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及其二元效应论文

摘要：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全面发展，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我们应吸取以往的教训，在指定二元结构转换战略时，立足于中国二元结构的根本解决，将全球化为我所用，推动中国二元结构的转换。利用ＦＤＩ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加快城市化建设，与此同时加大农村教育、生活保障和环境保持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金融全球化及其二元效应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金融全球化及其二元效应论文 篇1：

浅论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系统性危机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摘要】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其基本矛盾促使其对自身的生产关系进行了一些调整，但资本主义的不治“顽疾”——经济危机——却一直伴随。当代资本主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所谓经济金融全球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被卷入这场空前的全球化运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一个新阶段：虚拟经济危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以及如何科学应对当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全球化 虚拟经济危机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4.009

资本主义曾经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令其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个局限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不治之症——“周期性经济危机”。当代经济危机的形态已由“实体经济危机”转变为“虚拟经济危机”，但其本质并未改变。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如何科学应对当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在经典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但是，《资本论》出版后近150年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近70年过去了，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显示出一定的生命力。应当怎样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如何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呢？答案还是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中去寻找。

当代资本主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所谓经济金融全球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被卷入这场空前的全球化运动。全球化一方面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使资本主义遇到新的危机，而且使经济危机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新型的经济危机正在使世界格局发生新的变化。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曾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打破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等级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动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以电力和自动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21世纪初酝酿的以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所谓“工业4.0版”。随着机器人、电子技术及人工智能所实现的跨越式进步，工业生产进入自动化与物联网及服务网络结合的时代，生产过程中的一切环节都可以实现变换，工厂完全变为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中的“智能空间”，是集成生产、仓储、营销、分销及服务于一体的数字信息链。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机制使科技和产业革命呈加速度推进，改变了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信息化和自动化的现代社会。

资本主义快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利润。在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如果个别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个别创新扩散为全社会的科技创新行为，引发产业革命、管理革命、科技革命。由于科技进步导致生活资料变得便宜，降低了劳动者的相对工资水平，使全体资本获得“相对利润”，即工资相对降低带来的利润增加。个别企业主要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强劲的需求，促进了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和劳动生产力的大发展。资本再将科技进步纳入为自己服务的范畴，在利润的驱动下，推动科学技术不断升级换代，并扩散至全球。

但是，这种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机制，同时也是激化劳资矛盾、生产与消费矛盾的机制。资本主义固有基本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不得不使资本主义调整生产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应对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自我调整，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继续存在。

所有制方面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私人资本所有制占主导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资本所有制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国家资本所有制是指国家占有并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所有制形式。国家资本所有制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但是由于其主要存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部门，所以对整个社会經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法人资本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发展的新形式。法人股东凭借手中集中化的控股权干预甚至直接参加公司治理，监督和制约管理阶层的经营行为，使公司资本的所有权与控制权重新趋于统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客观上为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了新发展。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避免社会冲突和动荡，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些改善工人地位的措施。一是对分配关系作了一些调整。高额累进税的实行、最低工资限额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广泛推行，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二是职工参与决策。有的国家的企业的监事会中，劳资双方各占一半，对企业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三是职工持股。通过使职工持有一部分本公司的股份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使其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

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变化。一是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随着公司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资本家一般不再经营管理企业，成为靠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为生的“食利者”。二是高级职业经理人成为大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者。职业经理人一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管理能力，以及整合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他们组织和指挥生产，控制人事调动，处理劳资纠纷，因而具有控制企业的实际权力，并享有丰厚的报酬。三是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动方式发生了新变化。由于工人阶级受教育水平和科技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从事监督者、调节者和操作者的工作，实现了从传统劳动方式向现代劳动方式的转变。

经济调节机制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这又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即对国民经济中某些产业部门中的企业乃至全社会所有企业，在进入和退出市场的资格、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及价格、企业与企业的垄断与竞争关系等方面进行规制。二是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产业政策等总量及结构调节政策，间接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局部比例与宏观比例。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十分重视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不断健全规范金融体系，构建各层次的科技创新机制，等等。

怎样看待和评价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呢？一方面，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客观上是一个进步过程。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仍然具有一定活力的重要原因。这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要求，在调整生产关系、调节经济运行、激发科技创新、实行管理变革等方面的有效做法，值得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的上述变化，无疑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吸取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营养”，可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除了对立和斗争，也存在着“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一面。还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新变化，毕竟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前提下的有限调整，而且这些调整也是被迫的、局部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矛盾还将不断深化并以各种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既然资本主义曾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那么是不是说，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只要搭上资本主义的“快车”，就能摆脱贫穷落后，成为“发达国家”呢？答案是否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具有“普适性”。全球资本主义的“二元结构”就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世界上2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小部分，而且永远都只能是一小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这后一类落后的、不发达的、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外围”或“边缘”。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落后，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继续发达的条件。资本主义周而复始地爆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并没有避免经济危机这个“不治之症”。

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及其特征

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虽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危机进行了干预，但经济危机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复杂难治。据研究金融危机史的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统计，1618～1998年全球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38次，其中1825～1998年发生了25次，平均每7年左右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②早期爆发的经济危机只是局部性的。到了19世纪初，英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周期性开始出现一些新变化。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高度集中，借贷资本进一步发展成金融资本，出现金融寡头；资本主义由商品输出为主发展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进行内部斗争。垄断资本主义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一国内部的输出过剩变成了具有世界性质的生产过剩，终于积累成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资本主義世界仅20世纪90年代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最终酿成了爆发于2008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次贷危机。次贷危机迅速传遍全球，又演化为“欧债危机”。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仍未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

经济危机的最大特征是周期性发生，且每次大致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样几个阶段，周而复始地不断运动。

经济危机的第二个特征是：贫困因为财富过剩。发生经济危机时会呈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边大量商品过剩，资本家大量销毁商品，另一边劳动者因失业失去收入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销毁商品和设备的事情，历史上多次发生。

经济危机的第三个特征是：经济危机总是出现在经济最繁荣的时候。1929年危机前，美国经济一片欣欣向荣，所有的经济数据都令人鼓舞。结果短短几个月后却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危机。1989年东亚金融危机前夜，日本的所有经济数据都很好，无论是GDP增长还是居民收入、企业和金融机构盈利、财政收入等都大幅提高；政府负债也在下降，外汇储备增加，日元不断升值。但这时东亚经济危机突然席卷日本，使日本经济倒退20年，至今还萎靡不振。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无不如此。2007年下半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前，美国经济处于最近20多年来表现最好的时候。

经济危机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伤害。以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为例，2007年6月到2008年11月间，美国人遭受了超过其资产净值1/4的损失。美国经济持续疲软，失业率仍维持在9%以上，导致贫困人口大量增加。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社会财富高度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有的美国人集中。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1%的富人拥有40%的财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向世界扩散，终于在2009年12月引发了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3月进一步发酵，开始向“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蔓延，酿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从美国次贷危机看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起因于美国过度“繁荣”的虚拟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债务支持的虚拟经济来带动经济，缓解危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两极分化，劳动者收入相对越来越低，而买不起住房，造成住房等商品过剩。如果没有其他的措施，一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马上就要爆发。这时，有人想出了对付生产过剩的办法：信贷消费。银行借钱给消费者买房，既拉动了过剩住房等商品的消费，资本家可以继续生产，暂时避免经济危机，同时解决了老百姓无钱买房的问题。但是银行知道，大量的贷款会有很大风险，于是有人又将“贷款”等债务“证券化”，做成“金融衍生品”在证券市场销售，既分散了风险，又使更多的人参与，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繁荣了证券市场。为了使人“放心购买”，保险公司介入给“证券”提供担保，保险公司再把保险单也做成“证券”放到市场销售；花钱请权威信用评级公司将这类证券评为“优级”，于是全球畅销。金融泡泡就这样吹起来了。美国的住房信贷证券化形成的金融衍生品，经过了“四级衍生”：第一级衍生，政府住房抵押协会和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等率先发行基于住宅贷款的证券化产品（MBS）；第二级衍生，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从一级贷款商那里购买MBS，但不想长期持有这些资产，将MBS与其他资产的现金流混在一起，做成资产抵押证券（ABS）；第三级衍生，金融机构通常会对ABS再证券化：将部分低等级的ABS转售给自己所属的特设机构（SPV），由SPV将这些ABS与其他资产（如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等）混在一起形成新的资产池，做成债务担保证券（CDO）；第四级衍生，相对独立的结构性投资机构（SIV）购买CDO作为资产，采用内部增信法，对CDO再次证券化，即对CDO重新分级后，再以这些CDO作为资产保证发行短期资产支持票据（ABCP）和信用违约互换（CDS，又称信贷违约掉期，也叫贷款违约保险）。2007年，美国整个金融市场的规模是67万亿美元，有人测算CDO是1.2万亿美元，次级贷款余额1.6万亿美元，而CDS的总额达到了62万亿美元！当年美国的GDP仅为13万亿美元，全球GDP也才5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通过对债务的“金融创新”，将债务放大了几十倍！

可是，泡沫总是要破灭的。当最初的买房者由于收入低无力偿还抵押贷款时，这个“金融创新”链条的第一环断裂，银行收回住房，但住房卖不出去，价格下滑到底，银行只好破产。那些建立在“贷款”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品”瞬间化为泡影，一场金融风暴就这样来临了。

经济危机的根源在哪里？在不同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不同特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一般表现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银根吃紧、利率上升、银行挤兑并大批倒闭。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采取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措施及其他原因，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同时发生的反常现象，称为滞涨，即停滞膨胀。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金融全球化，表现为“虚拟经济危机”。但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变化，其根源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个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利润。利润要靠雇佣劳动来创造。在个别资本家看来，生产规模越大，付给劳动者的报酬越低，创造的利润越多。这些生产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产品要有相对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才能卖出去，卖不出去利润就不能实现。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在生产方面则是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最终反映为生产过剩或者资本过剩；表现在消费方面则是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反复发作的病根正是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

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会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成为了资本主义不可抗拒、不可逃脱、不可避免的必然规律。随着经济危机一次次加深，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会在无法医治的顽疾的折磨下走向灭亡。

經济危机花样翻新，却病根依旧

周期性经济危机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一直没有改变，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发生了变化。新自由主义回潮以来，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资本流动的速度和广度，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全球化”了。站在全球的角度来观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新问题，但其本质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性仍母庸置疑。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两个新特点：一是传统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危机，转变为“消费过度”的危机；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表现为“消费过度”的危机，而不发达国家则仍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这两个新特点说明，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发达国家似乎呈现相反的情况——消费过度，而这不过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将“生产过剩”转移到不发达国家而已。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不发达国家往往“分工”生产（制造）环节，比如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发达国家“分工”设计、物流、信息和金融等服务行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发行“国际货币”、向不发达国家出售“债务”等方式购买不发达国家制造的商品用来消费，并以对外投资的方式，将自己国家的过剩资本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当发达国家内部的劳动者收入下降导致“需求不足”，则使用“借债消费”和发展虚拟经济等方式暂缓经济危机的发生。

资本主义通过转移过剩生产能力到不发达国家和发展虚拟经济虽然暂时消化了部分过剩资本，但并不能根治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仍然周期性地爆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比如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至今已有9年，还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这是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长到大大出乎经济学家们的意外。早在2009年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上经济学家们就在讨论“后危机时代”的对策了，似乎经济危机马上就要结束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到今天我们也还不敢说进入了“后危机时代”。那么，从理论上如何解释这种新型的经济危机呢？

其实，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改变的只是形式。也就是说，形式上的“消费过剩”危机，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動者收入过低导致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危机。我们把“新特点”出现之前的经济危机叫作“实体经济危机”，把“新特点”出现后的危机叫作“虚拟经济危机”。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主要发展“虚拟经济”，落后国家主要发展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也不能逃脱经济危机，而且后果比实体经济危机更为严重。

虚拟经济的泛滥，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为对付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实体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其主要形式是“信用消费”，再将信用消费经过金融工具包装发展出各种“金融创新”，推动虚拟经济发展，暂时缓解危机、转移危机，最终却导致了虚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通过“信用消费”，那些过剩的商品就会继续出售，维持比较高的利润率，资本家继续生产，而且“信用消费”带动了银行、资产抵押公司、保险业等的发展，在杠杆效应的作用下，使资本总量迅速膨胀，形成泡沫经济。当购房者最终不能履行“按揭”合同时，银行收不回贷款，并在整个经济系统引起连锁反应，于是引发金融危机。由于金融危机是原先实体经济危机的“推迟”，因而也积累了更大的“能量”，危机爆发的烈度和持久度自然就大于实体经济危机。

引爆金融危机的国家——美国的数据表明，虚拟经济危机的基础和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消费不足引起的。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美国的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达到了历史新高。《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他发现，两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前夕，即1928年和2007年，美国前10%人群的国民收入比重都达到了峰值。③另据美国《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报道，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跟踪研究了1984年以来美国各群体财产收入变化情况。研究显示，美国最富裕群体的前5%在过去30年里财产翻了一倍，前10%人口的财产增加了一半以上，而前25%人口的财产也都高于30年前，与此同时，美国人整体的平均财产却低于30年前。最贫穷的25%的人口的财产比30年前减少了一半还多。这说明，实行新自由主义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如下图所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不治的“顽疾”

20世纪30年代起，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对付周期性经济危机，采取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措施。正确运用宏观调控确实能够缓解资本主义病症，但并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如果只是简单照搬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则“反危机”不会有实质性效果。财政政策主要是财政赤字政策，用大量增加财政支出的手段如财政投资、政府购买、增加军费等，弥补市场投资的不足和消费的不足，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的具体手段主要是通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在经济危机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推高物价和通货膨胀。这些措施如果运用得当，在短期有一定效果，对刺激经济增长甚至延缓危机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长期看，非但不起作用，还会扭曲经济运行机制，使资本主义矛盾复杂化，导致更加难治的顽症。

历史已经证明，国家干预非但没有根治经济危机，反而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膨胀”，诱发了新型的经济危机。最值得注意的是1980～1982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在同一次危机中，有些国家出现“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型，即三年内发生两次下降，如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日本；有的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则发生数度下降，呈现锯齿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扭曲，从根本上说，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的结果，或者说是采取反周期措施的结果，这种干预使危机的发展受到阻挠，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搏斗，危机终于按照自己的规律继续展开。

伴随反危机的失败，凯恩斯主义退潮，自由主义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称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纷纷放松管制，但美国却通过“美元霸权”控制世界经济，开始了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通过向不发达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诱使其按“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它主导的国际分工产业链，并推动私有化运动，控制他国经济、攫取他国利润、转移生产过剩危机。

新自由主义泛滥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未来学家和社会学家大肆宣扬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等理论，试图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形”，它将成为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的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竭力掩盖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把它看成是永久繁荣的社会制度，当然也不会再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了。

自由主义经济的泛滥引爆了20世纪90年代的五次国际局部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当时都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发生，给他国造成灾难性后果，而美国等国家却从中获益。不过这几次危机最后积累成了2007年始于美国、迅速扩散全球的堪比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金融海啸”，金融海啸又演变为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比20世纪30年代的那次持续时间更长、影响可能更加深远。这是一次标志性的“虚拟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结论

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其不同的特征，但是经济危机这个“魔咒”一直伴随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从西方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大危机缄口不言、束手无策的窘态看，从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再次走俏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但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仍然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指南，是透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利器，也是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宝。事实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毋庸置疑。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顽疾之所以不治，从理论上分析，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要这个制度还在，危机就会在。尽管对宏观经济的正确干预和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些局部调整能够减缓危机的发生，改变危机的表象症候，但无法根治这个顽疾。实践上分析，资本家解决危机的办法本身与危机构成一个死循环，危机爆发当然就不可避免了。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采取了国家干预措施，实行宏观调控，但经济危机仍然周期性地发生；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演变为虚拟经济危机。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经济危机是无法避免的。④同时，社会主义中国有60多年的成功实践，事实说明，我国的改革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要防止滑入资本主义的“泥潭”。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美]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朱隽、叶翔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第277页。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

责 编/郑韶武

杨继国，厦门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导，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资本论》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马克思经济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主要著作有《价值运行论纲》等。

作者：杨继国

金融全球化及其二元效应论文 篇2：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

摘要：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全面发展，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我们应吸取以往的教训，在指定二元结构转换战略时，立足于中国二元结构的根本解决，将全球化为我所用，推动中国二元结构的转换。利用ＦＤＩ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加快城市化建设，与此同时加大农村教育、生活保障和环境保持等方面的财政支出。

关键词：二元结构；全球化；国外直接投资（ＦＤＩ）；恩格尔系数

一、全球化的特征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自从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欧确立以来，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和原动力就为全球化经济来临埋下伏笔”。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的脚步，时至今日，整个世界都弥漫着全球化的气息。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所描述的那样：“通信成本、运输成本的下降，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人为障碍的减少，已导致世界各经济体的更紧密的一体化。全球化不仅是指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性，而且是指资本和知识的流动性以及较低程度上的人员的流动性。全球化不仅包含着市场的一体化，而且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

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生产全球化，即国内生产在空间上全方位突破国界，生产活动由本国市场自发机制力量主导而转变为企业（主要指跨国公司）主导，国际分工的形式由垂直分工逐步转向水平分工。二是金融全球化，即各国国内金融资本跨国境发展而趋于全球一体化，其典型特征就是资本的国际化。由于各国资本市场不断开放，对资本的国际流动的管制日益放宽，资本国际化程度大大加强，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甚至大大超过了商品市场的一体化。三是信息全球化。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连接世界的技术基础已由硬性的交通实体工具转变为软性的传输信息的通信手段。一则信息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遍全球，信息的传递已经不再被地域和时间所阻隔，信息真正实现了全球共享。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很难达成一致。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促使我国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利用比较优势获取利益，最终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引入和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学习效应”；积极引入外资弥补国内资本不足，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实现“后发效应”；加强文化交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消极方面则主要表现为：部分侵蚀国家的经济主权；增大经济和社会风险；激化国内社会经济矛盾，加剧两极分化；蚕食部分国内优秀文化；造成资源的滥用和生态的破坏。

无论怎样，有一点我们应当十分清楚，那就是：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或许在短期看来，全球化引起的矛盾和负面效应很难有效地解决；但从长远而言，我们必须顺应这股前进的潮流。顺应不等于听之任之。我们需要的是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兴利除弊，让全球化、让对外开放真正地起到作用。

二、中国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指的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是城乡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中国的二元结构并不等同于经济学定义中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它更为宽泛，指的是多层次的社会二元结构体系，主要包括收入二元性、生活二元性、财政二元性、环境资源二元性、文化信息二元性等。除此之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刚性下经济的畸形发展，又形成了一种双二元经济结构，即城市和农村各自均出现了双二元结构。“城市原有的一体化产业变成一主一次两个并存的部门：一个是国企职工为主组成的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部门；另一个是由大量无法在正式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组成的次要部门……农村也出现了双二元结构，一元是乡镇企业，另一元是传统农业。”[3]中国的二元结构极为复杂。鉴于二元经济结构对整个社会二元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主要选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一）实证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及成因分析

在发展经济学的量化指标中，二元经济状况的测度主要有三个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差异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越强；反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差异越小，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越弱。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经济二元性呈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二元性越小；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二元性越大。二元反差系数即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系数与经济二元性呈正方向变动：二元反差系数越大，二元性越大；二元反差系数越小，二元性越小。

笔者对1952—2002年我国二元经济测度的各项指标进行了计算和统计，制作出了二元对比系数图（图1）和二元反差系数图（图2）。

通过对这两个曲线进行分析，可以观察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大致演变过程：

1．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7年）

这一时期二元对比系数在13％～20％之间变化，二元反差系数则在40％～46％之间变化（见图1、图2），表明二元对比系数在逐步降低，二元反差系数逐步增加，一致反映出这段时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增强。这一时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是制度型二元经济结构，是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一系列的制度原因而引起的。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政策即“重工业发展战略”和分隔城乡的户籍管理制度。“1978年以前的近30年中，中国城乡的产业分工泾渭分明，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并且通过‘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补偿工业，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人为地促进了二元经济结构。”1958年实行户口登记条例、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及人民公社制度等，从社会结构上将社会区分为两大区域。在经济方针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二元结构被人为固定化了。

在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的转换思路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刘易斯－拉尼斯－费（Ｌｅｗｉｓ－Ｒａｉｎｓ－Ｆｅｉ）模型，其主要机理是通过工业现代化带动农业现代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实现二元向一元转化。第二种是托达罗（Ｔｏｄａｌｏ）模型，其主要机理是走一条空间分散型的资源配置道路，即通过发展农业经济，相对独立地解决农业落后。刘易斯模型假设城市不存在失业，希望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换。托达罗模型则根据城市出现大量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畅的情况，提出通过减轻城市负担、独立发展农村经济以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换。刘易斯模型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对城市是否存在失业的错误估计和劳动力转移的简单化，这便大大降低了该理论的现实意义。托达罗模型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否定。那么，以托达罗模型为主要思路对中国的二元结构转换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实践与托达罗模型极为吻合：用户籍制度和行政手段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控制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发展；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农村建立科技推广站、农机站等，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动员2000万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去农村就业，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改革前兴办‘五小’工业，改革后一段时间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实现乡村工业化。”然而，我们从图1和图2中已经看到，这段时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相反得到了强化。事实证明，托达罗模型政策的实施不仅没有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反而更加强化了二元结构。

2．经济改革时期（1978—1992年）

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二元对比系数在波动中有所增长，二元反差系数形成下降的趋势（见图1，图2），这表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正逐步缩小，同时也潜藏了一些导致以后二元性增强的深层次问题。

在这一阶段里，政府引入市场因素，提高工业灵活性，加强城市流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家庭联产承包制得到广泛实施，从而提高了农民经营自主权，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上种种改革政策都有助于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然而短期有助于二元弱化的政策在长期内不见得是真正正确的政策。在乡镇企业大力发展的初期，的确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二元经济结构，然而这种工业化是“以低技术、小规模、劳动密集的农村工业填补市场消费品的短缺的粗放型的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的发展“仍受制于国家‘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乡镇企业建制分散化，规模小型化，为以后乡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3．经济转型时期（1992年至今）

从图1和图2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转型时期中国的二元经济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刚性仍旧。在这一时期，政府并未提出针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明确的方针政策，政府正在转换的迷雾中求索。这段时间我国二元结构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1）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2）农村劳动力转换困难。具体表现将在后面进行详细分析。

（二）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表现

1．现代化二元性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转化二元结构的根本。目前，我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沿海的上海、深圳等地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然而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却一直发展缓慢。一边是飞速发展，一边却停滞不前，从而加剧了我国城乡现代化发展程度上的二元性。

在量化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时，笔者主要采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提出的全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参考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反映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长期动态化过程，将农业现代化的阶段性标准分为起步标准、初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标准和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标准。起步标准是发达地区已经大体达到的高限标准，后两项标准值大致按照起步标准翻一番和翻两番分别确定。这里选取其中的8个主要指标进行分析和说明。

根据表1数据，我们很容易发现8个指标无一达到起步阶段标准，只有抗灾能力和每公顷耕地农业增加值接近起步阶段标准；需要递减的农业就业占总结业比例离起步阶段标准有一定距离，离初步实现标准则相去甚远。这足以说明中国目前的农业现代化仍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

2．收入二元性

城乡居民收入的二元性已经成为对中国社会公正与稳定的最大威胁，然而，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王小鲁《我国当前农村居民收入问题》一文中的数据显示，1980年，东部农村人均收入占城镇的54．4％，而到2000年，农村人均收入下降到城镇的43．2％，说明近二十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城乡间人均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西部的情况更为恶劣，到2000年农村人均收入仅占城镇的30．4％，而且随着西部人均收入的相对减少，东西部人均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3．生活二元性

由于现代化程度的不平衡和收入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也呈现典型的二元性，并不断强化。消费结构是最能体现城乡生活差距的指标之一。我们利用恩格尔系数进行分析，1978—1989年期间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别缩小，但从1990年以后，城乡差别又继续不断扩大。城乡生活水平如此大的差距，足以证明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广大农村人口并未得到应有的改革获益，相反，相对生活水平却显得更为低下。这是一个极其严重、值得高度警惕的现象。

4．财政二元性

1952年以来，政府农业投入只有在1963—1965年三年调整及1978年改革初期有所加大，此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出虽有所起伏，但总体上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财政支出的城乡不平衡性所造成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农村保障、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财政二元性表现在国家不但包揽了城市所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和供给），甚至还将城市居民的个人福利囊括其内，但对农村公共品生产（最突出的莫过于乡村中小学校的改造和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却较少投资，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城乡二元财政结构”。正是由于城乡居民之间福利保障收益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近年来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才日趋尖锐。在教育方面，城市不仅实现了“普九”，而且大学入学率也不断提高。相比之下，农村教育条件恶劣，辍学率高，“读大专和本科的机会也不到城里人的1／3。这种国民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别扩大趋势，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对二元结构转换形成很大制约。”

三、全球化对中国二元结构的影响及其对策

中国近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许多人片面地认为各种硬性经济指标的攀升足以证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增长的重要性超过了一切；各种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却被大部分人所忽视。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部分地打破了对ＧＤＰ的盲目迷信，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发展是一个全面的概念，开始探求和制定和谐、平衡、科学的发展路线，认识到经济增长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人们现在所必须面对的是，全球化推动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地区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也就是说，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也确确实实地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

评价一种现象或机制的好坏，如果单单检测实践的结果，那么很容易将问题简单化。在很多时候，一个机制作用的好坏，往往更取决于它的操作过程。那么，对全球化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结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原因到底是全球化本身自带的弊端，还是我们利用全球化的具体操作出了问题呢？笔者就以经济全球化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国外直接投资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全球化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影响，探求真正的原因。

国外直接投资，又称海外直接投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简称ＦＤＩ），指国外投资者参与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拥有实际的管理权、控制权的投资方式。其投资主体为跨国公司，所投资的企业在中国常为外方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自1991年我国大力吸收外资以来，ＦＤＩ就成为继80年代乡镇企业之后另一个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力。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00》显示，我国ＦＤＩ流入占ＧＤＰ比重在1994年达到最高点，为6．2％；1995年以来ＦＤＩ流入占ＧＤＰ比例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4％以上。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方和东道国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有一点是达成了共识的，那就是：无论经济参与各方究竟形成的是负和博弈、正和博弈还是零和博弈，ＦＤＩ对东道国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对投资方的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主要有：“扩大投资、促进出口、创造就业、开拓国际市场、转移现代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发人力资本、发展关联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同时，ＦＤＩ的流入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ＦＤＩ总额地区分布不均衡

1983—1999年中国吸收ＦＤＩ总额的地区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占88％，中部地区占9．02％，而西部地区仅占3．25％。而且“自2000年以来，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继续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而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则出现下降的趋势。”

2．ＦＤＩ对经济主权的侵犯

投资活动是一项理性的活动，跨国公司实施国际投资决策的依据也必然是获取最大的利益。在各国都积极争夺外资的情况下，中国想要争取到更多的外资，就必须做出一定的主权让渡，主要表现在超出合理标准的对国外投资者的补贴、牺牲国内投资者和劳动者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以及迎合国外投资者的经济结构调整。

从以上存在的两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ＦＤＩ对二元结构的强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要弱化二元结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减少ＦＤＩ的流入。然而，在全球化成为发展趋势的今日，这样的行为不仅目光短浅而且还是逆潮流而动的应急之举。那么，怎样消除发展的不平衡所带来的压力呢？ＦＤＩ果真对二元结构只有强化的作用吗？如果有积极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呢？

这些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解决二元结构指导途径的选择。前面在对计划经济二元结构演变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提到托达罗模型的实践是不适应我国国情的，其结果只能是强化二元结构，甚至使问题更加复杂化。那么，转换二元结构的途径就必须是积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化。如果我们遵循这条途径来解决二元结构问题，就会发现，ＦＤＩ所产生的影响相反是正效应。

首先，ＦＤＩ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了促进作用。在资本相对缺乏而劳动力非常富裕的中国，ＦＤＩ对我国最大的贡献是创造就业机会。“外资的就业创造效应是远远大于就业冲击效应的”，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不仅仅是所投资企业雇佣的全部人数，还包括产业积聚效应所衍生出来的上下游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00》的统计数据表明，国外投资企业在东部地区城市就业中占37．23％，说明ＦＤＩ在我国东部地区创造出巨大的就业空间。

ＦＤＩ的大量流入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造成了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进一步拉大。当收入水平的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刺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入。”城市顺利且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是实现一元的关键，ＦＤＩ所创造就业的作用，可以极大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虽然ＦＤＩ在中国的投资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表面上看扩大了中国城乡的不平等；然而，如果我们能转变思路，利用ＦＤＩ大力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将更有效地弱化二元结构。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移入城市又能充分满足ＦＤＩ建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从而给ＦＤＩ提供持续流入的保证和动力。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形成的是一种良性的双向循环，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也将逐渐促进二元结构转换。

其次，虽然ＦＤＩ在东部城市的流入将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然而也不可忽视投资西部的作用。西部尽管在吸收外资流入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政府若选用适当的政策扶持，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西部的ＦＤＩ流入量。“中国的农业土地使用制以及与之相伴的传统家庭式小规模农业生产方式，极大地限制了要求大规模生产和先进技术的农业ＦＤＩ流入。政府对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定价、购买、储备、运输、国内销售和国外出口的控制，对海外ＦＤＩ投资于中国农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此外，农村乡镇企业的小规模化也很难对ＦＤＩ产生吸引力。因此，政府需要极力推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革，形成规模化，另外，还需要放宽对农业投资的限制。政府也可以先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建设，后吸引ＦＤＩ的流入，最后带动民间投资，使ＦＤＩ对西部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发挥最大的经济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单纯从数据上分析ＦＤＩ强化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很不全面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全球化带来ＦＤＩ大量流入强化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而是我们对ＦＤＩ为我所用的思路和利用方式并没有切实结合中国的国情，从而并未让ＦＤＩ对中国的二元结构转换发挥足够的作用。

回顾政府对中国二元结构采取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二元经济变化反反复复，二元结构矛盾有时缩小、有时扩大，总是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原因何在？从结构调整的方式看，主要是因为在解决失衡问题时，往往是哪里的短期矛盾严重了，就往哪里使劲，结构调整忙于短期的应急式‘综合平衡’，而不是立足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长期战略调整。”

面对全球化的契机，我们应当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制定二元结构转换战略时，眼光长远、目标明确，立足于中国二元结构的根本解决，在切实把握了全球化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将全球化为我所用，推动中国二元结构的转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用ＦＤＩ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加快城市化建设，与此同时加大农村教育、生活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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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莉艳]

作者：王之姣

金融全球化及其二元效应论文 篇3：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时空拓展及其引申含义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全球化；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方式

[摘要]就整体而言，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集中讨论了特定经济体在特定时期，由于“资本和贫困”两重积累而引致了生产过剩和产出波动。然而，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态势——劳动者报酬增加、经济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和发展——导致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时空条件需要拓展。从马克思危机理论时空拓展的角度出发，中国必须正视市场经济背景下“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以拓展国内需求为主线进行政策设计，以形成平衡市场供求和回应“经济危机”的常规性机制。

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已演化为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因主要经济体采取刺激性政策而正处在艰难复苏阶段。联系到经济史已经多次发生经济危机的事实，则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危机的终结”，探究危机发生的根源、机制、形态和传导路径仍有重大意义。在经济学说史上，针对经济危机已形成了多种解释，但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最伟大的“病理学家”，其从经济机制角度看待危机的思路依然有独特魅力。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重新受重视且涌现了若干籍此来阐释危机的文献。这种情况不仅表明马克思危机理论在方法论和思想内核上具有科学性，而且暗示应考虑时空背景变化以使其科学内核更能契合现实。在坚持科学内核的基础上进行时空拓展，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当代化和解释力，也才能更好地引申出对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启示意义。本文试图在解析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科学内核的基础上，从时空两个维度对此理论的前置条件进行拓展，最后引申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含义。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内核及时代印痕

经济危机产生于以分工和交换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面临着市场供求能否顺利对接的内在挑战。由此出发，马克思重点以商品交换的内在冲突为切入点，从供求对接矛盾或市场出清失灵角度来理解危机，并将市场出清失灵归因于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供求对接矛盾暗含着危机的可能性，经济运行制度则提供了危机的现实性。就可能性而言，马克思指出“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就现实性而言，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概括为：资本家进行积累的不可抗拒性；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渴望；资本家集中化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社会两次分化的趋向等，这些规律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按资分配制度，其后果却是生产扩展而消费压制，商品供给充裕而价值实现困难，危机从潜在方式转变为现实状态。从分析框架来看，“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马克思曾经从不同的视角论及资本主义危机，如从利润率下降趋向，从生产过剩趋向，从消费不足趋向，从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的比例失调趋向，以及从相对于劳动的资本过度积累趋向等不同的视角，而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些不同视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做一个必要的梳理和整合”，但马克思对危机本质的探究均立足于市场供求失衡，并从产权和分配制度中找寻失衡现实化的内在机理。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种经济活动中，消费通常具有终极意义且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由此，需求相对不足或生产相对过剩可视为是危机爆发的基本动因，企业在竞争背景下的自发决策更是激化了供求矛盾，而利润率下降趋势迫使企业提高资本集中度和有机构成，其结果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求之间的“断裂”。

马克思是在高度抽象情形下揭示危机的生成根源，并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来阐述危机的发生机制。此机制的逻辑是：危机的产生基础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供求对接矛盾；供求对接矛盾的基本形态是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集中表现是居民购买能力受到制约；购买力受阻的主要成因是劳资分配的两极分化；劳资分配悬殊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在上述逻辑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从供求对接冲突的角度来阐释危机，他指出商品交换经历了从偶然的物物交换、到总和的扩大的交换、到一般等价物、再到货币形成阶段，此历程导致商品交易完成“惊险的跳跃”的难度不断增大。而货币在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基本职能之外又衍生出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等职能，货币职能的衍生化和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又会从货币供给规模和币值稳定等方面影响商品交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供求对接存在着四种限制，“(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这就是说，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这就是说：(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换句话说，现实的财富要成为生产的对象，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而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只有突破这些限制才能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否则，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危机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事件。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核无疑是科学的、深刻的，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蕴涵了危机的萌芽，立足于供求对接来解析危机具有理论高度。由于社会分工扩展、供求动态平衡是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因此，马克思从供求对接(尤其是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角度来理解危机，对准确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效果具有启发意义。进一步的，马克思侧重于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来讨论危机的发生条件，特别是从生产资料私有制来考察部门间比例失调以及利润率趋于下降，从分配制度的劳资对抗来考察资本～贫困的两重积累，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与资产阶级危机理论的基本分野之所在”。从供求对接角度来理解危机的形成基础，从制度特征来理解危机的发生条件，这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具有其科学内核的关键所在。据此，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它表明供求对接是市场经济国家需关注的普遍问题，也是消减市场经济弊端而彰显其正面功能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引致加速扩展的商品供给与受到压制的商品需求之间经常出现“断裂”。可见，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虽然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但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并区分危机理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则此理论揭示了市场

中价值生产私人性一价值实现社会性的冲突，其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在深入市场冲突和联系制度分析方面具有科学性，但由于时空背景的变化，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也面临着将理论抽象与现实形态相对接的使命，与其说马克思给出的是危机形态现成答案的话，倒不如说给出的是危机分析的切入点和逻辑思路。经济理论是构建在对特定经济实践观察的基础上，而经济实践又形成于特定时空背景并带有时代印痕，“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生时期，经济危机主要是发生在实体经济的产业经济(主要是棉纺织业)领域，并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主要是结合大量的19世纪英国机器化、工业化背景下产业经济危机现象，运用矛盾分析法，并侧重于制度视角，从交换、生产、消费到社会经济制度，对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实体经济危机成因进行全面系统的剖析”。在此条件下，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有三个隐含假设：1、收入决定需求而劳动收入持续恶化，在收入对需求变动影响变小、或劳动收入境况改善情形下，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致的市场供求对接失衡可能会被缓和；2、市场供求对接主要在封闭条件下进行，而交换突破国境、并在全球范围实现平衡时，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暂时会被消减；3、市场供求对接基本在即期完成，而即期商品如果能够利用远期收入而消化，则有效需求不足引致的供求矛盾也可弱化。马克思注意到信用为当期交易完成提供了手段，指出在虚拟经济背景下，“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然而，马克思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发展对供求对接存在影响，但就整体而言，其危机理论主要揭示的是在劳动冲突、经济全球化、金融发展初期的市场对接矛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只有在拓展时空背景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当前危机形态和发生机制的更有力解释。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时空拓展及衍生效应

马克思指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供求对接失灵会导致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廓清了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已呈现出若干新现象和新趋势，这些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时代背景并不完全吻合，结合时空转变来拓展马克思危机理论就显得很有必要。

首先，马克思立足于“资本和贫困”的两重积累来讨论经济危机，但从绝对数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全球劳动者报酬基本呈现持续提高态势。图1给出了1964年1月至2010年1月美国企业的小时工资，在考察期内美国平均工资从2.50美元/小时增至18.89美元/小时，即使剔除物价上涨因素，美国劳动者工资也呈现出逐步增长态势，月均增长率为0.36％。分阶段看，1964年1月～1969年12月、1970年1月～1979年2月、1980年1月

1989年12月、1990年1月～1999年12月、2000年1月～2010年1月，美国劳动者工资增长率分别为0.39％、0.58％、0.35％、0.26％和0.27％。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劳动者工资也有类似的变动轨迹，例如，1970～2005年，非农部门雇员平均工资：日本从7.57万日元/月增至30.6万日元/月，英国从0.6英镑/小时增至13.2英镑/小时。由此可见，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均伴随着劳动者工资的持续增长，考虑到股份社会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则劳动者所获取的财产性收入也在增长。就整体而言，劳动者报酬绝对数的增长可视为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征事实，其原因包括：劳动力价值的三类组成——维持自身的生活资料、用于子女的生活资料，以及用于教育和培训的支付——均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外延拓展和内涵提升；主要经济体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相对缩减，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者的组织能力和谈判能力也趋于增强，这两者导致劳动者与资方的谈判能力有所增强。此外，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为了尽量规避市场波动，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强调福利制度改革，试图通过增加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供给以稳定市场预期、增加有效需求。劳动者报酬总体增长和福利条件相对改善，表明主要国家的“绝对贫困”状态并未普遍化，“资本和贫困”两重积累的矛盾有所缓和，由劳资分配失衡所引致的生产过剩程度也趋于降低。

其次，马克思关注到全球化会对危机形成产生影响，但其更侧重在封闭条件下讨论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在马克思经济理论形成之后，全球化或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商品与要素的跨境流动也已成为经济社会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贸易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通常共同向前发展，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贸易和金融一体化得到发展；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一体化的程度下降；战后时期，一体化进程开始发展。……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贸易政策和资本管制自由化所推动，而在19世纪末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由于人们往往在理解跨国交易壁垒的性质和程度时存在分歧，因此，精准地度量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可能比较困难，然而可以通过比较全球贸易和GDP的变动趋势来间接反映全球化程度。图2给出了1964～2008年全球出口额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除个别年份之外，出口额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为正值。在整个考察期内，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11.0％，GDP年均增长率为3.5％，将考察期分成1964～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1991～2000年、2000～2008年五个阶段，则这五个阶段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6％、21.0％、5.7％、5.7％、12.4％，而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6％、4.1％、3.2％、2.1％和2.8％，无论是整体而言还是分阶段来看，全球出口额增长率均显著高于GDP增长率，全球贸易增长幅度远超过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这表明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紧密化，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增强。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也显示：1990～2004年，全球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从32.4％升至44.9％，而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则从7.8％升至10.5％，这也支持了全球贸易增长超过GDP增长的观点。显然，如果剔除某些阶段的暂时回落，19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程度确实在提高，各国可以利用跨国交易来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供求对接，而基于封闭经济的危机理论也需要引入全球视角才更具说服力。

最后，马克思注意到货币、信用以及虚拟经济在危机形成中的催化作用，然而其危机理论的核

心仍是即期的分配失衡会引致市场对接困难。从时间维度看，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机制将未来收入流进行“贴现”，借以连通远期收入与即期供给，则生产相对过剩难题可能会得到局部的舒缓，而金融发展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跨时间的交易需求。“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人们通常将分工演进看成是经济增长和报酬递增的内在机制，分工演进会诱发整个社会对跨时间交易的需求增加，而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也为新型金融工具和产品出现提供了条件。基于此，从19世纪中叶开始，全球范围内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金融创新持续进行，金融机构加速形成，金融影响力日趋增强。从金属货币到流动性较强的纸币，从纸币再到流动性更强的电子货币，从传统的金融资产到流动性更活跃的证券化资产，从基础资产到结构性更强、杠杆化程度更高且具有跨期交易功能的金融衍生品，从一国范围内的金融资产交易到跨国境的汇率换算和金融业务往来，金融作为跨时间交易基本方式的作用已显露无遗。举例来看，1990～2007年股票交易额占GDP的比重美国从30.5％增至308.5％，日本从54.0％增至148.4％，德国从23.3％增至102.0％，英国从28.2％增至378.5％，法国从9.8％增至133.4％。同期，上市公司总市值相当于GDP的比重美国从53.2％增至144.4％，日本从98.2％增至101.8％，英国从85.9％增至141.5％，法国从25.9％增至108.2％，德国从23.5％增至63.9％。除了基础性金融工具和产品之外，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速度更是令人瞩目，金融衍生品包括利率衍生合约、货币衍生合约和股票衍生合约三种基本形式。2003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全球有组织市场中金融衍生品余额相当于GDP的比重分别为101％、112％、128％和145％。可见，全球市场的交易金融化、金融虚拟化趋势极其显著，而在此趋势下，全球范围内通过“时间重组”来平衡市场供求的特征也就不容忽视。

毋庸置疑，马克思危机理论形成的时空背景已经出现了若干变化，虽然在不同时期危机均导源于供求对接矛盾，但背景转变则导致当前的危机呈现某些新特征。具体而言：1　程度的缓和性。劳动报酬递增缓和了特定国家内部的供求矛盾，全球化导致生产过剩可通过跨国交易来缓解，金融创新和发展则提供了将未来收入贴现的机制，在此背景下，生产相对过剩引致的经济波动就有了某些“减震”装置，危机的发生频率及严重程度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如果将全球经济分为1881～1913年的战前时期、1919～1938年的战争时期、1950～1972年的布雷顿森林时期和1973～2000年的后布雷顿森林时期，则四个阶段经济衰退时期的产出变动幅度分别为－4.3％、－8.1％、－2.1％和－2.5％，世界范围内危机的发生强度确实有所缓和。2、作用的交互性。空间的全球化和时间的金融化在缓和供求对接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发展的相互推动格局。从逻辑上看，国际贸易伴随着国际金融资产的流动，而贸易规模的增加和范围的拓展又往往会增加对金融的需求；从经验上看，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的贸易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进程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970～2003年海外证券投资占国内市场资本化的比例美国从1.5％升至7.4％，日本从1.3％升至16.7％，德国从4.9％升至31.1％，英国从9.5％升至48.1％。由于金融资源具有高流动性和强关联性特征，因此，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导致当前危机具有金融主导性质。3、范围的全球性，全球化和资本化及其交互作用，导致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定国家(尤其是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波动很容易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传染给其他国家，从而造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经济波动。研究表明，19世纪中期以来各国的产出变动确实表现出显著的同步性。1907～1908年的全球性经济滑坡、1920～1921年的世界性衰退、1929～1933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后期大范围的经济衰退，均表明各国的经济关联度在提升，而特定国家试图在经济衰退中“独善其身”可能非常困难。4、基础的脆弱性。劳动报酬递增、经济全球化、金融创新和发展等“缓和”了供求矛盾，但并未在根本上“消除”市场供求对接困难。这些因素在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时或者不彻底、或者有衍生效应。劳动者报酬增加有助于刺激市场需求，但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比较稳定，甚至在某些时期有相对下降态势，劳动者在缓解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依然面临着“相对贫困”难题。而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单调递增的过程，当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和全球化逆转突然来袭时，依靠外部来平抑市场供求就面临着严峻挑战，而各国贸易和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很可能会孕育全球范围内的严重危机。金融发展和创新具有“双刃剑”效应，它可以降低要素流转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导致未来收益贴现支付，但同时也会在“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不一致”的背景下出现市场风险，从而导致金融体系中的信用风险不断累积和增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已清晰展示金融创新过度的负面后果和风险能级。

三、中国有效规避和消减“经济危机”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指出危机源于市场供求的对接难题，随着时空背景转变，此理论的前置条件在发生某些改变，而危机形态也呈现出若干新特征。理论研究的功能是解释、预测和指导现实，基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再认识，可以引申出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若干政策含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程度提升为驱动力，实现了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总量的显著提升，人们有理由去探究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内在机理，但基于市场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去探求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及规避方式可能更有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存在着两种思想倾向：一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经济危机事实，即通常将危机视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定现象；二是从教条主义角度看待经济危机理论，即往往在封闭、静态背景下理解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这两种倾向可能会“屏蔽”人们对危机的正确认知，并导致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和未来道路选择的“误判”。就危机存在性而言，市场经济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分工与交易为前提，企业和居民通常在交易环节存在着不匹配，不匹配的积累和扩张就表现为供求对接困难。可见，与其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孪生物”，不如说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中国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自然就应正视市场经济蕴涵供求对接困难——或者说存在“经济危机”的事实，有文献甚至将景气循环视为市场正常运行的“常态特征”。此外，

从全球化和金融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急速提高，2008年底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为60％，实际使用外资额也达952.53亿美元，全球化特征必然会导致危机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中国。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多种商品的“产能过剩”已经表明中国“经济危机”的存在性，从封闭、静态观点来理解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则显得不合时宜。

如果说中国市场经济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那么立足于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形成规避和消减“危机”的有效途径就具有实践意义。基于生产相对过剩导致供求对接困难的思路，回应中国“经济危机”必须以拓展国内需求(尤其是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为主线来进行政策设计，以此形成市场供求平衡的常规机制。这一主线确立的理由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产品供给是企业基于市场信号而做出的自发行为，通过政策来改变商品供给即使初衷良好，结果却很可能会“损害”市场效率与活力。在供给既定条件下，规避或消减经济波动必须立足于需求提升，需求提升在内容上包括投资和消费两个层面，在空间上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从战略目标、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的需求提升又必须落脚于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质提高。之所以在投资和消费两者之间更强调消费，原因是生产资料本质上是生活资料的“派生物”，任何投资只有最终转化为商品并被居民消费才有意义，在“消费忽视”背景下单靠投资驱动长期来看会加剧激化供求矛盾。之所以在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更强调国内，原因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提升本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增加本国居民的社会福祉，在“国内忽视”背景下强调贸易驱动会面临外部经济环境变动的不确定性，也无助于实现本国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终极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但这种高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投资一出口主导特征，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5.7％、45.1％和9.2％。在经济起飞阶段，依靠投资一出口来驱动增长是可取的，但持续的投资一出口主导必将使“危机”诱因不断累积。投资占比过高会通过生产而增加市场供给，出口占比过高会导致国内对外部风险的回应能力降低，投资一出口占比过高而国内消费占比过低，必然导致GDP的高速增长与居民生活改善之间存在失衡。考虑到当前危机的“传染”性质，则中国亟需将投资一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国内居民消费主导的增长方式，只有寻求消费、投资、出口之间的新平衡，才能有效规避市场波动。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占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非均衡”发展思路既带来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未表现出持续收敛态势，城乡、地区和行业差距甚至呈现出相对拉大倾向。以城乡差距为例，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表现出在波动中持续拉大的态势，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分别为3.33：1和3.60：1。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富者有消费能力但缺少消费意愿，贫者有消费意愿但缺少消费能力，消费能力和意愿的不匹配会抑制国内需求。此外，中国在充分利用市场力量的同时存在着对“保护社会”的相对忽视，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医疗等领域存在过度市场化倾向，而针对农民、农民工、城市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结果是居民从“预防性需求”出发只能抑制即期消费并选择“被动储蓄”。最后，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工的职业流转和身份流转不一致，增加供给的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形成需求的城市化程度，而中国在产业链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环节，前者表明中国存在着生产过剩问题，后者则暗示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而国民收入增加受阻。可见，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一连串的事件，而居民消费不足又会诱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从而导致国内生产过剩的风险不断延后和累积。

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时空扩展，可以给出中国规避和消减“经济危机”的最优路径。首先，在发展理念上必须将单纯强调GDP增长的发展观转向强调居民福祉增加的发展观，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应努力使经济增长能够产生良好的“涓滴效应”，让绝大多数居民能够通过消费增加而共享增长的成果。由此出发，就亟需将增长发展观转变为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将投资一出口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推动(特别是强调居民消费主导)的发展方式。其次，“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方式会损害经济效率，但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且拉大则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为了规避产能过剩和经济波动，我国必须高度关注城乡、地区和行业差距的变动态势，通过体制完善促使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收敛，提升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市场背景下的产业结构梯度转移、政策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有助于地区差距缩小，增强垄断行业的可竞争性及管制效率，有助于行业差距“精确反映”从业者的贡献度，而综合提升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则可加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再次，社会保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的“防护性保障”功能仍有拓展空间。从稳定居民预期、刺激即期消费的角度看，我国必须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为基础，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基本住房等体系建设，重点应加强对农村居民、城市低收入者以及其他特定群体的社会保障供给。最后，必须全面看待金融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金融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拓展交易时空限制。但偏离于实体经济和监管能力支持的金融发展很容易诱发风险，而过度强调经济全球化则会面临全球化逆转和外部风险输入的挑战。我国应在实体经济发展、监管能力提升的背景下稳妥推进金融创新，尤其要对国内外金融衍生业务保持审慎态度。同时，依托内需增加形成对全球化逆转的有效接替，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来增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应强化对全球经济若干发展指标的跟踪与检测，应基于权责对等原则与其他国家进行全球经济共同治理，切实提高预警和回应经济全球化波动的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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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