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读后感

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读后感（共4篇）

篇1：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读后感

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简介

刘义庆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祖籍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后迁居丹徒之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刘义庆本来是刘道怜的次子，刘道怜是宋武帝刘裕的中弟，封长沙王。可是因为刘裕的幼弟刘道规没有儿子，便把刘义庆过继为嗣子。

这刘道规少年时便有大志，才能也在众宗室之上，深为刘裕喜爱。东晋后期刘裕征讨桓玄时，就是在刘道规的配合下，击败了桓玄。刘道规因此被封为振武将军、义昌太守。后来一直历任要职，不幸于义熙八年(412)病逝。刘裕建立南朝宋后，赠刘道规为大司马，追封临川王。本来宋文帝刘义隆小时候是由刘道规养大的，刘裕已经打算让刘义隆继承刘道规，可是大家都觉得按照礼教的规定，一个人不能同时继承两份家业。于是刘道规便把刘义隆还给刘裕，而将刘义庆定为继承人。

刘义庆幼年时候就受到宋武帝刘裕的赏识，他常常拍着刘义庆的小脑瓜喜爱地说：“这是我们家的丰城宝剑啊(传说江西丰城地下藏有龙泉、太阿宝剑，后世常以“丰城剑”赞美杰出人才，或杰出人才有待识者发现，见《晋书·张华传》)!”十三岁的时候，刘义庆就袭封为南郡公，除给事，按谦让的规矩没有上任。义熙十二年(416)，刘义庆十四岁的时候，便跟随长辈讨伐长安，还拜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没上任，改为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复督淮北诸军事，等等。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十八岁时，袭封临川王，徵为侍中。元嘉元年(424)，二十二岁时，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迁丹阳尹，加辅国将军、常侍并如故。

当时有一个名叫黄初的老百姓，他的妻子赵氏失手将自己的儿媳妇杀死。这本来是死罪，遇到赦免没有处死，但却要押送到很远的地方，以防她的孙子为母亲复仇。对此，刘义庆上书说：“按照《周礼》的规定，像父母受到外人杀害这样的深仇大恨，一定要避仇海外。即使是在热闹繁华的市场相遇，也要刀兵相见。这是因为杀父杀母之仇，为莫大之仇，非报不可。可是家族内部亲人之间的骨肉相残，有时很难把道理讲得很清楚，所以常常要在法律之外裁以人情。而且礼制对于有过失的人也要宽恕，法律也没有与祖宗为仇的条文。况且赵氏这次杀人，本来是由于酒后失手，加上年老昏耄。哪能用她因年老昏耄而酒后失手，作为她戴枷长行，与孙为仇的理由呢?臣以为这位孙子如果能够含悲忍痛，与自己的祖母同天共域，既不违儿子的道义，也无亏于孝道。”这番话合情合理，赢得了大家的支持。

然而从文帝刘义隆开始，情况就发生了一些不利于刘义庆的微妙变化。本来刘裕选定的继承人是刘义符，也就是宋少帝。但刘裕去世时刘义符仅十七岁，所以宋少帝即位后权力实际上是掌握在受命辅佐他的三位大臣徐羡之、傅亮和谢晦手中。因刘义符年轻无知，游狎无度，不问政事，加上北魏边患频繁。三位辅政大臣忧于国事，决定废掉少帝和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迎立刘裕的第三子宜都王刘义隆为帝，也就是宋文帝。上台后的刘义隆并没有因为三位辅政大臣拥立自己而重用他们，反而在元嘉三年(426)以弑君的罪名将他们一个个处死，同年还杀死了吴郡太守徐佩之。

不仅如此，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他加紧了对其它大臣包括自己兄弟和宗室的肆虐杀戮和严格控制。在刘义隆的兄弟中，刘义康算是才能过人的一位。他也曾一度与王弘一道辅政，王弘因病推谦，他便大权在握，权倾天下。也正因为他锋芒毕露，才招致刘义隆的猜忌和迫害。元嘉七年杀兖州刺史竺灵秀，十三年杀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十七年杀彭城王刘义康的死党丹阳尹刘湛及其它亲信。刘义康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出任江州刺史。元嘉二十年杀雍州刺史刘道真、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刘义庆死去的次年(445)，免彭城王义康为庶人，杀范晔等。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大军南下，刘义康当时废居广州。文帝刘义隆担心刘义康趁机作乱，于二十八年正月赐义康死。这些被杀戮的大臣和宗室多属无辜。以檀道济为例，在宣布他罪行的诏书中，只有“空怀疑贰”，“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等空洞不实的诬陷之词，所以檀道济被捕时愤恨地喊道：“坏汝万里长城!”刘义隆的这些举动实际上拉开了刘宋王朝骨肉相残和滥杀无辜的序幕。宋文帝以后，孝武、明帝也都猜忌异常，宗室多遭诛杀。所以萧道成临终前告诫其子萧赜说：“宋世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南齐书·长沙王晃传》)据清人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刘宋六十年中，皇族一百二十九人，有一百二十一人被杀，其中八十人为骨肉自相屠杀;又据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统计，刘宋皇族一百五十八人，子杀父者一，臣杀君者四，骨肉相残杀者一百有三，被杀于他人者六。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义庆不能不加倍小心谨慎，以免遭祸。本传言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这实际上是借故离开京城，以远离是非之地。尽管文帝下诏劝解宽慰，但架不住刘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刘义庆终于得以外镇为荆州刺史。刘义康的被贬，对其他兄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文帝的另一弟衡义王义季鉴于刘义康的灾祸，“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为长夜之饮，略无醒日”(《宋书》卷六一《武三王传》)。这与刘义庆的心态如出一辙。而外镇后的刘义庆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旧唐书·音乐志》云：“《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此字有误，疑当作‘京’字)。大惧，妓妾夜闻乌啼声，叩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此事又见旧题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上“乌夜啼”条：“右宋临川王义庆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郡。义庆时为江州，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宅。义庆大惧，妓妾闻乌夜啼，叩斋阁云：‘明日当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作此歌。”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刘义庆对刘义康显然有同病相怜、兔死狐悲之感。刘义隆的警觉和责怪更是使他如同惊弓之鸟。正因为如此，本传中才记载他“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

值得细细品味的是，《宋书》的作者沈约没有明确说明“世路艰难”的内涵是什么。其中的奥秘可能与写作年代和取材有关。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考证，沈约修《宋书》时，除宋末十几年的事迹之外，都是沿用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在宋代所修的旧史，所以一百卷的大书能在一年内完成。周一良先生《〈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一文据此认为，何、山、苏、徐等人修本朝的历史，必然多有顾虑，不敢秉笔直书。“所谓‘世路艰难’，我想就是刘宋旧史里的隐晦之词，而被沈约沿用下来。……刘义庆的遭遇和《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从义庆本传里的四个字可以窥见消息。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

至于“不复跨马”，周一良先生认为东晋南朝后期骑马一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野心的表现。如南齐时王融欲乘齐武帝病笃，拥立竟陵王子良为帝，故“晚节大习骑马”，“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南齐书·王融传》)。又如《梁书·南郡王大连传》言梁武帝问大连与兄大临，“汝等习骑不”?对以“臣等未获诏，不敢辄习”。说明皇帝之孙不得诏令犹不敢擅习骑马。这个看法十分精到，然查查史书，可以发现骑马一事在魏晋六朝时期涵义似更为广泛，颇有广义上政治的寓意。

元嘉十二年(435)，朝廷让内外群官向朝廷举荐人才。刘义庆上书举荐了武陵龚祈和处士师觉。这两个人都是既有才学，而又心志高洁之士。举荐这样的人才，也可以看出刘义庆的人格追求和向往。元嘉十六年(439)，刘义庆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数郡，任江州刺史。元嘉十七年(440)，任南兖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

刘义庆在广陵(今江苏扬州)的时候，不幸患病。那时正好有白虹贯城，野鹿入府。刘义庆是个迷信的人，见到这些所谓不祥之兆，心里十分恐惧，便执意要求返回。宋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回京后不久，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庆在京城病故，时年四十二岁。朝廷追赠侍中、司空，谥号康王。

刘义庆不仅是一位王公贵族，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

《宋书·刘道规传》在介绍刘义庆的文学事迹时，说他为人性格简素，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好文义。他的作品虽然不多，水平也还不算出类拔萃，但却足以成为诸位宗室的表率。刘义庆还利用他身为临川王和官居要职的特殊身份，大力招揽文学之士，不管远近，都尽力网罗。像太尉袁淑，在当时文名很盛。刘义庆在江州时将袁淑召为谘议参军。其余像当时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陆展、何长瑜、鲍照，都是文学史上的赫赫有名的一代文学大家。刘义庆都将他们召在自己身边，委以官职，探讨文学，从而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个很有文学氛围的沙龙集团。因为这个缘故，就连宋文帝给刘义庆写信的时候，也要再三字斟句酌，生怕让刘义庆挑出什么毛病，见笑于大方之家。

与刘义康和刘义季相比，刘义庆更多地具有文人的气质和修养。刘裕对他的“吾家丰城”之誉，应当包括他的文采和才华。根据《宋书·刘道规传》的记载，刘义庆著有《徐州先贤传》十卷。刘义庆祖籍彭城原属徐州，为徐州老一代贤达人士作传，表彰嘉言懿行，其中当然有着浓重的乡土之谊。又模仿班固《典引》著《典叙》，“以述皇代之美”，这应当是赞述宋王朝的建国历史。《南史·刘道规传》记载刘义庆的著作还有《集林》二百卷，这大概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类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他的《江左名士传》一卷、《宣验记》十三卷、《幽明录》二十卷、《世说》八卷、《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两《唐志》另外著录他的《后汉书》五十八卷、《小说》十卷。除《世说新语》外，其它各书均已亡佚。其中《宣验记》和《幽明录》后人有辑本，《集林》存少数佚文。另《初学记》卷一六、《艺文类聚》卷四四引录他的《箜篌赋》，《艺文类聚》卷九一引录其《山鸡赋》，《全宋文》卷一一辑录他的《鹤赋》，本传引录他的《荐庾寔等表》和《黄初妻赵罪议》，《全宋诗》卷四辑录他的《乌夜啼》和《游鼍湖诗》等。由于他以文采见长，所以本传说就连刘义隆给他写信的时候，都要“常加意斟酌”。

现存各种版本的《世说新语》的作者都署为刘义庆，其实这个题法还有些疑问。因为当时刘义庆在自己身边聚揽了很多著名文人，所以有人认为这部书也许不一定完全出自刘义庆之手，或许是他和身边那些文人一起编撰的。像本传中所提到的袁淑、何长瑜、鲍照等，都可能是《世说新语》一书的参与编撰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鲁迅所说的“裴郭二家”是指东晋时裴启所作的《语林》和郭澄之所作的《郭子》。因为《世说新语》书中采用了很多这两部书及郭颁《魏晋世语》、袁宏《名士传》的内容。这个说法虽然还不能成为定论，但作为了解《世说新语》作者的一家之言，还是有些参考价值的。所以，从广义上说，《魏晋世语》、《语林》、《郭子》、《名士传》的作者都可以视为《世说新语》的原始作者;从狭义上说，刘义庆身边的那些文人也都有可能参加了本书的辑撰工作。刘义庆对本书的重要贡献也许主要在于组织和定稿的工作，所以称他为《世说新语》的主编还是没有问题的。

篇2：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读后感

《世说新语》是南朝时期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又名《世说》。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

《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它原本有八卷，被遗失后只有三卷。

篇3：《世说新语》的思想特色

《世说新语》记述的时代是变幻莫测人生无常的, 但《世说新语》记述的世界是充满情趣的, 许多故事往往表现出喜剧色彩, 使人读来情趣横生。例如, 王戎以俭啬著名, 吝啬达到了令人可笑的程度:“王戎俭吝, 其从子婚, 与一单衣, 后更责之。” (《世说新语·俭啬》) 儿子结婚只给他一件单衣, 事后王戎还给要了回来。“王戎有好李, 卖之, 恐人得其种, 恒钻其核。” (《世说新语·俭啬》) “王戎女适裴颁, 贷钱数万。女归, 戎色不说, 女遽还钱, 乃释然。” (《世说新语·俭啬》) 这些可笑的行为发生在十分富有、地位非常高的一代名士王戎身上。再如, 庾翼在丈母娘和妻子面前表演骑马的本领, “始两转, 坠马堕地”, 而他则“意色自若” (《世说新语·雅量》) 这是一个滑稽好笑的场面。在这里缺点或过失成了富有情趣的品格或行为。文本似乎不是要嘲讽, 反倒像是在欣赏。人物不以其缺点为缺点、以其过失为过失, 也似乎对其缺点或过失缺乏自觉, 因而仍沉溺或执着于这种包含缺点或过失的原态生活。这种无所顾忌的缺憾, 这种我行我素的生活, 从反面说明了人物出乎自然的本性。这些喜剧性的小品使人轻松和愉悦、令人慰藉和满足。一方面是安死, 一方面是乐生, 这使得《世说新语》有着一种明朗而高远的情绪氛围, 体现了人们对现实拘系的摆脱。

《世说新语》中有许多对人的形象的描述和赞美。这种描述和赞美固然可以看作是对人的外貌形象美的一种发现, 但作品更为注重的是人的整体形象美的核心在于精神的超拔, 在于神。于是, 精神化的外貌不是以肉体的强悍为特征, 而是以身体的弱化、虚化为代价, 似乎只有肉体的弱化、虚化才能更好地呈现、突出精神, 以免因为肉体的强悍而淡化精神。这在卫玠的身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王丞相见卫洗马, 曰:‘居然有羸形, 虽复终日调畅, 若不堪罗绮。’” (《世说新语·容止》)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 人久闻其名, 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 体不堪劳, 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 (《世说新语·容止》) 这是对文弱的直接赞赏。

《世说新语》对于生命的感悟, 对于现实的超脱, 最重要是通过真正的名士来表现的。这些士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为之士, 一类是放诞之士。前者从容平静、独立超然, 后者我行我素、无所顾忌。无为的名士守持自己本性, 不受外界外物的干扰;放诞的名士按照本性行事, 不受外界外物拘系, 以平常之心做骇俗之举, 也表现出从容超然的心态。因此, 不管是无为还是超然, 其出发点都是本性的自然, 都是不受外物所累, 都是为了摆脱现实的拘系, 以获得精神、人格上的自由。他们超越现实 (有时也是躲避现实) 的方式多种多样, 可以饮酒、可以遁林, 如竹林七贤。竹林成了一个界限、一道屏障, 将俗世隔离开来, 在林中形成一个自由高雅的精神世界。进入这个竹林, 也就是从现实退避到精神的世界。

篇4：《世说新语》的另类品读

《世说新语》分36门记载了1000多则魏晋往事，是了解魏晋风云的最重要的典籍。唐时编纂《晋书》，里面的人物事迹，多取材于这本书。《世说新语》所叙都是真实的，并无虚构与夸张；魏晋时代的魅力与汉唐宋明不同，他最出奇之处在于士人们生活和精神上的奇异。一部《世说新语》几乎已囊括了魏晋时代的重要历史事件。一言以蔽之，品读《世说新语》，不但可以窥出整个魏晋时代独具个性的人文生活，还能了解到它的政治争斗史。

与汉朝的敦实厚重、唐朝的盛大开放、宋朝的清丽内向的特点完全不同，魏晋时代以洒脱放旷、冷峻玄远著称，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时尚和审美追求。在这种背景下，魏晋时代终成整个中国古代史中最为另类最为奇异的一个时代，也成为最受争议的一个时代。

可以这样说，对于那个时代，喜欢的人喜欢死了，恨的人恨死了。

千年后的一个夏天，老家在浙江绍兴（会稽）的鲁迅在广州做了那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鲁先生看来，魏晋的明星们其实是受了很大的冤枉的，虽然他们表面上放浪形骸，但内心世界都是很郁闷的，所以寄情山水。

但时光的演进总是令人伤感。东晋末年孙恩的暴乱把百年魏晋精神涤荡殆尽。公元433年，随着诗人谢灵运的被杀，魏晋的精神与气质彻底终结。尽管此后有隋唐的开放盛大，有宋明的商业和文艺的高度发达，但背后都有一根儒家的绳索束缚着那个文明，而魏晋时代心灵彻底解放的局面，再也没有了。

还好，古人把一本志人笔记《世说新语》留给了我们。魏晋明星们的故事，一代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追求，依赖此书被记录和流传下来。该书成于南北朝時期，编者是刘义庆(403—444)。刘是南北朝时宋之宗室，袭封临川王，史书说他爱好文艺，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可以想像，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但正是这个文学青年，编辑而成了这部中国古代最优秀的记述人物轶闻遗事的笔记。《世说新语》的文字简约、隽永，口语化，后人历来称颂有加。明代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现代的鲁迅的评价是：“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 宗白华的评价是：“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

苦难是人生的常态，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悲剧性的，追求的过程，就是悲剧延伸的过程，尤其对经历过九死而一生的大人物来说，他们的体会可能要更深一些。因而我们在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那种悲秋伤春的浩叹摇落之悲的华章会更多一些。桓温临死的时候，他还向朝廷求赐“九锡”以满足他建立万世功业的虚荣心，这样的事，曹操、司马昭也干过，好象和“篡逆之心”有了关系，这时名士派的老大谢安用了“拖字诀”，十几天后桓温就死去了，终于没有了却心愿。对桓温自己来说，人生的悲剧性不是很明显吗？

李泽厚先生在解读魏晋人多悲叹之辞时说：“门阀贵族们经常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而又满怀忧祸的境地中，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中，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这句话，也有利于我们对《世说新语》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