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重刑辩护的误区及应对策略

2022-09-10

近些年来失败的律师重刑辩护, 无不是步入了一个根本的误区, 即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 这已经不是单纯导致某个个案辩护失败的后果, 而是对律师及其行业的社会形象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违背案件基本事实的辩护注定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置刑事被告人于被动的境地, 自然与辩护制度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律师在重刑辩护中应当回归理性, 杜绝自欺欺人的辩词, 坦然面对而不是简单回避案件基本事实, 从而提出有说服力的辩护意见。

一、律师重刑辩护要真正体现刑事辩护的初衷

刑事辩护是律师的基本业务之一, 不少律师就是因为刑事辩护尤其是重刑辩护而一举成名的, 世人也多半是通过律师的刑事辩护而认识律师行业的。但近年来, 律师的刑事辩护率却处在了较低的水平,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 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法律完善了、社会进步了、司法制度改革了, 人权保护写入宪法了, 刑事辩护反而步入了这样的尴尬境地?不少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每年受理的刑事案件数量下降, 这不禁让律师感到迷惑。如果过去我们说, 那是由于司法公正得不到体现, 法庭上控辩双方的地位无法势均力敌,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 律师辩护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的意义得不到充分体现, 从而让潜在的刑事辩护委托人望而却步, 而现在, 律师的刑事辩护权已经得到了刑事诉讼法和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一致确认, 但律师的刑事辩护依然不太乐观, 这个中缘由, 的确值得律师们深思。本文拟以药家鑫 (以下简称药) 一案的辩护为例展开论述, 以示律师重刑辩护的误区及应对策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律师的刑事辩护, 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根据事实和法律, 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活动, 也是落实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重要途径之一。尽管法律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诸多的诉讼权利为自己辩护, 但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 很难有效地履行辩护职能。在社会转型期, 律师辩护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诉讼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以及我国刑事诉讼与国际接轨有重大意义, 律师辩护也堪称辩护制度的根基。但纵观近年来的律师辩护, 却多有违背律师刑事辩护的初衷, 从而招致辩护彻底失败的案例, 这在律师的重刑辩护中体现得更加的明显。

药案的辩护说, 那时就像弹钢琴, 无法停下来, 所以杀了八刀致人死命;贵港警察的辩护说, 男店主率先上来夺枪, 手枪走火致其妻连中三枪死亡;北京韩磊的辩护说, 当时摔的根本就是婴儿车里的衣服物品包, 事后才知道里边有个婴儿被摔死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林森浩的辩护说, 愚人节在饮水机里投毒, 是想和黄洋开个玩笑, 没想到他就死了。所有这些辩护都是愚蠢至极的, 神圣的法庭不容狡辩, 而抵赖与避重就轻至多就是狡辩, 绝不是真正的辩护;认帐, 承认基本事实并勇于担当, 是绝对胜于雄辩的东西, 辩好了, 以上四个被告人中的大部分, 或许是可以免于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究其原因, 很多律师只是懂得法律, 而不懂得承认和坦然面对基本事实和以退为进的基本道理, 更不明了刑事辩护的初衷和其应当遵守的起码的基本原则和技巧。

在所有的刑事辩护尤其是重刑辩护中, 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的时候, 都得抱有最起码的人文精神, 坚守住“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底线, 以真诚和负责任的态度进行辩护活动, 以兑现辩护的初衷, 真正的去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律师重刑辩护的失败在于违背了刑事辩护的初衷

(一) 辩护违背“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 无视案件基本事实, 只看有利的一面, 以偏概全、以点代面, 效果适得其反

分析案件事实和证据, 并从中找到对当事人有利的辩护角度, 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形成对当事人有利的辩护观点, 这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最基本的专业技能。然而, 这些最基本的专业技能却往往被许多律师所忽略。不注意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 囿于辩护人的角色, 失去法律人的理性, 迎合当事人, 罔顾案件基本事实, 言必称无罪或证据不足, 追求虚幻的辩护效果。在药之律师的二审辩护词中, 开篇即曰———一审诉讼程序中, 辩护律师依法提出了被告人具有自首、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以及其犯罪意图是瞬间产生, 没有预谋、没有计划, 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小———属于“激情犯罪”等辩护意见。一审判决未依据法律规定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以“主观恶性极深、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为由, 判决被告人死刑, 与法相悖。

药案一审的辩护意见提出的“被告人具有自首、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以及其犯罪意图是瞬间产生, 没有预谋、没有计划”辩护意见中, 除了“自首”值得商榷之外, 其他意见还是基本成立的。君不见, 药在法庭之上又是落泪又是下跪, 的确大有悔不当初之意。而药也确属“初犯、偶犯”其“认罪、悔罪”态度不是较好, 而是很好, 药之律师称其“较好”也属不智。

如果说药之律师的这一不智言论尚可原谅, 那么, 律师从药系“初犯、偶犯”而得出其系“激情犯罪”、且“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小”的所谓“三小”辩护意见, 则是典型的愚辩。可以说, 如果药因其“初犯、偶犯”, “认罪、悔罪”很好等情节, 通过得体的法庭辩护尚有一线生机的话;那么, 药之律师的这一“激情犯罪”, 以及“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小”的辩护意见, 则真正开罪了法庭、激怒了民众, 从而彻底断送了药的那一线细微的生机。可见, 药最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其辩护律师也可谓“功不可没”!

在二审辩护词中, 药案辩护首先攻击一审法院, 除了以上引用部分, 辩护律师还说———辩护人经过二审法庭调查, 坚持认为一审判决的认定不能客观、公正的反映被告人药的犯罪动机和犯罪情节, 本案被告人应当不属于法律必须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一审判决显系“事实不清, 量刑不当”。

这一“显系”一词, 也是不折不扣的用过了头。再说, 什么是“事实不清”, 难道药交通肇事后以八刀杀人灭口、企图逃避民事赔偿责任的事实还真是不清楚吗?

如此的辩护表面上看起来热闹, 甚至有非常好的旁听效果, 当事人也高兴, 认为这个律师厉害, 可以把死的说活, 黑的说白, 但就内行来看, 则实属胡搅蛮缠, 不讲道理, 最终只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解读案件事实必须建立在对事实客观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而不能失之偏颇。《犹太法典》里说, 我们有耐心容忍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 有勇气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事实, 有智慧区分前两者。刑事辩护律师在办理案件的时候, 首先要弄清楚案件的基本事实, 自己提出的意见需要证据予以证明, 绝不能刻意回避对当事人不利的基本事实, 杜绝以偏概全、避重就轻的不实观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辩护曲解案件基本事实, 失之偏颇, 在解读案件事实的时候只看到有利于辩护的一面, 回避不利的一面, 缺乏合理性且不能言之成理, 就不仅不能够说服法庭和旁听群众, 反而得不到采信, 或者会遭致群众的反感和唾弃。

药案辩护的不实言论, 其直接结果是导致了被告人一方与被害人一方在法庭内外的直接冲突和无休止的口水战;导致被告人一方与法庭和整个社会的尖锐对立。可见, 药案的辩护只能是彻底失败的辩护!可以说, 药之律师的整个辩护意见, 是用心良苦而又费力不讨好的, 其辩护动作过犹不及, 起到的作用适得其反。

(二) 违背“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罪轻辩护不能言之成理, 取信于人

控辩双方在法律的适用上出现不同的理解和争议是很正常的, 关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重罪的争议, 几乎都关系到法律适用的问题。控辩双方的对立, 主要表现在他们建立在案件事实基础上不同的分析、判断和价值取向而引发的对法律适用的不同解释。诚然, 法律解释有不同的方法, 导致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但无论如何, 都要遵循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必须言之成理、以理服人。

但有的刑事辩护律师出于一己诉讼的需要, 在适用法律时违背一个法律职业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对法律的解释完全为我所用, 只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曲解法律, 违背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直至自欺欺人, 不能言之成理。

不论是做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 都要有合理的法律支撑, 有依据和理由, 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 有司法文件和精神所确立的刑事政策, 甚至利用刑法理论来增强自身辩护观点的说服力, 这些都是可取的, 但唯独不能够脱离案件的实际情况而曲解法律。

药案作为典型的因交通事故引起的突发性案件, 辩护人称“被告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处于极度恐慌、害怕的心理状态。虽然, 被害人在本案中没有过错, 但被告人受到的刺激是因突发性交通事故引起的, 这应当没有异议, 仍然属于激情犯罪的范畴。”并据此认为:“一审判决经审查认为, 激情杀人一般是指由于被害人的不当言行引起被告人的激愤而实施杀害被害人的行为。这一认定没有法律依据。”

虽然一审判决关于“激情杀人一般是指由于被害人的不当言行引起被告人的激愤而实施杀害被害人的行为”确系没有法律根据, 但难道它也没有法理依据, 没有世人普遍认同的依据?

因此, 药案的辩护在不该对一审判决进行驳斥的地方, 明知毫无力度也要强词夺理、浪费口舌、开罪法庭。

药案辩护称———虽然被告人药的犯罪结果客观上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 但并不能以此就作出“主观恶性极深、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定性。

试问, 为逃避民事责任, 用疯狂的八刀致无辜的受害者于死地, 这还不算“主观恶性极深、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 那么, 要什么样的行为才算得上呢?药案的辩护不但不承认法律的基本规定, 反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药“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小”的“三小”结论。再问, 人都杀死了, 并且是撞伤后八刀取命, 这还够得上所谓的“三小”吗?

不仅如此, 药的辩护人还倒打一耙, 认为一审法院“这种带有极端主观色彩的言语, 不仅没有客观的反映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也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试问, 究竟是谁的言论带有极端的主观色彩, 究竟是谁“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

法律的适用绝不能罔顾事实而去主观的曲解发条, 必须要考虑案件本身的背景, 并且辩护意见能否为公众所接受。刑事辩护律师在制定辩护策略, 形成具体辩护观点时, 要特别注意对案件背景的分析, 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药案辩护失败的教训值得所有的律师记取。

三、重刑辩护要走出辩护的误区, 遵循理性的辩护策略

做人的基本准则是尊重事实, 法律的基本原则也是“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辩护的基本技巧是以退为进, 尤其是重刑辩护。但药的律师的辩护完全违背了这样一些基本的准则、原则和技巧。

人应当天生有一双肩膀, 并且有一双肩膀不是让你去盲目的支配双手, 如堂吉诃德般的去死缠烂打;肩膀是用来担当的, 是用来承担起责任的。药撞人后忘了可以用自己的双肩去把事情给扛下来, 没想到药的两位辩护人也与药一样, 不知道用自己的肩膀, 去帮助药去把那已经被药糊涂地卸掉的责任堂堂正正的给扛起来———承认基本事实, 低头认罪, 收起“激情杀人”和“三小”的不实之词和悖法之辩, 以博得法庭和世人的谅解;并以此来配合药在法庭上的那些下跪动作和悔恨泪水。

其实, 药的犯罪, 虽“主观恶性极深、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 罪不容诛。但鉴于其入世未深, 未能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树立起起码的责任意识, 交通肇事后临时起意、糊涂杀人, 实属严重缺乏担当之举, 其理应被判处死刑, 以死谢罪!但药犯罪的背后, 是否有家庭、学校以至社会的责任, 是否有这几方面教育失误的背景因素, 这也是值得提请法庭注意的。

毫无疑义, 一句换, 药最终死于其律师的“三小”之辩, 死于其律师的困兽犹斗和没有肩头。律师为了辩护的目的随意曲解事实甚至裁剪事实, 不知道“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其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事实是正确运用法律的前提, 依法判决是调查事实的继续和目的, 只有把两者正确结合起来, 才能恰如其分地进行有说服力的辩护。这直接导致了药案辩护的失败。

作为辩护律师在利用事实的时候应当有一个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如果律师首先确立了自己的辩护观点, 在事实分析的第一个环节就很容易失之偏颇, 在辩护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导致辩护意见经不起对方的反驳, 容易被击破和推翻。药的辩护人之随意剪裁案件事实, 避重就轻, 其辩护意见就难以顺乎民情、社会舆论, 不能为公众所接受和理解, 甚至直接导致控辩双方的尖锐对立, 导致药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不死即不足以平民愤的被动境地。

在药案中, 辩护律师应当做的是, 让自己的辩护与司法机关的工作目标与利益诉求相吻合, 与社会的导向相吻合。如果辩护律师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就可以把对抗的关系变成有效合作的关系,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药之辩护人如果表述到药虽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但其犯罪之后的总总悔罪表现证明其不是不堪改造, 经过监狱中凤凰涅槃似的改造, 相信药尚可以戴罪之身, 回报社会;药还表示愿意以终身的劳役来抵偿自己的罪恶, 赔偿受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药虽死罪难逃, 但更属活罪难免, 如果杀了他, 就太便宜他了, 因此不是必须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这样就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保证法律能够得以正确实施, 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同时又能够求得社会的谅解。形成控辩双方对抗中的合作, 合作中的对抗关系, 这不仅对辩护目的的实现有重要的作用, 而且也有助于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取得司法机关的理解与尊重。

摘要：考察近些年来失败的律师重刑辩护, 无一不是步入了一个根本的误区, 即辩护的核心内容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其辩护的误区, 已经不是单纯导致某个个案辩护失败的后果, 而是对律师及其行业的社会形象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违背案件基本事实的辩护注定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置刑事被告人于被动的境地, 与刑事辩护制度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律师在重刑辩护中应当回归理性, 杜绝自欺欺人的辩词, 坦然面对而不是简单回避案件基本事实, 从而提出有说服力的辩护意见, 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赋予辩护积极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关键词：律师,重刑辩护,误区,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