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与创新

演进与创新（精选十篇）

演进与创新 篇1

在我国数字集群领域, GoTa、GT800及T D-SCDMA的自主创新与标准化努力, 已促使包括TETRA、iDEN在内的集群系统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良性互动的竞争新局面。

以产业发展导向推进技术演进

在数字集群发展趋势下, 除了窄带/准宽带范畴的典型模拟及数字集群系统, 借助数字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的FDD CDMA、基于GSM的GoTa及GT800, 以及基于TDD技术的数字集群系统, 均可兼顾语音及数据与视频于一体化的方式演进至宽带多媒体应用。

此外还有一类直接由宽带多媒体视频的宽带无线接入技术切入, 构成有如McWiLL、MiWAVE、LTE-800及ETSI与EIA/AIS联手制定的MESA (移动应急安全项目) 等新系统;也有附加了异构宽带视频能力的系统, 如TETRA/TEDS+Wi/WiMAX-Mesh及以我国公安系统为主体的PDT (公安数字集群) 系统。

甚至在公众移动通信系统基础上借助上下行信道共享、快速随机接入、传输信令改造、预留集群上下行资源半动态调度及定义集群绝对优先级等技术措施构建的宽带多媒体集群平台, 也有意形成具有宽带多媒体集群专网一体化特点的新一代宽带集群系统, 以适应现代无线城市的城市信息化、应急通信、无线城市融合通信应用的需要。

TETRA的持续增强

作为数字集群的主流技术, TETRA技术在增强演进方向上, 原有两种方案即TEDS及TAPS。TETRA的TEDS采用调制增强加Turbo编码及多带宽组合方式将原先25kHz频带内的数据传输速率10kbit/s左右提升至345kbit/s左右, 将50kHz频带内的速率提升至103kbit/s;而TAPS将数据传输速率在更宽带宽200kHz频带范围内提升至380kbit/s, 考虑到带宽资源局限性及平滑后向衔接与前向逐步增强较合理等因素, TEDS被定为增强标准并于2009年推出应用。

>>2006年我国第一台自产TETRA数字集群终端面世。 (来源:新华网)

在市场化方面, M o t o r o l a TETRA系统借助2.4GHz频段的P2P无线网状网技术实现了视频多媒体业务, 再由网关转接与800MHz频段数字集群集成应用, 弥补了TETRA系统宽带运作能力的不足。

iDEN结合Sprint-Nextel市场应用需求推出了WiDEN (Widei D E N) 技术支持的N G D (N e x t Generation Dispatch, 下一代调度) 系统, 将传输速率增强至384kbit/s左右, 并推出了MTSC新型基站, 以IP为基础支持Wi-Fi、WiMAX, 以自组织 (Ad.Hoc) 网络结构, 有效支持网络抗灾救助。

EADS亦已率先推出350MHz频段TETRA系统, 并用新型基站TB3装备, 由于采用了基于创新DSP的全数字设计、高增益极化天线的高灵敏度接收及多扇区抑低干扰等新技术, 可扩大覆盖达4倍。

由Go Ta带动的自主创新

在国内, 中兴通讯推出的GoTa与TETRA相比, 体现出的优势在于:自主创新信道共享与快速接入技术;全球开放型系统架构;系统装备及市场定位灵活、务实;频谱利用率较高、容量较大及覆盖能力较强;高速数据传输的能力强;系统和终端价格便宜;安全性、保密性及可信度较好;标准开放性及互联互通性能较好;共网集群业务丰富;开放标准极有利产业生态环境改善等。

新一轮电信重组后, 截至2009年底, 以GoTa技术为基础的中国电信天翼对讲业务用户发展已经遍及16个省和上百个行业, 总用户数已超过6万。

此外, TETRA技术在国内的本地化自主创新研发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已研制出TETRA标准的系统, 内含不少部件为自主创新研发, 并已与深圳科立讯公司合作生产, 天津712通信公司及北京交通大学等几家单位在TETRA手机终端自主创新研发方面作出了重要进展, 以求TETRA系统获得较满意的信价比及安全性与可靠性;此外, TDD自主创新数字集群系统、属于宽带多媒体数字集群范畴的McWiLL、MiWAVE、LTE-800及公专网平台一体化的TD-LTE宽带数字集群系统的全方位自主创新研发工作均在积极推进中。

TETRA与GoTa的发展建议

TETRA系统应充分利用其专网快速语音连接指挥调度及TEDS数据增强的成熟性, 积极合理地促使其市场应用, 同时针对其价位、安全保密性与可信度方面的缺陷, 在政府部门积极协调与支持下, 企业应加速推进本地化及全方位自主创新工作, 真正快速促进自主产业发展及推向实际市场应用。同时, TETRA标准工作应快速发布其宽带TETRA演进路标, 以便用户结合中国自主创新进展, 确定其有效的前向演进规划与应用衔接思考。

GoTa等后来新系统, 尽管已作了很多快速改进努力, 并取得了一系列实质进展, 包括快速响应时间、故障弱化及直通需求等处理在内, 但其市场成熟度比TETRA要差, 还需在规模应用中巩固与提高;产业链、产业化工作及适应专用强力需求的终端配套应用等工作亦需进一步改进完善。

GoTa在取得政府规则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驱动下, 应结合中国专用移动通信市场特点及全球信息通信网络发展走向, 进一步持续创新, 制订务实、有效的发展新路标与新策略, 包括对视频业务的数字集群调度指挥的语音及数据与视频一体化的宽带多媒体数字集群的增强完善等诸多方面, 继续再接再厉。

数字

130万

论道德演进与道德教育的创新 篇2

论道德演进与道德教育的创新

道德和道德教育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因此,道德教育应立足于道德生活现产弘扬道德理想,从多元道德文化中筛选符合道德演进规律的伦理精神充产道德教育内容,注重发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

作 者：吴太胜 WU Tai-sheng 作者单位：浙江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浙江,台州,318000刊 名：合肥联合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FEI UNION UNIVERSITY年，卷(期)：13(4)分类号：B026关键词：道德 道德教育 道德演进

演进与创新 篇3

关键词：金融创新；技术进步；金融中介效率；研究

一、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协同性概述

所谓的“金融创新”是一个很泛化的概念，或是一种形式，或是一种实体，狭义地说，可以视为金融工具、金融技术、金融机构甚至金融市场的创生也扩散；从总体上来说，则包括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流程的创新。

相应的，“技术进步”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如果将实体经济机构看作是技术进步的载体，那么包括机构的一切活动要素都可视为技术要素，包括工具、技能、工艺、流程、要素等，在新的变量增加或陈旧要素被剔除的过程中，实现结构的优化；但结合我国经济实体部门来说，技术进步往往被理解为各种类型的知识积累、理念改进，对于现实经济的功能发挥，存在很大的滞后性，并且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也承担着一定的验证风险。

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协同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演进形式看，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都是基于原有程度的不满，为了实现效率的改善而进行的量变，从形式上说包括新产品、新流程、改进度等。

第二，从演进机制看，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都存在一定的颠覆性，同时也存在正溢出效应。一方面，进步的基础来源于原有形式的弊端反应，另一方面，已有技术或金融产品存量作为研究的新型要素。

第三，从发展过程看，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协同性更加突出，在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中，科技进步必然带动金融创新，本质上说，是科技进步带动生产力发展，改变社会财富结构、形式、多少，进而为了满足市场而出现的金融创新；相应的，金融创新的能力也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力量，正是在新型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下，工业革命才得以在英国出现，这是一场技术与金融的完美联姻。

二、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

笔者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宏观经济体系的描述，实体经济生产部门通过资本（K）和人力资源（L）作为要素，即主要的投入部分，在市场行为中所得到商品、服务（Y），以上作为构建内生增长模型的基本要素。但事实上，除了实体经济生产部门的内容，还要引入技术部门、金融创新部门，并将各自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水平进行投入，可视为金融产品的存量（F）；在模型构建的过程中，需要详细区分一些外生要素，包括资本和人力资源内容。但相应的，技术水平的现状所派生的要素，以及金融产品现实存量，可以通过变量形式包括在内。假设aY，aA，aF，uY，uA，uF代表资本与人力资源在产品生产、金融创新部门、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投入，可用以下公式表达出来：

其中，B和E分别为研发和创新的转移参数。考虑到技术研发与金融创新部门产出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的可能性都存在，在此不对方程（2）、（3）中各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进行限制。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金融中介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它是将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的重要机构，经济越发达、社会越进步，中介对金融创新、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就越大，甚至能够左右其运营效率。

三、金融中介效率分析

基于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进行研究，来证明协同演进模式中确定性增长路径的存在，对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投入份额、人力资源等幂函数有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金融中介效率的平均值与人力资源总量以及增长效率相关，并反映了金融产品和服务一定的竞争作用性。

通过变量平稳性以及协整检验，主要是为了避免谬误回归，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各变量的自然对数时间序列平稳性进行检验，一旦存在时间序列不稳的现象，应该对参与的各变量进行重新协整。

OLS回归分析除技术研发人力资源投入在10%的水平上显著外，其余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调整后拟合优度达到0.93。F-statistic为64.08，Dubin-watson为1.60，但Durbin-Watson统计值介于上下界临界值之间，无法判断回归分析是否存在序列相关。

四、金融创新与技术进步的经济性应用

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生产力规模、科学技术水平、金融服务能力三项内容，既是市场的主要构成，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检验对象。但毫无疑问的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体系前进中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即便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不相符合的情况，但也属于正常弹性区间。事实上，无论是金融创新或技术水平保留一定的弹性强度，都可以实现对方的发展速度加；但同时，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不能够过分依赖对方，否则反而适得其反，出现经济衰落或技术倒退的现象，甚至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结合中国现状来说，金融创新的人力资源投入和中国金融中介效率之间有明显的正比例关系，中国大量劳动力资源所具备的“人口红利”特征，远远超过了基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生产力发展速度，也可以说，技术研发人力资源投入对金融中介效率具有明显的不良作用。但同时，近年来中国金融中介效率的不断提升，也为鼓励金融创新奠定了条件。从未来发展角度说，要大量培养金融创新性人才，通过积极的金融手段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避免由于金融创新的不适应性，造成技术进步的不利情况。

参考文献：

[1]朱淑珍.双刃剑：金融创新中技术进步的影响[J].上海管理科学，2002（02）：58-60.

[2]Zvi Bodie.中国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前景展望——2001年中国金融国际论坛发言集萃[J].世界经济文汇，2003（02）：68-70.

[3]李媛媛，金浩.金融创新、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06）：497-501.

[4]李媛媛，金浩，张玉苗等.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与实证[J].经济问题探索，2015（03）：140-147.

西方创新理论的演进轨迹与主流趋势 篇4

笔者试图将当代创新理论放在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背景与脉络中进行厘析,在总结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过去100年间西方创新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迁跃与主流走向。这对于中国自主创新理论研究的丰富与拓展甚为重要。考察相关创新的理论特征、形成过程、研究视角及其出现时代背景,笔者认为创新的理论研究范式大致可分为“单向线性创新理论范式(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多向耦合的链式创新理论范式(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系统演化的网络式创新理论范式(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3个阶段,并正在走向开放与生态理性主导的范式阶段。

单向线性创新理论范式的出现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初始期,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与哲学领域。

“解释经济增长”的线性技术创新理论。这个时期的科技创新活动界线清晰、影响单一,创新者和企业家单纯地从提高生产效率出发,在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局限于单个企业内部技术过程的创新活动,技术创新被归括为单一的、中性的和自发的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线性特征明显。创新理论在当时兴起的最初原因旨在寻找解释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即强调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以“解释经济增长”为首要目的的“创新理论导向”主导了西方技术创新理论在20世纪初中期的发展。

作为创新理论之父,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开辟了“用创新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言论,并开创了世界经济不均衡增长的理论先河,创造性地提出了间断式“组合型”创新观,并对创新内涵、创新种类、创新主体、企业家职能等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观点。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将一种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是从“经济本身发生的非连续的变化和移动”“具有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能“把生产引向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1]。他将创新分为五类:一是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四是控制原材料的一种新供应源;五是实现一种企业的新组织。1939年和1942年,熊彼特又分别出版《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论著主要中对创新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提出了“经济周期论”“自动过渡论”,逐渐形成了“发明组合-引进新组合-革新结构-扩散组合-经济发展”的线性创新理论框架。熊彼特对创新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决定性作用,确定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与内生作用,形成了创新的基本概念和思想,为创新理论的经济学理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由于其线性的思维进路,熊彼特没能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并忽略了制度层面、实证与统计视角、渐进和消费者创新的重要性等。虽然也重视制度对创新的影响,但只把“制度”看作是“经济循环流转”中的“一个‘体系’‘社会形式’或‘经济组织方式’以及市场结构”[2],没有涉及创新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因而没有解决技术创新间断性群聚与周期性阵发的原因。然而,正是这些局限为创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后续研究主线,成为了众多学科、众多学者补充和发展创新理论的“思维脉冲”,使创新理论研究日益精细化、专业化与跨学科化,产生了串烧式的“熊彼特效应”。

“逻辑实证主义”的线性累积创新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则从科学主义流派的视角,构建起线性创新理论的科学哲学研究体系,成了今天探究“创新学”的另一个理论来源。逻辑实证主义将证实原则视为创新标准,并在将实证主义经验论传统与对科学理论的严格逻辑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线性累积创新观。逻辑实证主义的唯也纳派认为,创新纯粹依赖于经验的线性积累与逻辑的线性推演,是在对客观事实与经验不断吸纳、归化与不断证实过程中轮式推进与线型发展的。在此基础上,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提出了“记录命题”“物理主义”和“统一科学”的观点,逻辑实证主义随之相继出现了逻辑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等流派,开辟了线性创新理论范式的哲学研究传统,为观察和理解技术创新机制与路径提供了分析视角和思辨知识[3]。科技社会学家贝尔纳则对科技自主创新的社会经济功能与社会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39年,贝尔纳发表了里程碑式的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将科学学视为新学科进行了建构。贝尔纳的研究以描述性论证为主,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科学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以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社会学的方法,直接剖析科学创新的社会功能、科学政策和科学管理,其不仅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还努力践行科学思想的实践,开创了线性创新理论的研究视角,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链式创新范式的多向耦合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是多向耦合创新范式的演进期,也是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丛林阶段”。这一阶段,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空间、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许多国家的经济由此出现了长达20年的“黄金增长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凯恩斯革命理论”来解释。各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开始相互融会,陆续涌现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混沌理论等跨学科理论,不仅开辟了认识创新的新视角,而且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论与恰当的数学工具。这些新理论、新方法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大胆吸纳并广泛应用于创新研究当中。与此同时,在马歇尔计划、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经济联系、战后经济危机、企业生存法则以及结构主义哲学等多重外部因素作用下,科技创新理论研究迅速复兴并与结构主义开始较长时段的互动,经过多学科的碰撞、整合及融渗,开始从经济发展周期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线性研究范畴中“树突式”地独立出来,逐步形成了多向耦合的链式创新理论研究范式。在该范式中,技术创新过程不再完全遵循研究开发、产品研制、成品制造、市场销售的线性逻辑序列,而是政治、经济、制度、技术、资源等多方综合、多向耦成的过程。

“基于多向修正”的创新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现实与新古典主义理论发生冲突,迫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修改原有理论,开始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4]。1957年,罗伯特·M·索洛以经济部门的历史数据为依托,发现美国1909至1949年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增加有80%归因于技术进步。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他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本身和“技术水平恒定”的限制加以改进,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体系,建立了著名的索洛模型,专门用于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指出,技术同其他商品一样,也受到非独占性、外部性等市场失灵因素的影响,适当的政府干预将极大地促进技术创新的进行[5]。之后,丹尼森、乔根森等增长经济学家发展了这一理论,则将技术视同一种资本,把一项专门技术看作是一个资本单元,在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方面也作了大量类似研究。但“外生变量”受到了以保罗·罗默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家的质疑,1986年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6],并在其随后建立的“四因素增长模型”中强调“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内生变量”理论由此主导经济增长与创新理论的研究。

在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40年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光芒终于重现,并经过拥护者和追随者的发展,形成了“新熊彼特主义”创新理论流派,并走上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正统”之列。20世纪50年代以后,熊彼特“创新理论”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另外2个重要分支———技术创新经济学、制度创新经济学。技术创新经济学以门施等人的周期理论、弗里曼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和卡曼等的市场理论为代表。这些理论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即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在证实、丰富和发展熊彼特的长波技术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如门斯提出基础技术创新的动力、环境及长波变动模式,弗里曼强调科技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和技术创新对劳工的影响,爱德温·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模仿论、卡米恩和施瓦茨的市场结构论、卡曼等则认为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是决定技术创新的三大重要因素。这些理论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公设———经济均衡分析持怀疑态度,特别重视创新过程的动态特性,认为技术进步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预设性活动,具有非线性特征。制度经济学的创新理论研究者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尔斯为代表,他们继承了熊彼特重视制度对创新影响的传统,运用“制度创新”来解释美国等国的经济增长。但与熊彼特不同的是,这些专家学者将制度变革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过程,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且其“制度创新”的内涵有所收缩,仅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认为“制度创新”只有发生在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此外,这一时期新熊彼特学派还从对熊彼特的理论从技术创新过程、扩散模式、与企业经营的关系、测度方法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策略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如艾伯纳西和厄特巴克的A-U创新过程模型、多西的技术轨道和技术范式等,为创新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基础性理论支撑。

“基于多维优化”的创新哲学与管理学理论。运筹学、系统理论、决策学、行为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应用,促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加速交融,科技创新的研究部门、管理部门和决策部门互动日益密切,并与社会各个实践领域紧密相连。于是,基于创新决策优化和创新管理实践精细化的软科学应运而生,揭示科学运动规律的科学学也迅速崛起,先后诞生了普赖斯的科技文献增长模型与“大科学与小科学”、库恩的“科学革命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硬核”-“保护带”理论和SSK的社会建构论等具有代表性的多向耦合创新理论。这些理论分别从科技管理、科学学、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科技社会学等学科的专业视角,对创新性学术论文增长曲线、科学革命的结构、科技进步的性质、科技创新周期、新技术和新产品制造过程和国家创新干预的作用和地位等进行了比较,试图在复杂和开放的条件下,有机地解决人类认识上的困境,绘制出一系列更直观的、更现实的创新简图。上述理论将系统论作为其哲学基石,重视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把结构主义看作是“创新的哲学”,并将作为共同研究方法,对自主创新的“黑箱过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架构和发展,展示科技创新的规律,为创新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软科学则应用信息科学、行为科学、系统工程、社会工程、经营工程等正在急速发展与决策科学化有关的各个领域的理论或方法[7],为解决科技、社会、经济发展中创新实践性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战略、方案和对策。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英、美、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了软科学研究,并大规模地向科技计量学、科技创新战略、科技创新政策和科技创新管理研究等应用领域推进,软科学独立体系自成,标志着创新管理学逐步形成。

网络式创新范式的系统演化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创新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研究视野从单个单元内部创新转向创新主体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和互动,推动创新理论研究进入网络交错与系统演化的范式阶段,并跨入区域创新体系研究的鼎盛期。

创新环境的网络演化特征明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步入知识经济跃升的E时代,全球科技的发展也从“小科技”逐步向“大科技”“超大科学”时代转换,创新环境呈现出网络协同与系统演化的特征。特别是,科技经济化、信息全球化、产业升级化、贸易集团化、经济国际化、IT网络化的主流,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商业模式、创新模式、生产模式与交流模式,全球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被看成一个整体,每个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不过是庞大网络体系中的一个节点,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与应用已经从单纯的、中性的、封闭的工具发展到了多阶次、个性化、多向度的必需品,创新产业化周期大大缩短,突显技术创新动态性特征与重视技术生态网络进化的研究诉求日趋强烈。与此同时,突变论、耗散结构、协同论与自组织理论等提供新视角与新工具的新理论开始流行,并被大量地植入创新研究之中,创新理论研究完全冲破了以往自主创新机制探究与路径研究所确立的传统分析架构。外部的信息交换及协调对于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更注重创新活动中的技术和市场、创新与环境复杂关联的交错作用与不确切的突变可能,显示出了“网络进化巨变趋势”,出现了基于物理维度、功能维度和地理维度的网络式创新体系理论范式,形成了集成创新理论范式与利用空间层次进行区分的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体系[8]。

关注物理与功能系统的集成创新理论。大科技与超大科技时代,现代科技在规模上抑或在物理结构和功能作用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创新主体、创新对象和社会、环境亦不断融会为一个大集成体[9]。传统多向耦合的内生性创新理论在反应复杂的整合性创新活动上已现局拮,在解释正在发生的“1+1>2”的集成效应与预测未来科技创新上也出现了限度,关注系统演化的集成创新理论随呼而出。国外集成创新(Cluster Innovation Theory)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沿袭了熊彼特的动态分析方法与组合型创新的传统,主要研究技术创新过程中创新要素与创新条件的创造性地协同融合与系统优化。如1982年,美国学者纳尔逊和温特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启示和借鉴下,创立了创新系统演进这一理论分支,他们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概念,包括生产、经营、管理、组织等多因素的优选、匹配及整体功能的质变性飞跃。弗里曼、杜西、布烈松发展了这一集成创新思想,并在技术、组织、制度、文化等更广范围上展开了综合性创新研究。如弗里曼的创新网络、布烈松的“创新簇”、查尔斯·萨维奇基于网络化(networking)和虚拟(virtual)组织的第五代组织等,均认为创新存在于不同类型的创新组织之间交互作用的创新网络的系统演进之中。在这些研究的推动下,创新理论研究逐步由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分野走向融合、从链状创新向网状创新研究拓展,创新模式研究也由一维的技术推动模式与市场需求拉动模式、二维的技术和市场交互作用向多维的一体化模式和系统集成网络模式转变,呈现出整体化、集成化和系统化的特征。1998年,哈佛大学颜西提首次完整提出“集成创新”的概念,他认为通过组织过程把好的资源、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应用称为技术集成,技术集成管理更加有能力应付不连续的技术创新[10]。集成创新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学界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集成创新的系统演化进行了研究。如Best则在颜西提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系统集成”的概念,并以Intel公司为个案进行研究,研究证实了系统集成模式的普适性。业界则将集成创新植入了企业管理与技术开发等领域,着力于企业内外创新资源的网状集成与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要素集成通道的构建,并建立起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维模型对创新进行评价,显示出了实践层次上的复杂性、交错性与整合性趋势。

关注空间体系的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任何创新活动都是在一定空间地理单元里进行的,按照空间层次,集成创新的网络分为国际、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三大层次。随着空天、极地、远洋、网络等超大科技创新活动的国家竞争日趋激烈,创新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角逐的战略高点,国家创新战略驱动与创新政策安排催生了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研究。国家创新体系以弗里曼、纳尔逊、伦德瓦尔、波特等为代表的国家创新体系学派(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按照“结构”与“制度”划分的基本框架,从国家干预与政府政策、企业与外部主体及机构、技术行为与产业组合、生产者至用户的互动以及国家优势与内外互动等方面标示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中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在生产、传播和应用不同类别知识活动中的互相作用而构成的系统网络,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主体在创造知识的大系统中的要素优化能力。其的国家创新系统行动计划则成为今天实践国家创新系统的标准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现代区域经济理论、区域合作与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别是美国硅谷的崛起与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出现,促使研究者认识到具有地理邻近与文化信任优势的次规模区域创新网络比国家聚合水平上的技术联盟能以更快速度、更低成本获得关键性创新元素而快速创新,区域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共同体与创新受益体,经济意义上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日益淡出“区域创新体系”研究逐渐兴起。最早提出“区域创新体系”概念的库克从治理、技术转移的两大维度出发,把区域创新系统分为基层型区域创新系统、网络型区域创新系统、统制型区域创新系统和当地型区域创新系统、互动型区域创新系统、全球型区域创新系统,并以技术转移活动层次、资金筹集来源、研究能力构成、企业规模、企业与政府机构的制度性联系、创新生产文化等多因素变量构建了区域创新体系的网络化与动态化研究框架[11]。而克鲁格曼的区域治理论,巴普蒂斯塔和斯旺的文化认同和地理信任论、库克和逊斯托创新系统区域架构论、拉托塞维克的区域创新系统四要素论等解释范式提供了区域创新体系网络演化归因最主要的理论取向;城市创新论、都市圈创新论、技术区创新论、欧洲创新环境论等则对区域创新网络演进的合适规模进行了论争;罗斯菲尔德的企业集群地理集中论、巴普提斯塔和斯旺的产业集群创新论、阿歇姆的区域集群支撑机构环绕论三种解释范式则将区域创新体系引向了动态化的产业集群创新研究;埃兹科维茨和劳德斯多夫的创业型大学、库克的学术型企业、劳德斯多夫的企业型大学则从官产学交互关系的角度建立了区域三重螺旋创新体系。这些研究,除区域创新组织与配置在水平上映射国家创新体系相同性之外,均强调区域个性标志的动态差异、区域公共创新支持系统的集中度、区域产业与公司创新策略的影响以及与区域开放式创新支持体系的交互结构,在区域水平上对自主创新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动态化开放式研究范式。

走向开放与生态理性的创新范式

随着科技全球化、经济跨国化、社会信息化的加速推进,创新结构非线性耗散、多主体协同战略、国家界别的淡化、国内竞争国际化、外部竞争内部化以及交叉性合作成了新发展趋势。竞争优势的来源开始从有效的同体创新转向更有效地利用异体创新成果,因为即使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创新主体也无法跟上快速变化的市场。原来具有固定界域的创新单元急需突破本体,形成“一个半透膜”创新体,充分将外部创新成果引入自创新过程,创新研究的开放性指向日趋浓厚。同时,由于技术研发与库存维持费用的日益增加,技术存量已经不是财富而是包袱,库克的“内部创新市场化”与英特尔的“外部技术内部化”实践开始主导性地影响着创新理论的范式研究。2003年,哈佛大学技术学系和企业学系教授亨利·切萨布鲁夫首创了“开放式创新”的概念[12]。瑞士的Oliver Gassmann,Ellen Enkel提出了开放式创新模式由外至内、由内而外与双向耦合的3个核心流程模型,构建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基本路径[13]。如何以一种全新的、不同的方式创造性地将外部知识与技术充分而及时地吸收、转化并整合到自创新体系,并以最小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实现创新价值并获得最大化的收益[14],成为了当下以及今后一定时期创新研究的焦点。从时空“四维”演进中的不确定性与动态性角度,把握一个国家、地区不同时期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技术自主创新的变动趋势,构建要素整合、优势互补、研发协同和成果共享的开放式创新网络必将成为创新理论研究的主流趋势。这对创新型国家或地区的建设也至关重要。

同时,当代环境气候与资源能源问题也催生创新的生态理性。创新理论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关注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以技术创新核心的创新作为技术与社会、现在与未来、人与自然融合发展的产物,不能脱离人与社会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来讨论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技术创新的主体与创新的对象和环境应当是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发展的统一体,只有遵循“共生性”和“协调性”原则,在平衡共生的社会-自然大系统中,建立起技术创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四维交互的创新网络,展开由新技术构思、新制度设计、新组织架构到新工艺物品生产、新营销模式、新市场开辟等系列自主创新活动,创新才有内在价值和科学理性。同时,绿色消费、低碳技术、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提出和实践也为技术创新生态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证据。

摘要：作为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研究领域一大重要的综合性理论,(技术)创新以其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方面的独特功能而吸引了西方经济学、科学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的关注,成为了推动西方经济学发展与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力量,形成了单向线性到多向链式再到网络系统演化的清晰轨迹,并正在走向开放与生态理性主导的新范式阶段。

工艺美术的演进与发展 篇5

工艺美术的演进与发展

在20世纪,人类经历从文明的衰落、跌宕、沉浮到奋起、光大的历程,整个世纪文明呈现辉煌灿烂的面貌.尤其突出的是,在人类文化中文化艺术显现出独特的.魅力.对于艺术门类中的工艺美术而言,壮阔的历史背景、人文景观以及社会经济、生产的变迁使得整个领域呈现丰富多样的局面和态势.工艺美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在整个20世纪演变成丰富多样、沉浮起落的历史.

作 者：徐琛 作者单位：刊 名：美术观察 PKU英文刊名：ART OBSERVATION年，卷(期)：“”(5)分类号：关键词：

演进与创新 篇6

关键词：公共部门；管理范式；演进；创新探索

公共管理范式是由工商管理相关的研究人员提出的新的公共管理模式，这种理论要求公共部门的工作开展要能够符合实际的工作需求，同时还要采用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制度与执行政策，在我国这种管理模式是一种新兴管理模式，面对传统行政工作中的各种缺陷，通过国际上的公共管理先进理论对我国的公共管理实施改革和创新，才能最终实现国家公共管理的不断进步。管理范式传统行政管理的进步和提高，也是国家管理模式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

一、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不足之处

在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管理中，由于与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组织结构、管理结构等相分离，因此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是一种管理方式，它建立在一种自成的组织机构基础上，而且基本的原则是将职能进行分工，显现出明显的等级制和规则性。不得不说这种管理模式长期以来在国家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当前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并且成为未来长期的发展趋势时，其问题就暴露无遗。市场经济要求效益最大化转化到公共行政工作上就要求以最有效的资金使用来实现最好的管理工作效果，然而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特点却直接与这种要求相背离，主要表现在行政工作效率与经济效率不协调，即为了满足行政工作效率而牺牲了经济效率。

造成这种管理缺陷的原因是由传统行政管理模式造成的，一方面国家行政管理的费用来源是国家税收，因此在存在财政运行紧张的时候多数会选择调整税收政策来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缺少从行政管理自身出发进行改革，无法实现管理问题的有效改善；另一方面国家公共性部门的运行对经济效率的关注度较低，例如邮政、公共交通、能源等，由于国家对这些公共事业单位实行宽松的经济支持政策，因此使得这些公共部门几乎很少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率，严重影响着公共管理经济效率提高。

二、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融合的难点

面对我国当前的公共行政管理状态以及其向着新公共管理范式发展的迫切需要，必然要通过有效的方式实现两者的融合，逐渐的着公共管理转移到新管理范式上来，才能与时代的发展需要吻合，实现科学化、完善化的公共管理水平。根据目前我国的具体行政管理实情和国家管理需求，新的公共管理范式主要面临着以下融合难点：

第一，政治上的选举制度使得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提供的服务仍然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说存在着一定的需求偏好。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选择的通过人大代表会议来对国家各项公共事业做出决策，无法实现对所有人需求的满足，这种状态与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要求是相冲突的。

第二，我国目前公共部门管理中监督和激励机制不完善，难以为新的公共管理范式提供适合的实施环境，同时我国的法律制度虽然已经相对健全，但不可否认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某些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缺失，使得需要建立在健全法律系统基础上的新的范式管理难以实施。

第三，公共部门运行成本问题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不断改进才能实现的任务，新公共管理范式虽然能够促进这种管理机制的形成，然而也需要有一定的管理基础，目前我国的公共管理在这方面缺失情况比较显著，不利于新管理范式的应用。

三、我国公共部门管理范式的创新

（一）创新的必要性

由于面临着诸多的实施、融合难点公共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创新，以及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创新的要求同样显著，一方面对我国内部的公共管理状态进行制度上的改进和调整，另一方面对新的管理范式进行某些制度上的改变，使之能与我国的公共管理制度环境相适应，就能够将我国的传统公共管理与新管理范式相融合以及寻求互补。从我国的公共传统管理模式上说，虽然本着民主、公平、透明的原则实施各项组织管理，然而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使我国的官僚制现象明显，为我国的管理模式改革带来了非常大的阻碍。

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不断的将我国推向国际环境中，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的发展竞争形势，国家的公共管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思考公共管理的改革创新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健发展，实现最终的发展目标，因此当经济、科技、国民需求都在同步发展的同时公共管理寻求创新就必然要寻求符合市场经济体系的管理范式的创新。

（二）创新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上寻求公共范式管理的创新比较容易，但理论创新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能够实施管理，我国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已经深深的烙在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群众的思想中，成为在实际工作中寻求创新管理体制实施的最大难点。我国目前的公共部门自身对创新的意识明显足，传统的行政管理机制已经成为习惯，只有将生存危机感带到公共管理工作中才能促进其寻求创新，然而这也同时会造成公共管理的不稳定，影响其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另外，实施管理创新改革必然会影响到目前的利益群体，而与利益改变相关的改革必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三）新公共管理范式创新探索

第一，公共部门从国家宏观角度进行社会发展的分析与把握，掌握并突破管理创新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是公共管理创新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以这些方面为切入点建立起管理范式的创新思路，首先对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进行改革。

第二，公共部门领导从自身做起树立起管理范式创新的信心。要求公共部门的领导以身作则对管理范式创新有深刻的认识，与涉及利益改变问题时坚持改革创新造福人民，对改革工作予以强大的支持，促进新的范式管理模式的实施。

第三，公共部门管理思维模式的創新。公共部门管理工作面临的工作任务是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新的管理范式创新要从管理思维模式的创新上入手，通过对管理范式的深刻认识将其基本要求放在管理工作的实施过程中。

第四，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组织学习，共同掌握管理范式的基础理论与意义，然后结合自身具体的管理工作就管理范式的实施过程进行探索与沟通，建立起具有足够可实施性的管理范式创新机制。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沟通交流的平等性还能够同时促进新管理范式组织扁平化模式的形成。

结束语

我国的公共部门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渐渐显露，要运用先进的公共范式管理才能改变这种管理状态，取得公共管理水平上的有效提升。同时在我国当前经济水平、综合国力水平发展到当前阶段，也对公共管理能力的要求更高，只有运用了范式管理模式才能满足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发展要求。因此在未来我国寻求公共管理的发展也必然要向着范式管理模式的方向逐渐靠拢，只有将这种国家管理的必然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不断的完善，才能实现管理型国家的转型，从而将国家管理与自身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作者单位：长安大学）

参考文献：

[1] 丁福兴.公共管理范式的嬗变：概念、工具与论争[J].兰州学刊，2011，03：41-45.

[2] 林凇，占绍文.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哲学视角[J].理论导刊，2005，08：30-32.

[3] 魏晓亮.公共行政范式变迁视角下的文官制度改革[D].武汉大学，2005.

演进与创新 篇7

一、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先行的复合创新模式

浙江是一个资源贫乏、土地稀缺的省份。同时, 由于浙江地处沿海, 在改革开放前是作为战略要地进行规划, 缺少国家的投资和战略工业分布, 缺乏发展经济的必要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人们为了摆脱这些自然条件和客观条件的负重, 在当地历史形成的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激励下, 观念不断革新, 想尽各种方法, 激发出了极大的创业热情, 进行了各类商业上的探索, 而由血缘和亲戚朋友构造的关系, 促使同类企业的不断涌现, 上世纪80年代浙江各地大批的企业聚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如义乌的“鸡毛换糖”到如今全球的小商品城, 每一步都有着义乌人不断进行观念创新的印记, 这也成为了浙江各地民众摆脱思想束缚, 突破各种意识阻力, 勇于创新的一个缩影。浙江人观念创新的时代, 同时也是打破各类不合理制度的时代, 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 制度性因素是决定浙江经济发展速度的主要矛盾。所以, 制度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 是所有创新中最重要的创新。但是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帕累托”创新, 会遇到各种阻力。创新对于被替代的一切具有破坏性的作用, 即创新客观上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 如表1所示。而浙江制度创新的成功之处在于探索出一条解放思想方面的政治成本最小化的路径, 成功地规避了意识形态刚性所形成的制度性壁垒, 从而取得了“抢先一步”的效果。由于这种宝贵的“抢先一步”, 使得浙江 (像温州、宁波等地区) 与其它地区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形成一个较大的“制度落差”。由于这种“制度落差”, 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 (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 的定向流动, 为集群式发展模式提供了条件。利用制度上的创新, 浙江各地的产业集群就可以采用其他地区没有的优势, 一方面减少政治上的成本, 另一方面为本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找到新的发展思路。用新的创新要素来弥补创新要素的不足, 用集群的区域联动来节省生产成本、交易成本, 成功探索出自然条件不足, 经济基础先天不足的创新路子。正是由于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实践, 浙江经济选择了起点较低, 技术含量低, 易操作的产业, 并逐步发展形成了大量的集群经济, 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这些起点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找到了捷径。

资料来源:汪少华, 佳蕾.浙江省企业集群成长与创新模式研究[J].科研管理, 2003, 1:129～133

资料来源:池仁勇.区域中小企业创新网络形成、结构属性与功能提升[J].管理世界, 2005, 10

二、中小企业引导的网络创新模式

中小企业的创新是浙江产业集群创新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一个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 必定伴随着大量的中小企业, 而这些企业由于本身规模所限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大量同类型的企业集聚, 不等于中小企业在地域简单扎堆, 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交流和互通, 由结点和联系结成网络, 也可以发挥规模经济。中小企业不断地与外环境相联系, 如供应商、客户、企业、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 形成的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横向正式与非正式联络的开放的稳定结网关系。浙江中小企业创新网络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上, 以技术含量低, 进入成本低的行业为主, 见表2。如轻纺、小五金、小商品、塑料等, 以下为浙江轻纺中小企业的创新网络。[2]

三、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联动的创新模式

每一次社会经济变革, 总是伴随着各类新的因素产生。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指出, 经济发展将会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两方面变化:一方面, 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 即表现为工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 即表现为城市化的过程。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 资源被控制在计划经济体系之中, 农民根本无法完成工业化所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 更谈不到城镇化。而当市场取代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后, 资源的优化配置便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们一方面从以农业为主的初级产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另一方面从相对分散的区域向一些具有相对区位优势的空间聚集, 从而形成规模和优势, 由此带来了第一次农村工业化的集中, 形成了若干个以专业市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3]浙江在构建专业市场的同时利用当地的特色产业、商业文化, 形成了一个自我创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路子。比如“温州模式”、“义乌模式”, 从二者来看, 二者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基本上是一种产业集群与相关配套的专业市场同属于一个地域之内。例如, 浙江金华地区以家纺、日用小商品、小五金、磁性材料为主要产业, 与此配套的专业市场有义乌小商品市场、中国五金城、永康科技五金城、义乌针织市场等;又如, 嘉兴地区以化学纤维、针织、皮革、箱包、装饰布、丝绸等为主要产业, 其配套专业市场是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濮院羊毛衫市场、浙江皮革服装城、中国皮革城、浙江许村被面装饰布市场等。[4]

四、结语

浙江产业集群创新主要是通过价值链上的互动学习产生的, 每一步、每一次的创新都离不开专业化的分工, 离不开资源的组织和整合。知识和技术在相互交流和学习当中激发新的创新要素, 利用地理上的靠近性和经济上的联系造就了浙江独特的产业集群创新模式。

摘要：产业集群现象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本文从浙江产业集群的创新出发, 分析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当中的产业集群创新模式。

关键词：浙江,产业集群,创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汪少华, 佳蕾.浙江省企业集群成长与创新模式研究[J].科研管理, 2003, 1:129～133

[2].浙江省中小企业创新网络呈现六大特征[J].领导决策信息, 2005, 43:28～29

[3].杨强.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整合发展对策研究——以浙江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互动发展为例[J].商场现代化, 137～138

中国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演进与创新 篇8

1主持风格应当充分体现节目特色

一名主持人的主持风格最主的应当要是彰显节目特色, 完美的主持风格能够让节目体现出独一无二的特点, 为节目增添色彩。例如央视的焦点访谈, 节目自成立以来终保持着个性, 它跟随时代发展的脉搏, 积极探索观众的喜好, 保持节目长盛不衰。 除了节目自身的内容精彩丰富之外, 主持人的作用也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历届焦点访谈的主持人都有一个相同的主持风格, 他们端庄得体、能言善辩、 睿智深邃, 将节目中的内涵和宗旨充分体现出来, 整个节目也因为主持人增添光彩。

要想使电视节目特色化, 主持人的风格个性化是重要因素, 如果主持风格千篇一律, 节目更无特色可言。只有一名主持人的风格个性化才能突出表现出电视节目的特色, 让电视节目彰显自己的魅力, 更能吸引观众。主持人应当根据节目的具体特点和定位采取不同的主持风格, 有的节目是个风趣幽默的主持方式, 有的节目则需要主持人轻快灵活。 无论怎样的主持风格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进和创新的, 这样的特色主持可以为节目增添新的亮点。

2影响主持风格的因素

影响主持人主持风格的因素很多, 例如个人的知识储备、道德修养、工作能力以及性格特点。节目自身的特点也会约束主持风格的发展, 这是因为主持是离不开电视节目的。在众多影响主持风格因素中, 两方面是起决定性因素的。

主持人自身的学识、气质、修养。一个人的个性化基础首先是建立在自身的知识储备、道德修养、 兴趣爱好上的。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阅历不同, 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也不同。作为节目主持人, 这电视银幕上的公众人物, 沈阳市节目呈现多元化, 特色的主持风格是必须的。

另一个主要决定性因素是电视节目的内容、性质、收视对象不同, 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主持人的主持风格。不同的电视节目其风格特点不同, 主持风格需要与节目自身相符合。例如主持新闻类节目, 主持人应当中规中矩、语速均匀, 将整个新闻事件客观公正地报道出来, 而不应当动作夸张、嬉皮笑脸, 这样会直接降低新闻的可靠性。娱乐类节目, 主持人就应当具有一定的娱乐精神, 用词用句尽量夸张搞笑, 如果主持娱乐类节目, 过于呆板, 会丧失娱乐类节目的特性, 缺乏应有的娱乐性。

3把握共性的同时张扬个性

一名合格的节目主持人, 其主持风格是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个过程是不断实践和学习的过程, 另外还需要借鉴不同类型的节目, 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判断, 定位自己的主持风格。不断吸纳其他节目的主持优点, 在实践中积极思考, 认真学习, 不光从书本中吸收知识, 还要多向前辈主持人学习。

有一些节目已经不再用传统节目的专业主持人, 而是邀请电影明星或相声演员来主持节目。这样一来, 可以大大增强节目的趣味性。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件好事, 可以吸引受众观看节目的兴趣, 但是这些跨界主持人, 还需要让他们学会电视节目制作的共性。由此可见, 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应当把握共性, 从中创造出自己的主持风格, 在变中求发展, 为节目增添特色, 这才是演进和创新电视节目主持的有效途径。

4结束语

电视节目的主持风格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持续更新, 不断满足受众群体的不同需求。尽管主持人是在前人的主持经验基础上进行主持的, 但在主持的过程中还应当不断创新, 通过前卫而新颖的方式, 吸引观众。追求个性化主持风格的同时, 研究主持的精髓。每一名主持人都应当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 加强道德修养, 塑造优秀的个人品质, 在节目主持中发挥自己最佳的主持状态。

参考文献

[1]胡智锋, 刘俊, 王锟, 等.2012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J].当代电影, 2013 (3) :151-168.

[2]张枫霖.“鲁豫有约”与“奥普拉·温弗瑞秀”:中美电视谈话节目比较[J].商, 2013 (7) :130-131, 127.

[3]李丹.中国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演进与创新[J].新闻传播, 2013 (9) :76-77.

[4]高贵武, 滕泽人.中国电视新闻评论中的人格化演进[J].国际新闻界, 2014 (10) :119-131.

演进与创新 篇9

自1989年Frosch和Gallopoulos[1]在 《美国科学人》正式提出 “工业共生 ( Industry Symbiosis) ”和 “工业生态系统学 ( Industry Ecosystem) ” 的概念以来,工业共生的研究经历了由关注企业内部废弃物的交互、利用到网络层面的设计、规划等行为的阶段式发展。工业革命虽然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发展, 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污染。许多发达国家为减少基础设施投资、降低生产成本、刺激区域经济的发展,先后建立了产业化单一的工业园区; 与此同时,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和和愈发苛刻的环保要求,迫使工业园区内的企业必须将生产和环保进行有机的结合。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为满足环境要求、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了一种创新性的废物交换途径,这形成了工业共生的雏形。

实际上,组织形态 ( Form of Industry Organization) 的演变与企业组织生产方式的变革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15世纪,人们的交换思想不断深化,拥有大量资本的包买主开始雇佣小手工业者在自己家中进行生产,从而促进了手工制造业的发展; 16世纪,专业分工不断细化,交易双方利益关系更加突显,资本的原始积累与熟练工人的可获得性不断加强打破了手工市场简单协作的生产模式,专业化分工需求日益强烈,各阶层间利益需要新的组织间关系进行协调。直到18世纪70年代左右,这时的组织合作变化为手工作坊内部小手工业者之间、各组织部门之间的精细分工与专业化协作[2],于是管理更倾向于对个人、组织、企业之间利益的协调与交换。另一方面,伴随着企业的分工细化与资本积累, 纵向外包、横向并购、垂直一体化以及契约和权威治理等新的生产模式蓬勃发展; 扁平化组织、模块化组织、虚拟组织、共生组织等新的组织模式逐渐出现。在一次次的生产模式变革中,组织间关系从竞争走向合作,最后趋于共生。组织间关系特别是组织间互利共生关系逐渐成为学者以及企业家所关注的焦点。

因此,本文试图梳理工业共生网络的演进与创新脉络,从组织间关系视角对工业共生组织间关系的演变这一问题进行解剖与分析。

2工业共生组织间关系的演化路径分析

2.1工业共生组织间关系对象的外溢及科层环境的渗入

伴随着以批量生产为特征的现代科层组织的诞生,以泰罗 ( Frederick W Taylor) 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主张一切管理问题都应当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行为动作研究,省去劳动中多余的动作, 实行多方面的标准化、规范化。以法约尔 ( Henri Fayol) 和韦伯 ( Max Weber) 为代表的组织管理学派则把经营和管理的概念分开,强调计划和组织, 明确规定组织中每个职务的权利和责任、划分职务等级,组织人员应以理性准则为指导[3]。《福列特论管理》则强调管理的任务是进行职能的整合[4]。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人们对组织关系的研究与认识仅仅停留在企业内部的职位、部门以及组织层面。

但实际上,任何一种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都不可能与其周围的环境脱离而单独存在,其生产与绩效通常对周围的环境有较强的依赖[5]。这种依赖关系由于Henry Fort流水线的成功为人所关注,并伴随着信息技术、产品定制、共生组织的迅猛发展而越来越复杂,甚至有些学者还提企业的无边界性[6]。 20世纪末,熟练工人、风险资本以及合作模式面临更多的外部选择性,企业从追求市场垄断而获取垄断租金、从追求商业技术以及模式创新而获取熊彼特租金、从追逐资源的异质性和核心竞争力来获取李嘉图租金,发展到创造更大的价值链以谋求持续增值的合作专有租金[7]。在此背景下,扁平化组织、 模块化组织、网络组织以及工业共生组织等组织形式蓬勃兴起,组织关系的聚焦点因此也不再局限于组织内部而是趋于组织之间了。

学术界对组织间关系的定义并不唯一,其中Oliver认为组织间关系是两个或多个组织之间建立的相对长久的资源交换、交流和联系[5]。但是,关系是复杂性 ( Complicacy) 和半透性 ( Semipermeable) 的,因此Oliver对关系的定义也不能包含关系所有的内容与本质; 并且,游离于合作与竞争的组织间关系与短暂的、即时的组织间利益的交换是有区别的,即组织间的关系可以看作利益的交换,也可以理解为资源的共享抑或是一种文化的联合[8,9]。在错综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框架中,伴随着交错的信息流、物质流以及知识流,这种复杂而又半透的能流的流动实际上是伴随着来自不同企业的岗位、部门以及组织层面的交互。可见,如今的企业组织间关系并非局限于组织内部,而是趋于组织之间,如图1所示。

随着企业追逐利润的同时,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以及外部性 ( Externalities) 的呼吁越来越高。从成本与绩效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企业间的废物交换利用来实现企业节能减排或实现零排放是相对最优的策略手段[10]。这种创新的策略模式为最初的工业共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发展方向。 工业共生就是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效益最大的一种工业组织形式的表达,它不但要求企业形成空间的集聚,还要求集聚企业之间彼此通过环境合作来实现合作各方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11]。由于其无法比拟的正外部性,政府、共生协会以及社区纷纷为工业共生提供减税、资金、技术以及政策等支持, 并限制工业园区的碳排放量、收紧环保标约束,迫使共生园区内的组织在选取合作对象时不得不考虑其肩负的环境压力。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又为工业共组织间关系蒙上了科层的面纱,如图2所示。

2.2组织间关系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

在组织间关系的研究对象外溢过程中,组织间关系呈现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特点。 以独立企业为基点,独立企业竞合的点 - 点关系逐渐演化为单个企业与工业链以及网络组织间的点链、点 - 网关系,并在此层面形成更复杂的多层次超网络关系。

( 1) 点 - 点关系。跨越组织边界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等构成了独立企业之间的对点关系。 从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 ( Asset Specificity) 的角度出发,基于契约与非契约的合作资产必将引起锁定效应。从这一点讲,资产的跨组织边界流动强化了组织间的点 - 点关系。而跨越组织边界的知识资产的融合又对产品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催生了深层合作需求。从物质交换、资源共享到知识渗透,组织间的点 - 点关系不断深化稳定。

( 2) 点 - 链关系。随着工业链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组织生产方式从内部生产转移到了工业链上下游链条的整合中来,由单个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组织共同组成的工业链网络逐渐演变为多核集群、交叉多核集群以及混合多核集群的工业链网络。但无论是哪种链条形式,都是以企业为基点,与整个工业链条进行着设备、物质、信息的交互。从独立企业的视角出发,链条每一个节点中,相互竞合的几个企业维持着工业链节点的稳定性,同时单个企业的生存发展又依附于工业链链条的稳定与发展,一旦与工业链脱节,将使环境成本急剧升高、企业风险扩大,因此企业与工业链这种寄生和锁定效应促进了工业链的发展。

( 3) 点 - 网关系。网络合作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是组织通过构建、修护、挖掘和利用集群关系与资源而形成的一种多途径、多层次的网络化关系,它是提高组织竞争力、推动组织成长的重要途径和组织方式。单个或多个核心企业作为网络范式规则的制定者,占据着微笑曲线 ( Smiling Curve) 的至高点。模块化、集成化网络往往是一个开放体, 网外企业通过竞争可以赢得入驻机会。核心企业凭借其主导优势掌控整个网络,众多的非核心企业通过集群性竞争取得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契约,通过其核心资源来获取网络中资金、资源、技术、信息、 知识、人才等宝贵资源,利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取得竞争优势,强化其核心竞争力,拓展生存空间, 构成成长良循环。

( 4) 超网络关系。超于现存网络 ( Existing Networks) 的网络称为超网络 ( Super Networks)[12]。超网络系统中往往会出现物流网、信息网和资金网等众多网络的相互交织,小世界效应 ( Small - word Effect) 引起的集团化保证了相互交织的众多网络的一体化特征[13],超网络的无标度性 ( Scale - free Property) 则锁定了少数核心企业网络运营的主导作用[14]。在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日本太平洋水泥生态工业园、广西贵港生态工业园等众多共生工业园区中,纵横交错着物质网、信息网、能流网等众多网络,由于网络的相互交叉,各网络中的环境与社会责任约束又衍生出了新的科层网络,无论是横向网络还是纵向衍生网络,其复杂的网络关系都渗透到企业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中来,如图3所示。

2.3工业共生组织间关系的管理内容趋于知识性

根据组织的资源与能力理论,知识创造了组织竞争优势。为了保持组织竞争优势,其重点在于不断进行知识创新,然而知识的外延不断扩张,闭门造车式的学习已经成为组织获取异质性知识的阻碍。 随着组织边界从有形到无形的延伸,正外部性知识网络已经成为组织知识获取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源泉[15]。因此,为了协同柔性的知识,组织不得不在追求产品创新的同时谋求外部性合作,越来越多的组织管理模式趋于知识性。

从组织间关系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组织间关系的管理向知识化转变的脉络。 战略管理学指出,对于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社会逻辑和组织学习理论4个视角出发[16]。其中,资源基础观 ( Resource based View) 视企业为异质性资源及能力的集合,强调组织间资源的异质性是竞争优势的源泉; 与之相对应,知识基础观 ( Knowledge - based View) 视企业为能力的容器,视知识为企业的基础资源,强调发展组织间关系,整合异质性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社会逻辑观 ( Social Logic View) 则重点关注组织间关系成员互动、知识转移吸收与组织间合作能力,研究知识在关系网中的转移机制; 而组织学习理论把组织学习定义为以错误修正为靶向、 以适应环境为目的、以知识创新为动力的良性循环过程[17]。

在工业共生组织管理中,几个核心企业向其依附性企业传递以主导规则为内容的信息流、知识流、 渠道流,成员企业则向其依附的核心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核心企业作为对等关系,相互传递信息、 知识和服务,进行整合式创新,同一层面或不同层面的依附型企业根据其核心竞争力的大小,既存在主导关系,又存在对流关系。由于网络交叉纵向衍生的网络组织之间同样存在信息服务的对流、渗透, 整个网络组织要素的相互流动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 反复的、交互的信息与价值整合,随着网络的复杂性而逐渐趋于稳定共生,如图4所示。

2.4工业共生组织间关系管理手段的集成化

从独立的组织视角出发,在组织内部,企业通过制定规章制度、企业法规、生产计划等有形方式, 以及企业文化、企业道德等无形方式,对依附于人的职位、部门、组织间关系的协调进行管理,当组织间关系跨越组织管理边界时,合同契约和关系契约成为组织间关系协调的新纽带。集群经济催化了工业组织网络化的同时,也将企业组织间的关系推向了网络化范式,其组织间关系涉及到多层次、多对象的相互交织,单一的市场契约与关系协调在面临企业的外部性、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等问题时却相形见绌,政府、科层组织不得不加入到企业组织间的关系协调中来。可见,在组织间关系的协调从组织内部向组织外部延伸并趋于网络化的背景下, 组织间关系的管理手段也形成了由合同契约、关系契约和科层渗透所组成的集成系统。

从系统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将工业共生系统划分为4个不同的层次: ( 1) 组织内部以部门为共生单元的组织内共生系统; ( 2) 组织内部以部门为共生单元的组织间共生系统; ( 3) 以独立组织为共生单元的组织间工业共生系统; ( 4) 以区域集群或主导集群为单元的工业间共生系统。其中,系统 ( 1) 是独立组织通过内部指令手段达成的共生系统; 系统 ( 2) 是独立组织通过资本纽带、合同型契约、关系型契约与其他组织集合成的共生系统; 系统 ( 3) 是以市场交换为契约形成的共生关系; 系统 ( 4) 是企业、科层、政府集成管理为基础的工业共生关系。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独立组织的视角出发,还是从系统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工业共生组织间关系的管理手段都趋于政府、科层、市场契约、关系契约集成化管理的趋势。

实际上,兼顾工业共生系统内外所需协调的具体关系,这种集成化的管理手段可以作进一步的理解。在工业共生系统中,政府着眼于战略管理、法规建设、政策导向和激励机制等方面; 而科层组织则更侧重企业产品、环境、技术等多个组织之间物质、信息、知识在共生网络中最优流动等问题。从独立的企业视角出发,在协调组织间关系时,首先对超网络中各种复杂多样化的关系进行共生性识别, 即必须明确超网络中各组织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以及与组织现状相匹配的共生类型,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形、无形的管理措施,建立起相应的组织间合作共生关系,实现工业创新以及价值链增值。随着组织间共生关系的发展,关系契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组织间关系的建立中,原本松散的独立企业在资产专用型的锁定下逐渐产生了一致的合作目标,并由此衍生了企业声誉与企业间的相互信任; 企业声誉反过来作为企业的激励又沿着关系超网络链条在企业之间传播,并为下一轮企业间合作开拓了空间。可见,企业间关系的发展使得共生网络趋于稳定。但是,由于工业共生网络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以及网络节点组织退出或加入共生网络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网络中各组织不得不对原有共生组织之间的协调关系作进一步的优化调整, 以寻求各自最优的生态位,使各组织机能协同演进趋于共生。

因此,工业共生的集成化管理实际上包括了如下3个方面的内容: ( 1) 在共生网络外部,政府的政策导向、宏观调控和法律法规; ( 2) 在共生网络中,科层组织通过有形或无形的管理手段使得网络中物质、信息、能量、知识的最优流动; ( 3) 在共生网络内,部各组织之间通过共生识别、共生建立、 共生维护、共生优化4个阶段的演进与发展逐渐形成了企业间信任机制和信誉机制,使各组织机能协调发展形成共生,如图5所示。

3工业共生组织间关系管理的理论模型

基于对工业共生组织管理的演化路径分析,本文构建了工业共生组织间关系管理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了4个方面的内容,即工业共生组织网络环境、网络界面、网络关系嵌入、网络关系作用方式。工业共生组织网络环境是工业共生组织实现和长期发展的背景,体现了组织关系的超网络特性。在超网络环境下,各节点组织经由网络关系界面发生作用,超网络中各个组织节点间的关系链条构成了组织关系管理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既包含着网络组织管理对象的外溢,又存在科层组织关系的渗透; 同时,组织间进行副产品、信息、知识等内容的交互,资源、信息、能量等沿着网络链条实现了最优化流动。网络外,政府为共生组织提供政策导向、税收资金等支持,网络中科层组织为共生组织的演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各组织成员也积极进行组织间关系优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网络环境。这4个方面的内容由内及外构成工业共生组织间关系理论模型的结构体系,如图6所示。

3.1关系环境:超网络

工业共生组织间关系管理既关注组织内部依附于人的职位、部门以及组织之间的利益协调关系, 又关注多组织关系纵横交织而形成的超网络关系, 同时,这种超于一般网络的组织间关系构成了工业共组织间的关系环境。从宏观上看,超网络环境中, 既涉及独立企业与横向或纵向工业组织之间的协作或联合,又涉及到其衍生网络与本网络的交叉渗透。 工业之间大量的副产品或废弃物的交换不仅节约了成本,实现了企业的经济目标,又带来了环境效益。 这种双赢的效应依附于组织间关系而产生,同时又为组织间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组织以超网络关系作为生存空间和发展背景,在超网络中获取各种廉价资源,并利用超网络中建立起的信誉机制和信任机制,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了可持续的共生发展。

3.2关系界面:管理对象的外溢和科层组织的渗透

关系界面是工业共生系统中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独立组织,以及园区层面和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的接触点和作用方式,也是网络环境中各关系层面之间物质交换、信息共享、能量流动、政府引导以及环境政策约束等的平台。换言之,关系界面是带有科层组织环境约束的独立企业内部职位、部门之间以及这些层面外溢到网络中后形成更为复杂的相互作用的通道或介质。在关系界面中,各层面的人力资源、法规制度、环境约束等构成了界面中的有形要素,而企业之间相互传达的信息、文化、声誉等构成了界面中的无形要素。工业共生组织参与对象在关系界面上展开彼此互惠、废物交换、委托代理等,实现了知识、信息、能量在关系网中最优化流动,提高了工业共生组织的效率; 同时,关系界面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在不同的工业共生组织中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各阶层组织需要依据不同的关系类型动态地进行关系界面的优化。

3.3关系嵌入:知识化趋势

在识别共生环境和构建关系界面的基础上,工业共生组织间关系管理需要关注提高核心竞争优势要素,即关系管理的内容。从独立企业参与共生组织的动机来看,独立组织不再局限于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是转向以信任互惠为基础的深层组织间关系[18]。在组织间共生关系识别初期,共生组织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随着共生关系的构建和维护,各关系方更倾向于基础设施共享、能量梯级利用、副产品和废物交换以及知识的转移和共享,这一点也有利于共生组织关系的协同和共生网络价值的获取。在工业共生网络中,由于各层组织网络位置的差异性,共形成了4类相互交织的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和知识流等。第一类是几个核心企业向其依附性企业传递以主导规则为内容的信息流、物质流、知识流; 第二类是核心企业作为对等关系,相互传递信息、知识、和服务; 第三类是同一层面或不同层面的依附性企业根据其核心竞争力的差异分别存在信息、 能量和知识等的主导和对流关系; 第四类是纵向衍生网络之间的服务、信息、知识的对流、渗透。组织间要素的互流是一个相对漫长、反复的信息价值整合, 随着网络复杂性加剧而趋于稳定。

3.4关系的作用方式:集成化的管理手段

尽管工业共生组织形式有不同的类型,各组织形式也各具特色,但其管理手段的核心框架是相同的,都是以信息化为支持的集成化管理。工业共生网络是一个带有高度复杂性、综合性、整体性的超网络,它涉及到多层次的不同对象,而且各层次关系相互交织,需要有关管理部门有效地协调组织, 从政府、科层组织、企业3个层次进行生态化管理。 政府着手于宏观调控、战略管理、法规建设和激励支持等; 科层组织则注重协调生产部门和经济、环境、社会等多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物质、知识、 信息在关系网络中最优流动; 企业层面上,按照 “3R”原则,推行清洁生产、鼓励废物交换、能量梯级利用,真正发挥工业共生在资源与环境方面巨大优势,形成稳定的工业共生。

4结论与展望

演进与创新 篇10

1 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

科技创新是一个三维度的系统, 主要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科学发现维度是指科学家认识自然、探索未知的认识成果。这种认识成果从内容上讲主要有:发现了新物质;发现了物质的新特性;发现了两种事物之间的新关系;发现了物质的新形态、新结构;拟或发现了事物运动变化的新规律等。这些新发现是自然界的事物本来所具有的, 不具有任何创造或创新的价值。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是对科学发现的内容 (感性材料) 经过思维加工、抽象概括出来的科学概念、科学原理、科学定律、科学假说、科学命题等科学理论的东西。它是一种知识形态的东西, 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或创新性, 我们平常所说的科学创新主要是指它。技术发明维度是指技术发明家运用已有的科技成果, 经过构思、设计、试验而创造发明出的一种技术成果。这种技术成果既可表现为一种技术原理 (工作原理、设计方案、研究报告、设计图纸、说明书等) , 又可表现为一种技术方法 (程序模式、软件等) , 还可表现为一种技术物品 (原理模型、技术样品) 。这些不同形态的技术发明成果是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 因而具有极强的创造性。技术创新维度是指技术创新者根据已有的科技成果, 经过市场调研、项目确定、原理构思、方案设计、技术试验、产品试制、技术鉴定、批量生产、市场销售等环节, 将新技术所具有的新观念、新设想、新方案、新模型产品化、商品化, 并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最终实现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这一过程。技术创新的成果形式主要有: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新材料。

科技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需要在一定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的蕴育和培养下才能产生。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文化, 并不是广义上的泛文化, 而是特指科技创新领域的文化, 拟或一切与科技创新有直接关系的文化, 我们把它称之为创新文化。因此, 所谓创新文化是指人们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所具有的科技理念、心理习惯、认识方法、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总称。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创新文化一般包括价值文化、教育文化、企业文化、经济文化、科学精神文化、方法论文化、制度文化等。这些创新文化的现状和演进会从不同的测面影响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

2 科技创新的发展需要先进的创新文化的蕴育

纵观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拥有的文化底蕴、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 无不对科技发展产生强大的影响。古希腊人只所以产生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 这与他们热爱自由、追求真理、能言善辨、崇尚理性和智慧的科学精神是分不开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只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 这与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继承了希腊人的科学精神以及自身所追求的人文主义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正如中国科技史专家吴国盛教授在他的《科学的历程》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希腊科学是近代科学真正的先驱, 几乎在每一个领域、每一问题上, 希腊人都留下了思考, 都是近代科学的老师”[1]。相反, 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 (5世纪-15世纪) , 由于宗教神学文化占统治地位, 则成为西方科学发展的羁绊。当欧洲人开始进入到黑暗的中世纪时, 中国却步入到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隋唐宋元时期 (5世纪-14世纪) 。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这与当时中国的大统一文化、实用主义文化和经济贸易文化是紧密相连的。然而, 当中国进入近代以后, 其科学技术的发展就逐渐落后于西方, 而且随着历史的推进差距越来越大, 这与中国当时统治者的封建专制、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外来文化 (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科技文化) 的输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言, 由于中国科学“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 作为这一光辉传统的继承者的清朝学者们, 根本不可能设想对自己传统的东西进行彻底改革和突破, 相反每每表现出天朝大国的优越感[2]。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博士在探讨我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也认为, “其基本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抗拒新思想”[2]。

当人类的历史进入到现代社会后, 创新文化对于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就显得更加突出和明显。在科技创新的历史进程中, 如果说16-19世纪是欧洲人的世纪, 那么20世纪则是美国人的世纪。20世纪, 美国的科技创新只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独占鳌头、一领风骚, 这与其先进的创新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当代美国文化除了继承希腊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欧洲人文主义文化外, 在其两百多年的文化演进中, 它还创立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体系。它从欧洲人那里接纳了基督教文化和自由主义文化, 同时, 它还独创性地确立了自己的个人主义文化, 这种个人主义文化可以说是美国当代文化的精髓, 是美国身份认同的象征。因为美国人信仰个人的尊严, 个人的神圣性。在他们那里, 任何干预他人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思考、判断、决策和生活的行为, 都是不道德的。当然, 这种个人主义是在不妨碍别人的价值观和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所以, 美国人的最高理想是个人主义。正是这三种文化要素的有机结合才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美国当代文化的基础。在这种文化中, 充满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理念, 包含着尊重人性、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价值文化取向。这些理念和价值观为美国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学术民主环境, 创造了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 使美国在现代高科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科技创新成果。从现代物理学到分子生物学及其生物工程技术;从计算机科学技术到信息技术和微电子技术;从激光技术到现代新材料技术;从原子核物理学到核技术;从空间科学技术到系统科学等等, 几乎都与美国人相关, 都是美国人发现、发明和创造的。

当代美国的科技创新只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 还在于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文化, 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民主化, 经济上的市场自由化和法律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化, 这些文化为美国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自由空间, 提供了可靠的法律制度保障, 并蕴育成了较强的社会竞争意识。

先进优秀的创新文化对科技创新发展的作用, 不仅反映在美国人那里, 在欧洲、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那里也同样具有同一的效应。我们只所以以美国为例而展开讨论, 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创新及其创新文化代表着当代世界的潮流。

20世纪以来,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的成立为第一阶段。此阶段中国基本处于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状态, 创新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 即使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所倡导的“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 也未能促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 近乎30年的时光。其间, 尽管新中国有了“二弹一星”的科技创新成就, 但其大部分时间仍是在政治斗争中渡过的。计划式的经济、科技和教育体制以及“反科学、反教育、反经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则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桎梏。闭门锁国的治国理念, 使新中国不能很好地吸收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优秀的创新文化, 并最终导致中国的科技创新系统处于“熵增”状态。可以说, 真正的学术民主、自由创新、弘扬人性的文化在这一历史阶段已被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文化所窒息, 因而, 科技创新的成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形见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技术才真正进入了跨越式发展阶段。在现代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 西方的市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模式文化、现代企业文化和科学精神文化传入中国, 这些西方特有的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和融合,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 影响和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 中国的决策者们不失时机地对原有制约其科技发展的各种旧有体制进行了改革, 制定了许多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法令、科技创新项目规划, 并在学术界创造了相对宽松的学术思想自由空间。这些举措, 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有史以来的长足进步, 在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技术领域, 实现了质的突破, 拉近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距离。

3 影响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文化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中国在科技创新和创新文化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仍有许多文化因素制约着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

3.1 传统文化潜在地影响着人们创造力的发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深、渊源最长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规范人们行为的礼教, 在人格价值上追求“以义为上”、“以礼为至”、“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人生价值观。这些礼教和主张革除一切非份的物质和精神享受的人生价值观, 从构建和谐社会、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角度讲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和忽视个人利益的传统文化, 久而久之将使人们甚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形成一种不善于向传统东西挑战的习惯, 丧失为追求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而不断创新的动力源, 而这恰恰束缚了人们的创造能力。即就是相对于儒家文化影响较小的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 也是以推崇“无为而治”和“禁欲主义”为其宗旨的, 这些禁止弘扬人的个性和人们欲望的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初期文艺复兴所倡导的尊重人性的文化显然是相悖的。尽管这些传统文化都是产生在中国的古代或近代, 但同样仍在潜在地影响着当代人们创造性能力的发挥。

3.2 现有教育文化使得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缺乏创意

长期以来, 中国基本上沿袭了以记忆背诵为主的填鸭式、灌输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具有增加知识库存量的优点, 但采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缺乏勤动手、多动脑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缺乏多问几个为什么,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怀疑精神, 因为怀疑是创造性思维的开端,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改革开放至今, 虽然中国教育界在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以谋求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模式接轨, 提高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但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 仍然秉承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方法, 未给学生足够的实践机会和思维空间, 使得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在实际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实践中缺乏创意。

3.3 企业文化不成熟制约着科技人员的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 也是技术创新的核心主体。企业要实现技术的突破和经济的增长, 必须依靠一定的企业文化作为精神支柱。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应该是团结进取、敬业爱岗、富有创新精神和有效激励制度的文化。长期以来, 由于中国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受原有经济体制的影响, 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制度和企业文化, 使得科技人员缺乏敬业爱岗和富于创新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正如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所讲的,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只所以上不去, 是因为:“中国企业科研人员缺乏敬业精神”[3]。当然, 企业文化和创新精神不是天生形成的, 是靠一定的创新政策和创新环境蕴育而成的。

3.4 落后的经济文化仍在影响着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经济是一种社会现象, 其中必然包含着文化的因素。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 而且左右着人们的科技创新活动。解放后, 在经济制度上, 中国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谓按劳分配的社会经济制度, 这种社会经济制度所导致的出勤不出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 曾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 尽管扩大了外资、合资、民营私有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 形成了多种经济并存的社会经济结构, 但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仍然不足以使人们传统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质的变化。在经济体制方面, 新中国所推崇的经济体制是从原苏联时期转嫁过来的计划经济, 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 才开始借鉴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创立的经济文化——市场经济。我们知道, 市场经济是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的社会生产实践和演进而形成的经济文化, 它对于资本主义近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存在着计划经济的习惯和心理, 在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中仍然囿于国家技术创新项目规划和主管部门的开发计划之中, 缺乏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心理进行自主创新的理念和行为。这也是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3.5 缺乏现代人的科学精神文化

所谓科学精神是指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思想、理念、态度、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中国科技创新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在科技界缺乏应有的对真理和知识不断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科学精神, 主要体现在:

缺乏勇于批判的精神。对已有的科学理论进行怀疑和批判, 往往是创造性思维的开端。近代西方哲学家休谟尽管在哲学史上被称为不可知论者, 但他“万事从头怀疑”的批判精神, 却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论及科学发展的模式时, 扛起了“批判理性主义”的大旗, 提出了“四段论”模式, 成为有名的证伪主义者。在他看来, 科学的真正意义就在于通过相反的事实来否定原有的理论。休谟和波普尔的这种勇于批判的精神, 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身上显得有些乏力。相反, 在他们那里只有墨守成规、信奉权威、崇拜权威的习惯, 在课题的确定和论文设计上, 导师的思想和思路就是学生的思想和思路, 不敢有过多的争论, 否则, 就会受到“学术权威”的责难、排挤或打压。这种阿谀奉承, 做学术上的奴隶, 不敢向传统东西进行挑战的学风、观念和行为, 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桎梏。

缺乏大胆创新的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4]。创新意识、创新思想、创新精神是每位科学家、发明家和工程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约翰·齐曼在他的《元科学导论》一书中指出:“科学是对未来的发现。这就是说, 科学研究成果总应该是新颖的。一项研究没有给予充分了解和理解的东西增添新内容, 则无所贡献科学”[5]。在科技创新的领域内, 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人员不仅具有浓厚的创新意识, 而且充满着敢于大胆创新的勇气。相反, 中国一些科技人员由于长期受旧有的科技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和法律体制的影响, 在科技创新方面, 创新观念淡化, 创新文化氛围不浓, 缺乏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 许多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往往囿于消化、吸收或模仿的水平上, 使得许多科研成果缺乏创意。

缺乏严谨求实的精神。所谓严谨就是指在科技创新活动中要有正确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科学与技术的东西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浮躁。任何华而不实、华众取庞、弄虚作假、依据不可靠、取材不详实、引证无出处, 凭借主观猜测和意断的学风都是不可取的。在中国现行的职务、职称晋升政策作用下, 许多科技人员为了晋升职称、竞争上岗, 相互间攀比所谓的科研成果数量, 到头来只能是滥竽充数, 只有数量, 没有质量, 这种不健康的学风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科技创新成果的质量, 而且也降低了中国科技人员及其成果在国际上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而科技人员对于科技创新的这种态度、理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是在错误性的政策误导下长期积淀而成的。

所谓求实是指任何一个理论、观点、方法或技术的提出, 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科学事实和科学数据基础之上, 并经过科学的论证和逻辑推理以及科学实验的检验方能成立。在科技创新的求实精神方面, 从历史文化渊源角度来考察,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就有着一定的差距。正如吴国盛教授在寻找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 ……近代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数学化的科学遗产, 使自然知识的追求在一个无限广阔的数学空间中进行”[1]。而“中国缺乏希腊式的数理自然观, 知识界流行的是有机自然观”[1]。众所周知, 科学实验方法是由培根、伽利略、达·芬奇等欧洲科学家创立的, 它在西方近现代科技史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 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作为科技创新的一种求实的方法论文化, 已在西方科技精英们那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以至于他们把这种方法论文化应用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而这种科技创新的方法论文化引入到中国并真正起作用的时间只是到了现代。然而, 即使在现代, 这种以科学求实为目的的方法论文化并没有完全左右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理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取向。

缺乏勇于冒险、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要进取创新, 就要有冒险精神。冒险精神作为一种文化, 在科技创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长河中, 经常会遇到各种危险的事件和境况, 有时甚至会遇到危及到探索者或创新者自身生命安全的险境。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这种“险境”所报的态度和所拥有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工程师由于他们对于新鲜事物具有极强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 对于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创造美好的世界具有不断进取、顽强拼搏、富于挑战和不畏艰险的冒险精神, 从而才使他们在科学的殿堂内自由翱翔, 结出了丰硕的科技创新成果。近现代科技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所引起的科技革命无不与这种精神有关, 诺贝尔奖得主90%以上是被欧美科学家所殊荣, 几乎与中国人无关。相比之下, 中国科技人员尽管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科学精神和科技成果, 但从近现代科技创新史及其成果来看, 中国科技人员就显得有些黯然失色。究其原因, 除了历史因素外, 更多的还是在我国科技界没有形成良好的科技创新文化氛围, 缺乏西方人勇于冒险和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

4 结论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创新文化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质对科学技术所持有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不同的。正如美国学者戴维·布鲁克斯在他的《并非所有文化都平等》一文中所讲的:“为什么某些民族特征可以保持数百年, 以及为什么某些文化欢迎技术和经济发展, 而另一些文化却抵制它们”。当然, 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创新文化以及适用于中国科技创新的文化自然需要一种“欢迎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文化, 即先进的、优秀的、一切有利于中国科技创新活动发展的文化。而先进的、优秀的中国创新文化氛围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需要长期的淀积和演进。这种淀积和演进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仅需要保留和传承中国自身优秀先进的民族文化;而且需要中国决策者们通过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法律、道德等制度、体制或政策的制定和建立, 逐步规范、引导和蕴育, 从而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发展的文化;它还需要吸收外来先进的创新文化, 并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撞击中形成新质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更具有生命力, 也才能建立起一个积极向上、求实创新、不断进取、富于挑战、敢于冒险、具有探索精神的民族创新文化, 从而推动着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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