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时代新在哪里

第一篇：中国的新时代新在哪里

21世纪看雄安雄安新区新在哪里

【学习进行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举世瞩目。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推出“辛识平”融媒体评论，与您一起思考领悟这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蕴含的战略深意。

浩荡春风起，千年大计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连日来不仅刷爆了朋友圈，而且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这个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重大决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谋划与发展考量?雄安新区，到底“新”在哪里?

看清大棋局，才能明白每一处落子的深意

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也是继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后又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不论从改革开放的大布局来看，还是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战略来看，雄安新区的设立，既立足解决当前问题，又着眼长远发展大计，新意之中饱含深意。

以“新”破局，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不仅历史渊源深厚，而且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京津冀发展的动力在协同，前景也在协同。作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两项战略举措，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一东一西，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为区域发展开拓“东成西就”新空间。

中央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对新区与周边区域的统一规划管控，加强同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的融合发展。只要各城市、各区域明确分工、错位发展，同时多在融合、协同上下功夫，就能在20多万平方公里的京津冀大地上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的新格局。

以“新”开路，探索用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新路径

破解“大城市病”，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我国城市发展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从国际经验看，“跳出去”建新城是关键一招。总书记明确指示，在河北适合地段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新型城区。雄安新区之“新”，最根本的是城市发展理念之新、发展路径之新。这将为破解“大城市病”、建设现代化宜居城市闯出新路子、提供治本之策。

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这些颇具雄心的“雄安目标”，意味着雄安新区将是一座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之城、示范之城，也是人们宜居宜业的理想之城、幸福之城。

以“新”立标，打造新时期改革开放新地标

“前有深圳、浦东，今天的雄安新区潜力有多大”?有媒体用这样的标题探讨雄安新区的发展前景。

观区位，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察定位，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责任重大、使命清晰;瞻前景，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眼光长远、目标宏大。

曾有这么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展望——21世纪看雄安!

燕赵多慷慨之士，京畿亦人杰地灵。这里有“北国江南”的白洋淀，也有“易水秋声”的美景图;既保留了宋辽古战道，也贯穿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铁路……放眼这片底蕴深厚、充满希望的土地，我们坚信，在这里，将书写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传奇。(来源：新华社)

第二篇：中国革命的动力在哪里范文

中国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李培林表示，实际上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看，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结构变动弹性很大的阶段，仍然充满着机遇。中国未来的发展，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动力，这些新的动力主要可能会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化推动。

李培林表示，今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一个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都会随之发生及其深刻的变化。

李培林指出，城市化将继中国工业化之后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已经成为拉动中国发生巨大变迁的三架马车。

李培林称，中国在城乡关系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今年是连续第二年农民的收入增长超过城市的局面形成。此外，随着快速交通的迅猛发展，城市化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由农民进城发展到打造都市一小时生活圈，新型城乡关系正在形成。中国农村已经结束百年来无社会保障的状态，2亿多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今后的发展动力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城市化推动。”李培林如是说。

二是国内消费的推动。

李培林表示，在投资、出口和国内消费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当中，过去一直是投资和出口占有主要的优势，而国内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过去一直在持续下降，但是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国内消费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在持续增强。中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过去主要是衣食住行类的消费，正在转向休闲、享受以及走向中产生活的消费类别增长快速上升。

李培林称，同时，为了推动居民消费，国家继续执行了“家电下乡”的政策，所以农村的消费也在快速增长。

李培林指出，我们在国内消费这方面还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当然这方面做的非常不够，我们居民消费率在全世界相比还是非常低的，但是这方面通过社会消费改革，有巨大的潜力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推动。

李培林表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体制的改革，将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又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将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社会体制改革将如何进行，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生体制保障方面的改革。二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改革。三是社会分配体制的改革。

李培林总结指出，城市化推动、国内消费的推动、社会体制改革的推动这三个方面，将成为未来一二十年中国改革和发展新的动力。而且，从社会变迁来看，我们仍然处于社会结构变动弹性很大的阶段，这和欧美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情况来看，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变动弹性可以使我们吸纳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一些问题，在发展中化解这些问题。

“总的来说，以当前比较普遍悲观的情绪，我们课题组还是有一些差别，我们既看到当前发展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从一二十年长周期来看，我们仍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李培林如是说。(据中国网文字直播整理)

第三篇：中国企业与韩国三星的差距在哪里

早在1995年，当李健熙准备重振三星的时候，还把中国家电企业作为现实的对手。甚至专门对海尔的白色家电战略作过分析。10年后的今天，三星的年营业额大约为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4，公司的市值约占韩国上市公司总市值的60%，三星成了真正的世界名牌。而中国的家电企业呢?只不过还在继续“探讨”国际化是什么模式，甚至还在为所谓的“欧洲模式”和“日韩模式”争得面红耳赤。一位教授也禁不住疾呼：中国的家电企业，你为什么不争气?!

CEO，本是首席执行官的意思，但是三星经营者团队称李健熙为“最高伦理经营者”(Chief Ethics Officer)，中国的企业顶多就是个“首席执行官”，中国企业CEO离“最高伦理经营者”有多远?

质量：中国企业缺少对质量的责任心

1995年3月9日上午十点，在三星电子的运动场，聚集了2000多名的三星职员，头上都绑着“质量保证”的布条，主席台上挂着“品质是我的人格和自尊心”的大条幅，运动场中央，堆着15万部手机、无绳电话机、传真机等产品，市价高达500亿韩元，干部员工用铁锤将这些不合格的产品敲碎并且丢入火里面，这就是三星的不合格产品的火化仪式。

中国企业好像乐得外国人对中国产品“质次价廉”的评价，津津乐道于所谓的“比较优势”，依靠低廉的生产要素，不想从培养优秀的员工做起，只要能够生产就行，日本松下有“造物先造人”的理念，中国企业恰恰忽略了人的要素，所以根本谈不上高质量。另外，从制度层面上讲，中国企业缺乏“召回”制度，中国企业也“爱面子”，明明是产品系列出现了问题，却碍于企业的“面子”不召回，当然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像三星一样对不合格的产品举行火化仪式。就是海尔砸冰箱的事件也是1985年的事情了，而且海尔砸的是当时的“瑞雪”牌电冰箱。中国企业往往是在“作秀”，而三星却是为质量动真格的。

笔者用过不下四个国内同一品牌的手机，每次都是毛病不断，我想，哪回这个企业也学学三星，干脆一把火烧掉这些不合格的产品，这个企业的手机也不会亏损!人力资源：中国缺少对员工的“仁”

中国是最讲求“仁”的，但是在市场经济面前却最缺少“仁”，当然，我们所说的“仁”并不是妇人之仁。三星有个“败者复活”的说法，三星的尹钟龙、国会议员南宫皙等很多人都曾经出走过，后来又因李健熙的召唤而回归三星。

在三星调整事业部或者变卖事业部时，就算吃点亏，少收一点钱，也要让对方在条款中加上“一定要雇佣以前的员工”的条款。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三星电子结构调整组上班第一件要调查的事情就是上司有没有为被解雇的员工找到新的工作，或者是到底打过多少电话帮助员工找工作以及多少人找到了新工作。另外，三星的职业发展中心的工作职责就是协助被解雇的员工找新工作。

中国企业从来不会再要已经辞职的干部，即使你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写了忏悔书，中国企业会做的只是拿你的忏悔书在企业内部作广泛的宣传，“杀鸡给猴看”的糟粕倒是

学得很精。

有的企业甚至声称“在企业里面没有弱势群体”的所谓“市场化”的观念，对辞职的干部一定说是被淘汰掉的，借此教育其它员工要听话。企业推行信息化之后肯定要减少人员，但是国家明文规定企业与员工提前解除合同要赔付一定的资金，企业当然有对策，千方百计把这些人逼走，从而美其名曰“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实际上，企业这样做表面上看节省了几个大钱，实际上伤害了这些员工的心!

这样做法说得过分一点不仅仅缺乏“仁”，实际上就是不拿人当人!

战术：中国企业不能“舍”只想“得”

韩国三星有“舍弃经营”的理念，和韦尔奇的“数一数二”理论有相似之处。

1987年，李健熙接掌三星权杖。当时的三星是典型的韩式大企业：“从卫生纸到航天飞机”无不生产，1997年，李健熙提出了“除了三星电子与其相关的几个核心关联企业以及三星人寿保险以外，其它公司都可以关闭”，而且首先变卖了当初李健熙用私人资金收购的富川半导体工厂。

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说的“舍得”就是有“舍”才有“得”，但是中国企业有的盲目不相关多元化，或者将产业链条拉的老长，恨不得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自己去生产，生怕别人掏了自己企业的腰包。在这种理论支持下，即使有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也不会轻易转让，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和大型企业，民营企业是因为即使亏损的企业也是自己的孩子，怎么忍心卖掉自己的孩子呢?大型企业卖出去自己亏损的企业不是恰恰说明是自己战略的失误吗?他们往往就用缺乏透明度的财务做掩饰。

战略：中国企业只在低端徘徊

在成立之初的20余年里，三星以价格优势和灵活的供应“战术”，确立了低端电子产品市场的领先地位，并成功地打入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市场。但长期的低价营销战略的负效应在90年代初便暴露无遗了：三星产品的消费群体主要是美国低收入和部分中等收入消费者。一旦收入状况有了改善，这部分消费者中的大部分便转向购买日本的索尼、松下和东芝，或者荷兰的飞利浦等中高端产品。这促使三星改变此前的策略。自1995年起，特别是1997年的韩国金融风暴之后，三星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转移：全力向中高端电子产品市场进军，转变为高技术和尖端设计为核心的追求高利润率和现金流的品牌生产营销模式。

三星为提升品牌，在2001年末结束了和全世界最大的折扣零售商沃尔玛(Wal-Mart) 的多年合作，转而集中力量在CompUSA等全美第一流的电子专卖店中推销。

中国企业的产品往往在低端徘徊，当然有的企业还在努力向中高端过渡，但是中国企业战略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仅靠一两个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树立形象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企业习惯于“窝里斗”，将在国内市场上打“价格战” 的传统克隆到了国外市场，所以形成了中国产品质次价廉的整体形象，我们顶多在外国沃尔玛等大型连锁超市亮亮相，就是进不了“上流渠道”。

文化：中国企业的精神软骨症

1998年7月，当时的三星一个月的亏损额达到一千七百亿韩元，这个数字是很难想象的，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一年，亏损额将达到三兆韩元，公司注定要破产，所以三星

组成了一个Task Force，开了十天到两周的会议，当时的气氛是非常悲壮的，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也就是在1998年末之前进行调整，三星的干部都认为公司极有可能破产，所以都写了辞职信，表明如果到年底还不能成功大家就一起辞职。

李健熙的“除了妻儿以外改变一切”的口号， 现在都快变成世界名言了，但是中国的企业家往往是“以不变应万变”，更有甚者是“其它一切都可以不变，为有„老婆‟可以变”! 在《海尔告诉中国》一书中有一章是“我们该从强邻日本韩国企业借鉴什么”，专门分析了我们日本家电业得的是“心病”，也就是观念的毛病;中国现在正处在对跨国企业的追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花高价钱购买商业经验。可以肯定，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商业出版物最大的消费市场，出版物多得迷眼。但是，实际上要达到一定的成功光有做法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精神，中国进口的商业经验与做法可能对中国企业非常有用，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大多是道法术中的法与术，是中低端的操作手法，最缺少的是道的层面的东西，通俗一点说就是创业的精神，拼搏不息的精神。日本明治维新总结成功的三要素是：资金、设备和精神，而精神占了绝对的比例，所以说，中国最需要进口的东西是精神，但是精神是难以进口的，它需要组织的内生。精神实际上来源于清晰的目标，中国企业的精神软骨症实际反映了中国企业缺乏清晰真实的国际目标。中国企业应该认真学习韩国企业的拼杀精神。

尾声：做中国民族工业的脊梁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自古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民族的脊梁”。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差距，并不是说中国企业一无是处，但是我们只有找到差距，才能更好地“拿来”。这篇文章所列举的差距也是管中窥豹，我们的差距也不仅仅局限在此。我们从事咨询工作也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争取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尽自己的努力，让我们共同努力!

第四篇：试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优”在何处

试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优”在何处?

在经济体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分配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体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在文化体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在社会体制上，大力开展社会建设，培育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在实践中，逐步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优”在何处?从经济制度来看，我国所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适应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巿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把巿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既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从政治制度来看，我们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整套政治制度。它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和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克服了其中的弊病和不足;既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民主权利，又能形成共同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既充满活力又富有效率，适应了我国人口和民族众多，经济、社会、文化不发达，区域发展不平衡，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等现实状况。当然,不仅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两个方面,在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五个有利于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第五篇：中国第四极在哪里

打开中国经济版图，就会发现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个经济增长极。

而关于中国第四极的猜想，眼下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个是以武汉为核心的大中南，一个是以沈阳为核心的大东北，一个是以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只可惜，这全是一厢情愿，全是自说自话，自我标榜，自我膨胀。那么，谁是中国第四极?

□文/王青

大武汉：看上去很美

在6000万湖北人看来，大武汉是最适宜成为第四极的地方。 乍一听，这一说法并非毫无道理。武汉历史上就是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科教中心，而且工业基础十分了得，是全国意义上的以光电子为重点的高新产业基地、以钢铁为重点的原材料业基地、以轿车为重点的机械制造业基地、以纺织食品为重点的轻工业基地。有人测算，加快武汉及周围地区的一体化，建设武汉城市圈，将带动大约1.7亿人的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

更重要的是，武汉自古号称“九省通衢”，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呈品字形坐落在长江中游、两湖(鄱阳湖、洞庭湖)之间。相互间的直线距离在3小时车程之内，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具有建设大经济区的理想条件;更何况，2006年三个省会GDP达到5565亿，湘鄂赣三省GDP达到1.96万亿，如果加上4小时车程之内的郑州、合肥，湘鄂赣豫皖五省GDP超过了3万亿!

真让人心潮澎湃。武汉人说了，看好这儿的并不仅是当地人，还有一些权威学者。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中国新经济地理学的旗手——一直在为“武汉城市圈”鼓与呼，“武汉城市圈建设应成为国家战略，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第四大都市区”;中国科学院叶大年院士认为，“武汉有条件也有必要建设成仅次于上海和北京的超大城市”;而湖北省社科院秦尊文研究员指出，“到时中部将是一个迥异于现在的图景和地位，很有可能是以武汉城市圈为核心增长极，以郑州、长沙、合肥、南昌等为经济增长极，共同形成中南经济大板块”。

只可惜，这些说法都顶不住两个冷冰冰的事实：

首先，改革开放近30年，虽然中南三省、五省经济都在迅猛腾飞，但在全国的相对重要性一直处于稳步下滑之中。一个不容争辩的现实是，改革开放前处于全国城市第四位，经济总量仅次于京津沪的武汉市，21世纪初已被广州、深圳、苏州、无锡、东莞等城市远远抛到了身后。

更要命的是，各种迹象业已表明，除武汉外，另外四座省会城市早已被东部三极的辉煌场景所吸引。目光朝外，心有旁骛，郑州向着大北京，合肥、南昌向着大上海，而长沙向着大广州，建立跨鄂湘赣豫皖五省大中南经济区完全是一厢情愿。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比之1980年代的武汉经济协作圈，大圈的认同感已是大打折扣”，武汉成为中国的第四极，眼下我们还看不出任何曙光。 大沈阳：我把青春献给您

或许，以大沈阳为核心的东北地区更合适成为第四极! 应该说，从南到北，中国其他三极都面向大海，那么，更北边一点，面向大海还有大东北。与其他三极相比，大东北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条件如果不是更好，至少是同样好。众所周知，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等六国是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四个贸易区之一，GDP总量不在欧洲、北美之下，那么，这个区域内中、日、韩、朝、蒙、俄六国经济中心位置不在北京、上海或广州，而在东北，在我们的大沈阳!

是的，以沈阳为核心城市的大东北曾经创造过辉煌。如果说，中国曾经有过四极的话，计划经济时代它甚至有资格称为“第一极”。这不是抬杠，新中国第一炉钢水、第一辆汽车、第一艘万吨轮、第一架飞机都诞生在这里，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尽管21世纪大东北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儿在产业、科研和人力等方面仍然具有很大优势。知道么，这儿原油产量占全国2/5，木材占1/2，商品粮占1/3，汽车产量占1/4，造船占1/3，钢产量占1/8，尤其是科研院校云集，科研力量雄厚，每万人拥有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校大学生都排在全国第一位。

然而，作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长期对外输血造成了东北企业老化，负担沉重，后劲不足。以黑龙江为例，国企下岗职工878万人，列全国第一;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46万人，列全国第一;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4462元，列全国倒数第一!

在我们看来，东北作为第四极崛起，最大的障碍还在于观念落后，在于千百万民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只要深入东北走一遭，就不难发现，与珠三角、长三角的人们比起来，这儿特别缺乏创业意识，缺乏活跃的中小型企业主。当广州人、上海人争着开小公司时，沈阳人更多地着眼于开发廊和饭馆，着眼于蹬着脚踏车上街拉客。沈阳奔驰车特别多，但大多意在炫耀，人们也在绞尽脑汁想发财，但更多的是在探讨昨天发生了什么，而很少去想明天会发生什么，“不干便不干，一干便瞎干”!

更要命的是，大东北受前苏联经济模式影响较大，从政府到企业都还不太适应市场经济大环境，“上什么山不唱什么歌”，官员未能回归本位，“在商不言商”，企业家也未能回归本位。真的，东北人从官到商都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希望能够支配别人的命运——大东北于是成为最大的“强势政府”地区。显而易见，这儿要真正成为中国第四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重庆呢，川渝地区怎么样?

最近，以大重庆为核心城市的大西南成为中国第四极的声调又高吭起来。

这方面的代表，是2007年4月2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该刊策划了名为《第四极、第四区》的特刊，其中的文章写到：“这些年来，在奔腾不息的长江上游是否正‘破茧’着中国经济版图的第四极?”

很显然，此话缘于今春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关于重庆直辖十载讲的一句话：“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于是一些经济专家判断，“第四极”的概念已进入中国高层视线;于是重庆人欢呼雀跃，预料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定将贴上“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标签;于是关于《川渝合作，如何破题》的报道在川渝两地引起热议，从政府到民间，都在讨论着两地合作，成为中国第四极的辉煌前景。

川渝地区会不会成为新的增长极?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林凌认为，这儿是西部惟一“够格”的地区。川渝经济区是西部最发达区域，面积约15.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000多万，经济密度是西部平均经济密度的14倍，每万平方公里有1.73座城市，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03座;每平方公里产出350万元，比全国高出227万元。

有人分析说，川渝地区做第四极有三大优势：

——区域条件独特。川渝经济区隶属于长江流域的交汇点，占有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成都和重庆两个代表城市又是“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城市，占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

——前期的发展基础好。成都重庆都拥有极其丰富的能源、旅游资源，都拥有军工、电子、汽车等重要的产业资源，城市基础好，要素功能好; ——发展潜力大。川渝经济区拥有全国6.5%的人口，5%的GDP，预计在2020年GDP可以占到8%。

还有人认为，大重庆的优势在于它处于大陆版图中心地带，东部经济发达区和西部资源富集区的结合部，具有承东启西，南北传递，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的10年里，重庆主城区以每年25平方公里的速度迅速扩张，人口以每年40~60万的速度向城市化过渡，人均GDP由750美元升为1500美元，翻了一番;工业销售值从1000亿元增长到4200亿元，翻了两番;工业利润由亏损转为赢利155亿元;进出口总额增加2.4倍!

然而，这些说法都未能让川渝之外的人服气，“重庆四极说”依然属于“自说自话，自拉自唱，自我膨胀”之列。

西南大通道

在我们看来，重庆让人不服气，关键是未能放到更大的国际背景下来看，关键是未能拉上云南、西南大通道，未能拉上南亚、中东、非洲、欧洲，未能拉上印度洋和太平洋!

知道么，重庆早就是中国一极的核心城市，它不仅是中国大西南的核心，也是印度洋通向太平洋，恒河流域通向扬子江流域，甚至是南亚、中东、非洲、欧洲通往中国“三极”的枢纽;从1938年到1945年，在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岁月里，重庆曾经是中国战时首都;早在一个多世纪前，英国人和法国人便注意到这重要的一极，吵吵嚷嚷，明争暗斗。 自古以来，中国西南部对外有三条通道，一条向东南顺着红河下行到越南，一条向南顺着澜沧江到泰国，一条向西跨越横断山脉到缅甸和印度。眼下最现成的是东南路，经济意义最大的是南路，而长远看最重要的是西路。途经缅甸的西路，中国到印度、孟加拉国仅仅四五百公里，高速公路半天的车程，西部货物通过西路到南亚、中东、非洲和欧洲，可以比经海路绕道马六甲海峡缩短运距5000多公里。

显而易见，西南大通道建成之后，重庆地位将不可同日而语：向东，它可以上北京、进上海、下广州连接中国三极;向西向南，它可以直达河内、曼谷、仰光和加尔各达，真正成为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三大市场，以及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的枢纽，相关人口占全球人口一半以上!

撇开经济总量不讲，以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早就是中国的第四极。 19世纪末，英国人控制西边的印度、缅甸，法国人控制南边的越南、老挝，两个帝国主义强国明争暗斗，开始觊觎西南国际大通道。英国人的设想是用武力夺取大西南，打通西进北上的道路，把印度、缅甸殖民地与中国的扬子江流域连成一片。

法国人不甘落后。1909年，法国在马赛举办属地博览会中，竟公开将云南列为其“属地”之一，并于1901年动工修建了一条滇越铁路，1910年2月全线通车。

滇越铁路的开通，使大西南成了“沿海省”，这儿的矿产品、生丝、茶叶和山货装上火车，三天到海防，六天到香港，九天到上海，个旧锡锭畅销全球，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个碧石线、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电站都出在大西南。

滇越铁路不仅运送货物，也运送观念，大西南国民的民族意识、民主意识迅速达到东南沿海水平。1915年蔡锷将军发起“护国运动”，率领三迤子弟北上攻入四川、东进攻入广西，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标志着大西南大踏步登上现代中国政治舞台。

朋友，您听说过大陆桥吗?

在我们看来，重庆最终能成为中国第四极，是因为它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它是第三座欧亚大陆桥的重要中转站。

大陆桥是指连接两大海洋之间的陆上通道，一般是指连接两端海港的大铁道。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大陆桥，主要有东起纽约，西到旧金山的北美大陆桥;东起海参崴，西到鹿特丹的西伯利亚大陆桥;以及东起连云港(13.76,-0.44,-3.10%)，西到鹿特丹的新海大陆桥。中印大通道一旦打通，便会形成东起上海，途经重庆、德里、德黑兰、伊斯坦布尔，直达伦敦的第三条亚欧铁路大陆桥。

大陆桥的经济意义不言而喻：北美大陆桥比经过巴拿马运河的海上航运运距至少缩短一半，时间减少5天;我国西部地区产品通过新海大陆桥进入欧洲，可节约时间和运费各一半。

更重要的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意义，大陆桥可以避开敌对国家海洋封锁的风险。正如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见到的一样，在欧洲，令人望而生畏的德国潜艇——“狼群”始终不能完成对英国、俄国的海洋封锁，各种战略补给物资从美国，从澳大利亚，从印度源源而至，保障了同盟国最终的胜利;而在远东，仅仅3个月时间，日寇便完成了对中国单一的太平洋通道的全面封锁，如果不是及时开通西南国际大通道，中国几乎被日本海军绞杀。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特别需要一条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大陆桥。先知先觉，最早构想这条大陆桥的中国人不是别人，是孙中山先生。1912年他在担任袁世凯政府铁路督办一职时，曾拟订过三条铁路修建计划，为首一条便是“由广州经广西、云南接缅甸铁路”。真是大手笔，可惜国运艰难，这个宏伟构想始终未能实现。

还可以说，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的大陆桥对我们性命攸关。地理知识告诉我们，眼下世界主要国家——中、英、美、俄、法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加上德、意、日，八大强国除了中国、德国，其他六国都至少有两条海岸线，而两条海岸线之间都有铁路陆桥相连。

从长期战略来看，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仅有一条海岸线是不够的。美国建国后，立即对西班牙开战，向南夺取得克萨斯海岸，向西夺取加尼福利亚海岸;德国希特勒上台后，立即吞并奥地利，结盟意大利，使北海地中海迅速连为一体;俄罗斯的历史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四处出击寻找“温水领域港口”的历史。1950年年初，斯大林大元帅甚至冒着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翻脸的风险，将连接莫斯科、满洲里、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的“中东铁路”，以及大连港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对于21世纪的中国，建成西南大通道，通过友好邻邦连接印度洋，不是一件小事。在这儿，让我们永远记住两件沉痛的往事：一件是抗战期间我们不得不借助于缅甸通道，继而通过“驼峰航线”获取来自盟国的战略补给;一件是1949初冬人民解放军占领广东，香港和澳门本来可以不战而下，一雪百年国耻，但出于打破帝国主义海洋封锁的考虑，毛主席不得不指示暂不进军港澳。

呵!辽阔的印度洋……

事实上，建设一条以重庆为重要枢纽的“两洋”大陆桥已提上议事日程。

在2006年11月2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一次提到了金融和石油两大国家经济安全概念。他提到了国内石油进口一半以上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进口原油4/5左右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而一些大国一直染指并试图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航运通道。他要求必须从新的战略全局高度，制定新的石油能源发展战略，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众所周知，中国对外交往主要有马六甲海峡、宫古水道和大隅海峡三条海上通道。令人不安的是，三条水道的地理位置使它们很容易被“卡住”。尤其是马六甲海峡，直接连接中国、南亚、中东、非洲和欧洲，随着美国海军进驻新加坡，以及久治不愈的海盗和恐怖问题，马六甲海峡已成为中国隐痛之地。有专家指出，一旦台海危机爆发，美国势必实行外贸禁运，切断中国石油进口通道，首当其冲的就是马六甲海峡。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称之为“马六甲困局”。

能源问题是一个现代国家首要的安全问题。建设西南大通道可以绕开令人头疼的马六甲，保障石油安全，其战略价值类似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滇缅公路，还可以大大缩短海上运输。有人测算过，中东石油从仰光登陆转运重庆，比绕道马六甲从广州上岸至少缩短1820海里。

印度洋是我们的新希望。它连接着亚、欧、非三大洲，石油的主要产地中东就在它的沿岸，对包括我国和日本、朝鲜、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来说，这片巨大的水域非常关键，大量的战略物资必须经由这里运输，正如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家A·T·马汉所说的那样，“谁掌握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

建设中印大通道，不仅是我们的愿望，也是南亚各国人民的长期愿望。《印度时报》评论说：“中国伸出了试探的金手，印度没有理由不接。”进入21世纪后，中印两国关系迅速升温，贸易额由几乎为零很快超过200亿美元。2006年春天，中国总理温家宝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一道，向世界发出一个积极而明确的信号，宣布中印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外媒体惊呼：“两个正在崛起的巨人站在一起，世界的重心也会随之转移。”

是的，世界重心正在转移，中国重心正在转移。伴随着中国南下与印度东进，“东方巨龙”和“南亚大象”开创合作新纪元，连接两大洋的“中缅—中印铁路”正一步步由梦想变成现实。这条被称作“泛亚铁路西线”的国际通道建成后，经腾冲口岸出境到密支那与缅甸铁路相连，到雷多与印度铁路相连，欧亚第三座大陆桥全线贯通，大重庆崛起为中国第四极，既在情理之中，亦在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