已经逐渐应用于高校学生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所遇到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2]。对于大学生的自杀、自残、他杀等极端行为亦有良好的趋化作用[3,4,5]。目前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亦证明了它的显著效果和现实意义[6,7], 认知行为取向的生气情绪管理团体方案对团员情绪管理有明显的改善效果, 自我化的管理手段、系统处理情绪问题、认知行为互动的有效结合等一系列的方式与方法, 成就了一套有效的情绪管理方案, 并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发展, 已然成为一套理论联系实际的合理化的团体辅导措施。本次实验, 通过认知行为取向团体训练对于减少和对照大学生生气情绪的发生起到显著的干预效果, 包括情境生气、特质生气、生气表达和非理性信念等技术指标上的改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某综合性大学在校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选取标准为自我认定情绪管理不善, 易冲动, 并自愿接受团体辅导有强烈的改变愿望的个体。通过使用大学生情境-特质生气表达量表的测评及与学生的一对一面谈, 最终确定42名大学生被试, 并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每组21名, 试验组成员参与团体训练, 对照组成员不参与团体训练;两组成员在年龄、性别、专业、前测指标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所有来参加面试的大学生均接受前测、后测和追踪测量。参与本研究的成员信息见表1。

1.2 研究工具

1.2.1 情境-特质生气表达量表

研究者依据高校的教育特点以及大学生的语言习惯, 逐条修正了STAXI (Sa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Scale) 量表。该量表包括情境生气、特质生气、生气表达3个分量表。通过内部一致性Cronbach Alph系数分析度量表的信度。经过修订后的系数值分别为:情境生气、特质生气、生气表达分量表分别为0.86、0.78、0.81, 总量表的系数为0.82。

1.2.2 非理性信念量表

参照杨清艳等[8]编制的非理性信念量表 (Irrational Beliefs Scale, IBS) 。其研究内容以患者组和正常人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分4个层面内容:绝对化要求、糟糕至极、低挫折耐受和概括化评论。情绪障碍是当代大学生中最易出现的心理问题, 焦虑、抑郁、情绪控制障碍等负性情绪与非理性信念的关系密切, 这一结论已经被大量研究所证实[9]。

1.2.3 团体录音

在征得所有试验成员同意后, 使用专业的录音笔, 对在团体训练过程中的所有有声文字进行声音记录。在团体辅导结束后由专人负责将其转化为书面稿件, 用以记录和分析每个团队成员在团体实践过程中的改变。

1.2.4 团体回馈表

由团体训练小组成员自行编制, 在每次团体活动结束后回收, 内容主要包括团体会序、团体活动、团体内容以及活动有感和愿望等团体活动信息。

1.2.5 形成自我量化报告

用于测量被试生气状况的自我测评报告。报告以优化大学生情绪管理作为目标, 通过团体训练和参团人员的具体情况拟定了情绪对照、生气管理、减压学习能力等3个方面的内容, 采用Likert 7点量表进行自我量化。其中的数字“1”代表为负性的不符合, 数字“7”表示为正性的最符合。

1.2.6 自我质性报告

通过团体心理辅导, 成员填写开放性问卷调查, 由课题组进行总结、分析和梳理, 并结合团体录音、团体观察记录表、团体回馈表等信息, 分析团体成员生气状态下的具体表现形式。最终精简为两个维度的基本信息:生气情绪管理行为的正向改变、认知行为精神学习的改变。

1.3 CBIGT方案

1.3.1 带领者

(1) 主要带领者:在该研究中担任多重角色。负责团体训练的前期准备、活动方案的设计、各种量表的形成, 活动的组织实施, 全局性的保证团体训练整体的顺利进行。 (2) 协同带领者:是团体训练项目中的协助者。伴随各类活动项目的进展, 负责收集团体成员的反馈信息与建设性意见, 整理分析各类量化表格, 协助主要带领者完成团体训练活动。

1.3.2团体活动方案

通过文献分析及现状调查[10,11,12], 以认知行为互动团体辅导为框架, 融入Novaco的生气对照模式与自我管理技巧, 设计该项团体辅导方案。试验组通过4期共8次的认知行为取向的生气情绪管理团体辅导, 每次活动时间为120 min。见表2。

1.4 团体心理辅导的效果评估

该项研究的评估效果主要包括3个方面:团体成员在接受训练干预前和后的问卷测试评分 (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 、团队成员的自我量化报告、以及组员的自我质性报告。研究过程包括三个时间点:前测, 辅导项目进行前, 对面试人员进行情境-特质生气表达量表的自测, 自我量化报告的形成;后测, 辅导项目结束后, 团体成员进行情境-特质生气表达量表自测, 形成自我量化报告和自我质性报告;追踪测量, 在团体辅导结束后六周, 团体成员继续填写评估问卷及自我量化报告。

1.5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 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问卷结果分析

2.1.1 试验组前后测情境-特质生气表达量表结果比较

试验组中情境生气、特质生气、生气表达和非理性信念4个维度的后测值与前测值比较显著降低 (P<0.05) 。在进行团体训练结束后第6周, 在追踪测量结果中, 与前测结果相比, 试验组的生气表达、非理性信念、情境生气、特质生气4个维度得分均有显著差异 (P<0.05) 。

2.1.2 两组情境-特质生气表达量表的结果比较

两组前测中情境生气等4个维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在后测和追踪测试中, 试验组4个维度的测评结果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上述结果见表3。

2.2 自我量化报告

试验组中情绪对照、减压学习能力和生气管理, 与前测结果相比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后测结果与追踪测试结果在以上3个维度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4。

分

*与对照组比较, P<0.05;△与本组前测比较, P<0.05

分

2.3 自我质性报告

由组员不定式的开放问题组成, 问卷于团体训练结束后下发, 并要求团队成员在1周之内填写完整并统一上交。问题经过辅导团队成员编码后总结归纳为: (1) 生气情绪管理行为的正向改变。21名训练成员中认知上的改变有18名, 占85.7%;应对方式上的改变有17名, 占81.0%。团队成员提高了对于生气情绪的认知能力以及处理事件发生与生气情绪反应之间的变化关系。 (2) 认知行为精神学习的改变。能够成为自己的治疗者从开始的3名, 增加到9名;能够具体的应用认知行为技巧的人数从开始的1人增加到13名。

3 讨论

大学生处于认知发展、调整的成熟阶段[13], 对于突然发生的状况及紧急情况大多处理缺少应有的镇定情绪及合适的处理技巧。往往对于生气情绪无法有效化解, 亦或压力情绪管理不当[14], 甚至表现出因控制偏差而导致的不良后果。在国内对于大学生情绪控制的研究发展尚浅, 基本处于初级阶段, 许多研究手段和干预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认知行为取向的团体训练在大学生生气情绪管理中的辅导效果, 为进一步在高校开展大学生生气情绪管理学习与应用提供一定的技术参考[15]。

研究结果发现, 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 在前测中情境生气、特质生气、生气表达、非理性信念均没有显著差异 (P>0.05) 。在实施了生气情绪管理的团体化训练之后, 大学生情境生气、特质生气等4个维度与前测值相比, 后测值均明显降低 (P<0.05) 。通过追踪测量与后测值比较, 试验组中的大学生情景生气、特质生气等4个维度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体现了该团体辅导不但能起到立即性的辅导效果, 还能起到追踪性的辅导效果。自我量化报告显示后测结果中情绪对照、减压学习能力和生气管理3个维度, 与前测结果相比明显升高 (P<0.01) , 追踪测与前测结果相比亦明显增高。自我质性报告分析显示, 该项训练的实验效果得到了肯定, 参加了团体心理训练的成员在生气情绪管理和认知行为学习方面均出现了正向的改变和积极的自我肯定。团体成员开始学会抱持着幽默的态度, 用更理性化的认知方式进行自我评价, 并掌握了一些科学性的行事技巧, 用更有效的处理手段来掌控自己的情绪发展, 做情绪的主人, 并逐步成为自己问题的治疗者。

行为取向 篇9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核心内容,绩效考核已被广泛实施于我国各类企业组织中,它对员工的工作态度、行为及组织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西方学者(Meyer、Kay和French,Boswell和Boudreau)的观点,绩效考核一般具有两种目标取向,即绩效考核具有评价取向和发展取向。前者着眼于对过去的绩效予以评价,将考核结果作为员工奖惩或晋升淘汰的依据,这种考核带有很强的刚性和强制性,是对员工前期工作绩效的客观评价和硬性兑现;而后者则意味对未来绩效改进提供帮助,即把考核结果和信息作为改进员工未来绩效的依据。

那么,不同的绩效考核目标取向是否都会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趋势和程度以及机理是怎样的?组织创新氛围在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将会对我国企业组织在选择合适的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引导和激励员工创新行为,提升员工创新能力从而提升企业组织自身的绩效和竞争优势方面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而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目前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回答和解释。

本研究将围绕如何激发员工创新行为这一主题,从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和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出发,将组织创新氛围引入到绩效考核目标取向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构建并检验绩效考核目标取向、组织创新氛围、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模型。

1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1.1 绩效考核目标取向与员工创新行为

绩效考核目标取向指的是组织成员感知到的企业使用绩效考核工具的最终目的[4],是组织评价与提升员工绩效的最常用方法。从Meyer等人开始,众多学者都将绩效考核分为评估和发展两个目标取向。

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被评价者将来的绩效表现上。通过帮助员工确定职业发展方向、提供绩效反馈等,分析员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发掘员工的潜力空间,以提升其能力,更好地适应工作、提高工作绩效。因此,基于对发展取向绩效考核的感知,员工会认为绩效考核是在帮助他们而不是在惩罚他们,从而使员工更加注重长期的、组织的结果。这种“指点迷津”的绩效考核也有利于形成一种信任、宽容、创新与合作的氛围,进而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增加和创新能力的提高[5]。

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则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对被评价者做出判断上。通过对员工过去一段时间的绩效表现进行历史性的回顾与分析,衡量员工对绩效指标的完成情况,以此决定员工的去留、加薪或减薪、升迁或降职及职务调动等奖惩措施。由于这种评价考核往往涉及衡量对比员工的优劣,并据此决定对员工的各种奖惩等利益分配措施,使得员工的个人目标之间产生冲突。因此,基于对评价取向绩效考核的感知,员工会认为绩效考核是在惩罚他们而不是在帮助他们,这种“秋后算账”的绩效考核会增加员工之间的竞争压力,进而使员工减少创新的行为和机会[5]。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

假设1b: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与员工创新行为负相关。

1.2 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

员工的注意力及创新意识总会受到组织氛围的引导。Amabile等人认为,组织成员对工作环境的感知对其创造力的发挥有重要影响,并据此提出组织创新氛围与创造力的关系,比如组织与领导的鼓励、自主性、挑战性工作与丰富的资源对于员工创造力有着积极的作用,而组织与领导的阻碍和工作负荷对其有着消极影响。他们还指出,具有创新氛围的组织会给员工发出一个信号,告诉员工组织对其创造力和创新成果的期待,员工据此信号进行主观能动的创新,从而提升员工的创新行为并推动组织创新绩效的提升[1,6]。

尽管关于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不多,但都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表明了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Scott和Bruce将创新支持和资源支持作为组织创新氛围的两个分解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尽管组织成员对资源支持的感知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但是对创新支持的感知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7]。Shalley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主管如果能够对下属进行鼓励及支持,员工会在工作中较多地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8]。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

1.3 组织创新氛围的中介作用

研究者们虽然发现了绩效考核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是,对于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这一“黑箱”,即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还很少有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实证检验。

尽管现有的研究没有直接检验绩效考核目标取向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类似的研究能间接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Boswell和Boudreau认为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是企业提升员工工作度、经历和技能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能显著增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创新意愿;而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则是将两个人的绩效与一个既定的标准、其他组织成员或个人以前的业绩进行强制性的比较,它通常只用于支持薪酬管理、提升或停职等人力资源活动,而很少顾及员工的感受与发展,这往往会降低员工的内在工作动机和组织承诺[9]。由于个体创新行为是员工的一种自愿行为,它与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等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上述研究结果也可能会对个体创新行为适用。

不同绩效考核目标取向会对组织创新氛围的建立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组织成员的创新行为。具有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的组织会勇于接纳成员的新想法,从而在组织内部造成一种更加积极学习、挑战过去、勇于接受失败以及积极提出新想法的氛围,受到创新氛围的影响,员工会表现出更多的创新行为;而当组织的绩效考核更多采用评价取向时,由于受短期利益驱使,员工害怕工作中的失误会给自己带来惩罚,同时为了获得组织的奖励必须在工作中证明自己的能力而不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不利于创新氛围的形成,组织成员的创新行为也因此受到抑制。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与组织创新氛围正相关。

假设3b: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与组织创新氛围负相关。

假设3c:组织创新氛围在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6个假设,本文的研究框架可用图1表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2009年9月—2009年11月,本研究组在武汉和郑州两地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62份,经过预测试调查显示本研究问卷设计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信度和结构特征。

在初测问卷经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等删减题目后,形成正式问卷,于2009年12月—2010年2月在武汉和郑州两地正式测试,调查对象为两地高技术企业员工。通过电子问卷以及纸质问卷并行的方式发放问卷500份,经过筛选,得到有效问卷389份,问卷有效率77.8%。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所示。

2.2 变量的测量

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参考Cleveland、Murphy和Williams的绩效考核目标取向量表,将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分为两个维度:发展取向(development orientation)的绩效考核和评价取向(evaluative orientation)的绩效考核,再分别用3个和5个题项进行测量。组织创新氛围参考邱皓政编制的适合华人文化的组织创新氛围量表,经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团队合作、学习成长、组织支持、能力发挥和环境支持等5个构面共21个题项。员工创新行为借鉴Kleysen和Street编制的个人创新行为量表,共12个题项。所有量表采用Linker的五点计分,计分方式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依次计1到5分。控制变量包括员工的性别、年龄和任职年限。

2.3 信度与效度检验

如表2所示,通过应用Cronbach’s a系数来检验各变量的信度,各变量信度均大于0.8,表明量表具有很好的效度。

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所有41个题项KMO值是0.963,Bartlett球状检验结果在0.001上水平显著,说明可以用因子分析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应用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各量表效度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各测量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4可见,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与组织创新氛围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组织创新氛围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初步验证了假设1a、2和3a;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与组织创新氛围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相关系数也达到了显著水平,这样就初步验证了假设1b和3b。

注:*p﹤0.05,**p﹤0.01

3.2 多元回归分析

如表5可见,发展取向和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显著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并且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显著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假设1a、1b进一步得到验证。

注:*p﹤0.05,**p﹤0.01

3.3 层级式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Baron和Kenny提出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10],某因素成为中介变量须满足3个条件:(1)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分别与因变量的关系显著;(2)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关系显著;(3)在中介变量进入方程以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显著降低(部分中介作用)或者变得不再显著(完全中介作用)。

如表6所示,进行4个模型的层级式多元回归分析。模型1是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分析。模型2是控制变量、绩效考核目标取向与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39,P<0.01),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473,P<0.01),因此,假设1a、1b成立。模型3是控制变量和组织创新氛围与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有很强的正向影响(β=0.632,P<0.01),因此,假设2成立。模型4是控制变量、绩效考核目标取向、组织创新氛围与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组织创新氛围在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部分中介,在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完全中介,因此假设3成立。

注:*p﹤0.05,**p﹤0.01

4 结语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理论凝练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假设: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创新氛围,进而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说明通过组织创新氛围的部分中介作用,使得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显著正相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反之,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显著负向影响组织创新氛围,进而显著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这说明通过组织创新氛围的全部中介作用,使得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显著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4.2 研究结论的意义

本研究基于个人绩效考核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对导致这种影响结果的员工心理和行为反应的中间机制的研究和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对绩效考核目标取向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在中国情境下进行检验,填补了这个研究空白。基于个人的绩效考核一直是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绩效考核对个人既可能激励、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又可能导致降低企业员工的创新意愿与行为,这是企业的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两个方向的绩效考核,本研究将会对企业实施高效的基于个人的绩效管理体系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

其次,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如何影响,很少关注创新氛围作为中介变量研究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创造性地将组织创新氛围引入绩效考核目标取向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构建了“绩效考核目标取向→组织创新氛围→员工创新行为”作用机制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是对以前理论的突破与完善,是员工创新活动领域的拓展。

最后,通过本研究的实证检验,确认了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作用和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负向作用,这将会给企业带来新的绩效考核评估体系的构建。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将绩效考核作为工具来使用,只是关注对员工的评估比较分析与利益分配,而应该更多地关注绩效考核引发的员工反应,并通过运用绩效考核来提高员工的创新能力和工作效能,建立员工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

4.3 局限性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提出的各项假设都得以验证,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值得后续研究注意:

第一,样本主要来自于中部地区,研究结论在其他地区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检验。

第二,受时间和成本等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使用的是截面数据,没能采用追踪研究的模式探索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和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动态影响。欢迎以后通过追踪研究来深入剖析绩效考核目标取向、组织创新氛围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三,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的测量采用员工自评法,所有测量指标来自于同一份调查问卷,因此分析结果或多或少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如果能够采用现场随机抽样测评,就可以更可靠地检验变量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拓展了人力资源管理有关理论,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企业如何实施基于个人的绩效考核制度以同时达到个人激励和组织发展的目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本文提出了实施基于个人的绩效考核的诊断性建议,为企业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摘要：通过实证探讨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绩效考核一般具有两种目标取向,即评价取向和发展取向。将组织创新氛围纳入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中。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389名在职员工的调查,结果发现,评价取向的绩效考核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负相关,而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组织创新氛围在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在拓展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对企业如何促进员工创新行为进而提升组织绩效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