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消费

2024-05-06

城乡二元消费（精选九篇）

城乡二元消费篇1

一、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二元性

作为居民消费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呈现出二元性特征。从对1978—2010 年我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对比可以看出,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率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90 年的24.2%下降到2010 年的7.8%,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低水平,下降了16.4 个百分点,年降幅约78%。特别是近几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严重。而城镇居民消费率则呈现相反的发展方向,从1990 年的24.6%上升到2010 年的26%。其中,2000 年时达到最高为31.1%,上升了6.5 个百分点;2000 年往后有所降低,但降幅并不大。

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二元性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均出现了巨额增长,但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消费基数和增长速度都比农村居民要大,所以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大。1978 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138 元,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405 元;到2010 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分别达到4 455 元和15 907 元,分别是1978 年的32.28倍和39.27 倍,增长速度分别达到0.31%和0.38%。虽然34年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额的增长都是巨大的,但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速度比农村居民高出0.05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的起点本就比城镇居民低,再加之增长速度又慢于城镇居民,那么消费水平差距的扩大就是必然的。

(一)城乡居民消费中实物水平的差异

我国自1973 年开始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大幅度增长趋势,但城乡社会消费品之间的差额是呈现先缩小再扩大的趋势。

(二)城乡居民消费中服务水平的差异

城乡居民消费中以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来近似代表居民的服务性消费,由统计局中的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数据相加得出。分析其数据看出,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的比重呈大幅度增长趋势,但城乡服务性消费的比重间的差额是呈现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

(三)城乡居民消费品质量水平的差异

从前面的分析虽然可说明城乡消费的一些差距,但实际上应不仅关注量上的差别,也应关注质上的差别,如果考虑商品的性价比,农村消费品的价格甚至远远高于同类的城市消费品。当前,我国农村市场远未成熟,城乡市场分割严重。由于大量商业企业尚未延伸向农村,在农村销售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都非常有限。农村消费市场供给渠道单一,竞争不够充分,因此在没有严格的管制和有效的打假措施下,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比正品更能获得超额利润,农村成了倾销假冒伪劣商品的“温床”。据中消协的调查显示,31.3%的农民认为购买生活资料不方便,37.2%的农民认为购买生产资料不方便。2002 年以来,曾被假冒伪劣商品侵权的消费者占54.9%,烟、酒、饮料、儿童小食品这四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遭遇假货的比率都超过了10%。

三、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二元性

消费结构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消费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分析1978—2010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5 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总趋势在下降,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95 年的50.1%下降到2008 年的37.9%,逐步实现小康,走向富裕。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95 年的58.6%降到2008 年的43.7%,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但是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高于城镇居民,这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分析1978—2010 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结构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有一些相似性,即食品支出占比例最大,但比重逐渐下降,然而不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住与行两方面的消费支出逐年增高,城镇居民2002年住、行支出分别为624.36 元、267.24 元,2010 年上升为1 332.14 元、1 254.80 元;农村居民住、行支出在1980 年分别为22.5 元和0.6 元,到2010 年上升为835.2 元和461.1 元,农村居民食品和居住两项基本的生活保障花费占据了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在城镇,日用的耐用消费品已基本普及,正步入住房、私家车、子女教育的消费升级阶段;而在农村,大件耐用消费品多年来并未形成消费热点,住房、私家车、子女教育消费更是相对困难。城镇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相对丰富,农民在文教娱乐用品、服务方面的消费与城镇居民相比要少。这表明,尽管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但城乡居民之间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农村居民消费层次相对较低。

(一)居民食品消费比较

在人均食品消费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比城镇居民低很多,2010 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为1 800.7 元,而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为4 259.81 元。农村居民营养性、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量远不及城镇居民,2006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猪牛羊肉、家禽、鲜蛋及制品、水产品的数量分别是同一收入档次下城镇居民的75.5%、76.6%、82.1%和88%。

(二)城乡衣着消费比较

2010 年,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为264 元,而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则高达1 165.91 元,城乡衣着消费相差悬殊。此外,衣着消费质量档次上也有显著差别。城镇居民衣着消费以中高档为主;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在向成衣化转变中,也开始由低档向中档转变,但总体上仍以中低档为主,更注重衣着的结实耐用、经济实惠。

(三)城乡居住消费比较

首先,从居住支出比重看,农村远高于城镇。城镇居民住房支出比重明显偏低,而农村住房支出比重偏高,这主要受城乡消费观念不同的影响。其次,从支出额来看,由于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异,农村居住支出额上升缓慢,年均增长速度为9.8%;而城镇居住消费年均增速达到19.6%。再次,从居住面积和居住质量来看,农村居住面积大,而城镇居住质量高。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1997 年的17.8 平方米提高到2004 年的25 平方米,农村人均从22.5 平方米提高到27.9 平方米。但是,城镇居民住房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且内部装饰考究甚至豪华,而对于农村居民,住房建设大多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农村居民尚有近25%的草房、土坯房。

(四)城乡文教娱乐及医疗保健消费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都在逐步增加,文教娱乐支出已经在城乡各项支出中跃居第三位。但是,由于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以及消费环境的差异,城镇居民这两项支出额和支出比重均高于农村居民。

摘要：在我国全力扩大内需的大背景下,探讨城乡居民消费的二元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从城乡居民的消费率、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三个方面重点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二元性。

我国城乡二元篇2

“要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着力加强对现代农业的支持，着力加强对农民增收的支持，着力加强对农村建设的支持，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胡锦涛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交通系统、邮电通信、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城乡之间资源分配不对等；而农村人口远多于城市等。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危害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我国农村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水平，从而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危害主要有：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增收困难，进而造成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扩大。

2.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众多的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通，阻碍农业产业化进程，并使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受到制约。3.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落后也影响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落后导致农村消费水平的低下，影响了城镇化的推进和城市的发展。

4.不仅如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带来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公平，造成城乡之间众多方面的不平等。例如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而就业的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可避免地造成下一代、再下一代农村居民生活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不平等。

5.城乡之间的二元化不仅阻碍了国家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及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也造成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贫富之间、干群之间及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再见，城乡二元户籍篇3

户籍制的历史，至少追溯到先秦。老百姓从作为贵族的附庸到成为国家的编户民，其编户齐民制度，就是户籍制的起源。这种制度可能与军事有关，但主要是一种征税派役的制度，所以说，户籍制与赋役制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户籍制在历史上主要起了两种作用。一种是为了禁止人们迁徙，一种是为了禁止人们改业。这两种功能，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征税派役的方便。一个人，如果他可以到处流动，自由迁徙，今年在这个地方，明年又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给他派役会非常不便，他可以逃避本该他承担的种种差役。在货币经济不发达，交通运输落后的时候，老百姓对于国家的义务，首先就是亲自去承担差役的义务，其次才是给国家提供粮食布匹柴草等实物税收的义务。

事实上，那时国家经常遇到的最大挑战，正是老百姓大量逃亡造成的户籍混乱，服役人数减少。中国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国家稳定强大的时期，戶口鼎盛，一派繁荣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既不愁税收，也不愁赋役，要粮食有人交粮食，要劳役有人服劳役。因为有大量的纳税服役的百姓，所以摊派到大家的头上，人们纳税服役的负担相对较轻。而一旦国家衰落，国家对社会的管控力度下降，伴随而来的就是人口的逃亡，户口的减少。而相伴而来的就是服役纳税的人越来越少，国家把赋税摊派给未逃走的人，结果户籍人口的赋税任务不断加大。这又诱发更多的人逃亡。老百姓逃出国家户籍制度的管控，当然很多是直接逃走，逃到人烟稀少，深山老林或边疆地区谋生，但也可能是通过种种复杂的手段，将自己变成豪强大户的依附人口，将自己国家编户齐民的地位，改变为豪强大户的私人家丁，这种事情在中国兵荒马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常见。国家与豪强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争夺人口的较量。最后，国家通过授田、均田等等优惠方式，从豪强大户那里将人们争夺过来，使他们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为国家纳税服役。由于赋役沉重而迫使老百姓逃亡的事，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就算是唐朝初期那么鼎盛的时候，还有大量隐漏和在逃的人户，国家要发动大规模的括户行动，将他们找出来纳入国家编户齐民。直到清朝彻底地将劳役折变成银两，并将徭役摊派到土地里面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改观。而在进行此项改革之前的明朝，朱元璋通过残酷的手段打击农民逃亡，禁止农民迁徙，外出的人必须拿着一种叫做路引的介绍信，才能通过关卡。户籍制禁止人们自由迁徙，由来久远，影响恶劣。

历史上户籍制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禁止人们改业。户籍制的“籍”，现在人们往往误以为是“籍贯”即出生地或祖上出生地，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古代的“籍贯”，“贯”指的就是今天所说的“籍贯”，而“籍”则指职业，记录职业身份的档案。古代一个人从事的职业，他对职业的选择，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人们从事什么职业，选择什么职业，往往是由于自己的特长，兴趣，或者市场的需要。但古代人们职业是由国家规定的，然后是世袭的，是不能由自己的兴趣去改变职业的。古代人们的职业划分的理由，不是由于市场的需求，而是由于他对国家所负的义务。每个人从事一种职业，这种职业首先是他为满足国家需要而对国家承担的一种义务。国家有多少需要，社会就划分出多少职业，这种职业划分，在元代曾经达到非常细密的程度，就连给政府招待宴客活动提供娱乐和侍寝服务的妓业，也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每种不同的职业就对应着一种特别的户籍，如农民是农户，工匠是匠户，煮盐的是灶户，种给皇家提供瓜果的是园户，给官府抬轿子的是轿户，给官府提供娱乐和皮肉服务的是乐户。各种不同户籍之间壁垒森严，不可改变。

这种针对皇家或官府需要而设定的职业以及附着其上的差役，作为一种负担，一开始可能就是不公平的，随着时光流失，社会变迁，不公平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想方设法改变职业，因而改变附着于职业之上的差役义务，也就是避重就轻，逃避徭役，就成为人们不懈的追求。但对于这种情况，国家是予以坚决禁止和严厉打击的。一个人想改变自己的职业和依附与职业之上的差役，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户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些出身于军户的人，就是官做到朝廷宰相，甚至也无法改变家庭是军户的户籍性质。国家实行的是，“籍皆前定”，“役皆永充”的制度，改变户口性质是几乎不可能的。既然国家不允许改变，那么，人们往往用逃亡的办法予以解决。总之，中国的深山老林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大多数就是由这些反抗政府户籍制度的人完成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户籍制的大致情况。当然，古代户籍制在清朝实行摊丁入亩等等改革后，随着商品和货币经济发展，差役货币化以后，户籍制对于人们改变职业的禁令大为放宽，清朝甚至发布命令解除了一些贱籍，使一些永世不得翻身的贱民的户籍也得以改变。

户籍制度再次强势登上历史舞台，应该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当初城乡差距已经十分明显，农村无论经济条件还是其他机会都远比城市为差，农民进城成为一股热流。而当时中国以粮食为建设强大工业，支援世界革命以及换取黄金和外汇的唯一资源，国家需要农民必须在土地上为国家贡献尽可能多的粮食。农民流动进城并且改变职业不再从事农业，其效果正如历史上逃避徭役或者力求改变职业的情况一样，使国家得不到需要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新政权顺手就将历史上驾轻就熟的户籍制拿来为我所用。将户口划分为城乡二元，禁止农民进城，禁止农民改变职业，要求农民必须为国家生产粮食，无条件地依附于土地，就成为不二选的路径依赖。和历史上的户籍制一样，这种城乡二元的户籍制确实达到了禁止农民迁徙，禁止农民改变职业，将农民完全束缚在土地，为国家无偿生产粮食的最终目的。

当然，新的城乡二元户籍制与历史上的户籍制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历史上的户籍制，只规定了不同户籍制下人们的不同义务，而新的户籍之下，则涉及到对不同户籍制度下不同权利的分配。为什么古代户籍制主要影响的是不同户籍制下人们的义务，而如今的户籍制不但影响到人们的义务，尤其还影响到人们的权利，形成权利壁垒？这是因为，古代社会国家作为汲取者，它拿到自己需要的部分财富之后，就不再过问其他。只要老百姓为国家尽了义务，国家不再过问社会财富的分配，再说，国家也不掌握很多社会财富。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掌握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所生产的几乎全部产品，国家拥有了全国的资源和财富。国家不但要求不同户籍的居民为国家尽不同的义务，而且国家以其强大的权力，对这些资源和财富进行再分配。而再分配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户籍制。在国家资源和财富尚不足以让全体公民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的时候，国家首先通过户籍制划出一块范围，即城市，在这个范围内实行有更好社会保障，有更好医疗条件，有更好教育设施等等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完全排斥农村户口的人染指的。因为农村人口众多，如果也要染指这样的福利，则国家根本无力负担。这就是国家将其掌握的资源和财富，以户籍为依据，进行强势再分配的巨大不公之所在。

目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废除，户籍壁垒终于打破。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从此寿终正寝。打通了城乡壁垒的户籍制下，国家不再禁止迁徙，也不再禁止改业，社会财富的分配也不再以人们的户籍性质作为依据。当然，户籍制还存在。迁徙自由尚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大城市因其掌握的巨大资源，成为人们的向往之地，但是大城市并不给你迁徙到它那儿的自由和权利。迁徙自由仍然止步于大城市的城门之前。

城乡二元消费篇4

众所周知,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 (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能否实现现代化, 农民的素质能否提高, 农民的生活水平能否有实质性的改善,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巨大发展潜力在广大农村, 要彻底改变传统“手工农业”、“靠天吃饭的农业”的状况, 唯一的出路就是振兴农村教育、发展农村教育。当然, 研究农村教育, 也就不能不涉及到农村教育消费的问题。

教育消费作为社会总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是指为了获取文化、知识与技能, 受教育者本人与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各种支出。教育消费不仅是教育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同时也是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 普通百姓的消费结构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教育消费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成为一个家庭培养孩子的必要支出。据有关资料表明, 全国城镇居民用于教育文化的费用已经大大超过了消费总支出的增长幅度, 教育消费已成为家庭消费的重要方面。然而农村教育消费却存在着诸多困境,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 破解农村教育消费中的难题势在必行。

1. 农村居民教育消费负担较重

学界一般认为, 国际上往往存在这么一种“经验”:倘若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千美元, 那么该国或该地区的居民消费结构将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 这时, 食品消费所占比重将大幅度下降, 而教育、卫生、医疗、保健等消费所占份额将显著上升。近些年来, 教育消费逐渐成为消费领域的一大“热点”。对于广大农村家庭 (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家庭) 而言, 教育消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居于首位, 而居民食品消费的水平及其所占份额却极低。然而, 这大多是以农村家庭一部分成员 (尤其是父母) 大大削减其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 而仅仅维持其较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作为代价的。有关数据表明,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到10%, 而教育消费却成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头戏。这种情形跟国外相比形成强烈的反差, 例如, 在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 其居民的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极低, 甚至不到2%。例如, 在东欧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中,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支出所占比重最大 (一般占总支出20%到40%之间) , 其次是住房、水电和其他燃料, 一般占家庭消费支出的10%到20%之间, 东欧国家的教育消费比率 (即教育消费占家庭所有支出的百分比) 则不到4%。可见, 无论是跟美国相比, 还是跟东欧国家相比, 我国农村教育消费比例都很高。

传统观点往往将农村贫困的原因归咎为农村资源匮乏、农民个人能力较低等等,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在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例如, 城乡信息不对称、农村人力资源严重流失、教育消费过高等都成为新的“致贫因素”。其中, 农村家庭教育负担过重成为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主要与当前教育收费居高不下紧密相关。在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方, 农村家庭尚能够勉强维持孩子的上学费用。然而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 名目繁多的教育收费却使得农民不堪重负, 一个普通的初中生每学年的收费大概要1千元, 这已经大大地越出了国家规定的所谓“贫困线标准” (因为根据目前的状况, 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650元即为国家规定的“贫困线标准”) 。可是,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父母的天性,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孩子上学往往成为农民家庭的一个重要出路。努力学习、考上大学, 这是千千万万农家子弟梦寐以求的事情, 也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荣耀。然而, 每年都有一些农村孩子面对高校高额的消费望而却步。这样一来, 就形成了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长期下去, 这个恶性循环将愈演愈烈, 笔者认为, 只有把农村教育消费这一沉重的经济负担切实减下来, 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才能够得到根本性解决。

2. 农村教育消费质量不高

众所周知, 农村教育消费的质量跟两个因素息息相关:一是“教师的水平”;二是“学生接受教育服务的物质环境和条件”。然而,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农村教育的这两个因素都不尽如人意。首先, 农村教师素质总体上不高。教师水平无疑是保证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 可是绝大多数高学历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到农村从教。我们知道, 中国教育问题的焦点在农村, 而农村教育问题的焦点在教师, 可是我国城乡之间的师资力量差距非常之大。教师学历层次普遍比较低, 年龄老化断层, 学科分布不平衡等等, 这些现象在我国广大农村 (特别是西部农村) 尤为突出, 例如学校语文教师和数学教师往往占专任教师的绝大多数, 而传统的“小三门” (即音乐、体育、美术) 教师则很缺乏, 尤其是“新三门” (即科学课、信息技术课、综合实践活动课) 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

农村学校基础设施不足、物质条件差, 这是我国农村教育消费质量不高的另一表现。在农村小学和初中, 课桌椅由于使用年限过长, 陈旧不堪, 实验教学仪器更是不全, 远不能适应现代化教学的要求。过去很长一段时期, 农村家庭教育消费一般就是指基本的教育支出。可是, 近年来, “扩展性教育支出”和“选择性教育支出”在农村家庭中也在逐年增加。这两部分费用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此外, 由于农村学校所处地理位置往往比较偏远、农村学校资金普遍短缺等种种因素, 进一步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

3. 农村教育消费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当前, 我国农村教育消费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这首先体现在学段方面。当前我国农村的总体情况是, 小学学段的人数锐减,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初中学段却人满为患, 而到了高中学段又出现人数严重不足的状况。近年来,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小学学龄人口普遍较少 (有的农村小学班级甚至不足20人) 。而初中学段的学龄人口却达到峰值, 一般而言, 一个班的人数为50人左右比较适宜, 可是现在有些农村地区的初中班级扩大到70至100人, 甚至多达120人。然而, 在一些农村落后地区, 多达60%至70%的初中毕业生由于种种原因不再接受高中教育, 这又导致农村高中的人数严重不足。

农村教育消费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还突出表现在需求地点的分散性和供给的集中性之间。在我国广大农村, 农民居住往往比较分散, 经过长期的发展, 在广大农村逐渐形成了“一村一小学”的办学格局。可是, 最近几年来, 由于农村学龄儿童大幅度减少, 这种传统的“一村一小学”的办学格局将不再适应形势的发展, 因为这种传统的办学格局势必造成办学资源的严重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 近年来农村办学格局出现了一股“新潮”, 很多地方将原来的农村小学进行“合并”与“重组”。这一“新潮”确实使农村的教育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然而却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例如, 由于合并后的小学往往设置在农村的镇上或者较为便利的交通要道附近, 这样一来, 偏远地区 (特别是山区) 的农村孩子读书就十分不方便, 同时还大大增加了农村子女的上学成本, 例如交通费用、住宿费用、还有家长护送的时间成本都增加了好几倍。[1]

此外, 教师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也是农村教育消费需求与供给结构性矛盾凸显的重要表现。与城市相比, 特别是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相较而言, 我国农村师资不仅数量少, 而且教师的水平与城市相比差距非常大, 很多农村优秀教师都被城市优越的生活所吸引, 纷纷到县城甚至市里的重点中学去任教, 农村骨干教师大量流失, 同时, 我国农村教师队伍在结构上严重失衡。笔者认为, 目前我国农村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矛盾具体可以从“学段结构”、“学科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这4个方面来分别加以分析。首先, 就“学段结构”而言, 农村教师队伍当中, 以小学教师居多, 而中学教师则相对较少;其次, 就“学科结构”而言, 农村学科主要集中在传统学科 (如语文、数学) , 而新型学科 (如信息技术) 的师资则相当匮乏;再次, 就“学历结构”而言, 农村教师的学历普遍比较低, 以专科学历的教师为主, 年龄较大的农村教师则大多是中专学历;最后, 就“年龄结构”而言, 农村教师的年龄普遍较大, 年轻教师后备不足, 不用说重点高校的师范生、就连普通省属师范大学甚至地方性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往往都不愿意加入农村教师队伍这一行列。而我们知道, 农村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一支“年龄、学历、学段布局合理的教师队伍”, 可是目前的状况距离这一目标显然还相去甚远。

4. 农村教育消费意识尚存在一些“盲点”和“误区”

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 (比如家庭收入、自身文化素质和受教育水平等) , 一些农村家长 (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家长) 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尚存在着一些“盲点”和“误区”。一些农村家长具有非常强烈的“功利”意识, 他们往往出于“鲤鱼跳龙门”的功利主义动机, 迫切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改变农民的身份, 将教育视为子女未来找到好工作、寻求高收入的工具和手段, “工具主义”色彩甚浓, 于是他们往往把子女考大学当作“跳出农门”的必经途径, 甚至有些农村家庭盲目跟风请家教, 却完全忽视了子女自身的兴趣爱好和特点, 这样一来, 不仅影响了家庭中的其它生活费用支出和经营生产所需的资金支出, 而且还给子女带来巨大的学业压力。

然而, 近些年来, 很多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不太理想, 其中还有不少大学生甚至陷入“毕业就是失业”的尴尬境地。在此等情形之下, 一些农村家长便认为, 就业越早, 获得的收入反而越多, 于是, “读书无用论”的论调又开始逐渐抬头。可见, 农村教育消费的功利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解决农村教育消费问题的对策

1.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 充分认识农村教育的基础战略地位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短短的20个字描绘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动图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可以用“两个事关”来概括:第一, “事关亿万农民的福祉”;第二,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其中有一项基础性工作, 就是要通过发展农村教育, 来培育和造就一批“新型农民”。所谓“新型农民”, 主要有3个“关键词”:“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只有大力加强农村教育, 才能使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普遍提高, 才能真正培养一批新型农民, 从而才能发展现代化农业,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惟其如此,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一目标才能真正落实。

2. 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传统格局, 实现城乡教育统筹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在教育领域亦有所反映和体现, 突出表现在城乡教育差距上。要破解农村教育消费的困境, 就得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一传统格局, 尽可能地实现城市教育资源和农村教育资源方面的均衡分布,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将指日可待。具体而言, 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着力:第一, 要建立教师交流机制, 城市中小学应选派部分优秀教师到农村支教, 同时, 可以选派一批农村学校中的青年教师到城市学校进修学习;第二, 鉴于目前我国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状况, 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地区落后学校的投入, 尤其要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学校的投资力度, 改善其教育教学设施;第三, 要不断提高农村教育消费的质量, 尤其要提升农村地区教师的整体水平, 不断充实和改善农村教师队伍, 要组建一支热爱农村教育事业的高素质农村教师队伍。

3.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 为农村教育“后发赶超”提供物质基础

义务教育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农村, 不断深化义务教育体制改革, 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 保障每一个农村孩子都能够上得起学。要加大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力度, 不断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要进一步规范管理, 坚决制止农村教育乱收费现象, 建立农村教育收费的监督机制, 对违规收费事件严惩不贷。此外, 还应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承受能力。具体而言, 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要增加农民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二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应逐步取消,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歧视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的传统用工体制, 从而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4. 逐步破除农村教育中“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矛盾, 实现二者之间的匹配

如上文所述, 我国农村教育“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之间存在着多重矛盾, 那么, 如何克服这些矛盾、进而实现农村教育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匹配, 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首先, 要多渠道筹集资金, 尤其要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农村高中建设, 通过扩建、改建和新建等多种途径, 建设一批适度规模的中学, 以满足农村子女接受中学教育的需求。同时应鼓励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后继续接受高中阶段的教育, 以进一步提高农村学生的文化素质, 同时也为高等院校输送一批合格人才。总之, 发展农村教育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为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学生分别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 真正实现农村教育“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之间的匹配。

5. 农村家长应更新传统观念, 树立正确的教育消费观

破解农村教育消费的困境, 还应树立正确的农村教育消费观。而要树立正确的教育消费观, 农村家长首先就要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 理性地认识教育消费的基本特点, 这个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教育消费的过程同时也是教育投资的过程”。当然, 这一过程的周期往往比较长, 因此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思想意识。尽管教育消费具有长期性的特点, 但能够带来高收益。不仅如此, 教育消费还能够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 对此, 著名经济学家尹世杰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 “要提倡理性消费, 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重新结合”。[2]当然, 尹教授这里所说的“消费”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 笔者认为, 教育消费更应当如此——更应当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在树立正确的农村教育消费观的同时, 也要增强农村教育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适时向农村教育消费者提供必要的消费信息, 同时还要将现有法律法规中的有关内容进一步细化, 使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此外, 还应加强新闻媒体对农村教育消费的监督, 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教育质量评估、收费标准核算等工作。

三、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教育消费负担较重, 农村教育消费质量不高, 农村教育消费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以及农村教育消费意识尚存在一些盲点和误区, 这是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消费的基本现状, 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城乡二元结构”在当代中国非但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 反而愈加凸显。破解我国农村教育消费的诸困境已提上议事日程, 笔者认为, 要妥善解决我国现阶段农村教育消费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首先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 充分认识农村教育的基础战略地位;其次, 要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一传统格局, 实现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3];第三,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以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消费负担;第四, 要逐步破解农村教育“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之间的矛盾, 实现二者之间的匹配;第五, 农村家长应更新传统观念, 树立正确的教育消费观。当然, 本文对我国农村教育消现状及对策的分析还是初步的, 有待学界同仁作更加深入地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小莉.农村消费文化的现状分析及建议[J].理论视野, 2014 (3) :76-79.

[2]尹世杰.消费文化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77.

城乡二元消费篇5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一体化,城乡差距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 是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 统筹谋划、综合研究, 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 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 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 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 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应该废除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制度。

一、中国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特点及其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双重的过渡:从经济发展阶段上看, 正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下收入国家过渡;从经济体制上看, 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主导力量逐渐由政府让位与市场, 它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同时也使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两部门经济转变为三部门经济 (城市非农业经济、乡村非农业经济、乡村农业经济) , 三部门经济从二元经济的角度看, 可概况为双重二元经济。

在双重二元经济中, 中国整体二元经济由于农业的巨大发展, 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乡村非农业的飞速发展以及轻工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第一次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由于农业发展的停滞, 乡镇企业的增长趋势缓慢和城市第二次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又出现了加剧的趋势。而农村二元经济基本上处于二元程度加剧的阶段。

受二元程度加剧的影响, 中国城乡一直存在巨大差距, 并且这种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最明显的就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大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加之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补贴, 以及各种社会保险, 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因此, 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应比统计上的收入差距还要大。

二、影响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改革虽然使中国的二元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依然存在着种种阻碍中国顺利实现二元转换的因素,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农业发展相对落后, 导致轻重工业不能长足发展。

中国的农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农业增长停滞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消费结构不能升级, 造成了长期的消费市场疲软和产品积压, 从而导致了轻工业增长的停滞。进而由重工业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会由于积累来源的不足而举步维艰。在这种形势下, 工业部门不可能无限的扩张, 因而不可能持续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较大的需求, 这也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障碍。

2. 城乡就业压力普遍存在, 制约城乡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国一直面临着城乡两方面的人口过剩的压力,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部分企业特别是老公有制性质的中小型企业, 经营困难, 资不抵债, 甚至名存实亡, 这些企业将部分或全部员工打发回家, 这些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却没有被认定为失业, 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隐形失业人口。加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涌入, 城市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使得中国城市和农村均面临解决就业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两难选择。

3. 大城市发展过于饱和, 中小城市及城镇相对发展不健全。

长期以来, 中国城市的发展过分偏重于大型城市, 使得大城市在工业、人口等各方面都处于过饱和状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没有发展空间。相对而言, 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市和城镇的发展落后。这些城市和城镇与农村临近, 发展的落后导致他们无法发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 给城乡一体化建设带来一定的困难。

4. 城乡各种制度约束和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中国现在存在大量导致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规章制度, 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这些不公平的制度导致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地位差异, 即便农民进城务工, 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 没能够在城市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平等的待遇和实现安居乐业。而且,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 农村土地流转的现象越来越频繁, 而相关的土地流转制度没有跟上当今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形势, 不仅农村的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没有制度保障, 而且也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5. 中国面临就业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 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更为突出。

农村教育水平落后决定了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对职业的低竞争力和对环境的低适应力。这限制了一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无法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 即使转移也是低水平的产业转移, 从事劳动强度大的体力劳动。而且, 农民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了解程度不够, 尤其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封闭性与大市场开放性的矛盾, 更使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6. 农村人口增长过快, 导致农村劳动力长期剩余。

一方面, 由于中国目前农村人口仍占绝大多数, 而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很强的自给性, 因此农村人口规模过于庞大, 第三产业的发展将由此受到限制, 进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使无法被工业部门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农业部门, 延缓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进程。另一方面,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过多, 使得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缓慢, 这也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三、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危害, 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途径

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 实现城乡良性互动, 逐步减少农村人口,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城镇人口, 转变生产增长方式, 提高劳动生产率, 优化第一产业结构, 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繁荣农村经济, 缩小城乡差距。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要架起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桥梁, 提高农产品质量, 增强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也带来了上亿农民如何与市场接轨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有效地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连接起来, 是将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的有效途径。

2. 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深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弥补城乡市场差异;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目前, 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农产品产量、质量, 农村非农产业等对农民增收均构成了制约, 因此, 要着手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切实促进农民增收。通过产业扩张, 也带动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 使农民从有限的土地中, 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中分离出去。

3. 加快城镇化进程, 稳步推进城市化。

中国承受着数量越来越多但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 而城市吸纳能力有限, 因此, 必须重新审定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与发展道路。中国城市化模式应从城乡两方面共同努力, 在条件成熟时, 将“离土不离乡”的人口转化为“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在城市建设投资和发展动力上, 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资、集体投资、外资和个人投资等结合起来。同时在城市规模等级上, 要发挥各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集聚作用, 不能将发展大中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立起来。各级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和加强引导, 把城市化的立足点放在国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上。

4. 致力于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供给机制。

要彻底取消现有的一切导致二元社会结构产生的各项规章制度, 如劳动就业制度、分割的教育体系、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在清除了这些人为地导致二元社会结构存在的障碍, 就为城乡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加大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力度, 扩大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支持农村各种要素市场发育、建设和发展, 尤其是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农村发展所紧缺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快速发展, 以尽快将农村的要素和产品市场都纳人国家统一的大市场之中。

5. 积极转变思想观念, 大力培育农民的现代意识, 重点是求知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规则意识和市场意识, 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 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通过教育灌输社会要求, 提高个人认知水平, 使农民认识、理解和掌握社会的规范, 并内化为个人意识, 这是培育农民现代意识的最直接的途径。

6. 要切实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特别是针对当今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有所调整。

目前农村的生育政策是第一胎为女孩, 两年之后可获得再生一胎的“指标”。此政策的实行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有足够的男劳动力, 以及照顾农村的思想观念。而从马克思的整体观点出发, 第一胎和第二胎在生男生女上的概率是完全相等的。另外,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农业科技的发展, 机械化劳作的不断普及以及人们思想感念的进步, 从事第一产业的人越来越与性别无关, 男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已经不像以往那么突出。因此, 结合当今的情况来看, 此政策应当有所改变。这样以来, 不仅可以缓解农村劳动力存在大量剩余的现象, 而且可以解决农村子女的教育成本问题, 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

参考文献

[1]黄安余.经济发展与劳动就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陈桢.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3]王国敏.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宏观政策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4]袁志刚.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理论和经验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5]王国敏, 李杰.西部农村投资结构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6]秦宪文.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7]陈宗胜.发展经济学——从贫困走向富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城乡二元消费篇6

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应具备的功能既是现在我县的乡镇驻地发挥的作用, 因此, 建议采取一点突破、树立典型的方式全力打造“小城镇大社区”经典模式:全乡镇即为一个社区 (或者作为过渡阶段建设数量尽可能少的社区) 。城乡一体化建设, 实质上就是使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 实现农村各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最大化 (土地、劳动力等) , 从而消除城乡差别;就是要变农民为新城镇居民, 但仍长期享有土地收益;使分散的土地集约起来, 最大限度的创造出使用价值, 从而实现农民的利益最大化。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措施上, 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农民、村集体、企业、政府四者的利益最大化。城乡一体化建设最大的收益者是农民。如何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建议如下:

一、乡镇一级政府的改革: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县级政府需要成立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小组, 在乡镇一级政府成立统筹城乡规划部门, 并重新定位乡镇政府职能。

政府需要加大宣传工作,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教育干部, 教育人民。大力宣传试点工作, 制定全镇村居向乡镇驻地或已经建设的少数条件优越的新型小区周围的大转移计划, 包括详细的惠民政策 (农转非后统一办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农转非后的居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子女进城入学、土地流转后长期可以获得更大的土地收益等) 、村集体取消后原有利益分摊到个人 (即原村集体的自留土地收益处置问题) 、企业投资优惠政策等。政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中, 要始终成为发挥主导改革、宣传和落实政策、保障各方利益的坚强后盾。逐步取消原有行政村, 原有优秀的村级“两委班子”成员可以吸收到“小城镇大社区”管理委员会中, 确保使一个乡镇所有农民全部纳入到尽可能少的几个社区中, 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土地规模化。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 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 同权同价。”在城乡一体化社区规划下, 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保障“小城镇大社区”居民利益最大化。

二、农民是改革的主体:变农民为城镇居民是基本要求

城乡一体化建设, 是一场农民运动。农民是这场运动的主体, 因此放手发动群众才能根本上实现这场变革。群众的积极性来自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要让群众感受到城乡一体化社区建成后的优越性。让基层干部和群众了解大规划思路, 理解政府、支持政府, 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社区建设的运动为群众自身求变革、求发展的行动。群众的支持离不开政府针对农民身份的转型的具体政策, 因此, 政府对农民身份转型及未来城乡一体化应该有详细的制度, 包括农民的就业、医疗保险、子女入学、土地流转后的长期土地增值收益等。能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关系到农民的强有力支持。

城乡一体化建设对群众具有长远的利益, 不改革则不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不改变现状, 就不能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不仅要让群众理解“小城镇大社区”建设的意义, 还要明确其建设的紧迫性。让群众在获得直接利益的同时, 也要让群众识大局, 在追求长远利益的同时也要有眼前的必要的奉献精神。“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群众追求的绝不仅仅只是眼前的利益, 群众对党和政府是信任的、支持的。农民具有勤劳善良朴实的特质、具有求发展求变革的理念、具有坚定信念跟党走的执著, 这在近年来我国农村小区建设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农村小区建设, 教育了干部, 也教育了群众, 农村小区建设的价值不可否认。但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长远规划上还有所欠缺, 当前农村小区建设依旧分散, 农村土地依旧条块分割, 农民依旧是农民, 城乡二元结构依旧存在。建议立即停止一切没有整体规划的小区建设, 对于农村危房改造也应该停止, 鼓励农民以宅基地换“小城镇大社区”居民楼房。建议加快对当前农村住房进行依法登记、拍照、确权, 在确权完成后, 推进土地流转 (包括农村宅基地) , 农民不得重新在原址上修建房子, 逐步转移到社区居民房。诚然, 政府需要与农民认真的交流, 尽力支持群众在身份转变上的一切合理的建议, 把这场变革变成为群众自发性的运动, 那么城乡一体化建设必将圆满完成。

三、行政村的改革:撤村并社区是突破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因此, 我县应积极抓住时机, 加速推动农村土地、农村住房的确权和流转工作。土地的流转, 只是使用权的流转, 并非让农民永远失去土地, 而是让农民在土地流转之后, 仍然享有土地增值的收益, 以保障长期的生活, 并取得更大的收益。要让村集体理解、支持政府工作, 明确意识到政府主导的“小城镇大社区”建设就是为了群众享有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

“小城镇大社区”建设需要进一步合并全乡镇的行政村, 将原有的行政村继续逐步合并到“小城镇大社区”中, 开展“撤村并社区”大战略转移。“小城镇大社区”建设离不开村“两委班子”的积极参与, 提倡的“小城镇大社区”建设最终将解散现有的大多数行政村, 因此要防止现有行政村成为障碍, 要使现有的行政村的“两委班子”在完成其使命的同时完美转型。按照山东省临沂市在全市选派“第一书记”的做法, 可以选派“第一书记”到试点镇基层党组织任职或选派驻村工作组, 协助完成撤村任务。要完成这样一个“破茧成蝶”的转变, 需要勇气、智慧与决心。要不断的优化对村级党组织的建设及群众代表制建设, 使村级党组织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

建议集中各方面的资源针对一个试点镇或一个“农村社区”开展一步到位式的城乡一体化建设, 建议针对工业发展相对优势且离县城距离适中的镇作为试点, 例如店头镇、蛟龙镇等。现有的村居是适应小农业经济时期的发展规划的, 已经极其不适应现代工农业快速发展的时代, 严重阻碍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要选择试点,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这就给我们统筹城乡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改革路径。“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改革创新永无止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以“小城镇大社区”建设为突破口, 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 可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消除城乡差别, 实现群众利益最大化。推进“小城镇大社区”建设,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这是一个大战略。因此, 作为基层党的组织要高度重视并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 全力支持政府工作。基层党员必须发扬五加二、白加黑的奉献精神, 推进“小城镇大社区”建设, 实现城乡一体化, 全面奔向小康生活。

四、企业、社会组织的转型:资金、技术与人才的引入是动力

中国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强度分析篇7

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强度则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 如城乡存贷款、金融资产、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等。

一、城乡存贷款差异

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四个基本轮子之一, 资本形成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作用密不可分, 储蓄存款是经济发展和增长所需资金的基本来源, 贷款是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 因此, 城乡存贷款规模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资本形成的差异, 也反映了城乡金融中介规模水平的差异。

从表1可以看出, 城乡之间存款规模都呈现上升趋势, 但是, 城镇存款规模比农村存款规模上升速度快, 城乡之间存款差距越来越大。在改革开放初期, 城乡存款规模差距在3倍左右,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这种差距一下子扩张到5倍以上, 到2006年, 城乡存款规模差距已达8倍多。

尽管城乡贷款都呈上升趋势, 但是城镇贷款规模明显, 上升速度也明显快于农村贷款。从城乡贷款差距看, 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 这种差距的倍数有波动下降的趋势, 但是,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这种差距的倍数又呈现上升势头。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 从城乡金融资金的来源及运用来看, 城乡之间的存款表现出巨大的差距, 而且这种差距还有不断扩张的趋势, 这说明城乡之间在金融资金使用量方面呈现出了“二元结构”, 且这种“二元结构”的强度在不断增加。

注:①由于统计制度的变化, 农村存款在1989年前按国家银行农业存款+农村信用社全部存款计算, 从1989年起按金融机构农业存款+农户储蓄计算 (金融机构包括: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邮政储蓄机构、其他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外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 ;农村贷款在1989年前按国家银行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全部贷款计算, 从1989年起按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计算。②城镇存款=全国各项存款-农村存款;城镇贷款=全国各项贷款-农村贷款。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78~2005) 。

二、城乡金融资产总量差异

金融资产总量大小反映了金融活动总量和金融活动活跃程度。按照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方法, 金融资产即金融工具可分为两种类型:债权证券和股权证券。债权证券又可分为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债权、对国内非金融机构的债权以及对国外的债权, 其中前两部分一般占绝大部分, 并可根据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类型进一步细分;而股权证券则只有公司股票。张杰指出, 戈氏指标完整的表达式为 (M2+L+S) /GNP, 其中M2为广义货币存量, L为各类贷款, S为有价证券。[2]在实证研究中, 金融资产包括存贷款的指标设计方法是普遍的。[3]

从表2可以看出, 城乡金融资产总量都呈现上升势头, 但是, 城镇金融资产总量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农村金融资产总量上升速度, 二者之间的差距表现为“剪刀差”形状。从城乡金融资产总量差距的倍数看, 在1984年为最小值, 随后逐年扩大, 到2005年这种差距已达7倍之多, 反映出城乡之间金融活动存在巨大差距。

三、城乡经济金融化水平差异

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 经济活动和金融活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有时甚至密不可分, 二者的融合一般称之为“经济的货币化”或“经济金融化”。

目前, 国内外研究者对经济金融化程度的衡量主要采用金融深化程度 (DEPTH) 、金融相关率 (FIR) 、存款货币银行重要性 (BANK) 等几个指标。这里, 笔者采用一个高度概括的指标——金融相关率 (FIR) 来比较城乡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金融相关率一般表达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的比值。

以FIR来度量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基本上呈上升趋势, 但有波动。由于农村金融资产的快速扩张, 并且大大快于农村GDP的增速, 从而形成了农村金融相关率的稳步上升之势, 这种趋势与国民经济整体的金融化趋势是相吻合的。如表3显示

注:①全国金融资产总量=对金融部门债权+对非金融部门债权+股票市值。②对金融部门的总债权包括流通中的货币、各项存款、金融债券、国内保费收入;对非金融部门总债权包括各项贷款、国债 (内债) 、企业债券、财政借款。③各项存款、各项贷款余额:1989年以前为国家银行加上农村信用社统计口径;1989年起为金融机构数据 (金融机构包括: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邮政储蓄机构、其他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外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 。④农村金融资产由农村现金流通量、农村存贷款余额、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保险保费构成 (由于无法取得农业债券资料, 予以忽略) 。⑤由于没有农村M0的统计资料, 笔者参考《中国农业银行史》 (2000) 等文献资料, 农村现金流通量约占全国现金流通量的70%, 因此, 笔者根据全国M0的70%估算了农村M0。⑥农村M2由农村M0加上农村存款余额构成。⑦由于没有农业股票的流通市值资料, 农业类股票筹资额按照当年的发行额计算。⑧城镇金融资产总量=全国金融资产总量-农村金融资产总量。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 (1986~2005) 、《中国统计年鉴》 (1978~2005) 、《中国经济年鉴》 (1981~2005)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78~2005) 、《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1》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的具体数值上, 1978年的农村FIR为51.32%, 1992年达到100.75%, 接着从1993年开始回落徘徊, 1997年后又才开始稳步回升, 至2005年农村FIR达91.13%, 低于1992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村FIR稳步上升, 主要归因于农村经济基本平稳增长, 金融体制改革效益的释放、农民收入的增加, 以及农民财富由实物形态向资产形态的加速转变等。尤其是农村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市场化体系的逐步完善所引致的农村经济总量增长是根本的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 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 反映在农业产值和农村金融资产的总量增长方面也有所放慢。从总体上讲, 农村FIR指标所体现的时间序列变化, 反映了农村经济金融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城镇FIR则表现为一路上升趋势, 从1978年的119.64已经上升到2005年的446.80%, 这说明我国金融资产的扩张速度是十分迅速, 但这种快速扩张主要发生在城镇区域。因此, 城乡之间在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从二者FIR变化趋势上看, 也明显出现“剪刀差”形状。

四、城乡金融市场差异

在金融市场方面, 城乡之间的差异可以从农村金融市场的极端落后看出来, 农村以单一的信贷市场为基本特征, 城市金融市场则涵盖了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 因此, 农村金融市场显得十分薄弱, 主要表现在:

一是国有银行在完成为工业化积聚资金的历史任务后撤离乡村, 农村信贷市场萎缩。二是证券市场基本上与农村无关, 少数农民拥有少量的国债券, 而股票市场对广大农村居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至于各种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 可能很多农民更是闻所未闻。同时, 农村大量的中小企业还够不上沪深股市的门槛, 二板市场也与之无缘。三是农村保险市场极不发达, 目前农业保险业务有20多个险种, 且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 而农业本身的特质和风险特征更多的是需要政策性保险, 商业性保险对于目前我国农业的分散经营现状来说是处于次要位置。四是民间金融市场开放度不高。农村民间金融是需求追随型金融, 有节约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运营成本的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服务的缺口, 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在我国, 民间金融大部分没有法律地位, 是政府取缔的对象, 因此, 农村民间金融以一种扭曲、畸形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金融服务功能远不能发挥出来。[4]

注:由于没有农村GDP的统计数据, 按第一产业GDP+乡镇企业增加值作为估计值;城镇GDP按全国GDP—农村GDP计算。数据来源:表2所列数据来源。

五、简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 城乡金融在多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由此形成了金融“二元结构”, 这就成为导致城乡之间经济“二元结构”的重要原因。因此, 要破除城乡经济“二元结构”, 一条重要的思路就是要统筹城乡金融发展, 实现城乡金融发展一体化。

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发展滞后必将影响经济发展。本文认为, 我国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城乡之间金融发展存在巨大差距, 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 并表现在城乡存贷款、金融资产规模、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发展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金融二元结构,城乡金融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天芸.中国农村金融二元结构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2]张杰, 尚长风.我国农村金融结构与制度的二元分离与融合:经济发展视角的一个解释[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6, (05) .

[3]何斌等.分工、金融二元结构与中国M2/GDP的上升[J].上海经济研究, 2003, (09) .

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政治意蕴篇8

所谓城乡二元结构,就是维持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二元经济形态以及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度结构。[1]

1.1 历史遗留因素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在“重农抑末”观念的指导和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下,政治性城市和经济性乡村尖锐对立又共同存在于专制社会统一体中。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入侵使得城市由单一性政治城市转变为经济功能日益突出并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城市;乡村却仍停留在传统状态,城乡间的差别和对立开始显得格外突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分析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时指出,“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为数极多的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木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的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和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2]

1.2 体制与制度因素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苏联的示范效应及快速工业化的现实需要,我国制订了赶超型发展战略,并限制、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经济体制基础的指导下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在保障指令性计划实施的同时,客观上形成了城乡分治、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并使之固定下来。首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使国家垄断性地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农副产品,低价供给城市居民及企业,维持工业化生产的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使得城乡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处于在对立的地位上。其次,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从此形成了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并把一系列制度与户籍挂钩,从而使户口成为城乡居民之间身份、地位、待遇差别的一大标志。

2 城乡二元结构消解的政治意蕴

2.1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城乡差距加大,城乡的失衡与对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不和谐音调。首先,“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农民的贫困、农业的落后,其深层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力量的悬殊和农民政治意识的淡漠。在集权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利益集团的潜在能力反差,转化为影响政策走向的现实差别。[3]可见,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权利问题,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依赖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解。其次,农民工问题凸显。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不仅使我国产生三农问题,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产生了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出现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2.2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第一,破解二元难题,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造成了中国的城乡差距和不均衡发展。只有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才能有效解决城乡失衡、城乡差距过大甚至“断裂”的问题,协调发展,朝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只有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才能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提供可能,化解因农民政治权利缺失带来的种种不安定因素,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二,关注农民权利,是构建社会和谐和社会公正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人为强化造成的社会现象,只有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体制,形成合理、有效、畅通的流动机制,充分尊重社会成员的发展权利,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状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原则,构建和谐城乡,进而构建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2.3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必由之路

历史表明,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而只有彻底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才能“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4]只有在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努力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才能最终实现小农意识的终结和农民的现代意识的培育。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民、农村、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处理好城乡结构的失衡问题,打破城乡分割、分治的二元体制。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解放,在于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在中国,只有彻底打破二元社会结构,最大程度地实现农民的解放,化解城乡矛盾和对立,才能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全面自由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城乡二元结构消解的政治意蕴,在构建和谐城乡,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以促进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消亡,最终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全面的发展。

摘要：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造成了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进入新世纪,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日益消解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政治发展以及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必将具有关键性的政治意义。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政治意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蓝海涛.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演变的制度分析.宏观经济管理,2005,(3).

[2]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商务印书馆,1987:16.

[3]中国的农民问题——新农村建设与农民问题调查[C].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中心编,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34.

解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成因篇9

一、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建立初期,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当时促进大规模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始于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尖锐的产物。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之所以要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通过带有强制性的统购统销,强制压低粮食与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超前工业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与其相联系,必须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转移,才有可能把统购统销贯彻到底。政府主导型的超前工业化发展战略、高度集中的粮食与主要农产品的国家统一收购、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是构成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3年是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造成粮食供不应求的态势越来越严峻。首先,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带来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1953年城镇人口已达7826万人,比1952年增加663万人,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城镇居民收入也明显增加,与1950年相比,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15%。与城镇人口增加、工资总额增长相联系,是城镇居民对粮食购买力的明显提高。其次,由于发展轻重工业的需要,农村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加上农村其他缺粮人口,导致1953年农村吃商品粮的人数增加到1亿人。至1953年底,城乡居民中需要国家供应粮食的人口达到近2亿人,使国内的粮食消费量由1952年的467.8亿斤猛增到1953年的613.2亿斤。第三,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增产增收,使得农民的粮食消费量随之明显增加。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由于农民的粮食自给性消费增加,加上农民有防灾惜售的思想,闰家粮食收购量必然相应减少。1951年国家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28.2%,1952年降到25.7%。尽管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记录的3278亿斤,但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国家仍然发生粮食收购危机;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全国共收购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1953年7月1口至1954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原订340亿斤的粮食收购计划,到1954年9月底只收购近100亿斤。1954年的粮食销售量为567亿斤,比原计划480斤多销87亿斤,粮食供求缺口进一步扩大。监于粮食需求与粮食来源的矛盾日益加剧,迫使国家必须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即带有指令性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

但是,把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是为了解决粮食供不应求的矛盾,其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作更深层次的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巨额的资金需求与资金短缺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是对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重要原因。为了加快工业化步伐,尽快改变我国国民经济的落后面貌,以及迅速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迫使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紧接着面临的是如何选择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模式。总的说来,主要有两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是通过市场调节转移资本。这种转移以产品剩余和农业储蓄大于农业投资为前提。这就要求农业生产必须有较大的赢利,而同时工业的赢利又大于农业,从而吸引农业资本向工业部门转移,为发展工业积累资本。市场调节的自动转移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往往是行不通的。这就只能通过第二种模式即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借助于政府的强制性转移。有两种强制性转移可供选择:一种是日本明治维新后采用的向农民征收高农业税和高土地税的办法,也可以说是“明税”的办法;另一种是前苏联曾经采用的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也就是“暗税”的办法。无论是哪一种办法,都是把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落在农民身上。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家,进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筹集工业化建设资金,或者是依靠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高强度地掠夺农民;或者是对外扩张、侵略,残酷掠夺殖民地;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只能在国内想办法,即主要依靠农民提供资金积累。其主要形式是借助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作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是服务于超前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诸如,在生产领域,向基层生产单位直接下达种植面积、产品品种、产品产量等指令性生产计划指标,严格控制生产的范围和领域,以降低农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在产业政策上,限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压低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在流通领域,实行对主要农产品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限制乃至关闭农村和城市的集市贸易;不承诺农民有独立支配土地使用权的权力,禁止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以抑制地租对农产品价格的催化作用;在分配领域,寓分配于交换之中,对农民,一手低价收购农产品,一手低价供应农用生产资料,并提供部分无偿投资;对城市居民,一手低价供应食品和其他社会福利,对企业低价供给原材料,以人为压低企业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成本,一手则通过财政手段集中城市工商各业的超额利润。其在农村的微观经济组织制度,则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村各级经济组织变成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为的是强化国家对农业生产与流通的行政干预,确保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贯彻到底。

二、粮食统购统销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实行较为宽松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体现三项基本功能:证明公民身份,统计人口资料,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从法律上允许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只要求公民进行基本情况的户口登记即可。1950年至1952年,大约1500万人口迁入城市。1952年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2.5%。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随之出现了新中国第一次人口迁移的高潮。从1954年到1956年,迁移人数年年递增,3年间累计高达7700多万人。当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后,城镇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意味着粮食统销供应对象的相应增加,这对于当时所能统购的有限粮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控制由国家供给粮食的城镇人口,就必须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未经劳动部门许可或介绍者,不能擅自在农村招收工人。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重申对农民向城市流动与迁徙的限制。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和市场粮食供应两个暂行办法,把户口和粮食直接联系起来了。3个月后,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作为统计的指标。这样,把“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进行划分与管理的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开始形成。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再次强调不得从农村私自招工。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虽然发布了这么多的文件,各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始终未能制止农民一批又一批涌入城市。这具体表现在,1950年至1957年,城镇人口从576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共增加418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自然增长1640万人,占人口总增长的39.2%,而机械增加的人口则达2544万人,占人口总增长的60.8%。客观上要求必须出台更为强硬的政策或法律法规。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58年1月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除了规定公民应当进行各项基本情况的户口登记外,其中第10条规定:“人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用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入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项规定以法律形式把限制农民迁往城市的制度固定下来。从此,严格限制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制度正式形成,城市和农村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基本定型。

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城乡分割户籍制度的出台过程可以看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服务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过多转变为城市人口,是为了把粮食统销供应的对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粮食统购统销的顺利展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出台,是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提供重要保障。如果没有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就很难贯彻落实。以户籍制度把城乡分割起来的做法,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起到了稳定城市,稳定社会的作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从根本上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衍生于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强积累模式。中国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利用工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来实现的。国家为保证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城市,以社会高福利制度,保持城市低工资的充分就业;在农村,则以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方式,来保证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与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的城乡分隔的户口迁徙政策和一户一簿的户口管理方式就因此应运而生了。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每个公民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仍然受制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无论是衣、食、住、行,或者是生儿育女、从求学谋职乃至政治参与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受城乡二元户籍因素的影响。更为奇怪的是,当人们置身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中时,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作为一种既定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而较少去思考作为一种制度的外生性和主观性。即便是这一制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公平,甚至是不可逾越的严重障碍,人们也只不过是消极地绕过它,或者是无奈地去适应它,而较少去思考这一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对其进行改造的必要性。

三、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的负面效应

应当这样看,即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控制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和保证超前工业化战略的强制实施方面所取得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甚至可以说是付出巨大的代价。具体表现在:

首先,抑制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或者说,市场功能被严重扭曲,出现市场与价格的“逆调节”。我们知道,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往往是不一致的。这是因为商品价格虽然是以价值为基础,但还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商品供过于求时,商品价格会跌到价值以下;当商品供不应求时,商品价格就会涨到价值以上。一方面是供求的变动,使价格背离价值;另一方面是价格的变动对供求关系的反作用,使商品价格不会偏离价值太远。因此,当我们正常发挥市场与价格的功能,是不可能出现商品供给长期满足不了商品需求的。商品供求的缺口是可以通过价格的涨落来“结清的”,这是商品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那么,在实行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的30多年间,为什么农产品供给长期满足不了需求呢?这是因为,中国之所以要对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一是为了保证城镇居民最低限定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二是为了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积累工业化的启动资本。这就必然把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从而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长期供不应求。这就不难理解,“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凡是搞过计划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供给短缺的固疾。与短缺经济相联系,由于绝大多数农产品都是供不应求,按定量供应或者凭票证供应农产品便是必然的选择。

其次,以低价收购为特征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必然导致农业部门收益的过度流失,其后果既严重地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严重地障碍着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应当认识到,农产品统派购不仅仅是一般的农产品收购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国民收入分配方式。也就是说,农产品的统派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它同时还具有从农村转移资金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又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或者说,统派购是交换和分配的统一体。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实行统派购,从表面上看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商品买卖关系,但实际上是对农民创造的国民收入,通过“剪刀差”的形式进行再分配。农民每向国家交售一份农产品,就意味着缴纳一份贡赋;城市企业、职工、居民每从国家那里购买一份农产品,就等于获得一份福利。据测算,1953年至1978年,中国农民为中国工业化提供资金原始积累达5100亿元,约占农业净产值的三分之一。中国农产品收购价格的长期严重偏低,不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严重地抑制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严重地削弱了农业自我发展、自我扩张的能力。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只有74元,其中三分之一的生产队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当时每个生产大队(平均规模300户)的平均积累还不到1万元,名为“一大二公”,实为“一大二空”。有些集体经济单位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由于中国农业投资长期处于低水平又不稳定的状态,致使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极其缓慢,并经常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第三,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相联系的,把农村最为短缺的资金强制转移到城市,也把农村最充裕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长期过剩,农业生产手段长期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长期处于不协调状态,“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即工农业产值的比例虽然从1952年的3:7转变为1978年的7:3,但并没有因此改变国内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形态。也就是说,1978年以前在中国推进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并没有改变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1952年至1978年,中国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虽然从57.7%降低到22.2%,但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仅仅从83.5%降低到73.8%。中国工业化与城乡经济结构二元性之间的特殊关系,是源于1978年前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1978年以前的中国工业化,实际上是简单加工的重工业的膨胀,其每一劳动力的资本比率远远高于轻工业,再加上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制约,使得日益增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被城市二、三产业所吸收。1952年至1978年,中国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3723万个,而同一时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全社会劳动力共增长19127万人,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被安置于农村,其中绝大部分从事粮食种植业,这就必然严重地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综观世界上发达国家就业结构变化的规律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般是发生在国民经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变之前,就是说,在外延型经济增长阶段,由于工业规模迅速扩张,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急剧增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相应的机会。当国民经济增长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时,全社会大部分人口都转移到城市,大部分劳动力都已经在城市二、三产业就业。然而,由于中国实行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与城市工业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是同时发生的,再加上辅于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必然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难度。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虽然对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进行局部件的调整,使城乡彼此隔绝的状况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至今还无法形成稳定的吸收离土农民的城市化机制,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无法被城市大量吸收,更谈不上把亿万流动性的农民工转变为固定的城市居民。当前中国的农民问题,主要是收入问题;而农民的收入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就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上升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

第四,以低价收购与低价销售为特征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但却给农民和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统销制本身,其初衷是作为抑制粮食和主要农产品需求的手段,以及实行低工资政策(服务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本积累)的配套措施提出来的,但实施的结果却逐步演变成为一件代价高昂的市民福利措施。由于粮食与主要农产品的定量供应与销售价格是不能轻易变动的,城市居民实际上是不承担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求与价格风险的,致使所有负担全部落在农民和国家身上。农民负担是来自刚性销售价格对收购价格的抑制,国家的负担则是来自购销价格倒挂和粮食与主要农产品供给短缺时的进口两个方面。其结果是最终出现与主观愿望截然相反的效应;抑制需求的手段导致需求的刚性增长,积累资金的途径变成增加支出的渠道。粮食与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的长期实行,早已形成很强的惰性。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已经习惯于由国家每月定量供应价格固定的、低廉的口粮,并且把国家的牌价与市场价格的价差,视为自己应得收入的一部分;企业成本、职工工资、上缴利润、财政收支乃至整个物价体系,都是以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低价供应为基础的。这部分既得利益和习以为常的惰性因素,使本来较为简单的改革也变得非常复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迫使那些年的粮食价格改革,更多的是动了粮食的收购价格,较少触动粮食销售价格,即长期保持粮食购销价格的倒挂。这就使得因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引起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只能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承担。而一旦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无法再承受价格倒挂补贴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粮食价格改革,势必很难再深入进行下去。

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人口流动的规模空前增大。随着农产品购销制度改革的向前推进,以及城市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启动,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项制度也逐渐失去原有的功能,客观上要求户籍制度必须作相应的调整与改革。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1994年以后,闰家取消了户口按照商品粮为标准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二元结构”,以居住地和职业划分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逐渐实现证件化管理。1996年7月1日,新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正式启用。新的户口簿将“户别”的填写重新规范化为“家庭户”和“集体户”,取消了“农业”与“非农业”两个户口类型,使户口登记能够如实地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身份状况,为逐步实现以地域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做了必要的准备。1997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按照这一新的政策规定,在小城镇已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已有稳定生活来源,并且在有了合法的住所后,居住已满两年的农村户口人员,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的农民,享有与当地原有居民同等的待遇。2000年5月,国家正式取消了粮油迁徙证制度,粮油供应关系和户籍迁移脱离。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政府在吸引投资和人才方面,也出台了许多灵活的措施。上海、深圳、广州、厦门、海南等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比较早地实行“蓝印户口”。这说明人的身份限制,已经逐渐被市场因素所取代,资产、技术、住房和正常稳定的收入,已成为户口迁徙的主体要件。其政策实质是城乡之间的鸿沟,也可以用金钱来填平。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强调指出,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化为城镇居民。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直接表现出来的是城乡差别相当悬殊,但实质上是城乡居民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等的非对等性。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由一系列城乡有别的复杂的、系统的制度体系组成的。在这种制→(下转第32页)→(上接第6页)度体系的制约下,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在城乡之间实行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要从根本上变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性变革,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保险制度、财税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等。其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目前全国许多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更多地是属于取消形式上的户籍歧视,仅仅在户籍登记上体现城乡统一,依托在户籍身份上所衍生的一系列差别待遇,其改革进展甚为缓慢。笔者认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赋权、增利。即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改革,逐渐赋予农民与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利益分享机会,最终改变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不是户籍登记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增加农民的福利和权利。城乡之间的差别,不完全在于收入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来自中国农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与这些不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相比,收入差别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正因为权利的巨大差异,才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显著差别。我国的城乡差别,不仅表现在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差别,还表现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差别。我国城市化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不在于把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而是在于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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