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精选十篇）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篇1

(一) 绝对地租

绝对地租是使用最劣等土地时所交纳的地租。劣等地之所以要交地租, 是由土地所有权垄断所造成的。如果随意使用土地而不交纳任何费用, 那么这就等于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事实上被废除了。所以, 马克思认为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垄断, 使用任何土地都必须要交地租。

(二) 级差地租

1. 级差地租形成的基础是剩余利润。而剩余利润通常就是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和它的社会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 或者说是个别利润在平均利润以上的超过额。根据对级差地租一般特点, 又可以把级差地租定义为:由于经营自然条件较好的土地所获得的, 由农业资本家交给土地所有者的超额利润。根据级差地租形成的具体条件不同, 马克思把级差地租分为级差地租I和级差地租II。级差地租I是分析同量资本用在同量土地上, 因土地的肥沃和土地距离市场的位置不同而形成的级差地租。

2. 级差地租II是指对同一块地追加投资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带来的超额利润所转化成的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 随着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 仅靠开垦新的耕地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需要采取集约化的耕作方式, 把大量资本连续投在同一块地, 通过采用新科技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通常情况下, 追加投资会不同程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只要追加投资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劣等地的劳动生产率, 就能获得超额利润, 形成级差地租II。

(三) 其他形式的地租

垄断地租, 是指由垄断价格带来的垄断超额利润所构成的地租。垄断地租产生的条件是某种土地的特殊优越性和稀少性。只要垄断地经营了特殊优越和稀少的土地, 这种土地上生产出了特别名贵而又非常稀少的产品, 社会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又十分强烈, 这样, 这类产品就可以按照大大超过其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垄断价格出卖, 高于部分就形成垄断地租。

矿山地租是资本家为了租用矿山而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地租。它是为了获得挖掘地下物质财富的权利而支付的。矿山地租也具有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三种形式。

建筑地段地租是工商业资本家和房地产资本家租用建筑工厂、商店、住宅、车站、码头等建筑物而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地租。

二、用地租理论分析我国的一些现状

(一) 征地

近些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商业用地的需求越来越大, 政府征地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大, 在征地的过程中, 由于征地补偿金的计算方法不科学, 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 如果不妥善给予解决, 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认为, 有必要对征地补偿金的计算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 然后对不足之处进行修正。

长久以来, 我国在进行征地补偿金计算时只考虑了补偿金的“绝对地租”部分, 而没有考虑“级差地租”部分, 在过去, 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 “级差地租”部分在整个地租里只占一小部分, 而现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不同地理位置在交通、环境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因而“级差地租”在地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我们以城市征地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进行城市征地的补偿金的计算时主要是根据被征地上的建筑面积来计算的, 较少考虑地理位置的因素, 这种方法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是适用的, 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 “级差地租”在地租中所占比例的逐步增大, 这种方法的缺陷也就暴露无遗, 可以说, 征地引发的社会问题是这种缺陷的一种体现。根据现在的经济状况, 在对征地进行定价时, 一定要综合考虑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两方面的因素。尤其是要考虑“级差地租”的因素, 也就是说对征地进行定价时要对被征地所处地理位置的交通、环境等状况进行全面分析, 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的地方应该给予较高的征地补偿金, 反之, 应给予较低的补偿金。我认为, 在实践过程中, 应该依据交通、环境等因素制定出一套量化的标准, 然后向社会公布, 以此标准给付补偿金, 接受社会公众监督。采用这样的方法一定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补偿金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

(二) 区域经济

前两年, 党中央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要构建一个区域和谐, 城乡和谐的社会, 但是众所周知, 在现阶段, 我们国家的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在经济, 文化, 教育, 医疗等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历史原因, 地域原因等, 但我认为, 造成其中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策方面, 下面运用马克思地租理论来分析一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应当采取的科学政策。

首先以区域经济差异为例, 根据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地租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绝对地租, 一部分是级差地租, 不同土地由于肥沃程度不同, 交通条件不同等原因都会造成不同的级差地租, 肥沃程度高的, 交通条件好的土地, 级差地租高, 反之, 级差地租低。如果经营土地的农业资本家租用肥沃程度高, 交通条件好的土地, 要向土地所有者付高的租金。在我们国家, 各个地区之间在资源、交通、信息、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以我们云南省和上海市为例来说, 云南省虽然在资源方面要比上海市丰富, 但在交通、信息、人口受教育程度等这些方面远远落后于上海市, 依据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云南省的级差地租要远远低于上海市的级差地租, 也就是说在云南省和上海市进行相同的生产, 在上海的“资本家”就要比在云南的“资本家”交更多的“地租”, 当然, 不论在上海还是在云南进行生产, 都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不存在资本家的问题, 但是同样的生产由于级差地租的不同, 就会造成生产成本不同, 举例来说, 在云南和上海生产相同的电视机, 在上海的生产成本要低于在云南的生产成本, 如果在上海进行生产不交纳更多的级差地租,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上海生产的电视机就可以以低于云南生产的电视机进行定价, 那么云南的电视机就会卖不出去。通过上面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想说明由于上海和云南两地在交通、信息、人口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同, 造成不同的“级差地租”, 最终导致在两地进行生产产品的成本不同。国家有必要对此制定适当的政策, 否则就会造成两地在竞争时的不平等, 造成地域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地区间的经济状况大致是这样, 西部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原材料, 然后, 又以较高的价格购买东南部地区的半成品和成品, 国家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 为了使东南沿海地区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 国家采取的政策是有意识的压低西部地区原材料的价格。虽然说这样的政策从国家层面来讲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 其原因在于:从上一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得到, 东南沿海地区的“级差地租”更高, 生产成本更低, 合理的政策应该是向东南沿海地区收取更高的“级差地租”, 以使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在竞争中处于同一平台, 这才能使区域之间协调发展。

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应该使各区域之间具有大致相同的级差地租, 具体来说, 是国家应该采取政策, 使各个地区在交通、信息、人口受教育程度、资源等方面各有所长, 在总体上大致均匀。国家应该向上海地区收取更高的“极差地租”, 也就是说要收取更多的税收, 转而把这些税收运用到提高云南的交通、信息、教育等方面。

三、总结

当今社会, 有许多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过时了, 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的经济状况, 不再对我们有指导意义了, 而且似乎这种观点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首先, 有我们上面的理论分析及具体例证, 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不仅在地租定价方面有运用价值, 而且可以用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马克思的某些论断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 但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 分析方法都是科学的, 我们对待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继承并发展它, 使它在新的社会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孔宁齐爱兰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75～198

【2】曾国平王春兰政治经济学业重庆大学出版社107～117

【3】肖云《资本论》与市场经济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38～271

【4】邹东涛岳福斌经济中国中国经济出版社327～345

【5】杨耕为马克思辩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6】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中央编译出版社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篇2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在当代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他又做了科学界定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华, 而且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它的本质是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对此并未做出过明确、严格、科学的界定，在实践中这也是一个长期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以往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认识，大多只是描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特征”，如公有制、按劳分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更多的人长期把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归属范畴。西方一些学者也往往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实际出发发展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从目的的角度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又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从制度的角度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整的体系,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三是从属性或要求的角度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江泽民同志指出“高效率、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又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不仅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人们头脑里存在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迷惑”，而且在理论上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从而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和完善的新天地。

二、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未来的社会所做的设想中指出：“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忽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不仅在实践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在理论上造成了一种“正统”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僵化思想。

建国以后，我国在实践上也建立了类似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连续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在理论上把计划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不过，列宁、斯大林的晚年以及毛泽东同志都提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他们都在经典作家的理论基础上有所前进，但却始终未能有大的突破，仍然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不能是商品经济，更不能是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我们逐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理论观点，冲决了“传统”、“正统”理论的禁锢，消除两极化与市场的社会属性，恢复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的本来面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既要反映和体现市场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要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三、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任何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都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说的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是指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即实行单一的社会所有制。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就是要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一贯坚持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新中国建立后，通过三大改造，我国确立了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调整和改革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十七大报告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互相促进新格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依据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实情而提出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把传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的空想因素和教条式的理解予以摈弃，打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必须是单一公有制模式的框框，使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面向当代中国的实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四、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成果归劳动者共同所有，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必须按照符合劳动者利益的原则进行分配，即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后，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相适应，在分配形式上也采取了比较单一的分配方式。但长期以来，按劳分配原则在某些方面实际上被歪曲了，它往往同“平均主义”、“大锅饭”联在一起，在公平的名义下，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公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建立，人们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分配方式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于是就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局面，从而突破了单一的分配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原则：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二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总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特有主题、活的灵魂和不竭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史、系统经验和丰富的实践，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又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

《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篇3

一、《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资本论》虽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没有专门研究和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有关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和原理，在《资本论》中也有很多设计，其中不乏被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预见。《资本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一，《资本论》对市场经济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在这部巨著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他使用了很多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词语或者市场经济的同义词，如商品生产、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等概念，特别是其中有关商品价值和货币的理论是我们研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

第二，马克思在研究资本运动的《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对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运行理论、市场经济宏观平衡理论和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体系理论，在市场经济体系理论中对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为我党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养料。

第三，《资本论》对市场经济共有的市场运行机制作了精辟的论述，它所阐述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有利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如马克思对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的阐述，以及对竞争、供求、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的解释，等等，都是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建设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不可缺少的。

第四，《资本论》关于流通理论和市场的理论，关于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等理论，是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系的基本的指导性理论。

第五，《资本论》关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的原理，关于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的原理等等，关于社会主义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原理，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所有制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1]党的十五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吸收当前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此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 (1)

总之，在《资本论》这部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阐述。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再做更多的深入研究，可能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相关理论，这对于我们理解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疑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特征结合起来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依据。(1)邓小平同志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基本经验，指出了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2)他吸收和采用了《资本论》的很多观点、方法和理论阐述，使之成为他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涉及到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创立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要求要以马克思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为基础。在邓小平同志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有关社会主义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等的阐述中，都可以看到上述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的影响。

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第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不变;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第四，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五，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与上述几个方面相适应，还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从这个基本框架的内容来看，不仅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我国国情的紧密结合，而且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通则和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的一般原理。这表明，党中央在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时，也是以马克思《资本论》当中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为指导的。

三、学习《资本论》的现实意义

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充分认识和学习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并以其作为基本的理论指导，同时要注意吸收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成果，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够取得不断的进步，才能够保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系统工程的顺利、健康进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市场经济细胞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运行理论、市场经济宏观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体系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运行理论、市场经济中的分配体制、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理论，等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作用。

我们一定要把学习《资本论》和学习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深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统一性。学习《资本论》，对于我们深入、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源头、理论渊源，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进一步正确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

《资本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指导意义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永远都不能丢。当然，我们也不能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就是说，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使之作为我们观察和理解问题的钥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问题的理论阐述，就应当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基本指导性思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496.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篇4

主义理论比较

邵彦敏

 2012-07-12 10:37:40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8期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都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坚持公有制。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和根本制度，探索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却把公有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在产权形式上实行某种调整，公有与私有之间，没有轻重主次之分，所有制结构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于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观的超越不仅体现在理论上，更重要的体现在中国的实践运用上。

【关 键 词】公有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英国工党 市场社会主义

主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而日渐成熟，而作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股重要思潮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也很广泛。目前“市场社会主义”流派众多，各流派对“市场社会主义”要素强调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把“市场社会主义”界定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姻。按照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① 英国工党智囊机构费边社的学者索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编著的《市场社会主义》一书下的定义更为直接：“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便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主义。”② 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研究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归根到底是研究市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关系，市场与社会主义能否联姻实际上取决于市场与公有制能否兼容。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学者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抓住市场这个手段与社会主义目的之间的关系，认为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国内外有人常常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理论与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理论相提并论，有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是在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选择的。这个问题必须澄清。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探索公有制问题的过程中，均提出了各自的观点。通过对二者“公有制观”的考察，我们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联，但又存在本质区别。有鉴于此，本文从三方面对两者“公有制观”进行分析，辨明其异同。

一、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考察得出的最基本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自然坚持了这一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邓小平反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③ 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指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标志。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坚持这条原则。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任何动摇、放弃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做法，都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④ 这表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当然，结合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其具体表现在：（1）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背离了这个基本制度显然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2）公有制的内涵不断丰富。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公有制认识的不断深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还可以有所差别。（3）社会主义本质定义突破了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坚持公有制的问题，即坚持公有制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公有制的本质内涵，这是坚持公有制的新的方法论。

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柯亨说过：“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与不拥有资本的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阶级。”⑤ 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明确主张实行某种形式的公有制，认为只有公有制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的实现，才能抑制不平等现象的产生；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能导致出现不平等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特征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也是通过认识私有制的弊端而提出公有制的主张的。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者戴维·米勒指出：“资本主义依赖的是市场，但资本主义的特点主要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而其余大多数人只能作为领薪者被他们雇佣。”⑥ 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导致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要根除源于私有制的弊病，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当然，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也认为，公有制的实现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和更大范围的民主，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就不能内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中，不能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特征，它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终极目标即平等、自由和民主的一种手段。如果公有制能够实现公平的目标，它就应该被坚持，如果其他所有制形式更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其他所有制形式也应该被坚持。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埃斯特林和格兰德指出：“社会主义有一整套界定完整、阐述精辟的目的，例如，其中有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的较大的平等，以及满足基本需要。然而，很多社会主义者却将上述目的与某些特定的手段相混淆，例如生产资料公有或资源配置中央计划等，这些手段于此变成了目的本身。因此，社会主义被认为是通过计划实现较大平等或通过工业国有化消灭剥削的。”⑦ 在他们看来，这种将目的与手段相混淆的做法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手段并不等于目的，手段的实现也不等于目的的实现。

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都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坚持公有制，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和根本制度特征。而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却把公有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界定为平等、自由和民主这一抽象观念。

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对公有制内涵不断突破的基础上，对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也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两个概念。所有制是以物的所有权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则是运行层面的问题，是一定性质的经济成分赖以生存、发展的有效的组织形式与运行方式。任何一种所有制都寻求多种实现形式，这是它们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公有制也不例外。生产资料公有制一方面规定着社会财产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另一方面还意味着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或方式让社会成员所有。公有制作为一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所有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并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无论是哪种实现形式，最主要的环节是理顺和明晰产权关系，选择适当的经营方式，合理地分配剩余产品。目前国有独资公司、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社区集体所有制经济等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承认社会主义应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就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作保障。基于此，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设计了各自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但是他们通过对苏东模式的总结，得出“国家所有制并不是合理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结论，并进而提出了“社会所有制”的主张。根据他们的解释，“社会所有制”是“混合所有制”。所谓“混合所有制”即生产资料为社会公有，但公有的形式不是单一的国有制，而是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合作所有等多种形式。其中典型的是“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市场社会化”模式。戴维·米勒提出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主张在企业或合作社内部实现公有制而不关心全社会是否实现公有。具体说来，就是由合作社内部的工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管理企业并共同分配企业利润。这种合作制经济大多采用劳动合作组织“雇佣资本”的形式。其核心就是倡导合作社作为企业的组织形式，在企业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管理。米勒认为这种模式能更好地实现民主、平等、自由以及共有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从而成为替代当代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可行方案。英国学者埃尔逊的“市场社会化”模式认为，资本对信息的垄断是资本垄断利润、剥削加重的秘密，因而，必须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使一切企业、家庭、个人和计划者都能免费存取有关技术、价格、工资、产品、原材料等经济信息。为了确保其社会主义性质，该模式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即其主要经济形式是“工人管理的公共企业”。公共企业的财产权由代表共同体利益的“公共企业监督局”行使，该局的主要职责是确保人们在对“公共资产”的使用上遵守一些民主准则，以防止某些个人把企业资产据为己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都主张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多种实现形式都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但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更多主张在产权形式上实行某种调整，以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试图通过模糊产权与所有制的界限，达到淡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征的目的，且大多只限于理论阶段，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三、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成就显著。实践的发展为理论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探索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国家应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这一看法，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公有制与非公有制都是发展生产力的两个主体，应将两者统一起来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公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而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生产力是多层次的，要求多种经济成分与之相适应，况且，任何一个社会的所有制也不是单一的。非公有制由于生产资料和财产归私人所有，占有关系直接，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经营效益与所有者的利益直接相关，其经营体制与经营机制能有效地保障资本与财产所有者的利益的实现，直接调动了其积极性。公有制由于生产资料和财产为劳动者共同所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能够直接为广大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用于国民经济整体按比例发展，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因此，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各有比较优势，又各有自身的局限。在目前条件下，充分发挥各自的制度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打破了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所有制结构中，公有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表现为量的优势即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更表现为质的提高即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非公有经济与占主导地位的公有经济相比，仍然处于依赖的附属地位。

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中也有一些人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他们看到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性阶段”的作用。他们主张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即重要的生产资料为社会公有，除了公有制经济成分以外，还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主要是私有经济成分。其中公共的、私有的、合作的企业将相互竞争，直接的国家调节和控制将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认为，用私有制来补充公有制、实行一定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更能促进效益的提高。英国学者诺夫就主张这种模式，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应包括五种所有制形式在内的混合经济。中央控制并管理的国有企业，有充分自主权和经营权并对劳动者负有责任的公共所有或社会所有的企业、劳动者占有或管理的合作制企业、受某些限制的私人企业，自由作家、艺术家等个体劳动者。其中，国有企业和社会所有的企业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电力供应、供水系统等竞争弊大于利的自然垄断企业，并服从市场规律。他认为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应有同等地位，反对单一的国有制。在他看来，单一的国有制不仅在经济上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导致官僚主义和专制独裁。英国工党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也认为，国有化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和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是与保守党、自由党等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工党改变了把国有化作为社会主义目标的传统观点，放弃了无条件实行国有化的政策，而将其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手段。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政府常常为国有化计划付出高昂代价„„国有化的基本问题在于，它几乎始终涉及对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所有权’掌握在人民、工人阶级或某种其他大集体的手中，而‘控制权’则属于管理阶层，他们几乎没有动力按高效的方式或令工人满意的方案组织生产。”⑧ 基于这种认识，工党指出，国有化甚至并不是一种实现自己“社会主义目标”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可以不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因此，工党主张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当国有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改善财富不均时，就采用国有化；反之，则可以实行私人所有。埃尔逊的“市场社会化”社会主义模式也只是建立一个公共信息渠道，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都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但在二者的关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大多也主张公有制，但公有与私有之间，没有轻重主次之分，所有制结构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结构，各种经济成分共同竞争、共同发展，且总的说来，他们对国有经济都持否定态度。

四、简要结论

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观”三个维度的梳理，不难看出，二者在认识上存在一致性，即都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发展公有制。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公有制观”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基础以及世界观的差异性，必然使二者在“公有制观”上存在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公有制观”对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超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观”的理论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公有制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为基础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公有制观”理论的新发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没有一定形式的公有制，实现收入平等分配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基础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改革的成果，并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经济理论，是一个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流派，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公有制观”虽然包含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的一些精华，但是，它主要是以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基础，其中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多种理论的综合，其理论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存在着许多缺陷。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不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为追求社会主义平等、自由和民主的价值目标而在其理论发展过程中逐渐淡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其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终极目标的手段。以“社会所有制”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也就是试图通过产权形式的平等而使劳动者获得分配上的均等，主张各种所有制成分地位平等、互相竞争。因此，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公有制观”并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观”的成功实践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公有制观”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公有制观”的确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上，并且有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来保证实施，还有执政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其可行性已被十几年的实践所证实。而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思潮，它的“公有制观”虽然向人们提供了各种美妙蓝图，但是由于远离社会主义实践，因而所提出的“公有制观”有很大的弊端。在目前来看，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有不少理论观点和主张颇有创意并给人以启迪，但也大都只是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它在资本主义的现实条件下还属理论上的“乌托邦”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性质，忽视政治制度对目标实现的保障作用。事实上，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保障，资产所有者不会自动把产权收益交归社会分配以至把资产交归社会公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所指出的，任何思想学说都是由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忽视政治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基本保障，必然带有浓重的空想色彩，这大概就是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各种新模式能够影响世界却未能在一国实现的根本原因。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公有制观”与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公有制观”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大相径庭。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完全否定英国工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观”的价值，至少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63页。

② 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邓正来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④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载《光明日报》1995年10月9日。

⑤ 柯亨：《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⑥ 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邓正来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⑦ 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邓正来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⑧ 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邓正来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152－15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页。

【参考文献】

[1]格雷戈里等著：《比较经济体制学》，林志军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2]保罗〃R〃雷戈里、罗伯特〃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制度学》，葛奇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年。

[3]亚历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唐雪葆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4]程恩富、朱奎：《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脉络》，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5]余文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

[6]吕薇洲：《市场社会主义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7]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篇5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

一、社会主义非公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理论界提出了诸多非公经济发展理论，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生产力落后论”、“生产力多层次论”、“资本主义补课论”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论”。

1.“生产力落后论”

这种理论认为，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落后，因此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沿着这种理论追溯下去，当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之后，则不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了。这是典型的“养猪理论”，养猪是为了吃肉，先把猪养肥，然后宰了，吃猪肉，这种理论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当做某个历史阶段的事情，显然是错误的，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就是,个体私营企业主担心政策的变化性，如果回到老体制，政府会第二次革命，没收其财产，于是不再追加投资，不利于非公经济的长远发展。

2.“生产力多层次论”

认为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是多层次的，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所以要允许非公有制存在与发展，这种理论把不同层次生产力与不同的所有制机械地相匹配，落后的由个体来经营，稍微先进一点的可以办私营经济，更先进的就办公有制经济，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我们虽然不能设想所有地区、产业、部门的生产力都处在同一水平，然而并不是说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就与非公有制经济相匹配，或者先进生产力就能对应公有制经济，从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力的变革，将导致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个体小规模经济只能采用落后生产工具的说法失去了意义，其实有很多非公有制企业已经装备先进的生产设备，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水平，这一点和国有企业是相同的，生产工具本身并不带有公私性质。

3.“资本主义补课论”

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1956年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中间跳过了资本主义阶段，因此需要“补课”，对资本主义改造不是不对，是太早了，应该补课，补课完成之后，再消灭。按照这个理论，生产力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总要被消灭，所以这种理论也是错误的。

4.“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论”

这种理论认为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天然与市场经济兼容，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与市场经济互为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反之亦然。如果我们不在所有制方面进行大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一句空话，如果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必须有多种所有制，其中包括多种非公有制和各种各样的混合所有制。这是非公经济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

二、十七大有关所有制改革的新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这是党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最新表述，也是指导我国今后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方针，贯彻落实好这一方针，才能大力发展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是十七大在非公有制理论上的新突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按照十七大报告“两个平等”的思想，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①解决市场准入上的不平等，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消除一切限制非公经济发展的歧视现象；②解决资源配置上的市场不公，革除一切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③解决价格、税收、融资方面的差别待遇，改变一切束缚非公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④清除舆论环境上的歧视，冲破一切妨碍非公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篇6

一、“苏联模式”反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初探索

“中国模式”最终形成和发展, 离不开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初, 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选择新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设想,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必须分为两步, 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 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 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 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 已不是旧民主主义, 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 而是新民主主义”。[1] (P665)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以完结其第一阶段”, “然后, 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 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 (P671-672) 因而, 新中国的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 然后在此基础上的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作了深刻论述, 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纲领, 中国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目标等。

然后, 迫于外部压力和认识上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 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事物, 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把目光瞄准先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 并“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对待“苏联模式”问题, 1953年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 因此, 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2] (P45) 并认为苏联的经验“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2] (P332) 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 最初采取的是照搬的方式。正如毛泽东曾讲到的:“我们革命有经验, 在建设上我们的经验甚少。因为我们不懂, 完全没有经验, 横竖自己不晓得, 只好搬。”[3] (P113) 既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 也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在搬用“苏联模式”的过程中, 不仅搬取了“苏联模式”中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联系的正确的因素、苏联经验中与我国情况相适应的部分, 而且搬取了“苏联模式”中的弊病以及根本不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东西。因此,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 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另一方面, 也带来了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并在许多方面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步伐。毛泽东比较早就注意到“苏联模式”中存在的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问题, 并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提倡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1958年,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只能搬’, 也不尽然。我党历史上有一部分人犯教条主义。”[3] (P108)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 走自己的建设和发展道路, 还需要对“苏联模式”中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新认识, 并通过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取得新的成果。

“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集中体现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1958年, 毛泽东就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作了一些分析, 认为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许多是正确的, 但有许多问题, 斯大林自己没有搞清楚, 因而导致苏联经济模式存在许多不可克服的弊病。比如, 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问题上, 对轻工业和农业不重视, 结果吃了亏;对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得不好, 没有照顾到人民的生活, “一条腿”走路;只着重讲技术, 讲技术干部, 只要干部, 不要政治, 不要群众;在工业问题上, 注意了重工业, 没有注意轻工业, 重工业内部相互关系上, 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只讲经济基础, 不讲上层建筑。“苏联模式”是在斯大林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 从纠正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入手, 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这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 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轮廓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问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他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 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 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5] (P720)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 毛泽东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思想。他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5] (P717) 的重要论断, 而且指出可以考虑开办私营工厂、搞国营或搞私营投资公司;可以消灭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受此启发, 陈云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正式提出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 丰富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问题, 毛泽东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中进行了概括。认为,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 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4] (P213)

二、“中国模式”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以及探索和总结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但从根本上实现对“苏联模式”的超越和发展, 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和不断推进,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在这过程中,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为“中国模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模式”的出现, 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讲, 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一些重大领域的创新和突破, 就不会有“中国模式”的出现。同时, “中国模式”的出现, 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模式”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为此, 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受“苏联模式”的认识影响, 而苏联本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苏联搞了很多年, 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 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们现在才解决。“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被看成是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 加上计划经济, 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这显然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 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 (P373) 显然,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致富。这是“中国模式”贯穿的一条主线。对中国来讲, 没有生产力的发展,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进步和发展, 就显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 应当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长短优劣的根本标准。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是非常正确的, 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 恐怕是第一生产力”。[7] (P275)

“中国模式”的形成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当中国再次面临新的选择的关键时刻, 邓小平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7] (P237)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 (P150) 并强调, 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 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但“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7] (P82) , 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 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为了避免改革带来大的动荡, 中国创造和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和区分轻重缓急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可谓一对孪生姊妹, 共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开放”一词, 他告诫全党“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 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并总结经验, 加以改进”[6] (P363) 。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 并确立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提醒, “特别要注意, 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 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7] (P368)

突破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 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 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 也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1958年以后, 中国在反思“苏联模式”时进行过多次经济改革, 但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计划经济和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根本, 成效并不显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 正如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的, 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对《决定》作出高度评价, 认为《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7] (P83)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公认”提出了挑战。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就谈到,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 (P235) 从而肯定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存在姓“社”和姓“资”问题。沿着这种思路,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的那样, 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 这就给中国如何认识和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分配, 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 结果生产力不但没有得到很好发展, 而且实际上带来了共同落后, 共同贫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认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这一认识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有了重要突破:发展个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采取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吸引外资, 发展外资企业;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等等。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 邓小平提出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同时, 提醒人们注意, 要防止两极分化现象发生。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7] (P110-111) 邓小平还明确了检验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流行的观念是, 斯大林确定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是社会主义各国可以和必须效法的惟一楷模。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也照搬苏联现成的现代化建设模式, 但很不成功。由此迫使中国共产党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要以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 对内积极推进科技、教育工作的发展;对外努力探索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新路径, 以促进先进技术的引用。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立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特点。邓小平强调, 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 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8] (P312) 对中国来讲, 现代化建设速度应该是“台阶式”, 并提出和实施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建设, 而是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同时, 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稳定的重要性, 认为“中国的问题, 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7] (P284)

三、“中国模式”升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

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 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中国模式”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国内极“左”思想开始回潮, 质疑改革开放政策的声音有所抬头, 甚至出现了个别的为“文化大革命”的被否定而喊冤叫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再次跌入低谷, 西方社会甚至预言, 21世纪将把社会主义送进历史。面对复杂和尖锐的国内国际环境, 是走回头路, 还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重大抉择。在这关键历史时刻,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有关“主要是防‘左’”, “姓‘资’姓‘社’”, “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 再次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通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深入探索, “中国模式”实现了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得到不断完善, 这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势头受到世界瞩目, “中国模式”已给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和范式。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并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 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对立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但这有一个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 “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要求我们明确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9] (P226-227) 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关系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人口总量比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 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成功解决中国民生问题是“中国模式”的魅力所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在发展与惠民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索。江泽民指出,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 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 既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 也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和总要求, 也就是“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1] (P54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在为谁发展, 靠谁发展, 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等问题上实现了重大转折。中共十七大详细阐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提出“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2] (P14) , 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并从改善民生入手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五大目标, 也就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相支撑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 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被看成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并在不同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 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呈加速态势。进入21世纪, 信息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此背景下, 信息化逐步进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领域, 并成为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十六大在总结世界各国工业化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 从中国国情出发, 根据信息化时代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和有利条件, 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1] (P545) 到了中共十七大, 信息化作为一个单独方面, 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 深刻把握我国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 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12] (P14) 中国还特别强调城镇化道路的特殊性:中国是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不能按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走, 中国的城镇化是既要解决现代化的战略问题, 又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解决“三农”这类现实问题。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 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不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 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 不掌握某些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终将受制于人。江泽民指出, 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并强调“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 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 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0] (P392) 。胡锦涛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12] (P21) 并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要动员全党全社会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进一步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中国科技发展目标是, 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 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受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制约, 经济建设要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协调。在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其他建设关系上, 长期以来, 主要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来理解, 通常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的稳定作为既定前提。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逐步认识到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 并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来把握。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济发展, 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9] (P532) 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了包含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胡锦涛则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13] (P730) 中共十七大进一步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阐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 认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2] (P15-16) 从而明确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协调发展为作为重要目标。 (摘自:《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编辑:王露)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

突破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 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 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 也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

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稳定的重要性, 认为“中国的问题, 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经济理论的直觉主义逻辑思考 篇7

模型的构造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中之重,而数学是这种构造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理解没有数学理论保障的经济学模型就是空中花园,因而,对数学理论体系的认识是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是贯穿整个经济理论的主干。

直觉主义是布劳威尔在数学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观点。在他看来,康德的那种观点,即我们对连续自然数的概念源于时间直觉是非常值得认可的。我们对时间的直觉是指我们对一段时间的理解, 这是从先验的包含短暂连续性的经验形式中得到的,而不是从特殊的经验细节那得到的。需要指出的是,布劳威尔接受了康德的空间直觉理论,却拒绝了康德认为的几何是基于我们先验的空间直觉的补充这一主张。他的这一看法,对数学的直觉主义概念的可接受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在于能将自然数视作为心智的一种构造,在后续的运算符的重复使用到0的确定的方法中产生, 考虑一个无限的构造,自然数整数N是唯一确定的:这不是非同构的构造,每一个都有同样好的表征N的方法。但一个无限的构造总被认为是一些产生的过程,而不是完全的构造。因此我们不能理解通过柏拉图式的方法量化对这些构造的元素的,当产生一个确定真值的陈述通过逻辑推导和无限多例子的真值的汇总。然而,我们必须通过已经被解释的方法去理解,当产生一个陈述,我们提出一个含有确定的了他的证明的标准。虽然在没有发现可证或不可证之前确定其真值。埚x A(x)的证明将包含产生证明A(n) 的自然数n;坌x A(x)的证明将是可识别的运算当产生对于任意我们所导出的n都有的A(n)的证明。那意味着N是确定的不意味着它是单一的、完全的、构造的,第一,没有关于如何延伸任意给出的有限分段N的选择,第二,给出任意数学对象,我们总是充分地识别他是否能够通过连续运算到0的重复使用而完成, 因此它是否属于N。

直觉主义逻辑是阿兰德·海汀为了给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数学进行形式化而提出的符号逻辑。海汀的那种形式化包含直觉主义的命题和谓词逻辑、数学和分析,认为所有的逻辑理论都存在于一个大系统中。有关分析的部分,不仅在其本意的解释,而且是形式化的,而不是类似于经典的子系统。这种看法解释了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兴趣的原因, 因为它是没有根据的。客观地讲,海汀的形式化部分没有考虑到基本论证中的其他原则,这是不同于数学和逻辑部分的, 形式化的语言以及忽视它们本意的解释能从这里提取到它们类似于经典的子系统,其中只有双重否定消除。无疑这是推动很多人去根据这些系统的一个定义特征去思考的原因。

二、经济理论的直觉主义逻辑的构成和要素

对于任何的理论体系而言,逻辑构造是必须的,缺少了逻辑构造,任何系统都是有懈可击的,是不完全的。因而,逻辑构造显得极为重要。直觉主义逻辑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对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言是一种新的构造模式,所以,对直觉主义逻辑的研究应该受到重视。

有关当前直觉主义逻辑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它的构成要素以及形式。毕竟,在进行形式化时必然要涉及到它的要素及其构成。目前,它的形式化描述具体有树状形式和BHK形式。而树状形式则是达米特等谈论克里普克和贝斯的观点时所概括出来的。一般来说,理解一种逻辑形式,至关重要的是把握其中的逻辑常项。因为逻辑常项可被看成是语句的主要运算符。它的意义主要是通过规定而来。这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 我们已知道什么算作为语句的那种构成的证据。对每个常项的说明都须坚持这一原则,即任何呈现给我们的构造,我们总能有效地识别它是否是给定陈述的证据。

在直觉主义逻辑中,逻辑常项可被归结为两组:一组是∨,∧和埚;一组是坌,→和劭。这些逻辑运算符与经典逻辑的运算符可相互定义有所不同,它们有独立的构造属性。也就是说,这里更强调的是可确证性。由于在布尔代数中,满足和参与运算的逻辑连接词∧和∨是可被确认的。因此,从证据上看,逻辑常项∨、 ∧和埚的意义可被概括为:“A∨B”的证据是任何能算作为A或B的证据的东西,它意味着对A的确证或对B的确证已被构造;A∧B的证据是任何能算作A的证据和B的证据的东西,这和布尔代数中A∧B形式的公式的值同时满足A的值和B的值一致,意味着对A的确证以及对B的确证已被构造;量项陈述埚x A(x)的证据是对某变量n来说,任何作为陈述A(n)的证据的东西。类似地, 坌x A(x)的证据是对任意的n来说,能产生A(n)的证据的东西。

要指出的是,任何只包含常项∨,∧ 和埚的陈述的证据,都是一个计算或计算的有限集合。例如坌x A(x)的证据是我们能够识别的构造,即计算———当被应用于任意的数字n时,都能产生A(n)的证据。这样,证据就成为把自然数带进证据的运算。依照这一点,A→B的证据是这样一个我们能识别的构造———当应用于A的任何证据,它都会产生B的一个证据。该证据就是将证据带入证据的运算。然而,如果把坌x A(x)的一个证据仅仅刻画成“一个被应用于任意数n都能产生A(n)的证据的构造”或把A→B的一个证据刻画成“一种将A的证据转换为B的证据的构造”,则是不确切的,因为当我们遇到一个证据时,我们还无权说能有效地识别它。因此,必须明确:算作为坌x A(x)证据的构造,只在于对每个n来说,我们能够识别它产生了A(n)的证据; 作为A→B的证据,只在于我们能够识别A的证据成为B的证据所要求的转变是有效的。

应特别提到对“劭”这个运算符的理解。劭A的证据常被看成这样的构造,即当它应用于A的任何证据时,都能识别它产生了一个矛盾的证据。可这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一个“矛盾”常被理解为陈述B∧劭B。这似乎是我们根据“劭” 自身来定义劭的。可通过两种方法来避免这一点:一是选择一个荒谬的陈述,例如0=1,来认为劭A的一个证据是A→ 0=1的证据。在这里,为了证实直觉主义的逻辑规则,就须允许,给定0=1的一个证据,就能找到任何其它陈述的证据。 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一套方法, 能从0=1来获得任意数学等式的证据。 并从这容易地意识到我们能证明所有的数学陈述。一般来说,如果抛开数学陈述来考虑,那通过合理的推论来从0=1获得每个陈述就不非常明确了。但如存在疑问,则可把它看成这样的规定:我们将把0=1的任何证据看成是存在的,同时也是任何其他陈述的证据。换句话,当用于原子陈述时,可把劭的含义看成由决定这些陈述真或假的计算程序来给出,然后对任何非原子陈述A来说,把劭A的证据定义成A→B∧劭B的证据。这需再次承认,对一个原子陈述B而言, 给出B∧劭B的一个证据,能找到任何其它陈述的证据。

三、经济理论逻辑构造的差异化

对逻辑规则的认识的不同,导致经济学逻辑构造以及形式化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是重要的。因为不同的逻辑形式产生的不同的规则影响了形式化的过程和结论,这样就影响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因此,对不同的逻辑规则的差异化的认识是需要的。

直觉主义逻辑极其别致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非标准的逻辑。因此,它和经典逻辑的关系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的探讨直觉主义逻辑的研究都关注过这个话题。例如,颜中军的“论直觉主义逻辑对经典逻辑的挑战”和许颖 “试论经典逻辑与直觉主义逻辑系统的排中律”,都涉及到这一点。概括地讲, 直觉主义逻辑和经典逻辑之间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两点:首先,对排中律的看法不同。在经典逻辑中,排中律是构成其定理的重要基础。一个排中律公式的有效性断定取决于公式的值,当且仅当关于任何指派的变量都为真。这里的排中律被看成一种逻辑真理,其基础就是经典逻辑所奉行的二值原则。因此,在经典逻辑中,P∨劭P被作为真理对待的。在这一公式中,无需证明哪个析取项为真的情况下就能确认P∨劭P的值,因为经典逻辑的二值原则决定了这一析取式成立。直觉主义逻辑则与此不同,它在拥有矛盾律(劭A→(A→B))这一经典逻辑的情形下给排中律(A∨劭A)以否定,强调一个公式只有在“确证”成真或证据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够确定其值为真。因此,对于经典逻辑的析取式P∨劭P在指派任何变量值都为真这一结果来说是不正确的。关于排中律,直觉主义者认为,对于所有的推理式而言,要么得到它,要么得到它的否定这一推理的有效性和确定性是无效的才行。否则,就像布劳威尔认为的那样,排中律是从有穷的情形中抽象出来的,因此没有理由用它来描述无穷的集合。

其次,否定重言式。在经典逻辑中, 重言式是有效的而且是重要的推理式。 在这里,P→劭劭P以及劭劭P→P都是真理, 因为推理式否定的否定必然能还原为推理式本身,这是基于非真即假的二值原则而来的。但是在直觉主义逻辑中,重言式是无效的。这种无效与所谓的双重否定的消除有关。在直觉主义的有效推理中,P→劭劭P可以是有效的,但劭劭P→P并不是有效的,而应被看成是可能的。因为,按照直觉主义规定的逻辑规则,双重否定可以被引入但无法被消除。经典逻辑中的劭P是对P的否定,即认为P为假,而在直觉主义逻辑中劭P只是对于P的拒绝,这种拒绝并不是对于P的否定, 而是断言对P的证明是不可能的或当前证明P的证据并不存在。

第三,尽管普遍的看法认为直觉主义逻辑和经典逻辑是两种不同的逻辑观点。两者之间更多的是反对关系。但也有观点认为,直觉主义逻辑和经典逻辑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相反,它与传统逻辑具有密切相关的一些方面,就像敏茨在《直觉主义逻辑简论》中认为的,“直觉主义逻辑可被看成是令人熟悉的、允许从证据形成程序的机械提取的经典逻辑的一部分。”通过简单的 λ- 计算,对直觉主义逻辑的程序化解释,由经典逻辑到直觉主义逻辑的负转化,以及自然演绎的规范化,克里普克模型,代数和拓扑语义学,寻求证据的方法等这些环节,就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很多交叉关联。

参考文献

[1]Radha Jagadeesan.Testing concurrent systems:an interpretation of intuitionistic logic,Foundations of Software Technology and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J].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Hyderabad,India,2005

[2]Grigori Mints.A Short Introduction to Intuitionistic Logic[J].Springer,2000

[3]M.Dummett.Elements of Intuitionism[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篇8

一、村级经济的理论界定

村级经济是指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 在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 以村为单位, 以服务村民为目的, 村民自愿为原则, 通过村民参与劳动者联合和资本联合, 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平等协商、相互合作、共同经营、共谋发展、共享收益的一种经济形式。村级经济具有成员的群众性、业务的服务性、资产的共有性、股份的内部性和决策的民主性等五个特征。

二、村级经济的相关理论

一批伟大的先行者对合作制经济的探索, 为村级经济的发展建构了深广而丰厚的理论积淀。

(一) 西方早期合作经济思想

合作经济思想源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其中欧文、傅立叶是最有影响的合作经济思想家。

罗伯特·欧文是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被后人尊称为合作经济之父。欧文的合作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有:管理民主化;财产公有制;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工农、城乡、脑体等工农商学大结合。沙利·傅立叶亦在《论家务———农业协作社》、《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协作行为》等著作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合作经济思想。他所倡导的“法朗吉”[“法朗吉” (phalange) 通常由大约一千六百人组成。在“法朗吉”内, 人人劳动, 男女平等, 免费教育, 工农结合, 没有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就是一种以农业生产为主, 兼办工业、工农结合的合作组织;其实是一种合作所有制, 是一种各尽所能参加劳动、全部收入平均分配给成员的合作经济组织。

欧文、傅立叶的合作经济思想和实践是一种旨在反对人剥削人、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制度, 试图通过合法手段构建理想的平等、民主和公平社会组织形式的理论与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 此时期西方发展起来的合作社实践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维护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共同利益的社会共同体运动。

(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制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中。在《法兰西内战》中, 马克思指出“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 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 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 从而控制全国生产, 制止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 请问诸位先生, 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马克思认为:生产领域合作经济的发展将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 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更, 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 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马克思还认为合作制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 这是马克思对合作经济思想的巨大发展。

恩格斯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合作制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的地位和作用, 并注意到了合作社利益同整个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 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但是事情必须这样处理, 使社会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种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恩格斯在关注合作社一般性问题的同时, 还关心以农业合作社为中心的具体问题。《法德农民问题》中, 在论述农民问题的革命重要性之后, 他提出了合作制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途径的思想, 并指出对于小农只能采取引导的办法走合作制的道路, 而绝不能搞掠夺式的办法。“我们预见到小农不可避免地要灭亡, 但我们决不应该以自己的干涉去加速这种灭亡。”“当我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能设想我们会像我们不得不对大地所有者那样, 去用强力剥夺小农。”

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其坚持自愿和示范的原则, 重视生产合作和多种合作形式与分配形式并存的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经济的思想理论基础。但由于他们的合作思想是基于消灭商品经济的认识而产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建立全国性大生产合作社的构想, 深深地影响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经济的发展, 使合作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本来的方向。

(三) 列宁的合作经济理论

列宁则是社会主义合作制理论科学原理的揭示人。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运动理论与合作经济理论, 并全面领导了俄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运动的伟大实践。他在《论合作制》中详细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发展的性质、途径、条件、趋势:

第一, 关于合作社制度的性质。列宁认为:合作社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 在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下, 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 关于改造农民的长期性问题。“改造小农, 改造他们整个心理习惯, 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 “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 还需要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在最好的情况下, 我们渡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可以说, 改造农民是一个长期性工作, 因而合作经济发展也不能一蹴而就。

第三, 关于合作经济的基本原则。自愿互利原则是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基本原则。农民参加合作社应尊重农民个人的意愿, 即体现农民的“自觉性和诚意”。对农民“要想用某种加速的办法, 下命令从外边、从旁边去强迫改造, 是完全荒谬的。”“任何强迫手段都是苏维埃政权所不能采取的, 任何法律都不能强迫这样做”。

第四, 关于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财政等方面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列宁一贯重视国家对农民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无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是“新经济政策”时期, 都是如此。他认为:“任何社会制度, 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组成部分的合作社制度是国家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先权,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组织居民的各个原则采取这样的支持。”

第五, 关于合作优先发展的领域问题。列宁认为应优先发展流通领域的合作。列宁对支持农民为发展生产组织的消费中供销合作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把流通领域的合作看作农民经济与国营经济联系的纽带, 认为是把农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形式。在《论合作制》中他认为:流通合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第六, 关于文化教育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问题。列宁曾有一个政治名言:“在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作为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最好形式, 没有文化知识是无法从事一系列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在农民中进行文化教育工作也是苏维埃政权划时代的重要任务之一, 对合作化至关重要。

列宁的合作经济理论比较全面系统, 他关于合作经济的很多科学论述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经济实践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可惜的是, 列宁的合作制思想和理想在他逝世后没有得到实施, 斯大林采取以行政力量强行发动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代替尊重农民意愿的自愿互利的合作化过程。在行政权支配下, 通过集体经济对基本生产资料和主要生产工具的严格控制, 限制了农民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忽视了市场规律的作用, 最终导致农业走向衰退。

(四) 毛泽东的合作经济理论

早在1927年3月,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合作社, 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 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主张。对生产合作的形式, 他主张“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坚持发展多种形式的生产、消费和信用等合作社的思想, 这些在后来的《共同纲领》得到更加完整、确切的表述:“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 发展合作事业……”建国后一直到初级社之前, 我国正确地实行了毛泽东的合作制思想, 对推动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斯大林错误合作经济理论的影响, 我国在逐渐只重视生产领域的合作社的同时, 不切实际追求一大二公, 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 剥夺了农民生产资料乃至部分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锅饭”。

这些经典合作经济思想, 其最大的特点和缺陷就是赋予了合作经济组织太多、太大的政治任务和目标, 并将其作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宏大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基于这样的特点和缺陷, 他们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组织原则和形式关注不够、研究不深, 从而使背负超越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功能的组织发展不堪重负而失去其发展的基础。频繁地变革生产关系, 使生产关系的调整大大超越了生产力的要求。

三、发展村级经济的意义

行为理念是经济发展的信念支撑。对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无疑有助于提升我们对发展村级经济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积极发展村级经济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理论意义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素质差异等现实因素, 要立刻完全改变小生产状态, 建立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生产关系, 迅速达到物质充裕的共产主义阶段, 是不可能的。通过发展村级经济, 培育农民的市场素质, 对合作社的组织形式、管理办法、集资手段以及经营方式等在实践中进行不断摸索、不断丰富、不断完善, 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现实意义

第一, 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 我国在农村广泛开展了“费改税”。2006年, 全国免除了农业税, 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但也带来了村级集体收入渠道变窄, 村级集体财产严重不足的情况, 以至难以维持各项开支。只有充分发展村级经济, 增加村级集体收入, 才能有效解决村级大量的费用开支问题, 有效减轻农民负担。

第二, 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缓解就业压力。随着我国人口的逐渐增多, 可耕地的日渐减少, 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从而出现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的现象, 给城市的就业带来巨大压力。通过发展村级经济, 可以吸收部分农村劳动力, 减轻就业压力。

第三, 有利于村级基层组织建设, 增强村级班子战斗力。农村集体经济与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密切相关, 只有集体经济有实力, 才能解决“有钱办事”的问题, 为群众兴办各种福利事业, 提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基层党组织才能赢得群众信赖, 凝聚力、战斗力才会不断增强。

第四, 村富支持民富, 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共同”, 是使所有人能够共同参与发展的机会, 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 共同促进发展的水平, 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也只有村级经济发展了, 村集体富起来了, 才有实力和能力支持、服务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第五, 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8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即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 尊重农民意愿, 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村级经济作为新型集体经济, 只有得到大力发展, 村集体才能富裕, 才有实力搞好各种基础设施建设, 进而为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摘要：村级经济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文章详细地论述了相关理论思想, 认为发展村级经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村级经济,合作制,集体经济

参考文献

[1]、欧文选集[M].商务印书馆, 198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 1995.

[3]、列宁.论合作制[M].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85.

[4]、列宁选集[M].人民出版社, 1995.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篇9

一、对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反思———“理性”与“感性”

传统经济学将经济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作为预设条件,西方经济学诸多经典模型的建构无不以此为基础。但在旧经济社会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对理性一直以来持排斥态度,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中期以来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占据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位置,这种过分强调社会结构力量的理论较少关注个体的微观行动与心理状态。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学研究影响力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学宏大理论解释力不足问题的日趋浮现,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在经济社会学领域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理论交织,这种交织的内核即对人类理性的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对理性的反思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即对理性原则是否适用于社会以及如何适用于社会等问题的反思,如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非理性主义的反思,思考完全理性的可能性,沿着这一思路,诸多学者发现非理性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感性选择以及行为经济学等理论的提出。

(一)对“理性”的反思———社会理性选择理论

社会学的理性主义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于区分了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即目的合理性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的行动、传统的行动。从合理性角度看来,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类型的行动,即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行动才属于合理的社会行动。这一个体主义视角直接影响到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诞生,而这一理论正是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一支。

严格来说,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都带有浓重的经济学痕迹,因为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当经济学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向其他学科扩张时,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也被推及社会生活各种研究的领域。理性选择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曾遭受过来自于社会学内部的尖锐批判,如布劳认为:“社会学的中心任务不是解释个体行为(Individual Behaviour),而是解释社会环境的结构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变迁。”[1]布劳反对把理性选择纳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同经典社会学排斥个体行为研究的原则一脉相承。然而,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个原则在当代社会学中已经明显乏力,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一直困扰着社会学界,如何突破整体主义方法论,如何寻求掩藏在微观世界中的更具有经验性与实证研究价值的理论工具,是理性选择理论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学内部得以衍生的助力,也是新经济社会学对理性主义的反思的结果。这个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他认为人们的交往行为被等同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我们将这一时期界定为社会学对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直接引用;第二个阶段是格兰诺维特的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将理性选择的对象与活动领域进行了扩大,即其目标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职业、社会地位和声望等,这一理论将社会学带入比较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之中;[2]第三个阶段是科尔曼(Coleman,J)的综合理论,科尔曼以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为主要目的,将理性选择行为放到社会系统中考察,把对传统“理性人”的分析变成了真正的“社会人”分析,他的理论虽以经济学分析为基础,但已将社会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等制约因素融入到个人的单纯理性选择中,构建了复杂的选择系统,并将这种系统与宏观结构进行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理论的研究为今后进一步发掘微观世界与宏观结构的联系,并增加社会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有的学者已经把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将之看成当代社会学对传统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超越。[3]

理性选择理论已经从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转入社会学的传统体系之中,作为对经典社会学结构主义理论微观解释力不足批判的回应,这一理论除了吸收经济学分析优势经验之外,已经把诸多社会结构因素带入其中,只不过这种“带入”还是把这种结构作为理性的内生因素,都是在理性前提之下的“带入”,这只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变相。因此,理性选择理论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一支对传统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反思体现出了不彻底性。当然,理性选择理论开辟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对话的广阔空间,并为社会学对微观世界的分析指明了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对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非理性”的反思———感性认识

一直以来,理性选择理论排斥感性选择问题,认为感性是一种被动的、模糊的和没有推理计算能力的初级认识。然而,对人类感性认识的研究却一直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相伴随,这种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康德,其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把人的认识能力划分为三种:感性、知性和理性。康德认为的感性是人通过感官接受外部刺激产生感觉并进而形成感性认识的能力。他对感性认识的这一界定,表明其肯定了感性的发生与发展是一种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合,是通过时空形式对现象资料的整理。西蒙在后来论述过程理性中的注意力环节时也涉及到选择的感性因素问题,他认为注意力是选择的首要能力,是选择的第一环节,而注意力并不一定由理性思维决定,而是在感性经验中产生的。[4]当代认知心理学对感性认知中的注意力问题进行了内容丰富的研究。英国心理学家罗德本特(Broadbent)较早地开展了注意力选择模型研究,他认为,注意力是一种选择性过滤器(Selective Filter),注意是一种对接收到各种信息的筛选和过滤过程。特雷斯曼(Treisman)认为注意的选择过程并非都是以“全或无”的方式进行,注意的选择除了受到感觉的影响外,还受到语义分析的作用。后来认知心理学建立了稍微简单些的后期选择理论。如贝斯特(John B.Best)认为,感官接受的所有信息都要受到加工,然后由工作记忆对感官接受的信息进行选择。到目前,认知心理学在选择问题上的最突出成就是卡尼曼(D.Kahneman)提出的内容丰富的能量模型理论。卡尼曼认为,在选择性注意中,接受和输送信息的通道瓶颈问题不是很重要的,对注意起决定性影响的是感觉刺激的程度和头脑中可以用来接受感觉刺激的资源能量。卡尼曼和史密斯(Vernon Lsmith)创立的选择行为的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更充分地揭示了人在感性层面上的选择行为和选择能力。他们把认知心理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同对交易行为的研究结合起来,用丰富的实证研究评判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5]

感性选择理论的发展在现代直接表现为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异军突起,行为经济学又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其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核心观点是: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从心理特征看,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理账户、启发式代表性程序进行决策,关心相对损益,并常常有框架效应等;当事人在决策时的偏好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的,不仅可能出现偏好逆转,而且会出现时间不一致等;当事人的这些决策模式和行为特征通过经济变量反映出来,结果市场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种经济政策需要重新考虑。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看,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具有开创性贡献,他们从对标准的预期效用函数进行修正,检验和反驳传统经济学偏好的完备性与偏好的传递性两大公理来构造自己的决策理论,从而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前景理论”,以此理论为基础,阿克洛夫对“行为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的研究、杜鲁门·彪利(Truman F.Bewley)对劳动市场政策的研究、巴贝里斯(Cholas Barberis)和泰勒(Richard Thaler)对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分别在各自领域构建起行为经济学丰富的体系,并正在向其他学科扩张,逐步形成了比较成型的行为决策理论、行为金融学、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劳动市场理论、行为法律经济学、行为政治经济学等。特别是行为经济学不满足自身局限于分析个体行为,把其理论扩展到博弈和社会行为范围,形成了行为博弈论,深入研究了博弈过程中的学习、互惠、公平等问题,这些研究对进一步科学认识人类经济行为的规律无疑大有助益。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大量借助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理论的形成往往与观察与实验相关,其理论主要体现在对人类“非理性行为”的关注,比如投资冲动、偏好倒置、经济活动中的利他行为等,这种关注建基于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传统的经济与心理的二元动机模式之上,而忽略了人类行为中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趋社会性”(Prosociality),而最近神经生物学家对经济学的关注试图解释这一问题,并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神经元经济学。人类“趋社会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的行为不仅从“自利”原则出发,通常还会顾及他人或团体利益。传统理论往往在“理性”的框架下,用“跨期贴现”、“互惠”或“声誉”机制解释这类行为。但现代神经科学的发现却证明,这种解释是肤浅的,神经元经济学研究表明:“同情共感”是一个物种的不同个体基于“镜像神经元”实现的“神经网络共享”,这种“共享”对个体之间的合作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率)意义,因此是该物种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所“塑型”的。今天,神经元经济学家已经把这一理论用于研究语言的产生和演化以及它对博弈行为的深刻影响。[6]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认识开始逐步走向深入,经济社会学要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不可能摆脱对经济学最近研究成果的吸收。而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又必须广泛采纳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社会学对人类理性的研究不能拘泥于固守缺乏解释力的抽象描述的传统,而要以开阔的视野与更加科学的视角去提升自身的解释力,这将是经济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二、对传统经济理论分析工具不足的反思———制度主义传统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支。这门学科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传统,历史学派注重制度分析和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为了适应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频繁出现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制度主义逐渐演进到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和海尔不伦娜为代表的后制度经济学发展时期。到70年代中后期,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斯、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诞生。新制度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味批判主流经济学,而是对主流经济学作出修正和发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研究问题。新制度经济学除了修正理性主义假设外,还把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条件,并把交易成本的分析作为制度和生产成本之间的联系添加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这种制度结构对于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与格兰诺维特所提出的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的理论极为相似,它们都看到了影响经济行为的结构因素,都否定了人类经济行为的完全理性假设。然而,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来说,二者差距明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的修正,而不是革命,前者的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古典经济模型的改造上,只不过这种改造涉及到对理论预设的重新认识,制度在此作为内生变量被引入分析框架,没有改变古典经济学的实质,并且这种改造也没有触及对社会嵌入的顶层分析,即对于规范、习惯、传统等存在的地方,这种抽象模型的解释力将大为削弱。因此,社会学家瞄准了这一理论的缺陷并进行反思,逐渐发展了自身的制度主义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学转向发端于诺斯的研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一书中详尽阐述了制度具有明显的社会学转向。在他看来,“正式规则是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仅仅只是一部分。制度要想有效的发挥作用,他们必须由补充它们的非正式约束(传统、行为规范)来实施,并削减实施成本。如果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约束彼此不一致,随之发生的紧张将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但是,我们对非正式规范如何演变知之甚少。”[7]有鉴于此,经济学家开始进一步把非正式制度因素整合到他们的经济绩效模型中来。[8]但是,这些整合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塑造经济行为的社会机制到底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而这正好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空间。经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注重研究激励结构的形成,强调个体经济行为要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这里的经济环境是由支配产权、市场和企业的国家予以监督和实施的正式管理规则通过市场机制和国家管理给企业施加约束,并以此形成激励结构。与个体及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微观和中观层次的直接的网络机制相反,运作在这个水平上的制度机制是末梢的,制度环境通过人类的集体行动影响产品与组织领域,而组织通过内部的监视与强化机制又影响着社会个体。社会个体的行为与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制度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个体同时受到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双重作用,这便形成了经济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的模型。新制度经济社会学中的因果模型将一个建立在对受社会关系和规范影响的对利益理性追求的描述之上的微观基础与认为每个经济体都有制度框架的观点整合到了一起,因果机制在两个方面运作:从宏观到微观和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层次。[9]这个多层次的因果模型超越了先前的嵌入观点,对经济制度和行为的出现、维持和变迁的解释采用了社会关系和制度的方法。作为一个概念框架,经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为产生中层理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架构,扩展了社会学理解经济行为的方法,并为传统经济理论分析经济行为与结构提供了新的工具。

三、对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反思———社会网络理论的兴起

与上面论述的经济社会学的两个方面比较而言,社会网络理路更具有社会学研究的“本土性”特征,这一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最早来源于数学学科中的图论思想,后被社会学研究引入后用来对小群体进行研究并逐渐演化形成了一套具有独立体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抛弃了传统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经济方法,经济学的经典模型与数学公式可以被诸多小群体研究所取代。可以说,社会网络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其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与颠覆进一步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的重要而又独立的学科地位。

20世纪70年代中期,“网络分析的国际网络”得以形成,《社会网络》杂志成立,网络分析日益成为社会学中有影响力的领域。在这一时期,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盛行与社会网络学派的繁荣主要以格兰诺维特、科尔曼、博特(Ronald Burt)等人为代表。此外,林南(Lin Nan)、乌泽(Brian Uzzi)、波多尼(Jole Podolny)、贝克(Wayne Baker)、古拉蒂(Ranjay Gulati)、魁克哈特(David Krackhardt)等也是这一时期社会网络学派重要的学者,为社会网络学派自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作出了各自的贡献。[10]

现代社会网络理论的兴起应该归功于哈里森·怀特,这位精于研究生产者市场的社会学家亲手培养了诸如格兰诺维特、迪玛奇奥(Paul DiMaggio)等一批为社会学界广泛认可的知名学者。其对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的焦点与突出贡献表现在建立了自身对市场的全新理解,他认为市场是可以不断再生的社会结构,该结构是由一组特定的公司(生产商)及其他参与者通过观察彼此的行为而演化出各自不同的角色来形成的。[11]因此,怀特得出的市场理论即是市场是从社会网络中来的。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通过《弱关系的力量》(1973)、《谋职》(1974)以及《网络抽样:初步准备工作》(1976)等文章的阐述,不但从理论上建构起网络结构分析框架,而且从方法上论述了如何对网络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任何主体(人或组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都会对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12]在研究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提供工作信息的人往往是弱关系。他据此首次提出了关系强度的概念,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关系必定是弱关系。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强弱关系概念的提出对社会网络分析产生了重大影响,回应了经济社会学家波拉尼提出的“嵌入性”观念。在此基础上,格兰诺维特对经济行为如何嵌入社会结构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

相对于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关系的强与弱,美国社会学家纳德·伯特(Ronald Burt)更关注于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对资源优势的影响,他在格兰诺维特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 Theroy)。伯特的结构洞理论推动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资源优势更多在于松散型网络而非紧密网络的观点。结构洞理论的另一个理论贡献在于它为社会资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它可以在产业、企业或个体等不同层次方面加以运用,且可以针对行动者的网络关系、纽带,对相关优势、劣势进行定量研究。

四、结语

理性、制度与社会网络已经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重要方向,这三种理论的形成来源于社会学家们对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反思,可以说,它们与经济学一脉相承,其理论基点与研究逻辑都带有浓重的经济学科特色,但它们又与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很大差别:理性是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学的微观取向导致其遗漏了很多关键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因素。因此,在很多时候,经济学只能算是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游戏,而新经济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对人的完全理性持反对态度,社会学的传统崇尚社会结构的制约因素,因此社会学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宏观的,但正是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行为理性问题的反思与关注,才使社会学的研究开始向微观的转向;制度问题可以说是经济学与社会学较为相近的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体现了经济学研究开始了向宏观的转向,而新经济社会学对制度问题的研究集中在规范、习惯、传统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方面,其原因便是看到了经济学微观解释力的不足。因此,经济社会学对制度的研究可以说是对经济学制度研究的补充;社会网络问题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独立研究领域,其既关注社会微观经济个体与小型网络,又不脱离社会学的结构主义传统,是一种中观的研究路径,这种路径的发展不仅给社会学带来了生机,也给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领域。总之,理性、制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分别以微观、宏观以及中观的研究视野共同构成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崭新领域,这三种理论的有机配合与不断发展必将为社会学的发展赋予新的活力。

摘要：新经济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三种脉络:一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反思,形成了社会选择理论、感性选择理论以及行为经济学理论;二是对传统经济理论分析工具不足的反思,形成了社会学的制度主义理论;三是对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反思,形成了社会网络理论。理性、制度与社会网络分别以微观、宏观以及中观的研究视野共同构成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崭新领域。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发展探索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金砖国家开始崛起。面对剧烈变化的国内与国际环境，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理论也必然面临新的发展和突破。本文将从社会发展阶段、所有制理论、分配理论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一、我国即将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小平同志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战略三步走的经济建设总体部署，并希望到本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然而，由于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期，各项经济指标纷纷提前实现，同时由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出现了一系列的危机和发展障碍，实力此消彼长，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中国将提前三十年实现小平同志的战略规划，在2020年前后正式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有短短数年时间，作为指导经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应该具有前瞻性，及早研究。

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然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乃至共产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基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国际格局等多方面因素而提出的，本文“即将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论断，也是基于此三方面的原因。

经济基础。2020年前后，中国将会面临两个重大的质变，一是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二是中国的总人口将面临下行拐点。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对外投资、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重要；根据正常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以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测算，届时我国人均GDP将超过一万五千美元；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就业压力将大大缓解，也是中国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科技实力与产业优势不断增强，我国将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生产力水平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国正式加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生产关系。我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将在十年内迅速大幅度减少，工人在数量上成为绝对的劳动群体；全社会受教育人群的比例不断提高，中产阶级数量将快速上升；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劳资双方的矛盾日益突出；政府官僚阶层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对于平衡和调和两大阶级的矛盾发挥关键的作用。我国将进入全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因此，如何充分调动各种力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又要阻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维护社会稳定，处理好“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关系，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国际格局。目前，中国正主动寻求与美国等国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平台，实际上已结束了数十年的韬光养晦政策，随着中国全面深入的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影响，未来国际格局将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顺利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对中国有重大的意义，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在苏联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均曾盲目宣布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也因此极大影响了苏联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邓小平同志也曾反复讲过，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然而，我们不能因此陷入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是应该认真研究快速发展的国内、国际形势，积极面对我国即将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客观事实，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只有不断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生命力，更好的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二、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阶级矛盾与所有制结构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由谁支配，不仅决定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决定着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

2012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税收贡献超过50%，GDP所占的比重超过60%，就业贡献超过80%。在各个方面均已超过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而且，在未来发展中，各项数据所占的比重仍将继续提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的资产阶级群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税收、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都有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看到，这一阶级的成长壮大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农业劳动人口比重将迅速下降，大量的农民工将真正进入城镇，成为产业工人或服务业工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的阵营分化以及對立矛盾局面。

在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应该客观认识阶级矛盾和所有制结构两大关键问题。富士康公司的“十三跳”无情地告诉我们：劳资两大阶级将继续长期存在，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激化，是一个客观现实。而阶级的概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忽略，只有敢于面对现实，并积极探索理论创新，对阶级矛盾加以调和，才能在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顺利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

对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首先要继续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虽然即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但很多发展指标是体现在数量而非质量上，而质量上的全面超越和领先，正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其次，应该认识到，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税收与就业贡献等指标，只是反应了所有制结构的表象，本质上，只要从宏观层面牢牢把握住国家对土地和金融资本的控制，并对关键性的行业实施垄断经营，就能保持本质上的公有制属性。

三、积极探索按要素分配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对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劳动创造价值，但劳动必须作用于生产资料而产生价值，因此在分配时，要受劳动力及生产资料稀缺性的影响。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知本、土地等方面，各项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实际上取决于各种要素的稀缺程度对比，该项要素越稀缺，则获得的分配越多。另外，按要素分配，主要应体现在微观层面，企业利用边际效应更好的配置要素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生产效率；宏观层面，为了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政府应积极采用二次分配、公共福利等手段，在社保、医疗、教育、住房、最低工资标准等领域，体现对劳动创造价值的尊重。

随着我国的资本积累能力、吸引外资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人民币升值，资本已不再是严重稀缺的资源，其在分配中所占的地位将逐步下降；2012年我国新增劳动力人口首次出现下滑，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面临拐点，我国的劳动力将从结构型稀缺向全面稀缺逐步转变，劳动在分配中的地位将不断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在分配中地位的改变，也是社会主义进入中级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未来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土地、资本等要素的作用大大降低，分配体系将更加倾向于向劳动这一核心要素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