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优在哪里

中国特色社会优在哪里（共7篇）

篇1：中国特色社会优在哪里

三个没有变，三个世所罕见：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这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

这“三个没有变”和“三个世所罕见”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清醒定位和科学认识，是准确观察问题‘作出正确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深刻理解这一论断，对于进一步认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任重道远。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影响和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彻底破除。

第二，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当前，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呈现出境外国外因素与境内国内因素相互交织，网上互动与网下互动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联系到我国13亿的人口规模，就更能看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难度。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三，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和挑战难以避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其规律我们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知之不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风险和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是对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严峻考验。

篇2：中国特色社会优在哪里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 这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首先是社会主义,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 它的本质属性、价值取向、最终目标等都是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相符合的,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要明确这一点, 不能质疑和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 前者必须坚持以后者为指导, 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 离开马克思主义也就说不上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必须以正在应用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必须在坚持中发展, 在发展中坚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 否则我们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 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中,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有如下概括: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消灭私有制、个人消费品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按照社会需要对生产进行计划调节、过渡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等。这些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追求的。

然而, 社会的演变不可能是骤然的突变与过程的中断, 从前一个社会形态到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必然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存在一个过渡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 同时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 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二)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中国从鸦片战争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 我国有识之士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反复比较和选择的必然结果。历史告诉我们,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 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 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劳永逸的, 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依然不断地经受着考验。改革开放伊始, 面对十年内乱中“四人帮”严重破坏造成的后果, 社会上和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 认为中国是搞资本主义, 或者认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针对这种情况,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学习外国的技术, 利用外资, 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要搞现代化, 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会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无论国内外环境如何改变, 也不会走新自由主义之路、民主社会主义之路, 更不会回到过去僵化的老路上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是立

足于中国国情的创造, 不是对经典论述的照抄, 也不是对他国道路的照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特色, 符合自身的国情, 这是它的国情基础。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情和发展特点,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 不能禁锢于科学社会主义教条, 也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 必须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特色

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 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 当初人们并不清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给出现成答案,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完美的。因此,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靠自己去摸索。从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到提出寻求“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最初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现在搞建设, 也要适合中国情况,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 邓小平对这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又进行了进一步升华, 那就是要“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针对中国国情是什么的问题, 邓小平也鲜明的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后来, 邓小平又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容、特征、存在时期等问题作了系统准确的回答, 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些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找到了立足点和科学依据。由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

因此, 中国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就必须牢记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只有如此,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继续繁荣和发展。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实践特色”, 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色性, 这种“特色性”是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 通过社会主义建设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社会事业等各方面的具体实践体现出来的

在经济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坚持对外开放,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在政治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 健全法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思想文化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军事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

在外交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致力于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构建“和谐世界”等等。

在社会建设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扩大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总之,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内涵的特色性就体现在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又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与时代发展共进步, 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正因如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当今世界上建设得有声有色,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摘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从内涵的特色性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涵义和精神实质, 在新世纪新阶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更加自觉地践行科学发展观, 促进社会和谐,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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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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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7]陶文昭.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J].学习论坛, 2010, 3.

篇3：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病症在哪里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病症在哪里？明清之际，中国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就是探讨封建体制、郡县制度的弊端所在。

所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便是指西周赋予封国之主权过大，最终形成指挥失灵、尾大不掉的分裂之局。而“郡县之制，其失在上”，则是指宋元明以来中央过于集权，造成地方无力施政的状况，可谓一针见血。

顾炎武还说到“小官多者，其世盛也;大官多者，其世衰也”，即小官多了，这个朝代就会兴盛;满街都是大官，那么王朝就会衰败。这句话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吏”治之弊

传统中华帝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一大特征是，国家在地方行政系统中尽可能少用“朝廷命官”，但却随意地大量使用胥吏和衙役去承担基层繁杂的行政事务，因而历代王朝末期的非正式官员人数总是比初期大得多，通常会膨胀数倍甚至数十倍。

中国自宋以来，“官”与“吏”就是分离的，官以科举出身，擅长的无非是经史辞章，但对于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于是只能将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不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存在漏洞最多、隐患最大、隐蔽性最强、盘剥老百姓最直接、造成社会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这种“县政”之弊。正如明代隆庆年间著名清官海瑞所说，我凭借一己之力“日与群小较量是非”，仍感到“窝蜂难犯”，“事与心背，奈之何，奈之何！”这种社会政治现象曾经被宋代大诗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形象地比喻为“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

这种变态的“尾大不掉”问题，就像“历史幽灵”一样缠绕着皇权专制集权制度不放，一直伴随它走向灭亡为止。基层治理模式是国家体制在乡镇的一种反映，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候统治集团治国理政理念的烙印。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环节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皇权色彩太重。

“吏”像幽灵一样始终对应着古代的王朝体制，就像笔者在《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一书上讲到的，体制是藤，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各种各样不正常的问题，就是那根藤上长出的歪瓜。在专制体制下，吏治的弊端被不断放大。

一方面，吏是统治者的工具，统治者必须通过他们来稳住乡村;另一方面，吏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挖统治集团的墙脚。这种矛盾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或底层老百姓把吏看成皇帝，是因为他们在基层代表了皇权，也代表了皇帝。所以，他们在暴动的时候，先反吏杀吏。

为政以德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虽曾有过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但从秦汉以后思想领域便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之局。

相应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乃至道德观念基本上是由此三家的思想贯穿并影响于历朝历代。从道德观念上说，儒家道德观念主要是强调“忠、孝、仁、义、礼、智、信”的宗旨，并以此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道德意识;释家之道德观主要集中于“慈悲”二字，所谓“慈”乃是“与人乐”，“悲”即是“怜人苦”;道家则强调“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此二者又进一步因其宗教影响而演变发展为我国民间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因果道德观，从而构成了中国大众道德观上绵延不绝的主流意识。而以上三家道德思想的共同主旨又集中地表现为提倡观念相通的“仁”“善”。

在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中，道德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人治社会，较少用法治来规范社会行为，那么就需要用道德来引导、约束和感化。历史上，封谥了很多称号，树了很多典型，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关帝庙、多少个文庙？可能谁也说不清。还有，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立了多少个贞节牌坊？这也说不清。可见道德在治国理政的作用之大。原因是，真正的道德使人成为人，使人类社会得以正常运转。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在现代社会治理中需要延续下去。因为，一个国家要维持正常的秩序，主要要靠法律的力量。但是，道德的力量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道德对公民的教化作用，是法律的力量所不能够达到的。因此，一个社会要健康、稳定地发展，必定将法治与德治相互结合，相得益彰。

法国作家雨果小说《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颇能说明这个道理。冉·阿让因为盗窃，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被罚做苦工。但严酷的法律并没有改变他的本性，在他逃出来后，继续为恶。直到有一天，冉·阿让认识了一位仁慈的主教，道义的力量最终矫正了他扭曲的人性。

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它们非常讲究法制的确立和完善，但平等、诚信、敬业、环保等道德理念的灌输也从未停止过。正是由于这些道德理念的深入人心，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这说明，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道德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只有让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治国才有根本保障。

较之西方国家，我国的德治思想和传统其实更为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以行政手段引导民众，以刑罚来整顿、约束民众，虽然可以使民众暂时免于犯罪，但却无法使他们树立以犯罪为耻的观念。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来规范民众，民众就会树立以犯罪为耻的观念，自觉地端正自己的行为。孔子的“为政以德”的理念，确立了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德治”传统。一些成功的统治者，无论是取天下还是治天下，都不忘施“仁政”、行“德治”。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思索越深，越有一种敬畏感：一个是头顶上的星空，一个是我心中的道德。”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都同统治者注重实行“德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古代关于“德治”的治国思想和实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其中包含着人治等一些糟粕，但是其治国基本思路，至今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德法相彰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大家知道两者要兼用。那么什么情况下重法，什么情况下重德？这就像“弹钢琴”，如果你弹不好那就要出差错。

我们历史上有两个事例：一个是典型的法治——秦朝刚性治国，来源于商鞅变法的法家思想。公元前221年，秦朝在战争废墟上挺立起来，这个时候应当以休养生息的德治来教化百姓，而秦始皇尝到苛政的甜头，马车收不住了，结果15年就灭亡了。

北宋实行的是德治，重文轻武，是文人的天堂。开国之初，太祖、太宗定下崇文贬武之国策，举农工商之业。一时间，国家似乎展露欣荣，教育、经学、科技、史学等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一个文气典雅的国度诞生于柔风细雨之中。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贯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整个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举世皆赞其是文化造极之盛世、经济登峰之时代。但不幸的是，赵宋集团消极地吸取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宋朝的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实质上是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徽宗、宋钦宗两帝最后都死得很惨，这是北宋的最后结局，自然是它治国策略的必然结果。

秦朝也好，北宋也好，最后都没有治好，原因都是偏重一面了，统治者没有弹好治国的这把“大钢琴”，更没有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份儿上。

限制权力

西方国家在基层治理方面有其成熟的经验，那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是先进理念文化的结晶，笔者认为不应该随便打上政治符号。“小政府大社会”的框架之下，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除了安全、国防、外交，以及经济核心领域的问题由政府来管，其他很多方面是由社会组织来管的。这么说，并不是我们要照搬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

目前，我们离“小政府大社会”，或者“有限政府”的要求，可能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哪个政党或哪个人在执政期间不愿意去努力、去填补造成的。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我们社会的发展可能现在还达不到这个条件。这个惯性既是文化的，又是民族性的。

另外，有一个人人皆懂的道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力、文明程度还没达到之前，不适合搞“有限政府”，或搞“小政府大社会”，但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是一个大国，历史悠久，情况复杂，治理国家涉及很多因素，我们的社会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想做什么”的问题。

那么，将来我们要破解社会治理上“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第一，要转变观念，创新社会管理的政策体系。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依靠多元社会主体和社会力量来管理社会事务的理念，把它们动员起来。

在此基础上，还需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迅速培育一批有资质、有影响力、能承接政府部分社会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让它们成为社会管理的新型的骨干力量。

第二，以市场改革为契机，紧抓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拓宽政府职能转变的领域和范围，该放给社会的放给社会，该放给市场的放给市场，该放给下级的放给下级。用中央公报的话来说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第三，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转移什么内容？基层社会治理哪些是需要转移的？以什么方式转移？转移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社会治理的工作者需要重点关注研究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应用理论问题。

比如，我们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或者委托社会组织进行服务，既发挥了它的优势，又提高了它的竞争力，降低了行政成本。“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是一个千古难题，在各个历史阶段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今天我们用社会组织来加强社会治理，不失为一种最佳的方式。

多元参与

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使得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熟人社会”的这个现状没有改变。记得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提出“熟人社会”概念，以分析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特征。费孝通先生的“熟人社会论”获得当代许多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流变问题的学者的一致赞赏，它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社会内核始终是一个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的“面对面的社群”或“圈子社会”。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因而，“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这里所说的了解，指的是接受同一个意义体系，人们经熟识后所生发的集体亲密感觉和共同领悟。熟人社会这个人际关系的结构特征，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同样存在;不仅农村中存在，就是高度发达的大中城市也存在;不仅亲情来往时存在，而且履行公职时也会出现。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又要着眼农村当前的实际，有效探索完善多元参与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路子。首先，自治组织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积极探索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明确基层政府及其派驻机构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事权划分及其相互关系。强化政府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探索政府扶持、市场运行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统筹整合人口、就业、社保、民政、卫生、文化、治安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提高服务的供给效率和综合效益，推动农业科技服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文化体育、信息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社会全覆盖。其次，基层群众自治治理结构要清晰。建立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新型管理服务体系，全面推广扁平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改善农村社区信息基础设施，构建综合性信息平台，实现各项管理服务的全天候、全方位和全覆盖。最后，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应该说，现代基层治理创新对利益板结化是有所冲击的。

篇4：中国特色社会优在哪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有: (1) 根本思想路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 最高理想——实现共产主义; (3) 领导核心——无产阶级政党; (4) 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5) 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为人民服务,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6) 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和主体; (7) 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人民当家作主; (8) 发展基本途径——持续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 全面体现了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那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 实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否定或歪曲, 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东欧体系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 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 更不同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工党等政党实行的所谓社会主义, 而是具有体现鲜明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总趋势的中国特色。

1. 指导理论中国特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中国特殊国情及当前世界基本潮流相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逻辑, 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

近代以来, 中国地主官僚阶级里的先进分子、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各阶级阶层, 面对民族的屈辱和国家的危亡, 自提出过自己的主张或理论, 也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意图挽救国家民族的苦难, 但由于没有也不可能深刻而科学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世界潮流和中国的现实国情而先后归于失败。

只有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 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传承、基本国情和世界潮流相结合, 不断地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反复吸取各国人民, 尤其是苏联东欧人民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 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 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创立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厚植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土壤中孕育出的珍果,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它们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诞生, 也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被检验和发展。它们既具有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共同属性, 又处处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

2. 实践道路中国特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仅根本区别于世界各非社会主义国家, 也大异于现代各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基本经济制度, 又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及政府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积极宏观调控与保障作用;政治上,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多党合作、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这样, 既保证了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 又保证了人民群众充分享有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上, 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相互促进与同步提高, 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承、世界的文明精华、中国的时代精神和国际的主潮流创新性地结合, 融会贯通。可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与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道路有根本性区别, 也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东欧模式有原则性的差异。

3. 制度体系中国特有

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是中国全部制度体系的核心使命。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在这些制度基础上建立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无不是围绕这一使命而各司其职的。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 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 能保证中国开辟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天地, 保证中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新社会, 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新公民。

4. 价值观体系中国特有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与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世界历史的主旋律、中国的时代精神相结合而提炼出来的,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历史精华、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与中国时代精神四位一体的完美结合, 全球仅有、别具一格。

历史上和现实中, 有的国家及势力, 不惜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工具, 甚至包括血腥的战争手段, 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灌输其所谓的“民主”“自由”“宪政”价值观, 并美其名曰普世价值观。可是, 当今世界依然是由阶级及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构成的主客观统一体, 不同阶级的“民主”“自由”“宪政”价值观必然具有本阶级的根本特性, 并成为本阶级统治的国家的根本国家制度, 并以之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正相矛盾的, 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宪政”价值观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全盘接受, 与此对应, 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宪政”价值观也不可能被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所全盘接受。不然, 世界怎么会存在那么多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暴力或非暴力革命呢?因此, 所谓的“民主”“自由”“宪政”普世价值观在阶级和国家存续的历史阶段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国际国内各种敌对势力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强力输送所谓的“民主”“自由”“宪政”普世价值观, 并大肆污蔑、歪曲、诽谤中国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价值观体系, 根本目的就在于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遏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 承载着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 只有她才是指引中国人民自信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总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探索和阐述了在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且不平衡、不协调、多层次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使中国获得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的最快发展速度, 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的最快提升速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中国特色共同达成的最重要中国特色。

三、坚持“中国特色”自信,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与和平演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在实践中被成功运用、又在实践中被检验了的科学实用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之路, 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富强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保障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优越的制度体系, 也是不断自新自强的制度体系;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及其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中国力量、开掘中国道路的中国精神体系, 是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指南。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坚如磐石的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 中国日益壮大的综合国力和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 必然会更激起敌对分子、敌对阶级、敌对势力、敌对国家的嫉恨。同时, 中国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让他们看到可乘之机。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在美国主导的和平演变战略的驱使下,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历史虚无主义一时甚嚣尘上。和平演变战略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 遏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要配合该战略, 在内部不择手段地否定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灿烂、光荣而又辉煌的历史, 从而摧毁人民的精神信仰, 达到夺取国家政权、颠覆人民江山的目的。若让和平演变和历史虚无主义得逞, 中国必将重新陷入内无民权、外无国权的屈辱苦难境地。

我们应该时刻准备进行新的发展实践和斗争实践, 坚定地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努力使她的“中国特色”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更加光彩夺目。

我们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也即坚定我们的“中国特色”自信。

综上所述, 将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辩证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只有坚定而勇敢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我们才能最终开创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幸福境界。

摘要：本文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及特殊性, 认为中国特色表现在指导理论、实践道路、制度体系和价值观体系的独特性四方面, 在阶级和国家存在的历史阶段, 不存在所谓的普世“民主”“自由”“平等”“宪政”价值观, 我们有理由也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自信。

篇5：中国特色社会优在哪里

一、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需要

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情况。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坚决实行拨乱反正，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在这个发展过程形成的法律体系必须也只能服从和服务于发展这个大局和中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急需，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经济合同法、商标法、律师暂行条例、海洋环境保护法、食品卫生法（试行）等一批法律。正如马克思所一再指出的，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这是我国法律体系最鲜明的特征。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根据相关统计，在我国，大约有10多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组织。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也是中国人民政治选择的结果，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的现实，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点。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理所当然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领导核心。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一系列重要的会议上都表现出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方针的同时就指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从那以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把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放到重要地位。1997年十五大、2002年十六大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7年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党中央所提出的这些目标在全国人大的工作中得到贯彻。2003年李鹏委员长代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2008年吴邦国委员长代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11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是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里程碑。由此，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正确领导和努力推动之下构建的。从这个意義上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以顺利形成的根本保障，在党的领导下构建形成的法律体系，理所当然地以党的领导为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法制建设也开始了它的重建过程。所以，法制建设的恢复重建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

1981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法规的决议，开启了改革开放后授权立法的先河。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法制建设提供了许多实践经验，丰富了法制建设的内容，比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实践，就直接推动了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体系实际上是改革开放成果的制度化、法律化。另一方面，法律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又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更多的法律基础和法律支持，为改革开放不断发展深化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法律环境和条件。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必将更加突出，更加需要法律的调整和规范，需要以法律的手段加以规范，更加离不开法律体系源源不断的法律供给。

四、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上，与其他国家不同

其它国家相比，尤其是和前苏联相比，我们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上，有着很大的不同。2001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李鹏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据此，我国对法律体系的划分是七个部门，这七个法律部门涵盖了国家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会组织、各个党派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各种组织之间、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各种重要关系，使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都应当实现有法可依。而前苏联是划分为十个部门，有学者曾经就此专门做过调研，前苏联的十个部门有国家法、行政法、劳动法、土地法、财政预算法、家庭法、民法、诉讼法等。

篇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是一次全新的社会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没有提到过, 也没有其他国家的现成经验可循, 只能靠党和人民在现实的条件下努力摸索、稳步前进, 正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这里, “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石头”是客观规律与具体实际, “过”是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过渡的艰苦历程, “摸着”就是实践着, 用实践开路。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时, 既没有水下地形的图纸, 也没有插在水中的路标, 只能通过我们的行动, 先行而后知, 再以知促行。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敢于实践, “看准了的, 就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 而且要“走一步回头看一下”, 尽量避免错误, 遇到错误用实际行动及时纠正,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经验之一,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持实践第一性的形象描绘。

“摸着石头过河”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了严重波折, 正是由于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符合客观实际。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着眼实际、提倡实践、拒绝本本, 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如此璀璨的成就。坚持实践第一性, 坚持实事求是, 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也最朴实的道理, 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色的基本原则之一。

要想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必须解放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贯拒绝墨守成规, 而是始终立足于具体国情, 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扩展思路, 不断检验和发展理论, 不断推进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建设。探索真理的道路不能浅尝辄止, 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也不能食古不化。世上绝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 也不会有固若金汤、无懈可击的发展模式, 我们既不能把经典论著里的某些论断、某些本本当成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桎梏, 也不能把之前实践中确有成效的东西看成是完美无缺的模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秉承实践第一性的观点,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坚信全部道路、理论、制度都来源于实践, 检验于实践, 发展于实践, 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了实践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作为一次伟大的社会实践活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是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 这就坚持和彰显了实践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从尊重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要求中进一步发展的。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险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 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全国农村;从广西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果作村村民自发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 到村民自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抑或是从早年为商品经济正名, 到如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历史一次次向我们证明, 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走在前面, 才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开创, 并朝着更为广阔的前景发展。我们党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凝结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 从而进一步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 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的智慧, 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 概括起来, 加以提倡。”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不断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 将其上升为理论, 并让理论掌握广大人民群众, 不断进行“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的过程, 这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紧握“群众路线”这一法宝, 紧密依靠人民群众,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答不答应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建立起新时期恪守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榜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指出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以人为本,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都一以贯之地弘扬着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我们党始终融血脉于人民、汲力量于人民, 尽心为人民服务, 切实为人民谋福。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了实践的创新性

实践的创新性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邓小平理论着眼于时代的主题, 立足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 突破“姓资姓社”观念的藩篱, 拨云见日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崭新篇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于新世纪的新形势、新任务, 因势利导, 与时俱进, 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 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科学发展观结合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 进一步创新了发展观念, 实现了党的执政理念的飞跃式进步, 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成为党和人民推进各项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可以看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正是一部一脉相承的创新史, 只有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新的实践, 才能不断开拓新的境界, 才能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四个深刻变化”是中共中央对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的科学判断, 也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当前, 全面深化改革是进一步拓宽实践领域、扩展创新前景的关键着力点。当今的改革处在关键期和攻坚期, 具备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过去不曾有过的新矛盾纷至沓来, 理论不曾回答的新问题接踵而至, 需要我们切实承担起创新的历史责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为新的实践提供指导。正是由于我们不断用实践把握了新时期下的新情况, 用实践回答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才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 才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地向前发展。

总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色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哲学依据。始终重视实践、始终重视群众、始终重视创新,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只有我们把实践和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 把实践和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任务, 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 就一定能够以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开阔的思路、更加务实的作风, 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 201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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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64.

篇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真理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今距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过去25个年头了，改革开放也度过了29年不平凡的岁月，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道路，始终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这29年来，有过争论，有过彷徨，有过曲折，但我们一路走来，始终没有退缩。

1987年十三大的题目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92年十四大的题目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7年十五大的题目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2002年十六大的题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7年十七大的题目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从十三大开始，每一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题目，一以贯之，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又不是简单的重申，每一次代表大会都有新的内容增加进去：

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概括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十四大概括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确定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十五大将理论定名为邓小平理论，提出了党的基本纲领；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十七大最显著的特点，是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为什么要鲜明地打出旗帜

鲜明地打出旗帜，明确地指出道路，意义重大。我们这样一个拥有7300万党员的党，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国家，将人们的力量凝聚起来非常重要。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是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旗帜。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广泛认同的旗帜。

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干扰，我们曾经走过不少弯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每当我们拘泥于教条，我们的事业就会停顿和倒退，党和国家就会蒙受巨大损失，人民就会遭遇痛苦；每当我们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我们的事业就蒸蒸日上，人民就会得到福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9年，我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1980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才7200亿元，到2006年GDP已突破21万亿元，增长了几十倍。有关方面估计，2007年我们的GDP将达到23万亿元，人民的生活得到普遍改善，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真理，谁也动摇和改变不了。29年经济的快速增长，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找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容易的，将这个理论运用于中国，形成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理论更不容易。我们为此付出过很大的代价。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思想解放。我们已突破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论断和观点，如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的论断；我们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果断地抛弃了穷社会主义，而追求人民的共同富裕。没有这些思想上理论上的突破，很难想象我们的改革能够不断推进和深化。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改革开放中遇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有人将其简单地归咎于市场经济体制，以为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才可以解决问题。事实上，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回到过去没有任何出路。由此可见，传统的僵化思维、“左”的思想仍在不时地干扰我们的事业，解放思想，廓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很有必要。

胡锦涛同志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所作的最重要的总结。

为什么要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七大将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立的理论，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既互有联系，又自成体系，都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但这些理论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都是这个主题的展开，都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更高的层次看，这些理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恰当的理论名称。

这个名称反映了历史特点。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创立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个理论反映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各自的特点。

这个理论名称同我们的基本实践相一致，便于人民群众理解。

这个理论名称有很大的包容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的理论还会有重要的创新，这些创新的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回顾历史，我们在社會主义的历史长河中航行，还处在起步阶段，今后的路程还很长。洞观现实，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面临着不少困难。放眼未来，只要我们坚持旗帜和道路，振兴中华指日可待。这是改革开放29年的经验总结，也必将为未来的实践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