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治理效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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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财务治理效率论文

现代财务治理效率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 《财务治理效率论》是一部研究产权财务与制度财务的基础性论著，其重大开拓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效率为逻辑主线，提出和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论说”，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涵盖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四个维度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二是深化了财务机制的内涵，构建了由核心机制、协调机制和保障机制组成的财务治理机制体系，解构了效率释放机理。

【关键词】 财务治理效率; 治理环境; 治理结构; 治理机制; 契约理论

一、引言

财务治理是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以财权配置作为财务治理理论构建的基础已成为中国财务学界新的研究范式。我们始终关注和跟进财务治理理论发展，先后阅读了伍中信(1999，2010)、Chew(2005)、衣龙新(2005)、林钟高(2005)、贺正强(2006)、肖坤(2008)、白俊(2009)等人的作品。其中伍中信(1999，2010)、衣龙新(2005)和白俊(2009)的专著均有不同程度涉及财务治理效率问题，是财务治理效率理论萌芽的重要标志。最近我们阅读了《财务治理效率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效率论》)，收获颇丰，其熠熠生辉的思想火花激发了我们评论与推荐的兴趣。众所周知，效率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以效率为主线对财务治理进行系统研究，是《效率论》的最大特色。“缺乏对效率问题的系统研究是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重大缺陷”，该书适时地迎接了这一挑战，针对财务治理效率难题展开系统讨论，并得到了著名学者的首肯：会计史大师郭道扬教授认为该书“不仅具有系统性和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以产权会计与财权流理论研究著称的伍中信教授评价该书“是一部创新力强的产权财务与制度财务研究论著”。全书基于现代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财权理论，以“产权保护”为灵魂，以“效率”为主线，构建了涵盖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四个维度的全新财务治理理论体系，并系统讨论了财务治理环境与财务治理效率、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以及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标志着现代财务治理效率理论的形成。

二、基本框架

《效率论》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相关理论，以“契约理论”和“财权理论”为学术硬核，以“财务治理效率”为贯穿始终的逻辑红线，在提出并论证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了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的效率释放机理。全书共分6章展开研究。第1章，导论。在对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基本约定进行阐述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说明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第2章，财务治理效率理论基础。在分别阐述企业契约理论、企业能力理论、财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和博弈论之后，结合研究主题，剖析了上述理论基础与财务治理效率的逻辑关系。第3章，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逻辑框架。以效率的内涵为引子，提出并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论说，构建了一个涵盖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四大板块的财务治理体系。第4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环境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环境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基石。从政府行为、法律制度、产权保护、市场化水平、信用体系、契约文化等方面，考察了财务治理环境因素的效率释放机理。第5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结构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基础与内核。第6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机制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机制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引擎。首先构建了以财务战略决策机制、财务激励创新机制、财务监督制衡机制为核心机制，以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为动态协调机制，以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为保障机制的财务治理机制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了各治理机制促进财务治理效率强劲释放的内在机理。

三、主要创新

(一)提出并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论说”

企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有机联结。现代公司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缔结契约来规定约束相关行为、确定各自利益并达成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契约联盟。《效率论》认为公司的本质(性质)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社会资本所有者之间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产权契约联结体;公司产权契约的核心是公司财权契约，公司财权契约的学术硬核是财权;财权契约不完备与代理问题的存在导致财务治理问题的产生;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配置;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通过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共同组成的效率释放互动框架，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核心是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应，即剩余财权配置效率最大化;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基本衡量标准是财务治理收益与财务治理成本的对比;财务治理收益是指在实施了各种财务治理活动后引致的利益相关者增加的收益(效用)总和;财务治理成本则是指为实施各种财务治理活动所发生的成本总和，包括代理成本、集体决策成本、风险承担成本、遵循成本、财务治理组织结构成本、市场治理成本以及制度摩擦成本等。这就是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基本内涵。效率的本质内涵就是指产出与投入或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对比关系，抑或说是指所得效用与所付成本之间的对比关系。因此，“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精髓可以进一步凝练为：在既定的财务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的有效配搭能够以尽可能低的财务治理成本取得尽可能高的财务治理收益。也就是说，财务治理效率是指实施了各种财务治理活动后所获得的收益(效用)总和与该财务治理活动所付出的成本总和之间的比较，即财务治理收益与财务治理成本的对比。

(二)重新界定财务治理的内涵，构建效率导向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

财务治理是指因财权契约不完备和代理问题的存在引起的，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的基础上，通过剩余财权合理配置和通用财权契约有效履行，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促进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与财务核心竞争力提升，旨在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一整套静态制度安排与动态制度演化。财务治理主体就是指财务治理活动的施动者或实施主体，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客体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就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相应地，“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效率论》创新性地打造了一个以效率为导向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均包含效率释放问题，三者组成一个效率释放的良性互动框架，是财务治理效率产生的源泉;2.财务治理环境是基石，财务治理结构是基础和内核，财务治理机制是引擎，财务治理效率是根本目标;3.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四者共同构成财务治理理论体系，在财务治理理论体系中是一种上下游关系;4.财务治理效率在财务治理理论研究中处于后续理论研究的位置，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起着方向指引作用。

(三)拓展了财务机制的内涵，构建了系统的财务治理机制体系

《效率论》认为，财务机制是指财务体系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作用过程，以及由此决定的财务体系内在的本质的调节形式、方式方法和手段的运行规律。它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财务机制是一个动态人造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动发生作用并导致一定的财务经济结果;2.财务机制既不是最终结果，也不是初始原因，它是把财务期望转化为财务行为、原因转化为结果的一种中介;3.财务机制制约并决定着财务功能的发挥，在一定财务体系中，财务机制是客观存在的，它所反映的是财务内在的、本质的作用方式和规律，是财务体系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它的优劣是以其作用于财务体系而导致的机能强弱来评价的;4.财务机制体系主要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构成，其中，决策机制是“方向盘”，激励机制是“发动机”，监督机制是“刹车”，三者共同为财务机制体系的健康运行保驾护航。

公司财务的本质是产权价值流，产权价值流集中体现为财务价值链，而财务价值链的有效传导和流转离不开财务治理机制体系的协同运作。财务治理机制体系是财务机制在财务治理领域的分支机制体系，主要包括：财务战略决策机制、财务激励创新机制、财务监督制衡机制、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财务信息披露机制。其中，财务战略决策机制、财务激励创新机制和财务监督制衡机制等三大机制是财务治理机制体系的核心机制，分别对应于财务机制体系的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与财务监督机制。但是，仅有核心机制还不能满足需要，为此，该书构建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作为动态协调机制，为前三大核心机制服务。共同治理机制体现了常态下利益相关者之间为实现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而进行的合作，而相机治理机制则是在特殊情况下客观面对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的基础上，保证这一合作状态持续稳定的机制;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是利益相关者在常态和异态下尽可能长期合作的有力保障和公司财务治理效率释放的源泉。由于各种财务治理机制的运作需要信息，也由于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因此，该书又提出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作为财务治理机制体系的保障机制。财权契约的不完全性因信息的非对称性降低而缓减，代理问题导致的财务冲突因决策有用信息的增加而得以部分消融，换言之，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从财务治理产生的根源方面，降低了财务治理成本，提高了财务治理收益，即财务信息披露机制的有效性与财务治理效率具有正相关关系。

四、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商榷的问题

在财务治理效率理论的发展中，《效率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深化和补充的地方。为深化财务治理效率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有必要加以讨论：1.有关财务治理效率评价系统。《效率论》一书构建了系统的财务治理效率理论体系，并系统地研究了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的内在联系，但是该书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评价体系，也就无从定量判断财务治理效率的高低，也难以合理界定财务治理目标是否达到。2.纯理论分析无实证检验。《效率论》一书对财务治理效率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透彻的理论分析，虽然文章佐以其他实证研究成果，但并未针对该书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未能检验相关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这样一定程度削弱了论点的说服力。综合观之，《效率论》一书闪耀着睿智独到的思想火花，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有效地解决了财务治理效率的重大理论问题，但在财务治理效率评价和实证检验方面显得略有瑕疵。尽管如此，瑕不掩瑜，该书仍不愧是财务治理效率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荣武.财务治理效率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2] 伍中信.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以财权为基础的财务理论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3] 肖坤.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应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作者：曹越 伍中信

第二篇：共同治理、相机治理与财务治理效率

【摘 要】 共同治理机制体现了常态下利益相关者之间为实现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而进行的合作,而相机治理机制则是在特殊情况下客观面对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的基础上,保证这一合作状态持续稳定的机制。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是利益相关者在常态和异态下尽可能长期合作的有力保障和公司财务治理效率释放的源泉。

【关键词】 共同治理; 相机治理; 耦合机制; 财务治理效率

引 言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在逻辑上陷入了西方经典企业理论的团队道德风险,存在效率障碍问题;而相机治理在利益相关者逻辑下并不能有效“相机”,相关者控制权行使效率不能得到确保。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有机契合而形成的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是财务治理效率持续释放的重要前提。但是,要保障这种持续释放的强度,还依赖于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的契合度与完善性。

一、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内涵概析

(一)共同治理的基本内涵

共同治理理论的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根基是企业契约理论。因此,企业契约理论是共同治理的理论渊源。分析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首先必须弄清楚利益相关者的含义。杨瑞龙和周业安(2000)根据定义包含的宽泛程度将其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最宽泛的,即凡是能影响公司活动或被公司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都是利益相关者;第二类指凡是与公司有直接关系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第三类定义认为,只有在公司中下了“赌注”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也就是在公司中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人或团体才是利益相关者。可以用潜在利益相关者和真实利益相关者将三类定义协调起来,前两种都包含了潜在利益相关者,只有潜在利益相关者向公司进行了资产专用性投资才转化为真实利益相关者。本文在分析财务治理效率时,着重考虑真实利益相关者。由于供应商和客户可能是真实的利益相关者,也可能不是,关键在于其是否进行了公司关系专用性投资,因此,公司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理、员工。

既然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公司组织租金,共同承担公司剩余风险,那么,应该设计一定的财权契约安排和财务治理制度,将一定的公司财务控制权分配给所有利益相关者,使所有的公司财权契约参与者得到激励去有效地合作,进而实现公司合作剩余最大化和公司价值最大化。为了实现公司合作剩余最大化和公司价值最大化,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公司财务治理,这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本内涵。因此,共同治理就是公司的决策只能是利益相关者协调的产物,重要的是通过决策程序把财务冲突转化为协调与合作。

(二)相机治理的内涵解读

当公司既得利益状态被打破时,若其中某产权主体的利益受损,就必须有某种机制启动,自动地赋予受损方保护自己权益的机会与权力。这时,谁拥有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控制权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对受损方来说,只有掌握了这种支配权,才有机会重新配置公司财产,以弥补其损失。让受损方掌握控制权恰恰体现了效率原则,因为当一个投资者面临资本保全威胁时,他最有动力再造企业。张维迎(1996)曾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描述了公司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设x代表公司总收入,N为股东最低预期收益率,W为应付工人的合同工资,r为债权人的合同收入(本金加利息),并假定x在零到X之间连续分布(其中X为最大可能收入),工人的索取权优先于债权人。如果企业处于“W+rW+r+N”的状态时,经理人员就是实际的支配者。由此可见,从事后的利益状态看,公司所有权的分配是动态的、相机的。然而,公司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并不等价于支配权的自动让渡。必须有一套制度以确保支配权的顺利让渡,并保证让渡的有序性。这套制度就是“相机治理机制”。

财务相机治理(contingent governance)指公司控制权随公司绩效或经营状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动,或者说是财务动态治理。相机治理考虑公司动态发展的可能性,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财权契约支持网络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其中最容易或最有可能利益受损的一方就会暂时获取控制权。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必须能提供一个顺畅、自由而有序的财务相机治理机制,以确保各当事人利益和经济运行效率。

二、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的效率解读

(一)共同治理的创租优势与效率困境

由于资本雇佣劳动理论和劳动雇佣资本理论都强调“单边治理”,把公司财权集中地配置给单一主体就意味着其他主体的财权被剥夺,因此财务治理理论基础现实的选择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是现代公司发展的基本模式,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的现实选择。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具有以下明显特征:有助于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创新,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相对于股东利益至上的逻辑而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强调由多方共同所有,比股东单方独享更为公平合理,也使公司更易于吸引或积累资源。由此可见,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在组织租金创造、合作剩余的创造抑或公司价值创造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但Rey and Tirole(1999)利用一个多委托人(一个共同的代理人)道德风险模型证明了在委托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他们获取信息以改进效率的激励将被减弱。Hansnan(1996)等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控制权分散化带来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效率损失(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猜忌以及由此造成的决策制定时的僵持局面)。若沿袭西方经典企业理论的思路,与控制权多元化相对应的剩余索取权多元化将会使团队陷入道德风险困境,即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存在一个明显的效率障碍问题(团队生产中的搭便车)。Holmstrom(1982)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一个外部委托人,打破团队内部的预算平衡,给公司团队施以“集体惩罚”或“集体激励”,可以迫使团队成员选择最优的努力水平,从而使帕累托最优作为纳什均衡来出现,团队中的搭便车行为得以消除。但是这一方法的前提是团队成员或委托人必须足够富有,财富约束会限制团队的有效规模和实施帕累托最优效率的可能性。因此,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存在效率困境。

(二)相机治理、财权配置与动态效率

财务相机治理的实质是财务动态治理,有效的财务治理结构需要完善的相机治理机制进行整合。不管有效公司财务治理是何种模式,在公司绩效恶化或者经营状态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当事人利益的时候,相机治理机制将公司控制权在各个当事人之间作出重新安排,以便实现对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重新调整。实现公司相机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控制权转移(公司化及股份化改组、收购兼并、代理权竞争与破产清算等)。有效的公司财务治理必须使财权与市场同时发挥作用,在指导公司治理实践中,财权理论与超财权理论必须有机结合。建立以信息特征、财权配置和市场竞争互动为基础的公司财务治理等效曲线,公司财务治理源于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是基于市场竞争和信息特征之上的财权博弈制度安排。

相机治理机制的依据是关注公司所有权的或有特征,主要是通过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1.出资者相机治理,当公司出现经营危机或经理层有侵害出资者利益的行为时,对于大股东而言,可通过监事会加以制止或通过股东大会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更换从而接管公司或重组公司,达到控制权的转移等相机治理措施;对于小股东而言,可以通过独立董事的制衡机制,制约公司管理层的行为,或“用脚投票”,抛出手中的股票退出公司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志。2.债权人相机治理,由于债权人对银行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可对贷款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的相机治理机制。3.员工相机治理,员工可通过建立员工董事制度,实施员工股份制方案和员工—资本合伙制等相机治理措施。4.政府相机治理,政府可以通过提请以立法等方式对公司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如制定各种约束公司财务和会计行为的法律法规及对违规行为惩罚的法律制度,政府也可直接参与对公司的税务检查、工商检查以及委托市场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对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督等相机治理机制。5.其他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其他利益相关者主要是通过财务监控权的市场分享体系等外部市场来实现(张栋、杨淑娥,2005)。

三、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的提出

控制权配置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企业所有权是指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二者中又以控制权更为关键,公司治理的核心就是企业控制权的配置,企业治理的关键就在于优化控制权的配置(蔡炯等,2009)。但谁有资格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传统的看法可归纳为“股东至上”逻辑,而该逻辑的必然推论就是:有效率的治理结构只能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单边治理结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全部归股东所有。这些符合“股东至上”逻辑的企业制度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地位日趋式微;现代社会几乎成为“公司社会”,大量处于统治地位的公司恰恰是偏离“股东至上”逻辑的。事实上,公司应归利益相关者共同所有,并通过剩余索取权的合理配置来实现自身产权,通过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来相互制衡,从而达到长期稳定合作的目的。因此,有效率的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并且对每个利益相关者来说,相应的两种权利都是对应的,这种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模式称为“共同治理”。共同治理目前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改革的现实选择,是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下的治理机制,体现了利益相关者之间为了公司利益而合作的思想。但合作并非就是没有任何财务冲突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有矛盾才有合作,因为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当信息不对称时,信息优势方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损人利己行为,导致合作消失,进而使包括自己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受损。然而,合作并不总是稳定的,由于其中一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或由于客观的外部冲击,导致经营危机,财务冲突便会出现。受损方如何采取措施惩罚违规者呢?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理论认为,通过设置一套相机治理机制可以防止损人利己行为,即根据具体的利益受损状况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杨瑞龙、周业安,2000)。因此,就会必然产生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双轮驱动的耦合机制。

四、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促进财务治理效率释放

财务治理效率是指在既定的财务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的有效配搭能够以尽可能低的财务治理成本取得尽可能高的财务治理收益。也就是说,财务治理效率是指实施了各种财务治理活动后所获得的收益(效用)总和与该财务治理活动所付出的成本总和之间的比较。简言之,就是指财务治理收益与财务治理成本的对比(张荣武,2009)。

财务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公司所有权安排的契约,其核心命题在于如何通过一个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权契约安排实现公司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称分配,从而提高公司组织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中的决策效率,进而提高财务治理收益,降低财务治理成本,达到财务治理效率的最大提高。随着人力资本、知识与信息在公司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与积累中的功能日益凸显,共同治理日益成为公司成长与发展中的理论与现实诉求。作为公司在知识成本与代理成本双重约束之下发展与积累核心竞争能力的结果,共同治理是公司所有权安排的常态,而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的结合则是公司所有权安排动态发展所必须基于的原则(严若森,2004)。

综上所述,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称是财务治理效率的前提;共同治理体现了常态下利益相关者之间为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而进行的合作,而相机治理则是在特殊情况下客观面对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的基础上,保证这一合作状态持续稳定的机制;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是利益相关者在常态和异态下尽可能长期合作的有力保障和公司财务治理效率释放的源泉。●

【主要参考文献】

[1] 郭建鸾.创业企业相机治理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5):51-56.

[2] 张栋,杨淑娥.论企业财权配置——基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视角[J].会计研究,2005(4):56-59.

[3] 蔡炯,田翠香,冯文红.公司治理与控制权悖论的提出及解读[J].财会通讯,2009(12):51-54.

[4]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64-72,118-124.

作者：张荣武　毛政珍

第三篇：民营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及其效率研究

摘 要：财务治理结构是一套关于如何分配财权的制度安排，是提高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效率的初步探索，将为改善民营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低下的现象提供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民营上市公司 财务治理结构 财务治理效率

中国的民营企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民营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绩效依然较低，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同时，民营公司上市后成了公众公司，必然会出现现代公司都面临的公司治理问题。纵观文献，国内直接针对民营上市财务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的研究并不多，很多研究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统计，考虑的指标亦不够全面，因此，研究民营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特征及其与治理效率的相关关系，对于发现民营企业财务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财务治理效率，改善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

1.1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框架

根据OECD[1]的定义，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内不同参与者(包括董事会、经理人、股东和其它利益相关者)权利和责任的分配，以及为处理公司事务所制定的一套规则和程序，表现为明确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和经理人员职责和功能的一种企业组织结构。从本质上讲，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公司的目标、行为，决定了在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中在什么状态下由谁来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分配等有关公司生存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大部分。外部治理主要依靠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组成的外在市场环境约束，以及我国传统文化、社会舆论压力、政府监管部门法律监管等所组成的社会环境约束。内部治理是指在公司内部建立“三会一经理”的组织架构，其上市公司内部通过组织程序所明确的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力分配和制衡关系。内部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系统，外部治理是内部治理的有效补充，迫使经营者自律和自我约束。

1.2 股权结构与治理效率

在公司治理的整个安排中，股权结构可以被视为该制度的产权基础。因为股权结构如何将决定公司控制权的分布，决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性质，导致不同股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效果有较大的区别，进而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运作及绩效都有重要影响。

股权集中度是指全部股东因持股比例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数量化指标，也是衡量公司股权分布状态的主要指标(苏武康，2003)。股权结构不同的集中程度会产生不同的治理效应。股权过于集中时，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较高，前者容易侵犯后者利益;股权过于分散时，公司股东与经营层之间代理成本较高，后者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而侵害前者利益。因此，股权集中度不同，两种代理成本也各不相同，此消彼涨形成均衡状态，最终会带来不同的治理绩效。

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程度不同、持股比例不同，其对公司控制权实际占有状况也不同，同时会带来不同的治理绩效。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处于相对控股地位时，其通常对公司没有绝对控制能力，因此在重大财务决策等方面股东间制衡效果体现得较为明显，理论上可以发挥其他股东集体力量，但也可能因股东间协调成本高而造成决策效率低下。同时，由于第一大股东处于相对控股地位，并没有把握应付其他股东联合抵制，因此，其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可能性相对要小。当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也有其治理弊端，如果第一大股东大股东控制能力较弱，也容易造成经理层的“内部人控制” 现象，这对于公司发展非常不利。

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很高，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时，即“一股独大”状态，其通常对公司有绝对控制能力，一般能够有效激励和监督经营者，减少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同时，由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与公司利益高度相关，更关注公司经营状况，这对于提高治理效率和经营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第一大股东利用其控制能力，可以减少决策时股东之间协调成本，提高决策效率。当然，上述“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也有其治理弊端，大股东非常容易利用其控制地位侵害中小股东利益，中小股东会因监督成本过高而缺乏对大股东监督积极性，这对提高公司治理绩效非常不利。

1.3 董事会与治理效率

全球公司治理正在经历着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制度变迁，委托代理链中的董事会处于财务治理的核心地位，实践证明，良好的董事会是提高公司治理绩效的中心和前提。

董事会规模被国外学界普遍视为影响董事会效率的关键因素，但董事会规模和效率之间关联性的检验结果却不太一致。一些学者认为，规模大的董事会因代理问题加剧而不如规模小的董事会那么富有效率。削减董事会规模己成为机构投资者、持有异议的董事和敌意接管者寻求改进陷入困境公司的首选措施，以及一些拥有相对较小规模董事会的大公司近年来的运作获得广泛的市场赞誉，成为该观点的有力佐证。但是，过小规模的董事会缺少独立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无法吸纳新鲜意见和建议以及一些著名公司的治理原则也并不反对规模相对较大的董事会等，显示了规模较小董事会不是财务治理效率提升的万能药。尽管董事会规模与治理效率存在很多种不同的观点，但在“董事会规模与董事会治理效率密切相关”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就一定规模的企业而言，规模相对较大的董事会对其功能的发挥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对于何种董事会规模最为适宜，就要看在该规模下，其為公司带来的好处是否大于其所造成的弊端。经验分析证实了“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指标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适度的董事数量可以为董事会带来讨论决定公司成败的事项所必须的专长、经验和判断能力[2]。公司在选择一个合适的董事会规模时，需要考虑诸多相关的因素，比如，董事会的结构、多元化经营的状况等，因此，制订一个单一的标准可能并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倾向于董事会规模与公司财务治理效率之间密切相关，但对于相关性的方向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

1.4 监事会与治理绩效

监事会运行有效性，这是评价监事会的主体性指标。为了保证行使监督权的有效性，首先监事会在规模上应该是有效的。不具有一定规模的监事会难以实现人员的合理组合;其次，监事会成员的构成应该是有效的，这关系到公司的权力平衡问题，并直接决定了监事会治理效果及其在公司事务中所承担的责任。监事会的人员和组成，应当保证监事会具有足够的经验、能力和专业背景，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履行职务的监督和对公司财务的监督和检查;最后，监事会会议应该是有效的，它包括会议的次数、监事参会情况以及监事会监管记录的完备性[3]。

监事会胜任能力是评价监事会治理效率的基础性指标。首先，监事成员的选择应该保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于董事会和经理层，才能保证其发挥监督作用，实现监事会设置的初衷。其次，监事会监督效果的实现，其前提条件之一是监事会成员的积极性，为了提高监事的积极性，应让他们获得与其能力、投入对等的回报。同时，为了加强监督效果，监事会中应有足够的外部监事，并要求外部监事对公司事务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再次，监事会成员在公司内不应兼任不利于其独立性发挥的职务。依照上述思路，可以设置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监事会人员专职程度、外部监事在本公司的工作时间保证等评价监事能力保证性的指标[4]。

2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及特征

从总体上看，民营上市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形式上同国有上市公司并没有显著区别，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运作上都符合现代公司规范。但张维迎(1996)认为，企业所有权安排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同一个意思，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企业所有权安排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抽象概括。那么由于民营上市公司在所有权方面同国有上市公司存在实质不同，其公司治理结构必然表现出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股权结构相对集中;

第二，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第三，大股东监控富有效率;

第四，债务结构不够合理，存在较为严重的债务融资约束;

第五，董事会成员结构不合理，内部董事比重过高;

第六，监事会的作用得不到切实发挥;

第七，经理人员的约束机制不健全。

3 完善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分析

针对目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今后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进一步提高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绩效。

3.1 建立合理制衡的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整个制度安排中的基础，公司治理中的一切问题，最终几乎都可以归结到股权结构上。有关理论研究的分析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最优股权结构是股权适度集中、家族股东相对控股，并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这应是合理调整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现有股权结构的方向。当然，企业股权需要随着制度建立、法制建设、文化提升后慢慢分散。

3.2 实现产权的明晰和多元化

多数民营企业管理基础是企业主家族所有，这种产权关系是企业进入成长阶段后许多矛盾的根源。实现企业产权多元化，实行所有权、经营权的适度分离，不仅可以明晰家族成员和创业元老对企业的产权关系，对健全科学的企业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也有益处。在此过程中，一部分家族成员的股份应退出，增大中高层员工的股份比例。这样做虽然没有达到两权完全分离，但一定程上实现了民营公司产权结构多元化。家族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效融合，非家族成员和家族成员共享企业控制权，专业管理层保证了公司的正常运转，成为公司持续成长和动力源。通过引入更多的外部智力，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使得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更加民主透明，减少失误。

3.3 改善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结构

要改善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需要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多方面的努力。

(1)拓展融资渠道。构建完整的民营企业融资体系， 包括加强民营企业自身内源融资能力， 通过建立民营企业信用评估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 增强民营企业的间接融资能力， 建立民营企业的二板市场和风险投资基金等， 拓宽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

(2)进一步深化金融制度创新。积极推行利率市场化， 使民营企业與国有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平等地进行竞争， 使得资金得到有效的配置。针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多种成分， 尽快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支持系统; 也可设立针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扶持民营企业成长， 引导和增强商业性金融充分发挥作用。正确引导民间信用， 发育良好的民间信用有利于金融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3)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和加强相关的法规建设。政府应以社会公众管理者身份， 以立法、财税、金融等方式， 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此外， 还应该充分利用并创造各种金融工具。

3.4 强化董事会功能

建立一个职责分明、运作有效的独立的董事会是民营上市公司改进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一步。首先必须正确界定董事会的权力基础，使董事会真正成为股东在公司内部的代表;其次是要通过调整董事会的董事类型结构(即实行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相结合，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构成)和职能分工结构(即根据董事会的职能和作用，在董事会内部设立职能委员会)，确保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再次应建立和完善董事提名与任免机制，使股东在董事任免上起决定作用。

3.5 增加独立董事比例

一是通过利益激励机制和责任约束机制保证独立董事独立于公司、经理层和控股股东，例如改革其薪酬发放方式，不从上市公司而是从独立基金或者委员会领取报酬。二是设立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代表中小投资者权益。三是增加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的占比。

3.6 健全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民营上市公司要关注经营者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不但要使经营者的报酬与企业的短期效益联系，还要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挂钩，促使经营者在兼顾短期效益的同时也要重视企业的长远发展。短期激励可通过制定经理人员的绩效评定标准，根据经营业绩给予相应的现金和其他奖励(如财产保险、储蓄计划和在职消费等)，长期激励则可实行股票期权计划和提升机制。在加强激励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约束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约束，即所有者通过董事会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外部约束也很重要，像代理权之争、接管、破产机制都是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

总之，通过完善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和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内在价值，而且还有利于吸引长期稳定的国际资本，并使资金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促进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营企业在我国资本市场逐渐发展壮大。作为我国未来证券市场和宏观经济的重要支柱，民营上市公司的发展状况至关重要。如何根据民营企业的特点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绩效是摆在民营企业家面前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Franco and Miller，Merton.The Cost of Capital，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48

[2]于东智，池国华.董事会规模、稳定性与公司绩效理论与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04(4)：70～79

[3]李维安，王世权.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绩效评价与失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5(8)：4～5

[4]王世权.上市公司大股东与监事会治理.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4)：90～94

作者：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