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演进探析

中国古代都城演进探析（精选5篇）

篇1：中国古代都城演进探析

2013 – 2014学年第一学期《城市发展史》期末论文

中 国系 统古 代布 局都 城演 变道 路 特 征

中国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演变特征

引言

人类建造道路的历史至少有几千年了，几乎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没有人能够真正说出世界上第一条道路是在何时或在何处建成的。远古时代，人们经常沿着动物的足迹或是最省力的路径即别人走过的路来行走，结果被经常践踏的地方就成为小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径逐渐发展，成为一般的道路。在公元前20世纪的新石器晚期，中国就有记载使役牛、马为人类运输而形成的驮运道。相传，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发明了车轮，于是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制造了车辆。故尊称黄帝为“轩辕氏”，继而产生了行道。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中国古代在不同的朝代出现了许多繁华的都城，道路也随着都城的发展而发展，形成的道路系统也不断完善。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演变特征。

古代都城道路与交通

道路因交通的需要而产生，道路的主要功能是交通。在我国古代的城市中，道路有明显的交通功能。如周代的城市道路是以“轨”作为表示道路的等级和宽度的基本单位。《考工记》中记载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说明道路的宽度因交通的大小而不同，市内主要干道最宽，环城道路较窄，城郊道路更窄。还有记载：“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说明按城市的等级不同，道路的宽度也不同。以轨为单位说明城市道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车。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以道路将城市划分为许多坊里，以通向主要城门的道路为干道，而商业集中在特定的靠近干道的市内，这种城市道路显然也是以车马交通为主的。汉长安发掘的宣平门，及其门内的大街，三条道路并列。

古代都城道路性质和道路分工的变化

隋唐长安城及洛阳城，道路系统规则更明显的突出了道路系统的功能。道路两边是封闭的坊里，有坊墙坊门，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官吏府第可以直接面向城市道路开门，道路的宽度非常大，在古代城市中达到顶峰，中轴线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达150多米，后开辟的大明宫门前的丹凤门大街宽达180米，其他城市干道也宽达120、100米，最窄的也达60多米，道路主要是行驶车马，商肆则集中在靠近干道交叉口的规模很大的东市及西市中。洛阳城的道路系统与长安城类似，宽度则普遍缩小。

宋东京，今开封的城市道路的性质与唐朝长安城有很大的不同。道路除了交通功能外，两旁还分布着各种店铺，形成繁华商业街，并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道路的宽度也大为缩小，一般只有30～50米。这种趋势到宋以后的城市愈加明显，道路的宽度也日益缩小，有些城市的道路只有达到10米左右或更窄。唐朝长安城的道路有全市性的主要交通和一般的划分坊里的城市干道，在坊内另有道路系统。这两种道路系统的性质和宽度有明显的区别，坊内的道路只有十余米宽，还有一些车辆不能通过的更窄的路称“曲”。

宋东京城（开封）的道路有主要交通干道，多位通向城门的道路。有的虽不是主要的交通干道，而是繁华的商业街。有的主要交通道路的某一段落也形成商业街。街是商业店铺的集中所在，巷是联接各住宅院落的入口。

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的道路也有明显的分工。有通向城门的主要干道，宽度较大，这些道路的交叉口（如东

四、西四东单、西单）或其某一段落也集中着一些店铺。另有一些商业较集中的街，如王府井大街、大栅栏，宽度较小。有一些巷和胡同是住宅区内部的通道。一般的小城市的道路可分为街和巷，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巷是居住区内连接个院落入口的通道。

古代都城道路与城门的联系

城市主要交通道路往往是各条通向城门的道路。城门是古代封闭的严格管制的城墙的出入口，因而也是城市对外交通的起点。城市主要干道与市际道路是合一的。而城门是城市内外交通的结合点。这里也往往形成城乡交流的集市、车马店、栈房等。宋以后在出城干道的附近往往形成关厢地区，有的关厢地区形成商业中心，后来又修关城，另开城门。

城市道路系统的形成及道路的分级与城市的性质规模有关，也直接与城门的数目有关。都城每边开三门（北面往往开二门），如唐长安、元大都、明北京城等，各有三条东西向及南北向的主干道。府州城一般每边开二门，干道系统成井字形，如洛阳、宣化等。一般的县城多为每边开一个城门，道路系统成十字形（或丁字形）。都城及府州城的道路可分为干道、一般街道、巷三级，县城的道路可分为街及巷二级。

古代都城道路布局形态及御路的变化

古代城市道路大部分分为方格形的，有完全方正规则，垂直相交的类似棋盘似的道路网。也有的城市道路基本上为方格形，也有部分道路并不规则。在地形较复杂的山丘地区道路系统比较自由。

周王城的主要道路九轨宽，为三条并列的道路。汉长安城宣平门、霸城门内大街均为三条道路并列，中间的路较宽，皇帝专用的为御路。唐长安城中也有帝王专用的由大门宫经兴庆宫通至曲江的用夹城保护的专用道路。宋开封城规定城内四条道路主要为御路，在断面上用红漆杈子将御道与其他行人路分开。明清北京城由宫殿至天坛的主要中轴线的干道上，也有高出两边道路的皇帝专用的御路，皇帝出行时要铺黄沙。这些都反映了要突出帝王的权威及安全防范的作用。

古代都城道路的绿化、排水及与河道的联系

城市道路的两旁也种植树木，唐长安及宋开封城都有沿街植树、树种，管理办法的记载。城市道路两边有排水沟，有的是明沟，也有的是暗沟。路面多为土路，唐长安城有关于大雨之后，道路泥泞，发生交通阻塞的记载，南方城市中道路有石板路。

水乡城镇的道路系统与河道系统形成一个互相密切配合的系统，苏州的道路系统最为典型。许多地段形成前路后河的格局，在河道交叉口与道路交叉口的桥头小广场往往形成交通及商业的中心，也形成水乡城镇特有的风貌。

古代都城道路宽度变化特征

城市道路的宽度由小到大，到唐朝长安时达到顶峰。不过，这样大的宽度除了偶尔举行的皇帝出行、郊祭等人数庞大的仪仗队通过的需要外，平常很空旷，完全超出了正常的交通需要，所以在后期经常发生侵街筑屋及在街上种菜的情况。比长安城稍晚修建的洛阳城，虽然同为宇文恺制定规划，城市布局及规划思想也与长安城类似，但道路的宽度普遍缩减，这也是总结长安城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宋开封城道路性质变为商业街，道路的宽度也明显缩小了。商业街两旁的店铺建筑互有吸引力，行人穿越道路的次数大大增加，过宽的道路显然对行人不便。城市道路逐渐成为城市人们生活的中心，自然也不宜宽度太大，可增加市民交往的亲切感，及某种紧凑热闹的气氛。这样的一个规律也与城市道路按功能进行分类分级步行街的规划理论完全符合。

总结

以上简单的介绍了古代都城道路系统布局的演变特征，在不同朝代的都城道路系统大部分是相似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后朝代一般会比前朝代都城道路系统更复杂，规模更大，功能更完善，道路的建设更进步。从道路的演变情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都城的繁荣程度，道路的发展对都城的发展建设至关重要，这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来说也很有启发，所谓“要致富，先修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篇2：中国古代都城演进探析

（一）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仰韶文化开始，经历农业技术进步的龙山文化时期，到夏代初，这里的农业已有了30历程。当时实行大面积的“刀耕火种”，《管子・揆度》中讲道：“黄帝之王，……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萌生了持续发展的思想，最初是不自觉的，甚至迷信的。人们曾把山川与百神一同祭祀。《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 ①的说法，《国语》中又指出，九洲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

可持续发展最本质的涵义在于通过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明确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力，使人类经济活动合乎理性，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其突出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过漫长的演进，人们对生态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发展为自觉的清晰的阶段。到东周时，其目的已相当明确。它承认了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的不可否认性，但主张合理而有计划地应用。春秋时已有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鳖以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令；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②，避免生态资源发生代际供求矛盾；荀子在《王制》中讲道：“草木繁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礼记・月令》中更有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孟春，草木萌动之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

先秦这种永续发展的思想，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到秦汉时，理论上已达到较高境界。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安邀集宾客合写的《淮南子》，对先秦环保思想作了系统总结，是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最完善的论述。其中，《主术训》中有一段话，集中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认为这样才会出现草木繁华，物种繁多，生机勃勃的景象。

生态效益是形成经济效益的环境基础，而经济效益则是生态效益得以改善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贾思勰对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指出：“丰林之下，必有仓庾之坻”。唐宋时期许多诗词也反映了这种思想。明代朱熹提出“天人一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与原则，与今天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历史证明，经济发展往往付出沉重代价，即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支持，因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客观地说，某种意义上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理性的人类应该学会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间寻找平衡，而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极限，因为生态的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历史上惨痛的教训数不胜数。《水经注》中记载越王勾践的采伐，“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不久，又“使楼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如果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况且他的行为对于当时森林资源丰富的时代讲，危害性尚可忽略，那么，历代大兴土木，毁林建都，造成荒漠化、沙化和植被退化，日积月累，造成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原始森林全面缩减，则是毁灭性的。尤其元建都大都，大肆砍伐原始森林，有人在诗中愤怒地写道：“滦人毁巨松，童山八百里”。这同时造成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许多河道曾有的舟楫如云，千帆竞发的局面已成如烟往事。加之长期列国纷争，伐木立寨，甚至毁林灭敌，无休止的破坏欠下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债务。人是自然最大的受益者，也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对此，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指出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分析指出，开垦山地造成水土流失殃及平地山田。但这些宝贵思想多在血与火中沦陷，对环境的掠夺却日积月累，成为今天许多地区千疮百孔的凄惨景象的历史根源。

恩格斯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③”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尽管历代都不免有破坏现象，但与西方从雅典时代开始，就走上的征服万物与自然之路有本质区别。在中国，从庄子“道法自然，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的“尽心知性”、“与天地参”的伦理主义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

（二）

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的需求则是无止境的`。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供给的重任。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促进与制约并存的关系。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比例问题，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的生产能力。

资源的稀缺存在于一切时代与社会，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漫长的年代里，中国曾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中国是农业古国， 而农业资源包括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土地与劳动力是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先秦时，地广人稀，广袤的土地生产资源缺乏相应的生产者与之结合，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人口是社会经济生活主体，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体现者，从人类迈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人口经济关系在古代文献中便得到论述。最早可见于《易》、《诗》中。《易》的卦辞主张人口增加，《诗经・国风》许多 篇章直接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题，把人口和土地看得同等重要。希望人口增殖的思想与当时农业自然经济是相适应的。

农业生产中，土地与劳动缺一不可。墨翟被看作第一位系统分析人口问题的思想家，明确主张“富国、众民”。他把土地、人口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考察，已注意到土地与人口比例问题，提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不管这种比例是否失真，在诸位将相皆以据守城池，调遣众民为荣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商鞅提出，“民过地， 地过民”都不好，并以韩赵两国为例证明，认为地广民众未必富强，地狭民寡未必贫弱，问题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口与土地的效力，这是当代集约经济思想的雏形；他还开始人口统计，以正确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管仲提出单纯增加人口和土地未必富强，人口与土地必须在量上对应，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这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指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反对过度修建房屋挤占土地。

荀子在前人基础上指出要以土地资源现有量来增加人口，估量人力发展生产，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未结合生产方式考察，但他的量地立国，计利富民，收支相抵的思想对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有巨大意义。韩非认为，争与不争，关键在于财富多少，不是绝对量，而是与人口相比的相对量多少。他断言人口是成倍增长的，比马尔萨斯早2000多年考察人口与财富比例，在世界人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先秦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及资源的稀缺性未明显体现出来。以后历代统治者，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大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加上税赋形式的集中和简化，农业的进步，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扩展。有学者推测，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已逾亿。到清前中期，开垦区域已向西部丘陵山地推进。农业社会造就了庞大的人口，而人作为生产者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作为消费者的消费又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清代洪亮吉的《治平篇》，在人口问题上论述广泛，分析具体，是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高峰，他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论述人口与物价、就业、社会秩序的关系，提及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今天看来仍是科学的。

历史上进步人士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精辟见解，我们可以将其归为一点：人口数量的增大，对资源利用不能超过资源开发与更新速度，否则，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正是古代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经济与生态，荣则共荣，枯则共枯，必须把发展理解为人与自然及之社会之间的持续与协调、平等互动的统一过程，决非经济的孤军奋战。

（三）

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外部负效应。经济活动波及经济体之外时，也即产生了外部效应。而我们讲的外部负效应从本质上讲，是私人成本社会化。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意识的限制下，中国古代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造成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主要是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历朝历代为了解决外部负效应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和和尝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法治和财政税收，使造成外部不经济者承担社会成本。这里的税收，中国古代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征收山泽园林税（类似于现在的资源税）。征收山泽园林税（不同朝代称法不同），其目的固然是扩大财政收入，但客观上对抑制外部负效应起了积极作用。

获取资源，本身必须付出成本。许多资源，其成本和价格很难确定。如优美的环境，繁华的城市生活，都是一种资源，但由于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得到，只能用另一种方法计量其价格，就是为得到这种资源必须支出的费用。如体力、财力的支出，迁居费用，获取户籍的费用，对中国古代居民而言，为得到资源，有时还得买通官府，打通环节，并承担种种税收。据《周礼》载，西周时便有了山泽税的征收，以后又有了矿税、盐税等诸多种类。同时，也加强了法律的完善和实施。早在殷商之时，就有了禁止在街道上倾倒垃圾的规定，并视其为犯罪，与《汉谟拉比法典》有相似的内容。《韩非子》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西周《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伐崇令》是我国较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商鞅在秦国实行法治，也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墓出土的《田律》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立法之一，反映了依法保障持续发展的思想，“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及雍提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北宋甚至以皇帝下诏的方式重申保护禁令，命令基层官吏捕拿违反禁令的人。类似的规定是很多的，因此过度开采和利用资源，有时也要承担受罚、被刑、伦理道德谴责的风险，要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有助于降低外部负效应。

遗憾的是，古代官府开征的山泽园林税范围较窄。许多资源虽为国有，但使用权下放民间时，界定并不明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的外部影响。加之执行时官吏的扭曲、破坏，往往造成民不聊生，适得其反。法律的执行，又受到王朝更替的限制。生态环境在“禁”与“弛禁”中不断受到掠夺，而且官府在力图使外部不经济减弱时，如果不从自身做起，并持续下去，则无法达到预期的作用。历史上不断发生“蜀山兀，阿房出”之类事件，有关的政策也未能有效实施。历史的教训对当代中国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2、途径之二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而民众保护意识又不强的资源加强国家的垄断。民间分散的开采，不仅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而且极易造成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自然资源大都为国家所有，管仲时代之前便有了此类规定。西汉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在各郡设盐铁官署，严禁私人生产“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北宋对矿课控制较松，但仍实行官榷法，规定以元符、绍圣时的矿课为额由百姓购买（扑买），然后，申卖于官，禁止民间私自交易。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国家收入，也抑制了私人盲目开采。

这种管制，曾不断有人反对。唐代的经济思想家陆贽认为，“三代立制，山泽不禁，天地材利，与人共之”④。反对官府垄断山泽之利，让人们自由经营的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上面论及的资源则不适用。再如金银等贵金属，如果放任民营，大量卷入市场，必然冲击社会秩序，造成金融体系紊乱；放松盐铁等大宗产品的管制，又不利于社会稳定。因而，对这种资源，必须加强政府控制。

3、途径之三是加强行政管理，设立相应机构，兴修水利，维持和改善生态环境，注重农业的生态效应。

据《史记》和《尚书》记载，我国早在帝舜时期就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虞，以后又设立虞部下大夫，大司徒等。《周礼》中规定大司徒“以土宜之法，……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考察动植物生活状态，使之正常繁衍。管仲在总结前代帝王处置山林川泽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以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设置相应官吏。这些机构与官员是法律政策予以实施的载体，唐代河西走廊所以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⑤的盛世局面，正是这些思想的验证。

水是农业的生命, 合理运用自然规律。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态,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在史前，已设立治水官吏――司空；秦国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成为“天府”的富庶源泉；汉以来，“朔方、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⑥，战胜和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难得的是，古人也意识到兴修水利带来的负效应。因为难以考虑环境制约，许多内陆河流越来越细，流量越来越少，干旱风沙肆虐。据《五凉全志》记载，“移丘开荒者，浴河棋布，至使河水日细，泽梁日涸，土地泽饶，变成往事”。然而，人类已经历了多次从大乱到大治而后有大乱的循环，很多有实际意义的治理思想未及实施便在荒原饿殍中湮没，古人又花大力热衷于土地兼并，终于将成倍增长的生态赤字留给了后人。

4、途径之四是建立可持续性环境伦理道德观，而这必将是个漫长的历程。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把天地自然看作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一直信守“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奴隶社会时便认识到“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以及“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树成阴而众鸟息焉”。此类思想，前文已有例证，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迄今，生态环境退化浪潮汹涌，就是因为几乎大部分人未形成与现代工业、科技、社会相适应的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这种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核心就是尊重自然，把人类真正融入自然之中，把享受自然和生活的权力平等地分给当代人与后代人。

篇3：中国古代都城演进探析

城市与文化如影随形,城市是文化的集中体现。城市是人类社会作用于地理环境的集中点,是人类社会作用于地理环境最强烈、最敏感的地区。城市是个高密度、能量大、活动频繁、成分构造复杂的物质体系。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活体,它有自己的个性,有其灵魂,城市的灵魂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各时代、各地区的文化潮流都有其代表的中心城市。社会文化的变革必然引起城市的变革。城市的规模结构是社会文化发展阶段最为集中的见证。

2 城邑的发展

都邑的最早萌芽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史论·五帝本纪》记载“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另据《史论·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就是最早关于都邑的记载。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出现了大型宫殿或宗庙建筑遗址,可视为都城的出现,但还没有出现象征城市经济功能的市场,夏朝二里头宫殿建筑遗址类似四合院,已表现出明显的方式整齐、轴线对称的特征,可见中国古都讲究方正、整齐、轴线对称历史悠久。

周继商之后,社会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夏商两代国都迁徙不定,但自周代建国起,国都渐渐稳定下来,并确立了东西两京制度。

春秋战国之际是城市大发展阶段,在城市选址与规划布局思想上,西周礼制规划制度中一些不合理的内容被舍弃,一些合理的内容被继承下来,并出现了以《管子》为代表的因地制宜的规划思想。受其流行的阴阳、五行、易卦的影响,出现了“法天象地”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等城市规划思想。城市平面形态趋于多样化,城市经济功能得到加强,城防得到普遍重视,但设防方式却各不相同。

北宋东京城是都城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因其是由州沿扩建而成,规模较小,由于商业发达,城中到处临街设店,传统的里坊制在这里彻底废除了,在都城景观上的表现就是整齐划一的棋盘式,街道面貌逐渐消失了,街巷式的居住区和繁华街市开始出现,城市充满活力。

元大都总体上是依据《周礼·考工记》,借鉴历代都城规划布局的成功经验,应用堪舆理论规划设计的,但其宫城并没有严格居中,而是一反常态位于城的南部正中,与传统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活”、“尚中正行”的礼制观念不合,这是元代的一种创新。

明、清北京城是都城建设中的经典之作,无论从选址到规划布局,从单体建筑物到细部特征,都堪称精品。北京城是我国古都规划优秀传统的集大成者,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和建筑巧妙结合的实体。

3 古代都城选址

记录城址选择过程和原理的文献起源甚早,直可追溯到《诗经》里所记述的先周时期。《大雅·公刘》篇记述了周文王之前的12世祖先———公刘,他约在公元前15世纪带领周人迁居豳地的大致经过。

阴阳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观念之一,它的起源是人类对自然界中一些具体的可感知事物和现象的观察,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加以抽象演绎,终于形成了无所不包的对立又统一的哲学概念和学说。五行观念并不是五种基本物质,而是五种基本程序。阴阳五行的结合,发展成阴阳五行说,贯穿整个都城建设始终。

春秋战国时代都城的选址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之中,管子在回答恒公吴于城邑选址规划时说:“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养其人,以育六畜。……此所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廓,廓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日金城。”战国后期,阴阳学说在道家和儒家的推动下其理论体系渐趋成熟和完善。春秋末期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处理天、地、人关系时,《道德经》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原则。在上述“天人相通”观念的影响下,春秋末期,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筑成了吴都(今苏州)。在汉代,董仲舒大力倡导阴阳五行之说,把“天”提到有意志的至上神的地位上来,把儒家伦常的父权、宗教的神权、统治者的皇权三位一体化。

以后的历代都城选址中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九宫八卦等传统思想一直贯穿其中,为世人留下了一个个精品城池,是我国建筑的一大宝库。

4 古代都城布局

都城规划布局自《考工记》以来,历经各代发展,逐渐形成揉合阴阳五行、礼制制度、天人合一等综合体的营建制度,其集中体现在明清北京城中。

北京城处处都体现出阴阳五行思想,如紫禁城的前期后寝,外朝为阳,用阳数,有五门、三朝;内廷为阴,用阴数,有两宫六寝。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的命名也取自《周易》,“乾,天也,坤,地也。”乾清与坤宇是天地清宁、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的意思。《周易·泰·象》说:“天地交泰”意为阴阳交合,万物滋荣,子孙昌盛的意思。太和殿为“阳中之阳”,乾清宫为“阴中之阳”,坤宁宫则是“阴中之阴”。此外,城之南有天坛,北有地坛,东有月坛,西有日坛,左有太庙,右有社稷坛,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社稷为阳,太庙为阴,互为对称,它们互相依存,不可或缺,阴阳调合在城市平面布局上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对称、明朗。五行的体现是东华门喻木,西华门喻金,午门喻水,玄武门喻火,三大殿喻中央土,三大殿的三层台阶为一巨大的土字,土字的方向面南,与天子面南方向一致。天子居“土”上,居五行之中央,喻意“得土者得天下。”紫禁城的屋面为大面积的黄琉璃瓦,以象征五行居中央的土,又用五行相生原理,火生土的思想,大面积地把墙壁、油饰做成赤色,因赤为火之色,火为土之母,以便中央土的循环生化。又由于五行相克中木克土的缘故,因而故宫外朝中轴线上很少用绿色油饰,也不种树木,以防木的色彩克土。但在宫后苑及万岁山做了以木为主的御园,因这样做符合北方为水,水生木的道理。

“象天法地”是中国古代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的产物,中国古代的天人观包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顺天因时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北京城的“象天法地”思想主要体现在:1)承古制,设置天、地、日、月四坛,分别设在里城的南、北、东、西四部,分别祭祀天、地、日、月,其方位符合乾南坤北、日升月降的顺序2)承宋、元旧别,宫城内外分置内外金水河。据王三聘《古今事物考》谓“帝王阙内置金水河,表天河银汉之义也,自周有之。”3)宫城居紫微恒之位,位于内城中央偏南,命名“紫禁城”,其南边的各行署衙门居太微恒之位。内廷的乾清、坤宁两宫,象征天地,其两侧的日精、月华二门,象征日月,东西六宫及其他建筑象征天上众星,拱卫着象征天地合壁的乾清、坤宁两宫。

同样,中国礼制社会的等级制度也深深地制约着建筑型制,严密的等级表征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一大特色。《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最早、最完整的记载,影响深远,其特征突出以宫为中心,讲究轴线与对称布局,主次分明,井然有序。其后在发展中虽然有所变动,但主旨思想仍然传承下来。

5 结语

古代都城选址和规划布局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建筑的哲理,文中浅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等同于沧海一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建筑文化扎根其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蕴育出灿烂多姿的建筑。探讨传统建筑文化,目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使我国的城市建设有中国特色,体现出“中国味”。

参考文献

[1]吴庆洲.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6.

[2]黄建军.中国古都选址与规划布局的本土思想研究[M].福州: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1.

篇4：中国古代都城演进探析

史书记载，公元413年，匈奴族后裔的夏国君主赫连勃勃来到这里，被这里美丽的景色给迷住了，赞叹到“美哉斯阜，临光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于是，他耗巨资，征民夫，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余人，历史7年，筑都城于朔方水，（今红柳河），之北、黑水（今纳林河）之南，寓统一天下，居临万郡”之意，将此地取名为“统万城”。

无坚可摧的铁城

九月的红柳河，河水盈床，两岸一片黄绿景象，沿着河走，从红墩界镇白城子村越过红柳河，向北一千米，我们来到了被风沙包围的统万城遗址。作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夏国的都城，统万城依东而西分为外敦城、东城、西城，当地人成为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外墩城周长4900余米，城垣走向不规则，东城周长2566米，面积37万平方米，西城周长2470米，面积近37万平方米。

据考古研究，皇宫在西城，官府衙门在东城，市民百姓居外墩城。城的四面都有突出城外且高于城垣的墩台，以西南面最高，十几里外就能看到，由此不难想象，当年建在墩台上面的楼阁外观是多么的壮观。

由于筑城材料的优良和验收方法的严格，统万城极其坚固，虽迭遭人为破坏和千年的风吹日晒，仍保持着挺拔俊伟的历史风貌，城墙至今还坚硬无比。当年筑城，匈奴人用大砂、粘土、石灰分筑而成，其坚“可砺刀斧”。据史料记载，筑城的土都经过蒸熟。筑成后用铁锥刺土法检验其硬度，凡刺进一寸，便杀筑者；凡刺不进去便杀刺者。也许是当年不计工本，至今我们看到的城墙遗址还铁骨铮铮。看着一片荒凉的当年都市，觉着历史真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从历史上看，匈奴人是一个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纵横驰骋，逐水草而居，且居无定所，其机动性使得大汉王朝伤透了脑筋。按理说他们是不屑也不习惯筑城的，其游牧的性质使得他们筑城也毫无意义。匈奴人与中原统治者对峙数百年，从来就没有留下城池的记录。可是，“统万城”的存在打破了人们的一般判断，匈奴人不仅筑城，而且能建筑很坚固的城。当今保存下来的城墙，大都属于明代维修过的，时光流失了数百年的砖石城墙居然没有这近两千年的夯土城墙结实。匈奴人不仅留下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城池，还给后代留下了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他们为什么要不惜工本建这么牢固的一座城池呢？

退一步说，匈奴人与中原兵戎相见，尝到了汉民族的高墙大城的威力，他们有了财力和人力的时候，也要照葫芦画瓢筑城。可即使就是筑城，一般规律也得在自己国土纵深的地方建设首都。经历了西汉和东汉，匈奴人已经领教了汉民族的军事力量和文化渗透能力，汉武帝曾经使用匈奴的战术，奇兵快马，横扫北部草原和大漠，将匈奴人追逐到至今的贝加尔湖以北的地方。虽然后来两家修好，战争状态解除了，但匈奴人居然就选择了一个与汉族亲密接触的地方，修筑了至今为止唯一的一座城池。城池再坚固，那也经不住长期围困，抗不住坚持攻打，“统万城”建在边境，匈奴人的深谋远虑令人费解。

“统万城”地处毛素沙漠南缘，滩较大，滩上长满了一丛丛沙柳、小白杨，白褐色的土地在蓝天映衬下显得很空旷、寂寥。导游介绍，这里过去植被丰茂，成片的大树遮天蔽日。蒙古、宁夏外族人时常藏在森林伺机刺杀大夏族士兵，守城将领顾虑安全下令将树木全部焚烧，从此，统万城就被沙漠侵毁。如今，统万城西北隅的敌楼仍然高达24米，像一座纪念碑一样屹立在沙漠之中。可也有说法，当年统万城就是建筑在沙漠边缘，主张筑城的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对于此地的赞美，正是看到了沙漠地区河流经过的自然现象。

赫连勃勃的野心

在诸方割据而战争频繁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为什么把都城选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统万城呢？首要原因还是当地的地理环境相对优越而宜于发展畜牧业经济。从文献记载可知，在统万城以北五、六里开外额地方，由于来自东南方向额风雨，致使“扬沙晦冥”，可见当时的风沙还是比较大的。考古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1975年至1980年，考古工作者对统万城城址勘测发现：“城址建筑物废墟的瓦砾层上，是原生自然堆积的细砂，钻探13米，已深入到城墙根基之下，仍是一色的黄砂，这证明砂是筑城前就有的了。”基于此，五胡十六国时期，统万城极其附近的土壤应以沙质土为主。

五胡十六国时期，尽管统万城周围土壤以沙质土为主，但由于当时的天气有春夏冷湿的现象，尤以每年的春季至秋季为最好的季节，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因而统万城周围水草丰美，成为大夏国最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区，这由北魏两次攻夏战争中俘获的战利品即可得到证明，在北魏对夏国的两次讨伐中，一次“得牲口牛马十余万。”一次“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可见统万城周围确为夏国最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区。

此外，统万城在军事上可以发挥他全面指挥的作用，因为他可以内外兼顾。包括统万城在内的无定河流域，自古以来宜农宜牧。到五胡十六国时期，无定河流域的生产方式已从秦汉时期的农业经营转为畜牧业经营，而夏国的居民构成是游牧人口居多，因为赫连勃勃把都城选在无定河流域的统万城，其目的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照顾游牧民族的利益。

从对外发展和防御来看，统万城在军事上具有战略地位。夏国东与北魏相邻，北与柔然接壤，西与西秦、北凉相接，南与后秦为界。统万城距北方的柔然相对较远，况且统万城之北又有代来城、大作城为屏障，所以来自北方的威胁不大。西边的西秦、北凉，距统万城也较远，况且在统万城施工的第三年，夏国就与北凉结盟，因而来自西边的威胁也不大。位于夏国南疆的后秦与东疆的北魏，距统万城相对较近，尤以北魏距统万城最近，因而这两国是赫连勃勃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但在后秦被东晋灭亡以后，尤其是赫连勃勃袭取东晋占领长安以后，赫连勃勃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就只有夏国东疆的北魏了。在襲取长安以后，赫连勃勃的力量达到了鼎盛时期。袭取长安以前，赫连勃勃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一直是后秦姚兴，为此，他不惜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北魏政权结盟而对付后秦；但后秦灭亡以后，与夏国南境接壤的东晋，其统治中心远在荆吴，不能对夏国构成太大威胁，倒是与夏国“风俗相同”的盟友北魏，因为与夏国隔一黄河天堑，所以成了夏国潜在的最危险敌人，最为赫连勃勃忌惮，因而赫连勃勃不迁都长安仍按原计划定都统万城，其目的就是为了凭借黄河天堑和统万城的坚固来防御仇敌北魏，这正是赫连勃勃定都统万城的军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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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统万城所在地域在秦代为上郡。上郡是秦汉王朝农业开发的重点，而无定河流域又是上郡农业开发的重点，这里人口相对集中，设县也较为密集，交通便利，上郡郡治即设在这里的肤施。赫连勃勃把其都城选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无定河流域，并且因汉代奢延城之旧而“改筑”，也想利用奢延城所处之无定河流域便利的交通。由肤施至长安有道路可通，而奢延城距肤施又不很远，自然，统万城至长安也有道路可通。

在夏国的疆域中，宜于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地方还有高平（今宁夏固原市）周围地区。高平不仅“险固”，而且“山川沃饶”。

统万城正处在一个“十”字的交汇处，向西与高平有道路可通，向东有道路可以到达黄河边，向南与长安有道路可通，向北与代来城、大城等也有道路可通，因而交通比较便利。

赫连勃勃把其都城选在统万城，终赫连勃勃之世，他的仇敌北魏始终没有敢进攻统万城就是佐证。到赫连勃勃死后，统万城才被北魏占领。统万城之所以被北魏占领，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夏国君主赫连勃勃有勇无谋，没有充分利用统万城的牢固而坚守待援，而是轻易出战与敌决战，结果导致统万城不攻自破。二是夏国的統治着残忍刻薄，不体恤民力。

一统万方的尴尬

我们跨过无定河源头的红柳河，站上土梁，遥望着眼前白色的城垣，看着遗址在风沙中喘息，只觉心潮澎湃。这座赫连勃勃的大夏国都，迷人的美景留住了匈奴王八方征战的脚步，古老的草原文化和中原黄土文明在这里交融，只可惜，赫连勃勃仅仅建立了7年的辉煌，便于公元425年去世。防御牢固的统万城在公元427年被北魏攻下，由此走向衰败，公元994年，宋廷下令迁民毁城，统万城经历了辉煌和衰落，终于消失在历史的轨迹中。

统万城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能够体现中国古代匈奴文化唯一的遗迹，早在2001年，靖边县人民政府就已经开始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整个统万城遗迹有纵有横，几座废旧的墩台屹立在蓝天之下，雄厚伟岸，与蓝天浑然一体。没有城墙的森严庄重，千年的风雨蚀去了它的棱角，它安安稳稳地屹立着，乳白色的身姿坚实而沧桑，像一个古老的神话，让人感受到一种悠远古老的气息。经历了1600年风雨剥蚀的统万城虽然残垣断壁，仍旧可见当年的雄浑大气。

在统万城当年城市的腹地中，除了可见的高台、沙柳、树木之外，还可以看见少数牛、羊等家畜在城垣中穿梭，沙土之中到处是瓦砾和动物粪便。

见到游人的踪迹，几个村民开始登上城垣，向游人推销土鸡蛋，“看着统万城的，就一个老头儿，前面有个简单的大门，用一根铁丝封着，但是谁都可以绕进来。”统万城下白城村一个看林子的村民说。

看护着统万城的老者主要的职责是向游人收取10元的参观费，但多数周围的村民是不用买票就可以进入遗址的。众多游人无序的参观，在一定程度上给统万城带来了灾难。

在城墙之下，有很多类似窑洞的洞穴，这是当年大夏国民的住宅，而今这些窑洞之中到处是垃圾和粪便，有的窑洞之中还盘起了灶台生火做饭，灶台周围到处是或烧过的痕迹。统万城南角的一座被称为“龙墩”的高台上挂着“不许攀登”的警示牌，但这并没能阻止游人登上古迹，在龙墩的风洞里，乳白色的墙壁上到处刻着“到此一游”的字样，随处可见的矿泉水瓶、烟头等垃圾，不由得让人为这座古城感到痛心。

“我祖先是两百年前来到这里的，一看到这座白色的 城，就给这里起了个名字叫白城则……”百城则村村民向我们讲述这这个村落的由来，他们经常会在统万城已经倒塌成瓦砾沙土堆的遗迹中翻捡，“运气好了，可以捡到宝贝。”村民们所谓的“宝贝”，实际上是大夏国先民遗留下来的一些钱币、陶器。

我们去村民家做客，他们用内蒙古习俗的砖茶招待客人，然后拿出了自己在瓦砾堆里捡到的宝贝，一些铜制钱币和酒具，但统万城周围遗存的文物，远远不止这些。

“这里可有些好东西呢，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些外地人来到这儿挖古墓，很多人都发财了。”据这位村民介绍，在统万城以东数十里的地方，有大面积的大夏国古墓群，从唐到宋的墓葬都有，这正式吸引人们前来盗墓的原因。

“我们村的人看到人家发了财，自己也动心了，自己也开始挖古墓了。”他谈了一口气说。在他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个村民的家里，看到了很多从古墓中挖掘出的陶器，有的陶器上还上了彩釉，其中一只细瓶颈和一只彩色夜壶很是精致。他们等着文物贩子定期来到村落里收购这些文物。

“这是洛阳铲，用它往土层里一打，提上来一看，就知道下面有没有墓了！”这位村民介绍起了盗墓的经验。“唐墓口子小，但里面东西多，还有的墓里面有壁画，大海日出，画的很好。”

当地方圆几十里，都是当年统万城居民的墓地，有五代十国时期的，有隋唐时期的，还有宋朝时的，如今整个山包上到处是被挖开后又填埋上的墓坑，在密度相当大的墓坑之间，散落着筑墓时所用的唐砖和一些不大完整的陶器。行走其间，我们不经意就可以看到一些骸骨暴露在黄土间，大量的文物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流失，统万城不得不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发出了一声无力的叹息。

时光荏苒，大浪淘沙，当初匈奴王“统一天下，居临万郡”的设想，不仅成为泡影，连坚固的统万城也渐渐被流沙和历史湮没。“统万城”从国都变成了遗址，但它是中国古代匈奴族遗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唯一的一座都城遗址，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是我国历史上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渗透、汇聚的最具典范的例证，也是一个消逝了的民族遗留给历史的特殊见证。

作为一处国家级文保单位，统万城与其他的古遗址一样，又有其独特性；作为一处沙漠遗址，在饱经1600年的人为破坏和风雨侵蚀后，仍然部分保留了其原始风貌，这在全世界屈指可数。1996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当地政府全面展开申报统万城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我们期待这现在的统万城既能保持原貌，又能反映历史，在未来，统万城不再遭受人为破坏，并尽量减少自然侵蚀的程度，祖宗把它留给了我们，我们再将它留给子孙。

篇5：中国古代都城演进探析

一、城市的路网功能外在形式体现着儒家哲学思想

我们查阅古籍会发现, 从周朝起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建筑的工艺或者技术要求, 而是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既定制度而存在, 一砖一瓦都是需要符合要求的。尤其是王朝的都城建设, 对于格局和布置的要求甚至成为了一种礼仪制度的要求, 成为了古代统治者宣扬统治力加强王权形象的重要方法。比如历朝历代的都城路网功能几乎都是四四方方的格局, 而且会有一条中轴线, 整个城市严格按照中轴线对称布局, 整个格局严谨肃穆极为的整齐, 这就是儒家思想自汉朝后成为王朝主要统治学派后造成的影响之一。无论是我们现在可以去自由参观的故宫、亦或是南京的古城或者长安的唐城旧址, 都是这样的格局。一条贯穿全程的中轴线穿过了皇宫正门的中心, 一直到都城门的中心, 并做成了城中的最主要干道, 这全然是为了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中正平和理念, 让皇朝的建筑直接体现出这种思想加强思想控制和权利集团的威严。

尤其历史的变迁, 如今周朝古都路网功能的遗址已经不可考, 我们无法验证周朝的都城是否也遵循这种对称齐整的城市格局路网功能, 但是之后历代的都城都是经过了严谨的科学考察并验证了都是符合这一设计思想的。由前文所述, 这一思想是为了体现儒家思想中的治国理念才诞生了, 皇宫居于正中, 整个城市由一条轴线绝对对称, 严格的倡导了儒家中的礼教尊卑和伦理纲常, 齐整的格局就是对儒家的严格礼制的最大尊重, 推崇儒家的统治者们就会按照这种思想去建设自己的都城, 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而且在考古验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 之后的历朝之所以可以按照古籍的记载去实现这种设计理念, 很大原因是因为每朝的都城大多是新建的, 从头开始自然更容易满足相关的要求。而且根据儒家的发展史, 我们也可以发现唐朝之前各朝代的都城按照古籍的要求进行设计建设, 但是其执行并不方方面面都全部符合的, 其实现并不能算严格执行;但是到了唐朝之后这种设计就是极其的严格了, 任何细节上都实现了相关的要求标准。这正是因为唐朝之后儒家学派在我国文化和政治领域正式成为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尤其是宋朝的程朱理学将儒家学派进一步发展后, 这种道德和礼制上的要求越来越细致严格, 成为了社会制度和体系的绝对主宰, 地位不可动摇。所以严格甚至苛刻的都城规划设计也是儒家学派实现自己社会层次分明, 伦理纲常不可动摇的思想体现。

二、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对城市路网功能发展的不同作用

上一节阐述了儒家思想对于古代王朝都城的深远影响这种既定事实, 接下来我们需要论述一下这种影响的利弊。虽然这样的城市规划路网功能有其良性的积极一面, 但不可否认的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约束。查阅古籍可知, 在最早的时期, 中国城市的建设遵循的是宜居、善守这两个目标, 随后衍生出了相关的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功能要求, 也推动了相关方向的发展。而自秦始皇统一中国, 中国自此进入天下大势分分合合轮回中, 在每个和平的盛世中人口爆炸性的增长, 也推动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超级城市的出现, 而且往往这些超大城池同时也是朝代的都城。高度集中的超大型政治中心, 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像灯塔一样辐射到周边地区的其他小城市, 可以更好的控制相关地区, 也能够带动周边小城市的不断发展, 加强了中央集权。从而使得发展不够的小城市能够在带动下更好发展, 让技术和知识更好的流通, 经济文化不断的前进。

同时优点的背后, 就是巨大的负面影响, 最深刻的负面影响就是使得古代城市的规划路网功能成了一种不断机械重复的经验主义, 失去了活力和变通。儒家讲究封建礼制, 从而就抵制了变革的产生, 又经由程朱理学的强化后, 就彻底了泯灭了突破的可能。曾经由科学性得来的各种建筑理念在教条的束缚下成了必须遵守的框架, 让城市的规划再也无法进行突破, 城市形态的进步从此停滞。同时儒家又将人分为三教九流, 层级分明, 阶级森严, 负责制作房屋的匠人被不合理归入了社会底层, 收不到重视, 从而让技术的发展成为了奢侈。城市的形态无法继续进步, 也就组织了社会形态的进步, 严重影响了后期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明末开始这种颓势越演愈烈。

这些都对城市的规划路网功能布局和城市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 并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规划建设制度。虽然在这些古代城市规划制度和城市规划思想中, 不乏封建的意识和迷信的糟粕, 但它也是由许多优秀规划手法的积累而成, 是对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总结。

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早已融入到了古代城市格局设计路网功能中, 无论是道家文化还是儒家文化都在古代的城市建设中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形成了各种带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景象。可知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对古代城市建筑规划技术和理论进行研究是重要的环节之一, 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同时也可以从过去中吸收精华对现在的城市规划设计的路网功能发展提供推动力。

关键词：城市规划,传统文化,礼制,生态

参考文献

[1]霍宏伟, 杨效雷.隋唐东都城与《周易》文化[J].建筑与文化, 2016, (3) :62-64

[2]赵思童.基于北魏都城规划设计的特点研究[J].兰台世界, 2015, (27) :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