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科技服务业

国外科技服务业（精选十篇）

国外科技服务业 篇1

国外农村科技服务典型模式述评

发达国家农业已经实现现代化,并有高效的农业服务组织作强力支撑。国外农村科技服务组织的发展演变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构。政府完全承担科技推广职能,主要服务内容有农业生产、加工等技术服务,自然、生态资源的利用保护,家政服务,社区开发,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等。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社会私人主导型农业科技服务组织。由于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存在供给不足、范围不够、运行不健康等问题,商品化和社会化的服务比重不断提高,政府主导的推广模式逐渐被一分为二。此阶段农业科技服务组织的模式各国有所不同,总体上表现是服务组织主体多元化,多部门密切协作,科技服务人员素质高,农业生产者具有很强的科技吸收应用能力[2]。

纵观各国情况可以发现,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业作为经济效益较低、社会效益较高的弱势产业,其发展动力主要是取决于资金投入、科技推动和政策扶持3方面因素。发达国家从各自的国情出发,积极探索农村科技服务的途径和方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村科技服务模式,从服务体系的骨干组织的性质角度来划分服务模式,大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农业院校主导型、农业科研机构主导型和农民组织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农村科技服务模式。此类服务模式是以政府推广服务组织为整个服务体系的骨干机构,政府相关部门按照行政区划或自然区划设置推广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运行经费由政府提供。日本、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就以此类模式为主,下面以日本为例来具体说明。

日本政府推广服务模式大体由中央政府农林水产部、省级农林部、基层农业改良所3个层次构成。中央政府农林水产部中下设普及处,负责本国农业技术推广的规划、经费预算、组织协调、成果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考试,普及员培训等工作。各都、道、府、县设有农业改良部门,负责本地区农业技术推广规划的制定,普及员的资格考试、录用、安置,编制农业技术推广资料等。最基层组织是农业改良普及所,主要职责是负责所属普及员联络、调整和对技术推广、改善农家生活等进行指导。所有直接从事技术推广普及工作的专业技术员和普及员都属于地方政府的职员,他们直接指导农民生产活动,从事农业、农民生活改善等技术知识的普及工作。政府农业推广组织提供的服务完全是免费的。

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有固定的经费,由国家和各省分担。凡是给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开展技术推广活动配备的设施、培训农村青年的经费国家资助60%,其余由县级政府拨款。此外,农业技术推广资金还实行贷款制度,其中“农业改良资金”为无息贷款,偿还期限为3~10年;“综合设施资金”利息为每年5%,偿还期限为25年。国家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实施“普及津贴”制度,津贴数额为月薪的10%左右[3]。

同时,日本民间还组建了两类不同类型的农协组织。一类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农协,提供农业技术咨询、农产品销售和信贷服务。另一类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农协,是农民自我服务组织,政府提供部分经费补贴。

农业院校主导型农村科技服务模式。这类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农业高校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发挥主力作用,其服务内容包括农业科技、农场管理、乡村建设、资源环境保护、家政等。服务手段包括电视、广播、报刊、电话、印发资料、访问农户等形式,以引导、启发为主,发挥咨询作用。农业高校主要负责非物化的农村科技成果的推广,服务工作费用由政府拨付。而社会私人机构主要从事物化的农村科技服务,如种子、肥料、农机、农药等,有偿提供产品。此类型以美国为例来说明典型。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不仅工业发达,也是世界农业第一强国,其农业以高效率闻名于世,农业现代化水平极高。美国农村科技服务模式的基本框架由3个层次组成: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内设农业技术推广局,负责管理、协调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联邦政府依托州立高校农学院设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并具体负责推广工作;县级设农业推广办公室,是州推广站的派出机构,推广人员由州推广站聘用。

各州的推广站在农业科技服务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它隶属于州立大学,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州立高校的农学院来管理农业科技服务站,并由服务站负责实施具体工作,从而实现农业教育、科研和服务紧密结合。各州推广站的任务包括:制定本州的农业科技服务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选择县级服务人员,进行各种培训;向县里提供技术、信息等服务。县级推广办公室主要任务包括:诊断农场经营中的问题,帮助农民寻找解决办法;组织农民在农资购买、生产管理和产品销售等方面加强合作,保护农民利益。

美国通过各州的农业院校实现了教育、研究、推广“三位一体”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农业院校是整个服务体系的骨干,充分利用农业院校的人才、成果等资源优势,发挥其在促进科研、教育和推广结合上的独特作用,具体表现为3个“三位一体”。一是组织上“三位一体”:美国共有69所州立高校农学院,各州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都是在农学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二是运行上“三位一体”:农学院院长兼任州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推广站的站长,农学院的教师必须同时承担教育、科研、推广等工作。三是经费上“三位一体”:推广经费由联邦、州、县三级共同负担。一般联邦拨款占30%~35%,州级拨款占40%~45%,县级拨款占15%~20%,其余部分由社会捐助。

另外,美国社会化的私人推广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农业研究机构主导型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农业研究机构主导型服务模式以阿根廷为典型,其基本特点是农业科研院所在整个推广服务体系中发挥骨干作用,通过发挥科研院所的研究开发优势,将科研与推广有机结合起来。阿根廷服务模式是以全国农牧业技术研究所为核心,形成推广服务网络[4]。

全国农牧业技术研究所是阿根廷农牧业部下属的研究与推广机构,它既是一个科研单位,又是一个推广机构。该所在全国设立了12个研究中心,对有关区域重点涉农技术进行研究。同时研究所在全国各生态经济区设立了42个区级试验站,在全国设有240个推广站,整个研究所大约有90%的技术人员分布在这些推广站工作。研究中心、试验站和推广站构成了覆盖全国的农牧业科研与推广网络。各研究中心以基础研究为主,各地区试验站以地区应用研究为主,各技术推广站则长年与当地的农牧民保持联系,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农户通常与科研人员约定协议,聘请科研人员指导其生产技术,而科研人员在咨询、传授技术的过程中把优良品种、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方法等科研新成果传递给农户。

此外,阿根廷还存在大量的私人专业公司和农民组织创办的服务机构,向农民提供优良的种子、农机、农药、肥料等农业生产资料,开展运输、储存、加工和产品销售等业务,帮助农民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这些机构提供服务的方式灵活多样,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农民组织主导型农村科技服务模式。此类服务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以农民组织作为整个服务体系的骨干,各类农民合作组织较为发达。代表的国家有荷兰、丹麦、法国等,以荷兰为例来说明。荷兰除了政府主办的公益性农技推广系统之外,发达完善的农民合作社和农业协会是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主要力量。

荷兰的农民合作社是单一的、专业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加强农业生产者的市场力量,把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与激烈竞争的大市场连接起来,服务于农民生产活动,增加农户经营效益。合作社的类型主要有购买生产资料的合作社、销售产品的合作社、农产品加工的合作社、农业信贷合作社即荷兰合作银行,以及其他的服务性合作社,如仓储、救济、质量控制、农业管理辅导等合作社。荷兰农民的合作意识强烈,组织化程度高,每个农户一般要参加3~4个合作社。农业合作组织分中央、地区、基层3个层次,现有各类合作社2 000多个,按行业分为25个中央合作社。

另外,荷兰还存在大量的农协,农协又分为“行业协会”和“商品协会”,作用大致类似于中国的工会组织。这些协会把农民联合起来,提高和保护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行业协会是横向组织,包括某一行业所有的农场。商品协会是纵向组织,包括在一个生产链中的所有农场和公司,即从原材料供应商到最终产品的零售商。农场主和雇工在群体利益发生危机时,其所在组织通常能够互相协商来解决矛盾[5]。

国外农村科技服务模式经验借鉴

从国外4种类型的服务模式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各国参与农村科技服务的主体除政府部门外,还涉及农业院校、科研单位、民间组织、私人企业及其他社会团体等机构,只是各类主体发挥的作用不同。国外的农村科技服务模式是一种大体系,由相关涉农部门分工协作共同来完成对农业、农民、农村的科技服务。国外的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大多表现为政府公益性的服务组织与私人营利性的服务机构并行、互补的分工格局,一般都有自上而下的网络体系,覆盖范围较广泛,技术服务及时高效。而各国之所以存在不同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形态和结构,与其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背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6]。

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分析,得出如下经验可供借鉴:一是政府是公益性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二是各种民间组织及涉农企业的作用不可忽视;三是农村科技服务有稳定充足的经费投入;四是农村科技服务组织有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五是科研、教育、推广三者密切结合;六是推广服务组织主体多元化;七是无偿服务和有偿服务相结合;八是拥有高素质的科技服务队伍;九是农业生产和经营者素质普遍较高,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推动了发达国家农村科技服务工作的良性循环发展[7]。

可见,每一种模式都有特定的形成条件和确定的服务功能。从国外的经验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国内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应立足市县,注重向基层延伸,工作重心应降低;二是围绕区域主导产业结构,不断创新服务体系和模式;三是重视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政策措施到位,保障要有力度;四是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大引导资金并持续投入;五是整合农业科技资源,强化涉农部门通力协作,健全协作共享机制;六是以农村科技需求为中心,采取多种服务手段和途径,服务内容贴近农民实际需求;七是突出机制创新,以无偿服务带动有偿服务,相互促进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志民,欧阳晓光.多模式复合型:我国现行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组织框架[J].科技与经济,2005(2):3-5.

[2]刘志民,郭霞,倪浩.国外农村科技服务的组织框架与政策法规探析[J].科技与经济,2005(4):23-24.

[3]郭霞,刘志民,董维春.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组织、制度与政策演变[J].生产力研究,2005(10):69-71.

[4]刘志民,王树进,倪浩.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J].农村经济,2006(1):73-75.

[5]倪浩,刘志民.国内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现存模式评析与目标模式探索[J].生产力研究,2009(15):52-53.

[6]刘东.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创新[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国外农业科技服务模式及经验探析 篇2

日期：2011-09-16来源：《新西部（下旬·理论版）》2011年第3期 张丽莉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国外四种典型的农业科技服务模式及经验，获得了对我国科技服务的五点启示，要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大力培育科技服务主体；建立多渠道经费筹集机制；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创新农业科技服务理念。以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要求。关键词：国外，农业科技服务，模式，经验

农业科技服务是为了创造、扩散和使用新的农业科技，改善农业科技资源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最终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由于社会制度、农业资源禀赋、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形成了当今世界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服务模式与制度。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服务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探讨、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我国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一、国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模式

1、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服务模式

政府主导型模式是以政府推广服务系统作为整个科技服务体系的主要力量，其他的服务主体处于辅助和补充的位置。政府推广服务系统直属于政府相关部门，一般采取“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运行经费主要由政府提供。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政府推广系统大体由省农业部、地区推广办公室和基层推广办公室三个层次构成。政府推广机构通过现场指导、专家解答、发放出版物等形式向农民提供免费的科技服务。除此之外，联邦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科研机构、综合性大学中的农学院和科研试验机构、中等农业职业学校、私营企业、咨询公司、农民合作社、各种相关协会等也通过适当的形式参与到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起补充作用。

2、政府与大学相结合型农业科技服务模式

政府与大学相结合型服务模式是指政府积极与大学合作，政府从政策和宏观上把握国家的农业科技发展方向，由一所或多所大学组织和实施推广工作。该体制的主要特点：一是便于将应用研究和推广工作建立在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上。二是可以避免重复研究。三是推广中遇到的问题能迅速反馈，从而使研究选题更具有针对性。

美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实行的是以大学农学院为中心，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合作服务模式。美国的农业合作推广体系的基本框架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联邦政府农业部内设的合作推广局，负责管理、协调全国农业推广工作；第二个层次是依托于各州立大学农学院下的农业推广站，负责具体推广工作；第三个层次

是县农业推广办公室，是州立大学农学院推广站的派出机构，帮助农民发现并解决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在上述三个层次中，州立大学农学院是农业推广工作的核心，各州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都是在她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农学院教授同时承担教育、科研、推广三个方面或至少两个方面的工作。推广经费由联邦、州、县三级共同负担。此外，私人企业、合作社等也发挥着农业科技服务的积极作用。

3、政府与农民合作组织共同分担型农业科技服务模式

此种服务模式是指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国家推广体系和农民组织既分工又合作，扬长避短、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一个整体。一般来说，政府推广体系主要承担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公益性职能：如农民技术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的短期培训；关系到产业竞争力的重大技术的示范推广；沟通农民与政府、科研、教育之间的联系；对农民推广活动的引导和指导；对农民家庭生活和农村生活环境建设的指导等。农民合作组织主要负责社区范围的技术与经验交流、物资供应、产品推销、统一作业服务、农村家庭生活指导等。政府的推广体系比较精干、素质高、手段先进，完全进行无偿服务；而农民组织的推广与服务队伍非常庞大，具有民办公助、完全民办、微利服务等特征。采取这一农业科技服务模式国家的农民组织化程度很高。

以日本为例。日本实行的是政府和农协双轨推广制，两个体系既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政府设立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健全的科技普及与推广组织系统，中央农林水产省的农蚕园艺局是国家对农业普及事业的主管机构，下设农业推广部负责科技服务工作，推广部下设推广教育改良科和生活改善科，各县农业行政机构内也设农业改良推广科，各地区设有农业改良推广所。农协是开展农村综合服务工作的民间组织，建立了与行政区划相对应的都、道、府、县农协组织，农协基层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农业改良推广所配合，分片深入到农村，在农产品加工、销售、农村信贷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为农民提供服务。

4、农民组织主导型农业科技服务模式

农民组织主导型服务模式的特点是以农民组织推广系统作为整个推广体系的主体。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一般具有历史悠久的合作传统，各类农民合作组织比较发达。以丹麦为例。丹麦的农技推广服务由农业咨询与推广系统、农民合作推广系统和私营农技推广系统三部分构成。其中，咨询与推广系统包括全国农业咨询中心和地方咨询中心两个层次；各类行业协会和合作社构成农民合作推广系统。同时，许多私人公司在农技推广服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体而言，丹麦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是由各类农民组织主导的，农民组织在农技推广服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而政府主要是通过扶持科研、教育，以及依法提供财政补贴等方式来发挥作用。

二、国外农业科技服务实践经验

1、农业科技服务主体多样化

农技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这决定了政府应该在农业科技服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据世界粮农组织调查，在上述模式中，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约占80%以上；非政府的推广体系约占7%；以大学为基础的农业推广体系仅占1%左右。可见，以政府领导为主的农业推广体系是当今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发展的主流。但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农村发展涉及研发、生产、流通、金融、保险、教育等方方面面，政府推广部门没有能力和财力去包办涉农的所有服务，需要教育科研机构、农民合作社、私人企业等积极参与到农业科技服务中来，分工合作，共同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从总体来看，国外农业科技服务是以政府为主多种组织形式共同参与的组织格局。

2、制度保障必不可少

国外发达地区为使农业科技服务有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如美国的农业合作推广服务体系是建立在《莫里尔法》、《哈奇法案》和《史密斯-利弗法》三个重要的农业立法基础上的，日本的农技推广体系也是在《农业改良助长法》、《农业协同组合法》、《农业基本法》等法律的保障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这些法律明确了国家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构成、经费的筹集、各组织形式的合法地位等，有利地保障了整个服务体系稳定的运行。

3、建立协调机制

国外农业科技管理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形成全国统一协调管理和协作网络，强调政府对农业科研管理与协调的职能，有的国家还成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对于发挥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具有重要作用。

4、信息化手段被广泛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都把信息技术迅捷地应用到了农业领域，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科技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目前，农业中应用的信息技术包括图形分析理论技术、“3S”技术、网络信息技术等。例如，在美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农业计算机网络系统，该系统覆盖了美国的46个州、加拿大的6各省和美加以外的7个国家。

5、注重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生产的紧密结合各国国家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农业企业的合作较为密切，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科研、教育、推广、生产的桥梁和纽带，有力地促进了科研成果的推广。美国的合作推

广体系就是依托于州立大学农学院，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促使科、教、推广三位一体的实现。

6、保证充足的资金投入

稳定的资金投入是农业科技服务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外政府一般都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明确服务经费的筹措方式，以保证经费投入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如日本的法律明确规定推广经费由国家和都道府县共同承担，包括协同农业普及事业交付金和农业改良普及对策费补助金。前者中央政府承担60%，都道府县负担余下的40%；后者是中央政府向都道府县提供的推广补助费。

三、国外农业科技服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以上各种农业科技服务模式，虽然国外的农业发展状况与中国国情有一定的不同，但由于受农业本身生产特点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有着很大的共性，仍然能够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到许多启示。

1、完善法律保障体系

与世界许多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法律系统建设上存在很大差距。虽然我国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相关法律，但在服务主体、服务内容、经费筹集等方面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必须进一步加快农业科技服务相关立法工作的进程，以保障农业科技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2、大力培育科技服务主体

科技服务主体是连接科技成果与农民的纽带，科技服务的工作都是由服务主体具体实施的，因此要大力培育中国科技服务主体。具体措施包括：推进公益性服务机构的改革；大力培育各类新兴服务组织；鼓励科研院校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或参与农村科技服务；引导龙头企业创新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发挥其服务带动作用；提高农业科技服务队伍素质。

3、建立多渠道经费筹集途径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靠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但鉴于农业科技服务的性质，单纯依靠政府投资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科技服务需求。因此，应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前提下，按照“政府为主，多元投入”的原则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构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来，建立农业科技服务经费多渠道投入的新机制。

4、加强信息平台建设

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服务信息网络化建设水平不高，只停留在服务本辖区内农户的阶段，而且信息平台的功能较弱，信息资源贫乏。要加快步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功能强大、组织严密、传输快捷、准确有效的农业科技服务信息传播系统，才能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要求。

5、创新农业科技服务理念

国外科技服务业 篇3

“路怒”一词的“发源”与“发扬”

普遍认为，“路怒”一词最早出自美国加州媒体之口，1988年洛杉矶当地电视台报道一系列多城市高速公路枪击案时使用了该词。不过直到1994年之前，“路怒”这个词也只是每年出现三次。随后美国媒体对该词使用频度逐年升高，1994年为27次，1995年为500次，1996年为1800次，1997年为4000次。与此同时，“路怒”一词也逐渐在全球流行开来，例如英国报纸第一次使用“路怒”是在1994年。

和人们想象的不同，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媒体在报道“路怒”时使用的标题往往十分耸人听闻，例如：1997年《芝加哥论坛报》头版是“马路战士：野蛮司机把高速公路变成高速混战”;1997年《新闻周刊》报道是“路怒：我们正开往毁灭”;《今日美国》的标题是“野蛮驾驶：一种传染病”;《华盛顿邮报》标题则起的是“据称高速公路暴力已成传染病”。

新闻内容也常常夸大其词：ABC旗下新闻杂志《20/20》在1996年报道，“他们（路怒族）包围着你，无论你把车开到哪，他们都可能随时爆炸”;《洛杉矶时报》在1998年的一期头版写道，“路怒已成为全美爆炸性现象……自从1990年以来，全美因为交通纠纷而引发的司机杀害他人事件每年增长7%”;《人物》杂志报道，“自从1990年以来，路怒引发的事故已经增长了50%。”

野蛮驾驶几乎等于一切，它包括了：闯红灯、非法变道、驾车距离太近、乱闪车头灯……酒驾，超速，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都可以包括进野蛮驾驶行为。”甚至其定义已经超出了司机范围：在华盛顿特区一个骑自行车者开枪打死了撞到他的机动车司机，被媒体称为“路怒”;一对苏格兰夫妇的狗被宝马车碾过后，他们拿刀威胁司机，也被称为“路怒”。

到了2015年，美国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仍然时不时会以“路怒”为题的病毒式（点击接近或超过百万）视频出现，即使新闻本身并不太符合“路怒”的特征。2015年1月，北卡罗来纳一名女司机试图诱使另一名司机出车祸;2月，奥斯丁男司机朝另外一辆车吐口水，并骂脏话，被录了下来;旧金山，一名男司机停车堵截另一名骑自行车者，并破口大骂引发冲突;拉斯维加斯，一名母亲在教女儿驾驶时，被另一名19岁男司机开枪打死。

精良装备与冒险的不可预知性

世界上第一起车祸发生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武丁时期。某次狩猎，在捕捉一只雌犀牛时，大臣的车马撞到武丁的车子，车上的子央站不稳，坠了下来。子央不幸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车祸受害者。

世界上第一起由汽车车祸引起的死亡发生在1896年8月17日的英国伦敦。至少部分研究者是这么认为的。死者是一名44岁的女性，名叫布里奇特·德里斯科尔。在尸检时，验尸官说：“这样的事情一定不能再发生了。”

然而，一百多年来，随着人类交通机动化的快速发展，交通事故死亡已经成为了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21世纪初，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机动车事故在世界范围内排在5到29岁人群死亡原因的第二位。一些研究者在2005年也提出预测，到2020年，机动车事故造成的死亡将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三的死亡原因;相比之下，它在1990年时还排在第9位。

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美国的科研人员曾经考察过“超级碗星期天”的交通事故发生情况。超级碗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年度冠军赛，通常在星期天举办。

研究者将当天分为了三个时段：比赛前、比赛中，以及比赛后。他们发现，与非比赛日相比，比赛前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数没有明显差异;比赛过程中，由于路上的车辆减少了，所以交通死亡率下降了11%;而在比赛后，交通死亡率猛增41%。

之所以赛后的交通死亡率会急速上升，乃是因为饮酒。“超级碗星期天”的啤酒销售量是平日的20倍。

这是人类行为与交通安全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在1960年代，研究者才发现人为失误占到了所有车祸原因的90%之多，其次才是环境原因，再次是车辆原因。直到1970年代，科学界对人类行为与交通安全关系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但之后的30年里，这个领域的研究迅速丰富起来。

每当一项新的安全技术被应用于汽车，人们常常会乐观地估计它所带来的效应。然而历史经验却让一些科学家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2008年国外石油科技十大进展 篇4

随着深水盐下油气地质勘探理论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 世界盐下油气勘探取得突破性进展, 分别在巴西海域、墨西哥湾等地区都发现盐下油气藏, 特别是近期在巴西海上桑托斯盆地盐下相继获得一系列重大油气发现, 引起业界的高度关注。盐下层系作为油气资源储藏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显示出良好的勘探前景, 正在成为世界油气勘探的新热点。

深水盐下油气地质勘探理论技术的快速发展, 深化了对盐下油气成藏条件和油气分布规律的认识, 改善了深水盐下油气勘探效果, 为取得勘探突破奠定了基础。近几年获得多项地质勘探研究成果和认识, 主要体现在: (1) 发展了盐下储层识别、评价和预测技术, 提出盐下油气以碳酸盐岩和生物礁储层为主, 明确了圈闭类型以生物礁建造和背斜构造为主, 为准确地预测油气分布和部署勘探战略奠定了基础; (2) 采用先进的盐下地震成像等技术, 有助于准确预测岩相模式与储层的非均质性以及确定圈闭的形态、规模与埋深, 通过研究形成一套盐下碳酸盐岩储层预测配套技术; (3) 地震勘探技术的发展及三维模拟技术的普遍应用, 极大地推动了盐构造研究的进程, 通过模拟可以恢复盐构造发育过程和空间变化, 对盐构造的勘探及地质解释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4) 通过解析盐构造演化过程, 进一步掌握了盐膏层蠕变规律, 建立了蠕动压力预测方法, 提高了评价盐下油气成藏条件的准确性。

在深水盐下油气地质勘探理论技术的指导下, 近期全球深水盐下油气勘探获得多个重大发现, 特别是巴西发现的Tupi油气田是2007年全球最引人注目的油气发现, 初步估计可采储量可达50亿至80亿桶油当量。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评价获突破性进展

北极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资料十分匮乏、地质条件极其复杂、环境敏感度特别高的地区。为了更好地了解该地区石油资源情况, 美国地质调查局采用统一的评价标准和方法, 和多家国际机构一道, 用4年时间对北极地区待发现石油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客观的地质分析和研究, 并于2008年7月公开披露了整个北极地区石油资源评价结果, 标志着北极区首次系统油气资源评价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也表明这套评价方法对于很多勘探条件困难的新区油气资源评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评价结果显示, 在北极圈以北地区25个最具油气潜力的地质区, 共计拥有900亿桶待发现的技术可采石油、1670万亿立方英尺待发现的技术可采天然气和440亿桶技术可采天然气液。它们分别占世界待发现石油、天然气和天然气液的13%、30%和20%, 合计占世界待发现技术可采资源总量的22%。在这些资源中, 估计有84%位于海上, 多半待发现的石油资源仅局限在阿拉斯加极地、美亚盆地和东格林兰裂谷盆地。广阔的北极大陆架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尚未开发的石油储藏地。按目前全世界每天大约8640万桶原油需求量计算, 北极蕴含的石油储量能够满足全球3年的供应。

重油就地改质开发技术矿场试验获突破性进展

重油就地改质是对重油开发方式的革命性转变, 多年来国际石油界一直在探索有效的重油就地改质方法, 但仅限于实验室试验。电加热器就地改质现场试验取得成功, 直井水平井结合火烧油层 (THAI) /催化改质 (CAPRI) 井首次投产, 为重油就地改质技术带来突破性进展。电加热器就地改质是通过在地层钻若干口距离很近的水平井, 其中一些插入加热器, 另一些用来生产和监测。经过一段时间, 加热器慢慢将重油加热。随着温度升高, 重油开始发生裂解, 焦炭留在地下, 轻油从生产井采出。应用该技术在加拿大阿尔伯达西北和平河油砂矿区成功进行了先导性试验, 10万桶黑色半固体状油砂改质成30度至49度API的轻油。尽管应用规模还不是很大, 但该技术有可能成为彻底改变重油开采局面的“游戏变革者”。

THAI/ CAPRI是将THAI的热裂解效应和CAPRI的催化裂解效应相结合的就地改质技术。其中THAI技术是一项通过采用垂直注入井和水平生产井的布井方式来提高火烧油层采收率的新技术。在阿尔伯达Whitesands油砂项目的三对THAI试验井取得成功的基础上, 在生产井水平井段安装了两个同心割缝衬管, 之间放置了活性催化剂床。这样, 产出油先是经过THAI的热裂解, 然后又经过CAPRI催化裂解。在实验室测试中, 除了THAI技术的改质效果外, CAPRI技术成功改质了API度为7度的原油。在油田现场应用中, 2008年6月完钻的试验井8月开始注空气和采油, 至今正在连续生产, 产出油已经由8度API改质到11.5度API。

高含水油田改善水驱新技术取得重要进展

针对世界上大量的已注水和水淹后油藏的深化开发, 摸清剩余油的空间分布, 有的放矢地开采剩余油成为关键。以极大触及储层井 (ERC) 为代表的八项新技术将成为未来20年的关键技术: (1) 极大触及储层 (ERC) 的钻井技术; (2) 水平分支井流入量灵巧控制技术; (3) 油田智能化全自控开发技术; (4) 井下储层流态无源地震监测技术; (5) 储层千兆级网格模拟技术; (6) 注入流体随机变性技术; (7) 仿生井技术; (8) 可深入储层的纳米级侦测技术。

目前正在积极研发ERC井和仿生井, 其大部分要素已经实现, 如井下智能控制阀可以封堵特定分支, 井下监测和地面控制装置可以实时分析流体特性。多家石油公司和服务公司研发的应用液压或电力系统的流量控制技术已经取得成功并广泛应用, 正在向智能化方向迈进。各大石油公司正在着力研发和推广的数字油田技术已经实现油田的实时监测, 为实现能“自动运行”的全自控油田奠定了基础。技术服务公司正在将无源微震技术推向商业化应用。已经攻克千兆网格模拟器的核心技术, 并实现700兆网格的数值模拟。注入流体自变性技术已经取得初步进展, 今后的研发重点是使其适应更广泛的油田条件。油藏纳米侦测仪已经研发成功并通过首次可行性测试, 解决了侦测仪在地下“旅行”必须要满足的尺寸、浓度、化学性质等关键指标。

随钻地震技术在精确高效低成本勘探钻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随钻地震技术 (SWD) 是一种根据深度和地震旅行时实时跟踪确定井眼轨迹的新方法, 主要用于钻井过程中的实时监测, 及时为钻井工程师提供取心、下套管点、预防钻井危害及确定过压带等相关信息。随着SWD的不断发展、成熟, 作为一种新的低成本的勘探手段, 在为油田开发或储层描述提供更加翔实和有效的补充信息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较快的发展, 尤其现阶段对于国内大力发展水平井开发薄产层能更好地发挥精确导向作用。

SWD测量完全是在钻进过程中进行的, 对钻井几乎没有干扰, 其本身成本很低, 如能正确使用可大大降低钻井成本, 并能保证钻井安全。如果把检波器或检波器排列置于地表或近地表, 则其实质是一种逆VSP (垂直地震剖面) , 有人称之为随钻VSP或随钻逆VSP;如果把检波器排列置于相邻的井中, 则其实质是一种井间地震测量, 也可称之为随钻井间地震。SWD通过两种方式应用:早期是利用井下震源和地面检波器, 近年来利用地面震源, 在井下使用一个或多个检波器。应用随钻VSP技术已经在确定钻头位置、随钻成像、选取固井和取心点、估算钻头附近孔隙压力以及钻井事故预警等诸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一代SWD工具通过多波、多轴传感器、加固检波器、地震加速器和水下检波器, 并结合新的高精度定时与地面系统, 成功解决了耦合问题。哈里伯顿公司对新工具的设计性能进行了研究, 并应用多重传感器和不同类型传感器在各种地层和定向井中进行了地震数据采集现场试验, 将随钻地震数据采集与电缆VSP测量数据进行对比, 证实新一代SWD工具可以为钻井工程师提供精确有效的数据支持。

连续管钻井技术进一步拓展应用领域

连续管钻井技术在油气勘探与开发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7年年底, 全世界应用连续管钻井已经超过10000口, 预计今后每年新增连续管钻井数量将达到1000口左右。随着连续管钻井技术与欠平衡钻井、控压钻井、旋转导向等技术的结合, 使得连续管钻井技术的应用领域得到大幅度的拓展。

连续管欠平衡钻井 (CT-UBD) 是以连续管作为管柱的欠平衡钻井作业, 不仅解决了过平衡作业钻速低和钻井液漏失等问题, 同时降低了储层伤害, 油井产量提高40%。连续管旋转导向钻井 (CT-RSS) 能够打破泥浆马达-特定弯接头导向造成的管径限制, 解决了井深超过1500米时的定向控制问题, 在定向和垂直深井钻井中获得良好的效果。连续管控制压力钻井 (CT-MPD) 可以减少频发于连续管钻井过程中的压差卡钻事故, 在北海油田的应用中, 降低了成本, 简化了操作, 明显改善了油井的生产效率。微井眼钻井技术 (Microhole Drilling) 是美国能源部资助的重点研发项目, 目的是推动美国浅层油气资源的快速开发。目前微井眼技术研发已经取得一系列进展, 包括微井眼钻机、井下仪器、智能导向马达、随钻测井系统、微井眼连续管牵引车、雷达导向与无线电数据传输系统等。为了解决常规连续管不能转动所带来的钻井问题, 已经研制成功一种可以从地面旋转的连续管钻井装置。该装置可以驱动连续管以20转/分的速度, 节省40%的钻井时间, 减少66.6%的盘管、放管和矫直作业次数, 从而使连续管的疲劳寿命延长300%。

连续管钻井技术的快速发展, 已经体现在发达国家油气钻井工业的规模化应用上, 相信这些技术进展将对我国连续管钻井设备与技术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借鉴和引领作用。

测量横向弛豫时间的磁共振随钻测井仪器研制成功

随钻核磁共振测井是一种能够测量井下多种地层参数的先进测井技术。开发这种仪器面临的主要难题是, 井底钻具组合 (BHA) 的振动会严重影响测量, 造成钻井期间无法直接测出横向弛豫时间 (T2) , 这是长期以来影响业界接受随钻核磁共振测井技术的部分原因。

为了降低震动和采集T2数据, 贝克休斯INTEQ公司开发成功的LWD磁共振仪器——MagTrak LWD在设计中采取3种技术措施:第一, 使形成的静态场在探测范围内梯度接近于零;第二, 开发了特殊的电子线路, 保持回波间距为0.6毫秒;最后, 设计了特殊扶正器以消除BHA与井眼摩擦造成的旋转。

MagTrak LWD是第一个在钻井过程中成功测量T2的仪器, 并能实时提供T2分布信息。MagTrak LWD可以提供综合的磁共振测量结果, 包括地层孔隙度、束缚流体体积、自由流体体积、渗透率、油气检测以及T1 (纵向弛豫时间) 与T2谱分布等。实时应用包括, 通过页岩分类识别潜在的井眼问题、改善射孔作业、识别遗漏的低阻油气层、在高风险井中获得高质量数据, 为优化井位、安全钻井、提高最终采收率提供数据支持。

目前, 该仪器已经在北海、西非、欧洲等海上和陆上的约60口井中投入应用。

“血小板”技术解决油气田集输管道泄漏定位与修复难题

一种被称为“血小板” (Platelets) 的管道修复新技术在英国开发并得到成功应用。该技术可替代传统的管道泄漏定位与修复方法, 并可形成一整套管道泄漏问题解决方案, 在管道安全运行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这项由英国Brinker技术公司开发的新技术, 其灵感来源于人类的血小板。当人身体的血管破裂时, 血液里的血小板就会自行在血管破裂处凝结堵住伤口。在管道流体中加入Platelets微粒, 微粒随流体流至裂缝处时, 流体的压力迫使微粒进入裂缝, 微粒紧贴管壁从而达到阻止泄漏的目的。该技术还可用于管道泄漏定位。应用时, 只需在微粒中加入放射源, 辐射探测器安装在遥控潜水装置或清管器上, 即可准确找到泄漏位置, 排除其他可疑点。Platelets技术可以用于任何流体管道, 只需流体与管壁间存在正压, 从操作压力高达500巴的小口径海底管道到仅比大气压稍高的大口径陆上管道均可使用, 包括输油管道、天然气管道、挠性管和井下维修。

Platelets技术首次应用是在英国BP公司Foinaven油田的注水管道, 其后又被用于阿帕奇公司在Forties油田超期服役的原油集输管道上, 作为解决老管道泄漏问题的应急方案。在Forties油田所修复的4条管道, 管径分别为12英寸和20英寸, 长度在3300米至7600米之间。壳牌及挪威海德罗等公司也相继应用了Platelets技术, 为其管道安全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渣油悬浮床加氢裂化工业试验成功

埃尼公司悬浮床技术 (EST) 是渣油转化和非常规原油改质的一项重大技术创新, 该技术可使原油中最重的组分全部转化为有用的产品, 对石油的有效利用和环保效益有重大影响。

EST 采用纳米级的加氢催化剂和创新的催化剂分离流程, 可使原料油完全转化为有用的产品, 或改质为比重低的合成原油, 而不产生残渣。该技术的核心是悬浮床反应器。重原料油在数千ppm纳米级铝基催化剂的存在下转化为比较轻的产品。原料油转化由热反应开始, 碳-碳键断裂产生自由基。自由基通过H-吸附反应被突然骤冷, 防止自由基再结合进一步生成焦炭。由于使用无载体的淤浆催化剂, 不会存在固定床和沸腾床反应器中由于金属和焦炭沉积在多孔载体上而出现的堵塞问题。反应产物从反应器流出经过改质的油进入分离系统, 回收气体、石脑油、中馏分油和减压瓦斯油, 未转化的原料油和分散的催化剂循环回反应器。

该技术在实验室和中型装置上试验成功, 并在Taranto炼油厂建设一套6万吨/年的工业示范装置。装置运行表明, EST有很好的原料灵活性, 可将各种渣油、超重原油和沥青全部转化为轻、中和重馏分油并很少排出尾油;同时还具有较强的脱硫、脱金属和脱炭的性能和适当脱氮的性能。

与现有的转化技术相比, EST具有良好的经济性, 埃尼公司决定在Sannazzaro炼油厂建设第一套100万吨/年的工业生产装置, 计划在2012年第二季度投产。

第二代生物柴油生产技术开发成功, 首套装置建成投产

芬兰耐思特 (Neste) 石油公司采用第二代生物柴油生产技术NExBTL在其芬兰Porvoo炼油厂建成投产17万吨/年装置, 成为世界上首套生产第二代生物柴油的炼厂级生产装置。

NExBTL工艺适用范围广, 既可处理植物油, 又可处理动物脂肪, 目前采用原料主要是菜籽油、棕榈油和动物油脂。NExBTL被列入2008年环境欧洲商品奖产品目录。NExBTL生物柴油是世界上首次工业生产的第二代生物柴油, 适用于所有柴油发动机, 至少含10% 的可再生柴油。与化石柴油相比可减少40%至60%的温室气体排放, 并显著减少悬浮颗粒物排放。

国外科技服务业 篇5

教育科技在美国风生水起，e school news的一篇文章总结出2015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十大教育科技创新方向。

No.1 信息化时代下的教育公平

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已经习惯在工作、学习、生活中使用便捷有效的信息技术。曾经受限于时间空间的教育资源，如今可以通过网络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分享。教育资源共享，对教育平等化问题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无论学生来自什么样的背景，都可以通过前沿的网络信息工具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

为了保障所有的在校学生都有机会使用到网络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平台，一些学校在课余时间开放图书馆和机房，方便学生读书查阅资料。奥巴马政府提出的ConnectEd的政策提案，斥资推进校园科技化进程，希望在2018年实现高速网络在校园的全面覆盖，让99%的美国学生可以在校期间使用宽带网。教育科技化的风潮也让科技公司自主地和学校合作，网络供应商如AT&T，T-mobile，Verison等等愿意免费或者以低廉的价格为学校安装网络和设备。

No.2 移动设备 & 移动学习

教育工作者致力于让学生接触并掌握移动设备的使用方法，从而更好地利用移动设备进行学习。移动设备的使用给予老师更多的教学选择，有利于打造个性化的学习模式，并且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

移动学习在教育中的应用将会越来越普及。学校的学习管理系统也有待更新，否则就会过时。如今，超过1/3的教师表示曾经在教室里使用平板电脑或者E-Reader，73%的教师通过手持移动设备访问数字资源。到2016年，100％的K12学生会将移动设备用于教育。

No.3 云图书馆

云图书馆计划（Cloud Library project）是由OCLC研究中心、Hathi Trust数字图书馆、纽约大学Bobst图书馆、研究型馆藏获取和保存联盟四方为适应云发展联合策划和实施的项目，得到了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的赞助，旨在研究图书馆中利用率低的印本图书实施外包管理的可行性。海量数字化馆藏的出现将会改变所有图书馆的现状，优化配置印本资源成为可能，从而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率，促进馆藏资源的重定向和图书馆服务的创新。

与此同时，学校图书馆从传统而静谧的线下读书场所，逐渐变成合作学习和在线研究的中心。图书管理员也不再是传统的整理书架的角色。他们也跻身于数字科技的洪流，掌握最新的信息技术，丰富教育资源的共享性。云图书馆可以让学生在线共享图书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图书馆馆藏数目的局限性。有数据分析显示，56%的学校和图书馆都预计开始向电子图书转变。

No.4 STEM教育

在国际教育的评比中，获得STEM学位的人数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美国政府的STEM计划是一项鼓励学生主修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学科。美国也实施了相关的教育政策，不断加大对于STEM教育的投入，培养学生理工科的素质和能力。STEM教育的挑战之一是如何设计引人入胜的课题，使学生在比较小的年纪，且还未对数学、科学、工程类理工学科产生抵触情绪之前，产生学习的兴趣。美国政府也投入更多的研究和资金，关注女孩和少数族裔的学生，提供更多STEM教育相关的资源，鼓励该群体在理工科领域有所建树。

No.5 翻转课堂 & 混合式教学

STEM教育的潮流逐渐成为美国教育发展的趋势。教育者希望借此增强学生的科学技能，因此运用科学技术硬件软件而进行的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也应运而生。所谓翻转课堂是指，学生可以在线完成知识的学习，课堂变成了教室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互动的内容包括答疑解惑、知识应用、动手实践等。所谓混合式学习是指，结合在线课程和面对面实体教学的学习方法。无论是翻转课堂还是混合式教学，都力求鼓励学生利用电子科技设备和网络教学资源，实现个性化学习。

许多教育者表示，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将视频等信息技术应用于翻转课堂的教学中，从而让学生更好的融入到自主学习模式中，提高学习兴趣。同时混合式教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传统课堂达不到的效果，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特长，进行个性化学习。No.6 在线测试检验新课标

2009年，美国推出针对K－12阶段数学和英语学科的新课程标准。新课程融合理论和实践，旨在统一全美的教学进程和水平，帮助中学生在将来更好的适应高等教育，从而应对全球化时代下日益激烈的竞争。新课程标准对于K－12阶段每个年级的学习目标都有明确的要求，迄今为止，美国大部分州已经选择采用新课程标准。

按规定，2014-2015年，各州要对新课程标准的学生达标情况组织在线测试。眼下，美国各州距离在线测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目前一些州已经启动了初步测试工作。

No.7 程序设计和编程技术

程序设计正迅速成为学校的一门必修课，已经作为与STEM教育息息相关的一个分支。在美国中小学，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推进程序设计课程，许多相关的网络平台和APP应用程序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例如Code.org。另外，职业教育方面，美国高级阶段计算机学科的培训人数也在今年显著上升。在美国的监狱里，也开始实施编程课程，以方便刑满出狱者可以更好的回到劳动力市场上。

No.8 教育游戏

当教育者绞尽脑汁地创新教学模式之时，游戏教育作为激发学习兴趣地一种教学手段脱颖而出。配合引导和恰当的使用，好的游戏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协作和互动，培养学习的兴趣、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辩证思考能力。教育游戏是严肃游戏的一种，是专门针对特定教育目的而开发的游戏，具有教育性和娱乐性并重的特点，是以游戏作为教育的手段，设计游戏的时候以成熟的教育理论作为理论支撑，取得教育性和游戏性的平衡，从而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完成教育过程的产品实现。

No.9 教师领导力

学校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一所学校的成功也源于强大的教师领导力。传统上认为学校的领导力只有一种，即校长领导力。但美国近年明确提出了教师领导力的理念，促进学校发展教师领导力模式。当教师感到获得支持并赋予权利的时候，他们的教学实践更加富有成效，而这对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参与性，以及学业的进步，有直接的关系。与此同时，教师领导力还体现在教育科研、新产品研发等方面。同时在教师教学群体中，老师之间地交流和相互学习也成为了一种可能性。不少在线平台给老师提供了交流的场所，针对教学难点和学生难遇到的问题，老师们可以方便交流，在协作中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No.10 创客在行动

国外科技服务业 篇6

科技创新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呈现递增趋势。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科技创新必须迎头赶上。

欧盟：科技创新力度不减

近年来，欧盟成员国为应对欧债危机纷纷采取紧缩财政政策，但却没有减弱对科技创新的投资力度，多数成员国仍保持甚至扩大了研发经费的投入规模。统计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2012年的研发经费为2669亿欧元，比2011年增长2.9%。即使在欧债危机期间，欧盟成员国研发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仍保持增长，2012年提高至2.06%。在欧盟成员国看来，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动力。科技创新能够促进产业更新升级，产业更新升级能够创造出大量新经济增长点和提供更多新就业机会，最终带动经济走出危机和实现增长。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曾表示，科技创新在欧盟应对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方面至关重要，尽管目前欧盟总体上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但对于科技创新和教育还要加大投入。那些在科研创新领域投入充足的国家最容易走出经济危机。这就是为什么科技创新在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中被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

“地平线2020”计划是欧盟委员会于2013年年底批准实施的一项科研规划方案，期限为7年（从2014年至2020年），预算总额约为770亿欧元，是第7个欧盟科研框架计划之后的主要科研规划。作为欧盟科技创新的主要规划，“地平线2020”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整合欧盟各成员国的科研资源，提高科研效率，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根据“地平线2020”计划，欧盟委员会建议成员国将研发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从现在的2%左右增至2020年的3%。

“地平线2020”计划的前身为始于1984年的“欧盟科研框架计划”，是欧盟成员国共同参与的中期重大科研计划。“地平线2020”计划几乎囊括欧盟所有科研项目，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三大领域。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后7年中出资约250亿欧元用于基础研究，加强欧洲研究委员会（ERC）的运作，为科研人员提供高层次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支持最有才华和创造能力的个人及团队开展高质量的前沿科技研究，支持在具有前景的基础研究新领域开展科技研究和创新合作，以提高欧洲整体基础研究水平和确保欧盟的基础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出资约300亿欧元用于应对人类面临共同挑战方面的研究，以促进医疗健康、食品安全、老龄化、清洁能源、绿色运输、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研发；出资170亿欧元用于有关应用技术方面的研发，具体包括信息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领域的研发。此外，欧盟还将根据计划向“战略创新议程”项目投资28亿欧元，为中小企业创新投资25亿欧元，并且向科研企业提供种子基金以帮助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

欧盟在科技创新方面强调采取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原则。“地平线2020”计划侧重于整体性、前沿性和基础性研发。“地平线2020”计划在保持传统的框架计划基础上强调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精化申请规划项目的手续，统一规则，降低审批门槛，平均申请时间可减少100天；二是鼓励欧盟和欧盟以外的新申请人申请项目，支持非主流的创意，确保世界各地的优秀科研人员和发明家能够申请到项目；三是为科研人员提供从创意、研发到市场的一条龙服务；四是更注重贴近市场的、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科技创新；五是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领域的科研项目中，更加注重能够创造商业机会的科技创新；六是为具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科学家或首次申请者提供更多机会。

欧盟已于2014年年初正式启动“地平线2020”计划，预示着欧盟科研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和科技创新效益进一步提高。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具有实用化和市场化的特点。所谓实用化，就是科技创新以增强竞争力、促使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解决社会突出问题为主要目的；所谓市场化，就是强调科研成果最大程度向市场靠近，进一步扶植中小企业开展研发工作，强化资本运作手段以促进科技创新。“地平线2020”强调科技创新和市场驱动，将重点扶持一系列具有创新思维、高科技含量、具备世界性竞争实力的科研项目和创新活动，实现创新理念的市场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经济界人士认为，随着“地平线2020”计划的逐步落实，欧盟未来的科技经济竞争力将得到较大提升。

瑞士：竞争力缘何稳居世界首位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瑞士已连续6年位列榜首。纵览历年报告不难发现，强大的创新能力被认为是瑞士长期保持竞争力排名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瑞士的创新能力得益于其与时俱进的创新政策、高效的研发资金投入和优良的人才培养环境。

作为瑞士创新发展战略的主导，瑞士政府不断拓宽自身的创新责任。根据2011年最新修订的《研究与创新促进法》，瑞士政府的创新责任由“单纯促进科学和创新”扩展到“将科学和创新政策与科学和创新过程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进程”。为推动创新发展，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重点明确放在增强瑞士的竞争力、附加值和就业市场上。瑞士联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也从经济部独立出来，成为专司创新促进的联邦机构，负责促进“以科学为基础的创新”，而原有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则负责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学研究”。

作为瑞士创新发展战略的核心，瑞士研发资金实现了优化投入。研发工作在瑞士受到高度重视。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年，瑞士政府对教育、科研和创新的投入预算约为260亿瑞朗，超过欧盟平均水平，投入对象包括对联邦理工大学、各州大学、应用类大学、国家科学基金会、创新推广机构以及非大学类研究机构等。为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瑞士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承担着不同类别的研发任务，联邦技术科研机构和大学主要承担基础研究，私营部门和应用类大学主要从事应用型研发以及致力于将技术转化成为市场化创新。endprint

作为创新发展战略的关键，瑞士科技教育特色鲜明。瑞士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其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尤其是职业教育独树一帜，为瑞士推行创新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瑞士，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后，超过2/3的学生转向职业技能培训，继续上大学的比例并不高。瑞士人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只培养科学尖子，还要在各行各业培养职业技能人才。瑞士有一套严谨、完整、高水平的职业技能培训系统，涵盖数百个工种。各行政机构、工商行会、私营企业都十分重视对职工的培训，以保证本行业后继有人，持续发展。技艺高超的专业技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深受各国消费者喜爱的产品，使“瑞士制造”成为享誉世界的品牌。

作为瑞士创新发展战略的助推剂，外国智力资源在瑞士得到广泛利用。在本国人口较为有限、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者数量不足这一大背景下，瑞士要想保持乃至增强发展竞争力，外来人口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凭借传统国家“中立政策”以及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瑞士广纳全球科技人才，大批高素质人才涌入瑞士。根据瑞士联邦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瑞士的外来人口中有84%持有高等教育文凭，从事最多的五大行业依次为信息技术、化学制药、企业咨询、机械以及食品饮料，均为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

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对于自然资源和人口数量均不占优势的瑞士而言，竞争力之所以能够长期排名首位，与其强有力的创新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其成功经验，无疑值得像中国这样一直努力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借鉴。

韩国：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经济增长目前还在延续。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不足100美元跃升至2013年的2.4万多美元。这除了归功于韩国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开发、对外开放的政策等因素外，政府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也是最重要的原动力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大规模经济开发时，韩国通过引进国外技术，进而模仿、消化和吸收，再加上“走出去、请进来”的人才战略，实现科技开发从无到有的转变。20世纪60到80年代，韩国用于外购技术的费用达240亿美元。借助买来的技术，原先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韩国生产出了汽车、火车和轮船。2011年以来，韩国科技创新公司的数量增加了80%，科技孵化器公司的数量从1家增长到50余家。

最新的《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韩国的创新指数为55.27分（最高分为100分），在14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6位。在创新指数的81个构成指标中，韩国的高等教育登记率、研发总支出、电子政府服务、网络参与、GDP对股市总值比率、知识创造、国内专利申请率等指标甚至排名首位。韩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近年来持续上升，2012年排在第21名，2013年上升至第18名，今年再度上升2个名次。

政府主导是韩国科技创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早在1989年，韩国政府便出台了《尖端产业发展5年计划》，重点推进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光纤维等7个高科技项目的研究。此后发展重点又推向数码广播、智能机器人、新一代半导体和未来型汽车等10大高新技术产业。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在竞选时就提出了“创造经济”概念。其当选后，在新政府各部门机构设置中，“创造经济”的总责部门——未来创造科学部排名第二，仅次于由国务副总理领导的企划财政部，为设立该部门的机构调整牵动了之前的教科部、知识经济部等多个机构，足见对创新带动发展理念的重视。

韩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大量资金投入是科技产业和创业发展的必要因素。近年来，韩国的研发投入始终保持在世界前十位，资金总额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政府的资金支持也带动了风投的加入，软银风险投资、石桥资本和StrongVentures等老牌风投公司均已涉足韩国初创企业。

韩国在发展科技创新方面也非常注重与国际的合作。2012年韩国与欧盟就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加强欧盟与韩国技术创新融合”的“韩国尤里卡日”活动。今年以来，韩国与以色列两国在科技领域内的合作动作频繁，引人注目。韩国有以科技为导向的汽车、手机、电视、一系列消费电子产品，以色列则擅长于提供各种科技产品的技术解决方案，两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互补，而无人机、信息安全等技术是韩国最迫切的合作领域。

芬兰：创新驱动企业进步

芬兰地处北欧，气候寒冷，土地稀缺，但却是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芬兰企业的创新能力从何而来？近日，记者参加了“纯净芬兰”活动，走访了那里的创新型企业，从中寻找答案。

注重服务创新和用户体验，是芬兰企业的一个鲜明特点。以生产电梯及自动扶梯见长的通力集团，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记者在通力集团赫尔辛基总部看到，其最新研发的智能客流解决方案，除了为用户创造平稳、安全、舒适感外，还具有无需等待的客流体验。综合解决方案部经理吉姆·朗斯卓姆向记者解释，利用全新目的选层系统，用户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直接呼叫电梯。吉姆·朗斯卓姆现场向记者作了演示，他用手机下载的操作系统选择想要前往的楼层，手机上就会显示电梯现在正运行到哪一层，还有几秒钟到达等信息。选层还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操作，访客可以不用磁卡，由前台接待人员直接通过屏幕操作，屏幕会显示电梯将要到达时间，并直接选择楼层，显著提高了大楼内的通行便捷度。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在电梯旁的屏幕上输入想要抵达的楼层信息，屏幕上会显示系统分配给当前用户的电梯编号，这样将需要抵达同一目的楼层的乘客分在同一个轿厢，从而减少中途停站次数，并缩短行程时间。

诺基亚的成功，曾带动了芬兰及全世界庞大的通讯产业链，成为芬兰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先标志。今天，在手机业务出售给微软后，诺基亚虽然辉煌不再，但仍然延续了对前沿技术创新的不懈追求。记者在诺基亚解决方案体验中心了解到，诺基亚目前正将业务重心转向发展诺基亚通信、Here地图和诺基亚科技三大支柱业务，希望这三大支柱业务能成为公司新的增长引擎。在面向未来的5G方面，诺基亚通信研发与技术副总裁劳里·奥克萨那认为，2020年数据流量将是2010年的1000倍，每一个终端用户每天数据流量将达到1Gbit。诺基亚正在研究如何使5G网络在处理高数据流量时做到网络零延时、低耗能、低成本，全力打造自动纠错、个性化的网络服务。劳里·奥克萨那预计，到2035年5G网络将在世界上普遍使用。

国外科技服务业 篇7

科学界的激励-竞争机制主要通过科技奖励制度来体现。R K Merton[2]于1957年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一文中探讨了科学界普遍存在的优先权问题, 并将科技奖励制度作为科学界核心的激励-竞争机制。此后, Jonathan R.Cole 与Stephen Cole, Harriet Zuckerman, Jerry Gaston, Diana Crane等均对该问题从多个层面予以探讨。根据对国外“学术期刊图书馆”的检索, 从1998年8月到2008年8月, 关于科技奖励的文章有82篇, 关于科学产出率的文章有62篇, 关于“科学承认”的文章有21篇。

概括起来, 国外对“科技奖励的竞争-激励机制”研究可分为三个部分。

1 科技奖励的激励-竞争机制对科学共同体的影响

R.K.Merton[3]认为, 不能奖励杰出表现的报酬体系常常是导致越轨行为产生的条件。在科学界, 特权地位、荣誉奖励、同行承认, 以及金钱一类的报酬结构组成了一个综合的报酬结构, 科学界的报酬制度有赖于鉴别杰出表现的社会机制。科技奖励制度作为鉴别科技界杰出表现的社会机制, 激励与竞争是其基本功能。激励与竞争机制是在科学的社会建制目标确定的情况下, 有效地实现该目标的手段, 即在“目标已知-机制未知”的分析模式下, 寻求提高科学建制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与可靠性。

1.1 奖励制度为科学共同体提供了优先权“承认”的价值标准

Zuckerman认为, 大多数科学家都渴望受到同行承认的激励。Merton写道, “正如达尔文曾经说过的那样, ‘我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因为想得到我的自然科学家同行的尊敬而大大加强。’”Hans Selye更是直言:“就我所知, 一切能够很好地做出判断的科学家都非常急于使他们的工作得到别人的承认与赞扬 (在这群人中也包括我自己) 。” Jonathan R Cole 与Stephen Cole[1]认为, 如果科学家的行为受到强烈的激励, 以继续从事艰苦的工作, 克服几乎总是伴随着最有价值的研究活动的挫折, 那么他们的行为必为其科学共同体中同行的积极响应所强化。承认有助于保证科学家继续从事研究, 得不到适当的承认可能鼓励大量有能力的和多产的科学家从事可能会带来某些其他类型的奖励——也许是金钱——的活动。………象整个历史上的其他任务一样, 当今的科学家仍然想得到对其发现或创造的承认。

Merton断言:承认是科学王国的通货。科学家均对自己的工作受到同行承认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承认的方式有很多种, 如引证、奖励、学术界的地位、荣誉头衔等, 而科技奖励由于是对重大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给予的权威性承认, 其影响往往使某位科学家的工作迅速为整个科学共同体所熟悉, 最高荣誉等级的科学奖甚至能使伟大的科学家一夜之间为全世界所认识, 自然成为科学家最渴望得到的激励方式。

科技史上, 在制度化的科学奖励产生之前, 非制度化的奖励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设奖者一般为社会权贵阶层, 他们的地位导致所设奖励具有极高的荣誉性, 社会认可度很高, 获奖往往能使学者一夜成名而步入社会上流。但是, 其缺点也非常突出, 表现在奖项的设定上具有随机性, 在奖励对象与时间上具有随意性, 且竞争所依据的是整个社会的共有规范。制度化的科技奖励所变化的不仅仅表现在奖励的规范化、连续性上, 它还是科技界维护自身特有的社会规范、社会角色与价值取向的核心制体现, 是将科学家的行为规范整合到科学界之中的重要手段。

Jerry Gaston[4]认为, 科技奖励系统体现了科学家扮演其科学角色的好坏与相应报酬的关系, 在奖励系统中金钱对科学家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科学共同体对科学家在增进科学知识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的承认与荣誉。Merton认为, 科技奖励制度是科学的规范结构与科学的建制目标之间互动的产物。“ (科学界的) 承认与尊敬只会给予那些最好地完成了他们任务的人……”。奖励不仅推动着科学的建制目标的实现, 同时也在维护着科学的规范结构, 即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四种科学的精神气质。

科技奖励制度之所以成为科技界最核心的激励手段, 既与科学家所渴望得到优先权的适当承认有关, 也与奖励制度鲜明地凸现了科技界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1.2 奖励制度提供了科技界的核心竞争机制

从竞争角度而言, 科技奖励制度是一套促使科学避免深陷多重发现的争执困境的重要机制。Merton指出:“同一项科学发现有多重独立的呈现, 这个重要的事实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科技界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多重发现, 实际上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科学巨匠, 从枷利略、牛顿、法拉弟、达尔文、笛卡儿、惠更斯、李斯特, 到弗洛依德和当代科学的伟人们, 都卷入了多重发现引起的争论。[6]如果没有一套明确的裁决机制, 那么科学就将深陷无止境的多重研究与争议之中, 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套及时的裁决机制, 以褒奖最先解决问题的学者。

Merton敏锐地意识到了科学界竞争机制存在的问题, 从优先权之争入手, 提出了对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予以确认与奖励的科技奖励制度。奖励制度有效规范了科技界的竞争机制, 奖励会使伟大的科学家的发现立即为科学共同体所熟悉, 并迅速扩散成为主流, 从而大大减少了科学界无效的重复研究。

科学界内部有等级明晰的分层体系, 以奖励制度与分层之间的关系而言, 对角色的评价过程是产生分层的必要条件。Bernard Rarber[6]指出:“社会差别与社会评价互动的产物就是社会分层。”国外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影响科学界分层的因素进行研究, 发现奖励以及奖励的荣誉等级已经成为决定科学家在科学界地位的核心因素。

Jonathan R.Cole 与Stephen Cole[1]指出:“最杰出的科学家通过其对科学知识的贡献、通过在科学中得到最高评价的活动形式而达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发现, 尽管走到科技界的上层有主要有两种途径, 其一是因为独创性的杰出贡献, 其二是因为杰出的管理能力而走到了科学界的上层, 但是, “在科技史上, 第二种成就会被很快遗忘, 而通过获得高荣誉等级的科技奖励者的影响力可以持续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通过对美国科学界尤其是理论物理学界中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歧视的研究, Jonathan R Cole 与Stephen Cole发现, 科技界的社会分层较少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 表现出了对于知识独创性的高度认同感, “在所有科学活动中, 只有对知识的独创性贡献才能得到最高的评价”[1]。可见, 科技奖励的荣誉有效地维护了科学家在科学界分层体系中地位的权威性。

科技奖励与奖励的荣誉等级不仅已经成为科技界社会分层的核心依据, 其影响甚至远远越出科学界, 被视为国家竞争实力的一种衡量标准。Prise 甚至认为“国家要么发表 (科学论文) 要么就消亡”。 Harriet Zuckerman[7]考查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分布, 发现自1901-1921年的20年中, 4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赢得了74%的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金,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统治了诺贝尔奖。获得奖金的多与寡对应的是这些国家的实力的起伏, 最高荣誉等级的科技奖励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2 科技奖励制度中存在的激励-竞争机制

2.1 科技奖励的激励价值及影响因素

科技奖励制度对科学家的激励价值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奖励的增强效应上, 所谓增强效应, 就是Jonathan R.Cole 与Stephen ColeCole[1] 所指出的, “……获过奖的科学家是多产的, 未曾获奖的科学家变得不太多产。”Price认为, “……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产量低的科学家是无足轻重的而产量高的人都是著名科学家, 甚至也没有证据说明荣誉等级依据于产出率等级, 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

Jonathan R.Cole 、Stephen Cole、Santesteban、Cristian Javier等学者研究了获得科技奖励的奖后效应, 发现在不同学科中增强效应比较普遍地存在。Jonathan R.Cole 与Stephen ColeCole[1]在1973年对于物理学家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物理学家们的产出率深受他们早期著作所获承认的影响。那些写出最佳论文的人都获得奖励并继续保持高产出率, 未获奖者的产出率则陡然下降。”斯坦福大学的Santesteban、Cristian Javier[8]则研究了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与其它经济学家的产出率水平, 发现诺贝尔奖获得者表现出较高的产出率, 高出平均水平近3倍以上, 并长时间保持高于平均水平的产出率水平。Zuckerman[7]访问了1963年在美国工作的5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的41位, 通过研究, 她发现, “获奖者不仅较早就开始发表论文, 而且较长期地持续发表, 他们的论文发表率很高, 从他们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起, 平均每年3.9篇, 而对照组的科学家每年为1.4篇。最多产的获奖者每年发表10.4篇。”

尽管许多国外学者对奖励会导致增强效应持乐观态度,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他们的观点, 但也有学者发现在用奖励的增强效应解释科学家的产出率的差异时, 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既存在着获得奖励后产出率增加的现象, 也存在着获得奖励后产出率减少的现象。如Wolinsky与Allision 与 Stewar[7]就对Jonathan R.Cole 与Stephen Cole1973年的一项研究提出批评, 认为“他们关于早期承认促进后期产出率的结论站不住脚。……十年以来的大学费用明显地增进十年期的产出率。”

从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 奖励制度激励的有效性问题比较复杂, 奖励的确能产生较为普遍的激励, 但也存在着例外, 激励能否达到激励相容也因人而异。

Harriet Zuckerman通过与几十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进行深入沟通, 发现尽管大多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获奖后感受到了巨大的满足感, 但是否受到激励高度受制于他们对科学的价值观念。她指出:也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不满他们的获奖研究, 主要由于他们珍视解决难以对付的问题时所凭的直觉、独创和所获得的成功。而那种处于偶然的幸运的发现, 无论在科学上意义多么重大, 通常都不符合这些标准。有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对自己由于纯属偶然的发现而获奖觉得授予自己奖励完全是无功受禄, 但是另一位由于偶然而得到奖励的学者却以此自豪。此外, 那些带有试验性的、不完整的成果也会使获奖者对自己赢得诺贝尔奖怀有复杂的情感。还有少部分人则由于获得诺贝尔奖而彻底离开了科学研究的事业, 将巨额奖金与获奖声誉用于其他与科学无关的领域, 产生了激励不相容的现象。

可见, 奖励制度激励的有效性既与所设奖励在行业内的学术声誉、社会声誉、知名度、奖金额度等因素有关, 更与获得奖励的人对与科学所秉承的价值观密切相关。爱因斯坦根据自己的观察, 将科学家分为三种人:第一种人对科学事业充满了圣徒般的献身热情, 他们来到世间的唯一使命是追求真理。Jonathan R.Cole 与Stephen Cole 将这类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看成是“神的召唤”。对于他们而言, 科学上的荣誉是一种副产品, 而不是追求的目标。第二种人对科学研究有一种玩索般的兴趣, 在科学活动中得到智力的享受和乐趣;第三种人则为自身的生存需要而致力于科学工作。第二种与第三种人在科学研究队伍中占据绝大部分, 奖励对于第二与第三种人的激励价值远远大于第一种人。对于第三种人, 过高的金钱激励往往会导致他们远离科学研究的事业。

2.2 竞争机制的普遍性及影响因素

竞争机制的普遍性是R K Merton在提出科技奖励制度的时候就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 在Merton看来, 科技奖励系统提供了一套科学界的竞争规则, 可被视为科学界竞争的法律, 而竞争机制的理想状态是以普遍主义的方式来运行。即判断谁能成为优胜者, 仅仅取决于对优先权的的检验和已有知识的客观标准, 而与种族、性别, 年龄、宗教、民族、国家、阶级等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无关的特性。

Jerry Gaston认为, 默顿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假设, 即只有当竞争机制以一种普遍主义的方式运行时, 最能实现科学的建制目标。在普遍主义的运行方式下, 奖金的额度水平不会威胁到奖励系统, 只要资金的分配方式是奖励优秀者。但如果奖金是按照人口或者按比例方式分配, 那么就会对奖励系统造成消极后果。Jerry Gaston[4]通过对600位英美科学家的实证研究显示, 这些科学家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承认, 即科技奖励系统的确是遵照普遍主义的方式在运行。但是Jerry Gaston担心, 未来的科学建制是否被允许按照普遍性准则去评议研究建议和研究上的贡献?将来是否会发现可能改变这个过程的趋势?各个社会正在发展什么新的结构或接纳什么新的思想意识, 它们可能会危害奖励系统的普遍运行?如果政治方面的考虑而不是科学方面的考虑变成了主要目标, 那么普遍性的奖励系统就处于危险之中。

其他学者探讨了具体的奖励系统, 发现普遍主义是一种理想状态, 现实的奖励系统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 从而导致竞争机制偏离理想状态。历史上, 奖励系统在纳粹时期就曾经因为深受政治的影响而偏离了普遍主义的原则。尽管如此, 科学界与其他的社会建制相比, 已经较为接近这一理想的境界。比较明显会对奖励系统的普遍性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有研究者的社会属性、所在学科的学科属性、科学界组织的集中程度等因素均会影响到能否获奖, 在社会属性中, 影响独创性确认的一个较为突出的因素是性别与民族。Primack、Richard B、O Leary、Virgina、Bioscience[9]研究了生态学领域的性别歧视问题, 发现女性和少数族裔科学家的人数在传统上一直严重偏低。他们提出, 在美国科学界和一般社会, 影响人们能否获得奖励的重要因素是谁在从事该项科学研究, 是男性还是女性, 白人还是少数族裔。Ovid[10]研究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保健中心在遴选科学奖中的性别偏见问题, 发现奖项授予给女性的比例严重低于女性的比例, 为此, 她甚至提出一个建议, 在挑选获奖者时应该强制性地规定女性获得奖励的比例。尽管Jonathan R.Cole 、Stephen Cole和Harriet Zuckerman[7]1984年的研究表明, 抛开性别歧视, 相比女性科学家而言, 男性科学家表现出更大的科学产出率和更快速的职业进步。但依然有许多学者坚持认为, 科学领域的性别歧视是存在的。

Jerry Gaston考察了英美科学奖励系统, 发现科学界的社会组织集中程度可以导致奖励系统以普遍或者不太普遍的方式运行, 美国是世界上最分散的国家, 英国则稍微集中一些, 一般而言, 组织越集中, 则普遍性就越强, 越分散则愈弱。Jonathan R.Cole 与Stephen Cole[1]则研究了其它社会因素对科学奖励的影响, 发现是否在著名院校获得博士学位, 是否在著名高校任职, 是否与著名科学家有渊源等等社会属性会在一定程度影响奖励系统对于独创性的确认。Diana Crane研究了学科的特征对独创性确认的影响, 发现学科的规范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是否获得奖励, 学科的规范条理化水平越高, 竞争机制的普遍性就越强。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的规范条理化水平大体相符, 其中理论物理学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 而政治学的规范化程度就要相差很多[10]。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 抛开较大的外在因素, 如政治因素, 制约普遍性的核心是一个信息的透明度问题与评价者的价值取向问题, 如大学里的行政官员与学者之间就存在着评价的价值取向的差异。信息越透明, 独创性越容易判断, 则其他的社会因素越不容易影响到奖励系统, 只有在独创性的判断较为困难的情况下, 其他社会因素才会对奖励系统产生较大的影响, 使之偏离理想状态。

3 国外科技奖励系统对于激励与竞争机制的调控

国外学术界对科技奖励系统的深入研究, 透彻揭示了科技奖励系统内在功能, 围绕着有效发挥激励与竞争机制的内在价值, 国外科技奖励制度对于激励与竞争机制不断调控, 其调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3.1 排除其他因素干扰, 维护竞争机制的普遍性

Harriet Zuckerman仔细研究了诺贝尔奖成为全球科技界最高荣誉的原因。发现诺贝尔奖的任何一个单独的特点都不足以说明它所能获得巨大声望和威信, 它的历史、奖金的数额、或授奖单位的威望等, 别的奖金都可能与它媲美甚至超过它。她的结论是:该奖励制度严格恪守了科学竞争的普遍性原则, 维护了科技界最为骄傲的对于独创性的高度尊重, 这表现在诺贝尔奖杰出的获奖者名单上。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 人们很少对于某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表示异议。诺贝尔奖可以说是较理想地实践了R K Merton关于科技奖励竞争机制理想状态的设想, 它的国际性 (诺贝尔在遗嘱中明确规定了奖金的国际性) 、它对独创性的专注度、它对其他因素强大的抗干扰能力都使其具备了成为科技界最高荣誉象征的实力, 也成为奖励制度提升并维护声望的表率。诺贝尔奖的实践证明, 只有严格恪守科技界竞争机制的普遍性原则, 挑选那些能真正代表科学的精神气质的人才, 排除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 才是保证奖励制度自身威望的核心。

在各种奖项争夺科技奖励声望的过程中, 奖项的管理机构会自发地调整自己, 为捍卫自身声誉而不断逼近普遍性原则, 例如扩大奖励的国际性、加强反馈控制、精选评议专家、完善评议程序等等。在维护奖励的普遍性方面, 美国科技界走在的其他国家前列, 这是美国能吸引全世界的科学精英的重要原因。美国设立有相当数量的不限获奖者国籍的奖项, 甚至有相当数量的行业奖以及民间奖都是国际性奖项。例如:美国化学学会科技奖共有34项, 其中不限国籍的国际性奖项共有18项, 占总奖数的52.94%, 要求报奖者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有3项, 占8.82%, 两类合计21项, 占61.76%。[11]

3.2 注重科技奖励的荣誉性, 淡化趋利性

有许多奖项为了获得轰动效应而不断创造着科技奖励界奖金额度的纪录, 但是科技奖励的实践却表明, 科技奖励的激励价值更多来自于奖励项目的声望, 而非金钱的额度, 这是由获奖者的价值取向与科技界的准则所决定的。如果仅仅比较奖金的额度, 有许多奖项都超过了诺贝尔奖, 但是在科学界内外的声望上, 却以诺贝尔奖最高。Harriet Zuckerman发现, 当荣誉越积越多的时候, 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不会在自己的传记中列入自己所获得的全部奖励, 而只是从其中选出几种, 这种选择遵循了“高尚行为”的原则, 因为许多人直觉地认识到, 科学上的奖励往往是按照威信来排列的, 而不是按照金钱的额度来排列。

为了提升奖励的声誉, 保持其激励价值, 各种奖励都更多地关注了奖励的荣誉性, 而淡化了其趋利性。如英特尔科学人才搜索计划, 负责为因特尔搜寻物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方面年轻的科学英才, 特别是十几岁的中学生。尽管获奖者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但为了提升该奖励的声誉, 奖励委员会屡屡邀请美国政界名人、企业界名人参与授奖仪式, 例如2001年的颁奖会就邀请了美国副总统Richard Cheney、纳斯达克的副主席 Alfred R. Berkeley , 这给这些十几岁获奖的孩子带来了巨大的惊喜。美国有许多政府科技奖励甚至干脆不颁发奖金, 以此来凸现对于奖励荣誉的极端珍视, 体现科技奖励注重的是精神鼓励。例如:代表美国政府最高科技奖项的国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奖都只侧重荣誉, 没有奖金。

3.3 调整奖项设置, 合理引导科学家努力的方向

科技奖励制度只是实现科学建制目标的一种重要的工具, 因此, 当科学的建制目标发生变化时, 奖励系统也必然会充分表现出来。由于Merton提出科技奖励的概念是在小科学时代, 他将科学建制的目标确定为“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该目标将奖励制度的功能局限于认知层面, 对除认知层面以外的价值追求予以排斥。然而, 到了大科学时代, 由于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资金远远超出个人所能负担, 需要由企业、社会机构与政府资助, 出资者考虑更多是科学的使用价值, 科学性则让位于其次。为回应这种变化, 在理论上出现了以贝尔纳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科学奖励系统学说, 科学的建制目标中合理接纳了科学的实用价值, 科学的目标不再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 也希望尽可能地带来直接的效益。在实践上, 则是出现了企业奖与民间奖大量涌现的局面, 甚至在部分国家已经成为科技奖励系统中的主要构成。企业奖与民间奖大量的出现, 有效地衔接了科技界与产业界, 合理地将科学家的才智引向社会急需的领域, 形成了科技界认知因素与社会价值多重驱动的局面。

美国已经成为社会设奖的代表, 大量的企业与慈善家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奖励, 这些奖励更多地瞄准了科学创新的实用价值。美国除国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奖之外的其它奖项基本由社会力量设立, 如科技咨询机构 (美国科学院) 、专业协会、基金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组织设奖、评审并颁发。尽管是民间奖励, 这些奖项却往往代表本学科和本领域的最高荣誉, 是对科研人员学术科研成果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摘要：国外科技奖励的激励与竞争机制的研究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即如何发挥激励机制的有效性与维护竞争机制的普遍性。

关键词：科技奖励,激励与竞争,科技产出率

参考文献

[1]COLE J R, COLE S.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5, 46, 138, 19, 114, 176.

[2]MERTON R K.Prioritie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A Chapter in thesociology Of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7.22:635-659.

[3]MERTON R K.Social structures, and anomalous[M]//Social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4]GASTON J, SONS W J.The Reward System in British and AmericanScience[M].Inc.New York.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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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ERTON R K.Social Stratification: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Structure and Process[M].New York:Ha Kete.Blaise WorldPress, 1957:2.

[7]ZUCKERMAN H.Scientific Elite[M].New York:Free Press, A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 1977:378, 393,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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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ICHARD B P, VIRGINIA L O.Cumulative disadvantages in the ca-reers of women ecologists[M].Washington, 1993.

[10]CRANE D.Invisible colleges diffusion of knowledge in scientificcommunitie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72.

国外科技金融持续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8

1、美国的经验模式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体中独占鳌头。GDP总量由1952年的358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56760亿美元,净增长42.8倍,占当年世界经济总量717070亿美元的21.9%。与此同时,美国也拥有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形成了以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相互联动的较为成熟的金融科技创业市场。在2008年后,美国创投市场上共有1314笔针对金融科技市场的投资,投资总额达到了90.3亿美元。 最新的数据显示,2012年的投资完成数量和投资额度分别较2011年增长了20%和22%。

(1) 硅谷银行的金融支持。硅谷银行 (以下简称 “SVB”)是一家独特的金融服务机构,专注于“创新”市场, 属于高成长性创新企业的银行。2010年SVB拥有175亿美元总资产,312亿美元客户资金以及12000多位客户。 硅谷银行的投资领域侧重于信息与电子技术行业、软件与网络服务行业、生命科学行业,主要向这些领域中高速发展的中小型企业提供投资。2010年,SVB贷款组合总额为56亿美元,有55%是支持软件、硬件、生命科学领域的企业;其中,处于早期阶段的贷款占比达到了14%。硅谷银行的贷款融资,有利支持了这些科技型小企业的发展壮大。 2010年硅谷银行净利息收入增长9.4%,贷款增长9.74亿美元,增速达21.4%。硅谷银行在支持美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2)完善的科技孵化器。美国的科技孵化器业务范围广,具有多元化的融资功能,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不同的融资服务,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创意、技术研发、风险投资、未来市场定位和企业管理等,从而为科技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同时,科技孵化器可以将天使投资、风险投资、银行机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使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成长,实现科技与金融的有效结合。

(3)健全的信用担保体系。美国目前形成了三个层次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一是全国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对于一般担保贷款而言,小企业管理局对7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提供总贷款额75%的担保,对10万美元的贷款提供80%的担保,贷款偿还期最长可达25年。对于少数民族和妇女所办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小企业管理局对他们可提供25万美元以下的90%额度比重的担保。二是区域性的专业担保体系,由地方政府操作,因各州情况不同而各有特色。三是社区性小企业担保体系。

2、英国的经验模式

英国金融市场是世界上金融稳定性较高的金融市场之一。2009年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业进行了综合考察,评分范围涵盖了包括金融监管、商业环境、稳定性等7个领域的120多个项目,综合各项得分,英国在总排名中名列第一。

(1)提供科技担保。2009年,英国政府提出企业融资担保计划(EFG),为具有轻资产特点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担保,营业额在2500万英镑以上的企业在政府担保的前提下,可贷款1000英镑到100万英镑不等。到2011年, EFG为小企业提供银行担保贷款额度达到7亿英镑;个人及法人组织根据其投资于社区金融机构的资金多少,有不同额度的税收减免,从投资之日起四年内每年减免5%,金融机构在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工程提供的资金;对于逾期未支付贷款的科技企业,有权获得商贷利息作为补偿。

(2)提供金融创新服务。英国政府每年用于采购的财政支出占GDP的10%以上,采购信息于每年年初公布于政府公开信息的官方网站上,中小企业采取竞标的方式,针对有满足需求的高科技企业,政府便与其达成协议,以协议的条件进行采购,给初创期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和发展机会。

3、日本的经验模式

长期以来,日本的研发、生产和制造能力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在总体规模和水平上处于全球的核心圈和产业链的高端。因为科技与金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从不同的方向对科技提供着大力的资金支持。

(1)积极发展政策性金融支持。目前,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中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有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商工组中央金库和中小企业综合事业集团等大型金融机构,其中直接或间接与中小企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共8家。

(2)健全的法律保障。早在1953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信用保证协会法》。随后,日本政府还颁布了《信用保证协会法施行令》、《信用保证协会法施行规则》等法律规范。 1999年成立了中小企业综合事业团,将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并入其中。2000年设立了特别公司债保险,鼓励投资者将资金投向担保机构,畅通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资金来源渠道。

(3)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到上世纪末,日本建立和完善了二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相应降低了市场准入条件,畅通了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大大提高了风险投资的积极性,到1995年日本的风险资本额已达到190多亿美元。

二、相关启示借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事实证明,经济的大力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科技快速进步,加快科技带动经济发展,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1、培育优质的金融政策环境

一是加强立法建设。风险投资是一种市场行为,这种行为要有法律制度的支持和保障,也要由法律加以规范, 才能使其稳定、健康地运行。美国、日本都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然而,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很不完善,原有的法律法规不能适应风险投资这种新事物的需要,甚至对风险投资是一种障碍,对科技的发展极为不利。二是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一直是资金借贷所提倡的基本原则。由于科技金融风险较高,建设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也是保障科技金融资金运行安全的重要举措。今后,需要进一步健全金融机构的信用管理系统,加强对科技企业的信贷管理,定期评定企业的信用等级,以有效防范信贷风险。

2、加快科技金融体制机制创新

从资金来源看,美国政府立法允许包括公司退休基金、高校基金、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及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都可以成为科技创新投资的主导力量,而英国则通过财政手段来实现科技金融体制的创新。一方面,可以试点采取股权质押、有偿使用、溢价收回的方式,支持科技协同创新体项目的建设。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风险投资市场,通过支持和鼓励科技型企业上市,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设立资产证券化产品、吸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多种方式融资发展。

3、加强探索科技保险业务

由于科技创新事业本身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能否取得较好的效益仅靠自身难以得到有效保障。2007年,中国保监会和科技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6]129号)精神,科技保险已经在部分地区展开试点。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探索科技保险业务的开展,扩大试点范围,积极鼓励保险公司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共同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的风险管理工作,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起创新科技风险管理机制与服务,为科技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方面的支持。

4、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科技行业投资领域。

国外科技服务业 篇9

组织实施重大专项是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重大战略性任务,是推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跨越式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有效方式。《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要围绕国家目标,进一步突出重点,筛选出若干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或重大工程作为重大专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努力实现以科技发展的局部跃升带动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并填补国家战略空白。采取重大专项的方式推动和加快科技发展,是许多国家的共同做法。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各国等发达国家都把组织实施重大专项计划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韩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实施了符合本国国情和需求的重大科技专项。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作为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实践,没有现成的模式。因此,为了顺利推进我国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经验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将首先分析重大科技专项的基本特征,重点对国外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实施方式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重大科技专项组织实施的启示进行探讨。

2 重大科技专项的基本特征

目前对于重大科技专项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国外有“大科学”之称,即国家投入巨大,并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项目。它与“由个别科学家发起,只有一个或几个实验室参加,并经过有竞争的同行评审的项目”的“小科学”的概念相对应[1]。重大科技专项有以下主要特征:(1)政府主导性: 作为满足国家战略领域科技需求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必须首先服务于国家目标,体现国家利益。政府需要从国家利益、未来战略的角度安排计划、配置资金,通过重点支持某个领域,实现局部的跨越式发展,带动战略产业的突破[2]。(2)资源集成性: 重大的创新成果将更多地依赖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和综合集成,因此,重大科技专项实施过程中要求各部门之间互相开放,资源共享,协同创新[3]。(3)管理复杂性:由于重大科技专项涉及跨学科、多领域、多部门、多因素、多环节,仅靠单一机构的力量难以突破学科、部门的界限,而且由于资金来源,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因而项目的组织管理非常复杂。(4)投入巨大性: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许多项目都投入上亿乃至上百亿元的资金。(5)高度风险性:重大科技专项的风险包括技术风险、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重大科技专项的失败会将带来比一般项目严重得多的损失[4]。(6)影响广泛性:重大科技项目瞄准的是国家重大需求,突出技术攻关和应用,是原始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来源,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实施的结果将对某一行业或国民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

3 国外重大科技专项组织实施的特点

3.1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前期论证,保证项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为了确保项目的可行性,重大科技专项在启动实施之前都要进行充分严密的综合性论证,主要表现为:(1)项目论证周期较长,大都在3年以上。如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在出台前经过了4年多的调查研究,伽利略计划经过长达3年的论证,韩国高铁计划经过8年的调查,ITER计划经过近20年的论证设计才启动。(2)成立专门论证组织机构。如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以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设立了一个临时性办事机构——纳米科学、工程与技术工作组负责拟定计划[5]。韩国组织了以交通开发研究院为主、由有关国家和国内技术部门参加的京釜高速铁路技术调查小组。(3)广泛借助外部专业机构。由于重大科技专项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需要广泛借助国内外的咨询中介机构的力量进行前期研究。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为首的十几个联邦政府机构委托世界技术评估中心(WTEC)对纳米技术的研究开发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全球调研,韩国高铁计划的前期研究邀请了美国、瑞典、韩国等国的专业机构。(4)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评估。为了保证项目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找到最佳的实施方案,国外重大科技专项都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评估。如韩国高铁计划通过对高速铁路、一般铁路、高速公路建设方案的比较,从运输能力、速度、安全、能源消耗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ITER计划对项目的选址、费用、采购责任、管理和运行等方面也进行了多轮谈判,尤其是在费用预算方面,通过多次的论证将经费由原来的预算造价100亿美元降至约46亿美元[6]。

3.2 建立高层协调机制,强化项目的宏观管理

重大科技专项涉及部门较多,为保证计划的有效实施,各项目都建立了跨部门乃至国际性的高层协调机制。主要协调方式有以下类型:(1)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例如,美国为了推进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的顺利实施,建立了联邦部际机构—信息基础特别工作小组(IITF),该小组的工作包括:协调政府在应用国家信息基础结构方面的工作,连接政府应用系统和民间企业,解决突出的争议和执行政府政策等。(2)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分委员会负责协调。例如,美国国家纳米计划的组织协调由直接隶属总统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的纳米科学、工程与技术分委会(NEST)负责。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的组织协调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的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NITRD)计划分委会负责[5]。(3)设立理事会或监事会进行高层协调。如ITER计划各方之间的协调主要是通过ITER的理事会来进行。空中客车研究计划的各国成员公司之间通过监理会进行协调。(4)通过部长会议进行高层协调。对于多国参与的科技计划,召开部长会议也是重要的协调方式,如尤里卡计划的协调机构是部长会议,由计划的参与国政府成员和欧共体成员组成。

3.3 由专业化组织机构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

为了有效管理重大科技专项,除了在总体上加强组织协调和领导之外,还需要有相应的组织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现有科技重大项目实施的组织管理方式有两类,一类是分散式组织方式,另一类是成立新专业化组织机构,包括成立专门政府机构、合资公司和国际性组织等。(1)采取分散式组织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对于涉及多个领域的国内重大科技专项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如国家纳米技术计划包括七个领域,涉及26个部门,这些部门自身已经拥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研究开发项目管理体系,因此对于它们负责的领域,它们会根据自身的项目管理体系确定项目承担单位,进行监督、管理和评估。从管理角度,纳米技术计划的开展只是增加了项目的数量,而并没有新增任何管理体系[5]。(2)成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如为建设汉城—釜山高速铁路,1992年韩国成立了韩国高速铁路建设公团,2004年1月1日该机构改为韩国铁路基础设施局,负责汉城—釜山高速铁路以及其他高速铁路的规划和建设。(3)成立合资公司或经济联合体。如欧盟和其他合作伙伴成立合资公司负责从2002年起的伽利略计划的整体管理工作,欧洲投资银行以及任何一家投资超过500万欧元的企业(中小企业的投资额为25万欧元)均可成为成员[6]。空客研制计划采取经济利益联合体方式成立空客公司负责计划的具体实施,从而保证了空中客车公司管理的独立性。(4)成立国际性组织。对于重大的国际合作科技项目,大多成立了专门的国际性组织来负责项目实施。如ITER计划成立了ITERT国际组织负责计划的具体实施[7],强子对撞机(LHC)等重大科技专项则由欧洲11个国家共同创立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专门负责实施。

3.4 设立专家咨询机构,发挥专家的决策咨询作用

为解决重大科技专项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管理等难题,许多项目都设立了专家咨询机构,充分发挥专家的决策咨询作用,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如ITER计划成立了两个咨询委员会,一是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负责对项目建设和运行期间发生的科学技术问题;二是管理咨询委员会,负责对项目的管理问题,如预算分配、权利的运用、提出推进项目实施的管理建议[6]。NITRD的实施十分重视参与机构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合作,特别在专家协作领域拓展方面,坚持邀请来自合作机构、民间咨询机构、企业、商会的专家参与计划优先研发领域的决策。这些人既可以直接参与NITRD项目,也可以参加合作工作组和协调小组的活动。一般来讲,NITRD每月都以协商会、专题讨论会和一般会议的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或围绕联邦发展目标和国家发展重点探究未来研发路线,或商讨项目面临的研发需求,或交换多家机构的研发信息,或对资金调节提出意见,最大限度挖掘研究成果应用的潜力。

3.5 建立过程管理机制,强化对项目的动态监控

重大科技专项实施过程管理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项目的成败,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项目的过程管理,主要有以下内容:(1)引入项目监理机制,严格控制项目质量。如韩国高铁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引入项目监理机制严格控制项目质量。韩国高铁项目开工后,由施工单位提出施工设计和施工计划、监理公司审查。为保证监理的质量,避免韩国人自己监理的人情关系影响工作,聘请了有建设高速铁路经验的国外监理公司进行工程监理。(2)建立项目动态管理机制,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NNI作为一个专项科技计划,采用集中上报预算的方式,保证了在各部门之间根据计划目标、部门使命而进行的资源分配。同时,每年度的计划预算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而进行调整,形成了计划所涉及内容及相关管理的动态性。(3)建立项目评估机制,强化项目管理的监督。以国家纳米技术计划为例,美国国会于2003年通过法案对于国家纳米技术的评估做出了专门规定,要求对纳米技术趋势评估、对联邦纳米技术研发计划改进的建议,以及对该计划在社会、伦理、法律、环境和人力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为了保证评估的有效性和科学性,NITRD计划采取了第三方调查、电子化商务报告系统、同行评议、案例分析、统计分析、各种模型等多种手段,对各类型、各学科领域的研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评价。涉及基础研究的项目,评估重点放在项目研究对科研整体水平的影响、政府资助和管理工作力度以及战略目标完成情况上。涉及应用研究的项目,评估重点则贯穿整个计划的实施过程,不仅包括理论研究的评估,也包括商品化的评估。

3.6 强化知识产权管理,重视技术转让和国产化

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是重大科技项目的成果能顺利走向市场的重要保证,各国对于科技重大专项的知识产权管理主要有以下特点:(1)建立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例如,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保障各种形式的信息产品能够充分依靠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走向市场,保证信息产品的知识产权和版权的完整性。美国联邦政府修订了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法规,探索识别和补偿版权所有者的方法,联邦政府制订了关于公共图书馆及其用户对版权作品的公正使用的自愿性指南,开发课程,对学生和公众进行有关知识产权法基本原理的教育。(2)明确界定产权归属。如ATP计划规定由ATP资助的项目所获知识产权归美国企业所有,参与承担ATP项目的大学、非赢利机构和政府机构等不享有任何知识产权。但研究机构、非赢利组织可以与企业达成协议,分享来自于ATP创造发明的专利使用费。尤里卡计划规定被批准的项目可得到本国政府资助,待项目研制成功后,产品可在各参加国市场销售,其产权归承担项目的企业[8]。(3)重视技术转让和国产化。对于有国外机构参与的重大科技专项,充分重视技术转让和国产化工作,对于提升本国科研机构的研究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韩国高铁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技术转让合同是根据总合同条款,由韩国国内企业与法国Alstom公司个别签订,在具体执行中,把其中的设计、制造、试验和施工方面的技术转让给民间企业,把各系统间的衔接及工程技术、营运、维护等方面的技术转让给建设公团。

3.7 鼓励产业界参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产业界参与重大科技专项,从而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例如,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倡导产业界的参与,在纳米科学、工程与技术分委员会中下设的四个工作小组,其工作内容大多涉及到公众参与及与产业界的联系。在政府的引导下,美国风险资本对纳米技术快速增长,施乐、杜邦、通用电气和惠普等公司也投入大量资金发展纳米技术。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绝大部分由民间企业来投资,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开放通信市场、在投资和税收方面给予企业以优惠政策,并鼓励与NII有关的电子、电信、有线电视、电影、娱乐等行业的企业进行联合和兼并。瑞典的能力中心计划对由企业、大学或技术学院、瑞典工业与技术发展局三方成立的能力中心给予资助,这种中心依托大学或技术学院建立,通过企业持续、活跃而广泛的参与,创造多学科应用技术研究环境,来获得工业界对研究界较强的影响力,满足工业界的需求。德国的创新网络计划旨在促进中小企业从研发的早期阶段就与研究机构开展合作,该计划要求一个项目至少要有四家中小企业和两家研究机构参与。

4 对我国重大科技专项组织实施的启示

为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计划投资6000亿,用15年时间实施16个重大科技专项。然而,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实施周期长、综合性强、涉及领域广泛,需要突破原有的科技体制、运行机制和政策层面的障碍,建立体现重大专项特点的组织实施机制和方式是重大科技专项取得成功的关键。通过分析国外重大科技专项组织实施的成功经验,可以对我国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提供以下有益启示和参考。

第一,加强宏观协调力度,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涉及领域广泛,参与研究的单位众多,组织实施的管理部门多头,统筹协调难度大。目前,很多专项的专职管理机构不健全或专职人员未到位。管理机构平行重叠、交错运行、责权利不甚清晰,制度和管理办法出台滞后,审批层次多,沟通协调难度大,致使一些重大科技专项的组织和政策落实过程缓慢。为了保障重大科技专项的顺利实施,建立组织高效、责权明晰、监督有力、运行通畅的重大科技专项组织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建议成立以国务院主管科技的领导同志牵头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协调领导小组和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的专门办事机构,在具体的项目管理上建议结合项目实际由专业化组织机构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如成立专项管理办公室或经济联合体等,并设立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咨询委员会,从组织管理、技术把关、实施监督等各个层面,明确各方职责,层层把关,为重大专项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障。

第二,健全并落实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国外实施重大专项的经验表明,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是保证重大专项成功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税收政策对创新活动的激励和引导力度不够、限制过多、程序繁琐、效果不明显,而且存在重要政策缺失;金融政策对自主创新支持不够,创业风险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政策环境尚不完善;政府采购政策所承担的支持新兴产业和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功能发挥不够。此外,在技术引进、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创新基地与平台建设等方面,都还需要加强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因此,建议以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为契机,把激励自主创新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以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

第三,引入现代项目管理模式,加强项目实施的全过程管理。目前,在重大科技专项实施过程中,普遍采用传统的管理模式,注重项目前期的可行性论证和项目后期的验收与交接工作,项目实施的全过程管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对于重大科技专项实施和管理,应该加强项目实施的全过程管理与监督,实施过程管理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实施动态监督控制,引入项目实施与管理监理制度,及时建立项目实施信息管理通报系统,随时掌握和了解项目实施状态,为领导及相关部门提供动态信息决策依据。为集中项目实施目标,加大项目实施的投入强度,应该根据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应建立快速及时的目标收敛机制和运作机制,及时调整项目实施的设置和资源分配。

第四,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强化重大科技专项对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支撑作用。建议加大改革力度,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和投入模式。对由高校和研究院所牵头的研发项目,要以向企业转移技术作为主要考核要求;对由企业牵头的研发项目,要着重考核其成果应用及对产业链的辐射作用。明确产学研用各方的分工责任和合作机制以及知识产权的归属,发挥重大科技专项在引导产学研用合作方面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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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廖春发.欧洲伽利略计划进展述评[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6(7):47-50

国外科技创新研究述评:理论与模式 篇10

1科技创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1科技创新理论的形成

1912年,约瑟夫 · 阿洛伊斯 · 熊彼特 (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出版德文《经济发展概论》一书, 标志着科技创新理论正式形成,也成为日后科技创新理论发展的基石。此后,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总体来看,熊彼特的科技创新理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5个方面。

第一,创新的内涵。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将 “支配的原材料与力量”通过“新组合”引入“生产”,以实现“经济发展”。其包括三层含义: 创新是经济发展“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且从其“内部自行发生”; 创新是“新组合”“间断”出现的变化,具有 “革命性”,而非“连续”的“静态”“循环流转”; 创新属于经济范畴而非技术范畴,其重心在于将科学技术成果( 或发明) 引入生产领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在此基础上,熊彼特给出了创新的5种情况: 采用一种新的产品;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 开辟一个新的市场; 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 供应来源; 实现任何 一种工业 的新的组织[1]。

第二,创新的主体。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并将其定义为那些“职能是实现新组合”且“实际履行”了这种职能的人们,即企业家的核心职能在于将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起来,实现创新。同时,他也框定了企业家所具有的非持久性、非阶级 ( 层) 性、非继承性 和理性4个主要特征[1]。

第三,创新的首要因素及其实现路径。熊彼特认为,“信用对于新的组合是首要的”,即使企业家缺乏资本等创新要素,企业家也可以通过有效运转的资本主义信任制度获得必需的“购买能力”或“支付手段”。在创新实现路径方面,他认为企业家驱动路径是主要的,但通过大企业推动创新也是创新实现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时,熊彼特也提出了 创新路径 实现的一 种重要方 法,即 “产业突变”( 或曰“创造性破坏”) ———“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事实。”[2]

第四,基于创新理论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现象的解释。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与创新活动具有直接关系,且因为创新的进行“不像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的出现”[1],作为繁荣产生唯一原因的企业家的出现也具有这一特征。同时,“在繁荣的开始以及在萧条的过程中,误差必定起着重大作用”,这些因素最终共同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而高涨( 繁荣) 时而低落( 萧条) 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也因为创新与企业家的周期性而呈现出“繁荣、衰退、萧条与复苏”4个阶段为一循环的周期性。 在此基础上,熊彼特构建了“三周期”经济周期体系,即周期一般在50年至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长波) ,周期一般在9年至10年的尤格拉周期 ( 中波) ,周期一般在40个月的基钦周期( 短波) ,并认为这三个周期是相互“并行”、“干扰”和“重叠” 的,如长波一般包含6个中波,中波一般包含3个短波。

第五,创新与资本主义的走向。熊彼特认为, 创新的衰竭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原因在于: 资本主义对于“巨型企业单位”的培育,“不但驱逐中小企业,‘剥夺’企业主,而且到最后还会撵走企业家,剥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2]。随着企业家的消失,创新停止,推动资本主义进步的各种动力日渐衰竭,“利润以及与利润亦步亦趋的利率都会趋向于零。靠利润和利息为生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工商业的管理将成为日常行政管理的事情,而管理人员将不可避免的具有官僚主义的特性。一种非常清晰型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2]

1.2科技创新理论的发展

在熊彼特完整提出科技创新理论的基础上,科技创新理论发展走向纵深,逐步形成了两个较具代表性且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 见表1) 。

综上所述,西方科技创新理论已有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形成了共识: 首先,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这一变量在生产函数中的权重逐渐增大; 其次,经济范畴是科技创新的第一特性,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技术成果才可称之为真正的创新,而这也决定了科技创新的生产力特性; 再次,科技创新与其他要素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非线性的作用过程是科技创新与其他要素共同作用于生产力或被生产力反作用的重要特征; 第四,科技创新仍然强调技术创新,而非一般的科学研究,两者之间差别显著,存在一定的不可共量性。

2科技创新模式的转变与发展

2. 1 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大企业封闭式科技创新

鉴于大企业与科技创新间的紧密关系,及其实践、理论重要性的多重强调,使得这一时期针对科技创新的研究基本上都以大企业为研究样本。如, 熊彼特在提出科技创新理论时就认为大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现实中,基于这一时期经济、科技环境的局限,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的确更有可能吸引、提供、负荷和合理利用科技创新所需的大量资源[3]。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大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如1925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成立的贝尔实验室。此外,Maclaurin( 1954) 通过对美国1925—1950年13种工业发展情况的实证分析, 进一步从理论上明确了大型企业在构建美国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大企业科技创新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4]。

资料来源: 根据研究文献整理所得。

同时,创新专利带来的巨大利润和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具备了另一个显著特征: 封闭。如,Turner( 1954) 在对191个企业科技创新境况分析后发现,大部分企业以自身内部资源为支撑,很少吸纳或借助外部资源开展合作创新[5]。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科技创新研究思路基本立足于单个企业本位组织内部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被动适应上,即如何通过自身条件调整( 包括组织及其所拥有的创新要素) 适应外部环境,以实现企业科技创新效能的最大化。所以,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企业外部环境对其内部科技创新的线性影响研究,二是企业所拥有的创新要素及其自身组织安排对科技创新的线性影响研究。

2. 2 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式科技创新

进入20世纪70年代,科技创新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向,具体表现在: 创新参与主体不仅由大企业拓展至中小企业,而且高校、科研院所等其他主体也参与进来; 突破组织边界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开放式战略思维撬动尽可能多的创新资源; 创新过程不再是机械、线性的,而更趋于非线性和复杂系统性; 创新不再满足于1 +1 =2的线性结果,而是努力获取1 +1 > 2的协同效应等。总之,科技创新模式由大企业封闭式创新步入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式创新,且形成了名目繁多的细化科技创新模式,其中已被广泛认可且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合作创新模式。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技创新就已经面临所需经费日益庞大、研发过程日益复杂的现实,单兵作战的创新模式已不适应发展需求,Arnold( 1954) 当时就认为合作研发( cooperative research) 可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途径,基于此Arnold详细分析了4类从事研发的团体及9种出资团体,冲破了单个企业独自研发的组织路径选择, 开拓了研究科技创新多组织( 单位) 合作创新模式的先河[6]。但是,之后合作创新研究并未受到重视,直至70年“I/UCRC”( Industry /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 的提出,合作创新研究才受到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合作创新新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是Franks( 2000) 将供应链思想引入创新领域提出的“供应链创新”模型[7]和Etzkowitz等( 2000 ) 构建的大学、政府及产业“三重螺旋”创新模型[8]。可见,合作创新更多地关注创新微观基本单元间的合作关系,进而成为以后出现的各种创新模型的基石。

创新系统模式。基本科技创新单元间的合作具有偶发性,为了使合作创新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需要相应的系统予以持续培育和支持。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创新系统模式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途径,且形成了三个代表性流派: 以Freeman( 1987) 、Lundvall( 1992) 和Nelson( 1993) 为代表的国家创新系统,他们从国家层面关注创新过程, 认为创新的实现与一国的具体国情具有内在逻辑性,并构建了国家创新系统分析模型[9,10,11]; 以Cooke ( 1997) 和Braczyk( 1997) 为代表的区域创新系统, 他们批评国家创新系统概念过于模糊,并用区域予以取代,将分析对象具体化,这为分析一国国内不同地区创新能力的差异提供了分析框架[12,13]; 在吸收“三重螺旋”创新模型 的基础上,以Malerba ( 2002) 为代表的部门创新系统也已形成,他们将分析对象定位于更为微观的“部门”( sector)[14]。可见,创新系统更加侧重科技创新宏观层面,其对顶层设计的重视为有效规避合作创新偶发缺陷,促进合作创新持续进行提供了系统保障。

创新网络模式。为使系统性创新更具有可操作性,创新网络应运而生。创新网络最先发轫于Imai和Baba( 1989) ,Freeman( 1991) 在引证并接受了两者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正式采用创新网络这一名称,是指“应付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构架的主要连结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15]Gemiinden等( 1996) 则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以管理机构、供应者、协同供应者、研究与培训机构、竞争者、批发商、客户、咨询者为合作者的创新网络参与主体模型[16],明确了创新网络的主体构成。 Sheffi于1985年提出的超网络( Supernetwork) 已被引入创新网络研究领域,并成为创新网络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总之,创新网络模式为合作创新水平的升级和创新系统的落实提供了可能。

创新集群模式。科技创新并非均衡分布,而是某些行业、区域或者时间点总是比其他行业、区域或者时间点具有更多的科技创新产出,甚至会出现科技创新成果“涌现”的现象。OECD基于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整合,分别在1999年和2001年出版的《集群———促进创新之动力》和《创新集群———国家创新体系的驱动力》两部研究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当代意义上的创新集群。之后研究热度不断上升,对于创新集群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和多样,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包括美国竞争力协会( 2010) 基于高强度合作视角的分析、Preissl等( 2003) 基于技术功能联系的解读和Scott( 2006) 基于创意领域的诠释。至于创新集群运行方面,创新机制、创业机制、产业促进机制和区域发展机制成为其有效实现的4大核心支撑机制。总之,创新集群模式的出现使科技创新与产业或经济的结合更为紧密,同时也为合作创新、系统创新和网络创新的建设开辟了新的视野。

开放式创新。Chesbrough在梳理、总结创新已有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在2003年《开放式创新: 进行技术创新并从中赢利的新规则》一书中正式提出开放式创新这一概念。他在对封闭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做了详细的比较后认为,智力资源的流动与私人投资及其对外部知识的支持是开放式创新产生的重要原因,且认为这一模式的本质在于,企业可以通过外部( 内部) 的路径将外部( 内部) 的想法商业化推向市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采取的方法包括建立新公司、认证许可等[17]。之后,Chesbrough( 2004) 又对开放式创新的管理原则和经营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分析,为开放式创新的切实推行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网络众包模式。2006年,Howe在《连线》杂志首次提出网络众包( Crowdsourcing) ,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之后Estellés-Arolas等( 2012) 在总结40个已存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网络众包的定义,是指一种在线参与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科研机构、 非营利性机构或公司灵活发布需要解决的任务,大众自愿承担任务; 并廓清了网络众包的8个特征: 清晰的任务承担者和众包者、任务目标明确、任务承担者报酬明确、众包者可接受的报偿明确、在线参与、一定范围内的公开征集和使用网络[18]。可见, 与以往创新模式相比,庞大、分散的参与者管理成为此种创新模式成功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两种解决方案得到认可: 一种是技术方案,如采用先进计算机技术构建大型分布式计算系统,为网络众包中研发问题的编码、信息化和模块化提供技术平台; 另一种是采用管理方案,如给每个研发问题指定一个项目经理或通过“动机—诱因—激发—行为”模型对参与者实现有效管理[19]。作为刚刚出现的一种创新模式,其所独具的创新合作关系、计算机网络化和创新过程民主化为已有创新模式的发展,或者几种创新模式的整合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3结论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技术仍是科技创新理论的核心关注点,且科技创新模式根据不同的创新问题相应产生,具体来说: 合作创新弥补了孤立、封闭式创新的能力或资源局限; 系统创新规避了合作创新的偶发性,使其更趋稳定和可预测; 创新网络在超脱了合作创新过度关注微观创新单元间两两关系束缚的同时也具体化了系统创新,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创新集群则摒除了均衡发力的思维,以有重点、分步骤的路径实现了创新辐射,同时紧密结合产业集群,使创新更加凸显生产力属性; 开放式创新更加侧重创新要素组织间的无缝流动,为创新资源的集成使用提供了方法和依据; 网络众包更是集成了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创新民主化,为大众创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支撑。可见已有科技创新理论和科技创新模式研究成果为现实科技创新的有效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导引。然而,已有文献在以下研究中仍显薄弱,急需进一步的探讨与完善。

其一,科学研究与创新的内在规律研究。由前述文献可见,目前针对科技创新的研究集中于技术领域,而对于更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却关注甚少。所以, 应用于技术创新的理论和方法是否也可应用于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与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何? 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过程到底如何进行? 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研究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其二,科技创新模式的演化与整合研究。如前文所述,截至目前已被广泛认可的科技创新模式就已经达到了6种,尽管这些模式为科技创新实践提供了选择余地,但是这些科技创新模式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性,这些科技创新模式演化过程或路径是否具有承继甚至共轨性等问题均未澄清,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这些科技创新模式的针对性高效运用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利用这些科技创新模式间的差异进行彼此再造,利用其共性构建一般模型,在实现这些科技创新模式各自更新的同时利于构建跨越模式边界的规律性科技创新模型,提高科技创新模式的普适性,所以系统开展这些科技创新模式间的异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