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型贿赂相关问题分析

2022-09-10

吏不廉平, 则治道衰。贿赂犯罪历来是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近些年来市场经济的深入持续发展, 一方面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但另一方面也为贿赂犯罪开辟了一条新途径。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简称《意见》) 明确了常见的新型贿赂犯罪, 然而《意见》仅仅是一种惩治贿赂犯罪的技术性的规范, 对实践中多发的新型受贿案件中观点较为统一的受贿类型进行了规定, 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盲点和空白之处。本文主要针对交易型贿赂犯罪问题, 结合司法实践、《意见》对交易型贿赂犯罪的相关争议问题加以研究。

一、交易型贿赂的主要类型

在司法实践中,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主动提出或者应允以低价购买、高价卖出等方式, 与请托人进行房屋、汽车等商品交易, 从中赚取请托人财物, 且数额较大, 这类行为就属于交易型贿赂。交易型贿赂主要有三种行为方式, 分别为“低价购进型”、“高价卖出型”及其他。

“低价购进型”是指行为不直接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方式, 而是向请托人低价购买房屋、汽车等。在司法实践中, 低价购进型贿赂方式主要包括低价购买汽车、低价购买房屋两种类型, 购买的汽车、房屋的最终用途并不会影响对该行为的定性。

“高价卖出型”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高价出售房屋、汽车等。这一类型主要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高价出售房屋, 赚取差价;另一种为高价出售汽车, 赚取差价。

第三种类型为《意见》中的兜底条款, 即其他类型。比较常见的国家工作人员先低价购买再高价出售从而赚取差价, 即前两种类型的结合。此外, 以物易物也是交易型贿赂的一种典型方式, 主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直接进行物品上的交换, 但两种物品之间存在较大的价格差异。对这种行为性质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笔者认为, 对该种行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能将其笼统规定为贿赂犯罪, 也不能将其排斥在贿赂犯罪门槛之外。

二、交易型贿赂的本质分析

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历来是法学理论界争论的热点, 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如单一客体说和复杂客体说。笔者认为交易型受贿的犯罪客体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 或者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 (1) 交易型受贿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低买高卖”, 在这种类型的受贿案件中往往存在着两种交易形式:一种为市场交易行为, 即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低价购买房屋、汽车或高价出卖房屋汽车,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工作人员即可能是卖方也可能是买方;另一种为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出售其手中拥有的国家赋予的公权力, 此时国家工作人员角色固定, 永远为卖方。而这种交易形正是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侵犯, 完全符合受贿罪的客体。

刑法明确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交易型受贿的主体也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如何界定, 刑法第93条对此进行了明确划分。此外, 交易型受贿与传统受贿在犯罪主体方面存在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其往往具有家庭性, 而这是由交易型受贿的对象所决定的。交易型受贿的对象往往是“房屋、汽车”等物品, 这些物品往往具有家庭共有性, 这时有必要考察其家庭成员是否参与到该种犯罪中来, 如果参与进来是否能以“受贿罪”对其定罪处罚。要考察家庭成员是否参与到该种犯罪中来, 其关键之处在于其主观方面, 即参与的家庭成员是否知道这种不正常的交易行为背后存在权钱交易, 一旦有证据证明其明知则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

交易型受贿与传统受贿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客观方面表现形式不同, 传统的受贿罪客观要件主要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收取或索取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交易型受贿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在利用职务之便, 高价售出或低价买进汽车、房屋等物品, 与请托人进行交易, 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在上文论述中, 笔者已经提到交易型受贿具有双重交易属性, 而权钱交易是其本质属性。交易型受贿的交易行为与传统受贿权钱交易行为相比,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 交易的有形物价值往往是不对等的, 因为在有形物交易行为的背后还存在受贿人手中的公权力与行贿人钱物的交易;其次, 这里的交易行为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 实质上的违法性, 形式上的法是指《物权法》等民法规范, 而实质的违法指刑法规范;最后, 该行为的交易对象不等于贿赂对象, 国家工作人员支付的价款与正常市场价格的差价为贿赂对象。对交易行为有所了解后, 我们还应该对交易的对象———房屋、汽车等物品进行一定的界定。通过对房屋、汽车的分析, 笔者认为交易型受贿的交易对象不仅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 还应该具有可流通性。相当的经济价值包括两种情形, 一是该物品本身的价值就很昂贵, 如珠宝、文物等, 另一种是本身价值较小但属于大宗交易, 如对大量电脑产品的买卖, 这种交易行为在司法实践往往会被忽略。可流通性是指该种物品不被国家限制流通或禁止流动, 如馆藏文物就属于《文物保护法》的规定范围, 不能自由流通, 也就不属于交易型贿赂的交易对象。另外, 股份是否属于交易型贿赂的交易对象, 对于此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 完全可以将股份涵盖其中。因为股份具有相当经济价值, 可以自由流通, 符合上述提到的两个条件。而且股份与“收受干股型贿赂”中的干股并不同,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 而股份仅仅是指对公司的部分拥有权, 国家工作人员对股份的获得或抛出是在支付或者获得一定数量的对价后完成的, 而非完全没有出资。

从主观方面来看, 交易型受贿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 即受贿人明知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差距, 且这种交易行为的背后存在权钱交易的本质。但是如何认定行为人对这一差距明知, 必须对“明显高于”或“明显低于”有明确的理解。对于该问题的理解, 实务中各地情况不易, 有以低至市场价格2.5折购买房屋被认定为受贿的, 也有以低至市场价8折被认定为受贿的。 (2) 而理论界对该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笔者认为判定是否属于“明显高于”或“明显低于”, 要考虑相对比例和绝对数额两个数值, 在认定一起交易行为数额偏离市场价格绝对数额较大的基础上, 还应该规定一个相对的比例。单纯满足数额较大标准却达不到一定比例的, 或者是达到一定比例却不满足数额较大标准的, 均不能作为受贿罪处理。 (3) 关于绝对数额的确定, 交易型受贿必须满足受贿罪的入罪标准5000元, 但是由于房屋、汽车等物品的特殊性, 即使仅仅降低几个百分点, 涉及数额往往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还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同时结合相对比例。关于比例的确定, 也不可能在全国规定一个统一的比例, 因为房屋、汽车等物品价值较大且相差悬殊, 如果按照相同的比例确定, 往往会出现一宗绝对数额较大而相对比例无法达到的情况, 从未造成司法混乱。因此必须给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间, 使其能够根据当地当时以及案件具体情况分析认定。

三、交易型贿赂疑难关键问题分析

(一) 交易型贿赂犯罪数额认定

1.认定数额的基准———市场价

众所周知, 贿赂犯罪属于数额犯罪, 因此数额对于交易型贿赂犯罪的认定来说至关重要。但在现实市场经济环境下, 房屋等的价格表现形式并不只有一种, 除了成本价之外, 还有市场价、实际销售价格以及评估价格, 那么应该以何种价格作为认定贿赂犯罪数额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在《意见》起草过程中, 专家对此莫衷一是, 存在成本价、评估价以及市场价三种意见。本人认为, 《意见》将新型贿赂犯罪数额认定的基准价确定为“市场价”更为合理。但是市场价如何认定, 却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考虑。

在新商品交易市场, 市场价的认定不能仅仅依赖经销商所所设定的市场价, 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对于房屋等大宗产品总是存在着种种折扣, 即商品的实际销售价格与经销商所设定的价格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差价, 如果将市场价定位于经销商设定的价格, 其明显会扩大刑法的打击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折扣价格的认定并非轻而易举, 因为销售商总会针对不同的时期、根据经办人员层级的不同设定不同的优惠折扣。因此, 在新商品交易市场认定市场价格时, 应该以商品的最低优惠价格作为基准。那么最低优惠价格应该如何认定, “要查实交易时销售方内部明文规定了最低优惠价格, 或者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经办人员口头陈述了最低优惠价格, 并能查实同期、同质、同地段新商品的最低优惠价格” (4) 。在司法实践中, 销售人员超越公司的最低优惠价格区间, 为了谋取利益, 通过向上级请示而给国家工作人员更低折扣的, 应该认定为受贿。

在二手商品交易市场中, 请托人低价出售自己买进的房屋或高价购买国家工作人员的房屋等, 其受贿价格如何认定。《意见》规定: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的市场价格为准认定受贿数额。但是在二手商品买卖中, 受贿数额的认定并非易事。有人认为应当以请托人购进房屋时的市场价格作为认定基准, 也有人认定应当以行贿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作为认定基准, 本文认为, 应当以贿赂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认定, 因为房屋、汽车等商品的价格变化较大, 以请托人购进房屋时的市场价作为认定基准, 过于机械, 不能更好地反映受贿人实际获得的利益。

2.认定数额的时间———交易时

《意见》对交易型贿赂中确定贿赂的时间点规定为“交易时”, 但是什么才算“交易时”, 该《意见》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有的观点认为, 应当以行为人实际取得该物品的时间作为交易时,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应该以所有权的转移时间为交易时间点。

笔者认为, 以上观点欠缺考虑均不妥当。第一种观点并不全面, 因为房屋作为不动产与汽车作为动产, 其取得所有权的方式并不相同, 因此认定交易时间必须考虑到动产与不动产在取得所有权方面的差异。而第二种观点貌似合理, 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缺乏操作可能性。在司法实践中, 房屋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以登记为要件, 但是有些行贿人或国家工作人员, 为了规避法律, 往往会不办理或者延迟办理房屋登记手续, 此时认定行贿人或受贿人的犯罪事实就存在难题, 同时房屋登记手续的办理需要一定的期限, 房屋等商品的价值波动性较大, 因此对数额的认定也会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 对于动产与不动产应该按照其自身特点来确定交易时间, 在我国动产和不动产的交付具有不同的规定, 根据《物权法》,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 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对于汽车等动产, 市场价的认定时间为交付时, 贿赂犯罪的数额认定为交付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另外,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因此对于房屋等不动产, 以房屋交付时或房屋变更登记作为交易时间均存在不合理之处。房屋交付往往是在鉴定合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交付, 在这段时间内, 房屋的价格变动较大, 同时, 在司法实践中, 为了规避法律, 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在接受请托人的房屋后, 不会进行房屋的变更登记。因此应该以交易双方达成协议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作为交易时间。

(二) 对“优惠购物”的司法认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行业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 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愈发理性, 这些促使很多厂商采用各种途径吸引顾客, 其中优惠让利就是典型的一种招揽顾客的方式。《意见》对此这种优惠购物的行为进行界定, 认为它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现象, 不属于受贿。该规定明确界分了交易型受贿罪与非罪的界限。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理性的消费者, 希冀以优惠的价格获得商品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 很多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会将不法行为进行包装, 以优惠购物的方式进行, 进一步加大了司法认定的难度。因此, 在实践中, 必须明确市场交易中的正常优惠与交易型贿赂的界限。

《意见》对优惠价格的承认具有其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 加大了司法机关工作的难度, 因为司法机关对于市场中出现的交易价格偏离的情况不能一网打尽, 而必须严格确定该种偏离是否在“正常优惠”价格之内。笔者认为, 要正确认识优惠价格, 必须紧紧抓住优惠价格的三个特征:第一, 优惠价格必须是事先设定的, “这里的优惠价格必须是由经营者实现设定的, 消费者所能获得折扣幅度也是事先设定的, 而不能由经营者接触交易对方之后根据对方的身份的不同而临时决定给予优惠”。 (5) 而交易型贿赂中交易双方的价格是随机确定的, 即是在双方接触后才根据一方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予以其“优惠”的;第二, 优惠价格的确定是基于一定的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交易双方均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卖方之所以会以优惠价格售出其货物, 其中必有原因, 或者是处理积压商品, 或者是为了缩短资金回流期限, 抑或是在法定节假日等进行的促销活动。但无论哪种原因, 这种优惠必然是符合价值规律的。而在交易型贿赂中, 请托方之所以会给国家工作人员优惠价格, 并非基于以上符合价值规律的各种条件, 而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背后的公权力, 这种行为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律, 其实质为贿赂犯罪行为。第三, 优惠价格针对的消费者必须是不特定的, “交易型受贿犯罪中出现的交易价格固然明显偏离市场价格, 但优惠购物中的优惠价格也有可能明显偏离同类商品的市场一般价格。 (6) 在司法实践中, 认定某种优惠购物行为是否是犯罪, 必须考察该种优惠购物针对的消费者是否是不特定的群体, 该行为是否明显偏离市场规律。也就是说优惠购物是面向社会大众的, 任何人只要愿意支付相应的对价均可以与卖方进行自由交易。在实践中,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优惠价格”三个特征, 正确区分交易型贿赂与优惠购物。

在司法实践中, 还存在这样一种行为, 虽然此处的“优惠”是卖方事先设定的, 但是却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只有特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才被纳入该种优惠的交易对象之内。该种行为仍应被包涵在贿赂犯罪的体系之中, 虽然该优惠是事先设定的, 但其针对的对象为特定主体, 优惠价格的背后隐藏权钱交易的实质, 符合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此外, 若某种优惠价格针对某些主管部门或职能部门, 采取集体售房的形式, 该种行为仍然属于贿赂犯罪, 可能是单位贿赂犯罪中的一种, 首先这种优惠价格的设定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 即主管机关或职能部门;其次, 请托方之所以会给予优惠, 是因为绝大部门主管机关在该项目上的整体的权力, 并且这种优惠条件是有整个主管机关及其内部成员共同享受的, 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

当前我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强, 刑事法网不断严密, 但是贿赂犯罪却呈高发态势。这是因为贿赂犯罪的产生具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根源。因此不能仅仅依靠刑法作为控制贿赂犯罪的手段, 毕竟刑法是社会保障的最后关口。我们应该在完善刑法相关问题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与之配套的廉政建设, 如完善财产申报制度, 完善和建立腐败举报机制, 加强公职人员的思想教育等等。通过采用各种手段, 多管齐下, 整合全社会力量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 建立廉洁政府。

摘要：交易型贿赂作为一种新型的贿赂犯罪, 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种种难题。本文以交易型贿赂犯罪为视角, 探讨我国司法界对该种行为的认识历程, 分析交易型贿赂的三种类型及其本质, 并对交易型贿赂犯罪的一些关键问题, 如贿赂价格以及优惠购物进行界定。

关键词：交易型贿赂,数额,司法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