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经济（精选十篇）
城乡二元经济 篇1
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 他所著的《国富论》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看不见的手”被奉为市场经济的准则。亚当·斯密在这部巨著中对城市的产生和城乡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时至今日, 亚当·斯密的观点对于我们认识现阶段中国城乡关系的现状以及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对我国现阶段城乡差距的认识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对于我们认识现阶段我国城乡差距过大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在亚当·斯密看来, 城乡各自分工的结构和程度不同、交易效率有高低之分, 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获利有厚薄之区别。农业生产结构:种植-管理-收割-销售。这个环节看似简单, 但随着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 传统农业生产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农业技术的创新极其耗费资本且产出周期长, 一般企业是不愿意涉足的,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因此单纯依靠市场选择, 生产要素自然会向城市聚集, 城乡差距由此产生, 这是市场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
城乡差距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2006年末达到了3.3∶1, 此后一直在3倍以上的高位徘徊, 直到2014年末,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才首次回落到3倍以内 (这主要源于我国向农业倾斜的政策和加大农业投入) 。对于城乡产生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 普遍的一种看法是, 这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了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和政策, 主要是户籍制度、偏重城市的发展政策等造成的。其中, 我国的户籍政策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 呈现出向城市流动的一边倒趋势, 因为城市户籍带来的隐性福利远高于农村。
2.城乡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在我国单靠农村自身的力量发展, 是无法实现农村的改良和进步的, 关键还是要靠城市工商业的支持, 这一思想其实也体现到了我们现在所坚持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中, 因为农村发展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从理论上看, 农业是弱势产业, 在我国, 农民还是一个弱势群体, 如果政府对农村的发展不给予支持, 那么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可能很难改变, 甚至还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从实践中看, 即使是当今美国这样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 对农民、农业依然有很高的补贴, 何况是我们这样一个农民还占一半以上的大的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 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农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 无疑是适时的、正确的。本届政府的十八大会议精神要求在未来五年内努力确保7200万贫困人员脱贫。从大的角度来讲, 是要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现状。但我们也要认识到, 推动农村的发展, 基础仍然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加强农村建设与推进城市化
农业的基础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原因在于农业不仅提供着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 而且还从根本上制约着城市的发展, 进而影响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即如何进一步巩固好农业的基础定位, 建设好农村, 同时又顺应分工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 积极推动城市的发展。其实,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 我们不仅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不断夯实农业生产的基础, 而且还要遵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规律, 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 为整个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需要注意的是, 在新农村建设中, 要注重提高农业内部以及与城市产业的分工效率, 以城市产业的分工来对接农村内部的分工, 从而提高农业内部效率, 这需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城市化进程中, 要兼顾农村、农民的利益, 同时, 要发挥好公共财政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发展的思路
由于二元经济反差源于发展中国家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 农业产业的分工相对较为简单且产业分工对接相对较松散, 因此, 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在分工水平提高和分工组织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而这说明了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 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提高的过程, 这样就将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等特征内在一致地进行了说明。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其经济体系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显著, 加快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关键所在。那么对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而言, 我们应当思考以下几个方面。
1.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促进分工组织演进。依微观经济理论, 当大量劳动力资源和资本集聚在城市导致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之时, 城市的资本利润率降低到一个临界点, 或将促使资本回流到农业和农村, 这说明资本向农村、农业的回流是分工演进的一个必然趋势, 因此我们应当顺应这种趋势 (尽管速度比较慢) 。未来我国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着力提高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 为此, 交易效率提高、交易费用下降将至关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层面:政府提供公共品, 投资必要的基础设施, 完善市场秩序, 拓展信息发布渠道, 降低行政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等, 从而为交易效率的提高准备必要的前提;二是制度层面:努力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模式, 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金融制度, 甚至教育、医疗和培训制度等等, 不断降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 尤其是要大幅度降低农村劳动力向农业内外的非农部门流转的制度性壁垒, 这样既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同时加快农业产业链的扩展。
2.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有内在层次性要求。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表现为一个工业化及服务业兴起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 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相较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 具有较高的分工水平, 因此工业化将能够促使分工组织演进。但这里的工业化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现代部门的扩张, 二是传统部门的改造, 后者为工业化提供了支撑, 农业经济产业化是工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所谓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农村工业的兴起等都是工业化的过渡形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交易频率的增加和交易范围的拓展要求服务业的兴起, 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兴起不是一种并列的、替代的关系, 而是一种有序的、互补的关系。服务业的发展是工业化发展过程当中间接或者迂回化生产的体现。在工业化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 服务业的兴起也就无从谈起, 通过政府力量强制地发展第三产业往往也是事与愿违。
3.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体现区域差异性。城市化是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兴起的回应。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兴起, 内在要求节约交易费用, 以提高交易效率和促进分工演进, 这要求交易伙伴在空间集聚。可见, 工业化和服务业兴起会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化是分工演进的要求和客观产物。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 城市化也会表现出一个从小城镇到大城市的动态次序, 所以, 对城市化思路的选择应立足于产业发展。我国幅员辽阔, 地理气候、人文风俗、经济基础差异度较高, 因此我国各地的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兴起状况各不相同, 因此不存在统一的城市化模式, 立足本地、突出产业发展的自发带动作用无疑是理想的选择。同时应当根据我国产业发展要求多层次, 有序关联各区域产业发展方向。
三、我国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注意点
我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 我们的经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 农业是我国保证国家稳定的根本。农业不同于工业, 农业的生产有不可抗拒的周期性, 不可能短时间通过攻关和加大投入来取得收入。因此稍不留神, 任何天灾都会动摇国之根本, 影响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 我们并不能轻易简单认同有资金就能进口足够的粮食, 因此可以适当放弃农业发展这一论点, 正因为如此, 时任总理温家宝强调农业耕地18亿亩的红线绝不动摇。在我国发展一元经济的同时必须保证农业的发展, 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扶持发展科技农业, 、高效农业, 切不可盲目将农业转为工业化。
摘要：城乡差距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农业是弱势产业, 在我国, 农民还是一个弱势群体, 如果政府对农村的发展不给予支持, 那么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可能很难改变, 甚至还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古典经济理论中关于城乡关系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现阶段我国城乡差距过大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在分工水平提高和分工组织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 而这表明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 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提高的过程。
关键词：城乡理论,二元经济结构:政府作用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城乡二元经济 篇2
从我区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农村经济占全区经济总量较少，农村经济总量仅占全区GDP的xx，从农业人口情况看农业人口仅有xx多人，仅占全区xx万人口的xx但我区农村占地面积达xx平方公里，占我区土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农村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使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差距，我区农村人均收入仅
有xx8元，而城市人均收入已达xx万元。另外，“三农”问题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要加快乡村经济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增强举措，加大农业发展资金方面的投入，扩大农村中、小额贷款，简化手续，鼓励农业人口发展附加值较高的副业，增加收入，使农民的平均收入尽快接近城市居民。
从乡村的实际出发，立足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制定并实施体现市场经济特点的经济发展规划，解决“城中村”等问题，使农业人口城市化。
加强措施，切实解决农民进城难，卖菜难等问题，规划专门的市场解决农民销售农副产品，增加收入。
积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在城市规划区内居住的农业人口逐步转为非农业人口，并在各方面享受居民同等待遇。逐步撤乡建办、撤村建居，转变工作职能，实现农村管理社区化。
拓展就业空间，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广开就业门路。完善社会保障，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农转非”人员纳入城市低保范畴。
健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发展一批产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实体。
城乡二元经济 篇3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政策，使得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显著。城乡分割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1978—2013年的统计数据，选取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经济对比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衡量指标，对我国改革开放35年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状进行评判，并对其变化特征进行阶段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统—户籍管理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统—市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等对策建议，加快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对比系数；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4-0027-05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演化特征及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方面。杨小勋、李亚娟（2007）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演化的实证分析，得出1978—2004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强化的结论，并提出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建议。夏绪梅（2005）指出我国三大地带经济结构的二元程度与全国趋同，呈加强趋势，并从农业、非农业部门生产率水平差异和投资政策两个方面分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因。马晓强等（2013）对乡村部门和乡镇部门的范围进行界定，并对我国1978-2010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指出农业产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该阶段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呈弱化趋势，同时提出了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对策建议。王海军、张峁（2010）运用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等衡量指标对1952-2008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发展阶段进行了考察，并利用AR模型对我国2009-2011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张敏等（2013）运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等对北京市1978-2011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预测未来几年北京的二元经济结构仍处于持续调整阶段，并趋向于缓和。李启登（2009）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原因：一是就业结构的转换明显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二是第三产业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三是城市化进程严重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四是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应的消解对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经济对比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衡量指标，对我国改革开放35年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状进行评判，并对其变化特征进行阶段性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消解对策。
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特征
经济的二元性主要是指传统部门（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非农业部门）的对立，所以通常用两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衡量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而衡量两部门生产率差异的指标主要是比较劳动生产率。
所谓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与该部门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了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收入比重。计算公式如下
农业部门：Bl=
非农业部门：B2=
其中，Bl为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B2为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G为总产值（总收入），G1为农业部门产值（收入），G2为非农业部门产值（收入），L为劳动力总数，Ll为农业部门劳动力人数，L2为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人数。
一般，Bl低于1，B2高于1。Bl与B2的差值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特征就越显著。在二元经济加强阶段，Bl的值逐渐减小，B2的值逐渐变大，当Bl与B2的差值达到最高点后，Bl的值转而逐渐变大并趋近于1，而B2的值将逐渐下降并趋近于1。因此，经济结构的二元强度可以通过将两个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进行对比得出，即由二元经济对比系数计算可得Rl=（Rl代表二元经济对比系数）。
二元经济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呈反方向变动，即Rl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越小；反之，Rl越小，两部门的差别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强度越大。Rl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通常低于1。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对比系数通常为0.31～0.45，发达国家的二元经济系数通常为0.52～0.86。
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两部门间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越大，收入差距也就越大，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所以，城乡收入比也是衡量二元经济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R=，其中，R为城乡收入比，Il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2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当R≥2，即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时，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状态；当1.25≤R≤2时，是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过渡时期；当R≤1.25时，表明基本上完成了城乡一体化。
由图表数据可以看出：第一，Bl
三、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演化的阶段性特征与原因
根据上文图表，可以将我国1978-2013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减弱阶段（19781984年）
改革开放初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村生产效率，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1978-1984年，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8.2%增加到32.1%。这一时期，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从0.4提高到0.5，而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由2.44下降到1.89，相应地，二元经济对比系数由0.16提高到了0.26。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经济二元性减弱。此外，1978-1984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城乡收入比从2.57下降到1.86。
（二）城乡二元经济强化阶段（1984-1994年）
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两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开始扩大。1984-1994年，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农业部门的表现是由上升转为下降，由0.5下降到了0.37；在非农业部门呈现出轻微波动的态势。相对应地，二元经济对比系数由0.27下降到0.21。在这一时期，城乡收入比由1.83上升到2.86，只在1990年出现了短暂的下降。
（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遏制阶段（19941996年）
1994年，我国实行经济“软着陆”政策，投资增长减缓，工业部门的扩张也受到抑制。一方面，非农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1.75减少到1.62；另一方面，各种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相继实施，使得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增加了0.2%。两部门生产率差异的缩小，使得二元经济对比系数增加了0.3%，经济二元强度减弱。这一阶段，城乡收入比减少了0.39，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再强化阶段（1997—2009年）
这一阶段，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减缓，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且差距拉大。1997-2009年，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减少了27%，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减少了11%；相对应地，二元经济对比系数减少了13.64%，经济二元性特征再次强化。虽然在此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但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并没有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由2.47增加到了3.33。
（五）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减弱阶段（2009至今）
从2009年开始，二元经济对比系数及城乡收入比再次呈现出缩小的态势。2009-2013年，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减少了9.7%，非农比较劳动生产率增加了5%。相应地，二元经济对比系数从0.19升至0.24。这一时期，城乡收入比从3.33下降到3.0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有所弱化，但总体来看，效果不明显，国民经济的二元性特征仍然显著。呈现这种刚性反应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逐渐放弃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片面追求工业化的传统思维仍然没有转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再次被忽视，使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趋于强化。二是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不仅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且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构成了重要障碍。三是农业发展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我国农业发展水平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低、农业劳动力比重过大，使得农业比较生产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不利于农业、非农业之间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以及二元对比系数的提高，因而也就直接影响到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四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延缓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进程。
四、加快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解的对策
通过对1978-2013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经济二元特征仍然十分显著，如何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协调城乡发展是现阶段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
（一）统一户籍管理制度
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首先要统一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从制度上消除对人口自由流动的行政限制。取消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限制及农民工进城的准入限制，让农民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及各种福利政策，使城乡劳动力自由择业、平等就业，促进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包括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以及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把土地的所有权统一收归国有，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国有制、农村土地承包、转让、租借、转变用途、征占都要制定法律，由相关的管理机构负责。要加强土地制度的创新，在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承包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各种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业生产先进技术的推广，提升农业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鼓励和推动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专业化、现代化水平，增强农业的盈利能力。
（三）构建城乡统一市场
市场是联系城乡的桥梁，可以促进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利用市场的灵活性，废除原来的体制障碍，建立多种形式的协作机制，协调城乡经济关系，完善城乡统一、规范有序的竞争市场。通过统一的市场机制将农村原有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并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优化组合，实现城乡资源合理配置，从而打破城乡分割的局面，促进城乡一体化。
（四）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发展现代农业
农业技术进步和产出的增加是二元经济转换的基本条件。根据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和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工业的发展，深化农产品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把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连接成一个整体，延长农业产业链，这样不但可以增强农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缓解就业压力，而且可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五）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城乡二元经济 篇4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一体化,城乡差距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 是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 统筹谋划、综合研究, 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 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 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 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 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应该废除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制度。
一、中国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特点及其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双重的过渡: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 正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下收入国家过渡;从经济体制上看, 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主导力量逐渐由政府让位与市场, 它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同时也使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两部门经济转变为三部门经济 (城市非农业经济、乡村非农业经济、乡村农业经济) , 三部门经济从二元经济的角度看, 可概况为双重二元经济。
在双重二元经济中, 中国整体二元经济由于农业的巨大发展, 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乡村非农业的飞速发展以及轻工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第一次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由于农业发展的停滞, 乡镇企业的增长趋势缓慢和城市第二次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又出现了加剧的趋势。而农村二元经济基本上处于二元程度加剧的阶段。
受二元程度加剧的影响, 中国城乡一直存在巨大差距, 并且这种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最明显的就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大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加之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补贴, 以及各种社会保险, 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因此, 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应比统计上的收入差距还要大。
二、影响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改革虽然使中国的二元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依然存在着种种阻碍中国顺利实现二元转换的因素,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农业发展相对落后, 导致轻重工业不能长足发展。
中国的农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农业增长停滞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消费结构不能升级, 造成了长期的消费市场疲软和产品积压, 从而导致了轻工业增长的停滞。进而由重工业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会由于积累来源的不足而举步维艰。在这种形势下, 工业部门不可能无限的扩张, 因而不可能持续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较大的需求, 这也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障碍。
2. 城乡就业压力普遍存在, 制约城乡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国一直面临着城乡两方面的人口过剩的压力,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部分企业特别是老公有制性质的中小型企业, 经营困难, 资不抵债, 甚至名存实亡, 这些企业将部分或全部员工打发回家, 这些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却没有被认定为失业, 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隐形失业人口。加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涌入, 城市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使得中国城市和农村均面临解决就业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两难选择。
3. 大城市发展过于饱和, 中小城市及城镇相对发展不健全。
长期以来, 中国城市的发展过分偏重于大型城市, 使得大城市在工业、人口等各方面都处于过饱和状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没有发展空间。相对而言, 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和城镇的发展落后。这些城市和城镇与农村临近, 发展的落后导致他们无法发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 给城乡一体化建设带来一定的困难。
4. 城乡各种制度约束和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中国现在存在大量导致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规章制度, 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这些不公平的制度导致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地位差异, 即便农民进城务工, 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 没能够在城市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平等的待遇和实现安居乐业。而且,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 农村土地流转的现象越来越频繁, 而相关的土地流转制度没有跟上当今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形势, 不仅农村的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没有制度保障, 而且也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5. 中国面临就业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 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更为突出。
农村教育水平落后决定了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对职业的低竞争力和对环境的低适应力。这限制了一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无法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 即使转移也是低水平的产业转移, 从事劳动强度大的体力劳动。而且, 农民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了解程度不够, 尤其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封闭性与大市场开放性的矛盾, 更使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6. 农村人口增长过快, 导致农村劳动力长期剩余。
一方面, 由于中国目前农村人口仍占绝大多数, 而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很强的自给性, 因此农村人口规模过于庞大, 第三产业的发展将由此受到限制, 进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使无法被工业部门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农业部门, 延缓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进程。另一方面,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过多, 使得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缓慢, 这也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三、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危害, 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途径
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 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逐步减少农村人口,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城镇人口, 转变生产增长方式, 提高劳动生产率, 优化第一产业结构, 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繁荣农村经济, 缩小城乡差距。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要架起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 提高农产品质量, 增强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也带来了上亿农民如何与市场接轨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有效地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连接起来, 是将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的有效途径。
2. 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深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弥补城乡市场差异;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目前, 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农产品产量、质量, 农村非农产业等对农民增收均构成了制约, 因此, 要着手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切实促进农民增收。通过产业扩张, 也带动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 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中, 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去。
3. 加快城镇化进程, 稳步推进城市化。
中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但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 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 因此, 必须重新审定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中国城市化模式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 在条件成熟时, 将“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化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在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 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同时在城市规模等级上, 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 不能将发展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立起来。各级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加强引导, 把城市化的立足点放在国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上。
4. 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供给机制。
要彻底取消现有的一切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 如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在清除了这些人为地导致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障碍, 就为城乡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 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支持农村各种要素市场发育、建设和发展, 尤其是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农村发展所紧缺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 以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都纳人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
5. 积极转变思想观念, 大力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 重点是求知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规则意识和市场意识, 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 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通过教育灌输社会要求, 提高个人认知水平, 使农民认识、理解和掌握社会的规范, 并内化为个人意识, 这是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最直接的途径。
6. 要切实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特别是针对当今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有所调整。
目前农村的生育政策是第一胎为女孩, 两年之后可获得再生一胎的“指标”。此政策的实行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有足够的男劳动力, 以及照顾农村的思想观念。而从马克思的整体观点出发, 第一胎和第二胎在生男生女上的概率是完全相等的。另外,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农业科技的发展, 机械化劳作的不断普及以及人们思想感念的进步, 从事第一产业的人越来越与性别无关, 男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已经不像以往那么突出。因此, 结合当今的情况来看, 此政策应当有所改变。这样以来, 不仅可以缓解农村劳动力存在大量剩余的现象, 而且可以解决农村子女的教育成本问题, 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
参考文献
[1]黄安余.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陈桢.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3]王国敏.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宏观政策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4]袁志刚.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理论和经验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5]王国敏, 李杰.西部农村投资结构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6]秦宪文.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7]陈宗胜.发展经济学——从贫困走向富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城乡二元结构 篇5
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
(1)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即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区域和城乡结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的长远发展。与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高级化趋势相适应，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由以种粮为主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产业化，通过一体化的利益机制，把贸工农连为一体，可以形成“龙头”在城镇、“龙身”在农村的“龙形”经济，这无疑又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要使农民收入继续有较快的增长，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及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应逐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平等。
(2)繁荣农村经济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要架起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带来了千家万户的农民如何和大市场连接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连接起来，因而是将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的有效途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民面对的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我国果品、蔬菜等园艺产品和畜产品在价格上是有竞争优势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卫生检疫等绿色壁垒。提高农产品质量是我国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前提。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必须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是一个体系，必须协调发展，并要促进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结合，加快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在微观层面上要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镇）化这“三化”来完成城乡生产方式一体化、生活方式一体化、市场体系一体化，“三化”中农民市民化是根本；上在宏观层面，要通过国家逐步改变对城乡的二元宏观政策，实现城乡平等的一体化宏观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经济
体制的“组成要件”走向城乡一体化，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最终建立和完善。
(3)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要消除城乡差别，纠正城乡失衡，不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也要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从目前来看，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实现政策的统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在取消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取消农牧业税；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只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再负担其他任何税费；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改革农地征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过改革，消除造成城乡隔离、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必须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和保护的力度，实现社会的公正。当前尤其应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国家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支出，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必须振兴农村，对农民“少取、多予”。
制度建设不仅要有助于实现城乡经济上的融合，也要求实现和保障农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
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何重要经济意义？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关系提高农民收入、协调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2）只有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后，只有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统筹，才能明确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方向，使较多的资金投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使城乡居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条件更为平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更为牢固。（3）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4）城乡分割
消除后，生产要素的流动顺畅了，这同样有利于城乡企业的资产重组，从而可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关闭、合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5）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之
一。只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我们党历来重视“三农”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加快农村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农村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一）首先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改革和完善那些导致其产生并存在的有关制度措施；并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供给机制，进行制度创新。
（1）彻底取消现有的一切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在清除了这些人为地导致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障碍，就为城乡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从制度上改变工农产品定价的“剪刀差”倾向，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的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强化农村有形市场的建设，并将之纳人国家统一大市场之中，支持农村各种要素市场发育、建设和发展，尤其是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农村发展所紧缺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都纳人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
（3）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农业剩余的转移载体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论中，它没有考虑农业剩余转移到现代部门的机制。这对于同时包含着制度变迁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变来说，显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场机制本身处于不断的完善之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农业剩余在中国不仅要靠市场，还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转移到现代部门。其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农业剩余的转移起到重要的影响。
（4）创建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从制度上为农村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奠定基础。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约束之一，也是农地抛荒、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势在必行。
（5）农村税费改革必须标本兼治，坚决贯彻执行并从制度上保证，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完善相关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简机构，裁减超编人员，压缩经费，从根本上控制“经费需求”。同时要规范政府行为，做到权力与部门利益彻底分离。二是要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否则，我们推广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最终也难以走出“黄宗羲定律”下。
（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弥补城乡市场差异；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农产品产量、质量，农村非农产业等对农民增收均构成了制约，因此，要着手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农业结构调整，切实促进农民增收。一要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实现农产品由低质多量到高质适量的转化；二要调整农产品区域种植结构，实现农产品区域种植从无分工到有分工的转化；三要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中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四要调整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比例结构，改变农业初级产品占多数、占主导的局面，实现农业初级产品到加工产品的的飞跃，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五要调整农产品市场结构，实现农民不参与流通、农商分离、由政府主导农产品流通到向由农民自己主导并参与市场流通的转化；并积极进行组织创新，创建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推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减少市场风险，构建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保护农民的利益。六要调整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比例结构以及第二产业内部比例结构，改变农产品加工、运销等落后的局面，通过内涵和外延性的结构扩张，使农业形成结构层次多样，具有一定规模特点的现代农业结构。进而，通过产业扩张，也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上，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去。
（三）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大力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教育是一个人获得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⑾通过教育灌输社会要求，提高个人认知水平，使农民认识、理解和掌握社会的规范，并内化为个人意识，这是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最直接的途径。要消除意识形态的二元结构，教育重点应放在下面几方面：
（1）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育求知意识。学校教育是形成现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与人的意识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新的东西，包括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模式。愚昧从来都是与保守、惰性联系在一起的，而知识常与进取、求变的心理相互促动。
（2）加强WTO知识教育，培育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规则意识。作为一个国际经贸组织，WTO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体系，它的权威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体现出来的，它的宗旨、原则、规则无不贯穿着开放竞争的观念，但作为WTO的新成员，中国大多数人对WTO都比较陌生，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农民更是如此。因此，在农民中进行WTO知识的宣传教育，也就成了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帮助中国农民了解WTO对中国的要求，帮助农民正确分析形势，正视自己的优劣，扬长避短，沉着应对，树立开放、竞争、规则意识，消除城乡意识二元结构，积极参与市场的竞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加强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培育市场意识。农民的市场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了解程度和参与能力，特别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封闭性与大市场开放性的矛盾，常使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让他们了解市场经济对农民的要求，从而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
（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学合理的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我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而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必须重新审定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化模式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所谓“城乡结合”，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既不能仅仅是职业非农化的乡村就地转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赖城市来吸收的异地转移，而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把“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结合起来，在条件成熟时，将“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化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上下结合”是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大中小结合”是指在城市规模等级上，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发展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立起来。
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和作用机制是市场化机制，既通过市场的引导，通过产业的积聚和扩散功能来实现。在上述各项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各级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加强引导，把城市化的立足点在于国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政府管理面临着挑战，转变管理模式成为城市化能否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城市化进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农民迁徙而来的“城市人”行为的二元性，也是现阶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务具有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混合特征。社会出现分化，新的矛盾和冲突随之产生。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事务的新内容和新特点，既不能简单沿用农业社会的传统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现代城市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管理模式。
为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的新格局，有序推进城市化建设，政府需要探索一种适合转型期特点的管理模式，不仅需要行之有效的适合城市化时期的“科学管理”模式，转变政府行政职能，调整行政决策、管理方式及各项规章制度；同时，需要形成非科学的“伦理管理”模式，即以伦理关系为基础，注重对“非正式组织”的管理，用伦理的价值管理手段协调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事务，进而形成“科学管理”和非科学的“伦理管理”的二元模式。
城乡二元经济 篇6
摘 要：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因揭示了资本形成的源泉而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但因其忽略了二元结构转换中的土地、技术、制度安排等要素以及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而使其普适性大打折扣。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农村的劳动力和土地则同时向现代部门转移。据此，构建一个包含了土地要素流动的二元经济模型，可以得到两点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市场来改变“三农”的窘况，而应该借助市场经济以外的力量(如惠农的制度供给)来协同解决“三农”问题；第二，现行土地制度强化了土地要素配置的二元结构，实质上提高了土地要素流向现代部门的交易成本。
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土地要素；土地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4.1；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4-0021-06
Research into effects of rural land transferring on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improvement
——Amendment on Lewis' dual economic model based on Chinas characteristics
GAO Dan-gui1，ZHANG Zhi-qiang2
(1. Department of property management of Chonqging Education Institute，Chongqing 400070，China；
2. Graduate School of Central Par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91，China )
Abstract：Lewis' dual economic model becomes the foundamental theo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which disclosed the source of capital formation，but its popularization is limited becouse it neglected the factors as land，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ition，rural land and labors move into modern urban sectors，and amend the traditional Lewis dual economic model as new parameters entry. And this shows policy revelation below：“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 issues can only be solved by synergy of market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hich is preferential for Chinese farmers；the l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encourages th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based on rural land property arrangement which brings about increas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from rural sectors to modern urban sectors.
Key words：dual economic theory；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ition；rural land；l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经济学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模型构建及其最终的政策含义，都闪耀着刘易斯的天才思想。然而，自该理论诞生以来，对它的创新和发展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本研究试图在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对它进行创新的代表性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出创新的主要方向，并在这些方向的启示下基于国情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修正。
一、文献回顾与评析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刘易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传统。他在深刻观察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
1.前提假设
第一，社会经济呈现二元结构。刘易斯认为，不发达经济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针对的现实并非是市场一体化的经济结构，而是市场与非市场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
第二，传统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假设。刘易斯[1](1954)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他观察到在这些国家里，家庭拥有的土地很少，以至于部分家庭成员离开土地去找其他工作，剩下的家庭成员只要愿意再贡献一点劳动力(在原来长时间闲置、劳动力远未充分使用的状态下，再出一点力)，土地的产量也不会变。
第三，工资不变假说。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是由农民的平均产品所决定的，是维系传统部门家庭成员生存的最低标准，它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部门与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的差额并不受二元经济系统的内生因素影响，因此这种差额可以看做是不变的，亦即是说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基本上是不变的。
第四，不变工资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说。刘易斯认为，无限供给就是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因为在每一个职位后面都排着等待工作的长队。他在进一步解释无限供给的含义时，指出无限供给实质就是一种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情况。在不变工资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他二元经济理论的必要条件。
2.模型表述
依据上述一系列的古典假设，刘易斯构建了一个古典模型来阐述他关于二元经济转换和发展的思想。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的形成。因此，他认为了解资本剩余的形成、积累是十分重要的。
具体地讲，资本家会以不变的工资率得到更多的剩余，完成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生产规模扩张；在经济发展的下一期，由于生产规模扩张过程，更多的劳动力会被吸引进入到生产过程，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本剩余。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生产规模扩张赶上劳动力的过度供给，直至工业吸收完剩余劳动力的时候才会伴随工资率的增加。(参见图1)
图1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3.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评述
(1)理论的价值。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它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创立了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二是它提供了一种观察落后和不发达经济的视角，引导后来者从过去被简单地认为是消极一元的传统部门中寻找蕴藏的积极因素；三是它解答了发展经济学必须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
(2)理论的不足。当然，应该看到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众多的不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忽视了农业与资本形成之间的紧密关系；二是它采用的是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因此在分析技术上、逻辑上不严谨；三是它没有考虑制度问题；四是它没细分发展中国家的类型，因此它的普适性也有问题；五是忽略了二元结构转换中的其他要素，如土地、技术等。
(二)对二元经济理论修正的代表性文献的回顾与评析
1.代表性文献的回顾
第一，重新认识农业剩余的重要性。Fei，J.C. H.&Ranis;，G.(1964)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构建的刘—费—拉模型[2]。他们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忽视了农业，工业不是总能从农业中获得剩余劳动力。如果农业生产率不提高，则工业从农业中获得剩余劳动力以及由此获得资本剩余都会受到限制。
第二，重新认识二元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Todaro，M.P. (1969)研究了农民的微观决策过程[3]，重点分析了农民在是否迁移到城市的问题上的优化决策过程，为二元转换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
第三，将农业技术内生化。陈宗胜、黎德福(2004)建立了一个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3]，把二元经济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增长和转换问题，肯定了农业内生技术在上述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四，结构中的次级结构研究。Magnus Blomstrom，Edward Wolff(1997)细分了工农业二元经济结构中工业一元的经济结构，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内部也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4]；Khalid Saeed，Ponthep Prankprakma(1997)则从部门内部经济单位的职能的角度来区分工业部门，他们把欠发达经济中的工业划分为两个部门[5]；还有一些研究把我国经济划分为三元经济结构(陈吉元、胡必亮[6]，1994；张朝尊、韩太祥[7]，1995)或者四元经济结构(徐庆[8]，1996)。
第五，二元经济形成根源的解释。高帆(2003)认为工业和农业之间二元经济的形成的表面原因是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率差异，其根源则是它们有不同的分工水平[9]。
第六，二元经济转换中的制度因素。夏明(2002)提出在二元理论的认识上不能忽视制度因素，认为应该透过制度因素重新对二元理论进行认识[10]。
2.创新的共同点
第一，它们都重视国情的差异性，把理论前提具体化。对二元经济理论创新的研究大多重新审视了理论的前提，把理论前提具体化，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大都重视所研究国别的特殊国情，寻求研究样本的差异性。
第二，重视被舍象的因素，把外生因素内生化。许多被忽视的因素，其实是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当把普适性理论放归到具体研究样本中去时。把一些舍象的因素内生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方向。
第三，重视分析逻辑，运用新的分析技术。二元经济理论从本质上也是研究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效率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仍统一于现代经济分析范式之中。因此，二元经济理论可以借鉴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技术。
第四，重视制度因素，引入交易成本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融入并改变了主流经济学。它在研究发展问题上，引入交易成本分析，拓宽了研究层次，扩大了成本—收益的不同主体和范畴，从而更深刻地解释了二元结构的形成与转换。
二、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与二元经济结构
(一)我国现行土地制度
1.农地产权残缺的利益逻辑
制度安排是国家(统治阶级)在约束条件下利益最大化决策。在中国的农地制度安排问题上，许多学者(Wen，1993[11]、1995[12]；蔡继明[13]，2005；秦晖[14]，2004；党国英[15]，2005)都认为，农地制度的残缺是国家偏好在制度安排上的体现。利益关系是解释农地产权制度残缺的一个有效视角。通过这个视角，可以观察到国家在与农民的不对称博弈中的策略。虽然农地产权残缺，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农地产权残缺制度安排一定是使国家获利的。农地产权残缺体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因此，在约束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地产权残缺的内容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
2.产权残缺的主要表现
首先，现行农地制度对农地用途进行了严格限制。农地的转用并不能由农民(虚拟供方)和城市现代部门(需求方)之间自由交易业完成。《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都明确规定了农地转用为市地必须要符合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并依法进行。
其次，交易权限的限制。土地的一、二级市场都是行政垄断的，即农地只能由国家代表“公共利益”出面进行征收或者征用；土地二级只能由国家挂牌招标。简言之，国家分别是一级和二级市场的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
再次，在农业内部，农地也只能平均分散承包。农地细碎化(Fragmentation)是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后果。
(二)现行土地制度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二元结构就是要素被分置于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部门。之前的二元经济理论认识到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被分置于两部门。除此之外，它们忽略了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也被分置于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的现实情况。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被分置于两个不同部门的事实。农地和市地本身因为地理空间上的分隔，呈现二元结构，是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还有特殊的国情。现行土地制度是一个特殊的制度安排，它所造成的产权残缺使得土地要素二元配置方式被强化，从而也使整个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被强化和巩固了。
第一，产权残缺造成的农地细碎化使得人地比例更加失调，同时也使得农业雇佣生产方式更加不可能。这样，农地就长期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进行生产，强化了“维系生计的传统”生产方式。
第二，农地用途和交易权限的制度性限制，使得农地与市地的转换除了空间阻隔以外，又多了一层制度阻隔。
三、土地要素流动的二元经济模型
(一)构建模型的简单说明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没有考虑二元结构转换中的土地要素。这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扩张的现实是不相容的，更是与中国的现实不相容。由于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得土地要素的两种不同配置方式以及整个二元经济结构被不断“制度性”强化，因此运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能不对该理论模型进行适当的补充和修改。一言蔽之，应该在二元结构转换的研究中，加进土地要素这一因素，并在模型中把它内生化。
同时应该看到，虽然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所体现的古典经济学思想精髓值得肯定和继承，但我们也有必要发展新的分析技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比较成熟的一些分析技术来分析和研究二元经济结构。
(二)基本假设
1.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非农部门
其中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是土地、劳动，现代非农部门的投入要素是资本、劳动、土地。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产品全部用于消费，现代非农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最终消费，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资本用于生产的再投入。
2.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莱昂惕夫生产函数
(2-4)式表明，资本增长率是城市土地要素增长率与非农部门就业人口的增长率加权平均。
刘易斯认为，资本形成可以是由劳动创造的，也可是由信贷创造的。然而，从他对信贷资本的来源剖析过程中可以看出，实际上他认为资本归根结底是由劳动创造的。从他的古典模型可以得到一个推论，所有资本以及所有社会产品都是劳动创造的。
比较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我们的模型则认为，资本的增长不单是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从而产生剩余的结果，而是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一起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它们与上一期的存量资本一起生产出下一期的资本。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劳动创造资本的价值学说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回归。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土地要素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动因，以及这一过程所导致资本增长的结果。显然，只有把土地要素考虑进二元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去，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是如何增长的。
2.现代部门扩张对农业生产要素吸收
(2-7)式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即资本增长与农地和农业人口是呈反方向运动的。也就是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会吸收农村的人和地两种基本要素的。现代部门的均衡增长，客观上要求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刘易斯的古典模型是一个动态模型。他的模型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是一期接一期，连续不断的。他认为，资本家会在上一期以不变的工资率得到更多的剩余，完成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生产规模扩张。在经济发展的下一期，由于生产规模扩张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剩余，更多的劳动力会被吸引进入到生产过程，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本剩余。
我们的模型将他的这一思路推而广之，明确提出资本的扩张(代表着现代部门的扩张)对农村的基本生产要素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2-7)式暗含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结论：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它不断对自身进行着再生产。
3.现代部门扩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只是单方面地看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忽略了农村土地要素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因此，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认为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二元结构必定会向一元结构转换的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因为，农村土地要素减少的速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率之间可能有三种大小关系：大于、小于和等于。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把土地要素看做是存量不变的，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率大于农村土地要素减少的速率(他认为是0)。显然，从上面的分析看，这一理所当然的结论未必成立。实事上，中国大量出现的失地农民就是最好的例证。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于有户籍制度等障碍存在着非永久性转移的特点，这一例证就更加突出。
四、小结及政策启示
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农村的劳动力、土地同时向现代部门转移。由于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土地要素的使用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逻辑。因为制度的强化，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比较而言，考虑土地要素的二元经济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拟合性。从要素的转移这个意义上讲，它基本上勾勒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一个全图景。当然，考虑了土地要素的二元经济理论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例如：土地要素与劳动力在二元结构转换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制度、技术在土地要素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问题，土地在生活与生产中的细分以及它们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不作用和影响等等问题。
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从加进土地要素流动的二元经济转换模型可以得到以下两点主要的政策启示：第一，经济发展必然会影响“三农”，因此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市场来改变“三农”的窘况，相反，应该借助市场经济以外的力量(如惠农的制度供给)来缓解，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第二，现行土地制度强化了土地要素配置的二元结构，实质上提高了土地要素向现代部门的交易成本。虽然这些交易成本很可能是社会成本，也可能会因为它对市场主体、广大农民来说是负外部性而被他们忽略，但是对全社会而言，对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系统而言，这种社会成本肯定是意味着巨大的福利净损失。因此，改革现行土地制度，解决产权残缺问题，减轻制度因素对二元结构的强化作用，可能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D].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
[2] Fei J C H，Ranis G.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theory and policy[M]. Richard D.Irwin，Homewood IL，1964.
[3] 陈宗胜，黎德福.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转换模型[J].经济研究，2004(11)：16-27.
[4] Magnus Blomstrom，Edward Wolff. Growth in a dual economy[J]. World Development，1997，25(10).
[5] Khalid Saeed，Ponthep Prankprakma.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a dual economy：alternative policy lev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J]. World Development，1997，25(5).
[6] 陈吉元，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J].经济研究，1994(4).
[7] 张朝尊，韩太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三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意义[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5(1).
[8] 徐庆.论中国经济的四元结构[J].经济研究，1996(11)：60-65.
[9] 高帆，秦占欣.二元经济反差：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J].经济科学，2003(1).
[10] 夏明.二元经济理论的再探讨[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1).
[11] Wen，Guanzhong Jam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 in China's Farming Sector：1952—1989[M].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1993：1-41.
[12] Wen，Gnanzhong James. The Land Tenure System and its Saving andInvestment Mechanism：The Case of Modern China[J]. Asian Economic Journal，1995，9(3)：233-259.
[13] 蔡继明.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改革探析[J].经济前沿，2005(1).
[14] 秦晖.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N].经济观察报，2004-11-26.
[15] 党国英.中国可实行多元化土地制.[N/OL].南方农村报http：//business.sohu.com/20070615/n250592629.shtml.
(编辑：弘流；校对：段文娟)
城乡二元经济 篇7
这被外界视为继5年前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度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后, 开始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下达的“攻击令”, 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内涵、构成要素、特征及其由来
(一) 城乡二元结构的内涵
“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 (2002) 精辟的概括了城乡二元结构它的内涵及特征。城乡二元结构是指维持城市现代工业和农村传统农业二元经济形态, 以及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即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使一国内存在着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两个不同质的相互独立运行的社会单元。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生存条件相对优越、拥有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具有现代观念的发达城市地区, 和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生存条件相对恶劣、拥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保有传统观念的落后农村地区分别代表了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两个不同的人类文明发展水平。
我国的二元结构主要特点是我国存在“双重二元结构”, 即不仅存在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 同时也存在着以城市社会为一元与农村社会为一元的社会二元结构
1.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一般认为,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 (如农业) 比重过大、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 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 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 农村人口众多等。
二元经济结构最初由荷兰经济学家伯克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 后发展成为理论体系。但这一理论的广为传播却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完成的。他写出了《经济增长理论》和《无限劳动供给下的二元经济发展》, 使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为一大学派。并对区域经济发展发生重大影响。这一理论的特点在于把国家的经济划分成土地和资本密集、高新技术、高生产率的发达的部门和劳动密集、传统技术、低生产率的传统部门的二元经济。经济发展需要依赖现代先进生产部门的扩张和传统落后部门的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支持。通过这种要素转移和产业部门的转换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升级, 实际上这是一种如何加速工业化发展的理论。其不足:对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发展中大国如巴西、印度和中国, 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状态。
2. 二元社会结构的概念是农业部原政策研究中心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课题组于1988年最早提出并详细论述的。
所谓二元社会结构, 是指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这种举世罕见的城乡隔离制度, 形成了城市和农村两个各自封闭循环的体系和市民与农民两种迥异的不同公民身份。
一言以蔽之,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它具有二元性和刚性化。
(二) 城乡二元结构的构成要素
1. 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
1958年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 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 学校的录取证明, 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 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
2. 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
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在实行这种再分配的时候, 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比如“农村义务教育附加费”是让农村人自己掏钱办学, 而城市是由政府财政提供。
3.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 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
二元结构制度所折射的是两个圆心, 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身价的社群。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 表现如: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 (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 , 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
(三) 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
1. 二元意识与二元经济互动, 形成恶性循环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我国经济的二元性及两类劳动者群的划分决定了我国社会意识的二元性, 从而决定了我国社会意识的二元性。尤其是传统经济部门与传统的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相当严重, 主要体现在:传统与现代, 开放与保守, 公平与效率等。
2. 相关配套制度供给严重失衡
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 社会二元结构的本质是制度性的。我国的二元经济不仅是历史造成的, 而且是在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等制度下形成的。城乡制度的具体差异概括为14个方面: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
3. 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就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
根据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 工业就业的增加, 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 因此, 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 (第三产业) 之间, 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却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由于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 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使无法被工业部门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农业部门, 延缓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进程。中国的服务业只占GDP的40%, 而美国高达79%。
4. 我国统一市场体系发育不全, 生产要素流动性差, 城乡市场差距大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 城市和农村市场体系和市场载体差异较大, 全国统一的有形的市场建设还没有完全形成。一是现有的消费品市场、农用生产资料市场规模小, 基础设施落后。二是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
5. 市场机制和经济体制作用弱化, 行政干预严重
我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还较短, 城乡分割的市场也没有打破,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领域还较为有限。2007年城镇化率44.94%, 离现代化要求的50%还有很大距离。
(四) 城乡二元结构的由来及时代意义
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翻开历史, 可以发现, 中国从宋朝以后, 就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 但是没有城乡二元体制。比如说:北宋被金兵占领了, 河南一带的人逃到了江南, 河南的城里人到了江南农村里, 你可以买地、种地、租地, 河南的农村人在城市里做工, 做学徒、开店都行。城里人可以到农村, 农村人也可以到城里。又譬如, 清朝中叶以后, 东北开禁了。山东人过海到了东北, 你一样愿意到城里到城里, 愿意到农村到农村, 迁移方面没有限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工业化战略时深受当值经济学界为工业论、唯资本论和唯计划论, 纷纷选择重工业发展战略。
建国后, 我国发展经济, 效仿西方发达国家做法, 也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于是, 我国建立了三种制度的三驾马车:一个是统购统销制度, 一个是人民公社制度, 一个是户籍制度。这样就建立了城乡二元体制。
重工业高, 就意味着吸收的劳动力少, 使用的资本多。因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 有一个规律, 就是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 农业的劳动力不断减少。但是减少了以后, 你发展的又是重工业, 劳动力就没有机会得到吸收, 所以都淤积在农村、农业中。那么同时呢, 因为我们有户籍制度, 有上面说到的制度的三架马车, 因此劳动力按照制度的规定, 也不能随便的转移出来的, 非农产业就业的规模也就没有得到相应的扩大, 比重仍然比较低, 从1958年起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同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一样。
当然, 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历史意义。当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较为简单, 计划经济体制无疑起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例如:它较为有效地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 保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较好的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较为迅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它较有效的增加了财政收入, 迅速的制止了通货膨胀, 稳定了物价, 使广大劳动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了极端贫困的状况。以最快的速度增强了国力, 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也发展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此时的城乡二元结构符合经济发展水平, 并未产生阻碍作用。
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
(一) 国际背景
1. 世界现代化之规律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 政府都是通过宏观调控, 大规模的向农业和农村投资, 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如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向农业和农村投资大规模投资, 1961年又通过了农业基本法, 更是加大了向农业和农村投资投资。韩国在1960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美元左右, 到1995年就达1万美元, 并且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他们是世界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最成功的国家。
2. 世界一体化之趋势
有人说, 美国经济打喷嚏, 世界金融要感冒。去年, 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也深受影响。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中国经济一直是骑在自行车上, 主要靠投资和出口两个轮子驱动。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难了!经济严重下滑。日刊文章《金融风暴逼迫中日扩大内需》 (2008年11月1日) 如何扩大内需?拉动农民消费, 发展经济, 必须靠三驾马车拉动才行, 而城乡二元结构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最大障碍, 必须要破除。
(二) 国内现状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说:农民一边吃肉, 一边骂娘。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但是与别人相比, 显著落后。
1. 城乡差距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见下图一、表二)
有农民说:“我爷爷流血, 我爸爸流汗, 到了我自己则是流泪啊。”世界银行 (1998) 一份报告指出:“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 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 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3分之2或更多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城乡之间收入合理的比例应该是1.5:1左右。
30年前的改革主要是着力解决农业生产的效率问题, 目的是多生产农产品, 解决短缺经济, 并没有触及二元结构问题。其实, 当时也没有能力解决二元结构。30年过去了, 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 城乡差距依然很大, 特别是在农民收入这一核心指标上,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拉大, 去年是3.33∶1, 是改革以来最大的;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也还滞后, 公共品供给明显不足。这种情况有损于公平, 也因农民收入上不去而制约农村市场开拓, 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导致效率损失。所以, 在国家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财政收入增加较快的条件下, 破除二元结构就必然成了历史性的国家战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第一个30年, 而“我认为, 在接下来的第二个30年中,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这一体制是在1958年随着计划经济开始形成, 到现在已不适于市场经济以及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需要, 而且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进行。”
(2) 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这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表现。比如医疗卫生资源相差悬殊。2003年城市每千人拥有病床数为3.67张, 而农业人口每千人只拥有病床数为0.76张;城市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4.84人, 农业人口每千人只拥有1.19人。甚至出现了“生命价格剪刀差”!
中央党校“三农”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虎林指出, 历史上我们对农业欠账太多。长期以来, 一直“以乡养城, 以农补工”, 在“工农产品剪刀差、财政税收收支差、金融资金存贷差, 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差, 城乡居民税费负担差, 进城务工农民待遇差等6个方面, 每年每方面对国家的贡献都在1000亿元以上。
2. 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受到制约
农村经济的落后导致农村内需不足, 进而也影响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 乃至国家的全面发展。“民工荒”即为例证。
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
党和政府对“三农”的高度重视。《决定》指出: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 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 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
4.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深远意义
(1) 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 缓解中国目前在发展当中的一些瓶颈。农业处于半商品经济状态, 内需不足, 农民消费力过低, 客观形势要求, 开发农村市场, 增加农民收入。 (2) 有利于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 有利于消除社会分割和身份歧视, 城乡就业和社会稳定, 建设和谐社会。 (4) 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 (5) 有利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推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三、彻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措施
根本原则。《决定》指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 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 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根本措施。基于对“三农”问题的准确把握, 这次全会深刻提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措施:“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 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具体措施。一是统一城乡规划。同等而非一样化。二是统一财政金融政策。尤其要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统一制度安排为突破口, 来改变城乡二元的结构。三是统一户籍管理政策。改变以户籍为指向的二元体制机制。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认为,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其实本质上并非一个户籍问题, 关键在于附着在户籍上的利益, 还有就是进城的门槛还是太高。四是统一社会保障制度。物权化, 其法律意义是指, 享有包括土地的占有、支配、使用等权利在内的完整的经济所有权。使农村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为农村社会保障铺平道路。五是统一就业政策。目前, 对农明工的就业存在诸多歧视。六是加快农村发展的八大举措。繁荣发展农村文化。怎么扩大内需?财政支出可以转化为内需。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 不断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和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目前“新农合”的“低水平、全覆盖”即为好的举措。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强化农村社会管理。
近年来, 城乡二元结构正在消解,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正在形成。
参考文献
[1]人民论坛编辑部2008年01月08日08:07来源:新华网
[2]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23381.
[3]http://double123321.51.net/duiwogu oeryuan jiegoudezha nlvesikao.htm.
城乡二元经济 篇8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有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建国初期, 受当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 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 不惜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据不完全统计, 1953—1978年中国中央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 从农业中获取6 000亿~8 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加上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严重地阻隔了劳动力流动, 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落后和劳动力的隐性失业。改变这种状况的通行方法是让劳动力由农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 这也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仍有一些因素阻碍了这一转移, 其中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而且这一因素的阻碍效应越来越明显。
二、中国人力资本城乡结构分析
(一) 城乡教育投入差异
1. 国家对于教育投入的差异。
建国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教育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民众的文化程度明显提高。但是中国对于教育的投入量上, 偏向城市。如2004年城市普通中学的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的10.93%, 是农村的1.75倍。文盲、半文盲大都集中在农村地区, 这势必造成农村教育与城镇教育的距离进一步加大。
2. 家庭对于教育投资的差异。
中国城镇经济发展快于农村经济, 城镇人民生活水平也高于农村人民生活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支出。如2005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仅占生活消费总支出分别为14.20%和11.33%, 这说明农村家庭不仅在现金支出绝对额上少于城镇居民家庭, 而且在相对教育支出方面也远远不及城镇家庭。
(二) 人力资本城乡结构差异
人力资本的结构差异造成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障碍。从全国来看, 2005年中国就业人数达到了75 825万, 从业劳动力的学历结构反映了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从1985—2004年中国从业人员学历逐渐提高, 大学本科所占百分比由0.57%上升到2.23%, 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也由27.16%下降到6.20%。但是在城乡之间, 学历结构却差异非常大。2005年农村就业人数达到48 494万, 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63.96%, 但是文化程度仍以中小学为主, 如2002年, 农村家庭劳动力小学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 分别占农村劳动力的30.63%和49.33%。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 文盲半文盲率不断下降, 使得农村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同时也应引起注意的是, 农村劳动力中, 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较小。截至2005年农村劳动力仍然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远远超过城镇就业人口的数量。重要的一点是, 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构成低, 劳动力素质低。
三、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人力资本的制约因素
1.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化。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首要措施是把劳动力向城市转化。中国改革开放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 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不断增加。2005年5月,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规模已达1.2亿, 其中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 他们涌向第二、三产业, 这都是由于农村人力资本外溢效应造成的。根据2005年统计数据, 全国城乡共有从业人员75 825万, 比1978年增加35 673万人。其中, 第一产业为33 970万人, 占44.8%;第二产业为18 080万人, 占23.8%;第三产业为23 771万人, 占31.4%。与1978年改革开放初相比,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大幅下降, 由70.5%下降到44.8%,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大幅提高, 说明大量劳动力涌人第二、三产业, 进人城镇就业。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结构与第一产业是不相同的。解决中国城乡差距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第二、三产业, 转化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达到真正的城市带动农村发展, 从而实现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顺利消解。
2.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农民向城市转移, 需要一定的投人做好保障工作, 如社会福利、住房以及垃圾处理等, 因此在一定时期内, 城市的吸纳能力是有一定限制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还需要就地转化。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加快农村经济建设。首先, 人力资本在社会生产中具有要素、效率、替代等生产功能。人力资本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知识经济时代都存在。在农业经济时代, 人力资本表现为长期积累、传递下来的生产知识和在劳动中学会、积累的劳动技术和经验, 人们就可以维持经济生产活动;在工业经济以及知识经济时代, 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这最终都要归结到人的素质的提高上来, 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要素功能被不断强化, 因此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诸要素中起着关键作用。其次,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结合本土特点, 兴办的乡镇企业,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的知识技能, 发挥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 创造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 农村内部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1978年中国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仅2 800万左右,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9.2%, 1995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增加到1.29亿,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5%, 2005年乡镇企业劳动力总数达到1.43亿人。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农村工业, 既不同于现代工业, 也有别于传统农业部门, 它的出现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 形成了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农村农业的三元经济结构。最后,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化实现了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有机结合,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一方面, 解决了城市吸纳能力有限, 就业压力大, 城市里再次分化, 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初级的劳动等问题;另一方面, 推动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 只有农村地区经济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 发展自己的优势, 才能真正消除城乡差距, 改变农村传统的生活状态, 逐步发展小城镇, 解决长期的二元经济体制。
四、缩小人力资本城乡差异的具体措施
1.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首先, 缩小人力资本城乡差异, 把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作为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根本任务抓紧抓好, 有利于促进二元经济转化, 拉动本地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产业间的顺畅流动。其次,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 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劳动力。一方面职业技能培训区分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 对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培训;另一方面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帮助他们了解就业政策、劳动法的法律常识, 增强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 还应注意安全意识的培养、处理紧急事件等。再次, 继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努力增加更高学历的比例。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高, 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占有较大优势, 从而能够较顺利实现就业;反之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偏少, 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就业困难, 甚至处于长期失业状态。鼓励多渠道的增加投资人力资本投资, 一方面, 政府增加教育投人, 加强基础教育的办学能力;另一方面, 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投资。多种融资手段相结合, 为农民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2.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 进一步增加对城镇农村劳动力的服务内容。政府部门应转变观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理念, 创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 取消针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政策, 使农村人口顺利向城市转移。首先, 城市应加快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加大投资力度与科学的规划, 加强城市住宅设施、能源设施、资源设施、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教育文化、卫生设施、环境设施等建设, 改善城市综合环境, 提高城市的容纳和服务能力。其次, 进一步放宽户籍制度的限制, 给予进城农村劳动力以市民的待遇, 保证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一步降低进城落户的门槛, 让长期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转变为稳定性移民, 在就业求职、就业待遇、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方面享受市民待遇。城市应当注意加强与农村劳动力的沟通, 改进对劳动力就业的管理办法, 真正为广大劳动者服务。
3.发展农村经济, 吸引人才。随着农村经济的加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积累效应的发挥, 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劳动和资本, 而是知识;人力资本将成为经济成长的引擎。农村产业结构将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 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从主要追加投入、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也只有这样, 才能为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合适的岗位, 做到人尽其才。因此, 应紧紧依靠人力资本, 充分发挥企业优势, 一方面以现有企业为依托, 把发展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的挖潜、改造、充实和提高上, 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的引进、创新和利用, 提高资源的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水平, 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 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不断提高。鼓励农民增加科技投人, 因地制宜地发展特种农业、绿色农业以及生态农业等, 把人才留住, 共同发展农村经济, 消除二元经济造成的城乡差距。
摘要：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 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是造成二元经济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入手, 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现状和人力资本城乡差异, 分析实现二元经济转化中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促进作用, 并提出解决人力资本城乡差异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人力资本,城乡差异,二元经济结构
参考文献
[1]张智敏, 唐昌海, 张炜.有效人力资本对劳动力结构性演进的影响——以湖北省为例[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6, (2) .
[2]罗宁.从农民收入入手: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解构问题[J].天府新论, 2006, (3) .
[3]李陈华, 柳思维.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经济理论与政策——统筹城乡发展的洛伦兹分析[J].中国软科学, 2006, (3) .
[4]商秋艳.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路径选择[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 .
城乡二元经济 篇9
“二元经济”最初是由伯克 (Boeke, 1953) 提出的, 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 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性系统的理论则出自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Lewis, 1954) , 刘易斯认为,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状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他们在最低的工资水平下提供劳动, 存在无限的劳动供给, 农业生产率低, 技术水平落后。而在现代工业部门, 生产率高, 工资率比农业部门高, 从而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会推动现代工业部门继续扩张, 推动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会促使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 并逐步与现代工业部门一致, 此时经济的二元结构将消失。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不一致的“理想化”的现象, 此后的经济学家费景汉、拉尼斯 (Ranis, 1964) 、乔根森 (Jorgenson, 1967) 、哈里斯特和托达罗 (Harrist, 1970) 等相继修正了刘易斯假设, 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拓展, 但是这些拓展都难掩刘易斯模型的光辉。刘易斯模型比较简单明了地刻画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情景, 是对发展中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客观描述, 是分析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经典模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促使二元经济结构消减, 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提供的基本路径, 这对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按照刘易斯模型的刻画, 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 农业部门客观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率方面的差别都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作注解。但是,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表出明显的结构刚性, 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速慢, 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转换速度严重滞后于产值的结转换速度。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表现与原因分析
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 且二元结构很稳定, 结构差距依然严重, 转换过程并不顺利, 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二元经济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是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中国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表现出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 这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改革开放以来到1985年以前, 农业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的程度在减轻, 而后却在波动中逐步提升, 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越来越困难。从工农业产值构成看, 到20世纪80年代末, 中国的工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 已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然而从就业结构来分析, 到2002年, 中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仍占劳动力份额的1/2, 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严重偏离, 说明劳动力在社会各个产业之间的转移还存在着较大的障碍;同时也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尤其表现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 。
二是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 都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渐进的结构演变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 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超前发展。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表明,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 “工业就业的增加, 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 因此, 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与此相反,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特点。中国产值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 不仅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过高, 又和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直接相关。
三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从历史上看,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 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 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聚集, 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钱纳里发展模式表明, 在低收入区内, 城市化率超过工业化率, 但差异不大。在人均大于300美元时, 城市化率明显高于工业化率。在中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过程中,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表现出与上述城市化发展规律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从1952—1978年, 中国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的差距不断扩大, 到1978年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达到26.4个百分点;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得1978—1990年的这一差距不断缩小, 但就是在差距最小的1990年, 城市化率仍低于工业化率10.6个百分点;1990年后, 这一差距一直稳定在10个百分点以上。
四是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阻滞。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是以农业劳动力自由流动, 或劳动力市场的完全开放为前提的, 而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制度的限制, 劳动力的流动并不顺畅, 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因此,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尚不具备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前提, 也就难以沿着刘易斯路径实现消解。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制定的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形成了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无形壁垒, 使劳动力转移带有明显的制度烙印导致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具有复杂性、长期性, 并可能出现反复强化, 从而呈现一定的刚性。
三、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软化与消解
软化和消解过大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 除了必须减少制度性障碍, 清除不合理的制度, 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等“软件”改革外, 还必须增强农业投资幅度、强化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等“硬件”的投入力度, 还要采取推进城镇化, 发展乡镇工业等措施。
一是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农业劳动力转移能否顺利推进, 不仅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吸纳能力有关, 更取决于农业劳动力自身的素质。随着中国经济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劳动力就业的素质门槛逐步提高, 那些只靠体力而缺乏智力的劳动者的就业渠道越来越窄。为此, 中国必须强化义务教育的政府责任, 坚持“规范、公平、效率”的原则, 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
二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是限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本原性制度, 其他的制度、政策多是以其为基础制定的。因此, 改革户籍制度, 消除无形壁垒, 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 应是将其变成一种纯粹的人口登记制度, 剥离其
三是农业自身的发展是根本。费景汉、拉尼斯曾指出, “在劳动力剩余型的欠发达经济中, 农业中的技术变革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潜在源泉。”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明确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 最终要有生物工程来解决, 要靠尖端技术。”所以, 大力发展农业技术是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促进农业经济自身发展的一条根本途径。这对增强中国农业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力, 缓解当前主要农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大有益处, 同时还将促进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而有利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
四是大力发展城市经济, 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大力发展城市二、三产业, 特别是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 实现全社会的充分就业应该成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产业政策选择。要使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城市, 与城市先进生产要素相结合, 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推动力, 一方面要使之参与城市二、三产业的建设、生产和发展, 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要素贡献”, 另一方面也要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消费者, 使他们的消费行为又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市场贡献”。最终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 是一个多赢的格局。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了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性, 并为之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并未有效改变二元经济结构, 这一方面说明政策的不到位,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的刚性, 分析存在这种刚性的原因, 并提出一些软化对策。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刚性,软化对策
参考文献
[1]高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最新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 2003, (9) :60-63.
[2]陈吉元, 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经济研究, 1999, (4) :14-22.
[3]郭克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 1999, (5) :73-80.
[4]陈孝兵.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与消解[J].当代经济研究, 1999, (3) :5-12.
[5]梅建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农业劳动力转移[J].上海经济研究, 2003, (6) :8-14.
[6]耿显家.实施农村人才开发刻不容缓[J].中国人才, 2004, (5) :57-58.
[7]魏一, 夏鸣.试论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发展的关系[J].农村经济, 2003, (10) :58-60.
[8]张桂文.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考察与特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 2001, (8) :33-38.
城乡二元经济 篇10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重要途径, 也是我国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实际问题。1954 年, 刘易斯 (Lewis, 1954) [1]从古典经济学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出发, 构建第一个二元经济模型, 开创了利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先河。之后, 拉尼斯与费景汉 (Ranis & Fei, 1961) [2]、乔根森 (Jorgenson, 1961) [3]、托拉罗 (Todaro, 1969) [4]等对该模型进行细化和改进, 使二元经济理论趋于完善。国内许多学者将国外的理论成果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探讨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形态和转换途径。改革开放后,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李克强总理和陈吉元等学者提出了三元经济结构理论[5，6]。针对城市非正规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状况, 徐庆、谭崇台、胡鞍钢等学者进一步提出四元经济结构理论[7,8,9]。随着我国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的深入, 进入21 世纪以来, 张桂文、高帆[10，11]等学者以制度分析为重点, 多维度、多角度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换与制度变迁、体制转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在向信息社会迈进的过程中, 城市和农村之间又出现一种新的差别———城乡数字鸿沟。即使在发达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 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顽固地存在着, 农村居民利用信息资源的机会普遍小于城市居民。数字鸿沟对社会各领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是数字鸿沟效应[12]。而不管是国家之间、行业之间还是人群之间, 数字鸿沟的直接后果都是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对于我国最大的数字鸿沟———城乡数字鸿沟, 宫辉等认为, 如果不能优先增长知识, 则会陷入信息贫富分化与经济贫富分化的恶性循环[13]。谢俊贵发现, 不管是美国, 还是拉美、埃及、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地区, 信息分化同样促成了贫富分化的两极现象[14]。高红樱等认为, 信息差别是导致城乡经济差别的重要因素, 并寻找缩小城乡信息差距的途径[15]。茶洪旺运用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 检验了中国数字鸿沟导致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贫困固化问题, 进一步揭示出在信息社会, 数字鸿沟与贫困形成了一条因果链, 有必要把消除数字鸿沟作为脱贫的首要措施[16]。
从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逻辑分析, 城乡数字鸿沟是工业时代以来城乡二元经济在信息化社会的延伸和发展。更重要的是, 日益扩大的城乡数字鸿沟通过“马太效应”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使得我国二元经济转换面临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而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却一直在高位徘徊。如果说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城乡发展失衡, 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 在信息资源已成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核心战略资源的今天, 城乡数字鸿沟则是影响二元经济转换的“瓶颈性”因素。目前关于城乡数字鸿沟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宏观效应的研究成果不多。李继文认为, 信息化的时代快速来临, 给本应在工业化阶段完成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带来了新的挑战, 这表现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投融资、资源的拥有和使用、城乡差距等不同方面[17]。
根据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理论和实践, 笔者认为, 城乡数字鸿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发展、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新农村建设等多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途径的有效性构成严重威胁, 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无疑是促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2 城乡数字鸿沟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效应分析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所造成的信息资源配置落差即为城乡数字鸿沟。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 城乡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发达, 而农村的信息基础设施落后;信息技术在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而农业的信息技术应用尚处于起始阶段;城市居民信息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 农村居民的素质低下等。
2.1 城乡数字鸿沟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
在刘- 拉- 费模型中, 农业部门“多余”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劳动稀缺且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 创造出大量利润, 并转化为工业部门发展壮大的资本, 整个经济向工业化迈进;在保证不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的前提下, 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殆尽, 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趋向于工业部门, 农业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转向与工业部门相同的边际生产率, 两部门的发展水平趋于均衡。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正是强劲动力之一。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二元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二元经济的终结即是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消失为标志的。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 这个经济转型的过渡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该点可能需要延续数年甚至几十年。拉尼斯和费景汉将这个经济转型过程分成“短缺点”和“商业化点”两个转折点, 并认为促使这两点不断靠近并最终重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阶段。由于测算的方法和利用的数据各不相同,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别, 但许多学者认为, 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 未来10 年我国第一产业仍可以向其他部门释放出2896 万至1.28 亿人的劳动力[11]。
城乡信息化落差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素质低下和现代工业部门吸纳能力下降, 从而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随着信息技术在现代工业部门的普遍使用, 城市企业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 其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而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2》, 我国85%的农村劳动者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 其中超过1/3 为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2.7%。由于劳动力不能适应需求, 因而近年来频繁出现所谓“民工荒”现象。企业为解决其用工的短缺问题而提高农民工福利待遇, 或者为保证劳动生产率而对聘用的农民工进行培训等, 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 使企业的劳动需求减少。如图1 所示, 现代部门的劳动的需求曲线Dt向左平移至Dt’, 造成现代部门就业量减少Lt’Lt。而且, 企业的技术进步, 往往属于资本使用型, 这又增强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 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 使得劳动需求曲线变陡峭, 需求曲线由Dt’变为Dt”, 均衡就业量进一步减少Lt”Lt’。与刘易斯模式相比, 现代工业部门吸收的农业劳动力减少总量为Lt”Lt (= Lt”Lt’+ Lt’Lt) 。
2.2 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在向一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 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相伴随的, 是农业剩余产品的提供。拉尼斯和费景汉弥补了刘易斯忽视农业的不足, 认为为保证农业部门提供的农业剩余刚好满足工业部门的需求, 就必须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以补偿农业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总产出的损失。乔根森认为, 只有当人均粮食产出高于临界人均粮食产出水平, 农业剩余才会出现, 农业劳动力才会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可见, 农业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产业, 以劳动生产率提升为基本内涵的农业现代化是整个国家人口以及非农产业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而且,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而言, 如果因粮食自给率低而依赖国际市场的话, 将会受制于人, 后患无穷。如何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乃至国家的战略安全是非常必要的。
杨小凯与赖斯 (Yang and Rice, 1994) 的新兴古典城市化一般模型显示, 城乡之所以会出现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区别, 是因为城市和农村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的差异所致[18]。农业信息化可以提高农业的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 增强农业的竞争力, 带来新的发展空间。采用信息技术装备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 如使用农业数据库及农业信息系统 (DBS/MIS/MT) 、互联网络技术及3S技术, 使农业生产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实现自动化、集约化和智能化, 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迂回化程度和中间产品使用,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电子商务的交易方式实现小农户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 极大地降低农户在产品宣传、寻找交易信息、销售等的交易成本, 加快农产品在更大的区域流通。信息网络体系还将改善对自然灾害的监测与预报, 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减轻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损失。可以预测,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农业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将进入正反馈的良性循环, 促进农业“龙头”企业的改革发展, 推动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
然而农业信息技术的应用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 许多适用技术尚处于试用阶段, 距离推广普及还有很长的路。据2013 年7 月中国互联网中心的统计资料, 我国农村计算机及互联网的普及率仅相当于城市的40%, 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农民仅为7%。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里, 农民世世代代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和技术, 年复一年地耕种同样类型的土地, 播种同样的作物。2000 年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4.8%, 每个劳动力的粮食年产量只有2.14t1, 甚至低于同期的越南、印度和缅甸。
2.3 城乡数字鸿沟弱化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
刘- 拉- 费模型实际上向我们揭示了扩张城市工业以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路径:将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结构转变为以现代工业为主体, 并用现代工业的先进成果装备其他产业的国民经济结构。工业的发展不仅包括工业产值增加, 更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创新及其扩散, 信息产业部门自身迅速分化与扩张, 正逐步取代石化、电力、钢铁、汽车等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同时, 信息产业以其高度的渗透性与其他高技术融合, 促进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海洋开发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产生, 渗透到传统行业中改造并带动传统产业, 提高传统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信息产业的发展和渗透, 不断地促进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20 世纪90 年代后, 信息产业的进步逐步由原来的技术推动为主向以市场拉动为主转变。如果市场需求增加, 企业的收入和利润也随之增加。受到逐利本能的驱动, 信息企业会扩大生产规模, 同时有新的竞争者加入,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就会密切关注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调整公司的产品、服务和营销方式, 加大创新的力度, 逐步降低成本, 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和系列化, 增强市场竞争力。如此, 客观上使信息产业跟进成长。相反, 如果市场萎靡不振, 信息产业的成长则会受阻甚至于萎缩。拉克西特 (Rakshit, 1982) 认为, 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使欠发达国家工农业生产发展受阻,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进程迟缓[19]。笔者认为, 当前城乡数字鸿沟折射出来的内需市场拉动不足正严重制约着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从而弱化我国工业体系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信息产业选择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 为应对2008 年金融危机颁布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 出台了3G与TD、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有力地拉动了国内市场的增长, 但农村市场的拓展仍然有待夯实。以信息消费为例, 城镇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总支出差距日益明显扩大。2012 年, 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分别为5552.65 元和1612.09 元, 我国6.4 亿农民的信息消费总量, 仅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6%2。
由于需求不足, 为销售产品企业采取相互压价等恶性竞争手段, 导致利润率下降, 亏损增加。 2012 年, 电子信息产业利润率3.3%, 同比下降1.3 个百分点, 比整个工业利润率还低2.2 个百分点, 亏损面达到23.3%, 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35.5%[20]。这样的买方市场如果不及时扭转, 则进一步造成企业开工不足, 产能过剩, 投资下滑, 极大地影响信息产业的规模扩张和升级转型。
2.4 城乡数字鸿沟延误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工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载体, 二者相互促进, 共同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然而, 拉美“城市化陷阱”告诉我们, 城市化如果不是建立在农业进步与农村富裕的基础之上, 与农村发展之间不能形成互利的良性循环的话, 那么, 城市化只能造成大批失地农民被迫涌入城市, 对社会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使国家陷入动荡。托达罗 (Todaro, 1969) 认为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 为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失业并存问题, 就必须通过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据测算, 2020 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 但农村人口还将会在6.5 亿以上。因此, 加快城市化决不能忽视农村的建设, 城市和农村建设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就是要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 使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 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我国最早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学者林毅夫认为, 我国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新农村建设应该以建设和改善与农村生活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 也就是村容整洁作为着手点。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时, 也应该完成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着手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阶段性任务[21]。以信息网络和服务为必要组成内容的农村公共产品为新农村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于早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 农村的信息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 固定电话、广播和电视覆盖率都接近100%, 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光纤。但是农村有线电视的普及率很低, 电视信号少且接收差, 网络设施建设成本高, 布点少, 带宽也有限, 网络接入及运行费比城市高近一半, 很多地方费用超过1000 元/年。在农村, 农民“用不上、用不起”网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没有网络平台, 不能及时获得农业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 无法开展计算机辅助管理和电子商务, 农业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有效配置, 农民增产致富只能是一句空话。2012 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6.6 元, 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64.7 元, 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1倍3。由于接触不到现代社会进取、发展、流动等观念, 无法融入现代化的生活体系, 代之的是赌博、打架斗殴、封建迷信等低级庸俗活动在农村的流行。由于无法熟知党和政府相关政策信息, 不知道相关权利的存在以及如何进行维权, 农民对政治行为的参与能力不足, 话语权失落。可见, 电脑、宽带网、信息点等现代化基础设施的欠缺, 在很大程度上会延误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3 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对策
3.1 不断完善政府职能和信息法规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是一项跨部门、跨行业和多种业务技术综合集成的庞大的系统工程, 其核心工作在于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作为一国社会活动的中心和核心调节力量, 政府在界定计划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 引导农村信息化健康、有序地发展, 无疑是非常关键的。目前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存在着多头管理、重复建设、规划混乱、制度不健全等现象。为此, 要充分认识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艰巨性和紧迫性, 在国家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的指导下, 各级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制定合理的信息化发展模式。不断完善职能建设, 构建各部门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组织管理体系, 形成高效运转的组织服务管理系统。完善农村信息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研究制定农村信息化支持政策, 如对于信息企业在农村的投资建设, 在税收、贷款、土地的使用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积极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中。
3.2 继续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传播的载体, 通过城乡一体化的信息网络, 分散在农村的农民才可以实现各种信息资源的同步实时共享, 因此包括基础网络以及网络接入条件、上网设备、上网场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前提条件。基于农村地域广阔、人口分散, 基础设施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一项需要长期推进的工作。要继续推进“村村通工程”建设, 加强光缆传输网络建设, 扩大网络覆盖范围, 加快向边远农村延伸。加快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基础信息网络建设, 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工程, 形成宽带化、智能化、现代化信息网络, 提升农村网络服务功能。采用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因地制宜地完善农村地区网络接入, 加强农村公共上网场所建设, 提高20 户以下自然村接入能力。为农民家庭、农村中小学购置信息设备和手机应用、上网服务研究制定更多的倾斜政策、更实惠的收费标准, 切实解决农村信息接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3.3 加大信息资源建设与整合力度
人们通常把网络比作信息高速公路, 计算机软硬件比作在高速公路上跑的“车”, 信息资源则比作“货”, 修“路”跑“车”的目的在于要将高质量的“货”快速准确地运到目的地。我国农村信息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农民提供适时有效的种养技术和市场信息, 协助农业的生产管理, 促进农产品的贸易流通, 引导农民的有序就业, 从而帮助他们实现脱贫致富。多年来我国农业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存在着供给不足和供需错位, 信息之间交叉重复与“信息孤岛”现象并存等问题。因此, 要进一步加强与基础电信运营商、信息服务企业的合作, 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3G等新技术, 建设农业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建立多层次信息资源开发体系, 加强农业数据库的研制和开发, 注意提高内容的有效性和丰富数据库资源的种类。各部门和机构加强沟通与协调, 加快资源整合力度, 推动农业管理部门、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企的信息资源共享。进一步推进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信息技术的应用, 拓宽农业信息应用领域。
3.4 加强信息技术服务与应用推广工作
农民属于典型的风险规避者, 对于新鲜事物的功效, 更注重“眼见为实”及“口口宣传”。当他们从自己身边、近处看到信息化产品带来了经济收益, 且易学好用, 花费也不高, 购买欲才会被激发。因此, 在农村, 信息技术的服务和推广工作尤为重要。要加快建设种植业、养殖业等重点领域的农业信息化示范项目, 建设农产品电子商务和基层电子政务服务平台等的试点示范项目, 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种养大户进入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建设领域。要建立健全乡村两级信息服务组织, 逐步完善从省、市到县、乡的四级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服务体系, 加快信息“进村入户”的步伐。创新信息工作手段与方式, 利用各种农业“洽谈会”、“博览会”、“展销会”、“推介会”等活动以及媒体向农民推广新技术、新产品, 利用三农服务热线, 聘请专家为农民答疑解惑。同时, 组建一支合适的农村信息服务队伍, 加强信息技能培训, 使他们真正成为农村收集信息、反馈信息、传播信息的重要生力军。
3.5 全面提升农民的信息素养
【城乡二元经济】相关文章：
城乡二元财政农村经济论文04-21
城乡二元消费05-06
城乡二元结构破解06-25
城乡二元金融结构05-23
我国城乡二元研究论文04-19
二元经济研究论文04-16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业经济论文04-30
二元模式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