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倾向影响因素

创业倾向影响因素（精选十篇）

创业倾向影响因素 篇1

大学生创业是一项系统工程, 不仅与大学生自身的创业特质和创业能力有关, 也与政策支持、商业环境、学校教育息息相关。

一、内部因素

大学生是创业的主体, 大学生自身所具备的各种素质和能力是创业成功与否的基础。

一是大学生创业的特质。所谓特质是指在性格中存在的, 并不容易改变的部分。首先, 创业需要自信和勇气。每一个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都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坚持自己的选择, 在面对挫折和失败时不气馁、不退缩, 具备这种素质对创业至关重要。其次, 创业需要高度的责任心。大学生创业不仅是个人职业发展的选择, 更与国家政策支持、父母的希冀和学校的培养息息相关, 还关乎创业团队成员的发展, 因此大学生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最后, 创业需要正确的价值观。这也是创业的关键所在。

二是大学生的个人能力。首先, 大学生要具备捕捉商业机会的能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前社会经济活动异常活跃, 市场变化多端, 创业者要能敏锐地从纷繁芜杂的商业信息中捕捉到机会, 这也是创业的基础能力。其次, 学习能力。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各种新商业模式、技术不断更新换代, 大学生创业者会接触到很多新生事物, 这就需要创业者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最后, 领导与协作能力。创业需要发挥个人的才能和智慧, 但更多的要依靠整个团队协作。大学生创业者要具备整合资源的能力、与团队成员协作的能力, 这也正是对创业者的领导、合作能力的考验。

二、外部因素

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大学生创业影响巨大, 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是大学生创业之路的重要一环。

一是家庭的影响。一方面, 家庭经济状况是大学生创业的基础。事实证明, 家庭经济条件越优越, 大学生创业的意愿越高, 承担创业风险的能力越强。另一方面, 父母的态度。现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 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溺爱容易造成孩子畏首畏尾, 缺乏独立自主意识, 这对于创业之路而言是巨大的阻碍。反之, 如果父母持开明的管教态度, 凡事征求学生的意见, 对大学生创业会起到推动作用。

二是学校环境。学校是否有帮助大学生创业的成熟服务体系, 关乎大学生创业的成败。有的高校为了鼓励大学生创业, 制定了休学创业的学籍规定, 解决了大学生在创业和上学时间上的冲突;有的高校根据大学生创业的表现给予一定学分, 可以免修部分课程, 极大鼓励了大学生的创业意愿; 有的高校筹集了大量的创业基金, 对创业的大学生提供资金和场所上的支持, 还指定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教师, 给大学生的创业模式进行引导和帮助。这些措施的出台都直接和间接地鼓励了大学生的创业行为。

三是社会环境。从政策层面看, 国家出台了诸多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 包括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17 项收费优惠政策等法规及一些地方性法规等, 内容涉及大学生创业贷款支持、免收工商注册费用等具体细则, 为大学生创业之路扫清了政策障碍; 从社会氛围来看, 在全民创业的时代, 创业成为一种风潮, 引领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挑战自己, 寻找自身的价值。

总之, 创业的成功需要大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在学习中储备知识, 在社会实践中提升个人能力, 丰富从业经验, 在困难中磨炼心智, 全方位提高创业素质; 同时, 大学生将来的成就跟高校教育挂钩, 高校要加强创业教育, 使当代大学生具有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创业技能、创业素质, 最终促进大学生创业行为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曹润林.促进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供给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2010, (1) .

影响创业成功的因素 篇2

很多年轻人在创业时，过多强调资金因素影响力，其实不然，创业条件中资金虽然很重要，但最最重要的是创业者个人的经营能力，特别是业务能力。如果资金是根本因素，那好，给你投资1000万，你经营什么，你用什么可以确保赚钱?我想，很多人恐怕都无法保证，也不知道投资干什么，所以资金因素不是惟一的。

在创业初期，创业者个人的能力非常重要，事无巨细，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创业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在创业者的个人能力中业务能力，开发客户能力，综合应变能力十分重要。创业者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业务经理，能够拿到订单什么都办好了。很多创业成功者，都是做业务出身。有了客户，有了订单，自然的事情都变得容易了。

员工离职倾向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篇3

[关键词]离职倾向影响因素 员工离职

员工离职分为主动离职和被动离职，一般而言，员工主动离职往往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对员工离职的研究主要是指员工主动离职。

一、员工离职倾向影响因素的研究

员工主动离职会给企业经营管理造成困难，导致企业士气低落，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损失，所以主动离职常常成为管理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鉴于离职对于员工的生活、家庭和职业生涯等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员工离职一般都是在仔细考虑之后才作出的决定，所以员工在正式离职之前都会或多少的显露出离职倾向。

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探讨 篇4

创业环境, 作为一种外因, 在一定条件下, 对大学生创业者的内因, 也就是其创业倾向与创业意识,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家庭、学校、政府作为外部环境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在创业环境对创业倾向的影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家庭环境对创业倾向的影响

家庭环境, 是指笼罩着特定场合的特殊气氛或情调, 它诉诸于人的内在情绪和感受, 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 是家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所形成的一种气氛。每个人从出生伊始就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 这种影响往往是经常的、多方面的。家庭环境一般指的是家庭的软环境和硬环境。软环境一般是指家庭氛围、教育方式、行为方式等;硬环境一般是指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职业、户籍情况等。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家庭对子女的特殊教育, 父母的文化程度、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对子女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家庭环境对创业倾向影响的研究中, 综合软环境和硬环境因素, 本文认为户籍制度、生源地、家庭创业背景、家庭鼓励帮助、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对大学生创业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已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 黄四枚在高校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 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学生创业倾向更加强烈, 积极性更高, 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发达、城市宽松、创业支持鼓励力度大及文化观念等影响;同时, 研究还发现父母的创业经历对子女创业态度有着很大的影响, 主要是由于孩子长时间受到父母各方面的熏陶和影响。吴启运在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业倾向实证研究中表明, 家庭的鼓励帮助及教育对创业鼓励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对于创业倾向的影响在于经济条件和文化观念的影响, 一般来说, 城镇户口的大学生在城市氛围影响下, 观念更加开放, 家庭本身对于创业支持也更加积极。家庭的经济情况对于创业者是一个后盾保障, 对于大学生创业的倾向有着一定的影响, 经济情况好可以给大学生创业一定资金上的支持, 同时减少了创业对于大学生的风险性影响。

英国教育家约翰·洛克的观点非常明确:“家庭教育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家庭环境从某种角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行为方式、职业选择、性格发展, 从而影响着大学生的创业倾向。

二、学校环境对创业倾向的影响

学校是大学生接受教育、完善自身的主要场所, 是连接家庭与社会的主要桥梁。而大学生作为一种长期生活于学校的群体, 创业倾向的形成有赖于学校的认同、支持、教育和鼓励。从整体上看, 学校环境对创业倾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业教育的实施, 二是创业氛围的创建。

创业教育的实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论知识的传授, 二是创业实践的相关指导。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 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金字塔型结构, 创业理论知识的传播呈现环状结构, 以创业素质为核心, 成环状向外辐射散开, 将所授知识围绕网络关系、校友、导师、战略联盟层层展开。美国的百森商学院是在世界范围之内创业教育的鼻祖, 其所创作的《创业学丛书》课程通过分析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 把一个成功创业者所必须具备的意识、个性特质、核心能力和社会知识结构系统地进行了整合, 体现了创业教育所具有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智力开发与非智力教育的融合。

在创业实践相关指导方面, 各高校主要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基地、创业孵化器, 举办成功企业家讲座, 组织创业计划大赛, 成立导师指导制等。美国作为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领头羊, 在创业指导方面, 也同样处于领先地位。美国高校除了开设一系列创业教育课程外, 还成立了一系列创业辅助课程机构, 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如大学生创业中心, 该机构通过每年举办创业计划大赛, 在高校内选拔有潜力的创业者, 提供资金支持和相关指导;再如创业家学会, 该学会主要由比较杰出的创业家组成, 与大学生进行交流, 提供其自身经验和理念。而我国, 清华大学在1997年时举办的第一届“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 二十多年来, 鼓励了不少大学生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并为其提供了初创阶段的支持。

校园文化是一种能影响学生意识、观念和行为的重要因素, 是一种高校的组织文化, 它既体现一种观念, 也体现了在学校的制度和物质环境中, 它对创业素质的提升具有整体引导、塑造和培养的功能。而校园创业文化是指全体师生敢于创业的思想意识、相应的价值观念和鼓励创业的社会心理, 对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形成具有耳濡目染、点滴渗透的效果。因此, 校园创业氛围的培育对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 学校的创业文化氛围与大学生的创业态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三、政策支持对创业倾向的影响

政府作为三大外部环境之一, 其起主导作用的便是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相关支持政策。政府的创业政策是指激励创业的政策, 包括对创业活动和成长企业的规定、就业的规定、环境和安全的规定、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税收的规定等。政府政策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国家为鼓励科技企业发展, 在政策上提供一系列优惠措施, 以降低创业门槛和减少创业成本;各个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科技产业的发展, 也会运用各种手段吸引创业者, 扶持科技企业的发展。据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结果表明, 影响创业者选择创业城市的重要因素中,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政策优惠程度。

国家的政策支持是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助推力之一。大学生由于自身在资金、阅历、人脉等方面的不足, 在创业初期极易遇到资金不足、客户源局限等问题, 大大限制其健康发展。而国家政策作为“有形的手”的重要武器之一, 在大学生的初创阶段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仅能帮助大学生创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又能鼓励更多的大学生自主创业, 强化其创业倾向。在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工商和税收部门要简化审批手续, 积极给予支持。”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当代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重视和支持。

目前, 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大学生创业必然会遇到诸多法律问题, 因此对大学生创办的中小企业进行法律上的制度保护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如美国颁布的《小企业法》, 对于小企业在融资等各方面给予了法律保障, 充分维护其根本利益。二是初创资金支持。国家对大学生创业的资金方面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创业贷款优惠方面。国家规定, 各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社等要为自主创业的各大高校毕业生提供小额贷款, 且为其简化程序, 提供开户和结算的便利。同时, 贷款到期后如不能即时归还的, 还可申请延期一次。三是税收等政策优惠。国家对于大学生创办企业在税收方面给予了不同程度的优惠。根据有关规定:凡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 一年之内免税;大学生创办的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等企业或经营单位, 可免缴企业所得税两年。这些税收优惠政策都大大减轻了大学生创办企业的纳税负担。从以上的相关政策可以看出, 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支持对于大学生是否选择自主创业有着很明显的影响, 且倾向性影响大。

家庭、学校、政府作为大学生创业环境的三个主要方面, 对当代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形成和创业意识的加深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环境的作用至始至终贯穿于大学生创业行为之中, 是其产生潜创业倾向的源泉, 也伴随着其由产生创业倾向到创业实践的整个发展过程。然而, 单方面的家庭环境因素对大学生创业影响缺乏实战性和创业思维的整合性。而学校的教育对人的社会化具有比家庭更强的指导作用, 学校的教育对大学生的创业观、创业态度、创业心理等各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学校相关环境对大学生的创业倾向影响是一种“成熟化”的影响, 让学生从体系上真正了解什么是创业行为, 如何更好地去创业。这种影响起到了强化和推动的作用, 也弥补了家庭环境对大学生创业影响的单一性。

在以上两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下, 大学生在思想上具备了创业的意识, 紧接着的便是创业的一个实践行为。面对创业实践, 很多大学生都会面对资金、场地、客户等问题, 大大阻碍了大学生创业前进的步伐。政府的政策性主导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和创业成本, 减少了创业成功的障碍, 也调动了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 是大学生创业的助推力之一。强化家庭、学校和政府三者之间的联系, 充分发挥三者交叉整合作用, 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来构建和完善政、学、产相结合的大学生创业的支持体系。

(注:项目基金:本文是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大学生创业成功要素及培育条件实证研究” (101033734) 阶段性成果。)

摘要：上个世纪末以来, 大学生自主创业在世界各国日渐成为一种趋势。近年来, 由于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化和就业形式的日益严峻化, 创业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被动就业之外的另一项重要选择, 大学生的创业倾向越来越明显。本文立足于创业环境, 主要探讨了家庭、学校、政府三种不同的外部环境对当代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影响, 力求能对其提出合理化建议, 以促进大学生创业倾向与意识的进一步加深。

关键词：创业环境,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分析

参考文献

[1]任国友:大学生创业素质的调查与研究[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06, 20 (5) .

[2]黄四枚:高校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中南大学, 2009.

[3]吴启运、张红: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的实证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8 (11) .

[4]约翰·洛克 (John Locke) :约翰·洛克的家庭教育[M].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5.

[5]王长宇:美国大学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探析[J].中国民族教育, 2006 (7) .

[6]毕学进: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因素与创业机制探讨[D].安徽财经大学, 2011.

创业倾向影响因素 篇5

关键词 内隐联想测验； 亲社会倾向； 自尊； 中介效应

分类号 B841.2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6.006

1 引言

“亲社会行为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Science杂志在其125周年特刊中亦把该问题列入了125个重要科学问题的前25个。Krebs和Hesteren（1995）整合不同研究者的观点，提出将亲社会行为设想成一个行為的连续体，一端是最大限度增加自我利益的行为倾向，另一端是最大限度增加他人利益的行为倾向。因此在本研究中，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且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而不管行为人的动机是什么。

自尊能够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社会行为，调控个体的行为，有效促进个体反省、矫正并控制社会行为。有研究证实心理健康、家庭功能和亲子关系对自尊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心理健康诸因素会不会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而对大学生的亲社会倾向产生影响呢？王传旭和姚本先（2005）指出亲社会倾向较高的人心理状态比较健康，而亲社会倾向低的人容易表现出焦虑、抑郁，心理健康水平也偏低。亲社会行为与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相关，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水平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是心理健康的保障。

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还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Gustavo和Pandall（2002）提出家庭和社会背景因素是影响亲社会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个体将来的亲社会行为有预测作用，本研究将家庭功能和亲子关系作为影响亲社会倾向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因素。家庭功能是家庭成员在完成家庭任务各个环节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方晓义，徐洁，张莉和张锦涛（2004）研究认为它与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研究中发现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有很好的预测作用。通过对比中学生与少年犯发现家庭暴力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Padilla和Carlo（2007）也指出母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相关显著，母亲在家庭事务中对子女表现出更多的接受与鼓励，越能促进他们的合作意识。因此本研究拟以自尊为切入点，预期心理健康等诸多因素以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可对大学生的亲社会倾向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多针对心理健康、家庭功能和亲子关系与亲社会倾向的直接关系进行探讨，但是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结构方程模型可以用于多因素，复杂关系的研究，因此近年来逐渐被广泛用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的研究中。由于本研究涉及多种变量，其关系复杂，为了综合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分析变量关系，需要采用多元分析的方法。结构方程模型能分析多因素多途径因果关系，从而弥补普通的多元分析方法只能揭示单途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的不足。结构方程模型甚至可以分析通过中介变量起作用的间接因素，因此本研究采取结构方程分析来探讨自尊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在亲社会倾向与心理健康等因素之间的中介效应，并对各变量间关系进行整合。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从郑州某大学大一年级抽取学生176名，剔除未完成问卷的外显测验无效被试8名，内隐测验错误率过高的无效被试34名。外显测验和内隐测验均有效被试为134人，其中男生68人，女生66人。所有被试视力正常，计算机操作基本熟练。

2.2 研究材料

2.2.1 外显亲社会倾向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余娟（2006）在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及其与自我概念关系的相关研究中编写的“亲社会行为量表”，该量表从“控制行为”“帮助行为”“分享行为”“友好行为”“合作行为”“调节行为”和“公德行为”七个维度，通过30道题考察被试的亲社会行为倾向。

2.2.2 内隐亲社会倾向的测量

IAT实验程序采用美国Inquisite专业心理软件公司的专业软件编制，该软件支持汉语编程，在我国有关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内隐亲社会倾向测量包括亲社会性评价IAT和自我亲社会性信念IAT。

亲社会性评价IAT考察的是个体的亲社会性相关图式与评价概念之间的联系，评价维度属性词包括积极和消极评价。亲社会性维度包括8个样例：奉献、帮助、支持、保护、让座、献血、捐款、义卖；偷盗、贩毒、谋杀、诈骗、欺骗、走私、强占、吝啬。考虑到被试对亲社会行为的态度涉及情感和评价两个过程，因此评价维度选取了情感性和评价性两种。评价维度包括积极词和消极词各14个：聪明、高尚、成功、正直、自豪、坚强、能干、价值、舒服、愉快、拥抱、钻石、荣誉、黄金；愚蠢、退缩、卑鄙、冷漠、痛苦、无能、讨厌、无助、可怕、苦恼、尸体、死亡、呕吐、毒药。

自我亲社会性评价IAT考察的是个体的亲社会性相关图式和自我概念之间的联系。自我-他人维度包括8个样例：我、我的、自己、自己的、自个儿、自个儿的、本人、本人的；人家、人家的、他人、他人的、别人、别人的、外人、外人的。亲社会性维度与亲社会性评价IAT测验中选取的词汇相同。

2.2.3 外显自尊测量

对外显自尊的测量，本研究采用自陈式自尊量表Rosenberg自尊量表（SES），本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采用4级评分，总分范围为10～40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分半信度为0.76，重测信度为0.82，α系数为0.77。其心理测量学指标都比较完善，是有效可靠的自尊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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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内隐自尊测量

内隐自尊的测验中所用的概念词和属性词的选择参照Greenwald（2003），杨福义（2006）的研究中所用词汇。概念词包括自我词和非自我词各8个：我、我的、自己、自己的、自个儿、自个儿的、本人、本人的；人家、人家的、他人、他人的、别人、别人的、外人、外人的。属性词包括积极词和消极词各18个，积极词包括：聪明、灵活、成功、友善、高尚、健壮等；消极词包括：愚蠢、丑陋、失败、讨厌、无能、卑鄙等。

2.2.5 相关因素测量

（1）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

本研究的心理健康维度选取华东师范大学的周步成编制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该量表由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等8个分量表构成，每一个分量表可以用来诊断被试在某一方面是否有严重的焦虑情绪，把分量表的结果综合起来可以反应出学生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2）家庭功能量表（FAD）

刘培毅，何慕陶修订的Epstein等人编制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该问卷有7个分量表，分别为：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PS）、沟通（Communication，CM）、角色（Roles，RL）、情感反应（Affective Responsiveness，AR）、情感介入（Affective Involvement，AI）、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 BC）和总的功能（General Functioning， GF）（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该量表从“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为4级评分。分量表的得分可以反应被试家庭功能在该维度的状况，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2，0.74，0.80，0.81，0.71，0.73，0.76；信度为0.66～0.76之间，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3）亲子关系测量

王云峰和冯信（2006）认为亲子关系是以血缘和共同生活为基础，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互动所构成的人际关系。心理学对亲子关系的界定，不仅强调亲子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且强调亲子关系之间作用的双向性。因此，本研究从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和孩子对父母的内隐态度两个方向测量亲子关系。

1.父母教养方式测量

本研究采用岳冬梅于1993年修订的由Perris等人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的中文版。该量表共有66道题目，分为“从不”、“偶尔”、“经常”、“总是”4个等级，父亲分量表有6个因素，分别是“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母亲分量表有5个因素，包括：“情感温暖、理解”“过度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经检验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46～0.88之间，分半信度系数在0.50～0.91，重测信度在0.58～0.82之间，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岳冬梅，1993）。

2.对待父母的内隐态度测量

对待父母的内隐态度测量中所用的概念词和属性词的选择遵循上述测验的程序。概念词包括与父母相关的词和无关的词各8个。父母：爸爸、妈妈、父亲、母亲、老爸、老妈、爹、娘；他人：阿姨、叔叔、老师、表妹、亲戚、朋友、表哥、同学。属性词包括积极词和消极词各14个，积极性词汇：宽容、正直、自豪、诚实、高尚、成功、爱、愉快、轻松、善良、拥抱、钻石、荣誉、黄金；消极性词汇：虚伪、冷漠、可悲、无能、痛苦、自卑、可怕、讨厌、卑鄙、失败、尸体、死亡、呕吐、毒药。

2.2.6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内隐联想测验的操作步骤分为七部分，如表1（以内隐自我亲社会性信念为例）所示：

在统计分析之前，遵循Greenwald等人（2003）的数据处理模式，对IAT数据进行必要的预处理：删除错误率超过30%的被试和反应过快超过10%的被试；保留第三、四、六、七步的数据和反应时；删除反应时大于10000ms和小于300ms的数据，最后对数据进行转换求出D值。D转换的具体方法是，先求出不相容联合组和相容联合组之间的平均反应时之差（本研究为第三步和第四步与第六步和第七步之平均反应时之差），差值除以四部分所有数据的标准差得到D转换的最终结果（杜鹃，2007）。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处理后，采用SPSS 16.0进行数据处理。

3 结果分析

3.1 亲社会倾向与心理健康等因素的相关分析

对内隐与外显亲社会倾向和心理健康、家庭功能等因素的多个维度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表2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的外显亲社会倾向与心理健康、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心理健康良好，父母的教养方式越積极，具有较高外显自尊的大学生更具有外显的亲社会倾向。内隐亲社会评价与心理健康、内隐父母态度和外显自尊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心理健康状况好，对父母的内隐态度积极、外显自尊高的大学生对亲社会的内隐评价也越积极。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与家庭功能、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和内隐父母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家庭功能健全、对父母的内隐态度和父母教养方式积极的大学生对自我的内隐亲社会评价越高。

3.2 自尊在亲社会倾向与心理健康等因素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心理健康、家庭功能等因素为外源潜变量，是模型中的自变量。外显亲社会倾向、内隐亲社会评价和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是内源潜变量，是模型中的因变量。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是假设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检验步骤（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Preacher，Curran，& Bauer，2006）如下：先检验心理健康等外源潜变量分别对外显亲社会倾向、内隐亲社会评价和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的直接效应，然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情况及各路径系数的显著程度，来检验外显和内隐自尊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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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构两个模型：无中介变量的直接效应模型和含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无约束模型，通过模型拟合指标的优劣判断哪个更合理。然后将中介模型中诸因素与亲社会倾向之间的路径系数分别约束为0，建构中介效应约束模型，通过比较中介效应无约束模型和约束模型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来判断中介变量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还是部分中介效应。内隐与外显亲社会倾向的直接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无约束模型和中介效应约束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的模型，χ2/df小于5，RMSEA在0.05左右、TLI和CFI大于0.90，GFI大于0.80。GFI与模型中变量数量有关，变量数目越多，模型越复杂，则GFI越小，因此本模型中的GFI值虽然小于0.90，但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因此模型拟合良好。

表中数据显示，外显亲社会倾向的中介效应无约束模型中χ2（333）=420.641，约束模型中χ2（338）=428.399，Δχ2（5）=7.758（p>0.05），两模型无显著差异。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的中介效应无约束模型中χ2（333）=411.601，约束模型中χ2（338）=418.627，Δχ2（5）=7.026（p>0.05），两模型无显著差异。表明自尊在心理健康等因素与外显亲社会倾向评价和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内隐亲社会评价的中介效应无约束模型中χ2（332）=405.738，约束模型中χ2（338）=427.532，Δχ2（6）=21.794（p<0.05），两模型差异显著，表明自尊在心理健康等因素与内隐亲社会评价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心理健康等因素对内隐亲社会评价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自尊实现的。

内隐与外显亲社会倾向的直接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无约束模型和中介效应约束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说明，虽然直接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无约束模型的拟合指标差异不显著，但是中介效应模型的各指标略优于直接效应模型。特别是对于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来说，直接效应模型因为不能收敛，导致模型不能拟合（绝对拟合指数SRMR为空，侯杰泰指出，SRMR有更高的参考价值），因此本研究认为内隐与外显自尊的中介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3.3 亲社会倾向与心理健康等因素关系的结构模型的建构与修正

构建外源潜变量，中介变量和内源潜变量的结构模型的理论假设为：（1）心理健康等因素对内隐与外显自尊有直接影响；（2）内隐与外显自尊直接影响内隐与外显亲社会评价，但其之间的相互作用还需要在模型中进一步验证和分析；（3）内隐与外显自尊分别在内隐与外显亲社会评价和心理健康诸因素之间起全部或部分中介效应。

在结构模型中，心理健康、家庭功能、内隐父母态度、父母积极和消极教养方式5个外源潜变量，内隐和外显自尊是中介变量，外显和内隐亲社会评价是3个内源潜变量，变量间的关系见假设的理论模型图，如图1所示。

将各个变量引入模型进行初步的参数估计，各拟合指数的值显示：χ2/df（531.532/393）=1.352，RMSEA=0.052，TLI=0.855，CFI=0.869，GFI=0.801；綜合考察上述拟合指数后，拟初步接受该关系模型。

查看模型输出详细结果发现，通过在心理健康与外显亲社会倾向，家庭功能与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内隐父母态度与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之间增加一条因果路径会减少的模型的卡方值，优化拟合指数。而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和内隐父母态度与内隐自尊之间的路径，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外显自尊之间的路径，外显自尊与外显亲社会倾向之间的路径，内隐自尊和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内隐亲社会评价之间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可以考虑删除。可据此修改模型的路径图，表4是在Amos中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模型的拟合指数。

修正后的模型，卡方值减小了很多，并且各拟合指数也都得到了改善，基于理论删除部分路径后模型变得更简洁了，符合模型修正的原则。表5数据显示修正后的拟合指数χ2/df（432.743/384）=1.127，RMSEA=0.031，TLI=0.948，CFI=0.954，GFI=0.837；其中χ2/df小于5，RMSEA小于0.08、TLI和CFI大于0.90，GFI大于0.80。GFI值虽然小于0.90，但由于本模型变量较多，仍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表明修正后的模型与数据拟合得较好。模型中各项取值合理，因此可以接受修正后的模型，该模型可以作为最终的结构模型。

亲社会倾向的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图如图2所示。

4 讨论

4.1 心理健康等因素对亲社会倾向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心理健康对外显亲社会倾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同样地，邵贵平（2000）研究发现大学生亲社会倾向与心理健康有显著正相关，钱新斌（2006）认为亲社会倾向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另外，家庭功能和内隐父母态度可以显著预测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家庭功能健全，对父母的内隐态度越积极的大学生对的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越高，即认为自我更具有亲社会倾向。家庭功能的健全包括家庭成员相互沟通顺畅，各自能够扮演好自己的家庭角色，并且相互间可以信赖，关心彼此，并分享情感，且家庭有一套完善的行为控制模式。前人的研究肯定了家庭对个体的深刻影响，家庭功能良好的大学生对其家庭有更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会以家庭的行为模式规范自己的行为，亲社会行为是此方面最好的表现。对父母持积极的内隐态度同样意味着对父母的行为方式的认同，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亲社会倾向。

4.2 自尊在心理健康诸因素与亲社会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符合要求的基础上经检验发现：心理健康、家庭功能等部分因素不仅对外显和内隐亲社会倾向有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内隐与外显自尊影响亲社会倾向。这表明，不同变量对内隐和外显亲社会倾向的影响是不同的。

在外显亲社会倾向方面，除了上述分析的心理健康的直接作用之外，自尊在心理健康等因素与外显亲社会倾向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结合模型分析，内隐自尊对外显亲社会倾向起主要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推测，高外显自尊的个体倾向于通过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得到他人的认可，获得积极评价的个体又得到了对自己价值的肯定的正面强化，自尊得到提高，从而促使他进一步做出亲社会行为。当这种良性循环式的强化过程内化成一种自动反应，就会对相对稳定的内隐自尊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内隐自尊对外显亲社会倾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低自尊者对自己的价值更多地持负面评价，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可能更多地表现出退缩行为，由此得到的他人的积极评价相对要少一些。个体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负性反馈信息又可能进一步强化他对自我的负面评价，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得他在一些需要表现亲社会行为的行动中迟疑退缩，外显的亲社会行为表现相对会少很多。而在需要提供帮助等情境中，是否采取行动这一过程，通常是无意识的直觉行为，因此与内隐自尊相关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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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隐亲社会评价方面，自尊在心理健康等因素与其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心理健康等因素对内隐亲社会评价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自尊实现的，一方面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生活中应激事件影响小，家庭功能健全，对父母持积极态度等可以促进对亲社会行为的内隐评价更积极；另一方面，这些因素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的自尊水平，进而提高他们对亲社会行为的内隐评价。Heckhausen（1991）指出亲社会行为是由相关的人格、情境以及特殊条件等因素形成的一个动机过程。助人之后的自我评价，反映了助人行为与个体行为准则的吻合程度，帮助别人便尝试自我满足的情感，否则会失去自尊而尝试内疚和羞耻情感，情感的反应通常是在内隐层面上起作用，该研究可以解释内隐自尊对内隐亲社会评价具有更高的预测作用。但是，内隐亲社会评价与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相比，其判断相对更客观，也更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乐国安，李文姣，王雪松，2011）。所以，自尊对内隐亲社会评价只有部分中介效应。

在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方面，除了家庭功能和内隐父母态度对其有直接作用以外，自尊在心理健康等因素与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结合模型分析，同样是内隐自尊对其有显著的预测作用。Grube和Piliavin（2000），Omoto和Snyder（2002）在自愿助人的动机差异研究中发现长期从事志愿活动的人通常被赢得自我理解、加强自尊、帮助他们的个人发展这样的动机驱使。当外在动机内化为内在动机后，个体会在做出选择时添加更多的自我因素，与单纯的积极或消极的判断相比，个体会选择与自我有较多相关的观念或行为，导致该行为倾向与自尊有更显著的相关。这是由于个体的某一行为变成习惯以后，无需意识监控也能自动采取该行为（Alexander，Todorov，& Bargh，2002）。

总的来说，自尊在心理健康诸因素与亲社会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特别是内隐自尊，无论是对外显还是内隐亲社会倾向都有重要的预测作用。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内隐和外显亲社会倾向分别与自尊、心理健康诸因素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讨自尊在心理健康、家庭功能、亲子關系诸因素分别与内隐、外显亲社会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到以下结论：心理健康对外显亲社会倾向，家庭功能和内隐父母态度对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具有直接预测作用，预测作用强度有差异。内隐与外显自尊在外显亲社会倾向、内隐自我亲社会评价与心理健康等因素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而在内隐亲社会评价与心理健康等因素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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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倾向的生理影响因素研究 篇6

关键词：抑郁倾向,生理,影响

一、抑郁的产生

无论是从生物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来讲,人为了维持自身的新陈代谢和社会地位都会不停地产生各种各样的需要,需要是人的缺乏或不平衡的状态,为了恢复身心的平衡状态,人就要向环境中寻找满足。环境不是万能的,常常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此时人本身也体验到了自身需要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那么人的这种对于自身需要与客观事物关系的体验过程就被称为情绪。随着环境的变化,人的情绪也会变化。我们都会体验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但有时由于某种原因的影响,我们也可能进入到抑郁的心境当中难以自拔,这种现象就是我们俗称的抑郁症。抑郁症是指因为具有抑郁的感觉,悲哀、绝望、不安、焦躁、苦闷感等,导致身体状况欠佳,精神活动受到抑制,多次出现企图自杀的行为,并造成社会适应力降低的一种精神疾病。进入新世纪,抑郁症以其高发生率,成为不得不被我们重视的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更多的科研工作者介入了抑郁症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包括氟西汀、西肽普兰、氟伏沙明等抗抑郁药物的广泛使用使抑郁症不再可怕。。心理干预方法的渐趋成熟也使得抑郁症的治疗更加人性化。电痉挛方法的使用更使得人们对木僵等重度抑郁的症状有了行之有效的方法。总之我们从对抑郁症的无知到了解再到积极理性的应对,使得抑郁症患者走向健康的道路越来越顺畅。

二、抑郁倾向的界定

与此同时相对抑郁症患者另一个群体却经常被人们忽视,这就是抑郁倾向患者。因为多样并有效的方法使抑郁症的诊断与治疗都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其中对于抑郁症的诊断来讲,现在已经有若干种比较成熟的方式和标准了,其中有相对比较严格的诊断与筛查的工具如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也有便于运用的如:自评抑郁量表(SDS)和贝克抑郁量表(BDI)。但是现在诊断抑郁症的方式大多都是对抑郁者抑郁相关症状在程度上的筛选,将症状程度超过标准的诊断为抑郁症患者。但是同时也就将有抑郁症状却没有达到诊断标准的抑郁倾向者排除在外。抑郁倾向就是介于正常的抑郁情绪与需要治疗的抑郁性神经症之间的状态,该群体大多不被现有的诊断标准视为病态,往往错过积极干预的机会,这种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对相应群体的生活同样会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抑郁的轻、中、重是一个从良性到恶性变化的不同阶段,人的心境可以在好坏之间转化。抑郁倾向者处于较恶劣的心境当中。这种情绪状态会使人感觉身边的事物被这种情绪所笼罩,这种认识方式,会使人更容易进入更为抑郁的心境当中。所以抑郁倾向者极为容易进一步发展为抑郁症,成为易患抑郁症的高危人群。

三、抑郁倾向的生理影响因素

通过前人的研究我们知道,通过药物影响人体内的5-羟色胺或肾上腺素等的水平可以起到抗抑郁的作用,通过电痉挛的方法可以快速的改善重度抑郁的木僵状态,既然药物可以通过影响人的生理活动从而干预人的抑郁状态,那么抑郁就不可能是单纯的心理活动紊乱,而是有生理的因素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人的抑郁状态,据此我们可以探索与抑郁相关的生理因素,并精确的干预该生理因素从而对人的抑郁水平进行调节。另一方面,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自评抑郁量表(SDS)和贝克抑郁量表(BDI)外,还有如无望抑郁症状问卷和西方的儿童抑郁问卷。在众多的问卷中我们会发现,抑郁筛选问卷大多是自陈量表,需要被测者根据自身体会进行回答,有研究发现抑郁个体对正性刺激存在感知缺陷,对负性刺激存在夸大加工倾向和加工易化效应。所以抑郁者对外界环境认知发生改变,尤其是对自身感受的评价发生偏向,不能够准确描述,所作出的回答必定有所偏差,答案的偏向必然会影响诊断的准确性,所以能够找到不被主观意识影响的指标是一个需要人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综合以上原因,客观、敏感的生理影响因素的探究可以是突破抑郁倾向研究的有效手段。总结前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影响抑郁的生理因素。

首先,有研究发现,内分泌的变化经常导致人抑郁状态的产生,如脑内乙酰胆碱水平过高会引起抑郁症,促进恐惧性记忆,而过低又会引起狂燥;胆碱能与单胺类之间的不平衡也会诱发负性情绪。

其次,人的神经系统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是人行为的司令部,这一部分功能的变化经直接导致人行为上的变化,在抑郁的发生方面,神经系统的功能失常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重性抑郁(major depression)与急性躁狂(acute mania)发病时,也表现出前额叶皮质(PFC)功能失常。

最后,抑郁情绪与主体的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大到人的皮肤、循环系统小到细胞、分子都是人体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免疫系统中,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 (SIgA)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外分泌液中发现的一种抗体,研究表明,SIgA是呼吸道、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等抵御病原体及有害物质的第一道免疫防线,是机体黏膜免疫最重要的抗体。人的抑郁情绪经常会导致SIgA的变化。

综上所述,生理因素是抑郁倾向研究的全新途径,同时新的科研仪器以其客观稳定精确无创的特点保证了对抑郁倾向生理研究的工具基础,抑郁倾向的生理研究方向可以作为科研人员研究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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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倾向影响因素 篇7

在当代的中国, 企业员工离职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根据《2012中国薪酬白皮书》的调研数据显示, 中国“80后”员工离职率依然偏高, 达30%以上, 高出平均水平5%。而企业员工频繁跳槽不仅带来了生产经营成本的提高, 也带来了无形成本优秀人才的流失。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讲, 如何降低员工的离职率, 特别是逐渐成为企业中流砥柱的80后员工, 己经成为管理一大难题。

Mobley (1977) 指出:离职意愿是指工作者在特定组织工作一段时间, 经过一番考虑后, 蓄意要离开组织的意图, 属于主动离职的范畴。离职意愿是离职念头与寻找其他工作倾向的总体表现或态度, 是探讨离职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测变量。因此探讨“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就能了解到员工离职行为的发生规律, 从而制定对策防止人才流失。本研究主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旨在探讨“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在个体和组织因素上的差异。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问卷通过人际网络相互传播以增加样本数量的方法, 联系全国范围内的“80后”在职员工, 邀请其在网上作答。问卷共发放并回收了187份, 有效问卷183份, 有效率为97.9%。

问卷除了卷首引语部分以外, 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个人基本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岗位、年薪、企业类型及所属行业8个题项;第二个部分为离职倾向量表, 此量表综合文献研究自行编制而成的, 包括4个题项, 每个题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打分,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给予1至5的分数, 其中前两个问项为反向题, 得分越高代表离职可能性越低。后两个问项为正向题, 得分越高, 代表离职的可能性越高。四个题项分别为:1.我基本没有想过离开本公司;2.计划在本企业作长期的职业发展;3.经常想辞去目前的工作;4.非常想离开这个企业。

研究使用了SPSS19统计软件, 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其中信度分析采用了Cronbach`sα系数, 值为0.848, 高于0.7, 表明采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分析采用了因子分析的方法并进行了KMO和Bartlett检验, KMO值为0.703, 高于0.7, Bartlett检验表现显著, 并提取了一个主成分, 因此可以认为离职倾向是单维结构且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

三、数据处理和分析

1. 性别因素。

本文对“80后”男性和女性的离职倾向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1。

F=2.980, Sig=0.086>0.05, 统计结果显示, 不同性别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不显著。这说明男性和女性的离职倾向差异不大。这也验证了“80后”一代的独立性, 以及在职场中的平等意识。而且从均值上看, 女性的离职倾向反而比男性高, 说明“80后”女性在劣势的职场环境里有积极的追求。从总数的均值上看, 离职倾向为3.23为中等水平。“80后”一代以逐渐成为企业的中流砥柱, 职业日益稳定。另外国内的就业形势的压力, 各大公司的裁员, 也迫使“80后”员工放弃了离职的想法。

2. 年龄因素。

根据社会上的普遍共识, 年龄越大, 其工作就应该越稳定。在年轻的时候, 并且此时由于年龄优势、人脉关系、职业可塑性等的关系, 职业转换的成本较低, 个人趋向于不断的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而年龄较大了以后, 个人会发现自己喜欢并从事的工作, 同时其职业转换的成本较高, 因此个人会在某个组织中稳定下来。由于“80后”的时间跨度为10年, 若将其分类过细, 无法体现出时间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假设“85后”员工的工作稳定性应该比“80-85间”员工的工作稳定性要差。

而统计结果却显示出不同年龄段的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并不大, 结果见表2。

F=0.757, Sig=0.385>0.05, 说不同年龄的员工离职倾向并不显著, 随着年龄的增长, 员工并没有趋于稳定的工作。说明“80后”员工并不会受到传统共识的影响, 自我意识很强, 同时其职业探索阶段也在延长。

3. 学历因素。

本研究题设将学历分为:大专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不同学历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的差异性见表3。

F=0.432, Sig=0.730>0.05, 统计结果表明, 不同学历的“80后”的离职倾向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员工不会因为工作年限较长而趋于稳定, 硕士及以上的员工也不会因为相对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趋于稳定。

4. 工作年限。

本研究将“80后”员工的工作年限分为:1年及以下, 1-3年 (含3年) , 3-5年 (含5年) , 和5年以上。其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

F=0.350, Sig=0.789>0.05, 统计结果表明, 不同工作年限的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并不显著。“80后”员工并不会因为长期呆在某家企业就会因此稳定下来, 而是会追求更高的个人成长。同时由于新劳动法对员工利益的保障, 员工受合同的约束减小, 因此愿意通过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来“跳槽”从而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5. 岗位。

本研究将“80后”员工的岗位分为:一般职能岗位;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其他。对其进行的单变量方差分析见表5。

F=4.911, Sig=0.003<0.05, 说明不同岗位的“80后”的离职倾向差异较大。一般职能岗位的离职倾向最高, 而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的离职倾向则较低。可能的原因是, 技术岗位的员工因为自身技术的限制, 使其难以转行投入其他行业;其次技术岗位的员工可能会比其他岗位的员工更热爱自己的专业更注重自身的职业特长。而管理岗位的员工, 由于其发展受到企业的重视并且做到了管理的位置, 因此对企业的忠诚度会提高。而一般职能岗位的员工, 自身技术的欠缺, 可以适合很多非技术的岗位, 而且一般职能岗位的员工对于自身的职业规划还不够清晰, 职业发展也达不到管理层的标准, 因此更倾向于“跳槽”来提升职业发展。

6. 薪资。

本研究将薪资按年薪分为了4档:3万及以下, 3-5万 (含5万) , 5-10万 (含10万) 及10万以上。其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6。

F=1.948, Sig=0.124>0.05, 统计结果表明, 不同薪资下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薪资长期被认为是最与离职行为相关的因素之一, 但从此统计结果看来并非如此。原因可能是“80后”员工的职业化观念更加浓厚, 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和未来的发展, 这种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工资上, 也体现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上, 因此不会单纯的因为薪资的差异而在离职倾向上存在显著不同。

7. 企业类型。

企业类型属于组织因素的差异。本研究将企业类型分为了:国有企业、外资合资企业、私营民营企业和其他。不同企业类型中的“80后”员工离职倾向差异的显著性统计分析见表7。

F=0.179, Sig=0.910>0.05, 说明不同的企业类型中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不存在显著地差异。国有企业的员工不会因为收入稳定, 有福利保障而获得更多留职的青睐。私营民营企业也没有因为公司规模小管理不够规范而被“80后”员工所抛弃。这说明“80后”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不会因为组织的类型而有所变化, 而是会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职业发展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80后”员工更加自我, 关注与自身, 而对组织的忠诚观念较淡。

8. 所属行业。

所属行业也属于组织因素的差异。本研究将所属行业分为了:生产制造行业、科研开发行业、服务业、其他。所属不同行业中的“80后”员工离职倾向差异的显著性统计分析见表8。

F=2.785, Sig=0.028<0.05, 说明不同行业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存在显著差异。从均值分析, 政府部门的稳定性最高, 这与每年的公务员报考热相呼应, 稳定性福利性使员工对政府工作情有独钟。同时科研技术业的稳定性也相对较高, 生产制造业的稳定性则较低, 原因可能在于科研技术行业作为朝阳产业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而相对而言生产制造行业则是我国产业链中需要调整的一环。说明“80后”员工对职业发展的重视已上升到行业的高度。

四、研究总结总结及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分析,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80后”员工的自我意识较强。

“80后”员工比较不受传统的拘束, 如女性在职业上的积极选择, 不同年龄下的“80后”员工离职倾向差异不显著以及不同薪资下“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不显著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企业在对待“80后”员工时, 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如平等对待女性员工, 以及给予职业发展上的激励而非物质激励等。

2. 不同个体和组织中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显著性不大。

在本研究中, 除了个体特征中的岗位以及组织特征中的所处行业之外, “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并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年薪以及所处企业的类型。因此在做“80后”员工离职倾向的研究, 或者企业在对“80后”员工离职行为进行应对措施时, 并不需要将员工细分, 可以作为整体统一对待。

3.“80后”员工更关注于自身的职业发展。

“80后”员工所界定的职业发展不仅仅是薪资方面, 而是更多的考虑自身的兴趣, 岗位的升职空间以及所在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80后”员工追求的是职位的稳定发展性, 以及从中获得的成就感。因此组织对“80后”员工进行职业管理时, 需要给其在发展空间上的心理保障, 同时组织也需要更好的进行自身建设, 从而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稳定发展。

由于本文从个体和组织层面对“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做了研究, 结论显示不同个体和组织的“80后”员工的离职倾向差异并不显著, 可以作为统一的研究整体对待。因此后续就研究可以更从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组织支持感以及心理契约等方面进行, 更深入的挖掘影响“80后”员工离职倾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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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倾向影响因素 篇8

Muchinsky&Mormw (1980) 将离职意向的影响因素分为3个维度:工作关系因素、经济机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工作关系因素反映了组织对离职的影响, 经济机会因素反映了劳动力市场规律对离职的影响, 个人因素反映了个人背景差异对离职的影响。Zeffane (1994) 认为可把离职意向影响因素归结为以下几个维度:外部因素、员工个体特征、制度因素和员工对其工作的反应。Iverson (1999) 把离职意向影响因素分为个体变量、与工作相关的变量、外部环境变量和员工定向等四个维度。综上所述, 我们可把离职意向的影响因素归结为以下几个维度:个体因素、组织因素、个体一组织适合性因素、外部环境因素。

一、个体因素

(一) 人口统计变量

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在组织内的任期已被证明是离职或离职意向和工作满意的有意义的预测源。Somers (1996) 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并指出, 员工年龄、任期、和教育水平对离职意向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Quarles (1994) 发现, 性别、教育水平和任期与离职意向、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都无显著的联系 (是对审计员的离职进行的一项研究) 。

(二) 工作满意与组织承诺

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与离职或离职意向的联系己通过众多的元分析而得到确立。Quarles (1994) 发现, 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对离职意向有直接的、负向的影响。Igharia&Greenhans (1992) 的研究认为对离职意向最直接的决定因素是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 而其他变量对离职意向的影响大多是通过这两个与工作相关的态度起作用。Goorge&Joner (1996) 的研究发现, 工作满意对离职意向的影响受价值获得和积极情绪的联合调节。Naomi, Dick&Henriette (1998) 区分了3种承诺:职业定向的承诺、团队定向的承诺和组织承诺。指出承诺的特定类型和特定的与工作相关的行为 (如离职) 相关, 而不是用一般的承诺去预测特定工作中的行为。在中国, 凌文辁、张治灿、方俐洛 (2000, 2001) 对组织承诺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 承诺类型为机会承诺、经济-机会承诺的员工有较高的离职意向。

(三) 其他内部心理过程

Rodger&Stefan (2001) 指出, 员工知觉到的付薪规则的公平、受主管对待的公平、工作节奏的公平等与知觉到的薪水公平一样, 都能预测员工的离职。Masterson (200l) 的研究发现, 更高的公平感 (分配公平或过程公平) 导致了更高的组织承诺。可见, 公平感确实是影响离职意向的因素。Patrick chang Boon Lee (2000) 认为成长需要与工作满意的交互作用决定了离职意向。这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离职意向的变量, 同时也能说明为什么此行业的人员在工作满意的情况下仍有较高的离职率。

(四) 其他与个体相关的因素

Lee&Mitchell (1996) 的研究发现极少有被采访者把薪水作为影响离职意向的一个因素。但Aquino&Griffith (1997) 的一项研究发现薪酬与离职有弱的联系。总之国外大多数的研究都没有发现薪酬和离职之间的直接的联系。但正如Gaertner&Robinson (1999) 所指出的, 这并不意味着薪水是不重要的和不起作用的, 因为分配公平包含有薪水的成分, 而且员工对薪水分配的公平感比实际的薪水更能影响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Harrison, virick&william (1996) 研究了个体绩效与离职之间的联系, 在可获得最大可能性奖赏的条件下, 二者之间的联系比获得适当可能性奖赏的条件下更强。由此可见, 个体因素或直接影响了离职、离职意向, 或通过其他变量的调节而对它们产生影响。

二、组织因素

(一) 与职位工作内容相关的因素

Igharia&Greenhaus (1992) 的研究发现, 角色压力对离职意向有正向、间接的影响, 经历高水平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的管理信息系统员工倾向于对工作和组织不满意, 并对组织有较低承诺, 因而有较强的离职意向。Lambert, Hogan&Barton (2001) 指出, 任务多样性 (task variety) 、与合作者的关系对工作满意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员工能否正确认识自己在工作中的角色、工作本身的特征等都可能对员工的满意、承诺和离职意向等产生影响。

(二) 组织管理制度和管理水平

Quarles (1994) 发现员工对决定的参与程度积极地影响了工作满意的水平。Charles H.Schwepker Jr (1999) 研究了组织的道德氛围与离职意向、工作满意和组织承诺之间的联系。Aquino&Griffith (1997) 指出, 员工的离职能从其在沟通网络中的结构性位置而得到预测。Guthrie (2000) 研究了组织付薪规则对离职的影响, 发现:基于技能的薪水支付系统可提高员工留在本公司的意愿, 而基于团队的薪水支付系统却与更多的离职相联系, 而且后者的这种联系会随着组织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因此, 组织的一些政策、制度、措施、管理特征等都可能对员工的满意和承诺产生影响, 转而与离职意向、离职行为相联系。

三、个体与组织之间的适合性因素

在检验影响离职意向的因素时, 大部分研究都只考虑了各变量单独的影响作用, 而没考虑到交互作用的存在。Pervin (1968) 最早提出, 当个体特征和组织特征或环境特征匹配时, 员工将产生高绩效、高满意和低压力。Sims&Kroeck (1994) 在研究中发现道德适合性与离职意向、继续承诺和情感承诺有显著的联系, 但与工作满意没有。Caldwell&O’Reilly (1990) 研究了在特定工作任务中所要求的个体能力和特定职位所要求的工作任务之间的适合性, 发现“个人能力一工作要求的适合性”与工作成绩和工作满意正相关。如果个体和组织在彼此的价值、风格和特征的选择上能达到一致或相符的话, 组织和个人都将会产生较高的绩效、满意和承诺, 员工会有较低的离职意向。组织在招聘时, 必须注意选择与本人意愿在价值、风格和特征上相一致的个体, 并把他们安置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

四、外部环境因素

Quarle (1994) 发现外部的工作机会对承诺有直接的影响, 转而影响了离职意向。

程文文等 (1999) 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维度的概念, 并以此分析行业生命周期、劳动力市场与离职率之间的关系。他们把劳动力市场分为3个维度:宽裕度、稳定性、复杂性, 三者的不同组合将产生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和不同的离职率。如以高宽裕度、高不稳定性、高复杂性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称为朝阳市场 (由于新兴产业的产生而出现) , 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 因此有较高的离职率。以低宽裕度、低不稳定性、高复杂性为特征的市场称为饱和市场, 具有较高的离职率。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员工成为管理的核心, 知识员工的离职对组织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文章从外部环境、组织因素和个体因素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为具体实践提供了管理导向。

关键词：知识员工,离职倾向,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谢晋宇.员工流动管理[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2]、谢晋宇, 王英, 张再生.企业员工流失:原因、后果与控制[M].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9.

[3]、Allen, DavidG., Griffeth, RodgerW.Job Performance and Tumover:a Review and Integrative Multi-Route Model[J].Human Resouree Management Review, 1999 (9) .

创业倾向影响因素 篇9

一、理论分析

1.农村劳动力区域转移倾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分为区域内转移和区域外转移两部分, 区域内的转移主要流向本区域的产业集聚中心, 而区域外转移主要流向本区域外的产业集聚中心。我们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倾向的概念, 它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更多的流向本地区内部的产业集聚中心, 还是更多的流向区域外部的产业集聚中心。本地转移倾向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区域内转移人数占转移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 而区域外转移倾向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区域外转移人数占转移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 两者的和等于1。

2.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差异及周边强集聚中心个数对农村劳动力区域转移倾向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倾向受产业集聚的影响, 产业集聚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生产要素和相关服务的集中过程, 而劳动力 (劳动) 作为生产要素的主要方面, 必然会从产业集聚能力较弱的地区流向产业集聚能力较强的地方。可见, 区域间产业集聚能力的强弱成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倾向的重要因素。当我们判断某一产业的集聚水平时, 经常使用行业集中度、赫希曼-赫佛因德指数、哈莱-克依指数、嫡指数、及空间基尼系数等指标[1]。但是, 如何测量一个地区的综合产业集聚水平呢?上述指标显然存在局限性:首先, 地区之间的主导产业不尽相同, 而不同产业企业规模或区域大小的差异会造成产业比较上的误差, 利用上述指标很难对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比较;第二, 各地区主导产业日益多元化, 在比较不同地区产业集聚程度时, 需要对某一地区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汇总, 而上述指标很难完成这一任务。值得注意的是, 在研究产业集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时, 农村劳动力转移并非向城镇某单一产业的转移, 而是面向城镇综合产业的多方位转移[2]。可见, 区域间产业综合集聚能力的强弱只能用地区间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来反映 (如人均生产总值等指标) 。

更为重要的是, 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进行转移和流动, 收入水平的差异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我们所指的收入水平差异不是区域之间全部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差异, 而主要是区域之间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的差异。也就是说,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某一集聚中心, 不仅看自己现有收入水平与流入地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 还应看现有收入水平与流入地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差异。因为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流向产业集聚中心后大部分从事非农产业活动, 但他们的收入水平远远不能达到当地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他们的期望收入更接近流入地的农村居民人均纯入 (收入来源包括非农业收入) 。所以区域之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最直接动因。

农村劳动力转移倾向受到本区域和周边区域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如果甲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大于乙地区, 则可以认为甲地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强, 甲地区更容易成为劳动力的净流入地区。当本地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加 (或减少) 时, 本地转移倾向会增大 (或减小) , 而当周边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加 (或减少) 时, 外地转移倾向会增大 (或减少) 。当本地农村居民纯收入大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时, 本地区成为强集聚中心, 本地转移倾向会大于0.5, 而当本地农村居民纯收入小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时, 本地区成为弱集聚中心, 本地转移倾向会小于0.5。

农村劳动力区域转移倾向不仅受到区域间集聚能力的差异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周边强集聚中心个数的影响。在与周边地区进行比较时, 如果本区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小于周边另一个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周边就能形成一个强集聚中心。周边强集聚中心个数越多, 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会越小, 反之, 会越大。

二、基于河北省数据的验证和分析

如果把河北省每一个中等以上城市看成一个集聚中心, 每一个中等以上城市加上它所包含的县 (县级市) 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一个集聚区, 每一个集聚区又与其它集聚区相临。每一个地区和周边区域分别进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较, 当周边某个区域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于本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时, 周边就形成了一个强集聚中心。

根据河北省统计局2006年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表1[3]。对于上述数据, 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 周边区域原则上界定在省内, 在选择周边区域时, 只涉及被河北省所环绕的北京市和天津市两个产业集聚中心;北京市区域代号12, 同期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 275元;天津市区域代号13, 同期天津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 228元。第二, 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 即区域内转移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 根据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相关研究数据整理得到。周边强集聚中心的个数, 根据区域之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比的方法得到。第三, 本文在进行参数估计时, 发现第11组数据属于异常值。可能的原因是该市与山东、河南、山西三省接壤, 省外转移劳动力所占比重较大, 该数据与整体的拟合性较差, 予以剔除。

如前所述, 我们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记为Z, 这一倾向可以用区域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人数除以该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总数来得到, 即Z=区域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人数/当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总量。解释变量选择周边区域强集聚中心的个数, 记为X。值得说明的是,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异和周边强集聚中心的个数都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倾向产生影响, 而我们注意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异和周边强积聚中心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关系, 如在上述数据中, (Y1-Y2) 与X的相关系数为-0.83, 为避免共线性问题的产生, 我们只选择了两者中与Z相关程度更高的一个变量——周边区域强集聚中心的个数[在上述数据中, Z和 (Y1-Y2) 的相关系数为0.70, 而Z与X的相关系数为-0.96]。由此我们只选择X为解释变量, 建立最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

Zi=β0+β1Xi+μi

利用上述数据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对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 得, undefined。上述参数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通过检验。并且, R2=0.92 (调整后的R2为0.91) , 表明方程具有很好的拟合优度。Z和X之间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6, 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三、结论和启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区域倾向, 受到区域之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差异 (Y1-Y2) 的影响, 同时受到由区域之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比所形成的周围强集聚中心个数X的影响。当周围强集聚中心个数增多 (或减少) 时, 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会减少 (或增大) , 外地转移倾向会增大 (或减少) 。以上述结果为例, 周边地区每增加 (或减少) 一个强集聚中心, 本地转移倾向就减少 (或增加) 0.12。

这个结论很重要, 它为我们制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规划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劳动力本地转移倾向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过低造成的, 要增加农村劳动力的本地转移倾向, 必须紧紧抓住农村居民增收这一核心问题。另外, 周边强集聚中心的崛起和发展会削弱农村劳动力的本地转移倾向, 而农村劳动力的向外转移,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地区的产业集聚中心的个数和集聚强度。只有正确理解了上述因素的影响, 才能正确处理好农村劳动力的区域内转移和区域外转移的关系, 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化转移。

参考文献

[1]王子龙.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6 (3) :109-116.

[2]耿永志甘玲.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 2008 (8) .

创业倾向影响因素 篇10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15年2—6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以宁波市某高校专业和年级作为分层的依据。按照学生在不同专业和年级的人数比例确定每一层的人数,再按照学生学号在每一层随机抽取相应的人数,共抽取文理科不同专业大一至大四学生共985名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901份,有效率91.5%。其中男生495名,女生406名;文科生413名,理科生488名。

1.2问卷调查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AS-C)[2]判定是否存在手机成瘾倾向,艾森克人格量表(EPQ)[3]、情绪自评量表(SAS,SDS)[4,5]和自编的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影响因素调查表作为性格倾向、精神状态和外环境因素等内外在因素的筛选工具。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AS-C)采用5级计分法进行评分,SAS-C项目得分≥77分为确定“SAS-C群体”(即智能手机成瘾),66~76分为“SAS-C边缘群体”(即具有智能手机成瘾倾向);≤65分者界定为“SAS-C正常群体”。艾森克人格量表(EPQ)包括E量表(内外向)、N量表(神经质)、P量表(精神质)和L量表(掩饰性),计算各量表的原始分后标化得标准分。情绪自评量表(SAS,SDS)各20个条目,4级评分后粗分标化。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影响因素调查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1,包括一般资料和影响因素;影响因素部分包括流行示范效应(包括虚拟交际趋势、流行追逐和亲友行为示范3个问题),失落、挫折等情感迁移(包括家庭和谐程度、情感挫折和人际关系与虚拟交际反差3个问题),心理需求的获取与满足(包括虚拟世界成就感体现和娱乐、爱好需要2个问题),人生理念与追求(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3个问题),非IT娱乐休闲活动(包括休闲体育运动、文艺娱乐、业余爱好3个问题)。所有问题按照5级计分后,对不同影响因素得分进行标化,满分为10分;按照P25和P75的得分将结果分为显著、一般和很少3个等级。通过ASP.net编程制作网页问卷后直接发送至抽中学号学生的邮箱。

1.3质量控制与统计分析

对班级辅导员进行统一培训后,由辅导员直接指导和督促学生进行问卷填写,网页问卷程序编制过程中,设置了逻辑自校程序和未完成问卷无法提交功能,有逻辑错误的问卷直接判定为不合格问卷。艾森克人格量表L量表得分>60分视为无效问卷。数据后台导出后,剔除逻辑校验不合格问卷和非智能手机用户问卷。数据转换后导入SPSS 16.0进行方差分析、t检验,线性趋势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手机成瘾一般情况

901份有效问卷中,14.5%为SAS-C群体,平均日手机使用时间为(5.6±1.9)h;37.5%为SAS-C边缘群体,平均日手机使用时间为(3.7±1.6)h;49.0%为SAS-C正常群体,平均日手机使用时间为(1.6±0.9)h。在智能手机首要功能选择上,日常通话占35.6%,虚拟交际占18.5%,网络游戏等娱乐放松占17.6%,新闻等信息获取占10.0%,辅助学习占5.4%,其他占12.7%。不同性别、不同学科和不同价位智能手机的调查对象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7.53,7.08,6.70,P值均<0.05);不同生源地、不同年级、经济情况及学习成绩的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2人格倾向、焦虑和抑郁情况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关系

方差分析显示,E量表、N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得分在不同SAS-C状态大学生群体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SAS-C得分与E量表得分呈负相关(r=-0.412,P<0.05),与N量表得分呈正相关(r=0.449,P<0.05),与SAS评分呈正相关(r=0.427,P<0.05)。

(±s)

2.3大学生其他内外因素与智能手机成瘾的关联性

线性趋势检验分析显示,大学生流行示范效应和心理需求的获取与满足与智能手机成瘾正相关,而人生理念与追求和非IT娱乐休闲活动与智能手机成瘾负相关,见表2。

注: ( ) 内数字为构成比/%。

2.4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相关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

以SAS-C项目得分作为应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因选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危险因素相互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关系,因此采用逐步回归方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入选变量α=0.05,剔除变量β=0.10,从标准化偏回归系数上看,所有有统计学意义的手机成瘾影响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是N量表得分(神经质)、人生理念与追求、E量表得分(内外向)和非IT娱乐休闲活动,见表3。进一步分析发现,E量表和N量表得分与手机成瘾外在影响因素上存在一定联系,不同的非IT娱乐休闲活动参与度在E量表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074,P=0.000),E量表低分群体(标准分<50)[3]中经常参加非IT娱乐休闲活动的仅占9.6%;不同人生理念与追求在N量表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712,P=0.008),N量表高分群体(标准分>50)[3]中人生理念与追求弱化或缺失(标准分<5)者占51.9%。

(n=901)

3 讨论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等多方面分析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相关因素。刘勇等[6]和黄海等[7]通过大五人格量表分析了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的关系,提示外向性和神经质对手机成瘾有直接的正向作用,大学生人格特征与手机依赖关系密切,是影响手机依赖的重要变量。杜刚等[8]的研究提示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生活事件有关,与社会支持关系较弱。谢其利等[9]的研究提示羞怯可能会增加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自尊在大学生羞怯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成立。Chiu等[10]将手机成瘾与网络成瘾相联系,提出手机成瘾和网络成瘾呈正相关。本次调查结果显示,E量表低分特征和N量表高分特征是大学生智能手机的成瘾因素,而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与追求和多参与非IT娱乐休闲活动是有效预防智能手机成瘾的保护因素。深入分析提示,人格、情绪和外在影响因素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影响。艾森格人格量表E量表低分特征人群主要表现为人格内向、离群、不善与人交际,故娱乐休闲活动参与度不高。但内向特征不代表无内心活动,不需要压力与情感的释放与宣泄。N量表高分特征人群表现为焦虑、紧张、担忧、郁郁不乐、忧心忡忡、情绪起伏较大。无明确人生追求和理想的大学生群体因精神空虚而滋生负性情绪,从而表现为焦虑、担忧情绪波动等N量表高分特征。这两种人格特征的大学生群体或因交际与社会活动的单一化,或因情绪的波动起伏,均需要通过某种途径宣泄情感和压力,于是智能手机成为其压力和情感释放的有效途径。智能手机能提供虚拟交际、网络游戏等一系列娱乐功能,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使用者的紧张情绪。但情绪释放途径单一,无法完全消除压力负担所带来的心理障碍,导致焦虑、紧张、担忧情绪的累积,进而形成智能手机成瘾和依赖的恶性循环。本次调查提示户外娱乐活动、线下人际交流是多途径释放压力与情绪的有效方法,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明确的人生理想,是消除空虚心态,避免紧张、焦虑等不良心态滋生的有效措施。随着压力与情绪的彻底释放,焦虑、担忧、紧张等情绪也会减少,从而心情愉悦,有效避免手机成瘾的状态。因此,引导手机成瘾的大学生群体参与多途径的业余活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手机成瘾状态,进而消除不良心态和过度的心理负担。

综上所述,大学生手机成瘾并非单纯的兴趣或诱惑所致,人格特征、人生追求等因素导致压力和情绪的慢慢蓄积,而压力和情绪释放的不彻底是手机成瘾的根本原因,提供多途径的情感与压力宣泄通道,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是从根本上消除手机成瘾的有效措施。本调查尚有不足之处,智能手机成瘾和网络依赖等其他依赖现象有共通之处,部分学生可能存在其他依赖倾向而分散了对手机的依赖,黄海等[11]的研究提示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高于网络依赖,并存在两种依赖共病现象。本研究未考虑其他依赖倾向导致手机成瘾程度下降的可能,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进一步分析关联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摘要：目的 了解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倾向与性格倾向、精神状态和外环境因素的联系,为针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AS-C)、艾森克人格量表(EPQ)、情绪自评量表(SAS、SDS)以及自编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影响因素调查表,对901名不同专业和年级的宁波某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智能手机成瘾群体占14.5%,成瘾倾向群体占36.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手机成瘾影响因素有神经质、人生理念与追求、内外向和非IT娱乐休闲活动(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530,0.209,-0.187,0.161,P值均<0.05)。SAS-C得分与E量表得分呈负相关(r=-0.412,P<0.05),与N量表得分呈正相关(r=0.449,P<0.05),性格内向群体积极参与非IT娱乐休闲活动仅占9.6%,神经质高分群体中人生理念与追求弱化或缺失的占51.9%。结论 智能手机是大学生压力与情感释放的一种媒介,但单一的压力和情绪宣泄途径易致过分依赖而成瘾。

关键词：便携式电话,行为,成瘾,因素分析,统计学,学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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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勇,陈健芷,赵建芳.哈尔滨大学生人格特质与手机使用及成瘾行为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4,35(7):99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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