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在何处

2024-05-26

文明在何处（精选五篇）

文明在何处篇1

一、对课题本身质疑, 把握题目含义

课题本身就是教材的重要资源, 隐含着大量问题信息. 像故事“盲人摸象”一样, 学生在最初接触课题后, 不妨让学生先从已有的生活经验或学科知识出发, “摸一摸”、“想一想”, 从课题中提出一些问题, 成为激活学生学习的内驱力. 只不过, 此时的“摸象”, 并不是要求急急地给“象”下个判断. 而是设下悬念, 可以吸引学生往下学习的欲望, 让学生带着自己提出的问题, 使他们的脑子积极、主动地围绕课题转起来[1].

例如, 在揭示“素数与合数”课题后, 教师初始启疑: “语文课上学生都练习过组词吧. 谁能用“素”和“合”分别组个词?”问题一抛, “朴素”、“素雅”、“素材”; “联合”、“组合”、“合作”……学生灵感如泉, 好词纷至沓来. 教师追问: “在这些词中, 素字给你什么感觉? 合字又有什么感觉?”孩子们纷纷畅言: “素好像是原初的不加修饰的意思”“合就是好几个人抱成团”“素就是光杆司令! ”“合就是一大家子! ”在初品了“素”与“合”的不同意味之后, 教师随即启迪: “学生的语感真好, 体会出了这么多感受! 听了这些词, 再看看今天数学课上的素数与合数, 你有什么想问的?”学生纷纷表态: “素数中的素, 合数中的合, 到底在数学中表达什么意思? 是不是也和语文中含义不谋而合? 它们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问题一出, 给随后认识“素数”“合数”埋下了精彩又难得的伏笔.

二、对老师结论质疑, 勇于挑战权威

纵观我们的教学, 特别是各级各类公开课堂. 我们看到的还是执教者追求精心营设各色问题, 如何“设坡度”“扶一把”、如何“旁敲侧击”“欲擒故纵”, 如何“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不着痕迹地引出学生一个个精彩对答. 而在评价老师课堂整体效果时, 评课者也往往倾向于教师课堂问题设计的如何精巧, 学生的回答现如何天衣无缝. 乍一看来, 课堂似乎完满了. 可再深一步思考, 如此的课堂, 果真完满了吗.

“心欲求而尚未得, 口欲言而尚不能”. 小学阶段的学生本身不具备充分的问题意识, 或缺乏提问的技巧与方法, 又或因胆怯心理, 即便心中有了和老师不同的观点也不敢提. 由此, 鼓励他们敢于向老师的观点质疑, 勇于挑战权威, 着实是件令每一位老师头疼的事情. 于是, 应像魏书生老师倡导的那样, 提倡民主和谐的气氛, 放下师道尊严的架子, 让学生在40 分钟的课堂上踊跃质疑, 大胆发言. 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就应给予充分肯定, 而不应拘泥于教材教参一家之言. 其次, 教师应多加引导、启发、使之不断发现问题, 不能“浅问辄止”, 而应该多角度, 多方位发问, 逐步形成“生疑”能力, 塑造探索性思维. 再次, 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质疑能力, 绝不是在公开课40 分钟中一蹴而就、立杆显影的事情. 它绝对是一道“功夫茶”, 需要在日常教学中日积月累, 方显成效.

在笔者的课堂上, 数年如一日, 每节课都专设一个环节: “唱唱反调”. 旨在让孩子们有专属时间和机会对老师进行质疑, 表达独特看法. 这个灵感来源于一年级时班里一位《哈利波特》的小书迷, 由这本书里所描绘的一份魔法世界的报刊名而来. 几年下来, 孩子们从最初不敢问到敢问, 由不会问到会问, 教师在引导学生质疑上创设激励办法, 不走过场, 不搞形式, 实实在在让学生学会提问习惯提问. 精彩的提问和思辨在40 分钟的课堂上几乎每天上演, 也让这个班级成为本年级每门学科老师都争抢的“公开课明星班”, 数年坚持的质疑训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对课后知识拓展质疑, 构架知识网络

在传统的课堂上,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结尾: 教师问“学生, 这节课你学会了哪些知识?”学生自主发言, 在相互补充或板书提示下, 清楚流畅地表述出当堂课所学的重点. 一堂课胜利收官, 似乎已达“无疑”境界.而其实, 绝非如此.

“疑”之所以珍贵, 在于难得, 更在于思辨的高度.一节真正的好课, 应该是让学生在获得新知后站在更高的高度, 大胆的怀疑或否定, 努力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一节真正的好课, 更是要让学生突破思维定势, 从对立的、颠倒的、逆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探索问题, 从而才会有更精彩的发现.

高质量的“疑”, 应当是开山的斧, 深耕的犁. 而这把斧, 这副犁, 要教会学生在何处发力, 向哪里挥臂. 我们渴望学生学会“质疑”, 就要教会他们该在何处“质”, 质出何种“疑”. 只要我们始终以学生为主体, 精心创设情境, 持之以恒地引导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鼓励大胆地想、尽情地说、勇敢地问, 那么学生创新思辨能力的提高便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归在何处篇2

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mstrong）2006年出版的著作，基本概念和著作结构沿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其主题直译为“伟大转变：我们宗教传统的开端”（The Great Tansformation:the Beginning of Our Religious Traditions），中译者调整为《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孙艳燕、白彦兵译，海南出版社出版），直接以“轴心时代”为题，并在中译本封面上添加了一段“轴心时代”的定义：“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指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在北纬30度左右的地区，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佛陀、孔子、老子等先哲，人类文明精神获得了重大突破，至今都无法超越，未来也不可能超越。”从而加重了“轴心时代”的概念，可以认为此书是自雅斯贝斯本人算起第二部关于“轴心时代”的重要汉译论著。

《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读后，恍然觉得，宗教史原来可以这样写。雅斯贝斯提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似乎”一词具有猜测不确定的含义，而现在，凯伦将它写实了。

与哲学家雅斯贝斯不同的是，凯伦是宗教学家。雅斯贝斯的另外一本著作《哲学概论：智慧之路》，其中重申了“轴心时代”理论的第九章题为《人的历史》。很明显，雅斯贝斯依循的是哲学智慧、人的觉醒的理路，而人的觉醒在欧洲是由文艺复兴完成的，文艺复兴崛起的背景是中世纪的宗教。而现在，凯伦无疑是在证明，轴心时代所开启的乃是人类的宗教传统。那么，到底是哲学与人性的觉醒，还是原始宗教的回归呢？

2“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have done to you”（“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成语，谈的是恕。恕是仁之一体，而“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与德还在仁、义之上。而现在，凯伦将“恕”定义为一个新名词：“金规则”（Golden Rule）。

凯伦不对具体的宗教派别表态，她支持所有的宗教（但反对强制性的教条）。她在印度教、犹太教、希腊诸神和“儒教”之中寻找共同点，即各个宗教的共同基础。她说：“轴心时代是在知识、心理、哲学和宗教变革方面最具创造性的时期之一。直至创造现代科学技术的西方大变革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历史阶段可与之相提并论。”而在“创造性”问题上，她关心心理体验、神圣感、精神气质。她说：人类“是探寻意义的造物”,这句话是典型的宗教叙述，随之又提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的行为举止。宗教关乎你所做的事，而这可以深刻地改变一个人。”说到底，她肯定的是“一种富于同情心的生活”。最终她说出了这样的定义：“宗教就是同情。”

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创造出来的所有伟大的思想传统一致认同博爱和仁慈的极端重要性”。“就轴心时代的贤哲而言，尊重一切生命的神圣权利——而非正统的教条——即是宗教。”“轴心时代的各种信仰里都有一种共同的理想，即同情、尊重和普遍的关注。”“轴心时代的贤哲们把放弃自私自利和提倡同情精神当作首要任务。对他们来说，宗教就是„金规则‟。”这应该是全书的宗旨所在。

“同情心”，直白的表达可以称之为“关联”。民胞物与，道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凯伦所说的思想观念，中国人十分熟悉。所以此书读来，觉得只是宗教学形式与“金规则”新概念下的“恕道”。因此，此书虽然是宗教学的专门著作，并且使用“轴心时代”概念贯穿，但由于作者作出了的生活化、情绪化的叙述，变得比较亲近而易于被接受，借用当代宗教界的流行术语，很有“人间宗教”的意味。

凯伦极具思想与写作天才，她能将轴心时代的四个民族以类似蒙太奇的技巧作交替剪辑（荀子排列在韩非之后可能也出于这一点），但这些还不算最重要。

作者凯伦推崇中国文明，正如译者所说：“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和印度部分所用的笔墨极重，可见她对东方文明的喜爱和推崇。”全书四部分共计十章，其各章标题，第六章《悲悯天下》、第七章《关注每个人》、第八章《万物一体》、第九章《帝国的思想》，显然借用了孔、墨、庄、商鞅的思想，可见一斑。

但由文献注释可知，该书撰写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明史论著与翻译的中国典籍，和少量中国或华夷学者的英文作品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鉴于本国学者阅读经典已觉难明本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解读，特别是对其中默认而不明言的含义的理解，毕竟有限。而冯友兰所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极大，早有学者撰写专文。

书中称《尚书》、《诗经》、《易经》、《乐经》、《春秋》为“一些书吏编纂的文集”，称《礼记》为“轴心时代之后才完成的一部典籍”。将五经等同于普通“史料”，以成书年代判定书中内容的年代，均为疑古派“辨伪”之残痕。

凯伦排列的诸子谱系，孔子在前，老子在后，中间为墨子、庄子、孟子、荀子。

她说：“正如雅斯贝斯所假设的，道家的圣人老子并非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他不是与孔子和墨子同时代的人，而几乎被确认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沿用了雅斯贝斯所获得的20世纪20-40年代的“新知识”。

作者对墨子施以重彩，称颂墨子的“兼爱”为“普遍的爱”、“关注每个人”、“墨子的„金规则‟”墨子正是清末民初的“显学”。

凯伦对孔子最感兴趣，称之为“金规则”的首创者，而她的文献的最主要来源是《论语》。实际上，阅读孔子除《论语》之外当有更多文献，诸如群经、七十子传记、各派诸子以及《史记》和《孔子家语》等等。研究孔子而只采用《论语》，也是“新文化”以后的偏颇之见。

在古代经典中，《论语》属于“传记”，汉代抄写制式为八寸小简，与抄写在二尺四寸大简上的经典有法定的区分。《论语》重要性的程度大约也如它的制式差距，低于正式经书两个等级。

日月之光照为明。“悬象莫大乎日月”，“遍照天下，无幽不烛，故云明”。因其高明，因其境界，因其灿烂，因其悠久，故称之为“文明”。“文明”是一个带有理想指向的词汇，与“存在”、“影响”不见得同步，甚至可能相反。

“影响”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它并不与合理性成正比。如果只论影响，那么现代世界格局莫不与纳粹、二战相关，在中国，影响重要莫过于秦火、文革。独立判断而不以成败论英雄，此即中国史学的独到之处。

从年代的一致性到地理位置的一致性，“轴心时代”是一个精巧的发现，但它只是一个现象层面，而不是真实层面。四个民族的组合具有偶然性，譬如人们熟知的最古老的埃及文明，在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和《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二书中都没有正面出现，这不是因为古埃及文明不是“好的文明”，同理，被组合起来的四个文明也可能是“不好的文明”，总之无论“轴心时代”之内与“轴心时代”之外的文明类型，其存在与否都与“真理”无关。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但他放弃了第二阶段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四个“古代高级文明”不提，只把第三阶段的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文明连成一线。东、西、印文明是拉平了，而实质上中国、印度在“古代高级文明”阶段业已隆盛的事实以及希腊出于次生文明的地位都被遮掩了。

中国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乃是乱世，史称“晚周”、“衰周”，而虞夏商周所谓“四代”才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轴心时代”。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一则故事。宋澄子遗失了缁衣，认定途中一位妇人所服的缁衣为己物并要求归还，说道：我丢的缁衣是双层的纺缁，你现在穿的是单层的禅缁，你还我缁衣，岂不还白得一层里子吗？

疑古派摧毁经学，缩短古史，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在“轴心时代”的框架之下，中国古代文明被半数还原。在疑古派全面否定古史的背景下，这半数还原可以视为白得，然而整个事实却被颠倒了。

三代四代之学称为经学，晚周之学称为诸子学，二者一源一流，犹如父子，故而时代的取舍刚好造成了学术的中断和颠倒：以流为源，以子为父，以反题当正题，以乱世之学当文明景象。

“中国原始文明”一节，凯伦从商朝说起，然后再稍稍追溯“尧舜禹”，再稍稍追述黄帝、神农，同时不忘了在开始有关中国叙事的第三行处即写下“玄鸟生商”的神灵故事。“文明缓慢而痛苦地来到中国”，“所有这些传说中的贤明君王都将对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给以启示”。在“中国商朝”地图中，商文化的影响范围不包括四川。这些都是典型的“后疑古派”观点。经过王国维“古史新证”之后，学者将《史记·殷本纪》还原为信史，但仍然不相信《五帝本纪》和《夏本纪》。

“中国缓慢渐进地发展着，直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孔子首先发扬了完满的轴心精

神。”“中国危机当头”，“大约此时，一个叫孔丘的年轻人几近完成学业……中国的轴心时代即将开始”。而在中国古典学术谱系中，首先受到人们称道的是尧舜之道、唐虞之道，然后才是“周孔”并称，再后才是“孔孟”并称。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这是孔子本人的自我评述。孔子在自述中并且承认他所身处的政治环境既非大同，也非小康，而只是卫灵之无道、鲁哀之非礼。

从晚周开始，中国学术从来都是以经史为大宗，以诸子为旁支流裔。将诸子学作为主体，只是“新文化”以来百年间在摧毁神圣经典、倡言自由平等观念下出现的一个“新潮”。而现在，凯伦的著作告诉我们要向“轴心时代”寻找“神圣感”。“婢作夫人”，“附庸蔚为大国”，百年回首，神圣感“一片孤云何处寻”？

晚周诸子学的光芒是无可置疑的，孔子、老聃等等诸多思想者的贡献可以一一历数，虽然如此，并不能因此而无视三代四代学术的意义。三代四代经学是日月，孔孟老庄商韩只是

文明在何处篇3

影响外交的因素在不断增加

外交学院曲星

外交内涵的拓展。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家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多元，外交的重要性在日益加强，影响外交的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外交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内容。例如，随着国家间往来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政府或非政府部门在国家外交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出现了一系列诸如议会外交、政党外交、军事外交的概念，并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来掌握，这些部门与外交部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在国家总体外交中起什么作用，他们之间的职能怎样划分，他们之间的行动怎样协调，国家的外交资源在这些部门间怎样分配？这些都是针对外交行为主体提出的新课题。

又如，传统外交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政治外交，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经济外交的提法也越来越频繁，经济活动催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组织，如欧盟、西方七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已成为当前国际外交活动的重要舞台，经济与外交呈现出越来越紧密的互动关系，但经济外交怎样才能开展，其"游戏规则"与政治外交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这些都提出了经济外交所要研究的问题。

再如，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使一些国别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如能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有关的专门国际机构相继出现，研究这些问题的政府间国际会议层出不穷，"能源外交"、"环境外交"，"人权外交"等新的概念相继出现。

高科技改变外交的运作方式。在高科技条件下怎样从事外交工作，显然是又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传统上各国驻外使馆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利用驻在国的报刊及广播电视进行外交调研活动，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领馆所能接触到的媒体资料几乎可以全部从互联网上获得，国内能看到的媒体材料不一定少于驻外使领馆，这样，如果驻外使领馆人员不具有"做人的工作"的能力，那么他们的调研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又如，外交文书的处理曾经是使领馆和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高科技传输技术产生后，外交文件的传输实现了信息化，相关工作人员的数量大大减少。信息技术的发展，还给外交礼宾、外交决策、外交谈判带来了变化。

再如，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各国民众对外交问题的关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外交决策者和执行者来说，怎样利用媒体影响对象国的公众舆论，怎样有效而积极地利用本国的媒体，围绕着这些问题产生了"公众外交"的概念。国外的外交学研究机构对这些问题都开始予以重视并进行研究，而国内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的刚刚起步，有的还仍然是空白。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内外交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从事外交学研究的学者还任重而道远。

中国外交面临新课题

外交部杨燕怡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外交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新的拓展，中国外交的思想、风格和实践得到了新的发扬光大，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科学概括和总结，探索其学理和规律。同时，中国外交也面临需要回答的新课题。

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的看法和政策主张。近年来我们在不断充实对这两大趋势的看法,但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建设仍不完善。比如，关于多极化，近些年来我们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可以说这是对多极化看法和主张的新诠释和新发展。但是，客观地看，我们对多极的定义、演变轨迹、多极间和与其他力量间的关系、行为规范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需要进一步从理论上为中国外交政策主张提供更多支持。经济全球化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对经济全球化的矛盾性，对它对国际形势、国际政治关系演变及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国内外的认识有很大不同。

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也是重要和宏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国际斗争的焦点,说到底就是秩序之争。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出现了许多新理论,对现有的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形成冲击和挑战,如"人权高于主权"、"新帝国主义论"，等等。另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举行一系列国际问题会议,在政治、经济、贸易、社会、环保、裁军、军控等众多领域重新调整和制定了国际行为规则。

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外交的奋斗目标之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做出积极贡献。当然,中国有关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这包括对新旧秩序的对立统一关系、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等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提出中肯的看法。此外,对联合国系统形成的新游戏规则，对前沿性国际关系理论，也要具体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政党：新型外交主体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周余云

在现代政治中，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普遍存在于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中，在目前180多个民族国家中，不存在或不允许存在政党的国家不足20个，政党的影响已渗透到国家内政外交的各方面。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政党间的国际交往不断扩大，政党外交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政党的广泛认同，已成为现代外交和国际关系中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政党（包括政党间的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一方面可以表达国际社会中各方面的意愿和要求，影响或牵制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决策，从而间接影响国际政治；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和创造非政府性的对话和信息渠道，使得国家间的交流和沟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解决国家和政府组织不适合、不愿意、不能够、不应该涉及的双边事务和国际问题，满足国内和国际社会的需要。因此，政党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本身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主体，不承担国际法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影响和作用，决定了它们是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并催生了政党外交。政党外交正是政党作为外交参与者的必然结果。

政党无疑是意识形态色彩最强的政治组织，政党间的国际交往与合作最初就是在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之间开展的。如何与奉行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交往，在实践中，我们对淡化、超越意识形态合作问题要有全面的认识。（1）"超越"不等于放弃。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超越是以承认这种差异为前提的，只是不让差异成鸿沟，要相互尊重各党对意识形态的自主选择。（2）"淡化"不等于同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和渗透始终是存在的，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但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不扩大争论、不强加于人，既不要求对方改变立场，也不放弃自己的立场。（3）"超越"只是前提，落脚点在"了解和合作"，最终达到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

经济外交与全球化

外交学院周永生刘锦明

"全球化"是一个十分时髦、令人振奋的词，乍听起来给人一种世界大同即将来临的感觉。特别是9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迅猛发展，使民族经济之间的界限开始大规模地消融，以往相对独立的民族社会生活被纳入世界大市场和世界大循环体系之中。

全球化给经济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使经济外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被动和劣勢地位的民族国家的经济外交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一方面，它们要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洪流中学会游泳，尽可能保住本国的存在，不被全球化淹没；同时，在此基础上它还要学会搏击风浪，成为一个真正的弄潮儿，使自己的国家不仅要生存，而且还要获得较大的发展，尤其是要赶上发达国家，去规制和引领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潮头。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外交除了直接维护本国的利益外，更多的是把本国的利益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加以考虑，通过引领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潮流，来维护本国在地区和世界上的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的经济外交更具有世界意义，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外交的担子十分繁重，承担着艰巨的历史重任--如何引导全球化向更为公正、合理、具有效益的方向迈进，既要考虑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又要照顾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利益需要，使全人类和谐、健康地发展。

然而，迄今为止，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外交尚不能担此重任。同时，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意识到应该担此重任。它们在规制和引导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过多考虑本国的利益，按照本国的利益，需要制定全世界的游戏规则，一切从本国的私利出发，然后，再找一个正义的外衣，使其他不明真相的国家顺从，或通过本国在国际上强大的行政运作能力使符合本国私利的构想在国际上合法化。如一些发达国家或市场经济较成熟国家的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不了解国际专利规则、专利意识薄弱之机，把发展中国家一些名牌产品抢先在本国或外国进行专利注册。中国就是这种行为的受害国。中国的"青岛"啤酒被美国抢注，"同仁堂"、"凤凰"、"蝴蝶"在印度被抢注。这本来是一种严重的欺诈和盗窃行为，但却得到通行的世界规则（有关专利公约和专利法）的合法保护。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制定和主导的游戏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受害国是不公正的，是应该通过经济外交和国际对话、合作，对这种游戏规则加以改正的。

决策者个性特点对外交的影响

外交学院张清敏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因此，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他一切影响外交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并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

国外有的学者从领导者对环境的敏感程度这一角度来研究决策者的个性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用这种方法分析，可以看出领导人的不同性格与外交特点。周恩来总理对环境是非常敏感的，他在对外交往中，特别是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常常是设身处地为他国着想，他的许多做法都赢得了很多国家的赞扬。1960年出访柬埔寨前，恰逢当时柬埔寨国王去世。柬方提出，如周恩来总理按原定日期前往，正值柬国丧时期，接待规格可能受到影响；若访问推迟到国葬之后，则接待将按照原有规格进行。周恩来得知后不仅决定仍按原定日期前往访柬，请柬方从简接待，而且他和随访的陈毅外长身着素装，以便亲自吊唁前国王。几十年后，西哈努克亲王谈到此事时感激之情尤存，这成为中柬关系史上的一个亮点。周恩来的做法在这些小国面前树立了中国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构成周恩来外交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少国家正是通过周恩来了解和认识了中国，从而开始了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友好发展。

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外交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章最能显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的不同。这是毛泽东与英国前首相希思在1974年的一次谈话：

希：见到你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毛：谢谢，欢迎。

希：机场的欢迎十分动人，色彩鲜艳，情绪活跃。

毛：嗯。（面对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仪仗队？

周：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的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首相不高兴。

毛：我看还是要有。

周：走时加上。

王海容：不怕得罪威尔逊啊？

毛：不怕！（面向希思）我是投您的票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恩来在安排对希思接待时首先考虑的是国际惯例，那就是只有在欢迎来访的现任国家首相和政府首脑时才安排仪仗队，其次是当时英国首相威尔逊可能的反应，担心时任首相的威尔逊不高兴。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即使不符合惯例，但既然他要求了，周恩来还是马上同意打破常规，在希思离开时安排一个仪仗队。毛泽东则刚好相反，他既不考虑惯例，也不考虑现实（英国首相是威尔逊），他心中所考虑的是他是支持希思的。结果在希思离开时安排了一个有仪仗队的欢送仪式。

塑造外交形象的义要

中国人民大学金正昆

在一般情况，一国外交形象的塑造，既包括其新形象的构建，又包括其旧形象的重建，两者往往不可或缺。各国政府塑造其本国外交形象的迫切性主要体现于如下诸方面。首先，现代信息技术革命敦促各国政府关注自身的外交形象。一方面，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外交都不可能再处于封闭、保密的状态。各国公民与本国外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国的外交形象在各自国家公民心目之中越来越具体。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都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借助于互联网等手段塑造本国的外交形象，各国外交的聚集点已开始了"从实力政治到形象政治的转移"。

其次，外交的跨文化交际本质使其形象在对外沟通之中易于失真变样。就本质而论，外交不仅属于一种对外交往活动，而且也属于一种跨文化交际。外交所具有的此种特征，使其形象在对外沟通中往往会失真变样。由于交际各方文化背景之间所存在的种种差异，相互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障碍必然存在。这些障碍主要在于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多有不同。面对同样一个问题，诸如计划生育或者死刑，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所阐述的见解通常会大相径庭。正因为如此，一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其他国家所获得的反应难免会事与愿违。一国政府的外交形象，在国际社会里往往也会遭到与其主观意图截然相反的曲解。

股市盛宴在何处篇4

看政策放松的力度

A股经过两年多的持续下跌，目前调整已比较充分，整体市盈率水平已处于历史低位。由于当前市场资金面的压力是造成A股走熊的直接原因。决定2013年A股反弹空间的重要因素仍取决于股市资金面压力能否好转，其核心依然是货币和房地产政策放松的力度。而从市场调整的时间来看，5年多的熊市创出了A股调整时间的纪录，甚至长于2001年见顶2245点之后熊市调整的时间。从幅度来看，不管是2008年的1664点还是2012年的1949点，调整的幅度之大已是罕见，超过7成的调整幅度已可称为大熊市了。近期的反弹不难发现A股已开始有一些见底的初步迹象，如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分析，2012年10月的PMI数据回升至临界点以上，放射出经济开始见底回升的征兆，国内经济增速的止跌反弹在今后几年里将是大概率事件。

通常一般情况下，熊市的末端都弥漫着悲观的气氛，将投资者的信心、耐心和意志消磨殆尽，但这也正是进入下一个循环的必由之路。虽然国内的投资者还比较冷静，但国外对A股的态度则已相对乐观，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借道港股或QFII进入中国市场。因此2013年的宏观经济预计将逐渐转好。随着“大气候”的转暖，金融、房地产、基建类板块可能会率先走强，带领A股的重心缓慢上移，2013年的点位运行区间应好于2012年。

新三板不是盛宴

2012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新三板扩大试点。在中关村试点的基础上，天津滨海、上海张江、武汉东湖成为扩大试点的范围，同时《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在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些均为新三板的交易做出了法律和制度保障。

历史上很多投资者都在股市的头啖汤上尝到了甜头，如延中的收购、三一重工的股权分置等，新三板无疑也被寄予厚望，成为一场投资盛宴。新三板不同于旧三板，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是退市公司的“垃圾桶”，前者则是创新企业的“孵化器”。作为新生事物，新三板的设立会给整个资本市场带来重大变化，而且使得资本市场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但作为场外交易市场，新三板和场内交易市场有很大的不同，且流动性方面无法跟上市公司相提并论。从老三板的情况和境外场外交易市场的实际情况可发现，流动性缺乏将会成为新三板市场最主要的风险，即“买进是简单的，但卖出未必是简单的”，因此还很难得出结论说未来的新三板将会有一场投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