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精选十篇）
认同 篇1
经济全球化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新的通信工具新的娱乐方式、国际互联网等,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生活条件的同时, 又极有可能使人的感性体验方式发生变异, 并引发认同危机。
(一) 全球化与认同
1.认同概念的由来。“认同”一词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大陆学界, 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之一。它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哲学与逻辑问题, 由弗洛伊德移植到心理学领域。后来,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在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中, 认同不仅仅是个体的, 而且是群体的、社会的。认同就是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一般认为, “认同”有三个功能:“其一是做出选择, 其二是与他人建立起可能的关系, 其三是使人获得力量和复原力。”
2.全球化与全球认同。二次大战以来 , 由于战后和平局面的出现, 商品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与规模, 商品首先打破了壁垒森严的国界, 世界朝着全球化的方向不可逆转地行进着。
全球化必然的趋势就是全球认同, 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全球化认同是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人民追求贸易效率和幸福指数最大化, 应对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危机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法规、惯例和共识, 因此它将是复杂的、极其缓慢的行程。
(二) 被利用的全球化与文化认同
1.文化霸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认同。一段时期以来, 欧美文化扩张所形成的文化霸权冒充了全球文化认同。与真正的全球文化不同, 霸权文化是一种商业战略和殖民手段, 它通过跨国公司、名牌商品、连锁店和新的娱乐形式, 温情脉脉地由“中心”渗入“边陲”, 在带来新颖的消费品和消费方式的同时, 解构、碎化着某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因而也在试图奴化组成这个民族的人民, 使之成为不知从何而来、没有故乡在文化上“流离失所”的人群。在此形势下, 世界各民族逐渐觉醒, 鉴于已经认识到的危机, 民族认同的呼声逐渐高涨。
2. 霸权国家手中的文化战略已成砍向别国的一柄利剑。 (1) 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问题上的深刻教训。1991年年底,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 令世人震惊与沉思。早在苏联解体前有很多学者就已经指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 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 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也就是说, 苏联统治者一直没有处理好国内的民族认同问题, 对这个问题没有予以重视, 盲目乐观, 结果导致国内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对苏维埃国家的认同完全失去了信心, 民心的丧失, 是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 或曰终极原因。这里面的客观因素很多, 当然与西方世界敌对的、无孔不入的文化侵蚀有着极大的关系, 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世界利用瓦解民族文化认同政策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21世纪的现在, 中华民族也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历史关头, 一种在崛起过程中要面对世界霸权国家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围剿的同时, 又要认真对待世界霸权国家早已经撒下的“文化认同腐蚀剂”的局面, 如果不正视苏联以往的经验与教训, 后果是相当危险的。 (2) 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现代化———文化陷阱:民族虚无主义。中国崛起, 这是个根本性国家利益的实现, 必须正视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遇与挑战。文化能够为中国崛起提供必要的资源,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本身也面临两方面的发展陷阱。最重要的是文化陷阱, 也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病, 即民族虚无主义。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 转型社会中的民众可能会错误地产生中华文化己不如人的观点, 导致彻底否定文化传统 (这种苗头已经初露端倪) 。 (3) 民族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文化之门向世界敞开, 西方文化乘虚而入:摆在眼前的就是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星巴克咖啡以及美国好莱坞电影、迪士尼乐园和圣诞节……美国一资深电台主持人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 麦当劳所到之处, 民主运动就会接踵而来。西方文化的植入伴有商业利益入侵, 通过媒体的大肆渲染诱导大众文化趋于功利追求。致使一些地方或行业崇洋媚外的文化理念甚嚣尘上, 模糊了中外文化层次与文化差异的界限, 在个性化、自由化、华丽化的掩蔽下西方文化开始屏蔽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与优美的追求。
二、炎黄认同的轨迹
文化霸权国家的美梦正酣, 可惜当代已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 当代中国已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作为民族认同的同义语的炎黄认同也更具本体性。
(一) 中华传统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发源于“炎黄认同”
由于文字发明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共同先祖“三皇五帝”作为神话传说, 被保留在口述历史中, 进而进入后世的文化典籍。
文字记载的开始大约发生在被称为世界“轴心时代”的先秦时期, 《国语·鲁语上》记鲁大夫展禽言:“……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此时的虞舜族已把黄帝作为本族之先祖而进行祭祀, 是由于其“出自黄帝”。《周语·下》记太子晋言:“……夫亡者岂无宠?皆黄、炎之后也。”韦昭注:“鲧, 黄帝之后也;共工, 炎帝之后也。”自认为是黄帝、炎帝的后代。“黄、炎之后”可以说是“炎黄子孙”的最早雏形, 从而开始形成后世炎黄崇拜、炎黄认同的先河。
(二) 历史传承中的广泛传播与锤炼
华夏族民从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保持着对文明体系的高度认同, 并且这种认同对这个体系作为一个庞大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统一, 以及体系内各种交往的有效进行, 发挥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能像中华文明这样在一个广大区域内数千年保持高度认同, 在世界文明史中绝无仅有。而这一高度认同的标的, 无疑是炎黄二帝。
从春秋以降天下大乱开始, 到秦始皇统一天下, 炎黄认同得到形成及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关键时期。从那以后的基本趋势是:“得中原者得天下。”占据中原之后的少数族首领, 为便于统治, 一般都要进行“汉化”, 如北魏孝文帝。而“汉化”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在祖先认同上向汉族靠拢。在文化倾向与心理上, 无论官民, 都希望国家领土完整统一。这种各民族上层与下层之间共有的“向心力”, 历经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始终不变。
(三) 清末维新派与革命派思想交锋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诞生, 具有时代意义的炎黄认同形成
在近代中国, 梁启超较早使用“民族”一词, 也是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先驱。1902年 , 他在《中国学术 思想之变 迁之大势》一文中写道: “上古时代, 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 者厥惟齐, 故于其间 产出两种 观念焉, 一曰国家观, 二曰世界观。”梁启超明确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要实现统合组成新的民族共同体, “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 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 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
就此问题, 革命派曾与维新派经过激烈的争论, 逐渐取得共识。革命派初期出于推翻封建王朝的目的, 提出必须打倒满清统治。但在建设新国家的问题上, 梁启超等人的设想显然更符合国家利益。于是, 近代自觉的中华民族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随之迅速生成。
近代形成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不仅具有同宗同种、血缘相同的民族学的意义, 而且表征着文化上接受华夏文化、中原文化的影响与辐射并融入中华文化圈。
(四) 20 世纪三大历史关头的锻炼, 炎黄认同上升到理性时代
20世纪的100年中 , 中华民族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事件:世纪初年, 面对列强瓜分的局面, 出于“保种保国”的目的, 维新派与革命派经过了充分的激辩, 最终得到了理性的认识, 基本达到了共识, 一个以得到广泛的炎黄认同的自觉的近现代民族诞生了第二次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30年代, 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时海内外的华人华侨在黄帝陵前宣誓, 同仇敌忾, 显示了中华民族总体民族强大的凝聚力。第三次, 是在改革开放时期, 邓小平将改革开放初期的任务寄希望于海外华人华侨, 正如他所期望的, 全球华人华侨以极大的热情支援了祖国的改革开放短期内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腾飞积聚了极大的能量,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一) 民族文化认同及其两个视角
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是文化认同的依据。拥有共同的文化, 往往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
本文认为, 作为民族的文化认同应注重研究其两大视角:对外与对内视角。
1.对外视角 :最坚固的国防。文化认同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最深厚的战略资源。作为政治、经济、军事等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 文化认同较之于军事意义上的国防更为牢固和稳定。以“崇尚统一”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文化———炎黄文化带来远古的消息:民族文化的认同并不仅仅局限于和谈与会盟, 它为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而且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平台。积极实施文化认同战略, 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强基固本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讲, 文化认同就是以柔克刚的军队, 文化认同就是最坚固的“国防”。
2.对内视角 :民族关系的无形纽带———以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中华民族文化是各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 它经过了各族间、个人间无数次的交流与融会, 在其中融入了民族感情、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素质、民族语言文字、民族风俗习惯, 等等。成为民族强固的内聚力和坚强的纽带。
(二) 国家认同必定是一切认同中最高境界的认同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 即国民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 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人们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国民身份, 了解了自己与国家存在的密切联系, 将自我归属于国家, 才会关心国家利益, 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愿意挺身而出, 在国家文化受到歧视时个人的感情会受到伤害, 才会对国家的发展自愿地负起责任。
个人往往可以拒绝民族认同, 却不能拒绝国家认同。国家作为政治的最高表现, 是作为个体的人生活的空间, 它是不管你认同还是不认同而客观存在的。拒绝这种认同仅仅是一种姿态上的表示而已。当年周武王伐商, 伯夷、叔齐可以劝谏武王不要伐商;而当商朝灭亡之后, 伯夷、叔齐可以不食周粟, 也可以不作周朝的官。然而, 伯夷、叔齐不是生活在政治的真空环境中, 他还在喝周朝的水, 呼吸着周朝的空气。所以, 不食周粟在实际意义上只能是一句空话。国家认同概念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行为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也强烈冲击着传统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三) 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三者总体关系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很难完全区别, 实际上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个人、社会和国家是共生的, 个人在社会中, 在国家中; 社会在个人中, 在国家中; 国家在个人中, 在社会中。
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很难完全区别开, 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交叠”成分, 一个民族国家必须增大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交叠成分, 最终使之达到完美的结合。
四、 炎黄认同适宜于在国际层面塑造全民族的国家认同
(一) 炎黄认同的历史使命——— 民族之林、国家崛起、中国梦
炎黄认同已经成为民族文化认同顶层的核心设计。60多年来, 中华民族一直努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多年来, 中华民族一直致力于国家的崛起;近几年来, 一个更高层次的民族使命悄然升起: 一个具有宏伟蓝图的、等同于民族国家再造的“中国梦”!
建设软实力, 最重要的还是苦练内功, 搞好自己的文化、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建设, 靠这些因素去吸引更多的华裔和非华裔主动、自觉学习华文和中国文化。
当今中国已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上升, 软实力建设自然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建设软实力过程中, 华人华侨是重要的资源和力量。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 (2011—2015年) 》明确提出, 要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 增强国家软实力, 因此从学术层面探讨如何将侨务工作纳入我国“和谐世界”战略的整体工作大局, 进而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我国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 不仅是对侨务理论的突破, 而且是对公共外交理论的重要贡献。
炎黄认同在中华民族历次伟大目标中都承担了核心使命。目前, 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强盛, 必须进一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家园, 并且通过共同的文化联系建构每个公民内心深层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高于民族 (族群) 认同的地位。
(二) 炎黄认同的路径
1. 炎黄认同与炎黄文化的区别与联系。炎黄认同的定义与民族认同的定义类似, 是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认同;而炎黄文化则有广义与狭义之说:广义的是指弥散于中华文化中的诸多因素, 狭义的则是关于炎黄二帝、三皇五帝的传说与相关典籍中记载的文化因子。
2.民族文化认同塑造的途径和方式。目前海外华侨华人已超过6000万人, 分布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中许多人已经高度融入主流社会, 与住在各国各阶层民众都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甚至是深厚的友谊。他们是我们对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我们要加紧与这些华人华侨的沟通与联系。当前, 国内炎黄文化景区共有20多家, 每年举办各种吸引海内外华人华侨的祭祖活动以及文化交流活动, 据资料统计, 2013年华人华侨归国参加各类活动的人数已达上百万,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认为, 炎黄认同首先在炎黄景区扎根并开始良性发展, 这是塑造中华文化认同、进而上升为国家认同的最佳形式。
3.大力宣传先祖文化 , 营造炎黄认同新高度。炎黄先祖来自于神话传说, 我们可以高屋建瓴地整合炎黄文化与所有先祖文化, 使之成为一个来自历史想象的文化整体, 一个来自遥远时代的、美好的、利于各民族都产生自豪感的历史想象。通过这一历史想象来建立关于炎黄认同的文化认同。利用现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 大力营造炎黄认同的氛围, 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各种现代气息浓厚的活动, 结合庄重的古典仪式外壳, 最终形成一种“古今合璧”的新文化。
炎黄认同要以炎黄文化为基本出发点, 这里强调的炎黄文化, 应以近代以来形成的炎黄文化新内涵为主, 特别是经过清末革命派与维新派大辩论之后共同认同的炎黄文化为主。摒除株守在某些典籍里的矛盾记载。世界是发展的, 文化必定也是发展的, 发展就不是一成不变地株守在原地、年复一年地进行“文化修复”工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在某文化要素的“基本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扬弃, 去除不合时宜的部分, 保留并发扬其合理部分, 即不断吸收与“基本合理内核”相融的、具有时代内容的元素而成其现代形态的文化。要加以说明的是该文化要素的“基本合理内核”是不变的、绝不容篡改的, 但这个文化要素的时代内容则是必须要与时俱进的。
(三) 炎黄认同必须跻身于先进文化行列
要合理达成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所谓主导文化是指代表先进文化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流文化; 所谓大众文化是指饱含丰富个性又具有一定时尚性的文化。大众文化有时会偏离主导文化所设定的轨道, 产生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否定, 由此主导文化必须强化自己的主导功能, 为大众文化的盲目性起到匡正纠偏作用, 它以文化认同的方式出场, 实质上是对大众文化的质疑、批判和规约。
炎黄文化能够合理地协调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宪法认同(主权认同)知识点汇总 篇2
一、宪法认同
（一）概念界定
1.认同：一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以对认识对象的基础认知为起点，通过对其归属感、亲近感、信任感的建立逐渐形成肯定性的态度、甚或坚定的信念并最终展现为自愿按其规范行事的实践行为的心理过程。
2.政治认同：处于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以对政治基本内容的认识与理解为起点，逐渐产生出对所处政治环境与结构的积极情感，随着这种积极情感的催化逐渐形成稳定的政治态度或坚定的政治信念，最终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政治实践行为展现出来的完整心理活动过程。
3.宪法认同：宪法认同从表面字义来看是指公民对宪法的认同，从更深层次来看，它是一种政治心理，它遵循着人们认识与了解事物的一般心理规律，以这种规律为基宪法认同可以解释为公民从认识宪法开始，在认识与了解宪法的过程中产生积极的情感，如信任感，随着积极情感的逐渐推进公民建立起坚定的维护宪法的意志，最后以积极的宪法实践为逻辑终点的心理活动过程。
（二）宪法认同的心理分层
1.宪法认同的认知层面：公民宪法认同心理的形成是从公民对宪法的认知开始的，宪法认知是宪法认同心理结构的逻辑起点。认知可以分为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公民对宪法的感性认知是一种表面性、基础性的认知，公民的认知经过从感性向理性过渡的过程，就才能够对宪法有一种更为理智的情感倾向，最终对公民宪法认同心理的形成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2.宪法认同的情感层面：公民对宪法所表现出的情感倾向，它是以公民对宪法的认知和自己的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满足为基础，宪法认同心理的形成离不开公民对宪法的信任感和亲近感，只有公民对宪法产生了积极的感情，宪法认同心理才有可能形成。
3.宪法认同的意志层面:建立在公民对宪法的良性认知和深厚情感基础上的心理活动过程，是一种较为稳固的心理活动倾向，它一方面融合了公民对宪法的认知与公民对宪法的情感心理层面，另一方面也对公民的实践行为有较强的驱动作用。
4.宪法认同的实践层面：是一个终点层面也是一个起点层面，一方面，它是宪法认同心理各个内隐层面综合外化的过程，宪法认同心理也只有达到实践层面才是一个完整有逻辑的心理过程，另一方面，宪法认同的实践能够进一步深化人们对于宪法认同的认识。
（三）宪法认同教育的重要意义
1.深化公民对宪法的认识与理解，使其体会到宪法的价值与意义。
2.增强公民对宪法的信任感，促使宪法权威的真正树立 3.激发公民守宪的主动性，为依法治国提供强有力的内驱力
二、主权认同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主权：关于国家主权的涵义，国际法上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和看法。有学者甚至指出：“主权是一个多义词” ；“主权概念因人而异”。而有的学者甚至将主权描述成为一个“令人厌烦的概念”。“主权”(Sovereign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意指最高权力。从词源上考察，主权原本只是表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等级关系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术语，其最初仅仅意味着各种优越地位形式之一。
从很多中外学者关于国家主权的定义和定性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国家主权的理解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尽管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都承认主权是国家特有的属性，具有对内最高性和对外独立性。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具有对内最高性和对外独立性。，主权即国家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是国家固有的，在国内的最高权力和在国际上的独立权力。由于这种权力是不可分割和不可让与的，并不从属于外来的意志与干预，因此，主权在国内是最高的，在国际上是独立的。
国家主权作为国家特有的属性具有五个重要的特征：最高性、独立性、权威性、合法性、领域性。权威性（Authority）是国家主权的真正核心。主权的本意就是最高权威，权威代表和行使主权。权威性并不是一种赤裸的权力和暴力，而是一种合法行使权力的权力，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主权，应衡量这个国家是否拥有绝对的、最高的和最后的权威。但国家主权的这种权威性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而言的，国家只有在国内才具有最高权威性，因为在国际法上各国都是平等的国际法主体，不存在高于其他主体的权威。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是行使权力的前提条件，故国家主权是一个法律问题，并受法律的规制。就国内法而言，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主张人民是合法政治权力的最终掌握者；从国际层面来看，合法性意味着国家主权是得到国际法承认和受国际法保护的，同时合法性原则指国家主权的行使必须在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内。领域性指国家主权的最高性是有限制的，即在国家领土范围内。国家管辖权的行使与运作，从国内法律位阶角度而言，具有最高位阶效力，而在国家领域之外，主权国家只能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主权权力和境外管辖权。尽管领土管辖权是排他的，但随着国际法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展，领土管辖权的行使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2.主权认同：从个人方面来说，认同是指个人确定自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的独有能力，表现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的理性确认；就社会方面而言，认同是指个人在与他人的沟通与交往中同意他人的看法或主张，从而在心理上产生的一种社会归属感。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对认同含义的解析可以看出，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是认同概念所具有的两大特征。这种细化是遵循人们认识与了解事物的一般心理规律的，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总要从基础的认知开始，在认知的过程中产生情感，这种情感逐渐转化为信念，最终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作为权威关系客体的社会个体对主权权威的认可、遵从、依赖、归属乃至忠诚的心理认知
（二）主权理论的演化：
虽然原始的国家形态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城邦时代 ,但那时候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城邦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不等于主权 , 神权也排他性地笼罩在世俗政权的体制当中。在在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和封建制所导致的地方主义的上下挤压之下 ,中世纪欧洲人的民族意识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感很难产生。人们的 “国王 ”、“民族 ”、“国家 ”的概念都十分淡薄 , 个人对于政治共同体的预期迷茫而且具有不确定性 , 广大民众对与自己有着直接利益联系的领主和教会的忠诚远远超过对国王的忠诚 ,他们普遍认同于领主和神权 ,而不是民族和国家。
近代国家主权的概念是15、16 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和当时欧洲实行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密切联系，尤其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后，主权国家的兴起有至关重要的联系。1.古典主权理论（1）博丹——君主主权论
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是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博丹是第一个明确使用 “主权”概念并赋予其近代意义的人，他系统地论证了国家主权，被誉为“近代主权理论之父”。主权是君主不受法律限制的对臣民的最高权力，君主是主权者，只受神法、自然法和万国公法的约束；国内法则不过是君主的法令。博丹认为“主权就是超越于一切公民与属民之上的不受任何限制之最高权力”。国家必须独自享有主权，一个共同主权的存在，是一个政治社会得以构成的根本要素。博丹的主权说，一方面阐述了主权是永久的、绝对的和最高的以及不受法律限制的，因而具有绝对主权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说明主权必须受自然法和神法的限制，承认主权的绝对性是有限制的。博丹提出主权学说目的在于通过论证当时法国君主的专制权力，加强君主的地位以消除宗教纷争，确保国家安定。（2）霍布斯——契约君主主权
霍布斯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古典自然法学派的重要代表。其代表著作为《利维坦》霍布斯是一位君主主权论者，绝对主权论者，他主张把国家统治权交给君主，并授予君主无限的权力。在他看来主权是国家的灵魂，君主的主权是来自于契约；主权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转让的。
霍布斯的“契约君主主权”否认了“君权神授”，阐述了集权专制的主权学说，同时又将这种主权学说置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之上，并要求考虑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
（3）洛克——议会主权论
洛克是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其在其《政府论》一书中，以自然法为基础，阐述了议会主权学说。洛克认为，人民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中的战争状态，便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把在自然状态中由个人执行的权利交给一个社会性的权威机构去执行。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故国家主权应属于人民。洛克将国家权力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其中行政权和对外权可归因于国王，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
（4）卢梭——人民主权论
卢梭为 18 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在其 1762 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他以“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系统阐述了人民主权学说。卢梭认为在人类历史进入社会状态之前，存在着一种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是生而自由的，为了维护共同的幸福，人们相互间缔结契约组成国家。人民主权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形成，以社会契约建立的国家其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被称为“人民主权”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需要加强君主的权力，使君主能以全权统一国家，并能以最高权力的名义在国内实行统治和管理。近代国家主权理论的产生，顺应了历史的需要，有利于资产阶级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稳定政权。
绝对主权者以坚决的语调支持国家的独立和内政不受干涉，并将国家主权视为国家的生命和保障。但这种思想并没有考虑到其主权学说是否适用于 “平行式”的国际社会的现实问题。它与建立在权力对等和平等基础上的国际法律制度是不相容的，绝对主权理论实际上否定了国际社会及其法律的存在。但绝对主权理论在抵御别国的干涉方面却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全球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主张民族的自治与独立，高举“国家主权”的旗帜，排斥国外势力的干涉，发展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并实现了自身的独立和发展。
现代的国际法学者一般都反对绝对主权论，主张国家主权是相对的，应受国际法的限制； 同时国家主权理论基本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客观事实——由平等主权国家构成的“平行式”国际社会。
2.近现代代国家主权理论：
（1）绝对主权理论
主张国家是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各个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国际交往必须遵循“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互不干涉”的基本准则。坚持绝对主权学说的国家,主要
是二战以后伴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而重新获得独立地位的大批新兴民族国家,它们为了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巩固自身的独立,迫切需要国家主权这个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所以说,绝对主权理论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它不仅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而且对二战以后兴起的民族国家捍卫自身主权、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也具有一定的屏障和保护作用。（2）相对主权理论。
国家主权相对性主要是指国家主权的相互制约，主权内容的动态变化以及主权权力行使的有限性。首先，各国的国家主权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其次，国家主权的内容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国家主权的基本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复次，各国主权权力的行使是有限的。一方面，主权行使的方式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 另一方面，主权行使的对象也受到限制，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原属国家主权的许多事项都受到侵蚀和制约，并受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国家主权的相对性与主权否定论、有限主权论和主权区分论是不同的。
国家主权的相对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既是对国际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又较好的反映了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从主权理论上讲，主权国家可以根本不必顾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反应，从事任何活动。但在实践中，当今国际社会并不存在这样的国家，这是由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的。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没有统一的执行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并不存在高于主权国家的实体，各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平等地享有权力、承担义务，国家主 权的相对性是主权国家的必然选择，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现实需要。
（3）否定或干涉主权理论：
主要指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列强主张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攫取更多的战略利益，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采取政治施压、军事打击、经济制裁等手段干涉别国事务的政策和行径的主权理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 主权的合理公正行使有一定的限度, 人道主义干涉就是为使别国人民免遭超出限度的专横和持续的虐待而正当使用的强制行动。
由于当今国际社会部分国家搞单极政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越演越烈，导致国际社会至今仍是动荡不安。为此，重审国家主权的平等性是至关重要的。以“新干涉主义”为例，新干涉主义”是当今国际政治中出现的一股新思潮。所谓的新干涉主义就是指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列强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攫取更多的战略 利益，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而采取政治施压、军事打击、经济制裁等手段干涉别国事务的政策和行径。
国际社会是一个主权国家并存的社会，尽管在国际社会上还存在其他主体，但是国家仍旧并且在不远的将来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主体。国际社会上的国家不论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有多少差异，从法律上来讲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平等地享有权力，承担义务，参加国际社会的活动。国际社会是一个“权力水平分布”的社会，因此任何主张绝对主权，将自己的主权无限延伸而不顾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利益的行为都必然遭到失败，引发国际社会的动荡。各国只有在国际法的范围之内充分行使国家主权，才能真正实现本国的利益，实现全人类的利益并顺应历史潮流。绝对的主权观只会造成国家主权的硬碰硬，不利于国际协作与和平，更不利于实现国家平等。
面对国际社会盛行的“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国家主权过时论”等极端论调，以及国际社会存在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必须坚持国家主权的平等原则，树立主权的权威。各国不论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任何国家在无国际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都不得随意干涉别国内政，更不得以人权为借口，对他国进行干涉。
（三）主权认同的形态
1.基于生理的主权认同
人类个体最早对于共同体的认同源于对其自身基本生理特征的鉴别 ,相同的肤色、体格、毛发、体味等成为原始人类区分敌人与同伴的最明显特质 ,而延续这些基本生理特性的根本在于血缘的关联及由其衍生的种族特性。
基于生理的主权认同虽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但其影响力并未完全消失,甚至于现代社会也时有以血缘与种族认同区分敌友、效忠国家的情况。
2.基于文化心理的主权认同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效应日益显现，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联结也在激发民众的集体热情、凝聚人们的政治意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封建制所具有的地方独立性与自治性虽然阻碍了更高一级共同体意识(如民族、国家)的诞生，但并没有完全遏制这一进程。而且语言、传统习俗、宗教以及意识形态等文化心理层面的内容带给人们的归属感并不亚于血缘种族等生理属性的导向作用
3.基于制度的主权认同
指效忠于能够满足人们需要和增进人们利益的制度，以尊重法律和秩序为原则，承担由体系安排的各种社会角色 ；制度性身份归属的首要前提就是一个以强权和法律秩序为特征的国家机器的存在。
客观上讲，从基于生理的权威认同到基于文化心理的权威认同的迁移只是为个人对主权权威的认同提供了一些历史的、可能的尝试和选择，真正将主权的权威认同纳入世俗的轨道还是有赖于个人基于制度的权威认同
（四）主权认同与法治的关系
1.法治是实现主权合法性的基本路径。一方面，主权者是法律的来源，法律法令出自主权者，法律必然要体现主权者的意志 ；另一方面，法律秩序与实现政治正义联系在一起：法律一经制定，就获得了相对独立性，它可以使主权者意志的行使被无形地限制在法律的规范当中。
从外推认同走向内生认同 篇3
我们知道，社会转型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变迁，它不仅体现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文化模式的转换，还体现为人们心理上的转型适应、价值认同的变化。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工业社会，引发了社会整合方式的巨变。传统社会是一个由熟人组成、单元划一的社会，因为个体的同构性而产生“机械式整合”。现代社会则是一个由陌生人组成、多元差异的社会，由于个体必须相互依存而出现“有机式整合”。有机式整合的典型问题就是组织成员的组织认同问题。
当今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群体组织日益复杂，多元分层的社会主体之间谋求合作，但在合作中也常常容易造成缺乏理解、难于沟通与协作等情况。事实上，在不同类型的复合型主体的摸索和实践中，必不可免的会带来组织结构的调整，利益的分化，甚至在构建复合主体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因素，如个体焦虑、人际关系冷漠、误解和偏见、价值观错位、疏于沟通和协作等。这些因素将会影响成员的心理，进而以各种显性或隐性方式表现出对组织发展的阻抗，比如抵抗与不合作、不满和牢骚，以及阻扰工作开展等。
认同，从认知角度出发是成员的归属感，体现为个人和组织“在一起”的感受；从情感上看，组织对成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满足其基本需要；从社会性看，成员把组织身份看作是个人身份，把自己当作“圈中人”。纵观现代社会生活，人们离不开认同，这不仅是出于利益的相互合作，也是来源于个体的认同感更加增强其幸福感和归属感。认同是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和情感的纽带，个体对组织的认同度越高，那么他就会更多的站在组织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或者做出某种有利于组织的行为，比如较多的合作行为或者组织公民行为等。
当越来越多的复合性组织开始出现，这种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协调一致行动的集合体，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能否构建统一而和谐的组织认同。这是因为在复合型的组织中，各个不同的组织成员、组织目标、组织活动、组织资源、组织环境、组织结构与设计以及组织文化都可能不同，这样的网罗千差万别组织的复合主体，其基本的维系力量只有对组织的统一认同。当今社会的组织中，分工越来越细化、群体力量日益复杂、多元组织的合作中难于调整认同，容易造成组织管理内部的个体焦虑、人际关系冷漠、误解和偏见。
我们发现，在个人的内在变量中，认同就与个体的工作满意感、组织内角色、职责、组织内参与性、归属感和人格因素相关。其中，工作满意感和认同度呈正相关；组织参与性越强，地位和工作职权越大，参与度越高；收获体验越大，越容易形成高度认同。在人际间变量中，人际间的相互支持、和谐的复合主体内部的人际关系、有机而高效的人际沟通都容易促进和激发人们对复合主体的高度认同。提高认同的另外一个因素来自于组织因素，这包括组织声誉、组织文化、组织特色、组织内竞争、组织间竞争和组织吸引力等。
德国社会学家克劳斯认为，所有的社会认同都是建构出来的。因而，复合型组织的认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构建。构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思路，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思路。前者是通过宣传和行政干预来完成的，后者是通过对话和交往而实现的。事实上，前者是一种“外推”的模式，后者是一种“内生”的模式。外推模式一般由行政机关推动，事实上也是公共管理中政府职能向民间转移的最好例证。内生模式强调各个组织之间的聚合和累积效应，强调成员通过参与而获得报偿，逐步体验到认同的优势。可以讲，内生是外推的更高层次，而且它们如孪生兄弟一般，从一开始就是双向建构和相伴而生的。这要求组织首先从外围系统建构群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同，为这一合作提供积极平台，同时在内核系统建构个体或组织的内生性价值认同，这是复合型主体在管理中的核心追求，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进一步推动组织的健康发展。
浅析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篇4
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欧洲认同在欧洲一体化中主要发挥着两种作用:第一,欧洲认同的形成是推动共同体意识培养的关键力量,这使欧盟在欧洲人的观念中能够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1),简言之,无论是多小的民族,也不可能认识或是遇见这一民族中的大多数同胞,但是民族却作为一个民族成员连接的共同体存在于每一位成员心中,即民族成员通过共同体的身份获得了一种共同体意识。这种对于某一方面相同性的想象,使共同体成员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第二,形成欧洲认同是提高欧盟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支撑。民众愿意作为欧盟的成员支持欧盟的权力与欧盟治理是欧盟合法性的内在意蕴。这种支持一方面基于利益与理性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涵盖了服从、归属的情感认知。无论是理性考量还是感性归属,都是欧盟成员对于欧盟这一共同体的认同表现。那么,究竟何为欧洲认同?
欧洲认同是一种由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等多种认同形态所构成的新型的集体认同。在三种认同形态中,最为基础的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可以看做是欧洲人基于欧洲历史文化背景上所形成的共属意识。建立在这一认同基础上的欧洲认同所体现的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体现了欧洲民主价值观念的政治文化,换言之,只有在欧洲文化认同的前提下,欧洲认同才能够超越内部相对而言范畴较窄的民族认同,这是欧洲认同的核心所在。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政治认同,即对欧盟作为整体的政治地位与发挥的政治功能,才得以形成。同时,二者又不能够自发形成,只有在欧洲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这又将社会认同引入欧洲认同的范畴。因此,欧洲认同应是以一种共同的文化观念为前提,在相同理念的欧洲法律、权利与社会制度的保障下,在全体欧盟公民的支持与认可下逐渐形成的集体认同。(2)
可以说,处理好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的关系是欧洲认同能否得以最终形成的关键所在。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欧洲存在着三种既有所相似,又有所差异的不同观念。一是超国家主义。持这一观点的公民认为,民族认同是过去的认同模式,而欧洲认同作为一种正在发展的超国家认同必将属于未来,换言之,一个统一的心得欧洲将作为整体取代现有的民族国家。二是国家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者在某些层面上而言,他们与超国家主义者一样,认为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确实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一种竞争关系,但他们并不认为欧洲认同能够取代民族认同的地位,而是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仍然是最主要的行为体。三是多元主义。不同于超国家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强调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是相互竞争、冲突与替代的观点,多元主义者认为,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兼容,且功能互补,二者的相互结合能够推动欧洲人在自我界定的同时自觉意识到,他们在从属于国家的同时还从属于一个更高的整体。在后民族社会,多元认同必将大行其道。三种观念中,欧盟也确实是以这种多元主义观点作为思想基石,那么建立在这一观念上的多元主义效果如何呢?根据2012 年调查受访者对欧盟、国家和地区归属感的春季标准调查(如图),结果表明:尽管绝大多数国家受访者对国家归属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大多人在认同自己是欧洲人的前提下仍然认为自己属于某国。
事实表明,这种理论上近乎天衣无缝的“多元统一”在现实中却不尽如人意。究其所因可能是“多元统一”的边界问题,也就是在民族认同和欧洲认同这两个层面上究竟何为主、何为次的问题,“多元”和“统一”哪一个更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若以欧洲认同为“统一”,则必然会带来各种民族认同的难以融洽以及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之间的冲突,而这又与“多元”的要求相背离。所谓的“多元统一”,的确是欧洲现实的产物,也是目前构建欧洲认同最为合理的理论,但这样一种缺少明显参照的“多元统一”概念本身事实上却成为了欧洲认同的藩篱,使其难以深入。
注释
1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1月,第5—6页.
语言与民族认同 篇5
语言与民族认同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流信息的工具,语言不但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而且帮助塑造了人自身.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它使人们得以将客观事实进行分类、记忆、思维和总结.语言又是传播文化的.载体,人们借此传播信息、介绍经验,表达感情.而民族语言的认同又是各个民族集团最有特征的行为,因而经常成为分辨不同民族的基本标志.
作 者：高梅 Gao Mei 作者单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社会科学部,宁夏,银川,750021刊 名：满族研究 PKU英文刊名：MANCHU MINORITY RESEARCH年，卷(期)：“”(4)分类号：H2关键词：语言 民族 认同 文化
员工认同的使命 篇6
现实当中，不是任何一家公司的使命都能够得到员工的认同，而没有员工的认同，任你怎么围绕它制定战略决策，也都无法给你带来梦想中的成功。美敦力每隔一年进行一次员工调查，最近的一次在2004年年底刚刚完成。帮助美敦力进行这次调查的咨询顾问对调查的数据非常惊讶：一是全球31000名员工中，对这项非强迫性调查的回复率高达85%。二是对于调查中的问题“你是否了解和赞同公司使命”，有高达95%的员工对“我清楚地了解美敦力的使命”这一说法表示同意；93%的员工相信他们的工作能够帮助公司达成这一使命。这几个高百分比，让见多识广的咨询顾问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高的员工认同率不是仅靠培训和教育能够得到的。更为基础的原因，在于使命本身——它不是一味要员工奉献，同样注重给员工回馈。
尊重
在美敦力的公司使命陈述中，除了“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延长寿命”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个人、尊重员工的多样性，包括：思想、经验、文化、性别、种族的多样性，也尊重员工的家人。
比尔·霍金斯介绍说：美敦力知道员工在选择加入美敦力之前往往还有很多其它的选择，所以要想吸引人才，美敦力就要保证自己提供的薪酬待遇在业内具有竞争力，以及有优厚的福利制度。事实上，作为医疗技术公司，美敦力在员工的健康方面进行了很多投入，如：为员工及其配偶免费进行预防性筛选检查，在全球总部设置现场儿童保育中心等。公司允许95%以上的常驻美国员工拥有公司股票，有专门的财政计划小组帮助员工管理财政。
美敦力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徐建球告诉本刊：在中国，因为消费和收入水平不同，员工的待遇不可能与美国总部一致，但是也有很多在中国市场环境里具有竞争力的福利制度，例如：由于美敦力的医疗设备在中国医保制度下不能报销，如果员工不幸患病需要使用美敦力的产品，公司会提供极大的折扣以减轻员工的负担；每个员工每年都享有几千元人民币的培训基金，员工除了参加公司内部的培训外，也可以自主决定使用这笔基金参加外部的各种培训课程，以提高自身能力等等。
除了待遇之外，员工对于企业使命的认同还来自于企业管理者的自律。台湾的叶祖尧教授在自己的管理专著《商道》一书中介绍说：在美敦力，企业管理人员在很多方面都与普通员工平起平坐，没有特殊待遇。公司高管没有专用飞机，总经理和董事长没有专门的停车位，如果上班来晚了，就要把车停得远一点。而且他们的薪金也不能比公司的最低薪金高出太多倍。在严格的自律下，美敦力的历任CEO都是美国知名的优秀管理者。“确认公司雇员的个人价值，建立优越的雇佣制度，使雇员获得对工作的满足感，使其职业有保障，并能够分享公司的成果”这一公司使命，在美敦力得到的是具体和实际的贯彻，因此而得到的结果，也是“两高”：极高的向心力，与极高的凝聚力。
公平
在公司发展顺利的时候为员工提供优厚薪酬，大部分企业都能够做到。而当公司面临着裁员等艰难抉择的时候，是否还能够保持一贯的文化与宗旨？
比尔·霍金斯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最近美敦力位于加州的心血管生产厂要关闭了，因为公司在爱尔兰有一个同样的生产厂，所以需要裁掉这个制造部门。那么怎样来告诉这些员工他们的工作要没了？“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是很多公司处理类似事情的指导原则，所以往往是等到最后一分钟再通知被裁掉的员工走人，以把对公司的影响降到最低。“而我们不是。我们提前6个月就召开员工大会告诉他们6个月后我们计划裁掉这个工厂，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同时美敦力也帮助员工们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虽然不是一对一的单独面谈，但在大会上提前这么久告诉员工即将裁员的消息，也难免人心惶惶，难道美敦力不怕士气受到影响吗？“士气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工作很长时间的老员工来说。而且有些员工可能会先于我们的计划离开公司。但是美敦力以公平、直率而著称，我们宁可冒这些风险，也要保持对员工的诚实。”
事实证明，大部分员工喜欢公司这种公开而直率的做法，这比给他们突然袭击，让他们没时间决定、没余地选择要好得多。
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一如既往、前后一致地尊重每一个人。美敦力“公平、诚信”的声誉，就来源于此。
高尚
物质待遇固然非常重要，但要想成为雇员心目中的最佳就职企业，需要为员工提供更多的东西。而这正是美敦力得天独厚的地方：从全球CEO到位于老挝的生产厂装配线上的女工，这里的每一位员工所从事的工作都在为患者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和延长寿命。
“我们的工作造福了500万人，在全球每6秒钟就有一个美敦力产品植入患者体内。那些制造业或其它行业的工作也很值得骄傲，但很少有企业能像我们这样直接造福于患者！”一位美敦力员工这样表示。“当员工理解了美敦力产品对人类贡献有多大时，他们就明白自己送出去的是一份生命的礼物。这增强了他们对公司使命的认同感。”高级副总裁欧斯德博士的声音里饱含着感情。
美敦力与一般的制药公司不大相同，不是由医生给患者开些药那么简单。美敦力需要与医生密切配合，研究病情，研究如何植入设备，还需要定期观察病人的情况。他们经常通过各种渠道邀请患者及其家属来到美敦力，为员工讲述自己康复的故事（媒体一般不被邀请参加此类活动）。听着这些感人的故事，员工心中对于公司使命、对于自己工作使命的认同，自然会越来越提高。
《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美国100家最适于就职的企业”有8年时间了，美敦力已经入选了7次！这与美敦力为员工提供的有意义的工作、有竞争力的薪酬和优厚的福利都是分不开的。有了这三点，员工的使命与公司的使命便合而为一。
比尔·霍金斯小档案
认同 篇7
关于民族认同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被广大研究者普遍接受的界定, 但我们可以从“民族”、“认同”两个组成概念来着手探讨“民族认同”的内涵。
1 关于“民族”的概念
民族概念是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 “民族” (Nation) 的定义众多,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进行过界定, 其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 当属1913年斯大林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为民族所下的定义。这是第一次为民族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定义, 阐明了民族应具备的四个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认为民族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概念的经典定义, 在我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在我国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学者和理论界从多学科角度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进行了深入研究、系统总结和反思创新,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理论的新发展。如金炳镐将民族作为实体进行了综合性研究, 认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三维基本属性、四个基本特征、六个基本结构和八个基本素质的客观实体, 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种繁衍现象, 它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人种属性等多维属性;它是与这些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社会体、人种体的统一体”[1]。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审议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 (中发 (2005) 10号) 中将民族概念界定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 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这些概念都是在借鉴中外民族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 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理论的重要贡献。
2 关于“认同”的概念
“认同” (Identity) 一词概念争议也较多, 作为心理学术语, 它最早是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于1921年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论述认同的作用, 他认为“认同是精神分析已知的与另一人情感联系的最早表现形式, 它在俄底浦斯情结的早期史上起一定的作用。”他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2]。根据弗洛伊德的界定, 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将认同解释为“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指的是主体同化、吸收其他人或事, 以构建自身人格的过程”。后来新弗洛伊德学派代表人物艾里克森将认同发展为自我同一性理论, 认为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发展的结构, “有时指一个人对个体身份的自觉意识, 有时则指对某个群体的理想和特征的内心趋同”[3], 并将其应用在青少年同一性危机的研究中, 产生广泛影响。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 认同理论被西方学者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文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诸多领域。
我国学者对“认同”的概念也进行过深入探讨。《辞海》对认同概念的界定为“认同, 一译‘认定’, 在心理学上指认识与感情的一致性, 认为经过认同, 形成人的自我概念。在社会学上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 在人们交往活动过程中, 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 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 彼此产生内心的默契”。[4]朱智贤认为认同是“社会化过程中个体对他人的整个人格发生全面性、持久性的模仿学习”, 是“一种防御性机制, 指由于某种动机而有选择地模仿别人某些特质的行为”。[5]顾明远认为认同即“自居作用, 是把自己亲近的人或尊重的人作为行为榜样进行模仿或内投自身的过程”。[6]中国台湾心理学家张春兴认为认同是“一种社会学习的历程, 人格发展的过程就是从社会认同转变为自我统合”。[7]可见, 认同是心理学中用来解释人格结合机制的重要概念, 是人们对自我角色以及与他人、社会关系等社会角色的定位, 是一个动态和与社会互动的过程。
3“民族认同”概念探讨
我们可以从以上“民族”、“认同”两个概念的内涵管窥“民族认同”的概念界定, 但“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的概念, 非由“民族”、“认同”两概念简单组合而来, 但与两者在内涵、外延及特征上有着密切关联, 国内外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多角度探讨。吉恩·菲尼 (Jean Phinney) 在艾里克森 (Erikson) 认同发展理论概念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民族认同发展模型, 他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涉及人的自我概念的复杂结构, 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的文化感兴趣和实际行为卷入参与情况等[8]。卡拉 (Carla J) 等认为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 而且这种群体水平上的认同一般有四个基本要素, 即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9]。迈尔威利·斯图沃德 (Melville Y.Stewart) 认为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 并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10]。可见国外学者对民族认同的研究大多是狭义的民族认同, 即族群认同, 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的少数民族的认同。
国内对民族认同的研究最早应起于费孝通先生, 他把民族认同的发生看作是一种“人己之别”形成的过程, 并将斯大林经典民族定义四要素中的“共同心理素质”解释为“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 而“所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就是民族认同意识”, [11]在此基础上系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王建民先生认为民族认同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相互之间包含着情感和态度的一种特殊认知, 是将他人和自我认知为同一民族的成员的认识”[12]。王希恩教授指出“民族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3]。庄锡昌先生则明确指出了民族认同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 “广义的民族认同是指对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认同, 即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是指一国内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 即族群认同”[14]。由此可知, 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民族认同的双重属性及其重要作用。
认同 篇8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展现出天然食材与人工制作的巧妙融合, 唤起了身处食品安全忧患中的国人对本土食文化最自然最淳朴的记忆。不同于以往的美食节目, 它没有加入过多的商业元素, 对美食的介绍不是流于表面, 而是更多地融入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另一方面, 不同于其他历史文化类纪录片, 它从平民化的视角切入, 完美地结合了精英兴趣和大众口味, 大大扩展了收看对象, 为实现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学者陆晔的实证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 大众传播媒介无论在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观感知方面, 还是对公众的国家认同, 都可能产生一定的直接影响。”[1]事实上, 根据网络上以及国内外专家对《舌尖上的中国》的一致好评, 可以明显看出国人对它的认可。这说明, 《舌尖上的中国》在公众对国家的认同构建中着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概念辨析
“一般说来, 认同就是指对共同或相同的东西进行确认。认同的过程, 就是人们通过他人或社会确认自我身份的过程, 也就是在自我之外寻找自我、反观自我的过程。”[2]通过认同, 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可以增加确定性、建设性的因素。“认同本质上是对自我根源的不断追寻, 对自我身份的不断追问, 是对人类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探究, 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2]
“文化认同, 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 是文化认同的依据。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拥有共同的文化, 往往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2]《舌尖上的中国》正是以“食文化”这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构建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崔新建认为, 从类型上看, 认同包括民族认同、种族认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等多种类型, 但他认为这些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认同。“一方面, 是因为在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中都包含着文化认同的内容;另一方面, 认同所蕴含的身份或角色合法性, 都离不开文化。身份、角色、合法性, 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中才能具有意义。即使是与认同不可分割的自我概念, 从根本上说也是文化的产物。”[2]
笔者赞同崔新建文化认同的概念, 并且认为国家认同也包括在认同范围之内, 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认同中包含着文化认同。比如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国家认同过程中, 不仅仅强调肤色等生理特征的不同, 而且中国人更强调“龙的传人”这一文化概念的认同。另一方面, 正如崔新建所说, 认同所蕴含的身份或角色合法性, 都离不开文化。身份、角色、合法性, 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
胡阿祥在《何谓历史, 何谓中国》一文中, 分别从地理概念、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等方面对“中国”概念的由来、历史做了梳理。
在地理概念上, 先秦时期, “中国已经成为诸夏国家的共同称号, 成为拥有共同地域的专称”。[3]历史上, 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随着中国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改变, 非汉族建立的国家也往往自称“中国”。从这个角度理解, 地理中国不是哪一族的中国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国。
文化中国的概念较为宽泛。先秦时期, 文化概念的“中国”是一种美称, 是“其人泽聪明睿智, 其财则万物所聚, 其礼则至佳至美, 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3]文化的不断进步和对周边蛮夷的不断中国化, 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这奠定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
政治概念中使用的“中国”逐渐走向定型是晚清时期。“政治概念的‘中国’较之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中国’, 更加客观、更加全面, 它是中国概念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是中国含义的升华, 它充分反映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 地域远近, 是汉族抑或非汉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 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3]
二、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
基于胡阿祥对中国的定义, 本文认为《舌尖上的中国》通过对中国食文化的介绍和阐释, 从以下三方面起到了国家认同的作用:
(一) 地理中国的认同。
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 也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元的自然景观。多元的自然景观和不同地区的不同气候为人们提供了最为天然和众多的食物原材料。不同地区的人们依山傍水生活形成了当地独特的饮食习惯和风格。在《舌尖上的中国》中, 对食材、食物的介绍都会跨越整个中国。
中国广袤的疆土、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环境, 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地区的方言。一方面, 方言是区别不同文化的最明显标志。在《舌尖上的中国》中, 由当地人介绍美食时, 通常使用的是当地方言, 体现了纪录片的原生态特色。方言的使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本地区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 不同的方言也体现着文化的多样性和一定文化冲突的存在。“文化冲突固然会引起文化认同的危机, 而文化冲突的最终结果又总是强化了人们的文化认同。”[2]因此, 使用不同地区的方言, 会增加各地区人们对自身所处地域的文化认同, 并且进一步增加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在更大范围内认可和包容不同的文化。对于中国这个地域广阔的国家而言, 增进各个地区的文化认可和包容, 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以镜头的跳跃和原生态的语言展现不同地区的食文化, 使得《舌尖上的中国》充分反映了中国人以物载情的思维习惯:对于食客来说, 能吃到纪录片中介绍的食物是尝到了正宗的家乡味、地方味, 而对于观众, 尤其是远在家乡之外的人来说, 《舌尖上的中国》留给他们更多的是“看”到的家乡味以及对家乡感情的寄托, 故土、乡亲、念旧的情感在观看纪录片时得到了升华。这种味觉、视觉以及情感上的满足, 为人们增进地理中国的认同提供了基础。
在《时间的味道》一集中还特别介绍了台湾西南沿岸的特产———乌鱼子。该集从乌鱼子的处理、贮藏、烹饪方法上详细介绍了台湾的这一美食。《舌尖上的中国》将台湾食文化和其他省份一样一同纳入中国食文化的行列, 以对台湾食文化的认同凸显了台湾和大陆在文化上一脉相承, 加深了人们从地理中国的角度认同台湾, 更强化了中国人的边界意识。
(二) 文化中国的认同。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食文化。《舌尖上的中国》将视角对准最普通的餐桌、小摊、作坊, 在镜头的选择上多选择有中国传统意蕴的画面:挂在街边古楼上的腊肠, 餐桌上黄色瓷器盘里的仿豹胎, 坐在茶馆手拿折扇闲聊的老人们, 在长桌宴上为老人祝寿的人们, 蒸笼上遮盖的红布……在雾气蒸腾中, 若隐若现的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古楼、瓷器、茶馆、长桌宴、红布, 这些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被运用于镜头中。
在介绍美食的同时, 纪录片还加入了对美食相关历史知识的介绍。例如在介绍馒头时, 加入解说词为“只有中国是最早使用蒸汽烹饪的国家”;在介绍米粉时, 解说词加入了“中国是世界上水稻栽培历史最早的国家”的介绍;在介绍豆腐时, 解说词为“中国的豆腐从诞生到兴盛, 一路走过了2000年”等。对悠久历史的介绍, 使观众在观赏纪录片时, 增加了对本民族历史的了解, 也增加了中国观众对中国悠久文化历史的认同。
在《时间的味道》一集中, 对盐渍、糖渍、油浸、晾晒、风干、冷冻制作方法的介绍, 都展现了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对食物独到的处理方式。在对苗家的糟鱼和腊肉作介绍时, 解说词是这样的:“对淳朴的苗家人来说, 腌鱼腊肉, 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而是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忆。”纪录片中的文字语言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视觉传播稍纵即逝的缺陷, 并且使人们在了解这些独特食物的同时, 也加深了对中国不同民族文化历史的认识。
与其说《舌尖上的中国》是在讲食物的故事, 不如说它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故事。立秋时节贵春和邻居们一起包饺子其乐融融的画面, 东北邻家妇女齐心协力做酱坯时忙碌的场景, 呼兰河畔金顺姬对母亲泡菜的眷恋, 以及村宴之前热闹的场面, 无一不是友情、亲情和尊老敬老之情的完美展现。纪录片通过讲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故事, 将舌尖上的食文化延伸到了中华民族孝敬、仁义的文化理念和传统美德之中。
(三) 政治中国的认同。
“当代中国是以中华民族为根基建立起的民族国家。”[4]99因此民族的内聚力或者民族的团结对加强中国不同民族、不同个人的政治中国的认同有着重要作用。《舌尖上的中国》对不同民族文化的介绍, 使得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加深了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与认可, 更增加了对彼此文化的包容。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 “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整体或一个个人来说, 文化是借助内聚力来维持身份认同的连续过程。这种内聚力, 是靠延续美学观点、有关自我的道德概念和展示了这些观念的生活风格而获得的”。[5]36而对文化的包容与认可无疑会增加民族的内聚力, 增进民族团结。
在《我们的田野》中对侗族、苗族、壮族、藏族不同食文化的介绍, 揭示了中国这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在食文化上的异同, 充分展现了不同民族丰富的文化差异。而在解释差异性的同时, 《舌尖上的中国》挖掘了不同民族的共同特质:自强不息和勤劳智慧。“最初是求生, 然后是饱腹, 最后是艺术, 中华饮食文化在民族生命的坚强旅程中逐步升华, 呼应着‘自强不息, 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的塑型。”[6]通过对统一的民族精神的塑造, 纪录片从刻画人们谋求舌尖上的满足出发, 打造了人们在民族精神上的觉醒和认同。
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所说, “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这既表现在对现存民族国家的挑战, 也表现在到处存在的以民族性为基础的、总是声称反对外来者的认同的建构和重构。”[7]29全球化给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带来了危机和挑战, 而对统一的民族精神的认同必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增强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三、启示
《舌尖上的中国》从题材的选择、镜头的呈现和解说词的详解, 不仅呈现出中国人引以为豪的舌尖上的食文化, 更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思维模式、相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理念带来的文化认同, 这是《舌尖上的中国》实现从“舌尖”上的中国到地理中国的认同、历史中国的认同和政治中国的认同的核心。在构建国家认同层面, 《舌尖上的中国》有以下两方面值得借鉴:
(一) 强化受众观念。
《舌尖上的中国》打破了选题窄、小众化的模式, 将内容定位在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食文化上, 将镜头锁定在最广大的普通人身上, 以情感上的共鸣传达纪录片的内容, 这是该纪录片受大众欢迎的重要原因。而广泛的受众无疑为在更多的人当中实现国家认同提供了基础。因此, 赢得受众的青睐是纪录片构建认同的重要一步。
(二) 坚守民族特色。
通过呈现共同的思维模式、文化符号和民族精神的方式, 《舌尖上的中国》以中国题材、中国视角, 彰显了中国文化的自信。这些共同点既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认可的基础, 也是全球化时代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的名片。《舌尖上的中国》对民族特色的呈现和坚守的方式, 为纪录片在构建国家认同、树立国际形象方面, 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
摘要：《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能引起强烈反响, 不仅因为它“隔着屏幕能闻见香气”的特点, 更因为它通过食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思维模式、相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理念和共同的民族精神。以胡阿祥的“中国”概念为理论基础, 从地理中国、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三方面阐释《舌尖上的中国》在构建国家认同中的作用。通过方言的使用和镜头的跳跃、文化符号的介绍、人物故事的解读和民族精神的呈现, 《舌尖上的中国》实现了从视觉、味觉的呈现到情感的延伸再到文化的认同, 进而实现了地理中国、历史中国和政治中国的认同。
关键词：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舌尖上的中国
参考文献
[1]陆晔.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理论关系的经验检视[J].新闻大学, 2010 (2) .
[2]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4) .
[3]胡阿祥.何谓历史, 何谓中国[J].新世纪图书馆, 2012 (8) .
[4]何成洲.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化身份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6]刘永昶.交融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诉求——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J].声屏世界, 2012 (10) .
认同 篇9
在学术史的脉络中, 陈世松、孙晓芬等主要对“湖光填四川”的移民历史、分布地区, 以及四川客家人的民俗文化、人文精神等进行研究[1,2];谢明香等从传播学的视角, 强调了四川客家文化的传播及媒介策略[3]。但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四川客家文化研究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还有待深度挖掘。为此, 本论文在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侧重于从政治文化的全新视角对成都客家文化进行再探讨, 思考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联, 进而为当今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建设提供启示。
一、成都客家人的来源及分布
(一) 客家人的识别标准
客家是中国汉民族的一个稳定而又独特的民系。公元4世纪初, 他们为躲避战乱而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方言、宗教、各种民俗和习俗等。为区别于当地的土著居民, 他们被称为“客家”。谢重光在《客家源流新论》一文中指出:“客家”是个文化概念,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客家人, 首先应当从文化入手。这种文化, 即包括客家语言、客家意识、客家习民俗等。离开了文化, 就无法谈起客家概念。[4] (P70) 由此可见, 文化符号是客家区别于其他种族或民系的最重要的标志。我们只有认清客家文化的内涵, 才能真正把握客家民系和客家族群的本质特征。那么, 辨识客家人的标准是什么?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及在成都洛带古镇博物馆所获得的资料, 客家人的识别标准主要有四条: (1) 是否有客家血缘; (2) 是否说客家话; (3) 是否保留客家民俗和习俗; (4) 是否具有客家自我认同意识。
(二) 成都客家人的来源及分布
巴蜀之有客家, 源于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相对于四川土著, 外来移民都属于客籍, 但客籍不等于客家, 只有清初以来, 即从闽粤赣地区迁移而来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 我们才把他们称为四川客家。清初以来迁入四川的客家移民, 祖籍来源广泛, 涉及到闽粤赣38个县市, 具体来源地情况详见统计表。
就分布而言, 成都客家人主要聚集在成都市区以东到龙泉山之间的浅丘区, 包括洛带、西平、万兴、长安、十陵、义和、同安、大面、龙潭、洪河、日新、合兴、文安、青龙乡、保和乡、圣灯乡、龙王乡、石板滩、天回乡、三圣乡等25个乡镇的客家人。因地理位置所处成都以东, 并且呈一片丘陵地带, 所以被称为“东山”。据统计资料显示, 成都东山客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90%以上的乡镇有义和、西平、长安、万兴、黄土、文安、西河、龙谭、龙王、福洪、合兴、木兰和石板滩。[5] (P7) 因此, 成都东山地区是四川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客家方言岛。
二、成都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客家文化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但客家在迁徙过程中, 客家先民与途经地的人民以及定居地的人民进行了交流和融合, 并吸取了当地文化的精髓。因此, 客家人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既有中原遗风, 又有明显地域性的客家文化, 包括方言、饮食、民居、宗教信仰等。本文主要是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 客家文化在成都的传承
1.特殊生存环境的认同
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客家大本营, 主要是以山地、丘陵为主。人们常用“逢山必有客, 有客必住山”来形容客家人的生存环境, 因此客家人西进四川, 迁到成都东山地区就在此地定居了下来。与原乡的地理环境相似, 他们在这里勤劳耕作, 生息繁衍, 这里的地理环境使他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经过移民数百年的勤劳苦干和苦心经营, 这里同样成为了温柔的“原乡”。同时, 客家人在成都平原选择“住山不住坝”还有一个因素, 那就是他们是晚到者。湖广等地移民大都从康熙时期移民四川, 而成都客家人大多数是雍正、乾隆年间移民四川, 平原大坝已经被先行到来的湖广移民占用, 所以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客家人不仅选择在山上居住, 他们的生计方式也与原乡保持一致。[6]
在洛带镇的山坡上, 从广东入川的客家人把从岭南带来的红豆木树种栽在这块土地上, 如今郁树葱葱, 枝叶繁茂。目睹此景, 让人不禁想起了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这些都似乎道出了客家人的思乡情结, 客家人在陌生的异乡尽力营造自己熟悉的生存环境, 这些都表达了他们对自己文化的眷念和传承。
2.独特的语言认同
在族群边界的标示中, 语言是个人对族群认同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象征符号。洛带古镇地处成都东部的龙泉山脉, 有“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之称。该镇有85%以上居民为客家移民后裔。他们在生活中使用古老的传统方言——客家话。客家方言承载的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客家人“宁卖祖宗田, 不忘祖宗言”是他们最坚定的誓言, 他们对方言的坚守就是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和坚守。
在洛带古镇的实地调研中, 笔者观察到:“一位阿姨在向一位客家阿婆买菜时, 用四川话问阿婆多少钱一斤, 阿婆告诉她价格以后, 她又用客家话问能不能便宜一点, 阿婆见她会讲客家话, 顿时给她便宜了不少”。阿婆通过客家话这一方言做出了对自己族群认同的判断。在调研中, 笔者走进一家商店。该店老板张氏老奶奶就是位客家人。她告诉笔者:她们家族从广东迁来, 来到成都东山已经有150多年了。她和我交谈时, 她会选择说四川话, 但她和她的邻居仍然会说熟悉的客家话, 因为她们都是客家人。在客家人迁到成都东山后, 客家话是很多客家人对自己族群认同的一种原生性认同。不远的一位老爷爷告诉笔者, 他出生于1944年, 他们的小孩儿在学校都说普通话, 回到家和爸爸妈妈还是说客家话。
3.崇敬祖先的传统
“祖宗是对始祖及先世中有功德者的尊称。崇敬祖先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学说的基础。儒者认为“祖”是有“始”的意思, 是每个家族子孙的本源。客家人特殊的生存条件和地域环境使他们形成了固守传统文化的精神, 他们是现在汉民族中保留儒家意识最浓厚的一个民系。成都东山客家人至今仍有崇敬祖先的传统。龙潭《熊氏族谱》的家训有:人之祖先犹木之本, 水之源也。入祠思敬, 过墓思哀。春秋享祀, 永世勿忘。”[7]
在笔者的调研中, 有幸认识到一位成都东山的客家人廖氏老先生。他今年77岁了, 他告诉笔者, 在洛带镇的莲花大队, 我们廖家有一个小祠堂, 在新都区石板滩, 有一个更大的廖家祠堂, 由于年代已久, 这个祠堂刚进行了翻修。每年的三月, 他们廖氏家族一百多人集聚一起去祠堂祭拜祖先。此外, 还有镇上的会馆, 比如洛带的广东会馆和江西会馆都是我们商事议事的地方。他还告诉笔者, 他的身边甚至还有客家人去广东认祖归宗, 他们称自己是“土广东”。
4.纂修族谱的传统
纂修族谱、传承家规是四川客家人族群认同的又一种方式。虽然修谱不是客家人独有的行为, 但较其他族群而言, 客家人对修谱更为普遍, 也更为重视。在每年的春分祭祖时节, 各支宗亲都会带上家谱, 对家谱进行内容的补充和更新, 同时对族约家规进行诵读和宣传, 潜移默化并达到对族人进行教育的目的。在调研中, 廖氏老先生告诉我他们祖先在迁川路上随身携带原乡族谱, 来到四川后他们仍然修谱。出于修谱的需要, 他们甚至会派专人前往原乡寻访族谱世系。由此可见, 同客家方言一样, 族谱最直接有效的强化了成都客家人对自己文化的传承。
(二) 客家文化在成都的变迁
在四川客家聚居区, 客家的方言、风俗、民俗等随子孙的繁衍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但也受到巴蜀文化等影响而发生了演变。这里须指明的是客家文化的传承是主流, 而演变只是支流, 演变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产生的。
首先, 客家方言发生了一定的变迁。四川与广东远隔千山万水, 客家人入川两百年来, 很少与广东乡亲往来。同时又因四川湖广人居多, 还因湖广紧邻四川而先期迁入, 湖广文化便成为四川的优势文化, 客家文化处于劣势地位。新中国成立后, 官方倡导普通话。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四川客家方言不得不发生演变。如“再坐一会儿”、“再吃一碗”、“他正在吃饭”, 广东梅县分别说成“坐下添”、“佢食下添”、“食唐逮”, 四川分别说成“再坐下子”、“再食一碗”、“佢正在食饭”。客家方言中记载有“行路”、“遮”、“公太”等词汇, 现在四川客家分别说成“走路”、“伞”、“太公”了。有些词汇如“中”、“值”, 梅县在声母上读作舌头音, 四川话却读作舌上音。[8] (P345) 客家人来到成都, 虽然还是说客家话, 但其中的语音特征却不知不觉发生了一定的变迁。特别是一些客家人同当地湖广人通婚后, 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 无形中对客家方言也产生了影响。
其次, 客家民居条件发生了变化。川西客家移民所处的地理位置离成都大都市不远。便利的交通, 优越的地理条件使生存变得更加容易。在考察中, 笔者发现:在成都东山, 小家庭小规模住宅已经取代了闽粤赣客家人聚族而居的方式。“大分散、小集中”是四川移民在新环境下选择的新的居住方式。
再次, 成都客家的饮食菜肴也与当地饮食进行了融合。很多客家菜肴都可以在传统的川菜和广东菜中找到相应的影子。比如:广东的杂锦煎豆腐饼、丁香豆花, 在川菜中分别叫“家常豆腐”、“酸辣豆花”, 而在成都客家菜中分别叫“煎酿豆腐”和“麻辣豆花”。由此可见, 成都客家菜受到当地了川菜的影响。客家人为了适应当地生活, 他们的民情、风俗等都发生了一定的演变。
综上所述, 我们注意到, 成都客家文化的300多年传承与变迁, 之所以能够自成一体, 就是因为他们内心强大的文化认同。正是这种强大的文化认同才使得成都客家文化得以幸存, 从而没有被强大的巴蜀文化所同化。对成都客家文化进行研究, 我们提取了成都客家人内心强大的文化认同。而这种强大的文化认同对当今政治认同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三、文化认同对当今政治认同的启示
“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等人生哲学难题。什么是文化认同?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 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9] (P5)
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来看, 政治是漂浮于社会结构表层的, 必须扎根于文化的深层次土壤中。以政治文化为视角, 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文化不认同, 政治认同难一致;政治不认同, 有可能会弱化文化认同。
(一) 尊重当地客家文化, 从而强化政治认同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客体有所不同。族群认同的客体主要包括本族群的身份、血缘、地域和生活方式等;国家认同的客体除了这些, 更多的是关于政治生活和政治领域的内容, 如国家的领土、主权、方针、制度等。正因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客体不同, 国家在制定少数族群的政策方针时必须要考虑当地族群的文化认同, 如果过于强调国家认同, 就有可能会引起少数族群内心的文化对抗, 这种对抗会给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带来一定的离心力。当地居民只有在自己的文化认同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对异于自己文化的主流文化产生认同, 从而建立起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因此, 我们要尊重客家文化, 保护客家文化, 即保护他们独有的方言、宗教、民俗、习俗、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等, 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二) 兼容丰富多样的文化, 从而强化政治认同
族群认同以初级社会群体为载体进行传递, 族群内成员将族群文化内化到自己心中并将其得到传承, 因此具有较高的“原生性”。与此对比的是, 国家认同则依靠基层组织、学校教育、特定的政治符号、政治事件以及媒体宣传等手段进行建构, 具有较高的外在性。相比起族群认同对文化的偏重, 国家更加侧重全体社会成员在政治上的一致和认同。即要以“文化多元, 政治一体”来作为整合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指导原则。
(三) 契合不同族群的文化逻辑, 从而强化政治认同
族群成员主要是以身份、方言、饮食、民居、血缘、地域、语言、生活方式等为依据进行族群认同, 因而族群认同以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记忆、共同的遭遇等作为基础。而国家认同是以统一的政治身份作为依据, 因此国家应当在少数族群地区建构国家认同, 以保证国家的统一。但国家在建构认同的过程中, 所使用的方式应该契合少数族群的文化逻辑, 更多的考虑少数族群特有的文化, 如不同群体的身份、方言、血缘、生活方式等。只有坚持这一原则, 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矛盾才能够得到有效避免, 政治认同才能够得到强化和实现。
摘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同时也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客家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族群, 它分布广泛, 人口众多, 但族群内部凝聚力很强, 直到现代都保留着非常独特的客家文化。客家人迁居四川后, 原乡客家文化得到了传承, 也发生了变迁, 但无论如何, 成都客家文化依然能自成一体, 没有被强大的巴蜀文化所同化。本文对成都客家文化进行实地考察, 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成都客家人的文化认同进行研究。而这种强大的文化认同对当今我国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建设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客家文化,文化认同,政治认同
参考文献
[1]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M].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M].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谢明香.四川客家文化品牌传播及媒介策略——以成都东山客家文化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3期.
[4]肖平, 肖又尺.客家人[M].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2013年版.
[5]谢桃坊.成都东山的客家人[M].四川出版集团, 2004年版.
[6]郭一丹.从“湖广填田川”到西部大开发:成都客家人的文化认同与变迁[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7]谢桃坊.成都东山的客家人[M].四川出版集团, 2004年版.
[8]陈世松.四川与客家世界——第七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M].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 2005年版.
认同 篇10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关问题一直是少数民族方向研究的热点。只有当两者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情况下, 国家才能更加稳定和繁荣。云南藏族作为中国藏族的三大分支之一, 不同于西藏自治区的独特性, 使得对其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研究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 其中藏族主要居住在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藏、川三省区交界处, 总面积23870平方公里, 西北接西藏自治区, 东临四川省, 东南与丽江市毗邻, 西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接壤。全州辖香格里拉县、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三县, 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多民族融合的生活方式使得对云南藏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的研究极具价值。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区进行, 问卷调查的对象是14-18岁的青少年, 在所抽取的414名青少年中, 男生223人, 女生191人。调查对象来自城乡113人, 来自牧区65人, 来自农村236人。
2、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在Phinney.J.S. (1992) 、Valk.A.&Karu.K (200l) 的民族认同量表的基础上, 编制了云南藏族青少年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调查问卷。本问卷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基本资料, 民族认同部分和国家认同部分。民族认同部分有24道题。进行信度检验, 测得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a=0.645;国家认同部分有23道题, 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a=0.885, 说明信度较好, 适合进行分析。
三、数据分析
1、云南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感的总体情况
通过对414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 云南藏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的平均水平为3.597±0.320分 (问卷5分制:1.完全不同意, 2.不同意, 3.有点同意, 4.同意, 5.完全同意) , 说明云南藏族青少年总体上有点同意民族认同这一理念。表明云南藏区青少年在民族认同的观点上是呈现出偏向积极和正面的态度。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 (表1) 可见, 男女之间的民族认同程度有显著性差异 (sig.=0.000;p<0.05) , 男生的民族认同感 (3.423) 低于女生的民族认同感 (3.718) (见表2) 。
通过表3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藏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也有所不同。牧区的青少年民族认同相对于农村和城镇的青少年来说民族认同感略高 (3.674) , 农村的青少年民族认同感略低 (3.567) (p=0.044;p<0.05) 。
2、云南藏族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总体情况
调查显示, 云南藏族青少年的国家认同的平均水平为3.681±0.610分 (问卷5分制:1.完全不同意, 2.不同意, 3.有点同意, 4.同意, 5.完全同意) , 说明云南藏族青少年总体上处于有点同意国家认同这一状态。表明藏区青少年在民族认同的观点上是呈现出积极和正面的特点。同时不同社会背景的藏族青少年的国家认同不同 (见表4) 。牧区的国家认同感相对较高 (3.880) , 农村的国家认同感相对较低 (3.64) (p=0.016;p<0.05) 。
3、云南藏族青少年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比较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 (表5) 可以看出, 云南藏族青少年的国家认同 (3.680) 高于民族认同 (3.597) 。说明在云南藏族青少年的意识里更愿意承认民族是在国家这个范畴内的, 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理念。
四、结论
1、对云南藏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的认识
通过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云南藏族青少年在民族认同的观点上是呈现出偏向积极和正面的态度。在牧区的青少年比生活在农村和城镇的青少年民族认同感略高。这是因为生活在牧区的人群基本是属于藏族, 民族成分比较单一, 与外界接触少, 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生活圈单一, 很少考虑多民族或民族认同这些问题。因此, 表现出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感较高。
2、对云南藏族青少年国家认同的认识
调查结果显示, 云南藏族区青少年牧的国家认同感高于农村和城镇的青少年的国家认同。由于牧区受国家政策的优惠较多, 牧区的人民对国家也持一种正面的态度, 国家政策比较到位。从而影响到青少年对国家的支持和认同。
3、对于云南藏族青少年来说, 国家认同的形成不会消弱民族认同的形成
相反,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二者显示出相辅相成的态势。云南藏族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状态, 符合我国大力倡导的“在政治上一体, 文化上多元”的认同, 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费孝通, 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2]王嘉毅, 常宝宁.新疆南疆地区青少年国家认同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 200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