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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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思想政治读书报告

国家间政治——读书报告

《国家间政治》读书报告

—— 浅析现实主义六原则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学派的经典之作。几乎在每一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课程中，都会提及和引用该书中的观点和例证，可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作者汉斯·摩根索，这位当之无愧的现实主义大师，以权力界定利益为核心，以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以国家间的竞争为基本的互动方式为基本点，系统的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六原则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整体体系。

第一部分：本书的整体框架

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结构框架十分清晰。作者运用了严格分析法：以权力为最根本的自变量来解释国家间的关系，从国家间的权力斗争关系来解释寻求实现和平的途径。按照摩根索的思路，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不均等，使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不可避。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膨胀，必然产生该国的扩张野心，这就是所谓“国际政治铁的规律”。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比较容易发展为战争。而战争的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为了使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不至于发展为战争，就需要实现一种普遍的和平。摩根索指出，这种和平的实现需要通过两种方式：一，通过均势、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国际法等方面限制国家权力来实现和平;二，通过改造国际环境来实现和平，作者提出了三种措施，即通过裁军、集体安全、建立国际政府等限制性措施，通过向世界政府、世界共同体转变的措施，通过外交的调解的措施，最终实现并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状态。以上就是我初读该书时的整体框架的解读。

第二部分：读书心得

下面就着重谈谈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虽然摩根索并非现实主义最早的提出者，但却是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最全面最系统的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发展至成熟阶段，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树立起一座学术高峰。他提出的现实主义六原则，被认为是《国家间政治》一书最核心的内容。这六原则是：

原则一：“现实主义认为，像社会主义的一般现象一样，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支配。”[1]现实主义相信政治法则的客观性。为了使社会不断完善，首先需要了解和掌握社会赖以生存的法则。 诚如，摩根索所言，政治法则的根源是人性，这一原则是整个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摩根索认为，人性本恶，天生自私自利，而且这种利己的本性不能通过教育或人为的机制得到消除。存在于人自身的罪恶本性使得人类不可能建立一个有理智的、有道德的国际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经常会感到自身的处境岌岌可危。为了能够得到安全，人们需要自保，而自保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实力。这种实力在人类的野蛮状态下是人的体力，在文明状态下则反映为人的权力。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冲突的，人的政治关系就是权力斗争关系。由于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支配，而且国家的本质同人的本质一样，因此国家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各国会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追求权力。正如摩根索所言：“国家间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2]

原则二：“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它使得政治成为行动和知识的独立领域，并与其它领域(如经济学、伦理学、美学或宗教)区分开来。”[3]

这一原则中，摩根索强调了国际政治领域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区别。他指出，国际政治领域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的领域，它有自己的价值标准。现实主义者从以权力界定利益概念出发进行思考，正如经济学家从以财富界定的利益概念的概念出发进行思考、律师从行动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性出发进行思考、道德家从行动与道德原则的一致性出发进行思考一样。

原则三：“现实主义认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关键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但是它并不赋予这个概念一个永久固定的含义。利益的观念是政治的实质，不受时间和空间环境的影响。”[4] 以权力界定利益，是现实主义最核心的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一成不变。摩根索指出，“权力就是指支配他人的意志力和行动的控制力。”[5]权力是政治的目的，利益是政治的实质。这一原则体现了现实主义相信，利益是判断和指导政治行为的标准。任何政治均受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支配。

原则四：“政治现实主义明白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它也清楚在道德要求和成功的政治行动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状态。”[6]

这一原则中，摩根索认为道德要求和政治行为是存在冲突的。正如摩根索所言，“普遍的道德原则在抽象的普遍形式下是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的，道德原则必须经过具体时间和地点的环境的过滤。”[7] 政治现实主义认为，个人和国家都必须依据普遍的道德原则(如自由原则)来判断任何的政治行动，但如果不考虑表面上道德行为的政治后果，就谈不上政治道德。事实上，采取成功的政治行为本身就是基于国家生存的道德原则。

原则五：“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特定国家的道德愿望等同于普天之下适用的道德法则。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可以把我们从道德上的极端和政治上的愚蠢中拯救出来。”[8]

这一原则中，政治现实主义强调，普遍的道德法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道德要求不可混为一谈。后者与各国国家利益的差异有关。如果按照某一特定国的国家利益要求谈道德问题将会加剧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国家，包括我们自身的国家在内，都看做是追求它们各自以权力界定的利益的政治单位，用一种普遍的道德法则约束国家，我们就能够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所有国家，既尊重他国利益，又能保护和增进本国的利益。

原则六：“政治现实主义和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异是真实的、深刻的。无论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多大的误会和曲解，它对政治问题所抱怨的独特的思想态度和道德态度是毋庸置疑的。”[9]

这一原则体现了，政治现实主义者保持着政治领域上的独立性。摩根索认为国家的本质就是为了自身安全而追求权力、为本国国家利益追求权力，各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猜疑、甚至相互冲突。在国际领域中，权力决定了国际政治领域的特殊性，这就政治现实主义与其他自由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等的不同。

从现实主义的这六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摩根索这六原则的核心就是一个三环相扣的理论体系。首先是人性观。摩根索认为人性本恶，由于人天生具有权力欲望，因此国家与人一样，必须“对权力贪得无厌”。这一点决定了国际政治同一切政治一样，是权力斗争。其次是利益观。国家利益用权力来定义。国家以自我为中心考虑，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只能以权力较量的方式加以解决。最后是道德观，普世的道德观虽然存在，但并不适用与国家。国际道德可以作为用来限制国家权力的手段，但这只有在理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六原则的核心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国家间的关系是围绕权力而展开的斗争关系。

但是，纵观国际社会的历史发展而言，国家间不都是斗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

就其人性观而言，人性本恶是摩根索的政治哲学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整个的人生经历有关。但是把人性定义为天生即恶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人性的本源问题是哲学范畴内争议比较大的议题。 人性不仅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放大在国际政治中的国家间就是既相互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合作的一面。另外，把国家间的关系放到人性本源中去寻找，其科学性就有待考证。因此，认为国家间是权力斗争关系，就具有一定片面性。

就其利益观而言，利益是政治的本质，权力是政治的直接目标、是实现利益的手段。 摩根索用权力定义利益只体现了利益冲突的方面，而国家利益是多维的，不能仅仅按照权力界定。在当代世界，国家利益不仅仅是权力争斗的零和博弈，还面临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全球性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危险、全球环境恶化等。对于这些问题，国家间要想实现其利益必须相互合作，寻求一种非零和式的解决办法。

就其道德观而言，摩根索批判了理想主义对道德地位的推崇，否定了理想主义单纯的用道德和规范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政治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关系是权力斗争关系，用道德来处理这种斗争关系是愚蠢的。但是摩根索对道德的表述又是模糊不清，令人费解的。一方面，他提出了世界上存在的普遍道德原则是不能生搬硬套的应用到国家政治行为中去，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国际社会中存在的普遍道德原则各国必须遵守。那么到底普遍的道德原则是否能影响国家的政治行为呢?这一点，摩根索的表达是含糊不清的。

以上就是我对现实主义六原则的一些看法。虽然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流派，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的提出已经成为一种范式，为后人研究国际政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与视野。

第二篇：西方政治思想史读书报告（范文模版）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书感悟

摩根索指出，政治，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 吕亚力曾说过：欲彻底了解和评估政治上的重要大事的现象，必须基于对政治思想史的正确认识。一本良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国内读者迫切需要的。 因此，作为一个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必须要具有通晓中外政治思想的能力以及开阔的视野，作为初级读物，我选择了徐大同主持编著的《中外政治思想史》作为专研国际政治学的开端。整整一个学年，静下心来浅读了一下徐大同老师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系列。读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不懂，借着查阅其它资料，对于这一套书有了浅显的认识， 第一部分：前人研究成果、内容及观点

本书是以西方二千五百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为主题，加以活泼流畅的阐释。它是一部见解和写法都与众不同的政治思想史，上起古希腊，中经近代国家的演变，美国的启蒙运动，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自由主义激起的各种反动„„一应俱全，蔚为大观。它激荡着思想的声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使读者在思考挑战的刺激中，洋溢着捧卷玩味的乐趣。 本文将从《中外政治思想史》这五卷书分别描述的不同的时期中简单陈述每历史阶段的主要内容以及我对每一个时期内政治制度的理解与感悟。

第一卷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时间跨度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476年，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安提丰、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芝诺、克吕西波、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波利比阿，潘尼提乌、波塞东、卢克莱修、西塞罗、塞内卡、爱比克泰德、奥勒留、查士丁尼等。

第二卷：对西方中世纪(5―15世纪)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重点介绍了教父和奥古斯丁、格拉修斯、罗马法学家和布拉克顿、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阿奎那、埃吉狄厄斯、巴黎的约翰、但丁、萨索菲那多的巴托鲁斯、布鲁尼、马西略、奥康的威廉、库萨的尼古拉、福特斯库等人的政治思想。

第三卷分15-16世纪、17世纪、18世纪三个历史时段，重点介绍了马基雅维利、路德、加尔文、布丹、阿尔色修斯、格劳秀斯、胡克、弥尔顿、哈林顿、雷布斯、斯宾诺莎、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休谟、柏克、康德等人的政治思想。

第四卷：19世纪至二战，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型态分为两编，主要研究了19世纪初至二战西方政治思想的演变，重点介绍了边沁、詹姆斯・密尔、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黑格尔、孔德、斯宾塞、狄骥、约翰・密尔、马克思・恩格斯、格林、霍布豪斯、博赞克特、霍布森、罗素、威尔逊、古德诺、杜威、尼采、莫斯卡等人的政治思想。

第五卷主要研究了二战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演变，重点介绍了波普尔、阿伦特、达尔、罗尔斯、哈耶克、奥克肖特、伯林、弗里德曼、诺齐克、阿隆、萨托利、沃格林、贝尔、尼斯比特、麦金太尔、马尔库塞、弗罗姆、萨特、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利奥塔、福柯、德兹勒、罗蒂、马利坦、奥尔森、布坎南、李普塞特、达伦多夫、伊斯顿、阿尔蒙德、派伊、英格尔哈特、亨廷顿等人的政治思想。

这里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为脉络，而不完全以书本的体系，总结了我对于读完这本书多获得的整体感知。不过很明显，我这里不可能把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能说得清楚，也只能凭我的一点理解断章取义了。

1、柏拉图(古希腊)，主要著作：《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

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哲学家)、辅助者(军人)和生产者，如果一个城邦中的统治者拥有智慧、军人勇敢、生产者懂得节制，且各个等级各司其职、分工互助，这个城邦就实现了正义。由“哲学王”治国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一个根本。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他也赞同“美德即知识”，所以，能把握“理念”和事物本质的哲学家不仅拥有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也必然拥有完美的德性。只有让这样一个哲学家治理城邦，且让他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才能把城邦治理得好。在理想国里面，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强盛，就必须消灭私心，必须消灭私有制和家庭。

2、亚里士多德(古希腊)，主要著作：《政治学》、《雅典政制》、《尼各马可伦理学》、《修辞学》

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有意识地将人类知识区分为不同的学科领域，使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政治学的开山鼻祖”。(P59)他的目的论认为，所有事物都有一定的目的，都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家庭组成村社，村社组成城邦，所以，作为最高最广的组织，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没有城邦，村社和家庭以至个人都失去了意义，就像种子只有成长为大树才有它的意义一样。由此，他有一句名言：“人类自然是走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P52)也有人译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它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这三种政体都服务于城邦的公共利益，它们的反面分别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这三种政体只为掌权者的私利服务。在他设计的理想城邦中，他提倡一种有限制的私有制，并认为奴隶制是城邦的基础;根据他的中庸思想，他认为城邦由中产阶级掌权比较好，因为他们相对于富人和穷人都会不那么怀有强烈的偏见;另外，他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认为普遍的正义就是守法。

3、斯多葛派(又称画廊学派)(古希腊)

斯多葛派开创了西方的自然法传统，他们认为，宇宙是受一种普遍法则支配的统一整体，这种法则或者说理性就是自然法。作为整个宇宙的一部分，人的本性与自然法是一致的，服从自然法就是服从自己的本性，或者说，人与上帝具有共同的理性。由此，他们极力推崇人内在的精神自由，认为这种自由与人的外在境遇无关，只要人“按自然生活”，服从自然的理性(也就是他自己的本性)，他就是自由的。所以，“恶人无论有多少财富，多大权力，他也处于受奴役的状态;而有德行的人即使一贫如洗，身陷囹圄，也仍是自由人。”(P67)根据他们的自然法思想，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是从神那里流溢出来的一部分，是神的儿女，相互间是平等的。

4、西塞罗(古罗马)，主要著作：《论共和国》、《论法律》

西塞罗对国家有一个著名的定义：“国家乃是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P74)在政体理论上，他认为最好的政体是由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结合而形成的适中的混合政体，这种政体结合三者的优点而能避免各自的不足，因此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不易败坏。关于法的理论，他承袭了自然法的思想，认为自然法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立法的权威，是判断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是衡量人类立法和人类行为的准则，那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P76)他认为所有人都具有共同的理性，都是自然而平等的。

5、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中世纪)，主要著作：《反异教大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诠释》、《神学大全》、《论君主政治》

阿圭那试图调和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引进理性和经验的因素来证明神学理论。他将人的理性看作上帝的创造物，但是人本身靠理性是无法认识上帝的，而只有靠上帝的启示，所以理性应服从信仰。而且由于国家是人的理性的产物，而人的理性来源于上帝，所以从根本上说国家是上帝的产物。由此，他论证了教权高于俗权，罗马教皇有权感化、限制以至废黜暴君。他把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是整个宇宙的规则;自然法是上帝理性在人类理性中的体现;而人法即为国家的法律;神法却教会法、《圣经》。他论证说，人们依靠理性(自然法)并不能认识上帝，而必须借助神法的指导。

6、马斯雅维利(意大利)，主要著作：《君主论》、《论提图·李维的前十卷》、《论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斯雅维利是第一个用权力政治观来解释政治、注重统治术的思想家。他曾说过：“谁打算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过去，因为人类历史事件总是和过去时代的事件相似。情况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是由于人类相同的种种冲动的刺激，所以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P127)由此，他依据历史，观念人性，解释政治。他的人性观总体上倾向于性恶论，由此提出一句名言：君主应该“像狮子一样的勇猛，狐狸一样的狡猾”。

7、让·布丹(法国)，主要著作：《国家论六卷》

布丹是近代主权学说的创始人，它把主权定义为“超乎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他认为主权有和永久的性质，绝对性是指它的至高无上、不受限制和不可分割。

8、胡果·格劳秀斯(荷兰)，主要著作：《战争与和平法》

格劳秀斯是国际法的奠基人，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近代最早将几何学的演绎方法引入法学与政治学的思想家。他坚持认为自然法不依从于上帝，而是以人类本性为基础。导源于人类理性的，是自然法，导源于意志的，是人类法和神法。人类法又分为民法、国内法和国际法等。在他看来，自然法比神法更具有合理性、永恒性和普遍性。他的主权学说不仅认为对内最高，还强调主权的对外独立。关于国际法理论，他认为自然法是国际法的基础，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应该按自然法的原则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而且他认为，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是寻求和平，并明确区分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

9、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荷兰)，主要著作：《神学政治论》、《伦理学》

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他主张哲学应该摆脱宗教的控制，认为哲学应该增加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他从人的本性出发演绎出他的政治原则。“自我保存”就是人的共同本性，每个人都爱他自己。根据这一原则，他推导出了他的社会契约论。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为了避免同类之间的损伤，人们才建立了社会，而社会的基础依据一个定律，即人们任何一个情感非借一个相反的较强的情感不能克服，一个人因为害怕一个较大的祸害，可以不做损害他人的事。(P173)因此，国家要有统治一切人的最大权威，才能保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但是他也认为国家的权威也以增进人民的福利为限。斯宾诺莎非常自由，认为“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不过他着重论述的是思想自由，认为允许自由思辨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但是他同样强调行动守法。他的结论就是：“思想自由，行动守法。”

10、托马斯·霍布斯(英国)，主要著作：《利维坦》、《论物体》、《论人》

霍布斯将物质的物体看作是世界的唯一存在，认为一切物体都按照一种必然的因果规律运动着。(P194)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欲望是无限的。在自然状态中，由于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们由于利益上的竞争、对他人可能伤害自己的猜忌、对名誉的追求会导致人们相互之间残酷的争斗，最终形成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的战争状态。这样，人们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都约定把自己的全部权力交给一个人或一些人组成的会议，从而组成国家。他认为人们交出权力之后就不能收回也不能背叛，主权者是至高无上、不受限制且不能分割的，但要受契约宗旨的限制：即人们达成契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生命。霍布斯认为，除了法律限制以外，个人享有一切行为的自由，并将经济生活的自由看作是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11、约翰·洛克(英国)，主要著作：《论宗教宽容》、《政府论》上下篇、《人类理解论》、《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阐述的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他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理性是人自身的产物，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智的认识。洛克从父权方面对君权作了批判;支持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他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是自然权利，其中财产权是其它权利的基础。政府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公正的裁判者，维护公民的自然权利。他认为国家有三种权利：立法权、执行权、对外权，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利，但不能超出公共福利的限度。为了防止出现政府专制的问题，他还提出了政府解体和革命的思想。

12、孟德斯鸠(法国)，主要著作：《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使用历史的方法，力图以事实为根据，探寻社会、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存在规律。对法的精神的阐述是他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基点，所谓法的精神，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政体、自然环境、土地、气候、生活方式、宗教、贸易、风俗习惯之间的关系的综合，它归依于理性。在他看来，只要掌握了法的精神，就能制定出合乎理性的法律，从而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在法的精神中，他特别强调政体和政体原则的作用，认为一国政体最终决定了该国法律的性质，只有一个好的政体才能有好的法律制度。他认为，民主制的原则是品德，贵族制的原则是以政治品德为基础的节制，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他还论述了自由的问题。它把自由分为民事自由和公共自由两个方面，认为政府应该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信仰自由。他否认道德可以保证权力用于正当的目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P238)。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国会、国王、法院执掌，三权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

13、让·雅克·卢梭(法国)，主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论政治经济学》、《新爱洛伊丝》、《爱弥尔》、《社会契约论》、《让·雅克反对卢梭》、《忏悔录》

卢梭认为，人们生而平等，现实中的不平等都是由社会造成的。在原始自然状态下各孤立而平等的人由于私有制的确立而产生了富与穷的分野;随后国家和社会把保障私有制和确认不平等的法律固化，并产生了政府和官吏，由此确立了强与弱的分野;随着政府腐化堕落为专制政权，暴君把一切个人都变成最盲目地服从的奴隶，从而确立了主人与奴隶的分野。不平等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而私有制是社会的万恶之源。但是卢梭并不赞成取消私有制，而是主张财产占有上尽可能地接近平等，并认为在社会中财产权是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他认为人们根据契约建立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构成他们生存要素的财产、自由和生命”，如果人们建立了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个人就会“以更大的力量来保存自己的所有”(P245)。

卢梭是近代西方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人民主权说的人。他认为主权实质上由公意构成，且人民必须直接行使主权。法律是国家的唯一动力，是主权者意志的体现，是公意的行为。任何个人的命令都不能构成法律，人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人民主权的国家，其法律和权威具有最普遍的意义，是人民的呼声，因而总是最公正的。他认为人们服从法律就是在服从正义，“服从自己本人”，也就是自由，由此，他的公共意志理论把自由与服从统一了起来。

14、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法国)，主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回忆录》、《旧制度与大革命》

民主思想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通过对法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同美国政治制度的比较，指出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他一般将民主看作是“平等的趋势”。民主政府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些缺点(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民主法制经常是残缺不全的，民主常常在选择受托执政的人员方面犯错误，民主为“多数的暴政”埋下了种子。

关于革命的思想，他认为革命只是设法实现历史上已经准备好的东西，并建立一种新的合适的社会秩序，“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尚”(P350)。但是，革命的破坏性也很明显。它会破坏旧制度中好的东西，旧制度死亡了，万劫不复;新的忧虑形成了，令人坐立不安，“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

15、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英国)，主要著作：《论自由》、《代议制政府》、《功利主义》

密尔是功利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趋乐避苦视为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看作根本的道德标准。他认为“功利主义者判断行为的标准不是行动者本身的幸福而是公众的幸福，行动者必须和客观而仁爱的旁观者一样，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P376)，从而减少了功利主义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色彩。

密尔的自由理论也被称为“群已权界”论，因为他把划分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力的界限作为他自由问题的关键。他认为每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动力，要保障个人自由，不仅要防止政府的暴虐，还要防御习俗、多数的舆论、得势的意见等所赞成的社会的暴虐(P377)。由此，他提出了自由的两个基本条件：个人对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拥有完全的自由;个人必须对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负责。密尔特别论述了思想言论自由，认为它不仅是反对腐败和暴政的重要保证，还是认识和获得真理的重要途径。他还认为，个性自由有助于人类智力活动和道德取舍能力的提高，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并认为社会“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根源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P379)，而习俗的专业和个性的丧失会压抑个人的革新和首创精神。由此，他把评价政府好坏的标准描述为两个：一是看它“促进社会普遍的精神上的进步的程度”;二是看它“将现有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价值组织起来，以便对公共事务发挥最大效果所达到的完善程度”(P382)。在他看来，任何政府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理想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在较大的国度(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里，就是代议制政府。

第二部分：对中外政治思想史的感悟

古希腊罗马时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遗产，特别是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政治观、观察政治的独特视角，以及解释政治的基本立足点;.从神命政治观、自然政治观、人本政治观到伦理政治观，是一条大致的线索;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标志着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发展到了巅峰。希腊化时期，政治思想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主要是出现了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对立。古罗马的思想家们延续了前人的思维模式，也创生了自己的共和主义思想，政治思想最终走向神事和人事的二元化。历经千年的中世纪政治思想是近代政治思想的直接源头，它包括从罗马帝国时代到中世纪末期的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想、罗马法学家的政治思想，早期日耳曼人的民主法治观念，中世纪中后期的封建主义契约思想和政思想，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思想的萌芽和新兴的城市市民政治思想等。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是政教关系，表现为教权派与王权派的斗争。基督教的二元主义政治观和日耳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是两条主线。书中将政治思想的发展融入中世纪的经济、政治、宗教、政教关系以及思想文化的变革进程中进行考察，既有对著名政治哲学家宏大理论体系的评介，也包含对广泛渗透于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社会关系甚至行为礼仪中的政治观念的精心提炼和分析，展现了中世纪政治思想复杂多元的面貌和不断创新变革、推陈出新的特点。政治理论的世俗化和现代是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突出特点：西方近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权利政治观取代神学政治观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政治观，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论证新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路径，自由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潮;同时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又造成了各种思想流派之间激烈较量。欧洲北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又使各国政治思想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以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两种范式为背景形成了以洛克与卢梭为代表的“宪政民主”与“激进民主”两种思想传统。对资产阶段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继承、批判和超越是这一时期各种政治思想的主题;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活跃始终，确立了其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主流地位，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非理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思想也十分活跃，政治思想更趋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了研究政治现象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以此探究国家的本质，开启了人类政治观念的伟大变革;政治思想更趋于实际，对政治制度和社会问题的阐释从“应然”走向“突然”，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不断发展。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各种政治思潮异彩纷呈，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借鉴和渗透;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类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焦点。二战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大思潮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成为多数欧美国家的政治实践，推动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但福利国家政策造成的新问题，促使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但福利国家政策造成的新问题，促使了新左翼激进主义的崛起和新左派运动的爆发。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引发了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并且导致了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新兴思潮的涌现。进入80年代后，新保守主义盛行，左翼思潮受挫，互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9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复兴，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再度兴起。

第三部分：当前国际局势及中国与大国博弈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在此情况下，国际形势的变化动向，以及我国国际处境的好坏，对我国正致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及时了解和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使我们更好审视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更好地理解我国加快改革调整的总体方针政策。

一、世界经济温和复苏，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未根本解决 去年以来，世界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势头，总体上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目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情况都好于预期。但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走上正轨还面临许多严峻挑战：

1、世界经济复苏很不均衡。

2、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

3、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4、各国需要加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二、力量对比变化推动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大国关系的调整更显复杂 经过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国际力量板块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地位下滑，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新兴国家加速兴起，新旧力量的相互挤压，推动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09以来，各大国的高层会晤、互访非常频繁，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及各方的利益关切展开对话、沟通。

三、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国际安全形势更显复杂 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仍然保持缓和态势，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继续交织发展，给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挑战。虽然目前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因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核扩散、陆海边界、能源、粮食、互联网纠纷、气候灾害等所引发的问题明显增加，且扩散效应更加突出，成为考验各国应对能力的重大挑战。

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全方位外交活跃世界舞台。

面对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国际峰会的高规格、权威性，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会。“世博外交”、“亚运外交”成为新的重要平台，促进中外相互理解与信任，展示我国开放包容、热情友好的形象。与大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往往产生损害到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去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在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岐长期存在的基础上，为化解纷争展开了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还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伊核、朝核问题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评

哲学与政治学学院

国际政治

郭玮(12013010403)

第三篇：《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读完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我对中国思想发展历程有一个了粗略的认识。

这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跨越了几千年，脉络十分清晰，从文字中便能感受到作者的思路和条理。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具体知识，更令我不断加深对中国思想史的了解，而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体验到了以往了解中国思想历史时从没感受过的历史的连续性。

但是必须一提的是，这本书并不通俗，它的语言中含有的一些生僻的字眼和有些难以理解的语句，对我的阅读造成了一些阻碍。对于几乎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一旦耗费时间在理解语句上，对前后文的把握和对全文的整体理解就会受影响。因此通读这本书对耗费了我了过多脑力。或许这部书在著书时便定位为面向专业人士的书籍，但如果语言能更加深入浅出一些，或许会很适合成为一本通俗入门思想史著作。

读毕，我感觉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论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部书中贯穿了了一般思想史所没有的东西——“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一点不仅在导论中详细地作出了解释，而且在通读全书时，我能感觉到这个概念是贯穿全书的。在这本书中，很难找到“个人”的思想和观点，而是有一条历史的主线，围绕着“一般人的思想”，研究思想的延续、变化和发展。的确，思想史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某一时间段的思想一定是和它前后的思想有所关联的。作为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中国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是沿着一条主线发展的。即使是我们今天的许多世界观和方法论，也蕴含了之前数千年中每一个时间片段中的思想的影子。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本书突出了“历史”的主线，所以虽然历史的框架十分清晰，但一些具体的知识的介绍却并不详尽。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不得不查阅大量资料，由于时间紧迫，也并没有充分记住。如果想要进一步学习，也许还要读另外的一些相关著作。

另外，对于一些因为我们平时不常接触而不很了解或者产生混淆的概念，这本书也做出了介绍。例如我以前从没了解过的玄、道、心等概念，在这本书中都有解释，而我一直感兴趣的有关先秦时代的知识也十分丰富。这些知识拓宽了我的眼界，让我的历史了解不再局限于高中教材和通俗读物。书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一些新评价，也打破了之前我心中的一些固有观点。

因此，阅读这本书是令我受益匪浅的。它的益处不仅在于它提供的大量知识，更在于它的写作方法，正如导论中所分析的那样。作者独辟蹊径的写作方法，刷新了我对历史的观点，同时打破了我从前相对静止和孤立的思考方式。

以上是我对这本书的总的看法。下面我会着重表达一下对本书的导论的看法。

之所以决定着重写导论，首先是因为相比于其他部分而言，我读导论比较细致。由于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将这部1000多页的书通篇细读一遍，因此只能认真地阅读了两遍导论，而将后面的正文略读而过，这导致我对导论的理解比较深刻。再加上我在正文中并没有发现能充分吸引我的部分，反而是这篇提供了许多新思路的导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因此导论部分是全书我最感兴趣，也是了解最详尽的部分。

另外，这部书的导论与其他书不同。它似乎并不仅仅是用来引出正文的一个引子，而是作者发表自己对思想史的理解的一个平台。它的内容自成一个部分，可以成为一本篇幅较短的书了。同时，作者在导论中阐述的观点是贯穿全书的，从全书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得到印证。因此我认为，深刻理解导论，是阅读本书的前提。

《导论》全篇，都是关于“思想史的写法”的论述，交代了作者著书的方法论。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研究问题时方法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有时同样的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则是史料，在不同人的手中，不同方法的研究过程中，效果也是相当不同的。因此《导论》中阐述的这种创新的方法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相信用这样全新的方法论，可以发掘出新的内容来。导论本身，即编著这部书的方法论，就是作者在著书时最大的创新之处。可以看出，在撰写思想史的过程中，作者始终关注着“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这是与以往撰写思想史不同的途径。

“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被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在社会思想中占主体的那些思想，而不是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脱节的精英思想。它大体由启蒙教育、生活知识的来源、思想传播的途径等构成和影响。“一般知识和思想”，作为一个时代中广受认可的，和社会运转、发展息息相关的，通过各种方式代代延续和变化的知识和思想，构成的是指导生产活动的最简明而直接的思想，是对这个世界最有效的理解方式。它解释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现象，指导着人们的行动，是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生活的规则和理由。“一般知识和思想”是“日用而不知”的，它缓慢地运动着，而不像“精英的思想”一般激烈地变化;它与物质世界息息相关，蕴含在大量的史料中，而“精英的思想”却往往与历史发展脱节。它是直接的，而“精英的思想”在历史中成为了间接。

这部以“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组成的思想史，展示的正是历史舞台本身，而不是活跃于其上的一个个人物、事件。

而思想史的连续性，是令我格外注意的问题。

以往接触过的与思想史相关的知识，往往给我一种断续的感觉，然而作为对社会运转有指导作用的“思想”，它应该是连续的、绵延不断的。并不仅仅是过去固有的思想资源对后代的思想产生一些“影响”，而是这些固有的思想资源本身被不断地诠释，不断融合新的内容而发展，“过去的思想”在思想发展中起的并不是辅助作用，它们就是思想发展的主体。

在《导论》中也能充分体会到这一点。当人们需要理解新的世界、新的知识时，人们往往会回溯过去的思想，从中得到一些解答。例如，在晚清“科学”“民主”兴起时，人们想到的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孟子的“民为贵”等。当西方的语言传入时，人们需要从我们原有的语言中去寻找对应或近似的词汇去翻译它，固有思想资源便被新事物唤起了。因此新的知识、思想，往往和以往固有的思想资源产生联系，尽管它们之间的关联可能是有偏差的。在被翻译和阐释的过程中，新的思想被逐渐本土化，两种思想相互融合，意义发生偏移，“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这便是思想的延续过程。

这种变化同时也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发展中见到。例如佛教，在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社会中，佛教的许多主张与孔孟之道相去甚远，是受到抵触的。例如佛教空无的思想，“无往而生心”的观点，与主张 “不知生，焉知死”的、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幸福的儒学思想就是相悖的，而释迦摩尼抛妻弃子等故事，也会受到中国社会传统伦理的抵触。然而，随着社会动荡，面对现实，儒家确立的许多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动摇，而佛教却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而传播开来。当时社会的社会风尚和人们心中的虚无思想，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然而佛教与本土哲学仍然是对立的，当势力较弱的外来思想传入时，如果它与本土思想对立，那么只能被清除或妥协于本土思想。佛教则是选择妥协的那一类。在汉代刘向《神仙传》里，就说有七十四人在佛经上可以看见，又说“唯圣化无方，不以人天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万品齐悟，岂以夷夏而为隔哉”等。可以看出佛教极力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渊源，不管这种做法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功，至少佛教在中国成功地发展下来。而从祈福禳星等来看，佛教也开始向中国伦理靠拢。这些都说明，佛教在改造自身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社会。当新的思想出现时，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嫁接于旧思想的主干上，这一点，在思想的历史中随处可见。这便是思想史的延续性。

由此，我认为作者的另辟蹊径，是一次非常独特、而且(至少在我眼中)较为成功的视角转换。从《导论》中，我寻找到了许多共鸣。从现代社会来看，有许多站在比较高水平的思想和理论，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会接触到、或是被曲解的。比如说，当我们的时代也成为历史，未来的人研究现代的女性地位时，现存的大量有关女性主义的理论书籍，对他们的研究，几乎没有帮助。再以此类比一下，古人或许也和我们一样，写的东西和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一个时代的精英思想对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引导推动作用，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一定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我认为，如作者这般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去除了“阐释”这个媒介，通过无意识地陈列着的史料来还原历史本相，对我们研究历史和思考一般问题都很有启发。研究历史时，是否应该通过深入了解作者的方法论，我更是获得了审视这个世界的全新视点，和用新的眼光、尺度去考量事物的能力。

然而我认为，这种写法并不是研究和展现思想史的唯一正确途径。 读完《导论》后，本来抱着崇高的敬意，准备膜拜这部著作的我，在读到后面的正文，便感到并不是很尽兴。《导论》中的问题意识，对这部著作的具体写作提供的帮助，似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不过这或许是因为以一人的力量写一部通史是本身就是比较费力的事情，也或许是作者在“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写法还在探索中。而且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并没有完全超脱于精英的思想史，从器物、礼制等方面来发现一个更基础，更大众的思想史。但通观全书之后，发现其实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困难。这可能也是受客观条件所限，相关的史料并不充足，还是要依靠士大夫阶层的一些著作来推测。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对历史的绝对还原，那我们这样做的意义又在于什么呢?

我认为，研究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让这些历史事实给当今社会以训诫，给社会的有识之士以引导。从这个角度看，“精英的思想史”，能为士阶层带来提升， 它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味地追求“证史”，就会忽视历史原本的重要作用。如果两种思想史可以相互验证和补充，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历史呢?

第四篇： 《国际政治理论》读书报告

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

姓名：耿玉超

学号：20133190

美国作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1924-)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具有显赫地位。该书共分为9章，目的有三：第一，试图对已有的重要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第二，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第三，对新建立的理论进行检验。

第一章“规律与理论”阐述了理论究竟是什么，演绎理论较之归纳理论的优点，理论的建构和其检验方法。华尔兹给理论下了两种定义：其一，它被视为关于某一特定行为或现象的规律的集合或系列。但理论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规律指出恒定不变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而理论则解释这种联系为何存在。其二，即理论解释规律，规律有别于理论，区别之一就在于规律可以被发现，而理论只能被构建。如果假设得到确认，便被称之为规律。而理论只能通过简化来建立，简化使发挥作用的基本要素得到彰显，并揭示出必然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

他抨击了辛格的理论命题，认为他丝毫没有考虑出现干扰变量的可能。并以辛格为例提出了对理论检验的7个程序，认为有时经过检验，理论似乎被证明是失败的，但这也许是由于某些检验步骤实施不当所造成的。“在没有任何理论光芒指引的情况下，却试图寻找事物间的联系，就仿佛盲目地向一个看不见的靶标射击一样，不仅要浪费大量的弹药，而且即便击中了靶心，也无人知晓。”这句话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华尔兹的观点。

第二章“还原主义理论”集中讨论了几个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理论，来思索不同类型理论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还原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内部力量产生外部后果，国际系统也只不过被视为一种后果而已。还原方法是指为了解释某一集团的行为，从而对其组成成员的心理进行研究的方法，其实质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

华尔兹认为霍布森-列宁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是还原主义理论的最佳范例，他认为霍布森-列宁理论的假设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如果一个国家出于经济原因而谋求对其疆域以外的地区施加控制，进而建立帝国，那么这就构成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结果只不过是单个国家的行为所产生结果的总和而已，而每个国家的行为则是根据自身内部的特殊来加以解释的。之后又对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中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霍布森认为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作情况的了解，可以推论出这些国家的对外行为，然而他的错误在于认为根据单元特性可以来预测结果。

在国际上，不同国家曾造成过类似的或不同的后果，而类似的国家也曾造成过不同或类似的后果。相同的原因有时会导致不同的效果，相同的效果有时源于不同的原因，这使我们质疑还原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因此揭示国际政治不能依靠分析性方法，而必须采用系统方法。

第三章“系统方法与理论”考察对国际政治进行政治性、系统性研究的方法。他先对分析性方法和系统方法进行对比，认为经典物理学中，对各要素变量间关系的研究后，向量相加后得出整体的方法是分析性方法，但它是不充分的，只有在系统层次的影响不明显时才可行。用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用法相一致的方式来构想政治系统，于是，系统就被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系统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显示出这两个层次是如何运作和互动的，这就需要将其清晰地区分开来。系统方法所构想的国际政治系统是国际结构与互动单元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华尔兹接下来分析了三位理论家的理论。首先，他认为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国际政治系统是国际后果模式，认为行为体干扰、调节者和环境制约影响了国际后果。其中国家是干扰源、机制是调节者，环境是指对政策具有影响的一系列物质性制约因素。但他的理论是经验主义，忽略了系统层次的作用，也是分析性的，但却并非系统研究，是还原主义。其次，他认为斯坦利·霍夫曼将国际系统定义为“世界政治基本单元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式”。他将系统设想为一种关系模式，认为系统具有一个总体的结构，该结构是作为对统治者行为以及国家行为具有影响的要素之集合，而正是这些行为构成了关系模式。很明显，霍夫曼混淆了单元层次和系统层次的因素，错误地将系统内部的重大变化视为系统的变化，如果单元间的互动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便出现一个新系统的话，那么系统将会急剧增加。他的方法只能描述国际系统，或者说只是他对国际系统的印象罢了，但他也预测了两极世界的结束和五极世界的产生。最后，华尔兹肯定了卡普兰的理论，卡普兰名义上考察了六个系统：即均势系统、松散的两级系统、紧密的两级系统、单元否决系统、全球系统以及等级系统。并描述了不同系统的五个变量：即系统的基本规则、转换规则、行为体分类变量、能力变量，以及信息变量，但是他却并未指出这五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以及相互作用，因此他的系统方法并不是理论。卡普兰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即考察变量的特性及其互动，并将这种互动之集合视为对系统的描述，他的著作更多地是一种方法和分类法，不是一个理论，但这一方法却由于其自相矛盾和概念上的不足而充满了令人困惑难解之处。

第四章“还原方法与系统理论”阐述国际政治系统理论应该包含什么内容，以及它能够和不能够实现什么。传统主义学者一再强调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质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区别所在，而现代主义学者则往往否认存在着这种区别。但是如果只看两大阵营成员的行为，就会发现两者都将其注意力集中于互动的单元，而没有认识到系统原因的作用。文中还论述了基辛格的观点，基辛格认为国际秩序的性质取决于各国的特性，一个合法的国际秩序倾向于稳定与和平，革命性秩序则倾向于动荡与战争，具有革命性的国家缔造了革命性的国际系统中则包括一个或多个具有革命性的国家。本章中基辛格、摩根索、莱维的观点却都没有考虑到在国家的目的和行为以及他们行为产生的结果之间还有其他重要因素介入。

华尔兹认为欧洲列强之间的政治是一种零和博弈，每个大国都将别国的损失视为自己的收益，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结构有可能突然发生变化，结构的改变无论是否采取暴力方式，都是一场革命，因为随着结构的改变，单元在系统中的布局也随之改变，由此导致对单元行为及其互动所产生结果的新的预期。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研究的是在国际层面，而非在国内层面发挥作用的力量。他阐述了结构的含义：可能指代一种补偿机构，再输入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结果的一致性。指一系列约束条件，结构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并揭示了结构施加影响的方式：通过社会化进程限制和形塑行为。例：同一镇里的青年穿着相似，因为受到团体意见的控制。通过竞争。例：竞争缔造一种秩序，秩序内的单元通过其自主的决定和行为调节彼此的关系。文中还举“开店选址”，“适者生存”等例子说明了行为的选择取决于后果。竞争促使行为者对自身的行为加以调整，使之成为社会所接受的和成功的实践，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和结果多样性过程的两个方面。

第五章“政治结构”阐明政治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在美国，“领袖”意味着强者当选总统，而在英国，“领袖”是指首相的意志可以成为国家的法律。英国政治的特征是领导问题和学徒制。权力集中于首相之手，但是又有着强大而非正式的制衡力量防止他随意使用权力。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系统的结构和互动的单元。华尔兹对国内政治结构的定义是依据：各部分的组织和排列方式，即排列原则。国内政治系统各部分之间为从属关系，国内系统是集权制的、等级制的;国际系统内各部分的关系则是平等的，国际系统是分权的、无政府的。如果一种排列原则被另一种原则所代替，就意味着系统发生了变化。各单元的差异及其功能的规定，即单元的特性。作为国际政治系统单元的国家却并不因功能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国际结构只有在组织原则或是单元能力发生时才会改变，在无政府状态下,系统单元间是一种同等关系。如果功能的定义和分配发生变化，那么等级制系统也随之变化，对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系统，这一标准不具意义，因为该系统是由同类单元构成的。各单元间能力的分配。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的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结构的变化导致对系统单元的行为以及他们互动结果的预期也随之变化。无论等级制的还是无政府性质的系统，能力分配的变化就是系统的变化。

第六章“无政府秩序与均势”考察了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本章首先讲了国内暴力和国外暴力，作为国际体系的一员，每个国家经常是在暴力的阴影下处理本国事务的，国家的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无政府状态是与发生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家内部，为了获得和保持权力，建立秩序，实现正义的斗争会比国家间的战争更加血腥。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使用武力，而在于结构的不同;其次讲了相互依赖与一体化，相互依赖的政治重要性取决于一个领域是否具有组织性，拥有明确而且得到确立的权威关系。在无政府领域中，同类的单元共同行动，单元间功能相似，并趋于保持这种相似性，在等级制领域中，不同的单元相互作用，单元彼此不同，并趋向于加强专业化程度。“一体化”来描述国家内部的状态，“相互依赖”来描述国家间的状态。在一个自助系统中，每个单元都要花费部分精力来发展自卫的手段，而非用来促进自身的福利。在一个分工系统中，专业化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个人，尽管利益的分配未必平等。但国家间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这些国家要经受，或是易受由高度相互依赖导致的普遍的脆弱性的影响;再次讲了结构与战略。结构可以通过改变单元间能力的分配而被改变。动机和结果往往会脱节，结构可能导致出乎行为主体意料以外的结果。当国际利益包含了国家利益，国家才会服从国际。重大任务只能由拥有强大实力的机构来完成。所以只有改变结构才是克服结构强大影响的唯一方法;

再次还讲了无政府状态的优点，自助必然是无政府秩序中的行为准则，自助的局面具有很高的风险---在经济领域中表现为破产，在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里则为战争。自助的局面也意味着较低的组织性成本。在国家内部，各个组织必须为维持自身的存在而奋斗，作为一个组织，国家为维持自身的存在，有时必须使用武力以应付分离主义因素和地区。国家与人一样，其安全与自由度成反比。在一个无政府秩序中，单元只为自身利益而行动，而不是为了组织的存续或是增进组织内的福利而行事，武力的使用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服务。在国内，得到建立的是权威关系，而在国外，建立的则是权力关系。国家间只有通过相互适应才能实现调整与和解，在国际政治中武力不仅是终极手段，而且是首选的和常用的手段。

另外文中还说了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华尔兹认为任何政治秩序都属于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没有别的类型，这两种类型可以涵盖所有的社会类型。无政府状态被视为一个连续性的一端，另一端则是合法而能干的政府。他认为当今世界是处于被修正过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最后他论证了均势理论，认为均势理论是关于国家间互不协调的行动所产生的理论，认为自助系统是这样一个系统，在其中，那些不实行自助或是自助效率低的行为体将无法实现繁荣，并将面临危险和苦难，对这一后果的恐惧，促使国家以导致均势的方式行事。该理论也就是说，如果某些国家做得相对较好，其他国家将随之效仿，否则便会落伍。他说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无政府秩序以及系统由谋求自身生存的行为体构成，均势政治便会盛行。

第七章“结构性原因与经济效果”揭示了为什么主要行为体数目较少的系统更好。首先文中讲了极的计算与权力的衡量，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系统中，因此必须运用它们的综合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于国家综合实力，国家的经济、军事及其他能力不能被分割开来加以评价。国家并不因它们在某一方面实力出众而成为一流强国。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方面的得分。其次讲了不平等的优点，在一个由平等个体组成的集体中，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波及整个社会。只有具有某种凝聚力和承诺的连续性的中间集团，才能够减缓社会的动荡。再次讲了小数量系统的特征，国家，尤其是大国，就像大公司一样，既受到环境的限制，又能够通过行动来影响其环境。最后讲了为什么“更小数量(系统)”比“小数量(系统)”更美好，系统的运作迫使低效的单元破产消失，而这正是促进经济良好运转的条件。在国际上，我们所关注的是国家的命运，而非它们竞争的效率，因此我们不希望存在大量的大国。

在一个自助系统中，相互依赖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减少而趋于松散，而系统亦随之变得更为有序和安宁。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华尔兹对相互依赖进行了评析，相互依赖指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对其他地方的某些人，或是所有的人造成影响。他认为当时的二极世界中，相互依赖的程度很低，战争可能性较小。高度敏感性在导致了一系列不同问题的同时，减弱了国家的脆弱性。当大国数量减少时，相互依赖也倾向于随之减弱，而两个则是可能的最小数目。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系统层次的特性则一如既往地是由大国所处的环境来界定的。相互依赖在经济、政治上的影响很深，原料、贸易、投资和跨国公司等使各国的依赖加深，经济-社会-政治的联系加强。

第八章“结构性原因与军事效果”表明了为什么“二”是最好的小数目，即说明了两极格局的优势。华尔兹说某一国际政治系统是稳定的包含有两层含义：该系统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构成系统的主要单元的数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政治系统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多元系统持续存在长达三世纪，因为一旦有某一强国衰落而退出，就会有其他国家通过自身实力的相对增长而跻身强国之列。只有两个参与者也同样可以形成均势。主要行为体的数量增加时灵活性也会增加，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大。权力政治的竞逐如果十分激烈，将迫使竞争者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尽管建立和维持集团的事务是如此繁杂，以至于只有在竞争激烈到足以引发战争的程度时才会促成集团的形成。在两极世界中，不确定性减少了，计算也易于进行。多元系统的大国政治中，谁是谁的威胁，以及谁会来应付威胁和问题，都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而在两级系统的大国政治中，对于谁是谁的威胁这一问题则是毋庸置疑的。随着集团的缩小，集团成员在考虑与谁交往时面临的选择也随之减少，这部分是由于消除了“进行选择”这一难题，最小的集团易于对自身的事务进行管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危险的分散，以及反应的混乱，这就是多元世界中大国政治的特征。双方都依靠自力更生，对危险也有清晰地认识，并且对于谁将面对这些问题也很明确，这是两极世界中大国政治的特征。

两极世界里关系的简单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压力，使两大强国在军事上变得保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比只拥有常规武器的国家更希望避免发生战争。核武器不会改变国家实力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无法使国家权力实现平等。核能力只是强化了即使没有这种能力也将存在的态势。大国之所以强大不只是它们拥有核武器，而且还在于它们拥有巨大的资源，从而能够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上形成并维持各种权力，无论是军事权力还是其他方面的权力。

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无力。在权力表现得最充分，最完全的地方，武力的使用就越少见。权力用来维持秩序，武力的使用则标志着崩溃的可能。一个社会的秩序越良好，政府越能干，越受人民尊重，警察需要武力的可能性就越小。根据国家所处的环境，军事力量在能够吓阻别国对本国发动攻击的情况下最有用，即根本不必投入战斗。

第九章“国际事务管理”评析了权力的内容和国际事务的管理。华尔兹在本章开篇论证了权力的四个作用：当别国使用武力时，权力可以用来维持本国的独立自主。享有更大权力的国家可以拥有更为广阔的行动余地，同时使行为结果难以确定。与弱国相比，强国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并对于进行何种博弈游戏以及如何进行更具有发言权。④巨大的权力使其拥有者在系统中具有重大利益，并赋予其为实现其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与人人相关的事无人关心”集团越大，就越不会促进共同利益，相反，集团越小，其成员的利益越不平等，其中的某些成员---较大的个体---就越有可能会为集团的利益而非仅仅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行为体的相对规模越大，就越可能将自己的利益与系统的利益视为一体。

强国的数量越少，少数几个最强大的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实力差距越大。前者越可能为整个系统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并参与管理或干涉较少国家的事务。当大国数量减少到两个时，大国试图管理整个系统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有许多强国，它们中的某些国家将只关注区域性事务，而非全球性事务。美国和苏联，它们在系统中超凡的地位使它们担负起其他国家不想也无力承担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系统的转换与维持、和平的维持、对共同的经济及其他问题的管理。华尔兹的理论所解释的问题并非是如何对世界上的大国进行管理，而是关于大国对国际事务进行建设性的管理的可能性是如何随着系统的变化而变化的。

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大量运用联想的方法来阐述他自己的观点。例：市场理论制订后，公司如何行事是各异的，它不必包含公司理论。→(来说明)国际政治理论并不必然包含或需要一种外交政策理论。物理学中的力场内外互动影响场内物体，反之亦然。→(来说明)系统与单元的关系。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再到牛顿，外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胆。→(来说明)我们越来越接近理论。联想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知识，我们在平时的学习中可以经常运用。

最后，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记录和分析，我收获颇丰，认识到这本书的知识涵盖面广泛，涉及领域众多，是学习国际政治的首选，相信对今后的学习帮助会很多。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著作导读》读书报告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总结历史经验，既继承了我们党70多年的优良传统，又吸收近年来相关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新知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本书分别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和江泽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追求共产主义的言论、思想、讲话、报告进行导读、展开、深入。现在我有选择性地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恩格斯的《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大学生代表大会》)以及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展开阐述。

在《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从根本上分析批判了费尔巴哈及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一切唯物主义划清界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初步形成的标志。在我看来，篇幅不长的《提纲》却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严密的逻辑联系。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开始把实践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批判了就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同时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标志。由此看来，可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进性，决定了时代赋予给它的历史使命便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用实践改造世界。作为当代大学生，应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掌握专业理论知识，还应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抓住任何锻炼自我的机会，努力投身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当中去。

恩格斯在《大学生代表大会》中，鼓励大学生努力使自己成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相信也是当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也就是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自己扎实的知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各种专家和专门人才。在此不得不提出，在当代大学生中，争先当优的思潮的确存在。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大众，当然包括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的根深蒂固，造就了一批批大学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然而，他们的思想有由始至终地纯洁吗?恩格斯认为，大学生应当向工人学习，同工人结合。这是恩格斯晚年在指导青年运动，培养革命青年的实践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我看来，他们掌握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思想敏锐，具有开拓创新进取的精神，要培养大学生作为革命的主力军是势在必然的。同时，他们生存在一个虚拟的社会里，年少轻狂，缺少锻炼，在培养过程中与工人的结合也是不可或缺的。大学生与工人相结合，工人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纪律性和团结精神，可弥补大学生容易脱离实际，主观片面，缺乏革命坚定性的弱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学生更应该与工人结合，摒弃矫揉造作、骄傲自大，加强自身集体主义和团结精神。

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列宁反复指出：“学习共产主义，绝不仅仅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领会一些共产主义口号，而是应当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青年团应当把培养善于将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的历史任务。”随着时代变迁，则需要开拓，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的信息高速公路充满机遇，同时也充满威胁，这就要求共青团同时要教育广大青年必须在运用信息知识的时候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吸收，用创新的态度加以运用。但是，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的我们，缺乏对著作书本的学习，更别说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且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诱惑，容易助长自身的享乐主义思想，甚至完全与革命时期的革命家所倡导的勤劳奋斗精神背道而弛。责任应落在谁身上?

总结前人的经典理论与经验，结合现代国际形势和国内实际，我们应不断探索更加适合、更加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实践观和与时俱进的思想一直贯穿这整个探索的过程并且不断发挥着它积极的作用。特别是青少年教育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后继有人的重大问题。作为大学生的我，肩

负着着重大的责任。我会把我的责任感与求知欲、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新时代需要的人才，贡献于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建设的每一个所及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