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及启示

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及启示（共8篇）

篇1：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及启示

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及启示

摘要：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水平，涉及税收征收管理机关的理念、态度和程序问题。即真正为纳税人服务，要将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真正用到最有价值的地方，这就需要增加预算透明度，提高纳税人对预算的参与程度，不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关键词：纳税服务；预算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17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06-0096-03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1月6日颁布了《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对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做出明确规定：纳税人享有的权利包括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委托税务代理权、陈述与申辩权、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绝检查权、税收法律救济权、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和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等十四种权利；纳税人应履行的义务包括依法进行税务登记的义务、依法设置账簿、保管账簿和有关资料以及依法开具、使用、取得和保管发票的义务、财务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软件备案的义务、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的义务、按时和如实申报的义务、按时缴纳税款的义务、接受依法检查的义务、及时提供信息的义务和报告其他涉税信息的义务等十项义务。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关于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的界定进行了细化。本文认为，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应从深层次加以理解，从而为税收及整个财政实践提供指导。纳税服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税收征收管理部门提供的服务，评价服务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在服务理念、态度和流程上；--是税收政策制定部门提供的服务，评价服务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在税负和税制结构的制定上；三是财政部门提供的服务，评价服务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在财政透明和民主程度上。

一、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

(一)坚持为纳税人“服务”而非“管理”的理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做“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公务员日益重要的职能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而不是试图通过控制或掌舵使社会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因此，税务部门应树立对纳税人“服务”而非“管理”理念，税务机关应将为纳税人提供满意的涉税服务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税务机关将纳税人视为顾客，并通过法律形式确立了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美国联邦税务局的英文“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可直译为“国内税收服务局”，这也体现了美国税务部门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下，这些国家设置了完善的为纳税人服务的机构，建立了完善的服务机制。

(二)以法律的形式保障纳税人权利

通过法律及相应机制保障纳税人权利是提高纳税服务水平的重要方面。澳大利亚国家税务局1997年颁布的《纳税人宪章》规定纳税人有十三项权利，包括推定诚实报税、纳税人的隐私受保护、索取资料权、获得可靠的建议的权利、获得解释权、投诉权、以最低的成本纳税等。美国国会1996年通过的《纳税人权利法案》规定，纳税人拥有受保障的权利、隐私权和机密权、只缴纳应纳税款的权利、获得帮助的权利、上诉权和要求取消某些处罚的权利等。为切实保护纳税人权利，美国联邦税务局设立了独立于税务机关之外的纳税人辩护律师服务中心，在每个州和分支至少设有一名纳税人辩护律师，其职能是快速、公平地帮助纳税人处理纳税问题，并找出问题的根源，将之提交税务部门注意。

(三)完善纳税服务机制

英国税务部门为纳税人提供迅速高效和礼貌的服务，要求所有打给税务局的电话，在20秒内的接通率为90％；80％的邮件在15个工作日内回复；对没有预约就来咨询的纳税人，95％的人在15分钟内得到接待；错扣缴的税收收入，20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澳大利亚国家税务部门还制定专门的办事承诺制度，每年进行考核并予以公布，每两年要向纳税人开展一次民意测验，测验指标主要涉及对税务机关提供纳税服务的满意程度。考核业绩会影响税务局长的选任，国家税务局局长每7年换届选举一次，如果社会满意率低，可能导致提前选举，由政府重新任命。美国联邦税务局在近10年的实践中，将“3E”(经济、效率、效能)作为纳税服务绩效评估和衡量的一般性指标，建立以税法遵从、纳税人和合作机构评价、政府评价为核心的三类指标体系，对纳税服务的绩效进行评估。为提高纳税服务效率，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税务机关还招募很多志愿者，这些志愿者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者，帮助他们计算是否应纳税，帮助符合条件的纳税人进行基本的纳税申报、填写表格和提供有关咨询服务。这些志愿者服务作为税务机关服务的延伸，既方便了纳税人，又大大提高了税务机关的征收效率。

(四)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

纳税服务更深层次上的理解是财政透明度和民主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财政透明度手册》中定义：财政透明度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门账目和财政预测。财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以及时的、系统的方式充分披露所有相关的财政信息，包括用来编制预算的经济假设、政府资产和负债、税式支出及对数据可靠性的建议。在英国财政部1998年制定的《财政稳定准则》中，财政透明被列为五大准则中的首要准则。芬兰在预算透明方面的一项重要实践是，在《信息自由法》中规定，各部门向财政部提交的最初资金需求量，要与政府提交给议会的预算草案同时公开。南非在1999年制定的《公共财政管理法》中，进一步明确了预算的定期报告和责任评价制度。1966年美国《信息自由法》正式确认了纳税人知情权，其后连续出台1974年《隐私法》、1972年《联邦咨询委员会法》、1976年《阳光下的政府法》，配合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第4条修正案和第14条修正案，形成财政公开的法律保障体系。美国政府预算的公开程度比较高，将具体项目所用资金具体列明。以美国劳工部的预算为例，公众可从劳工部的官方网站查询较为完善的预算报告。其网站上公布的《2008美国劳工部绩效和责任报告》的主要内容涉及管理讨论和分析、业绩报告和财务三个部分，总共内容涉及302页，较为详尽的公开了劳工部的财政状况和绩效状况。

可以看出，在一些国家，政府树立了切实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实施了保障纳税人权利的机制和措施。这些可为我国提高纳税服务水平所提供借鉴。

二、提高我国纳税服务水平的建议

篇2：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及启示

20世纪70年代前后，欧美等国均实现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并逐渐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以美国为例，美国现代服务业增长快、总量高，居世界领先地位。形成良性循环的区域产业链是美国现代服务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纽约服装产业、好莱坞电影业和硅谷电子产业，它们的研发、设计与制造形成一体化运作，保障了产业的稳定发展；都市区是美国现代服务业的核心载体，都市区在地区内形成劳动力、资金、信息的集聚，还拥有较好的交通网络系统，为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随着全球经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均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产业发展政策。美国芝加哥政府于1989年提出“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多元化经济”，大力推动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吸引企业集聚。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芝加哥吸引了摩托罗拉、朗讯等一批IT企业落户，区域高技术产业得以飞速发展。

税收优惠减免。韩国政府制定了强化服务产业竞争力的相关措施，并通过税收减免支持服务业发展。尤其对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中小企业给予了大力支持，扩大减免税种，并增加特别税额扣除。

优化基础环境。英国曼彻斯特市政府着力解决住房、公共运输、土地供应等直接影响服务业企业发展的环境问题，积极促进经济与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政府在2006年颁布的“新经济成长战略”中提出，建立服务业研究中心，完善服务业统计体系，协助拓展服务业领域和国际市场，制定政策措施推动人力资源培训、信息技术利用等。

开放服务业市场。美国不仅积极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进程，还与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为服务业出口市场提供支持。另外，美国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全球共享信息通信网络，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信息市场，有力支撑了本国通信产业的发展。

篇3：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及启示

纳税成本亦即纳税遵从成本, 是指纳税人为遵从既定税法和税务机关要求, 在办理纳税事宜时所耗费的各种费用之和。具体包括 (1) 货币成本:如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所支付的咨询费用或者交由税务代理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所支付的中介费用等。 (2) 时间成本:这主要是指纳税人为收集保存必要资料和信息、填写纳税申报表所耗费的时间价值。 (3) 非劳务成本:这主要是指纳税活动发生的如计算机、复印机、电话、传真、信笺、邮票等通讯设备和办公用品的成本以及专门来往税务机关所花费的交通费用等。 (4) 心理成本:这是指纳税人认为自己纳税并没有得到相应偿付而产生不满情绪或者担心误解税收规定可能会遭受处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二、中外纳税成本的研究现状

美国的经济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测量作出了重大贡献。1934年, 海格 (Haig) 首先对纳税遵从成本进行了测量, 测算出美国联邦和州的纳税遵从成本占纳税人税负的2.3%。在此后的几十年间, 美国的马汀 (Martin) 、梅 (May) 和汤普森 (Thompson) 、沃斯特 (Oster) 和林恩 (Lynn) 、马修斯 (Matthews) 、马勒 (Muller) 等学者陆续对本国的一些地区和行业的纳税成本问题进行了研究。

1973年, 英国巴斯大学的锡德里克·桑福德教授对英国个人所得税遵从成本进行了研究, 将时间成本以货币为单位进行了量化, 并对时间价值 (纳税所耗费的时间成本) 进行了界定。从桑福德研究的结果来看, 纳税遵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最大估计值为4.4%, 如果加上在支付给税收顾问的费用中没有记账的有关支出, 则该估计值还要增加3.9%。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学者推动了纳税遵从成本在实践方面的探索, 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形成了体系化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纳税成本较高。1994～1995年度, 澳大利亚共发生社会遵从成本约104.17亿澳元, 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1.86%, 占GDP的2.29%。1986～1987年度, 英国的纳税遵从成本约占GDP的1%。1995年度美国联邦和州所得税遵从成本约为676亿美元, 约占联邦和州税收入的9%, 占GDP的0.93%。其次, 纳税成本负担分布很不均衡。低收入者承担的纳税成本明显高于高收入者。以澳大利亚为例, 1994～1995年度, 每100美元收入中, 低收入者每人承担的社会遵从成本为1.30美元, 中等收入者为0.73美元, 高收入者为0.67美元, 平均为0.81美元。同样, 小型企业的纳税成本负担重于大型企业。1994～1995年度, 澳大利亚每家小型企业的纳税遵从成本为1, 235美元, 中型企业为4, 935美元, 而大型企业反而为负30, 052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大型企业可以较好地享受税收遵从的现金流量收益, 而小型企业不仅不能充分享受现金流量收益, 而且要承担较高的流转税、员工个人所得税扣缴和公司所得税的遵从成本。

我国目前的纳税成本研究刚刚起步, 因此没有具体的数值来衡量, 但据2006年底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近日联合公布的一份全球纳税成本的调查报告, 中国内地在175个受调查国家 (地区) 中, 排名第168位, 纳税成本高居第8位。此调查报告是按总税率、纳税次数、企业年花费时间等几个项目定量指标对175个国家进行排名比较得出的排序。在被调查的175个国家 (地区) 里面, 企业平均每年要填35页的纳税申报表, 但各国之间差别很大, 比如说喀麦隆需要填172页, 而奥地利只需要填17页。在被调查的175个国家中, 在遵守所有税收要求的前提下, 企业年均纳税需要花332个小时, 其中巴西耗时最多, 是2, 600个小时, 而瑞士只有68个小时。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公司每年因纳税花费872小时 (增值税384小时, 社会保险和住房基金288个小时, 企业所得税200个小时) ;每年共需要交税48次 (比如增值税一年要交12次, 土地使用税1次, 财产税1次, 印花税2次, 教育税是13次等) ;中国的总税率是77.1%。2007年1月10日, 国家税务总局计统司对这个调查报告进行了批驳, 认为这份调查报告不仅在统计方法上有问题, 有些计算不科学, 采纳数据也不全面。尽管我国的纳税成本研究远远滞后于其他国家, 但正如世行的调查报告所追求的目标那样, 我们可以“拿自己国家的税收征管的业绩和其他国家做比较, 学习全球最佳经验, 决定税法改革的优先顺序。”

三、我国纳税成本高的成因

当前, 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企业纳税成本, 政府也从各个方面入手来减轻企业的税收成本。但总体上来看, 我国企业税收成本普遍较高,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我国税收征管体制和机构建设的不完善。

1994年起我国征税机构的分设,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国地税分家, 按税种划分各自的管辖区域, 对纳税人来讲, 两个地方都要去交税, 造成纳税人多头跑;而与此同时, 税务机关也在征管查过程中多头多次找纳税人, 这些都难免会增加纳税人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另外, 随着征管改革的深入和三十四字征管模式的推进, 集中征收已成为大势所趋, 基层征收机构已上移到区县一级, 有些地方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精简, 对于非平原地区的乡镇纳税人来说, 无疑增加了到税务机关办税的各项成本。

(二) 税务管理现代化进程滞后。

虽然金税工程等信息化项目给我国税务管理带来了现代化的理念和技术,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在税务信息化建设的初级阶段仍然增加了企业的纳税成本。例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使用防伪税控系统后, 按规定购置的设备和培训费、维护费开支, 在申请的第一年里, 每一纳税人的花费为14, 000元左右。除此之外, 到税务机关申购专用发票、认证报税申报、办理出口退税等涉税事项, 都需要纳税人每月跑税务机关两三趟, 等候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信息三大系统间采集比对数据;这仅仅是纳税人到国税局办理增值税事项的侧记, 由此其纳税的非劳务成本、时间成本可见一斑。

(三) 企业纳税意识有偏差。

一些企业纳税意识淡薄也是纳税成本高的原因之一。由于我国税收制度的不完善, 有些企业心存侥幸的心理, 认为偷逃税可以降低企业税收成本, 偷逃税行为时有发生。而偷逃骗欠税违法行为一经发现, 企业不仅要补交税款, 还要支付滞纳金、罚款等, 承受额外的成本。同时, 很多企业不了解税收筹划, 将之等同于偷、逃税和避税, 缺少合理减少税收成本的计划和方案, 也会增加不必要的纳税成本。

四、优化纳税服务, 降低我国纳税成本

针对我国纳税成本高的成因, 我国将继续在简化税制、强化征管方面进行改进, 以期降低和均衡纳税遵从成本, 增加纳税人的遵从程度。但就目前征管现状来看, 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优化纳税服务, 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服务内容:

(一) 税收信息服务。

即向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宣传税收政策、法规, 提供纳税咨询, 增强其纳税意识和权利意识, 提高纳税自觉性和准确性。优质的税收信息咨询服务可以帮助纳税人节省搜集必要的涉税信息的时间成本和非劳务成本。例如, 美国税法的宣传力度非常大, 几乎利用了各种宣传媒体, 如发行税务刊物及录像带、开辟电视“税务诊所”、通过广告委员会播放纳税广告、通过金融信息网络播报税务信息等。而澳大利亚税务当局最具特色的税收信息服务是统一的电话咨询服务, 澳大利亚税务局对纳税人承诺:电话咨询, 咨询者等待时间不超过10分钟;书面咨询, 答复时间不超过28天。这些宣传和服务活动都旨在为纳税人提供必要的帮助, 减少纳税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及心理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纳税遵从度。

(二) 纳税技能服务。

即对企业办税人员和初入商界者进行培训, 使其掌握纳税技能, 提高办税水平;纳税技能服务可以降低纳税人的心理成本和时间成本。

(三) 纳税环境服务。

主要是为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发票领购、纳税申报、税款缴纳等提供便利的条件和场所;纳税环境服务可以降低纳税人的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为了使纳税人足不出户的办理涉税事项, 一些发达国家建立了电子申报系统。电子申报是指纳税人在得到税务机关的许可后通过电话语音、电子数据交换和网络传输等形式办理的纳税申报。同传统的纸质申报相比, 电子申报具有快速、准确、方便、便宜等特点, 再加上电子支付、电子沟通等环节的配合, 大大减少了税务部门的工作量, 不仅使征税成本降低, 也减少了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成本。美国2001年在电子申报系统中新增加了23种表格, 2002年又加入40种。这样, 99%以上的申报者都能够通过国内收入局提供的电子申报方式纳税。同时, 电子申报也带来了新的支付方式, 即电子支付方式, 给纳税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美国从2001年起有多种可供选择的电子支付方式。澳大利亚联邦税务局也提供了数十种表格, 供国际互联网用户下载用于纳税申报。目前全澳大利亚约有80%的纳税人采用电子申报方式报税。

(四) 纳税救济服务。

即在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税务争议时, 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提供行政救济服务, 主要指税务行政复议工作。各国税务机关大都设有专门的税务调节组织机构, 如法国各级税务部门都设有一名调解员, 专门负责和纳税人对话。美国联邦税务局设立了纳税人辩护律师服务中心, 在每个州和分支至少设有一名纳税人辩护律师, 独立于地方税务局之外。澳大利亚税务局设有相对独立的投诉服务部;西班牙税务局内设纳税人权利保护办公室, 工作人员是政府的特别派驻人员。

(五) 社会中介服务。

是指经批准成立的税务代理社会中介组织为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提供的服务。优质的社会中介服务可以直接降低纳税人的货币成本, 以及如果他自己办税所可能产生的机会成本。有经验的税务代理可以帮助企业开展纳税筹划, 充分运用起征点、减免税等税收的优惠政策, 制定出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合理的筹划方案, 以达到减少筹划风险、降低税收负担的目的。日本目前已有税理士会14所, 税理士支部500多个, 从业人员达7万多人, 比国税系统人员总数还多2万人。

(六) 税收援助服务。

是指税务机关及社会力量对需要纳税服务援助的老年人员、残疾人员、下岗人员、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纳税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税收援助, 到纳税人生产、经营场所进行办税辅导或为其办理有关涉税事项。为保护低收入者尤其是老年人等脆弱群体,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已有由政府资助的税收志愿者组织, 旨在为无力承担税务咨询费的低收入者免费提供税收咨询, 尤其是以老年纳税人为重点, 并不断发展壮大。如美国的助老税收咨询委员会、英国的低收入者税制改革委员会、加、澳两国援助个人所得税中低收入纳税人的组织, 普遍受到各国纳税人的欢迎。

各国的实践表明, 优化纳税服务是降低纳税成本, 提高纳税遵从度的有效途径。优化纳税服务, 可以帮助纳税人更加准确及时地了解税收政策, 更加充分地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更加熟练地掌握纳税的程序和技巧, 从而更好地进行生产经营的税收筹划, 更加经济地规划自己的办税行为。总之, 税务机关及社会力量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和详尽周到、优质高效的税收服务, 不仅能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提高其遵从程度, 而且也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达到征纳双方的良性互动, 真正建立起“为纳税人服务”的现代税收征管基础。

摘要：本文首先从纳税成本的内涵出发, 比较了中外纳税成本的研究状况, 并揭示了中国纳税成本较高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最后分析了我国企业的纳税成本高的原因, 指出了通过优化服务可以较好的降低纳税成本的途径。

关键词：纳税成本,纳税服务,成本控制

参考文献

[1].李坤, 於鼎丞.从降低纳税遵从成本的角度看我国税收服务的取向.财会研究, 2004, 6:10~11

[2].王红茹.国税总局人士称:“中国纳税成本全球第八”说法不科学.中国经济周刊, 2007, 4

[3].韩淑颖.影响纳税成本的相关因素及解决途径.辽宁科技学院学报, 2007, 4:36

篇4：国外版权输出的经验及启示

一、政府在版权输出中的作用

由于出版业的特殊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少有国家在图书输出活动中完全使用市场手段。许多国家大量运用各种手段对出版业进行管理调控，大力推动出版走出国门，以提高本国出版物的市场竞争力，增强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诸多手段中，经济和行政手段是最为常见也是作用最为突出的。

1.通过财政补贴，建立专项基金等，鼓励出版企业对外输出

国外政府对出版物输出采取的经济调控措施主要有三种：一是项目制度，即政府拨款建立专项基金，鼓励对外输出行为；二是奖励制度，由政府提供出版奖金，奖励优秀的翻译作品和翻译人才，鼓励出版行业各个环节将本国的优秀出版物推介到其他国家；三是直接的财政补贴，主要是鼓励本国出版单位与外国出版业建立交流关系，提供资金供出版行业举办和参加各种国际书展等。

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对图书输出工作的资助主要体现在图书出口贸易方面，提供资助的政府部门包括：英国文化委员会、艺术委员会、海外贸易局、外交部、海外开发署等，资助英国图书的海外推广。具体包括举办、参加国际书展；为出版商参加国际书展提供展位补助和旅费补助；为访问图书出口国的销售代表团提供旅费和生活费补助；为负有图书进口使命的国外出版商提供资助；为开拓图书出口市场的研究提供资助等。

2.建立相关管理机构，提供有效制度规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成熟，其管理图书输出的一大特点是政府很少直接进行干预，政府机构中也较少设有专门负责管理的部门。虽然使用次数不多，但行政手段广为存在并在该项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国家历史背景、市场发育程度、政府施政方针的不同，各国在具体管理方面又呈现出一些鲜明的、不断变化的特色。

美国政府中没有专门负责管理出版业的机构，政府仅是负责检查判定出版物是否违法。但政府中有对书刊出口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和支持作用的美国新闻署。此外，美国国会中还专门设立了登记、保护版权的机构——美国版权局和负责解决版权纠纷的机构——版税裁判所。

法国是西方国家中设有主管出版工作的政府机构的少数国家之一。该国出版业的管理机构是文化部图书阅览司，该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相关法律、分配政府补贴、鼓励本国出版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帮助出版商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活动，为法国图书的输出和在国外传播创造良好的条件。政府部门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法国外交部及其下设的文稿和多媒体图书馆局，该机构主要负责在国家出版资助计划的框架内支持国外出版商，并为他们获得法国图书版权提供帮助。法国国际出版署每年都要组织本国出版机构参加全世界的相关展览，同时组织国外同行参加法国的相关活动。

除了机构设置，出版法规也是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

二、行业协会在版权输出中的作用

在国外尤其是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行业协会拥有较高的地位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出版行业协会亦是如此。目前，国外出版行业协会兼具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业代表、行业协调、行业管理等多种基本职能。他们紧密围绕会员需要，通过不同的服务形式，保护会员利益，在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与企业的市场随意性，协调政府、企业关系，有效配置行业、社会资源，促进行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出版国际化浪潮的不断高涨，发达国家出版企业纷纷将行业和自身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投向了国外市场，外向意识不断增强，对国际市场的介入也日益增多。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作为出版企业利益代表的出版行业协会也纷纷加强自身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功能，开始把工作重点投向国外，日渐成为出版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和权益保护的代言人。

在出版物对外输出中，国外出版行业协会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整个行业的对外交流，包括筹集资金举办和参加书展、代表出版商与外国政府和出版商进行沟通等，多数出版商协会都设有专门的国际交流部门具体负责此类事务，二是代表本国出版业维护国际出版市场秩序，如与其他国家政府协调，敦促其打击盗版，改善市场环境等；三是为本国出版商提供有关国外出版业的信息，特别是版权贸易和新技术方面的动向。

三、出版业自身在“走出去”中的作为

西方发达国家在出版物输出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其出版业自身的努力分不开。

1.选择输出地区

在输出地区的选择上，大多数出版商首先考虑的是该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以及出版市场秩序。如英美出版商近年来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市场的大力介入，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有所恢复，并且对教育投入力度都比较大的缘故。此外，语言因素也是西方出版商在出版物输出时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出于语言因素的考虑，图书输出工作做得较为成功的图书商，其“走出去”工作大多起步于同语种或有类似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有近一半的美国图书是出口到加拿大的，而近一半的英国图书则是出口到欧盟国家的。

2.选择目标市场进入方式

在目标市场确定后，发达国家的出版商注重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以及行业协会进行密切接触，从而绕开政策壁垒，顺利进入当地市场并与当地出版商展开公平竞争。在此仅以美国杂志进入我国市场的方式为例予以说明。为进入中国市场，美国杂志出版商采取了多种办法，主要有：一、出版中文版本。具体运作模式通常是先在香港注册一家出版公司出版该杂志的中文版本，然后通过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以图书进口方式引进国内。二、版权合作。该手段是国际品牌杂志进入我国市场的主要方式。具体有两种模式，一是将刊物版权卖与中方某杂志社，另一种是以版权作为投资，与中方杂志合作。目前业已发生的版权合作案例绝大多数是这种模式。三、参股。杂志出版商通过资本运作，以参股的方式迂回进入中国市场。四、外围渗透。有些杂志出版商虽然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但已通过采取“外围渗透，逐步推进”的策略，发起冲锋的准备。

3.确定市场竞争方式

进入目标市场后，为迅速打开局面，实现本土化运作，他们大都或通过收购当地有品牌价值的出版公司作为跳板，或是在驻外公司内部大力推广当地的文化价值观，小心翼翼地观察当地读者的需求，用自己拥有的强大内容来满足这种需求。一本图书从书名的确定到作者的物色，从书稿的审读到字体、色彩、格式的确定，从出版时机的确定到发行推广策略的选择，都严格从当地读者的消费需求和阅读习惯的角度出发，简言之，就是“投其所好，出其所要”。

4.重视版权代理机构的作用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版权代理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在国际图书贸易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版权代理公司多达600余家，并已形成较大规模优势，真正成为版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不仅美国如此，即便是版权代理公司相对较少的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版权集体管理机制也十分健全。发达国家大量版权代理公司的存在，不仅有效衔接了作者一书稿编辑一出版社这一图书输出的链条，还成为版权价值战略性、系统性开发的催化剂与保障。有的还可以促成跨媒体、跨国交易，帮助版权所有人向其他行业的公司、企业转让版权的经济权利，实现版权的广度深层开发。

篇5：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及启示

摘要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英国就将对老年人的养老纳入到了社区，采用社区养老模式来处理老龄化的问题。并且把一些公共服务或商品供给项目移交给社会机构，如非盈利组织。英国非盈利组织的社会企业模式已经成为英国非盈利组织参与社区养老的主要形式。社会企业是非盈利组织的一种形式，它与与公司的运营形式相似，然而又存正在公司所没有具有的特色，即公益性。社会企业运用一定的商业手段来进行相关运作，依据市场的供给需求来提高需求者对服务或商品的满足感。另外，又由于社会企业具有和公共部门同样的公益性价值理念。社会企业将利润分红再次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所以分析英国非盈利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也的实践经验和启示，对我国非盈利组织的发展颇有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养老服务业;经验;启示

一、英国非盈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业的实践经验

（一）英国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养老服务

在英国通过把社区作为照看老年人的基层单位组织，其承购者如：地方及政府部门，健康医疗信托组织，慈悲组织等等。由于国民保健服务和政府形成了平等、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部门与地方政府也就更加重视非盈利组织和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根据合同设定对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内容须包含以下几方面：康复中心；社区医疗设施；社区与住宅间的床边服务；24

小时电话护理热线等。英国社会企业对于老年人的社区照看的特点就是把照看对象以及其家族也囊括到了这体系中来。评估的相关标准是：托付和合同内容；管理以及服务质量系统；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

（二）英国社会企业参与社区照顾养老的资金来源

英国对于社区老年人的服务采取的是：社会企业与多方力量共同合作的多元形式，这也就是说其运营资金来源途径具有多元化特点。传统上志愿组织运营经费来自政府资助以及社会募捐。近些年，随着私人捐款占收入来源资金份额的降低，非盈利组织的运营运作趋向于私营部门。所以使得社会企业这一种通过商业运作形式的形式渐渐成为了志愿部门的新趋势。英国社会企业的资金来源：捐赠、政府补贴和服务收费。捐赠：个人、慈善机构、公司。这是参加公益事业的社会企业区别于一般公司的独特收入。政府补贴。政府通过一系列行动来帮助非盈利组织更好的服务社区养老服务而提供优惠措施，如，直接拨款、合约、抵偿、所得税豁免。公益信托是英国社会企业的典型形式。在英国的基金会以及慈善事业中已经被广泛应用了。

何宝玉.英国信托法原理与判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296-297

页

公益信托享受政府给予的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如，豁免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慈善占地减半征收继承税、出售捐赠品、豁免增值税、产业赠与公益事业免征继承税等等。例如，会费、收费活动和商业运营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服务性收费现已逐步成为了英国社会企业运营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也就是说，在英国社会企业逐步形成自给自足的运营资金供给模式。同时，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特点为英国社会企业良性发展提供了保障，使其能更好的发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特征。如，社会救助、民主参与、科学文化等功能。

二、英国非盈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业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增加国办养老机构建设的资金投入

养老服务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核心地位，而财政投入又是其重中之重。国办养老组织建设所需资金，应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对新增国办养老组织床位所需资金，争取由地方财政预算、福利彩票公益金组织落实。施行财政激励措施，关于按规范建设、依规则运营的新增国办养老组织，凡收养“三无”、“五保”和困难老年人占床位总数份额较高的，由地方财政给予一定补贴。金融组织要支持老年服务业发展，增加对养老服务组织及其建设项目信贷投入，适当放宽借款条件，并提供优惠利率。政府有关部门要主动做好服务，协调处理好养老组织借款抵押问题。关于规模较大、前景较好、市场急需的养老服务项目，财政部门要给予必要的借款贴息。一是扩建新建市级国办养老组织，发挥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大都市的社会福利组织品牌。二是大力发展区县国办养老组织，做到全市统筹均衡发展。最后是要结合相关资源，进行合理的布局，调整改造、改建养老院。对于布局不合理、房屋破旧、规模比较小的养老院，进行拆、改、并，满足“五保”供养需要。凡收养“五保”和困难老年人占床位总数

70%以上，并按一定的规则来运营的养老院，由福利彩票公益金给予一次性的补贴，进一步大幅度提升我国养老机构的整体水平。

（二）加强对社会办养老机构的政策支持

养老服务业是一个微利、甚至无利的行业。除了社会捐赠和运营收入以外，政府的补贴应该成为了民办养老组织经费来源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养老服务组织的性质对政府具有一定的经济依赖性，在谋求独立开展的行程中民办养老组织完全可以使用政府的权利体系取得体制内外的资源，不断扩大其本身的实力。我们要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合理的定制民办养老组织资金的补助政策，支持和引导各界社会力量以参股、联营、协作、合资与独资等形式，扩建、兴建或在原有其他设施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适合老年人集中护理、生活、居住的养老组织。从而把政府资金投入的重心从建设、开办养老服务组织转到解决老年服务需求上来。

一方面是政策扶持。经民政部门批准和社会团体管理部门认定，符合国家相关养老机构标准的，可申请享受一定扶持政策，包括：免征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收入营业税；减免养老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养老机构缴纳水利建设专项资金确有困难的，可报经税务部门批准，予以减免照顾；用水、用电、用气(燃料)等价格与居民用户实行同价，并免收相应的配套费；免收养老机构电话、有线(数字)电视、宽带互联网一次性接入费，并减半收取通信费、听视费；对于按标准建设、依规定运营的新增养老机构床位，对于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对于规模较大、入住率较高的养老机构等情况，都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支持或补助。对于企业及个人向非赢利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应采取适当税收优惠政策。

另外，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和贷款贴息。符合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相关规定与条件的兴办养老服务组织和个人，可申请2-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合伙兴办养老组织的，可申请期限不超过两年，人均2万元以下的担保贷款。小额担保贷款的服务、考核、管理、贴息、利率、贷款期限与反担保措施，按照我国相关小额担保贷款的方针及有关规定来执行。对需要发展资金并具有一定规划以上的养老组织，可以申请相关贷款的担保，由市小额贷款担保基金，按照每新吸纳一名护理人员，即给予

万元的贷款担保，担保最高的额度不超过

万元。对养老组织确无能力按期归还本息的，市小额贷款担保基金与代偿资金市福利彩票公益金各承担50%。

（三）以政府购买服务推动非盈利组织投入养老服务业

当前我国政府的养老保障模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新月异，社会办理的民主化的进程也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而得到了有效的推动，传统体质下相对单一的主体社会保障运作模式已经逐渐向多元化的社会办理模式靠近，其主要意图在于让社会主体的相关做做能够有个很好的发挥。而社会力量的典型代表

——非盈利组织，由于自身和社会保障有着必然的关系，定会在社会保障的舞台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其使命感和生命力愈来愈强。政府引导、鼓励和支持大众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积极的参与到社区为老龄人服务的办理当中来，提供制度化的参与途径，非政府公共组织和大众、政府间实现一个良性的互动，取长补短，在社区为老龄人服务中有效合作，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一是不具备规模经济特征、进入门槛比较低的公共服务项目，应逐步向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开放。通过委托服务、办理承揽、特许经营、公共部门与民营企业或民间组织开展合作等多种形式，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

依照公共服务的相关理论知识，我们了解到公共福利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市政府，但政府不是直接的生产者。社会公共事务办理中最重要的办理主体就是政府，但也不是办理主体的唯一。所以，在我国分配方式、利益关系、就业形式、组织形式、社会经济成分日趋多样化的现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办理要建立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上，吸收大众的参与和非政府组织，既充分有广泛的调动起所有的积极因素，来尽可能的实现公平分配、最大增进、维护现有的社会公共利益。在提供社区养老服务中，还能为政府在建设居家养老模式的主导作用提供一个大型的平台，同时调动整个社区内的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到其中，真正实现社区为老龄人服务的亲情服务、密切合作与亲密互动。

（四）加强对我国非盈利组织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支持

1、加强资金支持

（1）

加大政府资助的力度

首先，我国要加大政府资助的力度，相较于美国是全球财政收入第一大国，我国紧随其后成为了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我国的政府部门对非盈利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对其资金帮助已经有能力了。并且国际社会各国也是按此做法，国家给予本国非盈利组织相应的资金补贴。例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财政补贴、项目资助、税收减免等方式对非盈利组织进行资金撑持。

政府可以通过采纳不一样的资助方式和资助强度，来到达资金以及资源高效利用率。由于非盈利组织所供给的公共服务或产品对于的人群以及层次的，甚至是所供给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水平各不相同。所以政府可以对于不一样的情况对非盈利组织采纳不一样的资助力度和方式。政府资助并不是说就要直接投资并且亲自经营管理运作。

相同的，我国政府的资助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只需本质上以进步基础设施的资源利用率，下降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成本，都是政府所接受的投资方式。如，政府津贴、补助、政府购买、合同承包等等。政府与非盈利组织间结成的这种互惠互利、平等的协作伙伴关系，最直接的作用是减轻了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或产品的财力、人力等负担。

具体来说，政府对非盈利组织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公共服务或产品的资金撑持包含:

第一，政府财政拨款、直接投资。第二，政府直接从相关非盈利组织来购买一些养老服务项目。第三，对于用于社区养老服务的土地，政府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来进行土地规制。

（2）

有效激励私人捐赠

为了提高个人捐献的比例，政府首先要给予相应的政策税收优惠，并且对某些实际操作性比较强的规定予以细化。但是，在我们国家人们最多也只是关注由政府或是大型企业组织的慈善捐助活动，参加其间的公众也是由于政府、大型企业的信誉度较高，但是这其间个人捐献微乎其微。往后，要强化和鼓励公民参加社会公益事业的意识。从政府的视点讲，需要政府针对不同人群的收入情况、家庭情况等设置不同层次的税收优惠政策。从非盈利组织的视点看，像非盈利组织这样的从事于社会公益事业在募捐时需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过于单一的劝募活动是不足以吸引很多公众的。例如举办慈善意义的演唱会，约请知名人士，既能发扬名人效应又能实现募集资金的目的。

结语

老龄化背景下，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不足以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政府也提倡老年服务走向社会。政府正在逐步转变职能，走“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上扮演监管者的角色。我国这类民间组织比之发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虽然在改革开放前期非盈利组织的社会职责没有担负起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的快速开展，非盈利组织也开始展现它的繁荣生命力。但是,由于非盈利组织自发生之初就带有了官办性质，所以在我们国家没有完全符合国际意义上的非盈利组织。同时，这也使得非盈利组织不能独立管理组织内部事务以及运营机制。因此，实现非盈利组织的良性开展首要的是,要给与非盈利组织合法身份。简化非盈利组织登记注册的繁琐程序；其次,要制定符合当前非盈利组织内部以及外部运营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另外，健全组织内部实现独立性运营、管理。最后,政府要加大对非盈利组织的扶持力度。这不光表现在资金的补给，还需要政府给予优惠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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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及启示

美国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工作历史悠久， 归结起来， 美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 16 世纪中叶的萌芽发端期、工业革命后的形成确立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成熟发展期和目前的深化拓展期。

据 5美国志愿者活动6 报告( 年 7 月 7 日由美国国家和社区服务社团公布) 统计， 年美国约6 080万 16 岁以上的人参与社区志愿活动， 累计志愿服务时间约 81 亿小时， 为经济社会创造价值超过1 580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志愿者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

篇7：国外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及启示

陈 思 许 巍

2007年第2期 ——他山之石

商业贿赂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也是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妨碍国家的正常发展，因而成为世界各国的重点打击对象。我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已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治理商业贿赂的有益经验，对于建立健全我国监管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经验

日本治理商业贿赂被称为“老虎苍蝇一起打”，意指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绝不放过哪怕是微小的商业贿赂事件。日本界定的贿赂范围相当广泛，包含能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除金钱、物品、不动产等有形物之外，诸如代为偿还债务、金融利益以及获得确实会涨价的尚未公开的股票而获取的利益等财产性利益等，均在此范畴之内。日本刑法将商业贿赂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具有行贿或受贿行为的主体都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日本还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规定严格为举报人保密，并不能以任何形式打击报复或者以任何理由解雇举报人，否则按照有关法律严肃处理。日本构筑的制约机制，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商业贿赂问题的发生。

韩国的“清廉度调查”是防治商业贿赂的重要措施，得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高度关注和肯定。通过对各级政府和公共机关的清廉度调查，根据所得出的清廉指数按照政府机关类别进行排名，实现民众对各机关的资金账户往来及收入的监督。２００５年３月，韩国政府、政界和经济界共同签署的《透明社会协约》，对公共部门、政界、经济界和社会公民共建透

明、廉洁机制的措施加以具体规定，公共部门的任务包括由国家清廉委员会、监察院、检察院、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分工协作，建立防止腐败、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和纳税人诉讼等机制，以及加强对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公民的任务是协助建立与反腐有关的居民传唤制、居民投票制等机制，制定《透明社会实践市民参与宪章》，参与社会行动等。这场全民参与的社会净化运动在改善韩国商业环境，提高社会清廉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在医药销售领域治理商业贿赂取得了显著成效。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问题一直受到关注，为了防范医药公司向医生行贿，德国医学科学专业协会、联邦药物生产商协会、联邦医院药方联合会、德国大学联合会等１２个相关协会在２００１年制定了《企业同医疗机构及其职工间合作的刑事评估要点》，内容涵盖了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必备的法律知识；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合作形式、合作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对于礼物和宴请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礼物的价值有明确的规定，每次宴请都要做详细记录并备案。医生一旦发现收受贿赂，就会被开除。在《要点》的规范下，德国实行“医药分开”，将收受贿赂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健全我国商业贿赂监管体系的措施

从加强立法入手。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商业贿赂经验中，法律是必不可少的武器。我国关于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文过于分散，立法层级不高，而且未能将目前形形色色的商业贿赂行为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之中，导致在实践中反商业贿赂效果并不显著。应以我国现行的法律为基础，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立法经验，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的规定，通过对我国商业贿赂现状的分析，制定《反商业贿赂法》。将分散在我国法律法规中的有关商业贿赂的相关条例加以整合，将实体性法律规范包括刑事、行政和民事及程序性法律规范统一在一部法律之中，以整合、统领现有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同时，反商业贿赂，执法不能手软。一方面需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大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更

需要提高执法水平，准确理解法律的内涵，区分正常行为和商业贿赂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打击真正的违法行为，保护正常的商业行为，维护我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

深化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商业贿赂，体制改革是根本。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政府投资监管体系，建立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金融调控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协调机制。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投资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将商业贿赂容易滋生的金融、电信、电力等垄断性质的行业，以及市场开放度、透明度不高的医药、建筑、教育等行业作为重点进行治理。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公用企业、特殊行业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同时，进一步强化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和行业自律功能，促进企业守法经营，公平竞争。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法人及个人信用管理制度，实施企业诚信守法记录制、自动检测制、警示制、公示制，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档案；改革企业会计制度，重构我国会计监管体制，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加强监督工作。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多管齐下，其中监督工作尤为重要。应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推行政务公开、阳光行政，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让公平、公开的程序来监督与制约权力的行使。注重法律监督与民主监督相结合、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新闻舆论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事前监督与事中监督相结合，依法依程序、多途径进行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对商业贿赂专项治理的执法监察，是发现商业贿赂的重要手段，是目前商业贿赂监督的重要途径。我们还要借助广大群众的力量，进行社会团体监督和公民监督。组织引导社会团体有序、规范地进行监督，定期组织社会团体深入商业贿赂比较严重的行业开展调研。要广泛开展舆论和媒体监督，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下，使行贿受贿者

接受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要发动干部职工进行商业贿赂监督，鼓励干部职工对不法行为进行检举和揭发。大力推行办事公开制度，将群众关注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对于商业贿赂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而言，建立和完善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是减少商业贿赂行为的治本之策，因此，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是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宣传教育要与学习贯彻党章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相结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按照党章要求，自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宣传中央有关精神和要求以及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大意义，积极运用典型案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警示教育，提高全社会对商业贿赂严重性和危害性的认识，增强其自觉抵制商业贿赂的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积极宣传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进展成效；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和企业人员法律、纪律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将廉洁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增强廉洁从业意识，推进企业诚信管理；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利用各种宣传工具，特别是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治理商业贿赂不单单是某几个部门的事，更是全社会每个人的责任，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让强大的社会正气压倒歪风邪气。■

篇8：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及启示

一、国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经验

从世界范围来看,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共部门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就是说, 为公众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已不仅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和政府的职责所在, 也是对人权的保障, 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西方国家通过建立强大的公共部门在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基础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都已经不同程度实现了均等化, 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 科学划分了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

各级政府间之间事权责任的合理划分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现代西方财政理论的基础是公共产品学说, 它为进一步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职能和协调各级政府之间公共财政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受益范围的程度, 确定各级政府的职能和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 把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限定在了“市场失灵”的公共服务领域, 并将事关国家整体利益和需要统一规划的公共财政支出都划归了中央;而与地方利益有直接关系, 需要因地制宜安排以及外溢性较小的公共财政支出, 都划归了地方政府, 并且经过长期的磨合与调整, 逐步形成了各级政府之间公共财政支出与其职能和责任密切对应的关系, 使各级地方政府都有能力来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例如, 在德国, 通过宪法对政府间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和任务进行了大致划分。德国在《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统一进行处理的事务”应该由联邦政府来负责, 其他事务对应的由各州和地方政府来负责, 同时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性质和特点, 确定一些项目由两级以上政府共同承担。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立法来管理和调节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职能和责任, 并通过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加以保障。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同时可以有效的避免相互扯皮现象的发生。

(二) 建立了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国际经验表明,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手段是公共财政均衡化, 而公共财政均衡化则需要通过转移支付制度来调节, 尽管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国情和价值取向都不尽相同, 而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规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但从其各级政府间公共财政均衡的主线出发, 又具有很多的共同特点。

一是中央政府都拥有较强的公共财政支出能力, 具有强有力的调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从各国情况来看, 无论是美国、澳大利亚还是日本, 都是在中央政府掌握强大的公共财政的基础上, 再根据各级政府间公共财政纵向差异和同级地方政府间横向差距确定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数量, 均衡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财政差距, 进而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公共财政基础。二是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来源稳定、分配科学。首先, 许多西方国家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 固定某一项或某几项财政收入中一定比例的数量作为调节资金进行均衡性分配, 使均衡性资金的来源比较稳定。其次, 在均衡性资金分配上, 西方国家基本上都采用了规范化和模式化的方法。实行既严格又灵活多样的各种补贴办法, 从而减少转移支付制度中的盲目性和刻板性, 而且也可以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三是确保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西方各国公共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最大的共性就是都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 转移支付制度本身及其运行的公共财政环境都实现了法制化, 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这样也使得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加公正透明。

(三) 各级政府拥有与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相匹配的财政收入来源

西方国家不论采用何种公共财政收入分配制度, 都能够保证各级政府拥有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 这对于各级政府履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例如, 在加拿大, 为了建立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宪法》中就承诺联邦政府要确保各省财政收入的大致均衡, 既联邦政府会确保各省级政府拥有相对稳定、大致匹配的公共财政收入, 有相对均衡的财政能力来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在德国, 《基本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 政府要确保全体公民在全国范围内应当享有大体均等的生活水平, 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都应当为其所辖区内的公民提供水平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保证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较为接近, 即实现公共财政收入的均等化, 这样才能保证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差距不会特别悬殊。在美国, 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公民的个人所得税, 其最大的支出类别就是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必须保障的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项目的投入。

(四) 拥有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律法规体系

西方国家政府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 特别注重建立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律体系, 从立法上确保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作为政府法定的职能或责任。例如, 在美国, 联邦政府从20世纪初开始就已经通过和实施了一系列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律法规, 在英国, 早在1601年就已经颁布和实施了《济贫法》, 1908年之后又陆续的颁布了《老年赡养法》、《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等法律法规, 1997年议会又通过了《公共服务法》、《财务管理与责任法》等法律, 进一步完善了基本公共服务法律法规体系。在澳大利亚, 联邦议会早在1902年、1922年和1999年就分别通过和实施了三部《公共服务法》, 确立了澳大利亚政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能和责任。这都反映出西方国家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法律法规体系, 在立法上都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撑。

二、国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从这些国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实践中汲取经验, 对于提高我国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加速我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进程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国家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功实践经验和做法, 将为解决我国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明确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

我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各级政府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与财权之间不匹配。各级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责任的界定应以公共服务的层次性为依据, 对于那些外溢性较强, 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如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养老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 主要应当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来承担, 各级地方政府则主要承担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重点应该关注自己管辖范围内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 这样才能保证各类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供给效率。对于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也应做到分工明确, 属于中央职能范围内的项目则应由中央政府来直接提供, 属于地方职能范围内的项目则应由地方来提供, 避免出现职能模糊、重叠或划分不清的现象。逐步改变基层政府支出比例过重、中央与省级政府支出比例相对较轻的非对称支出格局。

(二) 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公共财政体系

从西方国家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际做法和经验中可以看出, 各国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是非常健全的, 因此, 我国政府现阶段应该把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其核心职能, 尽快实现由建设型公共财政向服务型公共财政的转变, 逐步调整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 加快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公共财政体系, 逐步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一是应该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 逐渐缓解城乡差距, 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弥合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二是形成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 不断增加我国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 建立健全基础教育投入机制, 完善政府公共卫生投入体系, 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同时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 加快建立健全用公共财政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三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 加大对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公共财政支持力度, 通过资金的筹措和注入, 改善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刺激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 建立均等化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在我国现行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主要由省级及以下政府承担, 而收入则主要集中在了中央政府的手中。由于目前我国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 许多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去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因此, 鉴于我国现阶段在转移支付制度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 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就必须加强对当前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 逐步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要建立条块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 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力转出和财力转入地区之间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并且各级地方政府的横向转移支付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又能使财力转出地区与财力转入地区直接对接, 形成明确的给予和授受关系, 这样也有利于增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透明性,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要建立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方式。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方式还不够规范明确, 这样不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必须对其进行调整, 改变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和数量, 加大具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功能的转移支付的数量和比例, 使这样的转移支付成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主体。

(四) 构建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律体系

在我国各种法律法规体系中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虽然有所涉及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且地方各级政府依然是热衷于发展可以提高GDP和促进财政收入增长的产业, 对发展能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关的产业不够重视, 财政投入也严重不足。中央政府出台的各种关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法规在地方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因此, 从建设法治国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 应借鉴西方国家各种成熟的立法经验, 加快推动我国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的法律法规立法进程,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各项法律法规, 以法律促进政府转型,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建立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实现人人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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