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额医保破解农民大病难题

大额医保破解农民大病难题（精选3篇）

篇1：大额医保破解农民大病难题

大额医保破解农民大病难题

石市2005年起全面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但是由于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偿比、封顶线和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参合农民患大病、重病后仍然难以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市又在近期建立了“新农合”大额医疗保险制度，从而为广大农民筑起了一道更为牢固的“医疗防线”。

“这10万元，真是救命钱”

10万元，对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来说并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山区的农民家庭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而对于一个有重病人急需治疗的家庭来说，这更是一笔有着特殊意义的“救命钱”。

平山县南甸镇曹峪村的王志强根本没有想到，在自己被烧伤进行治疗面临资金困境的时候，10万元的“新农合”大额医疗保险帮助他走出了困境。

现在的王志强，与以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如果他不报出自己的岁数，你会认为他是一个已经年届五十的人，可实际上他才33岁。一场大火，让本来还很年轻的他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是在去年1月的一天，当时王志强在平山县城的路边开一家电气焊的门市，承揽各种焊接业务。那天下午，一辆大卡车开到了他的门市前，司机说车的某个接合部位出了些毛病，需要焊接一下。

“当时自己就是缺了个心眼儿，没有往安全方面去考虑，要是当时多注意一些，可能就不会发生这场悲剧。”王志强一说起曾经发生的一切，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王志强拿着焊接设备，他刚刚拧开阀门，正准备工作，突然一团火向他迎面扑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已经成了一个“火人”„„等惊恐万状的人们把他身上的火扑灭的时候，王志强已经被烧得没了人样。

救护车把王志强紧急送往了平山县红十字医院，经过抢救，王志强保住了性命，但是却严重毁容。医院为王志强做了多次植皮手术，他身上多处被烧伤的部位获得了一定的功能恢复，但是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却因此要负担19万元的高额医疗费用，而且后续治疗还要花费不少。

巨额的医药费，像一座大山，重重压在了王志强夫妇的身上，他们因此欠下了大量外债。

就在他们为此愁眉不展的时候，“新农合”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去年9月21日上午，一张高达10万元的保险金支票送到了王志强的爱人范新华手中。望着这张支票，范新华激动得热泪盈眶，她说：“这10万元，对我们家来说真是救命钱！”

经过治疗，现在王志强的病情已经基本上稳定下来，但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治疗。王志强说，10万元的保险金，自己想都没有想过。这不仅让自己还清了所欠的一些债务，还使自己有了进一步治疗的费用，“新农合”的实惠，自己刚刚参合就真正享受到了。

农民得大病，治疗有保障

“新农合”的全称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于这一新的医疗制度，人们已经逐渐熟悉。据记者了解，石家庄市从2005年起全面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止到目前，全市的参合农民已经达到了540多万人，参合率为88％。在一定程度上，“新农合”有效地缓解了广大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总体上来说，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偿比、封顶线还是比较低的，因此保障力度还不够大，能满足农民普通病症的治疗费用需要，但是农民一旦患了大病、重病，赔付的封顶线仅为2万元，远远无法满足治疗的费用需要„„”河北省医疗学会一位姓张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呢？

回答是肯定的。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闻宏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农民看病住院的总费用在6万元以下，“新农合”可报付1.5——2万元，城乡医疗救助1万元，剩下的3万元，一般家庭是可以承担的，不至于让一个家庭长期背上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总费用超过了6万元，一个家庭就可能因病而背上沉重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多方的切磋研究，确定由政府财政按照每位参合农民每年3元的标准投保，由保险公司对患大病、重病的农民给予赔偿，起付线为6万元。参合农民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可报费用的80％；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赔付比例为70％；参合农民家庭中18岁以下的独生子女，在同等条件下报销比例可提高5％。

记者在采访王志强时，他说自己根本就没想到“新农合”的赔付数额会有这么高，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笔什么样的保险金。通过向平山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了解，他才最终知道了这是由政府出资为广大农民投了保。

记者从石家庄市卫生局了解到，这种建立在“新农合”基础上的大额医疗保险是一种新型的商业化运行模式，运行思想是由团体入保，让个别需要帮助的人受益，从而解决患大病、重病农民的费用难题。记者从《参合农民大额医疗保险实施方案》上看到，参合农民每人每年保费3元，由各县财政出资，农民无需交纳任何费用，保险期限为1月1日至12月31日。

全面铺开

让更多人受益

据记者了解，自从启动参合农民大额医疗保险以来，平山县政府已经出资109万元，为全县36.38万农民投保了中国人寿大额医疗保险。王志强、齐建磊和另外一位患病农民是首批受益者。今年上半年，全县农民的“新农合”参合率已经达到了97％，同比提高了5个百分点。

平山县是启动参合农民大额医疗保险制度较早的县。石家庄市卫生局农村处处长苏丽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已经有灵寿、晋州、平山三个县（市）开始全面推行参合农民大额医疗保险，其余县（市）也正在酝酿推行。估计不会有多长时间，全市的参合农民都将成为大额医疗保险的受益人。

据记者了解，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始运转的三个县（市）就赔付了30多名患大病、重病的农民，每人赔付数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有效解决了这些患病农民治疗资金短缺的问题。

“各县的具体赔付标准是不一样的。”石家庄市卫生局农村处苏丽处长告诉记者，具体的赔付标准由各县政府部门与保险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协议确定，因此并不统一。

赔付手续并不复杂

据记者了解，许多农民对“新农合”都已经了解，但对于建立在“新农合”基础上的这种大额医疗保险还不了解，有些甚至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保险。

“由于这部分资金是由政府出的，并不由参合农民负担，因此许多人还‘蒙在鼓里’，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宣传。”平山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平山县“新农合”大额医疗保险制度规定，患大病、重病的农民住院可报费用按照石家庄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计算，药用目录和收费价格按照《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河北省医疗服务价格手册》执行。医疗总费用在6万——30万元（含）之间的，大额医疗保险封顶线为10万元。医疗总费用在30万元以上的，大额医疗保险封顶线为15万元。大额医疗保险封顶线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一个保险期限（1月1日——12月31日）内一次或多次报销的累计额。大额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后，可报销的药品种类大幅度增加，达到了1400多种。

大额医疗保险方案中还有这样的规定：如一个保险期限内人寿保险公司的给付额达不到总保费的80％，总保费的80％与实际给付保费的差额部分转为下一保险费。

记者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了解到，参合农民大额医疗保险赔付的手续并不复杂，只需提供患病的医院证明和费用单据，就可以按照正常的保险理赔程序获得赔付。

篇2：全力破解广东农民收入增长难题

“十二五”期间广东农民收入增长放缓态势需引起高度重视

(一)从总量上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增速放缓。2011-2015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9372元提高到13360元,年均增长11.1%,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9.0%。收入增速呈现下行趋势,5年年均增速低于全国0.6个百分点。广东农民收入水平在全国排名下降,2000年以前长期稳居全国第四,2001年被江苏超越,2014年又被福建赶超,2015年排名全国第七,且差距呈进一步拉大态势。

表1显示,2014年前广东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福建,且两省收入水平逐年递增,但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图1显示,广东、福建和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走势基本一致,呈逐年下降态势。2011年经历高速增长后,2012-2014年间广东农民收入增速低于福建,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个别年份相差悬殊,2013年低近2个百分点,2015年两省增速差距逐步收窄,基本与全国持平。

(二)从结构上看,工资性收入占比略有下降,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稳步提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组成。

表2显示,2011-2013年广东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始终占最大份额,与其他三种收入差距较大,但增速逐年下降;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逐年增加,增幅波动较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最小,但均保持较快增长。2014年,四部分收入的变化情况较为剧烈,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不升反降,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减少到不足2013年的一半;家庭经营纯收入大幅上升,转移性收入更是翻了一番多。

图2显示,广东农民收入增长主要靠工资性收入带动,工资性收入占比远高于福建,但受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环境等影响,表现为先升后降,2014年下降幅度较大;福建农民收入则主要靠经营性收入带动,家庭经营纯收入占比约1/2左右,广东比福建低近20个百分点,且因农产品价格波动、季节性因素等影响,呈逐年下降态势;两省农民财产性及转移性收入比重基本一致,份额较小但增势迅猛。

(三)从城乡差距看,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绝对差距逐渐扩大,相对差距不断缩小。“十二五”期间,广东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年均增长分别达7.7%和11.1%,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快过城镇居民,高出3.4个百分点,收入相对差距出现缩小。

图3显示,广东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绝对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从2011年的17525元增加到2015年的21397元,增长了22%,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村为1)不断缩小,由2.87缩小至2.60。但与浙江(22589元、2.07)、江苏(20916元、2.29)、福建(19482元、2.41)相比,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

(四)从区域看,地区收入差异显著,粤东西北地区农民增收乏力。随着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的实施,广东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有了一定提高,但与珠三角仍有较大差距。

表3显示,2011年收入最高的珠三角与收入最低的粤东地区之间的差距为5772元,2013年扩大到7105元,2014年差距有所减少。从增长率看,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速逐年降低,粤东西北地区在保持三年高速增长后2014年首次降为个位数。

“十二五”期间广东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

经济增长、人均GDP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相关。2011-2015年广东经济总量始终保持全国第一,人均GDP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全国第七,但经济年均增速仅为8.5%,低于福建10.7%的增速。人均GDP在2014年被福建超越,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格局相似。

图4显示,2011年以来广东经济增速始终低于福建,人均GDP、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也慢于福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缓慢。“十二五”期间,广东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年均增长7.1%,比同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低1.9个百分点。农民经营纯收入增长缓慢,其原因:一是受“两板双灯”挤压。农业生产成本“地板”不断抬升,主要农产品价格接近“天花板”,农业补贴开始逼近约束“黄灯”,资源环境“红灯”已经亮起,农业效益提升和农民增收的空间有限。二是农业缺乏适度规模经营。广东人均耕地0.37亩(福建0.55亩),仅为全国人均耕地1.52亩的24%,零星分散且多是一家一户经营。到2015年末,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896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29.2%,低于全国30.4%的流转率。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虽然数量不断增长,但发展水平不高、质量参差不齐,往往只关注自我发展,与农户连接不紧密,带动农业规模化、组织化发展动能不足。三是农业产业链条短。2014年,广东农产品加工与农业产值比为2.0∶1,低于全国2.1∶1的平均水平,与福建2.6∶1比较相差甚远,表明广东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四是农产品流通利益错位。广东逐年改革完善的流通体系所带来的效益好处没有落到农民身上,而是中间商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了农民应得的利益,严重挤占了农民的生产利润。我国农产品直接生产成本占总成本不到10%,流通成本占90%左右。五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2011-2014年广东有效灌溉面积年均增速为-0.01%,远远低于福建3.7%和全国1.7%;农业机械总动力方面,广东与福建两省增长速度快慢不断交替,但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见图5)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幅趋缓。2014年,广东外出务工农民年人均工资性收入34342.8元,仅为城镇就业人员59481.9元的57.7%。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本地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困难。广东一直是外来务工人员第一大省,相对于2433万省外来粤务工人员而言,来自广东省内的仅占30%左右。2014年,全省农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比重高达22.4%,但大部分农民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职业技术素质普遍偏低,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受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和“机器代人”的影响,一般工作岗位开始处于求大于供的态势。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原来在珠三角打工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回乡待业,导致收入损失。三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虽然广东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新一轮户籍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但由于城市资源有限,农民工无法完全均等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生活不稳定且成本高,影响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三)财政对农业投入占比下降,农民财产和转移性收入比例偏低。2011-2015年,广东农业占GDP比重由5%下降为4.6%,第一产业增加值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降为1.7%,造成一些部门忽视对农业的投入,财政对农林水事务的支出由2011年的420.3亿元提高到2014年的557.6亿元,仅增加32.7%,比整个财政支出增长低3.7个百分点,其占总支出的比重由6.3%降为6.1%。同时期,福建、全国财政对农林水事务的支出分别增加54.1%、70.1%,占比由9.5%、9.1%提高至9.7%、9.3%,均远高于广东水平。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补短板,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抓手,推动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快速增长。继续推进“一村一品”和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建设,鼓励支持新型农民围绕乡村观光旅游、“农家乐”、“互联网+农业”等新型农业开展创新创业。推进农产品物流园区、农产品深加工园区以及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园区与周边农户融合发展。鼓励支持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稳定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扶持和鼓励发展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促进农民合作社扩面提质。积极支持农民围绕农产品加工、收储、销售以及商贸、运输等经营活动进入第三产业。

(二)扬长板,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保持农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鼓励支持企业优先承接省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当前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积极稳妥解决好务工人员再就业问题。积极培育一批特色产业突出、经济规模较大、配套协作程度较高的特色城镇,增强对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开展订单培训和定向培训。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环境,对省内务工人员优先纳入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三)挖潜力,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完善流转价格递增机制,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建立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动态调整机制,赋予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入更多的分配权。探索转户农民宅基地的正常退出机制,允许转户农民通过市场流转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出让房屋、合规面积的宅基地并获得财产收益。完善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住房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制度,试点探索农村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改革,鼓励农民进城镇居住。加快完善“两权”抵押登记制度,建立“两权”价值评估的专业化服务机制和抵押物处置机制。

篇3：创新思路破解农民增收难题

姜长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农村、农业发展中，农民增收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十二五”以来，农民收入一直在增长，预计“十三五”期间保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问题不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并且存在进一步放缓的趋势。

现在农民收入主要有两大来源，即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整个经济增速放缓，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放缓不可避免，但是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也在放缓，尤其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的问题比较突出。据我5月份在安徽宿州调研了解，今年5月玉米的价格比上一年降了30%左右。并且，不只是玉米，包括棉花等农作物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粮食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波动，农民增收难度在加大。

另外，很多人在讨论土地流转收入，我认为，土地流转对农民的增收肯定是一次性的，并且这几年土地流转租金上涨很快，它是与粮食价格上涨较快有着密切关系的。“十二五”期间，大量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但这一情况在近两年已经出现转向，一方面粮食价格下行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可能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发现这里的水很深，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好做。目前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速度已经在减慢，预计“十三五”期间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难度比较大。

因此，在我看来，“十三五”期间，农民增收形势比较严峻，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尤其是要注意“一低两主一贫”的问题。“一低”是指低收入农户，这部分农民增收问题基本上都是民生问题，關乎生活稳定问题；“两主”是指粮食主产区和以农为主的农民增收问题；“一贫”则是指贫困地区的农民增收问题。

“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战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习总书记曾说过，既要青山绿水，又要金山银山。在我看来，一个地方要想同时拥有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就要有一个融合发展的思路，做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绿色现代化的文章，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农业农村的产品供给与城市的市场对接起来。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思路的转变，有些贫困地区如果不注重营销渠道的开拓的话，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为经济优势还是个问题。

其中，我们可能还需要考虑到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在粮食问题上，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的问题比较突出，国外的粮食入市，国内的粮食入库，农产品质量跟不上，效益较低的低端市场却竞争异常激烈。

在供给侧改革上，推进我们农业转型升级需要实实在在的动作。面临的问题可能就是粮食供给形势的问题。今年国内发生大面积水灾，粮食可能要减产。粮食减产以后，我们依然要坚定不动摇地推进供给侧改革。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是农业生产体系的重要内容，以前深化服务体系的政策主要强调一些公益性的、政府主导性的服务体系。现在，我认为可能要把社会化服务的政策体系转向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这对农业农村的发展非常重要，可能会大大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并且，如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服务业，我想，可能对我们的美丽乡村建设的增效也是非常有利的。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采访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