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三则

《世说新语》三则（精选九篇）

《世说新语》三则 篇1

《世说新语》记述的时代是变幻莫测人生无常的, 但《世说新语》记述的世界是充满情趣的, 许多故事往往表现出喜剧色彩, 使人读来情趣横生。例如, 王戎以俭啬著名, 吝啬达到了令人可笑的程度:“王戎俭吝, 其从子婚, 与一单衣, 后更责之。” (《世说新语·俭啬》) 儿子结婚只给他一件单衣, 事后王戎还给要了回来。“王戎有好李, 卖之, 恐人得其种, 恒钻其核。” (《世说新语·俭啬》) “王戎女适裴颁, 贷钱数万。女归, 戎色不说, 女遽还钱, 乃释然。” (《世说新语·俭啬》) 这些可笑的行为发生在十分富有、地位非常高的一代名士王戎身上。再如, 庾翼在丈母娘和妻子面前表演骑马的本领, “始两转, 坠马堕地”, 而他则“意色自若” (《世说新语·雅量》) 这是一个滑稽好笑的场面。在这里缺点或过失成了富有情趣的品格或行为。文本似乎不是要嘲讽, 反倒像是在欣赏。人物不以其缺点为缺点、以其过失为过失, 也似乎对其缺点或过失缺乏自觉, 因而仍沉溺或执着于这种包含缺点或过失的原态生活。这种无所顾忌的缺憾, 这种我行我素的生活, 从反面说明了人物出乎自然的本性。这些喜剧性的小品使人轻松和愉悦、令人慰藉和满足。一方面是安死, 一方面是乐生, 这使得《世说新语》有着一种明朗而高远的情绪氛围, 体现了人们对现实拘系的摆脱。

《世说新语》中有许多对人的形象的描述和赞美。这种描述和赞美固然可以看作是对人的外貌形象美的一种发现, 但作品更为注重的是人的整体形象美的核心在于精神的超拔, 在于神。于是, 精神化的外貌不是以肉体的强悍为特征, 而是以身体的弱化、虚化为代价, 似乎只有肉体的弱化、虚化才能更好地呈现、突出精神, 以免因为肉体的强悍而淡化精神。这在卫玠的身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王丞相见卫洗马, 曰:‘居然有羸形, 虽复终日调畅, 若不堪罗绮。’” (《世说新语·容止》)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 人久闻其名, 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 体不堪劳, 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 (《世说新语·容止》) 这是对文弱的直接赞赏。

《世说新语》对于生命的感悟, 对于现实的超脱, 最重要是通过真正的名士来表现的。这些士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为之士, 一类是放诞之士。前者从容平静、独立超然, 后者我行我素、无所顾忌。无为的名士守持自己本性, 不受外界外物的干扰;放诞的名士按照本性行事, 不受外界外物拘系, 以平常之心做骇俗之举, 也表现出从容超然的心态。因此, 不管是无为还是超然, 其出发点都是本性的自然, 都是不受外物所累, 都是为了摆脱现实的拘系, 以获得精神、人格上的自由。他们超越现实 (有时也是躲避现实) 的方式多种多样, 可以饮酒、可以遁林, 如竹林七贤。竹林成了一个界限、一道屏障, 将俗世隔离开来, 在林中形成一个自由高雅的精神世界。进入这个竹林, 也就是从现实退避到精神的世界。

《世说新语》三则 篇2

学习目标

1． 朗读背诵文言课文。

2． 整体感知课文，理解文意。

3． 积累一些文言词语。

教学重、难点

1．重点

（1）朗读背课文言课文

（2）整体感知课文，理解文意。

2．难点

（1）翻译文言文

（2）积累一些文言词语。

课时划分

二课时

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咏雪

教学过程

一、预习

1． 朗读课文3遍，查字典，看注释，试翻译。2． 思考课后研讨与练习。

3． 课外查找作家作品资料。

二、导语

我国自古以来，出现过许许多多聪颖机智的少年儿童，关于他们的美谈，至今流传我们今天习的课文，就有三位这样的儿童。

三、正课

1． 作家作品简介。

刘义庆（403—444）南朝文学家。彭城（现在江苏徐州市）人。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爱好文学，招纳文士。原有集，已佚。

《世说新语》原为8卷，今本作3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36门，主要记晋代士大夫的言谈、行事，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鲁迅曾指出：“这种清谈本从汉末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弥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底名士，当时在社会上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2、朗读《咏雪》。要求语音正确，节奏合理，读出感情。

3、指导学生翻译课文，一人一句。

4、质疑：文中“寒雪”、“内集”、“欣然”、“大笑”等词语营造了一种怎样的家庭气氛？讨论并归纳：家庭气氛融洽、欢快、轻松、文雅……

5、质疑：文中的“儿女”指子侄辈，指家庭中年轻一代，现在的“儿女”指什么？

讨论并归纳：指子女，这就是古今词义的变化。

6、质疑：文中的“拟”指什么，现在的“拟”又指什么？这是文言中什么现象？

讨论并归纳：古义指相比，今义指打算、仿照，这是古今词义的变化。

7、质疑：“公大笑乐”的原因是什么？

讨论并归纳：有不同的解释

（1）对子侄辈的答案都很满意。

（2）笑前一喻，乐后一喻。

（3）为“柳絮”一喻而笑乐。

古人称谢道韫为才女，曰：“咏絮才”就是从这里来的。

8、探究质疑：你认为两个比喻哪个更好？

讨论并归纳：有两种相反的意见。

（1）认为“撒盐”一喻好，雪的颜色和下落之态都跟盐相似，而柳絮呈灰白色，在风中往往上扬，甚至飞得很高很远，跟雪花纷飞方式不同，写物必须首先求得形似而后达于神似，形似是基础，因此说，前一喻好，后一喻不好。

（2）认为“柳絮”一喻好，它给人以春天即将到来的感觉，正好英国大诗人雪莱所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有深刻的意蕴；而“撒盐”一喻所缺的恰恰是意蕴。“撒盐空中”，干什么呢？且形象不美。好的诗句要有意象，意象是物象和意蕴的统一。“柳絮”一喻好就好在有意象，“撒盐”一喻仅有物象而无意蕴，所以说不好。

9、质疑：你知道古人有哪些喻雪的名句？或者你给雪来一个恰当的比喻。

讨论并归纳：可自由发言。

示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像鹅毛漫天飞舞，像蒲公英种子

四．小结

文章客观地叙述了谢家子弟“泳雪”一事的始末，以描写人物语言为主，全篇语言简练，在不足百字的文章里，清楚地交代了事情的时间，地点，缘以及经过和结果。虽未作一字议论，但从文末补充交代的身份可以看出，作者更赞赏道韫的才气。

五．作业

1． 完成课后研讨与练习

一、1.二、1.3.三。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预习

1． 朗读《道旁李树》《复裈》课文3遍，查字典，看注释，读翻译。2． 思考课后研讨与练习。

二、导语

《世说新语 雅量第六》还有这样一则故事：王戎小时候看到路旁有一棵李树，上面长着许多李子。小伙伴们都争先恐后的去摘李子，只有王戎不动，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摘吗？请看课文。

三、正课

1． 朗读《道旁李树》。要求语音正确，节奏合理，读出感情。

2． 指导学生翻译课文，一人一句。

3． 质疑：王戎为什么未尝一口能知道这一定是苦李？

讨论并归纳：这是因为他虽小却能注意观察，认真面目思索的结盟果。树在路旁，如果李子甜早就让人家摘光了这是其一，结果很多，树枝营养供不应足，李子一定很苦，这是其

二。

4．质疑：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王戎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讨论并归纳：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王戎是聪颖机智孩子。

5．朗读《复裈》要求语音正确,节奏合理,读出感情。

6．指导学生翻择课文，一人一句。

7．质疑：韩康伯说“火在慰斗中而柄热”是什么意思？

讨论并归纳：比喻上身穿暖和了，下身就不会冷了。

8．质疑：每亲认为他“导”的原因是什么？

讨论并归纳：母亲认为觉得他小小年纪（才几岁）就能类比恰当，就能替大人着想，为家庭分忧，觉得他长大后一定会有出息，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四、课堂小结

《世说新语》中有很多类似的有趣的小故事，希望大家有机会找来读读。

1．词语小结

导：母甚导之 以……为异 对…… 感到惊异

水土导也 不同

道：国人道之 说

看道旁李树 路

然：公欣然曰： ……的样子

取之信然 这样

所以然者何 这样

2． 古今导义

因：古义：凭借 未若柳絮因风起

今义：因为

走：古义：跑 诸儿竟取之

今义：行走

寻：古义：过一些日子 寻作复裈

今义：寻找

酷：古义：特别 家酷贫

今义：残酷

3．导 母甚导之 意动用法 以……为导 对……感到惊

五作业

1.完成课后理解与探究

一、1.2.3． 选用课时作业优化设计。

《世说新语》札记三则 篇3

[关键词]世说新语；陈元方；向秀；谢尚

[中图分类号]H1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1-0101-04

一元方季方为兄为弟

《德行》篇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条：“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刘孝标注云：“一作‘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云：“难兄难弟，盖语本《论语·子路》。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言其政相似不相高下也。杨伯峻译为‘像兄弟一般相差不远，最得其实。王、方《释例》：‘难为兄，言不易称为兄，义即二人皆佳，难分高下。“兄”、“弟”指高下、先后。其说是。”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的解释与此相类，直译为“元方难为兄而居于上，季方难为弟而在其下”。

以上两家皆以正文“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为是。然细玩文义，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贬低了元方，抬高了季方，既不符合陈蹇平息争论的初衷，也不符合《世说新语》二美相较各称其长的惯用手法。况且，汉以名教治天下，陈蹇又是对名教是非特为重视的海内名士，恐怕很难以兄弟名分为辞评价德业高下。又，《三国志》裴注引《先贤行状》云：“于时，蹇、纪高名并著，而谌又配之，世号三君。”(孝标注所引略同)倘纪、谌德业相近即兄难为兄弟难为弟，蹇、纪高名并著岂非父难为父子难为子，显然不堪推理。《世说新语》所设计的另外一则小故事也可聊作旁证：《言语》篇云，颍川太守髡陈仲弓，客以此为题刁难元方，问府君何如、家君何如，元方答道，府君是高明之君，家君是忠臣孝子。并未因私人恩怨侵及礼教名分。

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云：“案，一本是也。《规箴》篇注，‘王珉声出兄殉右。时人语曰，法护非不佳，阿弥难为兄。陆龟蒙《小名录》卷一，‘僧珍难为兄，法护难为弟。可为极佳之旁证。”周一良《世说新语札记》意与刘同，又引《北齐书》王唏传、《三国志》裴注《魏略》桓范条、《三国志》裴注《山阳公载记》孙车骑长上短下条、《魏书》陆俟传、李德林“相逢狭路间”等申成其说。

以上两家皆以注文“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为是。惟陆龟蒙去晋已远，《小名录》是否为伪托之作又在存疑之间，书中所纪典故，四库馆臣已讥其枝蔓不考，“僧珍法护”云云恐系剪裁合并《世说》所记时人对陈氏王氏兄弟的评价而来，不足为凭。周一良《札记》所补材料甚丰，然核以所论之事，未必尽妥。邢子良与唏在洛两兄书“恐足下方难为兄”之语，用法正与《规箴》注时人语“阿弥难为兄”相反，二者各自成立毫无问题，但要援彼证此，即恐陷于持人之矛破己之盾的境地。他若陆俟传“无礼之人，难为其上”、《魏略》“欲擅斩徐州刺史，众人谓君难为作下。今复羞为吕屈，是复难为作上”等，属辞结构虽与《世说》类似，但适用语境却相去甚远，谓之六朝“习语”大体不谬，谓之足明“一作”为长则略显穿凿。

且不论证据当否，仅就观点而言，实以刘周二家为善。盖依注文文句解读，此则故事方为融通条理。所谓“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指的是元方季方德行俱佳，本不必相较，若强行较之，则为弟之道，季方已极尽其致，易元方于此名分下，亦无能出其右；为兄之道，元方已极尽其致，易季方于此名分下，复难得居其前。陈蹇判语的特点，即是上文所提到的二美并论各称其长。这比较符合平息争论的初衷，也是《世说新语》月旦人物常见的模式。譬如，《言语》篇乐广问王衍洛戏之乐，王日：“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文学》篇乐广述己意，请潘岳为表让河南尹，时人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同篇论太叔广挚虞言辞翰墨云：“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方正》篇孝武帝问王爽何如其兄，王日：“风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品藻》篇明帝问谢鲲何如庾亮，谢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同篇支道林问孙绰何如许询，孙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二向子期举郡计入洛

《言语》篇嵇中散既被诛条：“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云：“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日：‘常谓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悦。随次转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向子期以何种身份入洛，正文注文所述截然不同。举郡计乃史书习用语，指的是被郡守拔擢起用，辟为计吏。岁举之“举”则是汉魏间常见的选官途径，指的是由郡国守相等官按规定的名额和标准向中央举荐人才。依据正文，向秀乃是先为郡守署为计吏，而后以计吏的身份到京师洛阳作本郡的年度报告；依据注文，向秀则是作为本郡的贡举对象，被推荐到京师洛阳等待通调外补。

这两者区分甚明，本不应混淆。然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译云“应举郡中计吏”，措辞未免稍失严谨，若有人以“合‘应岁举与‘举郡计为一”疑之，不知作者将何以自解?

《资治通鉴》卷六九黄初三年文帝诏云：“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同书卷七二太和六年蒋济谏云：“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孝，不乏职贡。”据此，似乎曹魏之世，计吏、孝廉都可视为贡举对象。然《三国志》相关记载本作“计考”，今中华书局标点本文帝诏作“计孝”系依《通鉴》胡注改易。因此，《通鉴》正文注文是否正确，《三国志》标点本校文是否合理，便成了一亟待解决的附属问题。

先看文帝诏书。《三国志》卷二文帝纪录文：“今之计考，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卢弼《三国志集解》引何焯语：“左雄限年之法至此复变。”《通典》选举二：“黄初三年，始除旧汉限年之制。”《后汉书》左雄传：“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同书顺帝纪：“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然则后汉限年之制的

对象乃郡国贡举的孝廉，本不涉及作为守相令长僚佐的计吏。

次看古之贡士。庄述祖辑《白虎通阙文》贡士条：“诸侯三年一贡士，治道三年有成也。诸侯所以贡士于天子者，进贤劝善也。天子聘求之者，贵义也”。陈立疏证甚详，兹不俱引，要之，以为诸侯贡士，三适则加赏、三不适则受戮；又以为“汉时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即古贡士之遗法也”，并举董仲舒对策为证。《汉书》董仲舒传：“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元朔元年诏：“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有司奏云：“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今诏书……，令二千石举孝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前引左雄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据此，两汉以来，皆以举孝廉为古贡士遗意。又，文帝诏系承左雄议及阳嘉诏而来，其文句亦多与武帝、顺帝同，对于古之贡士与今之孝廉的关系，恐去汉世君臣的理解不远。

次看计孝计考。《文献通考》、《册府元龟》、《汉魏六朝三百家集》、《五礼通考》引文帝诏俱作“计考”；《通鉴》作“计孝”，恐系错改《三国志》而成。胡三省注云“计孝，上计吏及孝廉也”，通句解之，今之计吏、孝廉实即古之贡士。然据《三国志》、《晋书》等相关记载，计吏在曹魏之世，仍为负有特殊使命的地方僚吏，其赴京上计乃例行公差，身份归属并未改变；这与作为候选干部推荐到中央的孝廉秀才有本质的不同。又，《通鉴》录蒋济谏语亦作“计孝”，胡三省注云“谓每岁上计及举孝廉也”。蒋济所谏，乃明帝伐公孙渊事。公孙氏割据辽东，势力甚大，逮渊当国，又想携贰于魏吴之间以自雄，其于曹氏，若说以“上计”的名义派遣特使尚合情理，若说一贯履行察举孝廉的义务则很难想象。事实上，这里仍以作“计考”为是。“岁选”、“计考”乃同位互文，表时间场合。通句解之，指的是每到此时，公孙渊都会派遣“计吏”(这恐怕是曹魏的叫法，比较有中国特色)到洛都陈述政情、贡献方物。裴松之引夏侯献表云：“公孙渊昔年敢违王命，废绝计贡者，实挟两端。”所谓计贡，表述的其实也就是“岁选计考，不乏职贡”的意思。

“计孝”之不妥已略述如上，接下来看一看作“计考”能否讲通。上计、察举两事关系至为密切，不特发生时间相同(岁末)、主管部门相同(后汉以来治计、掌选皆由尚书省主之)，而且施行目的也基本相同，前者是通过计簿善恶以课殿最，后者是通过贡士优劣以行黜陟。因而，所谓计考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考长吏政绩，一是考孝廉德行。《通典》选举三考绩魏明帝条：“遂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后察举，……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率考之。”《三国志》载傅嘏难刘劭考课法日：“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人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傅嘏虽反对考课法，但其核心观点与刘劭并无本质区别，所谓乡献举其贤者，实即考士；长吏科其能者，实即课官。但郡国长吏身处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只要不犯政治错误，计簿政情云云恐怕就只能如汉宣帝诏书所说，“具文而已”。至于察举孝廉，则因为利益集团门票有限，势在必考。《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诏：“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甚无谓也。”同书左周黄列传论日：“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斯亦效实之征乎。”限年前文已述，至于试才，左雄议云“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顺帝诏云”诸生通章句，文吏课笺奏”；后尚书张盛欲奏除此科，黄琼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逮黄初年间，文帝虽除限年之策，但并未取消覆核项目，故诏书云“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而且，当时“考绩之法久废”，所谓计考云云，只能理解为覆试郡国孝廉。

三谢仁祖一坐之颜回

《言语篇》谢仁祖年八岁条：“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将送客。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一坐之颜回。仁祖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

此条宾客所作颜回之喻，与顺帝阳嘉元年诏书颇有渊源。《后汉书》顺帝纪：“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左雄传：“明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乃遣却郡。”尽管徐淑没有成功，但后世谈破格选才，往往援引颜回、子奇为例。《后汉书》边让传载蔡邕荐边让语：“愿明将军回谋垂虑，裁加少纳，贡之机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齿为嫌，则颜回不得贯德行之首，子奇终无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三国志》秦宓传载秦宓荐老儒士任定祖语：“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罗、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书》美黄发，而《易》称颜渊，故知选士用能，不拘长幼，明矣。”又，《后汉书》朱穆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云：“穆少有英才，……。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见穆曰：‘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势?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谓如仲尼，非颜回不敢迎孔子。……太守甚奇之，曰：‘仆非仲尼，督邮可谓颜回也。遂历职股肱，举孝廉也。”朱穆自比颜回，当然系世家少年高自偃仰，但究其深层原因，仍与限年制度下破格选才的依据有关。

《世说新语》中的“麈尾”考 篇4

“晋王导《麈尾铭》:勿谓质卑, 御于君子。拂秽清暑, 虚心以俟。”3最初麈尾出现时的功能乃是拂除尘垢和驱赶蚊蝇, 酷暑之时还可以扇风降温, 今人生活在城市里可能觉得麈尾无甚大用, 然而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活环境比今天的农村还要糟糕, 暴露在外的尸体成了蚊蝇滋生的源头, 因此还曾经流行过几次大型的瘟疫。虽然汉代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可以表明成型的麈尾已经出现, 但是汉代出土的墓葬图像中已经存在类似的雏形, 因此可以推断麈尾最初起源于汉代, 到魏晋六朝时期才被大量使用, 遂成为了清谈玄士人手必备的风流雅器。

初期麈尾的形制“形如树叶, 下部靠柄处则常为平直状”4。如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墓中壁画5家居图中, 男主人手执一柄树叶状的麈尾, 顶部尖而中间宽, 有短柄可供手持。北魏时期的云冈第六窟后室南壁浮雕维摩诘像中6维摩诘左手抚床, 右手侧举, 手持树叶状麈尾, 中间有一根细长的骨, 露出短柄可供手执。清人有以为麈尾等于拂尘者, 非也。麈尾中间有骨而拂尘前端只缀以毫毛, 因此非常柔顺, 呈马尾状随手势而动, 而麈的毫毛非常坚硬。而到了南北朝后期以及隋唐时期, 麈尾大部分是以“爰有妙物, 穷兹巧制。员上天形, 平下地势。靡靡丝垂, 绵绵缕细”7的形象出现的, 取天圆地方之寓意。隋代莫高窟276窟维摩诘经变图8中的维摩手持的麈尾就是这种形制, 顶部呈半圆形, 底部呈方形, 体积比树叶形的麈尾更大, 并且手柄更长, 想来是因为初期麈尾的面积太小, 而且手柄太短捉拿不易, 于是在使用中逐渐改进, 使麈尾形状更匀称美观, 使用更方便。又如盛唐期莫高窟194窟南壁所绘《帝王听法图》9中的帝王以及五代时期莫高窟第98窟的《于阗国王供养像》10中的国王手持的都是改良过的长柄麈尾。

《世说新语》阅读感悟 篇5

郑玄在马融门下，住了三年都未见到老师，只是由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一些知识而已。有一次马融曾计算天象，不相符合，门下弟子都不能解决。有人说，郑玄懂得计算。马融于是召郑玄令他计算，郑玄把式盘一转就解决了问题，大家无不惊奇。等到学业完成，郑玄告辞还乡，马融叹息说：“礼乐都到东方去了!”同时又唯恐郑玄的名气高过自己，心怀妒忌。郑玄也怀疑有人迫害他，就坐在桥下，用木屐踏在水上。马融用《周易》转式之法进行占卜，探寻他的行踪。见到卦象后，对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又靠着木板，这样必然已经死了。”于是不再追寻。郑玄因而免于难。

这个故事是说郑玄学识遭人嫉妒，郑玄机智脱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难体会，学习就应该向郑玄那样，应该积极探索，勇于向前辈和别人请教，同时自己更应该加强学术修养，利用自己的知识做更多有用且有意义的事情，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文学篇》关于文人对妇女态度看法的文章，谢太傅问陆退：“张凭为什么为母亲作悼念的诔文，而不为父亲作?”答曰：“这自然是因为男子的品德已经在他的事迹中表现出来;而妇女的美德，那就非诔文不能显扬了。”谢朗母亲王夫人因为儿子的体弱曾对支林道说：“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这些话语中所显示的文人对妇人尊敬的的态度，就不难想象《花木兰》这部文学作品为何会流传至今了，故事本身的价值当然重要，但是，更应该看到人们对传承这些作品的积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

精读《世说新语》（三） 篇6

左太冲①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②，张曰：“此《二京》③可三④。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⑤求于皇甫谧⑥，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⑦。于是先相非⑧贰者，莫不敛衽⑨赞述⑩焉。

[注解]

①左太冲：左思，字太冲，晋代诗人，曾用十年时间写成《三都赋》。三都指魏、蜀、吴三国国都。讥訾：讥笑非难。惬：满意；舒服。

②张公：指张华，张华学识广博，勇于赴义，名重一时，曾任太常、司空。

③二京：指东汉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东汉著名文学家、科学家张衡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两都、二京都是指汉代的东都（京）洛阳和两都（京）长安。

④三：用为动词，成为三。这句指《三都赋》可以和《两都赋》《二京赋》鼎足而立，三者齐名。

⑤询：请教；征求意见。

⑥皇甫谧：字士安，博览解书，著有《高士传》，名望很高，晋武帝屡召为官，不就。

⑦叙：通“序”，序言。

⑧非贰：非难、不同意。

⑨敛衽：整理衣襟，指表示敬意。

⑩赞述：称赞传述。

[译文]

左太冲刚写好《三都赋》时，当时的人们对他多有讥刺，他心里不好受，就拿去给张华看。张华说：“看来张衡的《二京赋》可以变成《三京赋》了，但是你的文章没有为世人所重视，应当找个有名望的人士给推荐下。”左思就去询问皇甫谧，皇甫谧见了赞叹不已，就为他做了《序》。这样，原来非议他的人，没有一个不行礼赞叹的。

[解读]

左思，山东临淄人。左思出身寒门，人长得奇丑，这样一个青年，在魏晋那个讲究出身和容貌的时代算是没活路了。而且，少年时代的左思，还特别笨，吃嘛嘛香，学嘛嘛不行，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个智障。无论是学书法，还是练古琴，没一样过关的。最后，在绝望中，他选择了写作，似乎以为这碗饭好吃，写了篇《齐都赋》，竟用了整整年的时间！虽没什么天赋，但挡不住他这次要跟文学死磕。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晋武帝征集天下美女，左思的妹妹被选入宫，于是左思有机会来到首都洛阳，后担任秘书郎，也就是皇家图书馆馆员。初到首都，左思惊呼：太大了！太大了！洛阳真是太大了，比我们临淄大多了！有人说，见过什么啊？确实，左思没见过什么世面。但也怪不得人家小左，要怪就怪当时的洛阳太奢华壮丽了。在洛阳的日子，左思是很孤独的。是啊，谁会搭理一个来自寒门的丑八怪呢？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伤害左思自尊的事。当时，潘岳以貌美著称，上街时，洛阳的姑娘们翘首企盼于两侧，投之以鲜花和水果；而左思上街，连洛阳的老太婆都冲他吐口水，小孩则拿着石子砸他。可以想象，左思是多么痛苦：我不就长得难看点吗？在这种情势下，为了能在洛阳有个发言权，至少别再让老太婆们欺负了，左思以时间为赌注，开始了一个冒险计划。他要穷其精力，写出一部旷世名著，灭一灭洛阳人的威风。著名的《三都赋》有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构思的。据说该赋连构思带写作，左思整整用了十年光阴。十年浩瀚，一个丑陋的青年变成了更丑陋的中年。在十年创作中，左思倾尽心血，严谨考察，引经据典，精益求精，终于在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春完成此篇描写吴国、蜀国和魏国三国首都的鸿篇大赋。但是没什么反响，而且，还受到了一些讽刺。在此之前，名士陆机从江南入洛阳，听说左思正在写《三都赋》，抚掌大笑，在给弟弟陆云的书信中傲慢地说道：“这儿有个乡巴佬儿在写什么《三都赋》，等他写完了，可以用它盖酒瓮啦。”呵呵，我想当时左思死的心都有。但左思没有自杀。苦心人，天不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一位好心人，好心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这篇东西我看完了，虽然很棒，但由于你人微言轻，所以要想走红洛阳，仍然很难。不过，还是有办法的……”

左思：“什么办法？说啊！”左思实在是急了，一个人有几个十年啊！

好心人：“找个大腕儿给你写个序，推荐一下你。”

左思：“大腕儿？”

好心人：“是的。这叫炒作。”

左思似有所悟：“找谁呢？您？”

好心人：“非也，我看找皇甫谧最好。”

左思：“为什么？”

好心人：“皇甫谧是东汉名将皇甫嵩的曾孙，皇甫嵩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第一号人物，据说当年曹操和刘备都跟他混过，可到了皇甫谧这辈，家道已经中落，他又遭受病魔袭击，导致半身有点不遂，并一度想自杀。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活了下来，饱览群书，苦读不辍，到现在不但成为文学大师、史学大师，还成了天下闻名的医学大师，著有《针灸甲乙经》，这可是咱华夏第一部中医针灸著作啊！皇甫谧有过一段特别艰苦的个人奋斗史，所以能理解你现在的痛苦，会对你有一种认同感，所以找他最为恰当。”

左思：“说得太好了！我也听说过这皇甫大师，他好像有个著名的段子，就是曾向我们的皇帝借过书。”

好心人点点头。其实，当时左思还想问一句：您现在也是名士啊，小时候也很穷困，为什么您不给我写序呢？正像你们猜测的那样，好心人就是西晋大臣张华。经张华的点拨，左思找到了名士皇甫谧，后者还真给《三都赋》作了序言。如张华所预言，这《三都赋》真的一下子就火了起来。此赋结构宏大，语言美丽，内容充实，贴近时事，被认为超越了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以致首都的士人们争相传阅。火到什么程度呢？火到为此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成语：洛阳纸贵。正是凭借着《三都赋》的东风，左思一举打入了洛阳的名士圈子，在元康年间还参与了贾谧的文学集团“二十四友”的活动。后及贾谧被诛，左思感慨万千，无所适从，最终看透世态炎凉，再也无意在圈子里混了，便卷着铺盖卷到了冀州，远离了是非之地，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风貌 篇7

一、生命意识

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对时序景物的感叹，为美好事物的转瞬即逝而伤感。另一方面则追求生命的永恒，重视精神上的永生。《世说新语·文学》篇载：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2]。

《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人把人生的短暂写得特别充分，特别突出。其伤春悲秋的意识，惊节序，叹时令的之感，表现在文章中则是“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岁月给人以转瞬即逝之感，流年似水的生活使人为之叹息。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公可谓是一代枭雄，久经沙场，心肠不可谓不坚硬，然而面对昔年所栽而今已十围的树木，尽其伤感。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国家战乱，政治黑暗，生命短促，想到这些，不禁悲从中来。生活在那时候的人因为长期战乱频仍，灾荒连连，颠沛流离，妻离子散，有的是苦闷与彷徨，后来北朝庾信的小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二人都有一种对时过境迁而功业未就的感叹。

渴望生命，享受人生的人，一旦觉得自己华发苍颜、亲朋故去，当然会感到哀伤和伤痛。《七哀诗》是当时流行的诗题，王粲的“喟然伤心肝”、曹植的“悲叹有余哀”表达的都是伤痛之情;潘岳的《悼亡诗》里写：“谁谓地宫远，路尽悲有余”;陶潜在《挽歌》里写自己死后的情形：“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都是写人的哀痛感伤之情，他们为何伤心呢?他们感伤自己的衰老、朋友的逝去、兄弟亲人的离开、美好事物的逝去。内心的凄怆、乱世的哀痛、生生死死的情感和没完没了的孤独，令他们悲哀痛哭。

《世说新语》中写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辙痛苦而返。他驾着他自己的悲哀、苦痛、困惑、愤慨，出行，是为了寻求心灵的自由，他执著想要走出现实，走出世俗，走出混沌的世界。然而，车迹途穷，只有恸哭而返，他哭人生的悲哀、生命的无常以及无边无际的孤独与伤痛，其《大人先生传》曰：“大人先生必超世而独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谟之初，虑周流于物外，志浩荡而自舒，飘于四运，翱翔乎八隅。”[3]而嵇康在《赠秀才入军》里描述的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境界。

魏晋士人有这么多载不动的哀愁，如何来减轻这些痛苦呢?他们不再重视肉体的苦难，而是去追求精神生命的永恒。士人们清谈玄理，在自然与玄理中重新审视人生，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精神在魏晋人这里形成了一种生命价值观、一种人生诉求和一种自由精神。

魏晋人面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忽视肉体的消逝，重视精神上的永生，超越了常人的生死观。人生苦短，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生命价值成了士人们的追求。

嵇康在《琴赋》中说：“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也说：“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肉体生命虽已结束，而一个人的精神生命却可以不朽，可以超越时空，百世而不殆。

二、才情智慧

魏晋是“人的自觉”的时代，由“人的自觉”，进而有了文艺和哲学的自觉。余英时先生曾说，魏晋士人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又不与其他个体相同，而处处表现其一己独特之所在，并期望达到为人所认识之目的。魏晋士人崇尚才性，重视人的材质，他们张扬自己的个性，寻求标新立异，是才情智慧的体现。《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人物品评的生动故事，如《识鉴》、《赏誉》、《容止》等篇，对人物的品评极为简练。如：简文帝目敬豫为“郎豫”(《赏誉》);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公高，太傅深”(《品藻》);嵇叔夜之人，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容止》)，可见，人们极为重视容貌风神之美。

汉末的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不存在，士人受到庄子思想和外来佛教的影响，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和表现自我，重视自己的内心体验与生命价值。《世说》里品评人物既具有澄澈明净，自然质朴之美，又融合了庄老精神和玄学义理，给人一种清澹玄远，超逸绝俗之美。那时人们所欣赏的，除了仪容外，更在乎个人的气质、风神、才性。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士人们品评人物时与外在自然联系起来，使人物更有生命内涵和生活底蕴。

晋人喜欢以风趣之语相互戏弄，诙谐幽默。按照常理，君子取人之长，不笑人所短，但是当时的人们把别人的生理特征，言谈举止作为闲聊，谈话无拘无束，不受礼教的羁绊，是魏晋清谈之风之表现。品题人物和清谈玄理在当时是主要谈资，也是“魏晋风流”的表现方式之一，士人们挥塵清谈，相互辩驳，机变百出，谈玄论佛，表明他们深深研习过老庄玄理，是才学智慧的体现。

六朝士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已经不是汉代儒生所宣扬的如周公、孔子等圣人，也不是道家所虚构的至人、神人，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展示出来的体貌风神之美和才性之美。《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无一不是以自己的才性而为人所称道的，即使如王述与顾和这类人，也给人鲜明的个性形象。宰相谢安更是雅量高致，是清谈名士。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4]?

谢安巧妙的回答不得不令人叫绝，显然系清谈高手，借历史事实回敬王对清谈的不满与否定，表明他是极为赞成清谈之风的，《雅量》篇写他的一举一动所表现出来的气质风度和在与人论辩时的才情智慧无疑是六朝士人心目中的偶像，他的从容镇定也使东晋王朝在短时期得以安定。

三、审美观照

六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自觉的时代。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得庄老美学复兴，那时产生了大量的文艺理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顾恺之的《论画》、宗炳的《画山水序》、王薇的《叙画》、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这些文艺著作里包含了很多美学知识，如曹丕的“文气”说;刘勰提出的“风骨”、“神思”、“隐秀”等术语;钟嵘的“直寻说”;“吟咏情性说”;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王弼的“得意忘象”;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宗炳提出的“澄怀物象”，这些美学范畴和命题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赏誉》篇提出了他的审美理想:“林下诸贤，各有儁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惟伶子无闻。凡此诸子，惟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5]竹林名士最能体现《世说新语》中理想人格和时代精神，其清远玄澹之风为后人所仰慕。

《世说》里写人不仅写人的仪容，也写人的言行举止。王右军给人以“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形象，嵇康有“玉山”之风，那时的人们讲究容止之美，一个人姿容好，极容易得到周围人的好评，士人们沉醉于人物的容止、器宇、形体、精神的美，崇尚人格的唯美主义，他们不像汉代那样把对美的欣赏与政治功力联系在一起，而把美作为一种品味去欣赏，超越了前人。

自然山水在魏晋时期已不像汉大赋那样风景只是作为陪衬，魏晋人心目中的自然山水已超出“比德”的范畴，在追求“飘逸”、“神韵”、“气韵生动”的理想状态下，山水自然已成为人们欣赏的对象，进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同时，他们把自然作为人生的对照，从其中体悟人生的真谛，体会人的精神生命和气质风韵。

魏晋士人追求的是一种闲适清淡、空灵静寂的生活，他们眼中的自然山水是晶莹剔透、纤尘不染、诗情画意的。他们用“神韵”、“风骨”、“清朗”、“通脱”、“风韵”来形容人物之美，以自然山水之美来比拟人物之美，使山水美与人格之美能和谐的统一起来，士人们厌恶官场和政治，在自然山水中获得了身心的自由和解放，这种宁静淡泊的境界恰恰是士人们所追求的，在与山水为友的生活中他们的主体意识与人格个性显示出来，魏晋风流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

《世说新语》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是研究魏晋风流的珍贵史料，此书为我们展现出动乱年代知识分子几代人的精神风貌，后人由此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的风尚以及士人的言语、行为和思想。魏晋士人玄妙的哲学意境和空灵的艺术精神感染着后人的无限情思，他们身上所彰显的生命意识、自由精神、审美理想影响着后世中国文人。

摘要：《世说新语》是一部志人小说, 记录了魏晋士人的趣闻逸事, 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士人们的自由精神、价值观念和才学智慧。魏晋时期政治混乱, 但士人们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 他们在自然山水中体悟人生和品题人物, 其品题之风对中国美学影响深远。

关键词：魏晋风度,自由,生命,才性,审美,《世说新语》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356

[2]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 1983:327.

[3]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7:185.

[4]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 2006:112.

《世说新语》中“将”的用法 篇8

《世说新语》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但目前还未见专门对该书的“将”字进行研究的成果出现, 对该书中“将”字进行穷尽式研究, 既有助于全面深入地揭示“将”字的特点, 又能为中古汉语语法的断代研究提供实证资料。

据统计, 《世说新语》中共有137个“将”字, 根据词性、用法大致可以分名词、动词、副词、介词和助词5大类, 下面我们分别对每类的用法作简要分析和归纳。

1.“将”用作名词

此种用法在全书中共出现64例, 占总数的46.7%。它的意义一般是将军、将佐、将略、人名甚至宝剑名等, 这些意义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是常用意义。例:

2.“将”用作动词。

用作动词的“将”共有10例, 只占总数的7.3%, 是使用种类比较少的一类, 这种用法在近代汉语中是一种比较有特色的用法, 跟现代汉语区别较大, 在今天这种用法已经基本消失, 近代汉语中用作动词的“将”一般表示“率领”、“带”、“拿”等意义, 下面分别详述。

2.1 有“率领、带”的意思。

具有这个词义的在全书中共发现10例, 考察分析这组动词可以发现它们主要有两种搭配格式:

2.1.1“将”+宾语。

考查具有“率领、带”这个意义的句例, 发现竟有6例是此种搭配格式, 由此可见这种格式在《世说新语》“将”字作为动词用法时是一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用法。例:

2.1.2“将”+趋向动词。

此种用法的“将”字后一般无宾语或宾语承前省略, 但后面必须有趋向动词, 趋向动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补语。例:

2.2 有“驾”的意思。

这种用例不常见, 在文中只出现了1例, 一般是“将”和“车”连用, 后来形成一种固定搭配。例:

2.3 有“拿, 拿走”的意思。

与后代的《金瓶梅》等著作对比, 我们发现《世说新语》中的动词“将”的用法是比较单一的, 大部分都表示“率领, 带”等意义, 还未曾出现“休息、休养、调养”, “比、比较”的意思。

3.“将”用作副词

这种用法在全书中共出现56例, 占总数的40.8%, 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用法, 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3.1 表示动作或情况不久就会发生, 将要、快要。

这种用法在全书中共出现50例, 是“将”作副词时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主要用法, 在近现代汉语中也是一种出现比较多的用法。例:

3.2 恐怕, 表示测度而意思偏于肯定。

一般和“无”、“不”一起搭配成“将无”、“将不”, 在书中共出现了6例, 且一般出现在口语中, 是魏、晋时人们常用的一个熟语, 是表示测度而意思偏于肯定的词语, 大约相当于“恐怕……吧”, 在现代汉语中这种用法已经绝迹。

4.“将”用作介词

这种用法在该书中出现较少, 只发现4例, 占总数的2.9%, 是出现次数最少的一种用法。

4.1 用作处置式, 相当于今天的“把”。

4.2 伴随介词, 用作介绍动作协同的对象。

在全书中总共出现了两处这样的用法。

5.“将”用作助词

这种用法全书共有3例, 占总数的2.1%。用作助词时, “将”无实在意义, 一般用在动词后面。

为了便于对比观察, 我们把《世说新语》和《金瓶梅》中的“将”字按词性分类整理成一张简表, 分别列出它们的意义, 在全书中出现的总句例数, 占总数的百分比。[3]

通过仔细对比《世说新语》与《金瓶梅》中的“将”字的用法, 虽然两书的成书年代、内容、语言风格、篇幅的长短等因素都会影响“将”字数量及词性在书中出现的比例, 但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窥探“将”字从中古汉语到近现代汉语的一些较为明显的发展变化。《世说新语》中“将”字出现最多的是名词和副词, 分别占总数的46.7%和40.8%, 动词、介词和助词所占的比例数量都比较少, 可见在魏晋六朝汉语中“将”字的使用是以名词和副词为主的。在《金瓶梅》中, “将”字是介词和助词出现次数比较多, 分别占了42.9%和29.4%, 副词、名词和动词出现的比例相对较少, 可见在近现代汉语中介词、助词等虚词用法的“将”字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

参考文献

趣说《世说新语》 篇9

在我居住的城市，既有政府领导下的慈善机构，也有民间的慈善团体，如抗灾救灾委员会、慈善联合会、红十字协会。还有许多有爱心的人，以义工的形式，救助湘江游泳遇险的人，为社区的留守老人洗被褥、打扫卫生，为贫困家庭捐物捐钱……得到社会和群众的交口称赞。

当下，慈善事业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赈灾、济困、救贫、保护和援助弱势群体（残疾人、艾滋病患者、留守老人、失学儿童），不但在人力、物力上倾情施援，还有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方面的无偿帮助。

2010年，中国第一部地方慈善通史《湖南慈善史》出版面世，其上起远古，下迄民国，对湖南慈善事业的千古历程遂一寻根溯源。有文案可考的有关该省慈善方面的资料，最早的记录为汉代，多为灾荒救助；有传统慈善机构的记载，则是在宋朝。

在魏晋时代，政权频频替换，战事屡屡发生，加之天灾，除却豪门大族，一般人的困顿则可想而知。当时的政府慈善机构多为临时所设，也无多少财力可言，济困救贫主要是民间和个人行为。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裴楷）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刘孝标为“梁王、赵王”作注：“朱凤《晋书》曰：宣帝张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赵王伦，字子彝，官至相国。”他们是皇帝的近亲，官高禄厚，而且有自己的“国”（属地），实在是富得流油。他们的中表亲戚中却有不少穷苦人，得不到他们的资助。裴楷，字叔则，任过河南尹、中书令等官职；他每年都要向梁、赵二王征收数百万租钱，以救助这些穷苦人。有人讥笑他依靠乞讨来施舍行善，他的回答是：减损富余的来弥补不足的，符合天理人情。

在当下，我们不但倡导慈善事业人人可为，也同样赞同先富起来的人慷慨解囊，这对于平衡贫富悬殊的社会情绪，大有裨益。

“郗公（郗鉴）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匈奴军歼晋军十余万，攻入都城洛阳，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郗鉴遭此劫难，住在乡下，又穷又饿，乡亲们因他的德行闻名，便轮流请他吃饭。这是老百姓为危难中的官员行慈善之举。

还有一位刘驎之，“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已匮乏，村人亦如之。”（《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六》）

刘驎之居阳岐多年，不论自己衣食多少，都与村人共享。如果他碰上穷困之时，村人又反过来救助他。

另一则，写陶侃母子，在家贫至极时，对于风雪严寒中的投靠者，犹尽力救助。家中无米，母亲剪下头上的长发出卖换钱，买回几斛米；没有生火的柴，“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没有供马吃的草，就剁了草垫以喂。使前来请求救助的范逵，与“从者该无所乏”。

陶家母子虽贫困，却能倾其所有以帮助他人，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悲悯情怀，堪称千古佳话。正如《优婆塞戒经》所云：“若修悲心，难施能施，难忍能忍，难作能作。”

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各界为前方战士募款、捐物的慈善之举，出于一种灼热的爱国情怀。郁达夫曾写《募寒衣》一诗：“洞庭木落雁南飞，血战初酣马正肥。江上征人三百万，秋来共与寄寒衣。”

乡 愁

生活在故乡的每一个人，对这块土地会与生俱来地充满一种由衷的眷恋、感恩、挚爱之情。故乡文化所涵盖的一切，政治、经济、地理、风俗、文学、艺术、人事等等，都会融入他的血液、性格、观念之中。不管他身处何地，都会情不自禁地忆起故土，这种经久不衰的思念便是乡愁，也称之为原乡意识和寻根意识。

学者黄万华在《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一书中说，原乡“有的实指祖居故乡，有的则是虚拟想象中的故乡，也有的泛指母国故土，更有的是融入了异乡因素的‘故乡’。”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的栖居》中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

古往今来，正如俗语所云：谁不说我家乡好！文人、墨客更是对原乡——祖国，生养他的故乡；长期工作和生活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歌之咏之描之画之。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就有多则写到魏、晋名士的原乡意识。

王济字武子，为太原晋阳人；孙楚字子荆，为太原中都人。他们对同属太原的各自的出生地，倾注由衷的赞美：“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涾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陆机，为吴郡人。“陆机诣王武子（王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王济是山西人，该地有名产羊奶酪，故很骄傲地问：“你们江东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比美？”陆机回答：“有千里湖产的莼菜羹，只是没放盐豉而已。”意讽羊奶酪没有盐豉之味，而莼菜羹一旦放入盐鼓，其味远胜羊奶酪。

“张季鹰（张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世说新语·识鉴第七》）

秋风起时，任要职的张翰想起家乡吴中的美食，官也不当了，千里迢迢赶回家去。乡愁之深重，令人可舍弃名利之欲！

桓温曾做过琅邪（今南京市北）内史，是他工作过的地方，并有政绩。“桓公（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温曾在工作过的地方栽柳，多年后，柳粗十围，他感叹年光如逝水，人也老了，“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感怀下泪。

“桓征西（桓温，任过征西大将军）治江陵城（荆州）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品评）此城者有赏。’顾长康（顾恺之）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桓温驻节荆州时，把城廓修建得十分壮丽，很有成就感。而顾恺之的品评精彩、形象，故得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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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乡更小的概念，是安家休憩的庭园。孙绰，字兴公，为太原中都人。“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桓自手壅治之。高世远（高柔）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松苗）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孙绰的安家之处，表现出他知止知足、不求名利的意念，是他的精神家园。高柔见他栽小松树，于以讥讽，他的回答针锋相对：“松树、柳树即便能长得合抱粗大，又有什么用？”弦外之音是：我栽松树，是为效仿它的气节与品格。

西晋亡后，晋王室司马睿渡过长江在江南建立东晋，江北原西晋官吏、士人纷纷渡江投奔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其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个“新亭泣泪”的典故，表达的是一种对故国的思念，也是原乡意识的凸现。王导的话很警醒人心：我们不应只是叹息流泪，应该筹划如何砺兵秣马、光复河山。

普渡众生佛亦疲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庾公（庾亮）尝入佛图（佛寺），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

在《涅槃经》中称，如来也就是释迦牟尼背痛，于双树间北首而卧，故后人多画或塑卧佛像。

而北京西郊香山，有一座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卧佛寺，因内有释迦牟尼卧像而得名。这尊卧佛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临终前向弟子嘱托后事的情景。

庾亮见卧佛而说：“佛普渡众生太累了，他也要休息一下。”似乎是一句平常语，却反应了当时崇佛、礼佛、祈佛的风气十分浓烈，到处是寺庙，参谒的人很多，佛“疲于津梁”是一种真实。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的创立者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族制度，因此得以风行。其基本教理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得到成佛为最终目的。

佛教传入中国，为东汉明帝十年（公元67年）。历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渐发达。到了隋唐，出现了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诸多流派。

在历史上，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初兴并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大兴建寺、开窟、塑佛、刻佛、画佛之举，至今犹有遗存，如甘肃临夏的炳灵寺石窟、敦煌的莫高窟。

前者位于黄河北岸小积石山大寺沟中，“炳灵”是藏语“十万佛”之意，开凿于西秦建弘（公元420—428）年间，下至明代。

后者莫高窟，又称“千佛洞”，“相传始建于秦建元二年（公元366），而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年代应为北凉（五世纪初）。此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佛窟的建造始终振兴不替，保存至今的有四百九十二个。”（《宗教词典》）

乙未年盛夏，我应邀与诸友参观了炳灵寺石窟和莫高窟，两处皆有释迦牟尼的石雕卧像，侧式，头枕莲台，两眼半闭，嘴角微启，怡静安详。

魏晋时代的人，不分贵贱、老幼、男女，皆对参佛、学佛、说佛饶有兴趣。

张玄之、顾敷分别是顾和的外孙、孙子，年纪虽小却皆聪明。顾和常说孙子强于外孙，因而对孙子看得更重，这让外孙张玄之很不舒服。张玄之九岁、顾敷七岁时，顾和带他们去佛寺。正好看见佛的圆寂像，弟子中有哭的、不哭的。顾和问外孙和孙子这是为什么。外孙说：“被佛看重的弟子哭，不被佛看重的弟子不哭。”孙子说：“不对。应当是忘情的弟子不哭，不能忘情的弟子才哭。”

张玄之因不被外祖父看重，故以眼前佛像来说出心中的埋怨。而顾敷则劝告他不要忘了老人的恩情，依旧是因佛像而生发弦外之音。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当时这么小的孩子就对佛教有所认识，应是平日耳濡目染所致。

而成人的拜佛、捐香火钱，或想祈求佛赐平安，或企图自己成佛。

“何次道（何充）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阮裕）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古今。’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

阮裕对于去寺中礼拜频繁的何充予以讥讽：“我祈求佛让我任一个管理几千户人家的郡太守尚且得不到，你却想成佛，不是野心太大了吗？”

当时的不少名流，都把佛教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并为一些求知者传道解惑。“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支遁）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法华经》所说的“三乘”为：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悟四谛而得道为声闻乘，悟因缘而得道为缘觉乘，行六度而得道为菩萨乘。支遁对“三乘”的疑难问题，清楚地予以判别，听众都说弄明白了。支遁下了讲座，让大家一起讨论，前两层意思还说得出来，到了第三层就纠缠不清了。当时他虽把“三乘”的内容传授给了弟子，但弟子并没有完全领会。

“汰法师云：‘六通、三明同归，正异名也。’”（同上）

释惠远是一位高僧。《远法师铭》称他十二岁就随舅舅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二十一岁拜释道安为师剃度出家，不但苦研佛学，且对其他典籍研读甚深。“殷荆州（殷仲堪）曾问远公（释惠远）：‘《易（经）》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应）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同上）他们讨论的是《易经》中所说的，大自然事物变化的互相感应问题，从中可看出佛教传入中国后，对其他哲学流派的吸纳，使之更加本土化的迹印。

对于佛经、佛事的本土化诠释，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见于《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座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众从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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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宁任豫章太守，在八日时请佛上了手板，众和尚不知该怎么办。坐在末座的小和尚说：“如来佛不作声，就是许可了。”于是众和尚都同意这个小和尚的意见。

我与我周旋

一个人能正确、客观、持之以恒地认识自己，并不断地克服自身的弱点、缺点，为的是在品德、学识、才干上有所进步。用现在的说法是：认识自我，战胜自我，完善自我。

《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中，有一句话与之意味相近：“我与我周旋久。”

“桓公（桓温）少与殷侯（殷浩）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殷浩在回答桓温“你比我怎样”的问话时，只是说：“我总是在不断地考察与修正自己，让我更像真正的我。”

当一个人对自己缺乏足够的认识，或者会莫名的自傲，或者会无端的自悲。清醒者会以身边的优秀人物做参照的坐标，以彼此的优劣、长短作出比较，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品藻”一辑中，多有例证。

“（晋）明帝问谢琨：‘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谢琨说，庾亮能端庄地立于朝堂之上，作为百官的表率，我不如他；但胸怀旷达，自认为可强过他。

“支道林（支遁）问孙兴公（孙绰）：‘君何如许掾（许询）？’孙曰：‘高情远志，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

孙绰拿自己和许询对比，说：“论情趣高远，弟子早就佩服他了；但写诗作文的才情，他应在我之下。”

“庾道季（庾和）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韩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王坦之）。自此以还，吾皆百之。’”

庾和认为自己在谈名理的严谨上，他不如韩伯；在毅力的强正上，他不如王坦之；和另外的人相比，他应该胜之。

唐僧渊的面相，因为鼻梁高，眼窝深，常被人讥笑。但他并不沮丧，反而作出了非常自信的解释：“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这也是正确认识自我并肯定自我的一种形式，弦外之音是面相既“灵”且“清”，亦能透现出他的内在气质。

“除三害”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京剧中的《除三害》，是一个传统的优秀剧目。《世说新语·自新第十五》：“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而此地义兴的水中有蛟，山上有凶猛的虎，都伤害老百姓。连同周处，义兴人称之为“三横”。在人们的劝说下，周处先杀虎，再入水斩蛟。蛟在水中或沉或浮，周处一直紧追不舍。过了三天三夜，乡人都以为周处死了，便额手称庆。后来周处斩蛟归来，闻说此事，才知他往日的劣行如此遭人厌恶，便下定决心要改邪归正。他到吴地去找陆机、陆云二位名士，陆机不在，遇到了陆云，他倾吐自己的心迹：“我想改正，但虚度了这么多年，怕最后还是一事无成。”陆云说：“古人看重朝闻道而夕死无憾，何况你前景是不错的，人最怕的是不好好树立志向，有了志向，还怕好名声不传扬吗？”陆云的鼓励，使周处振作精神走一条正道。“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周处除虎、除蛟、改过自新重作人，谓之“除三害”。他立下高尚的志向，然后洗心革面，逐步根绝自己的劣性、劣行，是“我与我周旋”的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最终诞生出一个新“我”。

《曾国蕃日记类抄》中，有很多文字写到他修身养性、反躬自省，十分警策动人。他在“壬寅五月”一则中，自省待人的“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彼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他的这种自省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伟人毛泽东评点曾国藩日记，说过这样的话：“尝读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唯口兴戎，纳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