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精选5篇）

篇1：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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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是中国农村发展环境最好的时期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深感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从政策层面上，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从舆论氛围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2004年中央1号文件专门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文件，是历年来力度最大、反响最强烈的文件。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把中央1号文件誉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百科全书”、农民致富的“冲锋舟”，为之拍手叫好。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三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谏言献策，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良言，各级干部也在大声呼吁，基层干部按照政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正开始热火朝天的贯彻执行。但是许多基层干部，有个共同的感受是中央1号文件出台前大家千呼万唤，出台后又猛然不知如何下手抓落实，这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做农村工作中如何科学理解领会中央精神、如何积极主动地落实中央决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大家也感觉到，有两对矛盾需从政策层面解决。一是“三农”政策与各级基层落实之间的矛盾；二是“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因此，在政策的制订上，必须体现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在抓落实上，必须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学者和研究机构既要有使命感，又要切忌片面性、理想化。实践者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又要防止盲从和畏难情绪。

二、“三农”问题必须拆分细化逐项解决“三农”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合称。农村是一个大概念，农业是一个产业，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因其是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科学、理性，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和瓶颈入手,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解决农村问题要三管齐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台了农村三项政策，即土地二轮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当前应该急速出台土地“永佃”，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土地政策，建立一个能使土地迅速流转的平台，如建立农村政策性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经营土地的职能。第二，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二十年，仅城市建设用地一项，城市就从农村拿走增值的2万亿。1979--1994年的16年间实行农副产品剪刀差，农村就向城市贡献15000亿。目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金融资产不足30％，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4，这是建国以来差距最大的时期。因此，政府对农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建议每年全国人大的例会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例会也照此执行，使财政支持农业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力争在近年内将财政支持农业资金量由现在的占财政收入10％左右提高到16％左右，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上等水平。第三，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特别是乡镇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官僚主义、机构膨胀、收费欲望强烈，因此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现在有一种建议，撤销乡镇政府，从基层的实践来看，这种建议不现实。目前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城乡人口比例4：6，城乡收入比例4：1；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大。加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农村防灾、抗灾和救灾能力脆弱，防灾抗灾任务繁重。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权机器和政治动员能力，需要基层政府行使职能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镇治理机制如何设计？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提出的“建立乡镇村一体的自治行政体系”的构想，很符合农村实际，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地方行政自治的思路和原则，使行政体制和自治体制结合起来，使乡镇政府具备更多的民意基础和责任意识。

四、解决农业问题要充分考虑产业规律 正确认识农业是一项产业。以工业理念指导农业的确是不少地方的实践，但目前一些地方还停留在微观层面，还没有从宏观上将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从产业政策上来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更应该把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这个产业不管是弱势产业还是强势产业，还是传统农业状态下的小农产业，它毕竟是一个产业。大部分国家，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从农业起步的。我们应在认识上树立农业是一个产业的概念，从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规律角度来研究农业。正确认识国家农业直补政策。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对农业的直补政策，是对农民“多予”的一个直接体现，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但这只能是暂时性的措施，从长远考虑，应该研究直补资金效益最大化的问题。目前国家从总量上拿出了一大笔钱，但具体到每个农民头上，补助效益如何，值得深思。农民一亩地国家补上十几元，农民也很高兴，一家三四亩地得几十元补助，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许多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反而没有能力和资金来解决，比如灌溉用的塘湖堰渠的修缮，农资市场的假冒伪劣整顿与治理等等，若政府在这方面对农业产业扶持就大有作为。发展农业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重点支持与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基本农田的治理和保护、旱涝保收田的建设、蓄水和灌溉工程、防洪除涝工程、机耕道路的修建、优良品种的繁育和推广，再如建立质量检测体系、质量评估体系和品牌保护体系，在注册、保护和申报农业产品等方面出台一些政策。这些资金补助和政策性支持并不是对哪一种产品进行的，而是对整个产业进行补助。发展农业应走产业化的道路。只有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够解决全国2.3亿户农民分散经营的问题。通过产业化把农民组织起来，适应和参与市场经济，才能使我国农产品“优的多起来，多的优起来”，产业的“蜂窝型”才能“板块化”。在过去我们对于产业化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和干涉的形式来发展产业化；二是把产业化限定为农特产品的经营，忽视了对大宗农业产品的发展。所以，必须走出这两个误区。首先应考虑传统的优质农产品，比如各地都有自己的区域性特产，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能够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都是被广大农民所接受的，适合当地农民种植习惯的，也是后来推广发展成本最低的产品。所以，应从传统优良产品入手，走产业化的道路。其次，对于已经形成的、具有比较经济优势的优良产品，迅速整合成产业化发展的模式。比如说山东的蔬菜、沿海的渔业，河南优质专用小麦等优特质产品。其三，农业产业化不能忽视大宗农产品的产业化，比如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等的产业化，应迅速用政策催生一部分龙头产业。同时，农业产业化要走农业工业化的道路。现在很多人认为工业化只存在于城镇，而且普遍认为乡镇企业已经垮掉了，工业化道路没法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时期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怎么走呢？有三条路径：做大做强现有的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项目；从提升传统农业入手，走劳动密集型、资源转化型的工商业。如果在农村也搞高科技，这是一个指导性的误区。应着力发展一头在田间，一头在工厂，产品进商场的产业，特别是千家万户都能上的工业产业。

五、解决农民问题关键要解决好城乡统筹 当前城乡统筹亟待解决的是农民绝对贫困问题，农民的市民待遇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的入手处，出路就是要加大农民市民化的福利建设，这也是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城乡统筹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农民贫困的体制性障碍也就清除了。第二，建立农村养老体系。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占总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有7285万人。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不解决，农村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计划生育问题，农村家庭的规模虽然逐渐变小，完全核心户不断增多，理论上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由于养老仍以家庭为主，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的迁徙。农村若建立像城市一样的养老体系，可以参照城市筹措资金的方式来进行。有个人部分，有集体部分，以及中央政府的补助。从操作层面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渠道解决资金的问题。一是可以将7285万60岁以上老人承包的责任田的使用权的若干年抵押给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既经营货币又经营土地），获取社保资金。如果使用权按15年抵押，每年使用费按300元计算，可以一次筹集近4000亿；二是将粮食直补资金和各级承担的粮食风险基金打入个人养老帐户；三是个人缴纳。四是集体收益和社会筹集部分。第三，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开展的有声有色，国家应该把它制度化、规范化。在解决了低保和养老问题后，农村合作医疗可以考虑自筹资金，国家适当补助的方式。

六、成立政策性银行为农村金融输血，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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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加快“三化”进程 破解“三农”难题是一篇关于会议讲话的范文，由中国范文网编辑收集整理！免费提供，希望能够帮助您。

农民增收难，主要难在粮食主产区。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科学的、实事求是地分析农民增收的难点和制约因素，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有诸多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矛盾：从宏观上讲，主要是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的矛盾。20多年前实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效推动了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随着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农业效益的高额回报。从中观上讲，主要是农业人口的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的矛盾。在农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不足，农业融资能力差，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农民就业不充分。从微观上讲，主要是农民综合素质与现代农业要求之间的矛盾。农民缺乏技术、缺乏信息、缺乏资金，造成与市场、与科技、与城市、与非农产业等方面的脱节，难以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只有着力化解这“三大矛盾”，才能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就业增加的“三增”目标。近年来，我们针对“三大矛盾”，紧紧立足区情，积极探索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路子，大力实施农业集约化、农村工业化、农民非农化，延长和拓展农业产业链条，有效的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二是把龙头企业做强，加快农村工业化，健全农业产业体系。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应当是生产、加工、流通紧密联结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农产品的生产。必须树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业产业观念，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我们按照“建大龙头、带大基地、兴大产业、占大市场”的思路，坚持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大力发展产业链式龙头企业，实现农工商一体化。近年来，我们依托主导产业，培植了150多家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初步形成了以超越、翔宇两个玉米淀粉公司为龙头的玉米深加工产业链，全区达到20万吨淀粉加工能力，年可加工玉米18万吨，使全区15万亩玉米全部实现加工增值。以丝绸公司、缫砍罚纬闪思胨砍癫盗矗壮可芰Υ锏?00吨，较好的稳定了全区6万亩桑蚕生产，蚕农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普遍增强。以馋神食品公司、佳佳乳业为龙头，形成了肉制品、乳制品加工产业链，带动全区新上了10处大型奶牛养殖场、280多个养殖小区，养殖大户发展到5000多户，使畜牧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产业。以天工织造、鲁棉公司为龙头，形成了棉花加工产业链，年可加工棉花40万担。以宏润、天顺木业为龙头，形成了林木加工产业链。此外，我们还成立了28个具有服务、沟通、协调、公正和监督作用的农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保证了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四是把支农政策利用好，加大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主体是农民，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有效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农民是主体，并不意味着政府什么事情都可以撒手不管了。政府的作用是引导、服务和宏观调控，要克服“越位”和“缺位”现象，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放任自流，必须在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做好扶持、引导工作，把农民的微观活动引导到发展规划的框架之内，为农民提供市场和科技服务，指导农民种，引导农民调，帮助农民销，为农民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了“项目农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高标准完成了10万亩涝洼地整理一期工程、二期世行中低产田改造、伊运河引水排涝和涛沟河回水段除险加固等重点工程。积极协调农贷资金，实施了“信用致富”工程，有效的解决了农民上项目缺资金的问题。去年以来，先后发放小额农贷1.8亿元，受惠农户达1.4万余户，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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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

“十二五”时期,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历史性的“十二连增”,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实践证明,党的“三农”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亿万农民是衷心拥护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三农”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难题和新挑战,突出地表现在:农业结构性矛盾凸显,农业效益持续下降,稳生产难度不断加大;国内外农产品价差扩大,去库存、化风险难度不断加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难度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益出现边际递减趋势,农民收入较快增长难度不断加大;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治理难度加大。

上述问题说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节点。“十三五”时期,必须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着力提高农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着力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着力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实现成功转型。

首先,坚持创新发展,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创新是引领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应对问题挑战的必然选择。创新不仅包括农业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必须依靠创新,摆脱过去那种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透支资源环境的发展方式,培育主要依靠科技推动发展的农业增长新动力;必须依靠创新,开辟新的政策红利,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必须依靠创新,解决好谁来种地、地怎么种、新农村谁来建的问题,应对日益加重的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必须依靠创新,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谐。

其次,坚持协调发展,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城乡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意义更加凸显,要求更加紧迫。应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举措,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落户。同时,还应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管理等现代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

第三,坚持绿色发展,实现环境友好和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农村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都是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在推进全国绿色发展、改善全国生态环境的征程中,农业农村肩负着重大责任。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确立发展绿色农业就是保护生态的观念,加快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逐步退出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农业生产能力,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大力推广农业节水灌溉,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逐步实现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大力推进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生产,加强产地环境保护,着力提高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水平。

第四,坚持开放发展,拓展农业农村发展空间。全球丰富的农业资源为我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宜加强战略谋划,加快农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步伐,构建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宜合理确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发展优先序和自给率目标,实行有保有压有放政策。在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努力扩大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适度进口国内紧缺农产品。充分利用我国农业技术、装备、市场等优势,参与国际农业开发,特别是要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合作。

篇4：抓住要害破解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权利冲突问题

三农问题简察。农业乏力、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的现状令人揪心，特别是因收入微薄、自然灾害和牲畜瘟疫不断使农民闲置土地而走出农村成为农民工，村落中鸡犬相闻的繁华景象正成为历史的记忆。我们看到的是农村水利工程和其它基础设施因年久失修而不堪重负，为短期经济效益而种植桉树和转基因农作物来替代原有植被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频繁在农村肆虐。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权利冲突问题。一方面，从所有权冲突层面来看，用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后，个人治理替代了集体治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替代了计划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水利和其它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成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悲剧，谁来维护农村的公共物品呢?为追求经济效益，有些村镇可以将其转让、出卖给私人牟利，正像将国有企业的资产贱卖或赠送给管理层而让工人下岗。农村广泛存在的透支土壤再生能力的现实正不断上演土地这一公共物品的悲剧，当大规模的生态灾难降临时，其实是所有权冲突已经到了无法缓和的程度。

另一方面，从剩余权冲突的层面来看，农产品因其生产的非高技术性和普遍性而不具有与工业品进行市场竞争的能力，农产品被贱卖成为常态，这是世界的普遍规律，农民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剩余，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农产品的补贴政策。民以食为天，如果不是农业的巨大贡献，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何在?因此，如果让农产品直接参与商品的市场竞争，这对农民是极其不公平的，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确保农民增收而参与分配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农村的权利冲突问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后导致的“公有物悲剧”；二是农产品与非农产品在进行市场竞争时对剩余的分享的“不公平悲剧”；三是国内无补贴的农产品与国外有补贴的传统农产品之间和国内传统农产品与国内外转基因农产品之间竞争而导致的“价格与技术竞争现期悲剧”；四是农民的短期权利与长远权利冲突而形成的“远期悲剧”，这种“远期悲剧”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农民追求自身现期收益与通过建设和维护水利设施追求长远收益的冲突，第二种形式是农民通过种植转基因农产品追求短期的产量与理性对待转基因保持农产品种态的稳定性和生态的安全性而追求农业安全这一长远利益的冲突，这些冲突可以归纳为农村所有权和剩余权的现期冲突和长远冲突问题。

如何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呢?笔者认为，主要应当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的前提下，走合作化生产经营的道路，并使农业从国民经济基础和命脉的高度来分享我国经济的发展成果。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与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的法治化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合作化生产经营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前提。农村的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的剩余作为资本积累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现在的生产承包经营奠定了水利和其他农业公共设施基础，因此，集体化并非没有效率，而是集体化更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农村的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能够实现分配的公平，因为社会主义农村实行按劳分配，同时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给予集体保障，如果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结果一定是按资分配，那是资本之间的公平，与农民没有关系。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2010年的西南大旱几乎暂时性地将这种农民在出卖劳动力和自主经营之间的选择逼近了绝境，因此我们在看到生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个体积极性上升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集体积极性的沉灭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那就是水利、生态和环境等“公地悲剧”将会使个体积极性无处发挥。随着水利、生态和环境等“公地悲剧”的不断加剧，自然灾害不会只是个案而是普遍性的存在，这种农民的集体“下岗”是不是能让我们重新审视并探索农村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的法治化机制呢?

农村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和腐败控制的制度化。首先，应该坚持土地这一根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原则，将生产资料和农民的个人生活资料区别开来，并允许农民拥有除土地以外的其他生产资料。

其次，采取鼓励和帮助农民走集体化生产经营的政策，通过像华西村这样的集体化生产经营的典型示范作用使农民自愿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并开展以村集体为单位的经济竞赛。其具体的实现形式可以采取原来已经存在的合作社形式。也可以考虑采取股份合作制经营方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货币和劳动力权折算成股权(劳动力权可以由劳动者自主决定是折算成股权还是直接享受工资待遇)，采取不断积累扩大和有效分成的方式进行分配，股份制经营企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可以在国家指导范围内由农民以民主方式决定。农村股份制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可以由民主选举方式产生或民主聘任职业经理人担任。

再次，国家应当为合作社或农村股份制经营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无偿资金援助和优惠贷款，解决农村发展的资金难问题。

第四，农村股份制经营企业的负责人或管理层面的腐败问题和部分劳动者的怠工问题。劳动者的怠工问题可以通过质量和数量的标准化管理和集体主义教育来解决。农村股份制经营企业的负责人或管理层的贡献存在相当大的度量成本，其腐败问题则存在相当大的发现成本，因此，应当在客观方面建立对他们所做贡献的适当奖励制度并通过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及民主监督增大腐败的成本进行强制性解决，而该腐败问题的主观方面则需要通过强化思想教育的方式剔除其内心对腐败的诱致性，如学习党的先进性理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方针政策，经常性开展向雷峰、孔繁森和王进喜等党的先进模范学习的活动，形成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使其做讲道德、守法纪、爱学习和能干事的带头人。坚决反对和根除农村的“黄、赌、毒”等腐朽因素和铲除一切黑社会组织。

农业参与剩余分配格局的法治化及制度建设

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制度。农业为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贡献过大量资金和劳动力，至今仍然以农民工的形式廉价地向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人力资源，且农业将永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应加大对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这也是对过去工业向农业提取资金的还债，是对近30年改革开放重视GDP计量而轻视农业水利

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还债，是对农民工这种廉价劳动力的补偿，是将农村建成稳固的产业发展战略依托的必要。

一方面，国家应当在集体化合作下对农村的水利建设提供无偿资金帮助，建设一个全国性的水利网络系统工程。在建设水利网络系统工程中，应当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保持水资源分配的公平，将现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如限制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和禁止桉树的种植，保持生态平衡来实现水资源的永续利用。另一方面，应当帮助农村继续改善交通、住宅、学校和文化中心等基础设施，逐步将免费义务教育提高到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水平。此外，建立对农村水、土壤和空气及其污染情况的调研、监控和保护制度，避免农村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如果农村遭受了严重的污染，那中国的环境和生态就将全面崩溃。

粮食安全和补贴制度。粮食安全事关中国的全局，如果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出现粮食危机，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我们的国家安全将失去根本依托，他国可能将粮食作为武器来要挟中国，从而使国家主权和独立遭受挑战和风险，因此，建立粮食安全制度和粮食补贴制度已非常紧迫。

粮食安全制度。粮食安全主要是指粮食生物性特征和产量的相对稳定，且粮食产量随着人口增长而实现同步增长的状态，其制度保障主要包括粮食新物种(包括转基因粮食物种)的管理制度、国家传统粮食种子储备制度和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等方面。国家应加强对粮食新物种(包括转基因粮食物种)的管理并使其制度化，应将对新物种(转基因物种)的研究与其运用推广严格区别开来，对于粮食新物种的引进、运用和推广要非常谨慎，应当将这些信息向全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在世界就该物种的安全性达成共识并经过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之前，一切以运用和推广粮食新物种的行为均应定性为违法或犯罪行为。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一个粮食新物种的运用推广导致普遍性的生理不适应甚至是变异和生态破坏，那将是不可逆转的巨大灾难。应加强对粮食和蔬菜等各种农产品质量的检查和检测制度的立法和执法，保障餐桌安全。我国已建立粮食储备制度，应当严格执行，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并应建立国家传统粮食种子储备制度，主要是建立小麦、水稻、玉米和蔬菜的传统种子储备制度，以应对各种可能面临的生态失衡问题。

粮食补贴制度。我国已基本建立粮食补贴制度，应坚定执行该制度并考虑适当提高补贴的标准，采用粮食数量和质量相结合的补贴办法，对于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农民减产损失可主要由国家承担，进一步加强对于市场的粮食价格进行国家保护价调节，使粮食生产处在补贴和保护价的双重保护下，稳步实现粮食的增产增收。因土壤肥力下降导致的生态失衡应引起足够重视，在粮食产量稳定的基础上，可考虑建立有计划的休耕制度，由国家对休耕地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使土壤恢复其肥力和效益。

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品牌化扶持制度。提高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品牌化的认识。我国为引进外资而对外资实行了一系列超国民税收优惠政策，为了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品牌化而提高农业的竞争力，笔者认为可以对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品牌化进行大力扶持。

首先，从必要性看，农业生产承包经营缺乏效率，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农民被束缚在自家地上，要实现农业的产业升级必须走集体化生产经营的道路，从而使农业实现规模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产业链整合和品牌化的战略整合，提升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使农业实现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其次，从可行性来加工的工业水平，且已形成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通畅，这为农业产业升级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再次，从统筹农村和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来看，现在城市和农村的交通和通讯网络为农民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从业选择提供了条件，这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并淘汰“血汗工厂”和“黑心工厂”等落后生产方式，形成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在农村和城市的合理布局和相互衔接，缩小因资本过于集中于城市而导致的城乡差距，当农村和城市差距不断缩小，农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内需不断扩大，就可以改变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减少落后产能，降低生态、环境和资源压力，从而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品牌化扶持制度的建设，应由国家对生态保护区和农业区作出合理规划，江河上游农村主要从事环境保护林和水草种植以维护生态安全为主，进行小范围的农业种植，中下游农村则以发展农业种植为主，同时加强生态保护。江河上游农村因主要从事环境保护林和水草种植以维护生态安全为主而导致的剩余生产减少可以由移支付相结合的方式；应在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实现初级农产品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提高生产效率。大中型农机的购置可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直补为主，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组织支付为补充，小型农机的购置则可由集体统一购置为主，个体购置为补充，从而建立大中小型农机相结合的农业机械化体系；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核心技术的研发由国家承担或由国家买断专利免费给农村使用，建立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标准化管理制度，从而实现农业生产与加工的分工；扶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销售，在农村完善小城镇农贸市场网络，在城市完善农贸市场网络，并使这两个市场网络实现对接而形成统一的农贸市场网络，并进一步实现农贸市场网络与大型综合超市的对接。减免国内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交易税收；加大对农村吸纳人才的政策倾斜，建立鼓励各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去农村就业的制度；国家加强对外国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反倾销、反补贴。

中国农村的问题实质上是权利冲突问题，解决农村权利冲突不能通过土地私有化而任由资本在农村扩张来实现。基于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既富有效率，又体现公平，因此，应当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实行集体化合作生产经营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并使农业能够公平地参与国民经济的剩余分配，通过这种生产和分配格局的法治化，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的权利冲突问题，实现农村的科学发展。

篇5：破解“三农”金融服务难题

——访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蒋超良

把缓解贷款难作为面向‚三农‛的核心

‚农村金融服务是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搞好‘三农’金融服务，更是具有挑战性和艰巨性‛。说起服务‚三农‛，蒋超良深感责任重大。

不久前发布的中报表明，今年上半年农行的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县域金融潜力显现，县域地区贷款增速高于全行1.7个百分点。蒋超良说，农行为解决农村信贷供给不足问题，一方面不断增加涉农信贷投放规模，确保县域贷款增速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另一方面全面优化准入门槛、业务流程、产品设计和贷款定价，让各类‚三农‛客户进得来、贷得到、办得快、负担得起。截至2012年6月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8万亿元。

把服务农民作为面向‚三农‛的着力点

蒋超良说，农民最容易受到金融排斥现象的困扰，能不能服务好农民应该是检验农行面向‚三农‛是否到位的试金石。

农行在服务‚三农‛工作中，推出了专门为农民设计的惠农卡，启动了为农民提供便捷金融服务的金穗‚惠农通‛工程，代理新农保、新农合以及财政支农资金兑付，实现了卡到户、机到村、钱到账。目前惠农卡发卡量达到1.12亿张，覆盖全国8000万农户。

农村金融服务是世界性难题，难就难在如何实现其商业运作上的可持续，农行致力于探索一条将二者结合的路子。

蒋超良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农行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三农‛金融服务，特别是近5年来，农行按照中央的要求不断摸索，初步走出了一条面向‚三农‛和商业运作相结合的新路子。

风险控制是农村金融的最大挑战。农行建立了专门的‚三农‛业务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增强‚三农‛业务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今年6月末，农行县域贷款不良率降至1.67%，拨备覆盖率达到293%。

把深化改革作为面向‚三农‛的根本动力

当前，农村金融仍然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银行面向‚三农‛、商业运作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