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难题亟待破解（精选三篇）
开发难题亟待破解 篇1
尽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成效显著, 灾区群众的安居和民生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但由于灾后重建的政策重心没有及时地由应急性恢复型重建向长远性发展型重建调整, 导致灾区产业重建远滞后于硬件设施重建, 从根本上制约着灾区群众的稳定就业和可持续增收。
一、对口支援向对口合作转变存在障碍
伴随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基本完成, “省—县”对口支援的历史使命也即将结束, 由对口支援向对口合作、无偿支援向互惠合作转变无疑是当前最现实和可行的选择。
但是, 通过我们对四川地震灾区的调研发现, 这种转变面临的最突出的困难是合作双方行政级别和经济规模不对等, 平等互惠的对口合作机制难以构建。由于“省—县”合作行政级别完全不对等, 导致双方在合作谈判、签订合作协议时难免有所顾虑, 操作比较困难。同时, 省、县之间经济实力悬殊, 产业构成差异巨大, 必将导致双方产业关联度低、难以实现优势互补。因此, 尽管灾区地方政府渴望尽快实现对口支援向对口合作转变, 援建方却缺乏内在动力, “一热—冷”的反差十分明显。
二、发展能力不足的内在矛盾亟待缓解
1.灾区群众的投资能力近乎丧失
由于住房重建时间过度集中, 材料费和人工费的“双上涨”导致灾后住房重建成本几乎翻番, 灾区农民负债水平创历史新高, 如北川县农民因住房重建户均负债超过7万元。灾区农民被迫由震前“打工存钱”向震后“打工还钱”转变, 致使农民本就脆弱的生产投资能力遭受严重破坏, 甚至可能危及灾区社会稳定。可以预见, 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政策支持, 大多数灾区农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的状况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2.受损生产性农业设施尚未及时修复
灾后重建对农田水利、土壤改良、田间道路等生产性设施修复的投入相对不足。如北川县生产性农业设施投入比重只占到灾后重建总投资的4%, 而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却占到28%, 二者之间反差巨大。这不仅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灾区农业生产的较快恢复和发展, 而且也成为影响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障碍。
3.对灾区农民劳动就业培训投入明显不足
地震灾区耕地普遍毁损严重, 加之相当多的山区因生态重建的需要已不适宜重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外出务工不仅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迫切需要, 而且是其实现被迫性就业转型的现实选择。据我们调查发现, 灾后重建对农村人力资本开发重视不够, 安排的重建资金比重明显偏低, 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就业培训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劳动力输出的组织化程度低、针对被迫性就业转型所需要的专业性就业及创业培训十分缺乏。
三、产业重建相对滞后影响经济发展
1.新引入工业项目对灾区比较优势资源的整合能力不强
灾后重建产业项目一般纳入对口支援规划, 园区招商由援建双方共同推进, 因而这些项目基本是援建省市的优势产业, 具有显著的“嵌入式”特征, 与当地的产业基础存在明显的差异, 不具备整合当地资源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这些项目的主要原料和市场都“双向在外”, 在不具备区位优势的条件下, 其产业竞争力必然被削弱。同时, 在整个地震灾区缺乏产业布局合理协调的情况下, 产业同构的矛盾已有所显现, 其也将对区域协调和分工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2.本地产业恢复和发展缺乏资金支持
地震灾害使依托特色资源开发已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本土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如北川县9家以茶叶加工为主的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损失高达到12.5亿元, 恢复生产大约需要资金2亿元。但因所需的产业恢复重建资金没有纳入灾后重建投资计划, 在资金严重匮乏的情况下, 企业基本无法自我修复。同时, 灾后产业恢复重建, 灾区启动了培育具有市场优势的新兴产业发展计划, 如北川县为培育玫瑰、树莓、冷水鱼养殖、猕猴桃、山桐子等新兴产业, 共需投入资金1亿元左右。但这些新兴产业同样处于得不到产业基金支持的窘境。
3.对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培育重视不够
灾区地方政府大多制定了目标宏伟的跨越式产业发展计划, 偏重引入高科技和大型工业项目。而真正直接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小型或微型企业却未纳入产业重建资金支持范围。据调查发现, 在一些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山区县, 其工业园区内大型项目投资规模却可以高达数十亿。值得重视的是, 灾区产业基础很薄弱, 这种产业发展模式, 不仅对当地特色资源开发和农民增收的辐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 而且还可能增大产业发展的风险。
4.对产业链整体打造重视不够
灾区产业重建项目比较重视原料供给和生产加工等产业链前端和中端环节, 忽视对仓储、物流、销售等末端环节的打造, 产业链缺失矛盾比较突出, 不久将来可能面临因产能过剩而产销失衡的潜在风险。
四、灾区基层组织运行面临特殊困难
1.地震灾区基层政府因重建负债沉重
地震灾区基层政府为了实现“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灾后重建目标, 在财力难以负担的情况下, 普遍采取负债方式推进灾后重建。负债主要用于征地拆迁、基础设施建设、安居房建设等, 其中征地拆迁费用比重最高。以北川县为例, 灾后重建造成政府系统内负债已逾48个亿, 其中, 征地拆迁负债高达26.6个亿。过高的负债水平不仅给灾区基层政府带来巨大压力, 而且也会增大形成呆账、坏账的可能性, 数倍地放大放贷银行的金融风险。
2.农村社区组织修复相对困难
地震对农村基层组织系统破坏严重, 加之道路、交通、通讯等设施的毁损, 乡村组织管理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地震对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破坏还致使原有道德习俗和村规民约的约束力减弱甚至失效。同时, 农村社会重建面临着公益性专业服务人员及其工作经费缺乏等问题。
五、破解难题的对策建议
1.构建平等互惠的对口合作长效机制
(1) 构建省级合作开发战略框架下对等的区域优势互补合作开发模式。
鉴于省县合作面临一系列现实困难, 当务之急是由各援建省 (市) 分别与四川省形成对口合作战略框架, 在此框架下, 选择具有显著经济互补性的区域, 签定一揽子更明确和具体的“市-市”、“市-县”和“县-县”多个层级的对口合作协议, 实现对等性更强并且效率更高的对接与合作。
(2) 建立有利于促进对口合作的激励机制。
对口合作开发应当是建立在双方互惠互利基础之上的市场化合作。由于地震灾区基础较差, 现阶段的对口合作机制自发形成和发挥作用并非易事, 对口合作只能是配套政策支持下的特殊合作形式。因此, 建议合作双方政府搭建合作项目信息的交流平台, 为具有潜在合作意向的经营者提供项目信息、项目咨询、资信调查等服务, 以实现降低合作成本, 提高合作的效率。灾区地方政府在土地、税收、公用设施、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提供相关优惠政策。中央政府和援建省市政府出台相应的用地、信贷、财税、技术支持等配套的扶持政策, 对援建方投资商的进入给予明确和持续的政策激励。
2.重视提高灾区农村内生性发展能力
(1) 积极化解农民债务, 增强农民投资能力。
借鉴成都市及其它省 (市) 农房抵押贷款的成功经验, 斥资组建农村贷款担保公司, 在灾区积极试点农村房屋和林权抵押贷款办法, 探索和研究提高农房贷款抵押率的可能性。利用灾后重建提供的土地整理、村庄重建机会, 通过县区内集体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挂钩, 实现农户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合理调整灾后重建资金投资结构, 对农民通过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等方式对小型和微型灌溉系统、田间道路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修复进行补贴。
(2) 提高对灾区农业生产设施建设的投入比重。
发展式灾后重建阶段, 农村灾后重建的重心应逐步由民生工程和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向农田水利、土壤改良、田间道路等生产性设施修复领域转移。要尽快修复被毁耕地, 加大力度推进农业生产设施建设, 全面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
(3) 制定针对地震灾区的就业培训计划。
将专门针对地震灾区农民工的培训项目纳入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中, 确保灾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资金来源可持续性。充分利用四川省内优质的职业培训机构和资源对灾区劳动力进行帮扶式劳动技能和知识培训——包括外出务工培训和新型农业生产技能和知识培训。完善对口劳动力资源合作机制, 建立人才交流平台, 根据援建方的用工要求, 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并有组织的输出灾区劳动力到援建省市就业。对因生态修复而失去土地被迫进行生态移民、外出务工、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户提供专项补偿。
3.加快构建灾后产业恢复重建政策体系
(1) 高度重视重建产业的形态选择。
产业重建定位既要充分依托灾区的特色农产品、生态环境、劳动力资源的相对优势, 又要有效发挥援建方在资金、技术、品牌、市场需求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因此, 要以双方互补性的特色资源和优势要素为基础, 建立以市场为核心, 政策作支持的产业选择机制, 加快促进灾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人文生态旅游基地的集群化、品牌化发展, 形成以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旅游业为主的新型产业形态。
(2) 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产业体系。
产业重建时要注重形成高、中、低层次, 大、中、小企业兼收并蓄的三次产业体系。在引入规模大、层次高、带动强的大中型产业项目的同时, 也要通过出台贷款担保、贴息、税收减免和财政参股等金融、财税优惠政策扶持一批从事适度规模化种养殖、农产品加工营销、生态旅游等行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
(3) 构建产业链各环节优势资源的整合机制。
以基地为平台、以企业为龙头、以政府为支撑, 实施产业链整体打造战略, 构建互补性优势资源的整合机制。以重点企业主营业务为核心构建完善产业链, 探索“援建企业+灾区基地+全国市场”的产业发展模式, 政府重点支持突破产业链薄弱环节的瓶颈性约束。
(4) 重视对本地企业的扶持。
当地政府应在税收、金融和技术支持方面加大对本地企业的扶持力度, 增强企业的自我恢复能力;增强服务意识, 为企业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市场信息和公共服务。援建省 (市) 可适当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
4.努力缓解灾区基层组织运行压力
(1) 多渠道化解灾区地方政府债务。
合理调整灾后重建规划, 重点在于适度减少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超越实际需求和条件导致的超高标准投资, 通过优化投资结构, 将园区拆迁成本部分纳入灾后重建资金投资计划。对灾区地方政府难以通过自身能力化解的债务缺口, 应通过财政专项资金转移支付逐年化解或由中央出台政策视具体情况进行核减。控制工业开发区超水平发展的态势,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节约征地拆迁成本。
(2) 加快地震灾区社会重建步伐。
反垄断难题，亟待破解 篇2
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负面作用也开始逐渐显现。而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某些行为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也日益严重，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应当尽快建立反垄断的法律体系和执行机构。
日前，中国的反垄断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继国家工商总局对中国企业垄断调查报告出台之后，商务部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该办公室一位高级官员透露，这个新的机构将会在《反垄断法》出台前夕，拿邮政、铁路运输、电信、保险等自然垄断行业“开刀”。
而《反垄断法》草案目前仍在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透露，最晚将于明年3月十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出台。而条法司司长尚明先前表示，国务院已经把该法列入2004年立法规划。
不过，历时整整10年的《反垄断法》依然面临较大的立法分歧和执行困难，业内人士估计，此次也未必能及时出台。另外，反垄断调查办公室虽然开展反垄断立法及其相关工作，但是作为非常设机构，它能否担当起反垄断重任受到质疑。比如，拿邮政、铁路运输、电信、保险等自然垄断行业开刀，一个局级单位是否有足够的权力制约部级单位？不过郭京毅也表示，如果《反垄断法》最后决定反垄断是由商务部承担，这个办公室会成为主要的承担机构。
争议不断，难获共识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经济法室主任王晓晔认为，中国反垄断，最大的障碍在于政府。这也是中国《反垄断法》至今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
早在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中便首次提出了反垄断，特别是反对行政垄断的任务。1994年5月，“《反垄断法》起草小组”成立，《反垄断法》曾先后列入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但由于争议太大，迄今没有出台。
王晓晔指出，有些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认为，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的任务，而中国当前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中国企业的规模还普遍偏小，与世界级大企业相比就更小，因此中国当前应当鼓励企业集中，组建大企业集团，而不是要反垄断。
另外，部门利益也成为反垄断的障碍。一些在过去被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如电信、电力、邮政、铁路等部门出于自身的既得利益，它们对反垄断立法自然不会有很大兴趣。因此，这些行业即便不是公开反对这个立法，它们也会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从《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
参与了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起草律师关安平也认为，中国目前出台《反垄断法》的时机不是太好。因为中国每个行政部门都有下属的大型行业公司，没人能够触动这种垄断。
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盛杰民认为，商务部与工商总局的关系、利益的协调也是造成《反垄断法》十年难产的原因之一。由谁来执行反垄断的任务，成为《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中的一股暗流。日前成立的商务部反垄断办公室拥有未来反垄断的名分，而工商总局则拥有过去十年的反垄断经验。未来的反垄断工作究竟由谁来承担，尚未有定论。
在此前的征求意见中，工商总局曾表示，商务部并没有一支专业执法队伍执行《反垄断法》，对全国范围内的反垄断工作必然力不从心。而作为行政执法单位的国家工商总局则具有先天优势。
专家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反垄断部门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并独立于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否则难以限制其他部的限制性竞争行为。
行政垄断难制约
在内地目前所有的垄断行为中，行政性垄断无疑占据首当其冲的位置。行政垄断主要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
行业垄断表现为一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行政性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以及一些挂部委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有着一般企业不可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在某些产品的生产、销售或者原材料的采购上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从而不公平地限制了竞争。有人称之为“权力经商”。
地方保护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外地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专门发布地方文件，禁止本地的单位和个人行销外地产品，甚至对行销外地产品的经营者随意没收或者罚款。
在王晓晔看来，中国的《反垄断法》应当最主要解决的就是行政垄断。在2002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征求意见稿》时，当时的国家经贸委（现商务部）经济法规司副司长陈丽洁博士在介绍立法情况时就透露，如何界定垄断将是中国反垄断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她表示，综观各国现行《反垄断法》，垄断概念都是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特点界定的，中国是以反行政垄断为特色。行政垄断正是中国主要的垄断形式，因此，中国的反垄断立法首先应将国家机关滥用权力对市场实施的垄断行为包含在调整范围内。据透露，在《反垄断法》的送审稿里已设专章对行政性垄断进行了规制。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鲁夫却认为，行政性垄断是体制转轨时期的产物，是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不是一部《反垄断法》所能解决得了的。
有专家认为，寄希望于未来的反垄断机构，将反垄断的矛头对准政府设立的垄断，未免有点逻辑悖论的味道。“政府设立的反垄断机构，怎么会反对政府设立的垄断呢？一个人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吗？”
专家指出，《反垄断法》最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如果只是一个法律文本，在执行中得过且过，没有人较真，那还不值得太过忧虑。但现在有了一个执行机构，问题就大了。有了机构就得有官员，而官员是要找事做的。毕竟，反垄断机构要有垄断可反，它才有存在的理由，也才有种种不言而喻的好处。而且，能够找到的“垄断行为”越多，就越能显示该机构的重要，从而顺理成章的扩大机构，增加人手，走向臃肿。
新型城镇化战略亟待破解的难题 篇3
1 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启示
从考察英国“圈地运动”、美国南北战争、日本二战以后开始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可以发现, 城镇化的过程伴随着工业化的过程, 也是农村劳动力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 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共同特征是, 国家积极引导城镇化, 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完备的劳动争议解决法律体系以及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措施, 赋予他们新身份相应的权益及能力, 保障转移人口的生存和发展, 促进他们社会流动, 增加了国家的活力, 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充分借鉴。
但是, 也必须认识到我们与他们的差异:
第一, 英、美、日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同步, 我们城镇化已经滞后于工业化, 目前面临的是产业结构升级。这意味着, 他们的农村劳动力经过基本技能培训就可以成为产业工人, 被城市接纳, 实现社会流动;而我们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 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 转型后的产业工人不是简单培训就能达到要求的, 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在转型后的产业中就业, 只能在城镇的非正式部门就业, 无法促进其社会流动。
第二, 英、美、日推行城镇化的“硬件”设施有充分积累的“软件”支持。一方面, 这三个国家均为典型的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的观念己深入人心, 法律己成为他们的国民的“信仰”。因此, 法律才会被完全遵守。另一方面, 这三个国家在城镇化前都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教育积累, 尊重教育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 家长不仅重视孩子的教育也形成了比较科学的教育理念。相比之下,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法治观念还很淡薄, 教育积累也远不够, 这样会导致政府的“硬件”设施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不利于城镇化进程和社会流动。
第三, 英、美、日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条件和向上流动机会, 而当今的中国“精英二代们”通过占有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垄断了向上流动的通道, 导致了悲观迷茫的社会情绪。这种社会情绪会放大困难因素, 增加改革的阻力, 甚至会增加不确定因素, 不利于城镇化进程。
2 新型城镇化战略
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 不是否定城镇化道路, 而是从以往追求数量的城镇化转变为追求质量的城镇化, 即实现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对城镇的真正融入, 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城镇化, 是追求创新驱动的,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既然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这不仅包括低层次的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 也不仅仅是给予他们“市民”的身份, 而是最终要实现高层次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要求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让他们生存和发展;给予他们“市民”身份, 要求选择按贡献参与分享的方式, 提供不同的类型户籍政策和居住证种类, 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等配套福利待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要求通过自觉的奋斗, 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过程中,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平等民主、文明先进、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筑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讲, 首先要提升他们的观念观念, 用理性的现代城市文化, 用法律规范和人文观念作为社会体系和市民价值系统主体, 促进农村劳动力观念的提升。农村劳动力在成为市民后, 也获得更多选择的自由与机会, 比如自由迁移、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享受政治权利等实现自我发展的目标, 并最终完成由传统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市民的全面转型。
3 新型城镇化战略亟待破解的难题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价值体现着现代的“人本主义”观念,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价值旨归, 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但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碰到一些难题, 归纳如下:
第一,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能否能有效实施的问题。我国当前浮躁的社会氛围和悲观迷茫的社会情绪, 必然导致短视的行为方式。新型城镇化战略立意高远、远见卓识, 能否被这样浮躁、短视的社会氛围接纳和实施值得重视。如果战略目标不能得到有效贯彻, 城镇化过程会出现混乱、偏离目标方向, 最终还原为人口流动的城镇化, 农村劳动力由于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而使整个城镇变成一个更具“乡土”特征的大农村, 社会阶层固化, 城镇中存在较多矛盾和社会问题, 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来源。反过来, 如果降低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 从现实出发引导城镇化, 又可能由于存在路径依赖性, 导致城镇化在一个低水平上循环而无法升级。因此, 如何制订可执行的城镇化引导方案, 保证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没有通过试点取得具体的经验的情况下, 全面的新型城镇化不宜启动。
第二, 新型城镇化中市民化的速度和规模问题。从时间上来讲, 市民化“等不得也急不得”。等不得是因为农村大量劳动力需要转移, 需要就业和谋生, 大城市融不进去, 农村又回不去, 城镇是他们最适宜的归宿, 这种需求越来越迫切, 时间上不容久等;从规模上讲, 市民化的规模应该适度。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 而且呈现出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 收入水平、居住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对应的市民化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城镇的承载能力有限, 过量的农民工市民化, 会导致城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居住条件恶化、社会秩序混乱和大量失业问题的产生。另一个问题是, 如果规模过大, 有可能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会严重侵入城镇既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最终可能的结果不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而是城镇的农村化。
第三, 新型城镇化中产业结构问题。从现实出发, 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具有较强的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而且要求相对较低, 投资规模小, 容易创办, 似乎应该成为新型城镇化中主要发展对象。但是, 国家正着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这意味着这样的中小企业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甚至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即使勉强生存下来, 也无法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因此, 选择怎样的产业结构既能解决现实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又能实现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