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博弈（精选十篇）
主体博弈 篇1
绿色保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诞生的[1]。绿色保险又被称为“环境责任保险”,是一种特殊的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在环境领域中运用;是以责任保险作为防范环境污染风险的一种技术手段,是经济制度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特别法高度结合的产物[2]。绿色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承担的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3],它要求投保人依据合同按一定的保险费率向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当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承担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时,就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法定数额的赔偿金。绿色保险是规避风险、转移损失的有效手段。通过绿色保险方式,被保险人将造成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再通过保险公司将造成的损失分散到全体投保绿色保险的“潜在环境侵权人”,从而实现环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
在国外绿色保险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趋成熟,成为各国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赔偿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我国对绿色保险的研究和开展绿色保险业务都比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绿色保险并且主要集中在核事故责任及海洋责任领域,在其他领域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4]。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保险公司和环保部门联合在大连、沈阳、长春和吉林等地开展了绿色保险业务试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导致该业务萎缩和停办。2007年底,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式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且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拟定好了制度路线图[5]。绿色保险是对我国现有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必要补充,成为继“绿色信贷”之后的第二项环境经济政策。绿色保险试点取得了阶段性和局部性成果,但是由于企业投保意识不强、保险公司参与绿色保险积极性不高以及政府认识不足,目前绿色保险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6]。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究其实质是绿色保险主体博弈的结果。在绿色保险的运作中,企业和保险公司是两个最重要的主体且其行为是有限理性的。基于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分析框架,本文将分别分析企业和保险公司在政府是否重视、是否大力扶持绿色保险的情况下博弈的动态演化过程。
1 企业和保险公司演化博弈模型一
1.1 演化博弈模型一的构建
此模型是企业和保险公司在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重视不够,推动绿色保险的积极性不足,对投绿色保险的企业和开展绿色保险的保险公司无相关政策支持(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的情况下的博弈模型。将企业和保险公司分别抽象为两个有限理性的博弈方群体。在绿色保险市场中,企业和保险公司都有两个不同的策略:企业可参保(购买绿色保险)和不参保(不购买绿色保险),保险公司可承保(开展绿色保险业务)和不承保(不开展绿色保险业务)。记企业的策略集为S1={A1参保,A2不参保};保险公司的策略集为S2={B1承保,B2不承保}。
假设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概率为p(0≤p≤1)。企业在无参保情况下正常的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费用为c1>0,参保时的保费为e>0。当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若企业已参保,则由保险公司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记赔偿额为c2>0,否则由企业赔偿。当企业参保时且保险公司也承保,则保险公司可取得保费e,同时将保费用于投资可获得收益g≥0;但保险公司在承保前需对申请参保企业的资质、业绩、技术能力、风险状况等进行深入的调查,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需对参保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预防和控制,以及在赔偿时需对污染损失进行评估。因此保险公司在承保过程中也需付出成本(即经营成本),记为c3>0。由于地方政府不重视、不扶持绿色保险,故在此模型中可假设政府对博弈双方收益影响为0。综合上述假设,可得到企业和保险公司演化博弈的收益矩阵(如图1所示)。
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假设博弈方企业选择策略A1参保的概率为x,博弈方保险公司选择策略B1承保的概率为y,其中概率可以解释为群体博弈中选取该策略的参与者比例。企业选择策略A1,保险公司选择策略B1的复制动态方程分别为[7]:
由式(1)和式(2)就构成了一个动态复制系统。
1.2 演化博弈模型一的分析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及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知,在上述动态复制系统里对于企业:(i)当pc2+c1>e时,对于任意的0<y≤1,(pc2-e+c1)。y>0恒成立,则有x珓1=0,x珓2=1为稳定状态,并且F'(x珓1)>0,F'(x珓2)<0,故x珓2=1为演化稳定策略;(ii)当pc2+c1<e时,对于任意的0<y≤1,(pc2-e+c1)y<0恒成立,x珓1=0,x珓2=1为稳定状态且F'(x珓1)<0,F'(x珓2)>0,故x珓1=0是演化稳定策略。(ⅲ)当y=0时,则F(x)恒为0,故所有x的取值都为稳定状态,但不是演化稳定策略。
对于保险公司:(i)当e+g>pc2+c3时,对于任意0<x≤1,(e+g-pc2-c3)x>0恒成立,则有y珓1=0,y珓2=1为稳定状态,并且G'(y珓1)>0,G'(y珓2)<0得到y珓2=1为演化稳定策略;(ii)当e+g<pc2+c3时,对于任意0<x≤1,(e+g-pc2-c3)x<0恒成立,则有y珓1=0,y珓2=1为稳定状态,并且G'(y珓1)<0,G'(y珓2)>0得到y珓1=0为演化稳定策略;(ⅲ)当x=0时,则G(y)恒为0,故所有y的取值都是稳定状态,但不是演化稳定策略。
用以两个比例为坐标的平面图表示企业和保险公司两群体类型比例变化复制动态关系,如以下图2～图5所示。图中箭头方向代表博弈参与方在博弈过程中反复学习和调整策略的演化过程。
由图2知,当pc2+c1>e,e+g>pc2+c3时,此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为:x珓=1,y珓=1,即长期演化的结果为:企业选择参保,保险公司选择承保。此时意味着,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成本低于其可能面临环境污染赔偿费与无参保情况下正常的防环境污染事故发生费用之和,保险公司通过开展绿色保险获得的收益大于其承保的经营成本,这就使得企业和保险公司在长期反复博弈、学习和模仿之后,分别倾向于选择参保策略和承保策略。
由图3知,当pc2+c1>e,e+g<pc2+c3时,此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为:x珓=1,y珓=0,即长期演化的结果为:企业选择参保,保险公司选择不承保。此时意味着,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成本低于其可能面临环境污染赔偿费与无参保情况下正常的防环境污染事故发生费用之和,而保险公司通过开展绿色保险获得的收益确小于其承保的经营成本,这就使得企业和保险公司在长期反复博弈、学习和模仿之后,分别倾向于选择参保策略和不承保策略。
由图4知,当pc2+c1<e,e+g>pc2+c3时,此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为:x珓=0,y珓=1,即长期演化的结果为:企业选择不参保,保险公司选择承保。此时意味着,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成本高于其可能面临环境污染赔偿费与无参保情况下正常的防环境污染事故发生费用之和,保险公司通过开展绿色保险获得的收益确大于其承保的经营成本,这就使得企业和保险公司在长期反复博弈、学习和模仿之后,分别倾向于选择不参保策略和承保策略。
由图5知,当pc2+c1<e,e+g<pc2+c3时,此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为:x珓=0,y珓=0,即长期演化的结果为:企业选择不参保,保险公司选择不承保。此时意味着,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成本高于其可能面临环境污染赔偿费与无参保情况下正常的防环境污染事故发生费用之和,而保险公司通过开展绿色保险获得的收益确小于其承保的经营成本,这就使得企业和保险公司在长期反复博弈、学习和模仿之后,分别倾向于选择不参保策略和不承保策略。
综合上述分析知,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只有当pc2+c1>e,e+g>pc2+c3时,绿色保险才能得以发展下去。但是绿色保险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且企业一般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及在以往的环境污染事故中的损失绝大部分由国家承担,这就促使很多企业不会主动购买绿色保险而会选择“搭便车”。当购买绿色保险的企业很少时,保险公司开展绿色保险就不能形成规模经济,造成其经营成本很高,此时保险公司要么退出绿色保险领域要么提高保险费率,而提高保险费率只会促使参保企业进一步的减少,最终导致绿色保险业务的萎缩甚至停滞。因此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即使pc2+c1>e和e+g>pc2+c3,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绿色保险持续发展。
2 企业和保险公司演化博弈模型二
2.1 演化博弈模型二的构建
此模型是企业和保险公司在政府很重视环境污染问题,积极推动绿色保险的建设,对投绿色保险的企业和开展绿色保险的保险公司给以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情况下的博弈模型。在模型一的假设基础之上,若企业参保,则政府给予企业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总额为t1>0;若保险公司承保,则政府也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总额为t2>0;若保险公司承保而企业不参保,当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则政府给以惩罚,罚金为t3>0;若企业参保而保险公司不承保,则保险公司需向政府缴纳额外的税作为环境污染损害专项赔偿基金,税额为t4>0。由上述假设的企业和保险公司的演化博弈的收益矩阵(如图6所示)。
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同样假设博弈方企业选择策略A1参保的概率为x,博弈方保险公司选择策略B1承保的概率为y。此模型中企业选择策略A1,保险公司选择策略B1的复制动态方程分别为[7]:
2.2 演化博弈模型二的分析
用以两个比例为坐标的平面图表示科研工作者和单位两群体类型比例变化复制动态关系,如以图7—图10所示。
由图7知,当pc2+pt3+c1>e,e+g+t4>pc2+c3时,此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为:珓x=1,珓y=1,即企业和保险公司在长期反复博弈、学习和模仿之后,分别倾向于选择参保策略和承保策略。
由图8知,当pc2+pt3+c1>e,e+g+t4<pc2+c3时,此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为:珓x=1,珓y=0,即企业和保险公司在长期反复博弈、学习和模仿之后,分别倾向于选择参保策略和不承保策略。但是当政府对承保的保险公司给予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相关政策支持使得x0→1时,保险公司会趋向选择承保策略。
由图9知,当pc2+pt3+c1<e,e+g+t4>pc2+c3时,此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为:珓x=0,珓y=1,即企业和保险公司在长期反复博弈、学习和模仿之后,分别倾向于选择不参保策略和承保策略。但是当政府对承保的保险公司给予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相关政策支持使得y0→1时,企业会趋向选择参保策略。由图10知,当pc2+pt3+c1<e,e+g+t4<pc2+c3时,此博弈有两个演化稳定策略:(珓x=0,珓y=1),(珓x=1,珓y=0)。当x<x0,y>y0时,此博弈收敛于(珓x=0,珓y=1),即企业和保险分别倾向选择不参保策略和承保策略;当x>x0,y<y0时,此博弈收敛于(珓x=1,珓y=0),即企业和保险分别倾向选择参保策略和不承保策略;当x<x0,y<y0或x>x0,y>y0时,博弈结果有可能收敛于(珓x=0,珓y=1),也可能收敛于(珓x=1,珓y=0),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企业和保险公司在演化博弈过程中的策略调整速度以及初始值有关。但是当政府对参保的企业和承保的保险公司给予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相关政策支持使得x0→1,y0→1时,则此博弈收敛于(珓x=1,珓y=1),即企业倾向选择参保策略,保险公司倾向选择承保策略。
由上述分析知,在政府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相关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可以使得企业购买绿色保险以及保险公司开展绿色保险业务,推动绿色保险稳健发展。
3 结束语
根据以上对两个博弈模型的分析:绿色保险单靠市场机制本身是无法持续发展;政府对不购买绿色保险的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的严厉惩罚可抑制“搭便车”现象,从而有利于绿色保险形成规模经济和环境污染风险的分散;政府对不承保保险公司征收额外税,有利于敦促其在追求利润同时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对绿色保险的重视和大力扶持,有利于环境外部不经济内部化,使绿色保险真正的发挥其风险评价功能、风险检查功能、减少污染的经济刺激功能和损害救济功能。绿色保险可降低环境纠纷成本以以及减轻政府的环境管理压力,因此各级政府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重视绿色保险的发展,以便实现公共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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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国熠,万里虹.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及相关问题探析.保险研究,2009;5:95—98
主体博弈 篇2
201x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当局之年，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严峻形势下，创新必将成为未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电子商务本身所具有的创新优势，势必将突显出来。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对电子商务的发展有一定的冲击，但电子商务的巨大利益性仍吸引了大批的市场交易者之间相互博弈，博弈造成了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是当前很严重的问题。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电子商务各方利益主体间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电子商务未来战略改革的路径选择的建议。
一、引言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走进了以电子商务为主的贸易时代。电子商务成为了一种新的贸易方式，它代表着未来全球虚拟贸易方式发展新方向，与此同时，由于信息化进程逐步加快使得人类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因此，电子商务发展的新态势就决定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未来的发展新前景。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家间对外贸易的范围、领域和数额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贸易方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日益提升。
电子商务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在网上进行的一种活动。主要包括了前期的网上宣传、产品预定、在线付款、在线客户服务和发送产品等销售前和销售后等服务，以及根据市场调查的分析、财务审核及生产安排等各种项目利用开发的商业活动。电子商务的主要购买者是所有的网上消费群体，参与的各方利益主体逐渐增多，每一利益主体都想从中获取最大经济效益，如何打破电子商务各方利益主体垄断的格局，让更多的参与者从中得到利益，实现利益均衡，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每一利益主体也都面临着电子商务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性及风险性的挑战，本文从解决博弈中的利益主体间关系出发，提出可行性的建议，解决关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电子商务主体利益间的博弈问题，对实现企业效益提升，国家经济繁荣富强，社会各利益主体间相互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电子商务主体利益间的冲突与博弈分析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每个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向，不同经济体和个人之间存在利益的差别及其对利益的追求是博弈产生的根源。在电子商务问题中，由于各方主体间存在利益差别，才为各方博弈主体能够成立提供了可能。
从理性人假设的角度出发，政府是一个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当政府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经济关系时，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与表达者，政府所制定的制度与政策必然以保护和增进政府的经济利益为目的。政府可以根据电子商务模式的采纳是否会给自身带来收益来决定是否对电子商务市场进行监管。而对于企业(提供者)而言，把实体经济建成电子商务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远高于实体零售，企业(提供者)是愿意参与到电子商务的采纳及发展建设当中的。
政府和企业(提供者)联系也紧密。政府作为具有管理身份的参与者，掌握着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而企业(提供者)掌握着大量的资金，可以通过资金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政府在电子商务开发支持过程中，获得了虚拟经济增值收益和税费，企业(提供者)通过销售商品获得企业利润，如何更好的分配其中的利润。实现共赢，也是双方希望通过不断博弈最终达到的目的。
企业(提供者)和购买者联系更加紧密，企业通过提供线上商品，购买者经过电子商务平台了解商品的各个方面，包括价格，性能，材质等等一系列的商品的相关信息，而购买者最主要关心的是价格，能否通过价格来换取收益是企业的主要战略，购买者通过实惠的价格买到实惠的商品也是购买者所想的，如何双赢，实现利益均沾，也是双方希望通过不断博弈最终达到的目的。
三、电子商务利益主体间冲突的相关改善建议
1.政府层面
政府作为博弈中的利益主体之一，应高度重视电子商务的推广与应用，及时履行管理职能，制定长远规划，切勿追求短期利益、忽视全局观念，要致力于维护市场正常的秩序，实现政府作为博弈主体的引导作用。从统筹整体，局部结合，相互衔接，资金扶持，政策帮衬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职能，建立起一个长效机制，用制度促规范，以规范促发展，加强对电子商务的经营活动进行规范和引导，维护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稳定、安全的交易环境，为电子商务后期探索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此外政府应建立健全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规范电子商务各项活动，增加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对电子商务的信任感。
2.企业层面
首先，要做好相关的基础配套设施，加强前期宣传，普及知识，让参与电子商务交易的购买者了解支付平台的相关知识，充分认识到网络交易平台的安全性，风险性，稳定性和收益性，用制度规范约束自己同时也规范其他利益主体，做到利益均衡。其次，立法手段要跟上，切实维护个利益主体的相关利益，维护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最后是设立市场退出机制，通过多种企业交易手段，吸收和兼并实力落后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提高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整体效益。第三方支付行业有自身的优势，只要注意构建核心竞争力，创造和保持独特的优势，不断创新业务，探索有效的盈利模式，对第三方支付企业而言，应对来自各方的竞争，获得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快速健康的发展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3.购买者层面
从目前的市场状况来看，购买者在进行网上交易时，要与企业(提供者)进行交易前的仔细询价，了解大产品的基本性能，掌握具体的商品数据，从而降低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博弈双方能否达成交易，取决于双方的能否选择最优的策略组合，都占有优势，都会相应的做出改变，购买者此时更应该注重关注企业的动向，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争取在交易过程中，达到利益最大化。
四、结论
重点高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篇3
1953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教育方针。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办重点中学”。6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示范学校的意见》并具体分配了各地举办重点中学的具体数目。1962年，教育部再次发出《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并提出了具体措施[1]。197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指出：“切实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以提高中小学的质量，总结经验，推动整个中小学教育的发展。”[2]1983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重申了举办重点中学的必要性。1995年，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评价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提出根据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建设的原则，将于1997年前后，分三批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高中。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用示范性高中取代了重点高中，一些地方用星级学校代替了重点学校，示范性高中、星级高中与传统的重点高中并没有实质区别。
二、 重点高中利益博弈的参与者
博弈，这是一个从西方学术理论中引进的术语，是指在遵循一定规则下的人们进行的一个共同的活动，而且进行游戏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博弈论研究的对象就是“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如何选择策略或如何作出行动的决定[3]。重点高中属于严重短缺的资源，稀缺资源一直都是“理性经济人”争夺的目标，个人和组织的寻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围绕重点高中这个平台相互博弈。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教育由原来国家一元价值转变为多元利益主体。重点高中在这个大趋势下涉及的多方面利益亦变得更加复杂，多种利益缠绕在一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家长、学校、政府三个群体的利益，这三个群体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家长可以再分为强势家长和弱势家长，学校也可以细化为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同时政府也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同是重点高中带给强势家长与弱势家长的利益有所差别，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的利益博弈更为直接、明显，甚至是激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针对重点高中也存在着利益交叉和融合，既一致又分歧。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分散化是重点高中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同时政府、学校和家长对重点高中利益的博弈是动态过程，重点高中能否长期存在取决于相关利益者能否从重点高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实现主体、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三、 重点高中带给博弈主体的利益
1．政府在博弈中获得利益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像彪悍的猎手，到处追逐他心目中的利益。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会在某一个竞争平台上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社会转型期，政府组织，尤其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一旦产生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性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政府自身利益的恶性膨胀对政府管理和决策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就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而言，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要载体，在与社会、市场、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制度保障[4]。地方政府与学校、家长接触更为频繁，相互之间的利益也就变得尤为复杂，地方政府是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单个个体所构成，地方政府在与学校、家长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就难免会产生以组织为依托，直接或间接为个人谋利益，从而影响或违背相关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地方政府也不会像中央政府那样把全国的教育统筹起来通盘优化，地方政府受地域局限性，会更多地关注当地利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当地政府一定程度的利益追求。
重点高中能够带来家长、学校、政府期望的高升学率，我国现有的教育评价体制是以地区的升学率为指标，升学率高就能在地区之间的评价中获得较高位置，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就能获得较高评价，受到上级部门的赏识，从而获得物质奖励或升迁机会，同时地方政府官员个人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子女创造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政府官员作为行政组织成员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搭便车为个人牟利的倾向。政府是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者，教育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承担大量的财政拨款以及预算内教育经费，这对各级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同时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教育投资的长期性、滞后性等显著特点，政府不太愿意为教育投入大量的经费，对于这一点从中央、地方政府每年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具体情况就能得出相应结论。重点高中能够为当地政府缓解甚至解决一部分教育经费，众所周知重点高中每年都要收取大量的择校费，并且收取比例是相当高的，每一届新生都能为学校缴纳高额的择校费，收取的择校费归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共同使用，择校费按比例上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办学所需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既从择校费的收取中获利，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弱势高中的投入力度，政府可以把上交的择校费作为预算内教育经费返还给学校，从而减轻政府自身的财政负担，还可以把重点高中上交的择校费作为专门的经费支持当地弱势高中的发展，这样教育部门就能相应地减少对高中阶段的经费投入，在预算内教育经费逐年增长的前提下，择校费的上交为教育部门提供了寻租机会，教育部门会利用重点高中创租、收租，满足自身利益。
2．学校从博弈中获益
重点高中属于严重稀缺的资源，整个高中阶段的教育需求大于供给，高中教育仍然是卖方市场，存在着强烈接受高中教育愿望的消费市场，占据卖方市场的重点高中和当地政府就会从中牟利。重点高中利用自身优势招收足够数量的优质生源，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收取择校费，择校费是学校的额外收入，通过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分成后，剩余的学校自由支配，这样重点高中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和动力，随着重点高中实力的不断增强，重点高中在博弈中拥有更多的筹码，获得更多的利益。另外重点高中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强大的师资在区域内实现学校的大规模扩张，合并弱势高中或是建立分校，重点高中在规模扩张中不断蚕食弱势高中的利益，通过提供丰厚的待遇吸纳弱势高中的优秀教师为己所用，造成重点高中在区域内一枝独秀，最终实现重点高中教育垄断，在垄断中重点高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学校的利益，尽可能提高择校费的收取标准，招收质量更高的生源，实现重点高中收益最大化。
在区域内无以伦比的高升学率使重点高中在与弱势高中博弈时处于优势地位，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到重点高中就读，使不平衡的买方与卖方市场更加失衡，重点学校在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广泛欢迎的过程中，拥有了更多与家长乃至当地政府博弈的资本，与家长博弈中掌握着主导权，能够从家长身上获得更多利益。政府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偏好决定了对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的支持力度会有所区别，重点高中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无论是明显的教育经费投入还是可以利用的隐形社会资源，只要重点高中的资格不被剥夺，重点高中就会一直处在博弈中的优势地位，使家长和弱势高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学校所需要的资源几乎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或者受政府控制，谁能挤进政府认可（有时是直接指定）的“重点”行列，谁就能比“非重点”得到更多资源[5]。重点高中得到的经济上的和其他形式的特别帮助，不一定都是政府行为，有些是“名牌效应”的作用。但这种名牌效应的产生又是与政府在经费、人员、政策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作为当地政府主导下的教育组织，在追逐组织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地采取与政府一致的立场，甚至是采取合作形式共同牟利。正如R·芬德莱所说，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下面压力的形式”[6]。
弱势高中在与重点高中博弈中，各个方面都将处于弱势地位，重点高中影响了弱势高中的利益，但弱势高中并不能取消重点高中，弱势高中只能在接受重点高中的前提下寻求利益，重点高中在招收的学生中大比例收取高额择校费，这一做法已被各类高中普遍采用，最终造成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的盛行，弱势高中也能在这一潮流中实现自身利益，相对于重点高中收取的高额择校费，弱势高中可以收取相对较低的择校费，并不是所有的适龄学生都能到重点高中就读，弱势高中也有自己稳定的生源，弱势高中就针对这部分学生收取择校费，这也是弱势高中与重点高中博弈的间接收获，弱势高中由于升学率不太理想，起初并不会有收取择校费的企图，但在重点高中收取择校费的影响下，家长对收取择校费已经觉得合情合理，并且是毫不吝啬，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下，弱势高中也开始收取择校费，获得额外的但不如重点高中丰厚的择校费。所以重点高中在剥夺弱势高中利益的同时也为弱势高中带来了获益的机会，弱势高中也能在与重点高中博弈中获得间接利益。
3．家长（学生）在博弈中收益
就业市场的唯学历导向以及大学生就业难，学历和文凭逐渐成为寻找工作和获得收入的主要依据，人们竞相储备知识，为此学校也在不断满足和刺激这种需求，即人们对高学历的要求和期望，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学生数量在短时期内急剧膨胀，大学招生数量增加的同时失业大学生数量也在不断攀高。教育投资不一定获得相应收益，如果继续对高等教育不加筛选地盲目接受，接受高等教育不仅不能带来任何利益，还会教育致贫。虽然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容乐观，但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就业情况依然被看好，受到冲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是低级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代表着更高级的就业市场，相对于一般的大学具有更强的竞争力，适应性更强，能够在激烈的大学生就业中很好地生存下来，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当前僧多粥少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里，就读大学的层次越高，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上就会越有安全感，家长为了子女能够进入到重点大学就展开了相互竞争。在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就业压力激增的形势下，高等教育的竞争压力势必传递到基础教育，以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性、选拔性考试，尽管与法定宗旨不相符合，也能为社会和家长所认可[7]。我国的重点高中之所以为重点高中，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拥有高的升学率，在追求高的升学率方面，重点高中刚好可以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重点高中的这一核心竞争力是获得家长和学生赞誉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高中和家长博弈的根本。强势家长要对稀缺的重点高中资源进行博弈，重点高中意味着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更大，为进入重点高中进行必要的投入，会有利可图，将来不仅能够收回重点高中的投资，并且将会有更大的盈利，家长经过利益的权衡后，就愿意为进入重点高中而支付额外的费用。对于家长和个人来说，由于当前教育与就业的不确定性，接受大学教育并不意味着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就业岗位与大学生已经由原来的一对一转变为一对多的关系，子女要在未来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在高中阶段同样如此，家长之间要进行利益博弈，每一个家长都不想让子女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会选择进入重点高中，最终强势家长的子女获得了有限的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同时家长与重点高中博弈的过程中，由于家长的分散性，不能组成统一的组织，而单个家长根本没有与重点高中博弈的能力，最终家长只能接受重点高中的不合理要求，包括缴纳大量的择校费，家长从重点高中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为重点高中付出了额外成本。
四、 促使利益博弈规范化的建议
重点高中作为博弈的对象和博弈的载体，成为个人、社会和学校三方主体直接或间接寻求自己利益的工具。从以上分析中，政府、学校、家长都能从重点高中运作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满足了自身的利益，究其各方面利益来源，政府、学校利益，主要以收取家长额外的择校费，以弱势高中的缓慢发展，乃至整个高中阶段的均衡发展为代价，学校差距越来越大，重点高中和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只有收益，没有任何损失，是最大的赢家。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减轻了投资教育的沉重负担，家长付出了更多成本，地方政府和重点高中获得的利益由家长、弱势高中买单，在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当利益，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变这种局面。
1.禁止高中收取择校费
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属于让学生二次缴纳费用，高中阶段的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公民已经对公共产品缴纳对应的税收，高中阶段所需要的教育经费也应由政府相关部门来专门拨付。对公共产品进行二次收费，明显剥夺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不止一次禁止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但执行的效果却差强人意，收取择校费依然成风，究其原因，当地政府与重点高中存在共同利益，当地政府与重点高中存在“合谋”，政府职能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政府应淡化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倾向，凸显并加强公共服务的职能，加大财政投入，保障高中阶段教育经费的按时足额下拨，严惩高中收取择校费的行为。
2.取消重点高中
高中阶段之所以出现不正当利益博弈，因为高中教育资源稀缺，当地政府和重点高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在垄断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地政府应消除重点高中与薄弱高中之间的差距，促使高中教育均衡发展，尽可能淡化重点高中的社会影响力，缩小学校的差异水平，使高中学校处在公平的竞争平台，杜绝获得超额利益的机会。鉴于教育的产品属性，当地政府应加强监督管理，加强薄弱高中的改造，拉近学校间的水平，实现高中学校之间良性竞争，营造一个公平的高中教育氛围，提高高中教育的质量。
3．完善和改革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市场
增强就业市场容纳大学生的能力，使各类别的大学毕业生都能在就业市场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提高普通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就业能力，改变普通大学收益率不断下降的危险境地，努力提高大学教育的整体水平，适当缩小高校之间的差距，增强普通高校吸引力，解开学生、家长的“重点教育”心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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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博弈分析 篇4
博弈论 (Game Theory) 又称对策论或游戏论, 是研究多人谋略和决策问题的理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 一个博弈问题必须至少有两个或多个参与博弈的主体 (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团体) , 这些主体在博弈过程中都有各自的切身利益。由于利益的驱动, 他们在作出自己的决策时, 总想选取最优战略。 (2) 博弈中的各个主体之间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 竞争贯穿博弈的全过程, 同时竞争又将博弈的主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相互依存, 相互较量。 (3) 主体之间要进行较量, 每一个博弈主体就要尽量掌握博弈中对手的特点和已经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知识和信息。 (4) 各个博弈主体都十分关心博弈结果。博弈结果通俗地说就是输赢大小, 博弈论用收益 (或效用) 来描述博弈结果。
博弈论的基本要素包括: (1) 参与者 (Players) :指的是一个博弈中的决策主体, 通常又称为参与人或局中人。参与者参加博弈的目的是通过合理地选择自己的行动, 以期使自己的收益 (或效用) 水平最大化。 (2) 行动 (Actions) :是指参与人在博弈的某一时刻作出的战略选择。 (3) 信息 (Information) :指的是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能了解到和观察到的知识。信息对参与者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参与者在每一次进行决策之前, 他必须根据观察到其它参与者的行动和了解到的有关情况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 (4) 战略 (Strategies) :是参与者如何对其它参与者的行动作出反应的行动规则, 它规定参与者在什么时候应该选择什么行动。 (5) 收益 (pay) :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战略组合下参与者得到的确定的效用或期望效用。效用通常表现为博弈结果中的赢输、得失、盈亏。效用必须能用数值刻画其大小。博弈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个参与者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战略选择, 而且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战略选择。或者说, 收益是所有参与者各选定一个战略形成的战略组合的函数。 (6) 结果 (outcome) :是博弈分析者最为感兴趣的要素的集合, 是他认为最有可能的行动或战略组合。
二、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的利益关系
(一) 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
依据公共产品理论, 对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分析如下:
一方面, 高等教育产品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 (1) 在一定条件下, 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比如, 在既定的高等教育投入下, 增加一个人对高等教育服务的消费, 会影响其他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 其边际成本为正。 (2) 高等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高等教育提供的一些利益对个人来说是可分的。每个享受了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都会从中得到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
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高等教育提供的利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通过受教育者外溢给了社会。表现在全社会都能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身上获益, 包括全社会制度的创新、科技开发和产品更新能力、民族文化与道德水平的提高。
因此, 高等教育既不是纯粹的私人产品, 也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 而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产品, 即准公共产品。
(二) 区域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构成及其利益关系
高等教育服务所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 区域内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投资需求。政府投资是为了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个人 (即学生及家庭)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预期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收益;企业投资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高等学校自身是为了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 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和竞争力。尽管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预期目的, 但当他们投资于同一所高等学校时, 就成为多元的投资主体, 也是多元的利益主体。
1. 政府主体。
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 对社会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 这种外部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其文化素质、专业技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有显著提高, 因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强, 能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 配合政府做好工作, 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有利于政府的各种社会目标的实现。其次, 高校本身也常常成为高新技术的“发源地”, 世界几大高新科技工业区都是依著名大学而建的。而且,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高等学校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因此, 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 不仅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而且还能带来极大的非经济利益。因而, 政府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和间接受益者, 理应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之一。
2. 个人 (即学生及家庭) 主体。
受教育者个人——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高等教育在总体上可视为是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 因而高等教育能够给受教育者带来较高的收益——即受教育者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获得预期经济收益和各种非货币性满足。
从预期经济收益来看, 个人收益与教育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个人受教育年限与私人收益与费用坐标 (图1) 来清晰地表示。
从非经济利益来看, 高等教育接受者还可获得其他非货币收益。对于学生及家庭来说, 高等教育在消费上更具排他性, 私人产品的特征更为突出。因此, 学生及家庭理应成为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之一。
3. 企业主体。
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是指企业从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出发, 对高等教育所进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的货币表现。广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有两种:一是通过国家税收转为政府投资的间接投资;二是直接投资和捐赠。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仅指直接投资和捐赠。其主要形式包括:企业职工在职培训的教育费用支出, 对教育机构的科学研究合同、培训合同支付的费用, 企业对教育机构的无偿捐赠、对大学生的“委托培养”和“有偿分配”。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收益者。首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并取胜, 都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践证明,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其次,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企业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和技术的竞争。企业拥有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数量、质量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企业通过吸纳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高层次人才, 大量利用高校专利成果, 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 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而且可以提高生产率, 从而增加企业利润, 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因而, 企业也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之一。
4. 高等教育机构 (高校) 主体。
高等院校是国家实施高等教育的代理人, 随着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改革, 高等教育拨款方式除公式拨款、合同拨款以外, 将更多地出现绩效拨款, 将办学质量与年度效能核算相结合, 以更好地体现效率原则, 促进办学质量好、水平高的学校及其学科专业的发展。所以, 学校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 通过经营校办企业、开展社会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形式来弥补教育投资的不足, 以提升学校的竞争实力, 并可以获得较高的政府财政投入支持。因而, 高等教育机构也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
由上文的分析可见, 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应该包括区域内政府 (即地方政府) 、企业、高校及个人 (即学生及家庭) 。另外, 我们如果把区域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 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与其他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存在一定的互动联系, 即地方政府之间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同时, 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也是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会发生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下文所研究的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仅限于区域内部的政府 (即地方政府) 、企业、高校及个人 (即学生及家庭) 。
三、区域高等教育各投资主体的博弈分析
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博弈关系涉及许多方面。由上文对各投资主体构成及利益关系的分析可知, 区域内部的政府、企业、高校及个人可以形成许多两两博弈关系、三方博弈关系以及多方博弈关系。在此, 仅分析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之间、高校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 高校与高校之间
高等教育资源具有共享性, 各高校单独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能力有限, 如果各高校能够彼此合作, 可使高等教育资源提供不足的现象有所缓解。
1. 同质高校之间。
这里的“同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基本相当的两所高校, 可以是两所重点高校, 也可以是两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甲、乙两所同质高校, 二者对某一高等教育资源都没有独立提供的能力, 需要二者合作提供。设提供该高等教育资源共需投资为C, 如果二者选择合作提供, 甲、乙高校各需付出成本为0.5C和0.5C, 则甲、乙两所高校都能获得收益为R, 设C>R>0.5C>0;如果二者选择不合作提供, 不提供的一方得益为R, 而提供的一方需独立支付全部成本C, 则提供方的得益为R-C<0。很明显, 如果有一方选择了不合作提供的话, 另一方则不可能选择提供。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 如果甲、乙两所高校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则当甲校选择合作提供时, 乙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当乙校选择合作提供时, 甲校的最佳选择是不提供。此处的纳什均衡解是“不提供, 不提供”即 (0, 0) , 其结果便是高等教育投资提供的不足, 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偏离, 没有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 存在改进的可能。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 我国目前区域内部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种可能是高校资源过于贫乏, 即使合作也没有能力提供;另一种可能是当合作有能力提供高等教育资源时, 往往会陷入这种“囚徒困境”。为了解决区域内同质高校之间高等教育投资提供不足的困境, 需要靠政府的投资引导和激励诱导, 增加同质高校之间提供高等教育资源的动力和约束力, 以达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 达到最优均衡。
2. 异质高校之间。
这里的“异质高校”指办学条件及学校资源相差悬殊的两所高校, 即指一所重点高校和一所普通高校。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2所示。
假设某一区域内部存在丙 (重点) 、丁 (普通) 两所异质高校, 某种高等教育投资活动给重点高校丙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 给普通高校丁带来的效用改进为r, 而丙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 丁校独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资导致的效用减少为C, 丙校和丁校平均分摊高等教育投资成本导致的效用减少分别为0.5c和0.5C。其中R>C>r>0, C>c>0。
这是一种典型的“智猪博弈”模型, 在该支付矩阵中, 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各自采取“提供”和“不提供”策略的博弈均衡为 (提供, 不提供) 即 (R-c, r) 。对于“高校丁”而言, “不提供”即为占优策略解, 但对于“高校丙”而言, 仅存在纳什均衡解“提供”, 却不存在占优策略解。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 如果两所高校都不提供投资, 则会导致区域高等教育水平发展缓慢;如果普通高校丁进行投资而重点高校丙“搭便车”, 则会导致普通高校发展滞后且差距进一步拉大, 而重点高校丙可能因规模过大出现不经济现象;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在选择策略的博弈均衡为 (提供, 不提供) 的情况下, 能促使普通高校迅速成长, 而重点高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因而, 区域内重点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之间, 理应重点高校丙独立提供至少应是多提供高等教育投资才符合教育公平和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
为了使重点高校增强高等教育投资的意愿, 政府应实施激励政策的引导, 从而增加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收益。
(二) 高校与政府之间
政府部门作为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主体, 同时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行为利益是希望高校通过有效、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策略选择, 使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充分共享。一种情况是政府有作为, 即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 从宏观上对高等教育共享进行合理引导, 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另一种情况是政府无作为, 即政府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不足, 过多地干涉高校内部的事务, 阻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
目前我国高校是受政府的监督指导来办学。而且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时, 往往更倾向于重点高校, 以便使重点高校能带动区域内普通高校共同发展。为了简化研究, 这里把区域内重点高校抽象为一个高校。假定高校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积极参与共享和消极参与共享;政府也有两种可选择的策略:有作为和无作为。在此构建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3所示。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 在是否积极共享高等教育资源方面进行着混合策略博弈行为。
假设政府部门在有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j, 无作为时对推动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投资为Cx (设Cj>Cx) ;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时的收益为R, 消极参与共享的收益为R+△R (在区域总体生源有限的情况下, 选择消极共享在短期内反而有可能增加会提高自身的收益) ;政府部门对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为Cf。又假定高校以p的概率积极参与共享, 以1-p的概率消极参与共享;政府部门以q的概率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 (有作为) , 以1-q的概率少量投资和不合理指导 (无作为) 。再假设区域内高校与政府部门的预期效用分别为U1和U2, 则二者的混合策略博弈支付矩阵模型见表3。
根据表3中所列的支付矩阵计算二者预期效用U1和U2如下:
当U1和U2关于p和q的一阶偏导数为零时, 可使区域高校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 则得到:
所以纳什均衡解为:q=△R/Cf, p=1- (Cj-Cx) /Cf, 且Cj>Cx
于是, 区域高校以p=1- (Cj-Cx) /Cf的概率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政府部门以q=△R/Cf的概率为推进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足额投资和合理引导。
通过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见:区域高校消极参与共享的额外收益△R与政府部门合理引导的概率q成正比;政府部门对消极参与共享的惩罚力度Cf与区域高校积极参与共享的概率p成正比;政府部门有作为与无作为时的投资成本差距 (Cj-Cx) 越大, 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就会越倾向于无作为, 区域高校选择消极参与共享的概率1-p就会越大。
(三) 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
亨瑞·埃茨科瓦茨 (Henry Etzkowitz) (1997) 通过引入生物学中的三螺旋概念, 首次提出使用三螺旋模型来分析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关系的动力学, 并用以解释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关系。自此, 三螺旋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创新结构理论。勒特·雷德斯道夫 (Loet Leydesdorff) (1997) 对此概念进行了发展, 并提出了该模型的理论系统如图2所示。其具体结构是政府、大学、产业等三机构在保持各自独立身份的同时, 又都表现出另外两个机构的一些能力, 也就是说政府、大学和产业三机构除了完成他们的传统功能外, 还表现出另外两机构的作用。由于三重螺旋模型超越了以往的大学—产业、大学—政府、产业—政府的双螺旋关系模式, 克服了以往的产学/产学研合作模式忽略国家层面考虑的不足, 自提出以来一直为学界所热衷。
由三螺旋模型可知, 区域内高等教育投资的三个主体政府、高校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假设在博弈模型中只有一所高校、一家企业和区域地方政府。在此构建区域内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如表4所示。
高校和企业在博弈中均有两种选择:合作或者不合作;政府也有两种选择:有作为或者无作为, 且在有作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即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或者抑制作用。
设在高校和企业均选择合作的情况下, 高校的收益为Iu, 企业的收益为Ic;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 高校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u, 企业将得到额外的收益Rc, 当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抑制作用时, 高校将损失Lu, 企业将损失Lc;政府代表了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 设政府有作为时的成本是-C, 相应地, 在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合作起促进作用时, 可以得到-C+Ru+Rc的利益, 起抑制作用时, 将损失-C-Lu-Lc。
根据博弈矩阵模型来计算混合战略博弈纳什均衡解:
首先, 在已知高校和企业进行合作的概率为p的情况下, 政府有作为和无作为时的预期收益为U1和U2。
当U1=U2时, 可得高校与企业合作时的最优概率为:
其次, 在已知政府有作为的概率为q的情况下, 高校合作和不合作时的预期收益为U3和U4。
当U3=U4时, 可得高校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同理, 可得企业在博弈均衡时政府有作为时的最优概率为:
由此, 可以建立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
由上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可知, 高校与企业是否选择合作取决于政府行为是否起促进作用及合作所得到的收益, 政府是否选择有作为取决于其所付出的成本C和整个社会的最终收益。
四、高等教育投资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对区域高等教育投资主体间几种博弈关系的分析, 提出几点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建议。
1.在观念方面, 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特性, 既要正视其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 又要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在发挥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及家庭个人的作用。
2.在法制方面, 尽快完善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的政策法规, 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从目前经济发展情况看, 高等教育投资全靠政府的财政投资是无法实现的, 必须对高等教育投资制度进行创新, 促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 放低私人办学的门槛, 使更多的社会私人资源进入到高等教育部门, 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并对私人办学进行监督, 规范其正当有序地发展。
3.在机制方面, 建立健全对高校和企业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把推动资源共享作为对主要负责人政治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种考评机制能激发高校和企业的内在积极性, 可以产生进行高等教育合作投资的强大动力。
同时, 政府应制定激励相容的利益机制。制定相应的策略, 对在校际资源共享和校企合作过程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奖励或补贴, 降低其共享 (或合作) 成本或提高其共享 (或合作) 收益;同时对阻碍推进教育资源共享 (或合作) 的单位与个人予以告诫或惩罚, 引导他们的理性行为。
4.在舆论方面,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对高等教育在人才质量培养和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方面的监督作用。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这就决定了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应利用市场机制进行间接引导, 使区域高等教育投资的多元主体能形成共享的文化氛围, 使舆论监督、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督产生联动作用, 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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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博弈 篇5
关键词：低碳农业;相关利益主体;演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059-07
引言
在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由于农业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源之一，低碳农业近年来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低碳农业是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以“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高碳汇”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加快推广低碳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低碳农业在推广过程中涉及到众多相关利益主体，由传统农业向低碳农业的转变过程是众多主体从矛盾冲突、利益协调到实现各方互利共赢的动态博弈过程，其构成了低碳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探明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内在关系、建立各主体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发展低碳农业的关键。
国外学者对农业低碳化及其相关政策机制较早进行了研究，较多围绕提高农地固碳功能、制定固碳政策展开。Tristram O West等认为减少农作物的产量会使农作物的碳吸附功能下降而引起碳排放量的增加，而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滥用土地也会使土地的碳吸附功能下降而导致碳排放量增加，总之农地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土地的碳吸附能力[2]。Freibauer等在研究欧洲农地固碳功能时指出，禁止开发生物燃料、鼓励农民有机耕作、强化政府的低碳政策和理念等能促使农地固碳功能的提高[3]。John M Antle认为农地固碳功能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碳交易来实现，并且碳交易也能减少土壤的碳损失率、增加农民收入[4]。
国内对低碳农业的研究开始较晚，目前主要集中在低碳农业的内涵界定和基本理论[1，5]、发展现状[6]、模式及对策[7]等视角，而对于低碳农业涉及的利益主体的研究较少。漆雁斌、江玲利用静态博弈方法讨论了涉农企业之间、农户之间及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在低碳农业发展中的策略选择[8]。曾小艳、鲁德银针对农业产业化中政府、龙头企业、农户、消费者等主要利益相关者安全低碳行为的行动策略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并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9]。鲁德银、王习春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农户、企业和消费者对低碳技术与模式的预期收益不高，企业和农户不愿采用低碳技术与模式，消费者不愿为低碳农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10]。
演化博弈理论在经济管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应用，国内对关于低碳问题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演化博弈也展开了丰富的研究。王京安等通过演化博弈分析发现，政府政策的合理引导、企业自身技术条件的提高可促使企业逐步趋向于低碳生产[11]。何丽红、王秀建立了低碳供应链中政府和核心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企业实施低碳供应链管理的收益和成本、政府对企业的奖惩力度都会直接影响博弈结果[12]。赵黎明等重点讨论了旅游产品碳排放核算制度与相应的激励政策下政府部门与旅游企业低碳策略的演化发展[13]。
随着低碳农业的进一步推广，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关系更加复杂，因此需要运用更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去探析内部利益关系。本文在上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从低碳农业的三个主要利益主体——政府、农业企业和农户入手，构建“政府-农业企业”“农业企业-农户”两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各主体低碳发展行为策略的稳定性以及优势稳定策略组合所需要的条件，以期建立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均衡机制，为促进低碳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建议。
一、“政府-农业企业”演化博弈分析
（一）模型的假设及建立
在低碳农业的推广过程中，政府部门试图通过各项监管措施来引导农业企业实行低碳农业生产，以此实现农业的低碳转型。农业企业会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的情况，选择是否进行低碳生产。假设政府和农业企业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两者之间的行为博弈在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进行。政府对农业企业的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监管和不监管;农业企业也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实行低碳农业生产和不实行低碳农业生产（实行传统农业生产）。设初始状态下，政府选择监管的概率为p，选择不监管的概率为1-p;农业企业选择低碳生产的概率为q，选择传统生产的概率为1-q。
政府若选择对农业企业进行监管，监管成本为Cg，包括政府搜集农业企业碳排放情况等信息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政府监管采取的方式有罚款、补贴和碳税返还。其中，政府对实行低碳农业生产的企业给予的补贴为A，碳税返还为T，对实行传统农业生产的企业进行罚款F。在政府监管条件下，若企业实行低碳农业生产，政府将获得长期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增加，也包括政府声誉的提高，此部分效益记为Rg。若企业实行传统农业生产，政府要付出环境治理费用Pg。
设农业企业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获得的收益为R0。若企业选择低碳农业生产，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Ce，包括对低碳原材料、低碳技术设备、清洁能源的投资购买等;同时企业也会获得额外收益Re，包括碳排放费用的减少、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获得的良好社会声誉等;同时，若政府选择监管，企业可获得低碳补贴和碳税返还。
根据以上假设，得到政府与农业企业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二）模型的局部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根据矩阵，政府实行监管与不监管的期望收益Ug1、Ug2以及平均期望收益Ug分别为：
Ug1=q（Rg-Cg-A-T）+（1-q）（F-Cg-Pg）
Ug2=-（1-q）Pg
Ug=pUg1+（1-p）Ug2
得到政府实行监管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p）=dpdt=p（Ug1-Ug）=p（1-p）[[q]（Rg-A-T-F）+F-Cg]]（1）
农业企业实行低碳农业生产与传统农业生产的期望收益Ue1、Ue2以及平均期望收益Ue分别为：
Ue1=p（R+Re+A+T-Ce）+（1-p）（R0+Re-Ce）
Ue2=p（R0-F）+（1-p）R0
Ue=qUe1+（1-q）Ue2
得到农业企业实行低碳生产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q）=dqdt=q（Ue1-Ue）=q（1-q）[[p]（A+T+F）+Re-Ce]] （2）
令F（p）=0且F（q）=0，解得：
p1=0，p2=1，q*=Cg-FRg-A-T-F;q1=0，
q2=1，p*=Ce-ReA+T+F
由此得到博弈矩阵的5个局部均衡点A1（0，0）、B1（0，1）、C1（1，0）、D1（1，1）、E1（p*，q*）。其中，A1、B1、C1、D1四点为纯策略均衡点，E1为一个混合策略均衡点。
根据Friedman（1991）提出的方法，检验动态系统的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和迹的符号可以分析该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14]。由式（1）和式（2）可得，在政府-农业企业系统中，雅可比矩阵J及其对应的行列式detJ和迹trJ分别为：
J=[（1-2p）[q（Rg-A-T-F）+F-Cg]p（1-p）（Rg-A-T-F）
q（1-q）（A+T+F）（1-2q）[p（A+T+F）+Re-Ce]]
detJ=（1-2p）（1-2q）[q（Rg-A-T-F）+F-Cg][p（A+T+F）+Re-Ce]
-pq（1-p）（1-q）（Rg-A-T-F）（A+T+F）
trJ=（1-2p）[q（Rg-A-T-F）+F-Cg]+（1-2q）[p（A+T+F）+Re-Ce]
农业企业改变传统生产方式转向低碳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设备、技术，尽管从长远利益考虑，Re大于Ce是可能实现的，但在短期内获得Re>Ce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假定存在Ce>Re。此外，为充分说明博弈的经济含义，假定Rg>Cg+A+T，即在政府监管条件下，农业企业低碳生产而使政府获得的长期效益的增加大于其监管成本和对企业给予的补贴、碳税返还之和。根据5个局部均衡点对应的detJ和trJ结果，需要讨论Cg-F、Re+A+T+F-Ce和Rg-A-T-F是否大于零。若Cg>F，由于Rg>Cg+A+T，则恒有Rg>A+T+F;同理，若Rg
当Cg>F且Ce>Re+A+T+F时，尽管政府对农业企业实行监管政策，但是采取的各种干预方式的力度均不足。政府对非低碳生产企业的罚款较小（F），不足以补偿其付出的较大的监管成本（Cg）;对低碳生产企业的补贴（A）和碳税返还（T）也较小，而企业的低碳生产的额外成本太大（Ce），导致其没有动力采取低碳生产决策，双方的策略选择将倾向于（不监管，传统农业生产）。为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采取措施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提高监管的积极性。政府可以借助并发挥公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让其参与到对农业企业生产的监督中来，同时创建良好的社会舆论机制，增加监管的声誉效益。
当Cg>F且Ce
演化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取决于博弈的初始状态，当初始状态位于区域A1C1E1B1时，系统将收敛于A1（0，0）;当初始状态位于区域C1D1B1E1时，系统将收敛于D1（1，1）。为了在更大的可能性上得到（监管，低碳农业生产）这个希望的均衡结果，需要扩大区域C1D1B1E1，同时减少区域A1C1E1B1。各区域的大小是由鞍点E1（p*，q*）决定的，如果要扩大区域C1D1B1E1，则要求鞍点E1（p*，q*）向左下方移动，这要求p*=Ce-ReA+T+F与q*=Cg-FRg-A-T-F的值变小。
从各个参数来看，政府降低监管成本、增加对企业的罚款、补贴和碳税返还;企业降低低碳生产成本、增加低碳生产收益，都会使p*和q*变小。
当RgRe+A+T+F时，政府对非低碳生产农业企业的罚款足够大，但是对低碳生产企业的补贴和碳税返还相对较小，企业同样倾向于传统生产，系统最终向（监管，传统农业生产）演化。
当Rg
为使系统更好地向（监管，低碳农业生产）演化，从政府的角度看，一方面要加大监管力度，另一方面要试图降低企业转向低碳农业生产的成本（向企业提供低碳技术、设备、人才支持等）、增加企业低碳生产的额外收益（帮助企业加大低碳产品和服务的宣传力度等）。
二、“农业企业-农户”演化博弈分析
（一）模型的假设及建立
农户是低碳农业的重要参与主体，其与农业企业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两者需要合作来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但又存在利益冲突。在“企业+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中，农业企业通常是低碳农业生产的领导决策者，而农户是具体执行者。在农业企业选择低碳生产决策的前提条件下，为确保低碳农业的规范生产，假设双方通常会签订相关的低碳生产标准协议。农户在企业提供的低碳技术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生产，农业企业则将低碳生产经营带来的利益分配一部分给农户。但是，由于实际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利益联结机制的脆弱性，企业可能不愿意把低碳生产经营的利益分配给农户，农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一定会按规范低碳生产。
假设农业企业和农户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双方都是有限理性，且博弈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进行的。农业企业对农户的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分配低碳收益和不分配低碳收益;农户也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按规范生产和不按规范生产。设初始状态下，农业企业选择分配收益的概率为m，选择不分配的概率为1-m;农户选择按规范生产的概率为n，选择不按规范生产的概率为1-n。
设企业分配给农户的收益为W;农户按规范生产会使企业低碳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下降，此部分收益记为Rb;农户不按规范生产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为D;当农户按规范生产，而企业不分配低碳收益给农户时，农户会向地方政府申诉，政府对企业实施罚款Fb，罚款补偿给农户。
农户若选择按规范生产，需要付出额外成本Cp，包括替换已有高碳技术而引致的产能减少、学习低碳农业技术的成本、劳动投入的增加等;同时会得到规范生产带来的额外效益Rp，包括文化技能素质的提高、农业生产设施条件的改善等。当企业分配低碳收益给农户，而农户不按规范生产时，农户要向企业支付违约金Fp。
根据以上假设，得到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3所示。
（二）模型的局部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参考政府-农业企业系统模型复制动态方程的推导方法，根据表3，得到农业企业选择分配收益、农户选择按规范生产的复制动态方程分别为：
F′（m）=dmdt=m（Ub1-Ub）=m（1-m）[[n]（Fb-Fp）+Fp-W] （3）
F′（n）=dndt=n（Up1-Up）=n（1-n）[[m]（Fp-Fb）+Rp+Fb-Cp] （4）
令F′（m）=0且F′（n）=0，解得：m1=0，m2=1，n*=W-FpFb-Fp;n1=0，n2=1，m*=Rp+Fb-CpFb-Fp
从而得到农业企业与农户组成的动态演化博弈矩阵的5个局部均衡点为A2（0，0）、B2（0，1）、C2（1，0）、D2（1，1）、E2（m*，n*）。
根据式（3）和式（4），在农业企业-农户系统中，雅可比矩阵J及其对应的行列式detJ和迹trJ为：
J=[（1-2m）[[n]（Fb-Fp）+Fp-W]m（1-m）（Fb-Fp）
n（1-n）（Fp-Fb）（1-2n）[[m]（Fp-Fb）+Rp+Fb-Cp]]
detJ=（1-2m）（1-2n）[[n]（Fb-Fp）+Fp-W][[m]（Fp-Fb）+Rp+Fb-Cp]-
mn（1-m）（1-n）
（Fb-Fp）2trJ=（1-2m）[[n]（Fb-Fp）+Fp-W]+（1-2n）[[m]（Fp-Fb）+Rp+Fb-Cp]
假设FpW，否则农户一般情况下不会愿意与企业签订协议，企业也不会把收益分配给农户，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根据上述5个局部均衡点对应的detJ和trJ结果，需要讨论Rp+Fb-Cp与Rp+Fp-Cp的是否大于0。由于Fb>Fp，若Cp>Rp+Fb，必有Cp>Rp+Fp;同理，若Cp
当Cp>Rp+Fb时，农户按规范低碳生产带来的额外效益较小（Rp），或者政府对农业企业不分配收益而实施的罚款较小（Fb），二者之和小于农户选择低碳生产所要付出的额外成本（Cp），系统将会收敛于A2（0，0），即（不分配收益，不按规范生产）这一均衡状态，这是地方政府不愿看到的结果。从自身短期利益考虑，由传统生产方式和习惯转向新型的低碳生产方式付出的成本很大，农户宁愿支付违约金也不愿按规范低碳生产，但长远来看，这对农户自身和农业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为促使农户合作推广低碳农业，政府和农业企业必须着力降低农户的低碳生产成本、增加农户的低碳生产效益。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引导农户改变生产观念、增加对农户的收益分配、对农户免费进行低碳种植生产技术培训、提供或改善低碳农业生产设施等等。
当Cp
三、结论
本文对低碳农业推广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内部关系进行了分析，建立了政府与农业企业之间、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低碳决策行为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对各主体演化策略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政府部门对农业企业不监管或者采取的监管措施力度不够时，农业企业实行低碳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会受到严重挫伤，系统会向（不监管，传统农业生产）演化。因此必须采取措施降低政府的低碳监管成本，增加监管收益。可以通过充分调动公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对农业企业生产的监督，降低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费用;同时，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机制体系，使得政府通过监管能获得较大的声誉效益，以此激励政府加大监管力度。
2.农业企业是否实行低碳农业生产主要受低碳生产成本、低碳生产额外收益、政府监管力度（包括高碳罚款、低碳补贴和碳税返还）三个参数的影响。因此，政府要加大对非低碳生产农业企业的惩罚力度，给予低碳生产企业合理的财政补贴和碳税优惠，同时可以对实行低碳生产的农业企业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设备、信息、人才等的支持，加大对企业低碳产品和服务的宣传。总之要采取各种措施来降低企业的低碳生产成本，使其获得更多的低碳效益，从而引导和帮助农业企业更好地开展低碳生产。
3.农户是否按规范低碳生产主要受低碳生产成本、低碳生产额外效益、企业分配的低碳收益、不按规范生产而支付的违约金几个参数的影响。农业企业要积极向农户传授低碳生产技术、改善低碳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户的收益分配，同时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来增强农户的低碳意识和理念，提高农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农户合作推广低碳农业。在引导农户从事低碳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农业企业要充分考虑到农户的切身利益，当农户不选择低碳生产时，农户自身和企业的长远利益都将受到不利影响。
总之，政府通过给予补贴、碳税返还等措施来鼓励农业企业实行低碳生产;农业企业通过传授低碳生产技术、改善低碳生产设施条件、分享低碳生产收益等途径来提高农户的积极性，促使农户与其合作，最终可实现三方共赢以及低碳农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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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Respective Stakeholders
During Promotion Process of Lowcarbon Agriculture
HE Xiaozhou， TANG Wan， PENG Y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The promotion of lowcarbon agriculture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key to develop lowcarbon agriculture is to establish balancing mechanism of interests among respective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builds an evolutionary game framework which contains the governments，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establishes two groups of evolutionary game models： government and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and farmer， and discusses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es of their decisions in lowcarbon development，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and its corresponding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stakeholders choices of strategy were dependent on the initial state and their choices of some key parameters. Tripartite benefi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agriculture will be finally realized by following ways： for the government， encourag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to implement lowcarbon production by giving them subsidies， carbon tax returns and other measures; for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mparting lowcarbo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improving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facilities and sharing profits to spur farmers to cooperate with them.
农村学校撤并中利益主体的博弈研究 篇6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其中以农村中小学为改革的主要对象,撤并农村中小学为主要的手段,目的是优化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扩大办学规模、促进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和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但由于中国尚未有一个科学规范的法律标准,一些地方盲目和过度撤并农村学校,对于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采取“一刀切”,导致各撤并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矛盾冲突不断产生。历年来,农村学校撤并中政府、家庭、学校三者的利益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周晓红(2013)根据地方政府、农民的不同目标追求系统地分阶段分析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的博弈过程,得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应把握好“度”,加大农村师资力量的投入力度,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结论[1];王丰(2010)认为一旦涉及农村学校撤并主体的利益时,学生家长和教育主管部门就会发生博弈行为,在效率和公平中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2];张洪华(2011)基于对苏镇个案的实地调研,分析了中央、地方和农民等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教育的目标取向及行动,阐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及由此导致的各个时期学校布局的特点,得出农村学校撤并应站在历史的角度,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结论[3]。本文基于项目前期对安徽省农村学校撤并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农村学校撤并主体在不同撤并阶段的利益取向,采用博弈分析法分析局中人采取的博弈策略及行为逻辑,并据此得出一些政策建议。
在对安徽省部分县、乡镇农村学校撤并的调查中发现,地方政府、县级教育主管部门从全局、长远利益出发,期望利用行政手段对原来不合理的学校布局进行调整,实现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农村教育资源利用率最大化成为地方政府的趋势性选择。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攀比政绩,大规模扩大学校规模,盲目创建教育园区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到位,导致学校、教师的教学压力增大,办学效率降低,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农民家长们更注重个人利益诉求,他们在乎的是政策的实施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担忧的是学校撤并后由于上学距离的增加而导致的上学成本增多以及孩子在上学距离增加后的安全问题等。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框架中,县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乡政府的利益诉求一致,学校大体上也与它们利益趋同,但会从教育本位出发,考虑学生家长方面的问题。而村委会既是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通讯员”,又是为村民当家做主的“脊梁柱”,它的行为逻辑复杂多变,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只对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建立博弈模型。
一、农村学校撤并中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博弈中的局中人
1.局中人
局中人是指参加博弈的直接当事人,能够独立决策,采取行动并能承担决策结果的主体,即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理性决策人,在本博弈模型中,局中人有:
(1)学生家长
由于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都是未成年人,学生对农村学校撤并的行为选择、意愿通常由学生家长来体现。随着农村学校的重新布局,导致一部分学生上学路途远、上学难、家庭教育投入逐渐增大、家长负担加重等问题日益突出,学生家长成为这些问题的主要承担者,其行为在农村学校撤并中的影响举足轻重。
(2)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包括县、乡两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追求规模经济是它们共同的目标。地方政府既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宣传者,又是当地农村学校布局规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撤并过程的合理性、科学性直接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本所在。
2.局中人的行动选择
(1)学生家长的行动选择
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模型中,学生家长的行动可以简化为支持和不支持两种,这完全由撤并带来的效用水平(U)大小决定,而效用水平又取决于撤并对家庭带来的收益(R)、成本(C)的比较(如表1 所示)。当学校撤并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大于支付的成本,学生家长支持撤并;如果村民的收益、成本差距太大,收益弥补不了成本,学校布局调整后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不降反升,学生家长就会固守自己的利益,反对学校布局调整,使调整工作难以实施。
注:当效用U>0,支持撤并;当U
(2)地方政府的行动选择
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博弈分析模型中,县级政府的决策取决于上级政府政策的引导,而教育主管部门代表着县级政府的利益,由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经费是教育经费中的一部分,直接与县财政收入挂钩,所以政府在制定撤并规划时带着明显的宏观性、经济性。教育主管部门、乡级政府在执行学校撤并时,行动只有执行与不执行两种,当农民普遍支持撤并时,地方政府为了整合教育资源,进行撤点并校,支出主要是对新校舍进行扩容、新建;当农民不支持撤并时,政府的支出主要是因满足学生家长的要求而付出的额外的投入,以及由于不能按计划进行撤并学校而导致的对原有学校的追加投入。
(二)利益双方的博弈策略
博弈策略是指每个博弈方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这往往能体现出博弈方在不同的博弈阶段的价值取向和意志追求。博弈主体的行为是建立在价值取向和个人意志基础上的外在表现,理性人行为策略与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会产生效率决策。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随着学校布局规划的推进,处于不同博弈阶段的局中人会选择不同的策略,从而采用不同的行动,最终导致不同的均衡结果。下面对博弈双方的博弈策略与行为逻辑过程进行分析。
1.学生家长的策略
学校布局调整引发博弈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立足于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首先考虑的是提高教育的质量与经济效率,降低教育成本。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家长,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用尽量少的教育投入完成子女的基础教育阶段,而现实的学校撤并给他们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因此,学生家长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采取一定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1)温和的阻碍:上访、以“权威”应对“权威”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期,当学生家长结合分析学校撤并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后,认为因学校布局调整的不合理对子女就学带来不便和家庭教育支出增多时,他们会采取温和的方法阻碍学校的撤并。调查发现,上访是此阶段学生家长采取的主要博弈策略。村民在找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后,首先会对因本村学校规模过小而撤并这一规划表达不满,对学校撤并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然后会阐述家庭因撤并导致的教育投入的增加额,计算出教育投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直接影响到家庭基本生活质量,更有甚者会表达出因上学路途遥远对孩子上学安全、寄宿等问题的影响;最后肯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意图通过上访的方式拖延学校撤并的开展。
但学生家长的拖延策略并非是良策,在最初的上访过程中,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都会拿出国家的方针政策来劝说,期间也不乏强硬的态度。当学生家长发现单纯的“诉苦”和“以情动人”没有效果时,他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手段。据调查显示,现阶段中、小学家长基本上是“70 后”“、80 后”,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能大胆地利用政策甚至法律应对政府的“权威”。
(2)极端的干预:为权益背水一战
当上访无果,地方政府不顾群众反对意见,强行进行农村学校撤并时,信息不对称的学生家长由于上访的消极经验会驱使他们采用比较粗暴的方法表达自己的心声。在没有健全、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群众通常不愿意从政策、法规中得到支持,相对而言,情理方式的求诉更适合于被农民群众所接受,从而产生集体行动。学生家长集体行动分为两种:集体制止和公共诉求。集体制止是指学生家长在农村学校的撤并过程中,以集体的呼声压制不合理的撤并行为。而公共诉求是指农民群众在自我压制无望的情况下,往往会采用集体形式向报社、新闻媒体、社会申诉,给地方政府制造舆论压力,以此表达自己的意愿,达到维权的目的。
(3)利益补偿:无奈的诉求
小规模学校的撤并是大势所趋,很多时候一丁点的反对呼声并不能阻止学校撤并的步伐。然而,学校撤并的完成并不等于问题的终结,笔者在安徽省某县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家长在学校撤并完成后,多次上教育局找领导反映问题,甚至联合村民一起,写申请书要求解决该村小孩上学远的问题。笔者了解到,在申请书中,多次出现了“每天上学来回要走十余里,家长负担加重”等词语,这些学生家长不断上访诉说苦衷,以坚定的毅力和不放弃的精神赢得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
(4)辍学:不得已的选择
学生辍学是农村学校撤并中最坏的结果,也是博弈过程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不得已的选择,它折射出的是农民群体与政府在利益周旋中的心酸与无奈。并不是所有学生家长的利益诉求都有实现的可能,在遭到拒绝时,有些学生家长不愿也无法与政府或者学校费过多的口舌来交流,辍学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2.地方政府的策略
地方政府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立足于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其考虑的是如何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地方政府在与学生家长利益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博弈策略比较单一,主要有以下两种。
(1)信息垄断
地方政府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信息垄断贯穿始终,原因是政府对于学校撤并的信心不足,也是对学生家长可能出现的行动的防范。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进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是按照上级的统一要求,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安排,对于什么样的学校该撤,什么样的学校不该撤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设计布局调整规划时,并没有进行实地调研,充分反映民意,也没有向群众宣传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两方面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布局调整过程中信心不足,虽然能预料到会有群众反对的声音出现,但他们并不希望听到这些反对意见。因此,信息垄断成为他们的盾牌,按照规划走一步算一步,没有问题最好,有问题见招拆招[4]。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将撤并后的学校校产的处理以及对新学校的扩容、新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公布于众,这种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学生家长对地方政府的猜疑和对布局调整政策的不支持。
(2)逐级施压、分化瓦解
无论是温和的阻碍还是极端的干预,学生家长往往采取集体行动的策略。集体行动成员数量多,利益诉求多,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想法,会对地方政府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强迫地方政府重视这些问题。所以,当学生家长集体表达对农村学校撤并不满时,地方政府会采取逐级施压,分化瓦解的策略。例如,当学生家长集体到教育主管部分去反映情况时,工作人员会把他们分开带往不同的休息室做思想工作,一方面好言相劝,一方面利用政策镇压,让他们了解到学校撤并的必要性和阻碍政策执行的严重性。这种方法对一部分人有用,但是对于那些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群众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时候教育主管部门会让他们去找乡政府,因为具体规划是乡镇府报上来的。
(三)利益双方博弈行为过程
在农村学校撤并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学生家长博弈交锋始于后者的公开抵制。由于在不同博弈阶段的利益诉求不同,学生家长采用不同的博弈策略。在撤并规划阶段,如果撤并行为对家庭有益,农民会支持撤并行为,博弈结束;但一旦学生家长意料到利益受损,他们企图通过“温和的阻碍”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延缓撤并进程的开展,比如采用上访、政策应对等博弈策略。在实施阶段,他们会采用直接、极端的“干预”行动,而且这种直接干预会演变成一种集体行为,对地方政府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当前两种策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的时候,无奈的学生家长的目标只能在撤并完成后转变为“利益补偿”,力争和地方政府取得讨价还价的机会;如果求助无果,学生家长会采取“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辍学,至此,学生家长已经完全没有退路。而相对于学生家长,地方政府在整个博弈过程中策略单一,也是“非程序化”的,主要有信息垄断和分化瓦解两种。如果地方政府不顾学生家长的反对意见,学生家长会一直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制止学校撤并的顺利开展,博弈重新开始;若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学生家长的策略,以至于让学生家长妥协,博弈结束;若学生家长不妥协,那么此博弈会回到最开始,重复进行。
在此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学生家长各自占据自己的策略空间,根据自己手中的筹码和对方的行为选择自己的策略。显而易见,强势的一方是地方政府,学生家长处于弱势地位,地方政府根据学生家长抵制程度的激烈与否,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但是,由于处于弱势的学生家长能采取丰富的行为策略,而相对强势的地方政府策略单一,双方行动逻辑的不断变化使这种强弱之势并没有形成绝对的博弈优势。一旦博弈陷入僵局,学校的加入会使博弈产生均衡结果(见下页图1)。
(四)学校的参与促进博弈均衡产生
学校是农村学校撤并中的一个重要利益主体,调查发现,近90%的学校对学校布局调整表示赞同,归根结底是因为学校跟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利益趋同。农村基础教育经费划拨和教师工资、编制的管理由县级政府统一规划,农村学校撤并不会影响教师的工资薪酬;另一方面,从村小转移到中心学校,教师工作、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此外,全县教师的任免由教育局统一负责,如果因为不配合而影响了学校布局调整进度,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会偏向于地方政府的一切做法,当撤并行为的确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时,学校和教师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家长的反对声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看作“无理取闹”,地方政府无论采用劝说还是强制性要求都只有一个出发点:让家长支持撤并。但是,作为学校布局调整的直接参与者和布局调整后教育的直接承担着,学校的“话”政府不能不认真斟酌。不仅仅在学校撤并阶段,撤并后,以学校为主体的利益补偿申请也往往比村民更有效。与学生家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针锋相对”比较,学校利益所受到的影响微弱,但它与地方政府不同的是,更在乎学生及家长对学校教学的评价。因此,本文并不将学校作为学校布局调整博弃中的一个“局中人”来分析,而是作为一位“博弈协调者”,它对博弈均衡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
二、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与结论
农村学校撤并政策的发起者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是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学生家长和学生。当农村学校撤并损害了家庭的利益,家长的利益诉求方式是上访或其他非常规手段,而博弈对象是县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博弈过程中学生家长几乎单枪匹马,没有形成或依赖其他组织,就算十几或几十人形成“反抗集体”,也终究被“分化瓦解”,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规模。而他们一手推举出的村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也“无能为力”。
税费改革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的弱化使得村干部正在失去其过去依靠的统治基础,从“代理人”到“边缘人”的角色转变[5]。而在没有基层自治组织的支持,没有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使学生家长更依赖于向县级政府反映问题。虽然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跟政府官员不对等,“打马虎眼”“、安抚”“、震慑”必定是地方政府面对群众的应对策略,但是他们同样明白跟政府打场“持久战”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在与强势的政府博弈中若想占据优势,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以政策应对政策”、“发动群众优势”、“公共申诉”等。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学生家长做出的决策是非正式的,利益表达方式是在现阶段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地方政府作为上级农村学校撤并的执行者,必然要符合政策的总体要求,在正确的政策导向下行使权利。但由于国家税费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减免,县级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削减,导致大部分农村学校教育经费稀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地方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减少学校数量以较低办学成本,这使得掌握正式权力但政策执行信心不足的政府在面对“非正式”行动的学生家长时也不得不采用“非正式”应对策略。综上所述,从利益主体的行为逻辑分析中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权利的弱化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形成矛盾。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既不能得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又不能直接与上级政府直接“谈判”,使得学生家长利益表达困难重重。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群体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中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量,反而成为一个摆设。
第二:地方政府在制定撤并规划时,选择性解读中央政策,很难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盲目对农村学校“一刀切”,忽视了农村学生受教育平等与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均衡协调性,使其面对农民的反对意见时“非制度性”策略成为一种路径依赖。
三、政策建议
主体博弈 篇7
关键词：软件开发商,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博弈,共赢
博弈是个人、团队或组织, 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 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 依靠所掌握的信息, 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 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开发和使用过程中, 档案馆与软件开发商从始至终都在选择并实施不同的行为和策略, 力图实现各自的目的, 即档案馆拥有一款理想的数字档案管理系统, 软件开发商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然而, 博弈的结果往往偏离了各自的目标。
一、档案馆与软件开发商博弈之果
档案馆与软件开发商如何处理二者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直接决定了合作的结果。从博弈论视角看, 依据合作的结果或双方收益, 可以分为正和博弈、负和博弈、零和博弈。正和博弈亦称为合作博弈, 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 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 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正和博弈采取的是一种合作的方式, 或者说是一种妥协。妥协必须经过博弈各方的讨价还价, 达成共识, 进行合作。负和博弈, 是指双方冲突和斗争的结果, 是所得小于所失, 即通常所说的两败俱伤。零和博弈, 是指博弈的结果是一方吃掉另一方, 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 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在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建设中档案馆与软件开发商必然会不停地产生博弈, 如果档案馆认为通过招标购买系统, 软件开发商理应满足合同内的所有功能要求, 那出现的问题就是系统实现上的困难。合同内标明的功能在需求细化以及具体设计中, 某些功能就会遭遇技术上的矛盾或无法解决的困难而无法实现, 如果按照合同条款, 档案馆毫不妥协就可能导致系统研发的中止, 这种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即负和博弈。或者, 软件开发商提供一个短时间内可以应付过去的系统供档案馆使用, 待收到钱款后, 对出现的问题置之不理, 让档案馆自己解决。软件开发商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会导致其在行业内的信誉遭遇危险, 这种结果表面上是软件开发商实现了一次性的经济利益, 是零和博弈, 其实质是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所以, 档案馆与软件开发商在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研发过程中, 只有适度妥协, 通力合作, 才能实现正和博弈。
二、档案馆与软件开发商博弈之缘
档案馆与软件开发商在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研发过程中始终进行着各种博弈, 是双方的利益之争, 但究其根源, 档案馆对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理想化设计与软件开发商提供的研发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是双方博弈的核心与关键。首先, 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研发时间有限, 通过财政拨款立项的档案管理系统的研发时间更是紧张。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软件公司一般都不会拿出大量时间对用户的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并进行个性化研发, 往往都是在现有的通用模块基础上进行某些修改。因此, 软件系统的开发更多地囿于既有模板的基本框架, 用户的某些功能需求不能实现。其次, 软件开发商内部各部门间的相互牵制, 大大影响了研发的效率。具备一定规模的软件开发商内部会有市场部与研发部、进驻现场人员与系统开发人员等不同的分工, 跨部门之间的沟通不畅、相互推诿, 严重影响软件开发。市场部在推销产品时会大赞其产品功能强大。但市场推销人员不是产品研发的技术人员。软件公司一般是派遣一到两名技术人员进驻现场, 与档案馆进行沟通, 再将意见反馈回研发总部。这中间的推诿扯皮消耗掉软件公司很多精力。第三, 即使档案馆的某些功能需求从设计角度是可以实现的, 但需要软件开发商投入或多或少的人力、物力、财力。软件开发商是否愿意提供这种研发, 能拿出多少技术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为档案馆进行单独研发, 软件公司的研发能力到底有多强, 档案馆无法得知也无从左右。因此, 纵观数字档案管理系统建设主体间的博弈, 软件开发商提供的研发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档案馆的功能需求成为双方博弈的根本原因与关键所在。
三、档案馆与软件开发商正和博弈之径
1. 档案馆合理部署, 需求可行, 逐步推进档案管理系统的建设和升级。
(1) 广泛调研, 积累经验, 了解主流功能和技术发展趋势。调研工作可从供需双方展开。一方面, 走访行业内档案信息化建设较好的单位, 最大程度吸收他人的建设经验与功能设计。从使用角度了解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和领先优势, 并从他人的建设过程中了解软件市场的研发水平及信誉, 减少日后建设的弯路, 更多地吸取成功经验。另一方面, 档案馆从信誉较好的档案软件开发商中选择几家进行细致沟通。通过软件企业对产品的演示和介绍, 了解其功能, 掌握软件开发商对档案管理系统的实现能力和研发水平。在沟通过程中, 档案馆邀请精通信息技术的专门人员共同参与, 减少技术屏障。 (2) 调整心态, 适度超前, 明确适合自己的档案管理系统需求。应当注意使用的软件工具和平台并不是越新越好, 而应当在配套性、成熟性和先进性上统筹考虑。软件开发技术需要与硬件环境、实际业务需求来支撑。对软件的选择要考虑既有的可实现的硬件环境, 软件对主机硬件、外围设备等都应该有较好的兼容性。档案管理系统开发采用流行的、通用的技术比较可取, 流行技术开发成本适中, 不会很快被淘汰;通用技术兼容性强, 容易与其他系统交换数据。档案馆本着“既要满足当前工作的需要, 又要兼顾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的原则, 形成适合自己的档案管理需求, 在招标文件中提出理想的功能设计。 (3) 完善招标, 强化需求, 利用法律效力保障主要功能能够落实。标书具有法律效力, 要充分利用标书保障自身权益。针对现实招标过程中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两张皮的情况可在招标会上增加用户对招标产品的主要需求介绍环节。用户围绕招标文件, 向与会专家和投标公司对其需求简短介绍, 这样评标专家能够迅速明确用户的需求。投标企业对其产品的功能进行系统演示, 围绕用户的主要功能需求介绍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这样, 参会专家对各个投标方情况有个大致了解和比较, 从而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与评价。招标完毕, 档案馆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时一并签署一份系统功能响应程度, 进一步明确主要功能需求, 强化双方法律意识。 (4) 抓大放小, 积极沟通, 确保档案管理系统主要功能的实现。软件开发商在为档案馆进行软件研发阶段, 具体的功能需求难免会遇到不好实现或不愿实现的情况。档案馆应学会用矛盾的思维, 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与软件开发商积极沟通,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保证主要功能的实现和优化, 对某些开发起来有难度又不是十分必要的功能有选择地舍弃或调整。这样, 档案馆与软件开发商才能避免无谓的争论, 档案管理系统软件才能很好地研发。 (5) 循序渐进, 不断完善, 逐步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数字档案馆建设不可能一劳永逸, 一步到位, 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 只能是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 分期建设, 逐渐完善, 稳步推进。随着档案管理功能需求的变化, 电子设备的更新, 系统技术的升级, 人员素质的提高, 档案管理系统水到渠成地向更高层次发展, 档案信息化建设也将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2. 软件开发商积极研发, 提升信誉, 推进档案管理系统的开发和优化。
(1) 加强研发, 提高竞争能力。软件开发商研发的产品必须满足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 保证产品质量和研发水平, 提高售后服务, 获得良好的行业信誉。加强研发水平, 不断推出具有领先水平的功能设计,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2) 避免浮夸, 切实应对招标。软件开发商在介绍自己产品的时候扬长避短是正常的商业手段, 但要注意避免浮夸, 介绍失实。投标文件应根据既有或能够达到的研发水平进行撰写。对于用户的功能需求尤其是关键需求详细介绍, 逐一说明是否响应及响应程度。这为产品的研发打下良好的沟通基础, 避免了关键技术无法实现的尴尬局面, 减少日后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3) 积极开发, 实现功能需求。档案馆对档案管理系统的要求是基于当前工作的需要, 同时兼顾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软件开发商应重视档案馆提出的所有的功能需求, 尤其是合理需求一定力图实现。同时, 软件应追求实用, 不能一味追求新潮、先进的技术。不管软件开发商采用什么技术, 把档案管理软件设计成可扩展的开放式架构是必须的, 这样, 日后档案馆对系统的维护工作也能比较轻松、方便, 也利于升级。由于档案维系历史, 数据安全的意义重大, 因此, 软件开发商提供给档案馆的产品技术上要相对成熟, 将技术的成熟性和先进性统筹考虑, 减少档案馆分担的软件公司开发新产品的风险。 (4) 持续支持, 确保售后服务。数字档案管理系统验收后, 档案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软件开发商应合理重视, 并给予完善的技术保障。只有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 才能提高档案管理软件开发企业的行业信誉, 有助于软件产品的进一步优化和推广。同时, 软件开发商对于系统研发期间未能及时实现的某些合理需求应加强研究, 力图完善, 因为用户的需求永远是软件发展的原动力, 用户的某些需求也许就是行业内的共同需求。只有完善服务, 不断改进, 才会获得更多用户的认可, 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张建英.博弈论的发展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理论探索, 2005 (2) .
[2]祝洁.档案管理软件测评指标体系研究.兰台世界, 2009 (2) .
[3]施振华.关于档案管理软件开发应注意的问题分析.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 2012 (24) .
主体博弈 篇8
近年来, 受损环境的生态恢复已引起日益广泛的重视并得到迅速的发展。生态系统退化的根源是区域或地方产业与经济开展过程中的人为干扰。生态系统的总价值是由生态服务价值 (非市场价值) 和自然资源的市场价值构成的。纯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是最大的, 随着干扰程度的加剧, 受干扰的生态系统被用于完全的生产过程, 如农业和林业, 其生态价值直线下降, 耗用 (收获植物、动物) 和利用 (如旅游) 自然资源市场价值变得很低, 在此基础上若继续受到干扰, 自然资源的会继续下降到最低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会降到最低。随着环境退化增加了经济建设成本, 加剧了区域贫困程度和封闭程度, 导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尖锐, 也使生态恢复的任务变得复杂而艰巨。生态恢复是指利用自然界的自我恢复能力, 在适当人工措施辅助下, 恢复生态系统原有的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和开发利用等经济功能。生态恢复不仅是一个自然过程, 也是经济投入与产出、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社会经济过程。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同样是重建与恢复成功与否的关键。
由于生态恢复多是在已经开发利用的区域进行, 实现生态保护的同时就会产生相关利益者的潜在利益冲突。在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组成部分的生态系统恢复中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矛盾也是生态恢复所必须面临的问题。但国内对生态重建过程中的经济行为研究还很少。
我国针对不同类型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敏感地区实行了一系列带有生态恢复性质的政策, 如林业部门的“六大工程”①、水利部门的水土流失治理、发展改革部门的生态移民等等,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生态恢复过程中, 为了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 解决和控制相关方之间的矛盾, 要尽量使对项目具有影响力的相关方利益得到满足, 以保证他们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博弈理论正是将假设建立在个人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主体相互影响上, 是分析这类问题的最好工具。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博弈框架去描述生态恢复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的反馈过程, 以期进一步分析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对生态恢复的影响。
1 模型中的相关经济变量
1.1 恢复成本
尽管恢复成本很重要, 但现实中很难得到生态恢复成本的确切信息;不同生态恢复途径的成本差距很大, 主要取决于恢复地的大小, 退化的程度, 补救行动的快慢以及项目过程中的技术难度;通常, 污染土地的恢复, 城市湿地的恢复成本较高, 恢复有生产能力的土地如农用地的恢复成本相对较低, 而将恢复地用于其他用途如消遣娱乐和旅游, 成本最低。另外, 恢复方的经济势力与公众对恢复的要求程度也促使了生态恢复的大量开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国家大规模的生态恢复投入, 原因就是公众对政府的压力和公众对健康的关心。
1.2 恢复收益
Filion和Adamowicz (1994) 将生物多样性的利用分为5类, 为生态恢复收益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益思路。第一种收益是直接使用自然资源, 例如生产木材或恢复地用于狩猎等;第二种是直接利用而不消耗自然资源, 例如恢复地用于娱乐和旅游;第三种是自然资源的间接使用, 包括其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中的角色, 例如洪水控制, 侵蚀防治, 病虫害控制, 污染防治等;第四种是可选择的用途, 是指那些在将来与资源有关的使用用途;第五种是消极使用, 是指那些由于对生态保护, 可持续发展思想激发的对生态环境的责任与管理。也成为存在价值。②
生态恢复项目的整体收益包括项目执行人的直接经济收益和对社会整体而言的其他收益。生态恢复所具有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虽然不能简单的用直接的经济指标来衡量, 但其产生的间接的经济价值远远大于直接的经济效益。对恢复者而言, 对社会整体而言的收益不能以经济形式实现。这大大阻碍了生态恢复的市场化进程。但恢复者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体现在土地的升值上, 随着生态的恢复和区域环境的重建, 恢复的土地将会增值, 恢复者可以根据土地增值的大小, 决定是否进行恢复。从恢复区域整体角度, 土地增加的价值有利于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 带动相关区域经济的发展, 使相关区域获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并且这也是一条很有后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3 博弈参与人
生态恢复中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有很多, 为简化起见, 本文只选取恢复者与农民作为博弈模型参与人。
1.3.1 恢复者
用经济学术语分析生态恢复的成本与收益是完全必要的。但生态恢复不能单纯依赖完全的市场。生态恢复的许多收益是以对社会整体有利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来体现。实施生态恢复的主体应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 但是随着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可以逐步引入和加强市场化机制和手段在生态恢复中的作用。因此, 恢复者可以是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关的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 也可以是同样需要考虑成本收益的政府。
1.3.2 农民
我国目前实施的各类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有关政策, 大多是以项目、工程或计划的方式组织实施的。在政策的有效期限内, 农牧民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所牺牲的经济利益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 他们会因此限制自己的开发活动, 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反之, 当他们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所牺牲的经济利益得不到经济补偿的时候, 为了基本的生活和发展需求, 他们不仅不能继续改善和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而且毁坏已有的生态建设和保护成果。如果生态恢复过程中忽略农民的利益, 生态保护和建设仍然面临威胁。
2 恢复者的效用函数
假定某一区域中各种土地类型如下:已恢复或残余的天然生态系统LR;农用土地LA;生态受损的土地LD;生态恢复的效用函数可通过下式估算:
UR=f (E) (1)
其中, E代表生态系统服务和过程, UR为可微凹函数。
由于土地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 对一处给定的拟进行生态恢复的区域, 土地
∑LR+∑LA+∑
只要
假设经过生态恢复后各土地类型不存在效用上的差别。LD虽在短期内对生态系统具有负面影响, 但其经过生态恢复后, 最直接的经济效益应体现在土地的升值上, 即可以转化为LA或LR, 增加可利用价值。CA为在LA与LR间转化一个单元的成本, CD是在LD与LR间转化的成本, CR则是在LD与LA间转化的成本。
恢复者进行生态恢复过程中, 面临的难题是, 以预算约束为条件, 通过对两种土地类型LA, LD的选择, 使UR=f (LA, LD) 最大化:
w= (cA+pA) ·LA+ (cD+pD) ·LD (3)
其中, w是在当地生态恢复中耗费的恢复支出, pA和pD是各土地类型的价格。优化受支出和价格约束的效用,
Z=UR (LA, LD) +λR (w-cA+pA) ·LA- (cD+pD) ·LD (4)
一阶条件有:
Z=∂ (UR) /∂ (LA) -λ· (cA+pA) (5)
ZLD=∂ (UR) /∂ (LD) -λ· (cD+pD) (6)
Zλ=w- (cA+pA) ·LA- (cD+pD) ·LD (7)
实现最大化的最优配置时全部设为等于零, 得出边际替代率:
λR=∂ (UR) /∂ (LA) / (cA+pA) =∂ (UR) /∂ (LD) / (cD+pD) (8)
其中, λ可以理解为恢复支出的边际效用∂ (U) /∂ (w) 。
从等式 (8) 可以看出, 当价格作为外生变量时, 选择生态恢复土地LD的标准取决于其效用收益抵消了其土地价格低于农用土地的价格以及两类土地的恢复成本之差。
3 战略
通常, 在生态恢复项目中, 恢复者的决策是以预算约束为条件, 选择是否对某一块土地进行恢复。这必然会使邻近区域的农民做出反应决策。例如我国的退耕还林项目。感受到负面影响的农民会认为Qi (H) ·ci (H) 与psi·Si有关, 其中, 对第i个农民来说, H作为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的生态恢复, 不是产量受损, 就是有非生产性影响;Qi (H) 为损害发生的概率;ci (H) 是损害的成本, S是某种农民保护自身免受H负面冲击的防御性支出, Ps为防御性支出的成本。
当Qi (H) ·ci (H) >psi·Si (9) 时, 个别理性的农民会进行S的防御性支出。
调查数据表明, Q (H) 是
农民的防御性投资能抑制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于是, 为简化起见, 假设, 向S投资使农用土地LA距离生态受损土地LD更接近。进一步假设, 感受到恢复给他们自己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的农民相信, 负面后果的可能性随着日益接近已恢复土地以及恢复土地局部集中而增大。
对掌握农民期望值的不完全信息的恢复者来说, 每块已恢复土地都离某个农民近, 至少对一位农民来说增加了局部集中度。宏观上, 恢复者可以把土地的总体混合考虑为与一般农民距离的代表。因此, 恢复者应当关心
假设农民的效用来源于农业生产力和地方文化, 它是市场、气候、土壤、社会以及其它诸多因素的函数, 用G来表示。与恢复有关的因素是周边用地的类型和比例, 因为它们影响着Qi (H) ·ci (H) 以及任何预防危害的投资S。因此, 农民们相对于恢复活动的目标效用函数为
Uf=f (LA, LD, S, G) (10)
对方程 (11) 最大化并安排一阶条件时, 农民将根据下式来抵御恢复进程中利益的损失:
∂ (UF) /∂ (w) =∂ (UF) /∂ (LA) / (cA) =∂ (UR) /∂ (LD) / (cD+pD) =∂ (UR) /∂ (S) / (Ps) =∂ (UF) /∂ (G) / (cG) (11)
由于土地价格和管理成本相对高, 只要存在成本较低、切实可行的S形式, 农民就会选择向S投资。
4 结果
简便起见, 假设农民向S投资是确定的。现在, 我们将用博弈论方法来探讨恢复者的支出怎样才能用来以一种能使各方都受益的方式影响向S投资。
为了分析农民对恢复的反馈, 我们从最简单的博弈开始:一次每人两个选择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 一位是恢复者, 一位是农民 (两人同时做决定) 。完全信息指的是两位选手都清楚自己的支付和对方选手的支付这一事实。恢复者要选择的是恢复还是不恢复一块地, 而农民要选择的是增加还是不增加防御性支出。
假设, 如果恢复者什么都不做, 农民的防御性支出就不可能由此出现增加。因此, 如果恢复者什么都不做, 农民的最佳反应函数是什么都不做。如果恢复者要恢复, 在防止农民遭受的损害的预期价值大于防御成本的情况下, 农民就会防御, 满足方程 (10) 。如果恢复带来的生态功能收益超过恢复成本, 加上如农民面对恢复而进行防御时被农民防御损失掉的生态功能价值, 恢复者的最佳响应函数就是恢复那块地。即实现“纳什均衡”, 即对于每一个参与人, 给定其他参与人选择情况下第i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 (纳什, 1951年) 。③表1中, r和f分别是对恢复者和农民的支付, 且
rRD=∂ (UR) /∂ (LA) -cA-pA+∂ (UR) /∂ (S) (12)
fRD=-psi (13)
rND=-∂ (UR) /∂ (S) (14)
fND=-psi (15)
rRN=∂ (UR) /∂ (LA) -cA-pA (16)
fRN=ci (H) (17)
rNN=0 (18)
fNN=0 (19)
其中, ∂ (UR) /∂ (S) 是对恢复者而言的防御性投资的负效用 (带负值) 。
由于恢复所必需的过程很复杂, 包括定址、购买场地、清理生态意义上不受欢迎的残余农业以及建立原生植被, 农民有机会观察恢复者的举措。可以建立一次动态序贯博弈的模型。
假设有完全信息和常识。这里, 完全信息包括与静态博弈一样的完全信息, 增加的是农民对恢复者举措的了解。换句话说, 决策点序贯发生, 所有选手在做出决定时都明白其决策点 (图1) 。如同静态博弈的情况一样, 除{无动作, 防御}外, 所有结果都可以是纳什均衡, 或者更具体地就这样的序贯决定而言, 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泽尔腾, 1965年) 。实践中, 农民从观察复原主义者举措的机会中获得的信息收益, 使得给定支付集的纳什均衡更有望出现。
随着我们放宽完全信息的假设, 农民依旧可以观察恢复者的举措, 恢复者却必须通过观测农民的行动就农民类型作出判断。为了简化, 假设有两类农民:A类指望防御带来的收益超过恢复发生时的成本, B类则不。农民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为了让策略性恢复者选择一项最优策略, 他或她必须选定某个信念概率, 即农民属A类, 同时确定一个余数, 即他或她属B类。对于恢复之举, 恢复者将以A类的概率对有防御的恢复支付加权, 以B类的概率对无防御的恢复支付加权。如果这个和为正, 恢复者的最佳响应就是恢复。
图2表示这一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结构。农民类型被认为是自然选择, 围绕恢复者决策节点的虚线则表明缺乏有关决定是从哪个节点做出的恢复者知识。与B类农民相反, A类农民可望做出防御性投资。恢复者事先并不知道农民的类型, 所以要选定概率。下标支付上增加“a”或“b”表示两种状态之间哪里支付不同。状态“a”是发觉防御成本低于恢复带来的危害的农民类型, 而“b”是感觉不然的那一类。也就是说, fRNa<fRDa, fRNb<fRDb。
此博弈的贝叶斯纳什均衡代表了一个给定支付集、农民类型和恢复者信念的稳定结果 (双方选手均无改变策略的动机) (海萨尼, 1968年) 。当恢复者相信恢复带来的预期回报为正时 (假设农民看到恢复并未发生时不会犯“错”而防御) , 恢复者将选择恢复。当
Q
时, 恢复将发生。
继续将条件修改为, 恢复者的支付函数包括在发生一次特定恢复举动的情况下, 所有即将选择防御的农民所做防御的负面影响之和。对完全信息博弈, 恢复者取将要防御的所有农民之和。对不完全信息博弈, 恢复者把所有农民的加权预期支付总和起来。
因为假设每个农民 (感受到恢复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那一类) 的Q
对恢复者来说, 每次举措的最终结果是LA到LR的追加转化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增长, 减去LA到LD的转化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下降。策略性恢复者可能会从一次恢复的边际效用中扣除每位向S投资的农民的概率乘以向S投资造成的损害的乘积之和。形式上, 策略性恢复者将购买农用土地并将其恢复, 直到
∂ (UR) /∂ (LA) -cA-pA=-∑[Q
方程 (21) 代表对恢复者每次举措的一项阈值试验。 (为简化起见, 因为前面说明的与农业地区有关的成本, 未包括LD。)
由于识别农民类型的成本较高, 恢复者或许干脆不断递增恢复地, 事后再观察农民的防御性举措。考虑到信息成本, 如果搜集农民类型的先验信息的预期成本大于搜集农民决定的事后信息的总成本加上对一次恢复举措的生态功能的纯影响为负的阈值处由农民造成的预期损害, 此策略该是最佳反应策略。
5 结论
生态恢复项目存在着经济制约因素, 如现有的土地用途, 政府其他优先项目, 资金的限制, 农民对项目的反应等都影响着恢复的成功度。事前认识到这些限制不仅可以更好地预测可能的结果, 也提高了恢复整体成功度。大范围的生态恢复必须把限制因素都以一个系统的, 战略的方式考虑到, 而不是一味追求恢复。博弈参与人对恢复活动的反馈行动与妥协在生态系统恢复过程中可以对恢复起到重要影响。本文确定了何种条件下会导致过分的恢复。当农民做出防御反应所产生的净影响抵消了恢复的收益, 恢复者将停止进行恢复活动。
运用博弈方法可以在进行生态恢复时更方便的构建一个框架去思考社会影响和反馈。本文的不足在于直接运用这些模型将需要大量的参数, 今后更多的研究应着力于建立阈值的实际利益和影响, 以准确地量化生态恢复中的相关决策。
摘要：生态恢复不仅是一个自然过程, 也是投入与产出的经济过程。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同样是重建与恢复成功与否的关键。在生态恢复过程中, 为了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 解决和控制相关方之间的矛盾, 要尽量使对项目具有影响力的相关方利益得到满足, 以保证他们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博弈框架去描述生态恢复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的反馈过程, 以期进一步分析生态恢复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对生态恢复的影响。
关键词：生态恢复,经济行为,参与人,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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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博弈 篇9
一、征地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的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1]以农地征收为博弈对象的利益主体中, 地方政府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既是代理者又是谋利者, 用地单位是纯粹的谋利者, 而失地农民则是利益的诉求者。
用地单位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以自身收益最大化为博弈目标,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寻找最佳获利机会。在土地实行“招、拍、挂”制度后, 用地单位通过市场利益诱导机制, 虚化与村集体之间的关系, 通过地方政府直接获得土地, 因此, 用地单位是纯粹的谋利者。[2]
地方政府依法代表国家垄断土地资源。作为国家的代表, 地方政府为在短期内实现地方财政收入的显著增长和任期内政绩最大化目标, 加大征地审批力度、增加土地储备和出让数量是其必然的“理性”抉择。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会诱导其利用既有制度赋予的征地权以及征地价格与出让价格之间的决定权及其信息优势, 尽量压低征地补偿标准, 从而攫取农地征售之间的巨额价差。在土地征收过程中, 地方政府的“政府+谋利集团”的双重身份以及权力优势与制度设计者的优势地位, 使其在博弈中尽占上风, 以至于由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主导的“圈地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以地生财”的指导思想使地方政府成了“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
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依法代表村民对集体土地、集体企业各项资产行使经营管理权的经济组织, 是农民及其利益的代表, 同时又是政府在农村工作的代理人, 负有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的义务。此外, 村集体经济组织还负有保持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促进本村社会文化卫生教育事业的独立利益, 因此, 村集体经济组织兼任代理者和谋利者的双重身份。实践中, 村集体的工作、村干部的行为均需得到基层政府的支持, 而基层政府也需要通过村集体和村干部来贯彻落实国家政策, 因此, 基层政府与村集体、村干部之间实际上具有互利性, 属于利益共谋者。村干部在代表基层政府行使管理代理权时, 会损害到农民利益, 从而偏离其维护农民利益的职能。但是, 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的村干部因顾及乡村社会的传统和道德, 表面上又不能过分违背相邻利益, 因而形成了村干部行为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在农地征收过程中表现为, 既不敢就征地补偿费过分地与政府和用地单位讨价还价, 又要承受村民的监督和责难。[2]但是, 考虑到村民身处征地补偿信息的劣势地位, 村民监督往往难以奏效, 村干部会权衡利弊, 在征地补偿原则、补偿项目等信息公开的内容上依法力争, 维护村民利益, 以获得村民支持。但在一些信息获得成本较高、村民监督难以实现的谈判内容上, 村干部往往会顾及自身利益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背叛村民利益。由于较多的土地补偿收益有利于集体经济履行职能, 因此, 在确定的征地补偿款中, 村集体组织会利用对征地补偿费的支配权和比较信息优势, 通过巧立名目, 以管理费、分成等名义尽可能截流征地补偿款, 损害农民利益。村干部考虑到自己微薄的工资以及在征地谈判中承受的压力和辛苦的付出, 对截流的补偿款会再次做出违背村民利益的选择, 如利用对征地补偿款的管理权, 私分、贪污、挪用甚至挥霍补偿款。基层政府考虑到村级组织、村干部对自己利益实现的价值, 实践中, 只要农民没有过激的反应, 基层政府不会主动追究村级组织、村干部违规行为的责任, 恶化了农民在征地博弈中的不利地位。
在农地征收中, 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诉求是:若征收他们的土地, 地方政府必须能长期为他们提供高于或至少不低于目前务农的各项收入。而且考虑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土地未来的增值收益, 被征地农民往往会提出较高的要求。[3]但是, 由于村民并不直接与用地单位或地方政府谈判, 而是由村干部代表村民与地方政府谈判, 在这种博弈态势中, 被征地农民既无法直接向地方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又因身处征地信息最弱的底端, 也无法真正监督村干部的谈判内容, 只能被动地接受集体土地被征收的不利事实和低微的征地补偿, 成为这场不公平利益博弈结果的被动接受者和利益受害者。
征地过程中不公平利益博弈的结果正如有关统计数据所表明:政府获得征地收益的60%~70%, 村级组织获得25%~30%, 农民仅得到5%~10%。[4]农民除了被迫接受直接的土地利益损失外, 还要承受土地相关权利流失的间接损失, 如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补偿的损失等。
二、不公平博弈的法律根源
我国农地征收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公平博弈, 根源于现行法律制度中固有缺陷所形成的合力,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集体土地所有权形同虚设
我国土地从制度上和法律上被分为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两类。所有权作为自物权是一种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利, 具有排他性特点, 其权利主体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所有物的四项权能, 其中处分权是核心。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民拥有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 但是, 在国家有权对集体土地的用途、流转、处置严格管制的现行土地制度下, 农民对集体土地的处分权实际上被地方政府所把持, 农民无权决定自己土地的命运,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只是一种“集体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核心权能的立法缺失, 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形同虚设, 以至于农地征收活动实际上相当于地方政府代表国家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活动。
2.宪法规定的征地条件过于笼统
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这说明, 政府征地权力的设计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公共利益是界定政府征地权力的价值基础, 也是征地权力行使的边界, 否则就是违宪。然而, 由于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 在征地过程中, 政府或开发商的目的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困惑, 如公共道路、科教文卫、文物保护等非赢利性项目用地属于公共利益范畴, 而经营性用地, 如商业住宅项目用地, 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纳入公共利益范畴, 成为其低价征地、高价卖地的借口。因此, 宪法关于征地规则的笼统规定为地方政府对国家征地政策做出因地制宜的解释提供了口实, 确保了其在农地征收博弈中的优势地位。
3.政府垄断了征地权力
由于宪法对“为了公共利益”这一征地条件的规定过于笼统, 因此“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就由行使征地权力的政府享有, 导致政府对征地权力的绝对垄断, 使其在征地环节处于强势地位:既是征地主体, 又是供地主体, 还是补偿主体;既是征地政策的制定者, 又是征地政策的执行者和解释者, 还是征地利益的博弈者和征地与补偿争议的裁决者, [5]由于缺乏统一的分配规范, 各村不同的甚至较为复杂的分配规则就为村级组织、村干部截流、私分、挪用、贪污土地补偿款提供了条件。
6.征地的程序性规范违背法理
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了“两公告一登记”的征地程序制度, 有助于保护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 值得肯定, 但是却不能掩盖法律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如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 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后,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 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可见, 在土地征收审批之前, 政府和用地单位并不承担告知征地信息的义务, 村民对征收自己土地的决定没有话语权, 也无法提出异议。只有在征地方案实施过程中, 村民才享有对补偿安置方案提出意见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而且, 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并不影响征地方案的实施, 即无论被征地主体的利益是否被侵害均可以先行征地, 这显然与“先程序后实体”的基本法理相悖。其次, 征地程序中并未赋予被征地者对于征地目的质疑和诉讼的权利, 这就从程序上排除了政府对所有征地项目实行征收、对土地垄断经营的障碍。最后, 征地程序中没有关于与被征地者协商的规定, 这就意味着在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征地目的的确定、征地范围、补偿安置标准等均由政府确定。[6]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 由于法律中既有的程序性规范违背法理, 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肆无忌惮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事实。
三、主体之间利益博弈的法律调控
1.立法应确保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独立和完整
为有效遏制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行为, 必须修改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度, 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归农民集体所有, 保障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独立与完整, 彻底解决农民集体土地依附于国有土地的问题, 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成为与国家土地所有权平等的财产权利, 真正还权于民, 使农民的权利和意愿成为制约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 迫使政府退出与农民的土地博弈和利益角逐, 从而低成本解决地方政府的职能错位问题。
2.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
首先, 应区分公益用地和商业用地, 肯定土地征收是保证国家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所需土地的一项重要政策。政府征地权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公权力, 必须依法在“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的前提下行使, 而将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商业用地项目的土地供应交给市场, 让农民作为农地交易主体直接与用地单位平等协商土地价格, 确保其真正享有公平的土地物权价值和利益。其次, 应强化国家对集体土地的用途管理制度, 依法界定作为私权利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作为公权力的国家土地管理权之间的界限, 使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的权力仅仅局限于用途管理和税费征收方面, 从而切断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实质上的控制, 让政府退出对农地利益的角逐。最后, 政府可通过税收手段维护国家对集体土地的用途管理制度和土地的市场交易秩序, 履行其市场监管者、裁判者的职能。
3.制定土地补偿费分配规则
首先, 为了确保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农业的后续发展以及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 应强调土地补偿费留存的必要性。鉴于目前关于留存比例规定的缺失, 国家应制定相关规范予以明确并将留存比例法定化, 以保证村集体的公益事业经费, 同时还可以有效防止任意留存损害失地农民的个人利益。其次, 法律应当明确土地补偿费应以村民人口平均分配为原则, 即凡属被征地村的村民, 都有权获得土地补偿费。这种简单明了的分配原则简便易行, 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现实中特殊人群 (如嫁城女、服刑人员等) 的分配资格纠纷问题, 而且可以有效阻止村官对土地补偿款的博弈。
4.完善土地征收的程序性规范
首先, 立法应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虽然征地权具有强制性特征,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视被征地农民的意愿, 尤其是政府往往基于第三人请求而启动征收程序。因此, 征地前政府有义务事先告知被征地农民有关征地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并给予其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此外, 补偿协议和补偿费应由用地单位与被征地农民自行达成, 政府只履行必要的监督职责, 在协议无法达成的情况下, 再予以行政调解或裁决。如此不仅可以减少征地矛盾, 而且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其次, 应建立并完善征地听证制度。听证制度可以在政府和被征地农民间建立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使被征地农民获得表达意见的权利, 也使政府得以向被征地农民宣传征地理由和程序, 有利于及时疏导和化解纠纷, 防止矛盾激化。最后, 应将司法救济引入征地程序。为使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和不满能在制度内得以表达和宣泄, 应当赋予被征地农民司法救济权利, 让征地纠纷暴露在司法程序中而接受法律的正义裁决, 这是以“司法程序终结行政裁决”的现代法律理念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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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安全生产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分析 篇10
我国煤炭供需生产有两大特点:需求高;矿难重。全社会对煤炭资源的需求居高不下, 占国内常规能源的比重52.68%, 远高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比重。目前, 中国煤炭年产量超过20亿吨, 居世界第一位。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对煤炭资源的利用也不断增加。
矿业安全问题严峻。频发的矿难成为我国煤炭开采的一个顽疾, 每年都有数千人蒙难, 一直难以得到有效治理, 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开采技术不断进步、管理制度日益完善, 都没有显著改善矿业安全生产状况。有相关资料统计, 我国的煤炭产量仅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矿难死亡人数占世界矿难人数80%以上。对煤炭资源严重依赖和矿难频发, 成为我国矿业安全生产中矛盾的现实。
二、矿业安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
在我国煤炭生产中发生的矿难事故, 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企业非法开采, 地方政府管理缺失, 煤矿管理粗放, 工人安全意识不到位造成的, 更有甚者, 部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 对安全设施管理和工人生产环节, 尽量减少投入, 尽可能增加产出, 人为因素导致生产事故。
(一) 政府主管部门利益博弈分析。
政府主管部门对煤矿生产企业的监管, 主要为上级部门的纵向监管和地方政府的横向监管。我国现行体制下, 纵向监管在一定程度上缺失, 表现为临时性监管、突击性检查较多, 难以对事故发生形成有效的约束。在地方政府为主的横向监管中, 由于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有利益关系, 监管很难有真正的力度, 多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补救反应上。
1.我国不完善的条块关系, 财政向中央严重倾斜, 地方政府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实现。1994年以来实行的财税体制下, 财税分权得到有效实施, 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得到强化。地方政府财税不足, 且受比较严格的财税使用约束, 地方政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千方百计的开发新的收入来源;在相当时间内, 上级政府过于以GDP指数为官员政绩升迁导向。以资源型经济为主的地区, 把煤炭生产作为地方的经济支柱, 扶持发展。能源资源需求日益增加的同时, 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形成利益共荣。煤炭资源被掠夺性开发中, 地方政府和私人所有的中小型煤矿企业缺乏规模效益, 面临生存竞争, 其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以牺牲员工的安全和健康权益为代价, 压低生产成本。在所有矿难中, 非国有矿山小型矿山伤亡人数所占比例在大多数年份超过70%, 远远超过国有。在对中小型矿山的治理整顿中, 关停和重组造成地方政府收入锐减, 中央政府没有相应的补偿措施。地方政府利益受损, 地方政府利己选择偏好显著, 政府经济人特性彰显,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现象较多发生。
2.地方政府与煤炭生产企业结合的“官煤”现象严重。地方政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对本地的煤炭企业形成一定的保护, 在政策上给予发展便利。不仅地方政府从煤炭资源开采中受益, 作为政府官员的个体, 也在煤炭开采中, 拥有更直接的利益。相当部分地方政府官员, 以“入股”、“干股”等各种方式, 形成“官煤”勾结, 主要表现有: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小煤矿入股, 官员暗中自办煤矿或庇护亲属办矿。在一些煤炭资源省份, 部分官员通过煤炭生产, 利用自身公权力, 敛取巨额财富。地方政府部分官员为维护自身利益, 以身份便利, 通过官方层面, 对中央政策造成阻梗。在与煤炭企业利益密切的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官员在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博弈中, 中央政府安全生产政策法规, 往往不能高效的实施, 遭到拖、蔽等逆向选择, 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二) 矿工与煤矿企业利益博弈分析。
矿业安全生产中, 煤矿工人与煤炭生产企业的利益更为直接相关, 是不可分开的矛盾统一体。煤炭企业占有生产资源与话语权、强大的集团单位优势。煤炭工人自身文化水平低下, 组织力量分散, 工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的缺位, 致使在双方的利益博弈中, 煤炭企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1.煤矿工人整体素质偏低。
煤炭行业属于艰苦高危行业, 愿意从事该行业的高层次生产和技术人员较少。并且, 在我国, 煤炭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利润相关较大。煤炭生产企业倾向于用较低的工资雇佣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从事生产, 来保持高额利润;同时, 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体, 对自身的权利意识较为单薄, 不易形成组织合力, 反抗意识不高, 无法通过合理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据统计, 职工受教育平均年限为9年, 仅相当于初中水平。根据2004年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 煤炭企业整体素质处于“最差”。特别在中小型煤炭企业, 低教育素质职工比例更高。人才素质的偏低, 制约了生产新技术的使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煤矿安全生产知识知之甚少, 对煤炭行业死亡事故的致因和机理不了解, 甚至存有侥幸心理, 违章生产, 胡干蛮干。工人素质的低下, 直接导致了大量的恶性死亡事故。中小型煤矿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在大量使用低素质人员的同时, 缺少相应的教育培训, 整体状况没有改善。
2.煤矿工人的来源决定了他们的绝对弱势地位。
煤炭企业在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 招工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招聘了大量中西部偏远山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些人文化素质低, 家庭所在经济困难, 流动性强, 难以形成稳定的组织。其经济困难的现实致使其被动接受在安全条件差的环境中工作, 没有反抗意识和行为。在与煤炭企业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弱势, 其主要体现在经济弱势、组织弱势、政治和发展弱势、文化技能弱势。前两个弱势决定了其在矿难发生后的赔偿中的劣势地位, 受其生活见识局限, 并且能够愿意接受和生命远不等值的赔偿, 降低了矿主的支付成本。
(三) 监管方与矿产企业利益博弈分析。
本文把煤炭生产监管从政府部门分离开来, 主要因为其在煤炭生产安全中独特的地位和监管主体的不同一。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存在, 本来是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一道屏障, 现实中, 其监管的有效性打了很大折扣, 甚至完全失灵。监管主体其一是专门的安监部门监管, 其二是媒体的舆论监督。
1.政府的安监部门。
为了弥补市场失灵, 政府部门往往承担监管责任, 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在我国, 煤矿安全监管实行的是垂直监管体制, 但是中央监管部门和地方监管部门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造成监管效果大打折扣。监管博弈模型中的监管者-被监管者双方关系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三方关系:中央政府监管者-地方监管者-被监管者, 中央政府监管者对具体企业的监管效力因为现实距离和层级延伸而衰减;中央和地方两级监管利益不同一, 出现个别地方监管者从维护中央监管者权威的执行者地位堕落为被监管者的“保护伞”。由于信息不对称, 监管者在拥有权利而缺乏监督的情况下, 出现接受贿赂, 谋取“私利”的“经济人”行为。监管失灵, 消极执法甚至不执法。博弈的双方参与者演变为监管执法者与非法开采者合为一方。
2.媒体监督。
媒体本来应具有广泛的社会责任, 在程序监管缺位情况下的一种辅助监管方式。作为媒体监督实施者的个别记者, 因为收受矿主非法好处, 常出现失声状态, 失去监督功效。在媒体和矿业生产者博弈中, 矿业生产者为了减少不利影响, 屏蔽不利信息, 对记者进行贿赂;一些记者在获得个人利益的情况下, 故意失声或发布有利于矿业生产企业的信息, 混淆公众视听。在缺乏公众监督, 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 甚至有个别记者突破职业道德底线, 主动寻求“贿赂”。
在监管方与煤炭生产企业的利益博弈中, 煤炭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贿赂”, 与监管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 获得有利的信息选择, 减少生产中的不利因素, 维护企业形象;监管方, 在收受贿赂中, 获得个人利益, 忽视自身的监管责任, 造成监管缺位。
(四) 矿区民众与煤炭企业、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分析。
煤炭资源作为一种国有集体性资源, 应该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与公众受益同步。在煤炭生产中, 受益良多的地方政府与煤炭生产企业和矿区民众的利益侵犯形成发展矛盾, 矿区民众对自身利益维护不能有效实施。
1.矿区民众在煤炭生产中的权益被侵犯。
煤炭开采和运输, 对当地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 如噪音、大气污染、毁坏农田等等, 矿区民众承担了煤炭生产带来的日益恶化的环境成本;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 开采量和开采时间成反比, 煤炭生产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实行掠夺式开采, 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的财富流失。生产的繁荣并没有给当地民众带来切身利益:矿区民众的生活贫困和企业与地方政府及官员个人财富的急剧增长成鲜明对比。在利益实现中, 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形成共同的利益既得者, 矿区民众的权益被严重侵犯。
2.矿区民众的经济人行为选择。
中国传统的特性, 在利益选择时候, 往往选择明哲保身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处事, 对集体性的利益被侵犯时, 不能主动反抗和维护;矿区民众组织的羸弱, 没有把分散的民众形成合力, 来维护自身权益。在和地方政府与煤炭生产企业结盟的博弈中, 难以达到目的。矿区民众在与煤炭企业、地方政府的博弈中, 处于弱小的、无话语权的一方, 承担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负的外部性成本代价。
三、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的对策
在煤炭企业生产各涉及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中, 对矿工和社会民众占有绝对优势;通过拉拢、贿赂手段与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结成利益共荣体, 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和外部性成本转移。地方保护、监管缺失、职工和民众的绝对弱势地位导致了矿业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因此应从制约地方保护、加强监管力度、提高偿付成本等方面进行应对。
(一) 治理中小煤矿, 打破官煤利益链。
中小型煤矿矿业安全事故的重灾区, 也是地方保护的重点和利益衔接点。要加强治理, 实行官员问责制度, 通过明察暗访, 对明关暗采, 阳奉阴违, 整改不及时的地方煤矿, 严肃追究地方官员责任。加大违规开采成本。严控官员入股形成利益共荣, 制约政府对煤炭企业的参与机制, 严厉打击官煤勾结现象。完善官员考核机制。建立全面的考核指标, 降低经济指标的权重和惟一性, 加强绿色GDP考核指标。促进经济健康良性运行, 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国有不可再生资源建立长期有效保护机制。
(二) 加强对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监管者的道德建设。
监管部门的有效执法是矿业安全事故的屏障。监管部门的消极执法和不作为, 是事故的重要因素。因为信息不对称, 缺少有效监督, 致使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有寻租和涉租的空间和实现可能。中国的行政体系纵向强, 横向虚弱的特点, 使监管部门在上级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 缺少横向和立体的监督。对监管部门应实现信息透明, 建立制度化、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保障监督部门的功能真正有效。对其他媒体监督, 应加强从业记者职业道德建设, 净化记者队伍, 实现对矿业安全事故的报到及时有效。实现对煤炭生产企业改进开采环境, 实施安全措施起到有效的督促作用。
(三) 加强矿工及民众的组织和素质建设, 提高其维权意识和水平。
一是加强对矿工的技能培训, 熟悉操作规范, 深化安全意识, 提高机械化程度, 提高生产效率。定期对从业个人进行操作培训和安全教育。减少“三违”操作开采。帮助矿工建立工会等组织, 形成集体的力量, 帮助矿工维权, 督促矿业安全事故的赔偿及时和赔偿力度, 增加企业事故违规成本, 从成本上制约矿难的发生。二是严格审批制度和对矿区人民的偿付力度。对中小型企业的开采严格控制, 对其安全措施严格检查。对矿区民众的偿付力度加大, 把对环境污染、破坏和对矿区人民生活的影响全部计入生产成本。减少不够资质的中小企业开采可能性。对矿区人民有效组织, 形成维权的集体, 增加在偿付谈判中的话语权。
摘要：矿难在我国屡禁不止, 难以真正减少和降低生产事故的原因是各主体间的利益出发点不同, 煤炭资源处于“公地悲剧”类的生产。在政府层面上, 应该加强监管责任, 分离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共荣关系, 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实现监督主体的多元化, 让利益与责任在安全生产中实现对等。
关键词：矿难,利益,博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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