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直接投资分析论文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对外经贸学院2020年度省级大创“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编号：S202010841005）;2020年度辽宁省教育厅“一带一路”背景下辽宁构建双向直接投资联动新格局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日益扩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地区经济直接投资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地区经济直接投资分析论文 篇1：

新常态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摘 要：面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呈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新形势下推动中国经济稳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因而在新常态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问题更是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本文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受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导向、技术创新投入、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结合现状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新常态;区位选择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在国内外复杂局势下呈现良好健康的发展态势。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3年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1078.4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但是仍然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把“一带一路”的建设作为重点任务，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和开放合作，以形成海陆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将有更多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以进一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在逆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的今天，某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等，使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受影响呈现下滑的趋势，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对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产生了阻力。因此，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对于指导我国企业稳定、健康、有序地进行对外投资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自中国政府于2003年公布的权威年度数据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17年首次经历负增长，但仍位居历史第二（仅次于2016年），是2002年的58.6倍。欧洲和非洲的投资增长迅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加了30%。从我国吸收国际资本来本国投资与输出本国资本到境外投资的能力与水平的反映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三年超过吸引外资的流量。到2017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达18090.4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但仍落后于美国。2003年-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情况见表1。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特征

目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呈现出以下特点：

（1）投资区域中心转移至欧亚

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海外企业覆盖率超过80%，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地区海外企业覆盖率高，从表2中可以看出，亚欧美为主要投资区分别达到97.9%、87.8%和86.7%，大洋洲地区同期的覆盖率则只有50%。投资区域中心从北美转至欧亚，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企业）的区域分布来看，56.3%的中国海外企业集中分布在亚洲地区，在中国香港地区设立的海外企业超过12000家，占中国境外企业总数的30%，是中国最活跃和最大的海外企业投资领域。此外，中国企业更偏向于在更近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在进行海外投资的初始阶段，对距离相对较近的国家很熟悉，对远距离地区的认知不足。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和节省运输成本，投资地点通常是选择距离较近的地区，对我国来说，亚洲地区是首选的地区，然后再转而考虑投资其他地区。

（2）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加

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三成（31.5%），这一成果主要获益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与产能合作的平稳有序推进以及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机遇和意愿的增多增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比重预计将会稳速提升。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流向非洲的投资同比增长70.8%，与此同时流向欧洲的投资同比增长了72.7%，这表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存在的问题

（1）对各洲投资分布较不均衡

通过对近十几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现状的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图1显示了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流向亚洲的金额最高，远远超过其他五大洲。投资区位过于集中，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企业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资比重较不平衡

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比例较大，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比例较小。据统计，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及地区，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主要是邻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存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或多或少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成为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比重较低，但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資战略研究报告》，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步入较理性的调整阶段，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重的空间布局正在逐步发展形成。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1.母国宏观因素

（1）母国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影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以及充足的资金，从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投资经验，在经济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逐渐开始对外投资。

（2）政府政策导向

投资国政府提出的对外投资政策对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自“一带一路”倡议出台以来，我国部分企业受相关政策的影响，对沿线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同时，政府为支持、鼓励对外投资，会颁布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国企业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法律保护。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次下降，政策监督和增持引导企业更加理性地“走出去”。

2.对外投资企业因素

（1）技术创新投入

企业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越多，与国际顶级技术的差距就越小，外国投资的回报越大，那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

（2）地理距离

一般而言，企业与东道国地理距离越近，那么企业进行投资的成本就越低。例如，东亚及其周边地区，与我国相距较近，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且人口基数较大，进而市场需求大，有大量华侨和相似的生活习惯，“心理差”的縮小，使得中国的企业更容易进入该地区的市场并提供一系列产品及相关服务。兰潇骁（2016）做了有关心理距离的研究，她通过实证分析测算中国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心理距离，并且把心理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联系起来，结果表明，心理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有影响，如果两国之间心理距离很大，那两国之间的投资行为就会很少。

3.东道国因素

（1）东道国市场规模

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多为市场寻求型，一些企业基于国内市场的各种原因，纷纷转向国外开拓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市场。根据经济学原理，当一个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实现规模经济。目标国市场规模越大，越利于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投资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

（2）政治因素

东道国的民主程度与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治制度，尤其是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与不同东道国的政治关系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的决策，更好的政治关系将带来更多的投资流动。如果政治关系良好，中国投资者可享受东道国政府的优惠待遇，进而为公司入境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来应对其他的潜在竞争对手。相反，如果投资于政治、安全关系相对紧张的国家，那么该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障碍。总而言之，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国际投资，往往会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3）税收制度

赵晓（2018）在研究东道国税收制度对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影响时，得出结论：在东道国具有相似的政治经济等投资环境时，税收政策将会成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国情各有差异，国家税收环境也因此各不相同。因此，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过程中，对东道国税收环境的考虑是有必要的。

（4）资源丰富程度

鉴于我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地提高，部分企业开始在周边欠发达地区寻找替代。李刚（2015）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投资国的区位选择具有反向调节作用。可以看出，东道国劳动力的丰富程度对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与企业对该国家或地区投资的概率成反比。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及对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研究及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并不完全成熟。针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总体战略

（1）继续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在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的影响下，中国应继续增加对邻国的直接投资，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找好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的平衡点，通过对其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以及该国家拥有的相对优势资源禀赋的充分利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平稳发展。

（2）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对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适当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得以减缓。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及先进的技术。

2.国家层面

（1）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要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离不开我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从国际上看，经贸摩擦和竞争中性等已成为发达国家限制中国企业发展的新手段。美元汇率走势、新兴市场的风险状况等一系列现象，使得中国企业对外直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严峻性显著增加。面对严峻的对外投资环境的变化，中国应该在《关于引导对外投融资基金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指导下，“坚持市场的导向”，不断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

（2）完善对外监管体系

企业的跨境投融资仍需不断地完善对外投融资的监督管理体系，不断优化对外投融资管理服务。就国家层面而言，我国应保持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高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与支持，进而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打造一个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国家应针对企业面临的种种风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抗风险政策。建立健全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及预警救助管理机制，为海外投资企业正确应对风险指明方向，一定程度上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信心和能力，尽可能多地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保驾护航。

3.企业层面

（1）增加企业技术研发投入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两院院士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指出：“推动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企业应加强科技研发创新能力，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时，企业自身也要有充足的技术吸收的能力，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自身技术进步，推动企业成长。

（2）了解东道国制度文化

由于政治、宗教、税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较大， 企业应当充分地了解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尤其是市场和政治制度环境。应当尽可能地选择制度环境较优的东道国进行资本投资，一定程度上规避因制度环境风险而带来的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美化企业形象，降低社会风险

企业应增强社会责任感，主动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切实的实际行动给东道国民众留下中国企业负责任的形象，降低海外投资的风险，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址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

四、结语

在逆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的今天，某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右翼势力的张狂等，使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受影响呈现下滑的趋势。我国在政府政策的正确引导下，以建设“一带一路”为重中之重，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不动摇，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呈现出良好健康更趋理性的发展态势。放眼未来，我国不仅应综合多方面综合考虑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还应给我国企业树立新形象、打造优秀的中国品牌，进一步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稳速健康发展，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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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闫付美（1982- ），女，汉族，山东济南人，讲师，博士，作者单位：山东管理学院“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创新研究所，研究方向：國际直接投资;温雅然（1993- ），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山东管理学院经贸学院学生

作者：闫付美 温雅然

地区经济直接投资分析论文 篇2：

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对外经贸学院2020年度省级大创“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编号：S202010841005）;2020年度辽宁省教育厅“一带一路”背景下辽宁构建双向直接投资联动新格局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也日益扩大。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首要战略根据地，近年来辽宁省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同样也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并且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能的增加一方面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同时也为辽宁省整体经济布局带来了全新的生命力。但是当前辽宁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将从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出发，逐一讨论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吸资主体及方式、投资来源地、利用外资结构及利用外资地区分布四个维度现存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为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几点合理化建议。拟通过本文的研究全方位探寻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困境、同时也为辽宁省日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些许建议与参考。

关键词：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对策

一、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1.外资总体规模

自辽宁省于1982年吸引了改革开放后第一笔外商直接投资后，辽宁省近4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稳步向前。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辽宁省依托于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契机，更是进一步扩大了本省的引资规模。据辽宁省商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三年时间里，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从274.97亿美元增长至342.6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增长24.6%之多。从近三年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每年的增长幅度来看，其增长幅度保持着平稳增长趋势，即使是2018年至2019年国际经贸波动不断的大背景下，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总体规模也实现了13.7%的增长。整体来看，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一片向好，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稳定增长不仅为辽宁省区域经济提供了贡献，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东北地区发展缓慢的外商经济。

2.外资地区分布

当前辽宁省对外直接投资地区主要分布在大连和沈阳两地，其中大连市作为东北首个沿海经济地区，大连突出的区位优势近年来吸引了众多日韩企业投资，另外沈阳市作为辽宁省经济发展中心、其借助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相关政策扶持也同样吸引了诸多外资，据辽宁省商务厅公布的数据来看，大连市和沈阳市对外直接投资引进规模占全省外资引进的70%以上。除大连和沈阳两地以外，丹东、盘锦、鞍山、铁岭以及营口也开始逐渐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但由于以上辽宁省内陆地区三四线城市的基础经济发展情况，其能够引入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极为有限，三四线城市引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足全省外资引进的30%。从悬殊的占比差距来看，辽宁省外资地区分布过于集中、资金集群效应明显，这一情况将不利于辽宁省总体经济的平衡发展、同时也将加大大连、沈阳等一类地区与二类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3.外资来源地区

整体来看，辽宁省近年来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区倾向性较大，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日韩地区。据辽宁省商务厅公布的数据来看，2019年全年辽宁省吸引港澳台地区直接投资共计183.25亿美元、占全省外资引进的53.5%、是辽宁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大来源地，另外由于以大连为代表的城市的区位优势，日韩两国也是辽宁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又一大主体，2019年辽宁省吸引日本直接投资占全省外资引进的19.6%、吸引韩国直接投资占全省外资引进的20.7%，而技术较为发达的欧美国家地区以及东盟等新兴国际市场对辽宁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则相对较少。整体来看，辽宁省外资来源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地区，欧美等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较少。

4.外资产业分布

整体来看，辽宁省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制造业为首的第二产业，其次以批发零售、租赁及商务服务、高新技术产业等第三产业则成为辽宁省利用直接对外投资的第二大产业。据辽宁省商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辽宁省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在第二产业的金额共计194.34亿美元、占全省外资引进的56.7%，利用在第三产业的金融共计104.85亿美元、占全省引进外资的30.6%，第二第三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和占比超过80%，总体来看，第二、第三产业已成为辽宁省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从整体的外资产业分布情况来看，辽宁省在能源、交通、农业等基础设施行业的投资情况较少，辽宁省当前不均衡的外资产业分布不仅将会导致辽宁省各产业发展良莠不齐、同时长此以往下去还将会催生后续辽宁省在农业、交通、能源等方向上的发展缓慢。

二、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吸资主体及方式单一

总体来看，当前辽宁省外资引进企业主要集中在国企及少数集体经济企业，能够引进外资的民营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据IDC对辽宁省利用外商投资主体类型的调查情况来看，截止至2019年年底，辽宁省仅有3%左右的民营企业曾经涉猎或是引进过外商直接投资，如此悬殊的数据差距一方面反映出辽宁省对于利用外商投资主体单一情况，另一方面也同样说明了辽宁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政策导向问题。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战略地区，外商直接投資主体的多样化将会助力更多的本土经济体迅猛发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引资困境后，民营企业在科技、产品领域的巨大创新同样也会作用于辽宁省整体经济发展。由此看来，如何将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引入到除国企、集体经济企业以外的民营企业中已经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上辽宁省也存在较大的问题，目前辽宁省绝大多数吸收外资的方式为外商直接投资，而相对于便捷、风险性较小的股权引资、企业并购等方式则并未被广泛应用。

2.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单一

从前文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的数据上来看，当前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主要集中在以港澳台和日韩为主的亚洲地区，亚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80%之多。相对于欧美国家地区而言，亚洲地区外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方面较为薄弱，能够作用于辽宁省本土企业的技术支持程度也相对有限。因此单一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一方面将会加速辽宁省本土企业结构的失衡，另一方面也将会严重制约辽宁省本土企业的技术发展与产品创新。

3.利用外资的结构不合理

正如前文所述，辽宁省当前利用外资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其中装备制造业作为辽宁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根基，其同样也吸收了诸多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装备制造业吸资比重近全省外商引资的五成以上，而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占比则相对较少。诚然，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先导地区，装备制造业成为吸资行业的首位不足为奇，但是从近几年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占比和增长幅度来看，第二产业吸资比重与一三产业吸资比重的差距正在越来越大。以农林牧渔为主的第一产业作为国家发展的根基产业，第一产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同样是一个城市的经济根本，但近年来由于辽宁省农产品出口比重下滑，农林牧渔产业国际竞争力也相对落后，因此第一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也正在下跌。另外辽宁省商业服务、高新技术等高附加值产业相较于制造业的发展也同样薄弱，再加之辽宁省本土人才资源的严重流失，高附加值产业一时间很难形成规模。总体来看，如何将辽宁省利用外资结构从单一的装备制造业转向第一、第三产业成为了辽宁省近阶段的首要问题。

4.地区分布很不平衡

通常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引用效能将会与该地区发展有着极大的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后又将会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投资。这一现象上海、深圳等诸多一线地区都有体现，越发达的地区投资越多、发展越好，而一些三四线城市在没有政策扶持的前提下则大概率会陷入死循环。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正如前文所述，当前辽宁省大连市及沈阳市利用外资占比较大，总体份额占全省外资引进的70%以上，而鞍山、铁岭、营口、朝阳等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所能够吸进的外资则极为有限，进而形成了大连、沈阳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困境。这一情况的累积使得辽宁省各市经济资源、人才资源及技术资源的供需失衡，进而演进逐渐演进为三四线城市整体发展的长期困境。

三、辽宁省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1.加大引资力度，多元化引资主体

面对当前辽宁省吸资主体及方式单一的困境，辽宁省需要从政策支持角度出发来逐渐转变引资主体及方式，对此辽宁省可以出台一系列推动民营企业招商引资的扶持政策，例如可以给部分符合条件的已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一些税收优惠，在缓解民营企业资金流动压力的同时为民营企业发展带去全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同时也可以从外商投资主体出发，放宽前来当地进行投资的外商主体的门槛限制，并且通过简化手续、优惠税收等手段引导其进行BOT、企业并购等新兴方式的外商直接投资。总而言之，吸资主体及方式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政府维度的帮扶，尤其是在国际局势波动不断的当下，政府方面有力的政策及金融支持将成为辽宁省加大引资力度、多元化发展引资主体的重要途径。

2.优化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

从前文的数据中不难发现，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大多集中在亚洲地区，欧美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则相对有限。究其原因，辽宁省当地的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较差，无论从信息流通效率及服务环境，还是从相关制度建设来看，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的发展都差强人意，诸多维度的限制导致欧美地区的先进投资主体不愿到辽宁省发展。对此，辽宁省首先需要建立完备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全面推进政商关系透明化、规范化，其次辽宁省还需逐步净化本地的服务环境，完成相关行业许可及各行业服务标准化内容的落地执行，进而才能有效促进外商投资服务环境的规范发展。最后辽宁省还需要建立有效的投诉机制，避免出现政策法规朝向本土企业一头倾斜的情况，各环节透明化发展才能提升外商投资主体對辽宁省进行投资的意愿度，并最终达成优化外商投资软环境、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根本目的。

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总体来看，辽宁省利用外资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竞争力不强。对此，辽宁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优化。首先，辽宁省需要大力推动本土第一、第三产业龙头企业的建设，树立国际化知名品牌、逐渐提升本土第一、第三产业企业知名度与影响力。其次，辽宁省还需提升对高新技术的创新、引进及相关人才的培养，通过加大高新技术人才扶持、加快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等方式加快辽宁省第三产业的发展，平衡第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利用外资比重的悬殊差距，进而促进辽宁省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4.引导外资在地域间合理分布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大连及沈阳地区利用外资比重较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两地较为领先的人均收入及FDI存量，而另一部分则来源于两地便捷的交通运输设施。对此，辽宁省首先需要加大辽西北地区交通运输等相关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提高运输能力、交通便捷程度的方式促进外商前来投资发展。其次辽宁省还需要从政府维度鼓励辽西北地区特色产业项目的发展，例如朝阳枣业、鞍钢、营口水产品等产业项目均能够作为地区特色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体来看，各市产业项目的均衡发展是弱化利用外商投资地区不均衡现象的首要途径，只有加快利用外商薄弱城市的自身建设及特色产业项目，才能够逐渐引导辽宁省外资在地域间的合理分布与协同发展。

四、结论

随着辽宁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能愈发受到关注。本文以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地区、来源地及产业分布现状为研究原点，发现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吸资主体及方式单一、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单一、利用外资的结构不合理以及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四方面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合理化对策建议：加大引资力度、多元化引资主体;优化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引导外资在地域间合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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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尤晨阳（1998.01- ），男，内蒙古通辽市人，本科生，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在校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花（1983.02- ），女，吉林延吉人，经济学博士，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副教授，研究方向：中韩贸易、区域经济

作者：尤晨阳 金花

地区经济直接投资分析论文 篇3：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人均ＧＤＰ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净出口拉动当地人均ＧＤ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省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对外投资的主体是颇具市场活力的民营经济，而较少地受到政策性支持层面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出口。这个结论在ＯＬＳ、2ＳＬＳ和ＳＥＭ三种计量模型中均得到了支持。因此，在市场化进程加快的地区，企业自发地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体经济水平提升会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互补关系；出口市场预期

一、引言

随着比较优势的充分实现，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广东省是这个制造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颇具市场活力的民营企业开始了国际化经营的进程。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外投资的快速上升。广东省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领先地位。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的经济整体水平影响如何，这方面仍缺乏较为正式的实证研究。

理论上，对外投资对于母国整体经济水平的影响莫衷一是。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一个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却出现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这对于整体经济水平有何影响？如果对外投资是企业自发的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则意味着这种与静态国际贸易理论不一致的现象需要有效的经济学解释。一方面，一个地区的企业自发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更有效率地调动生产资源和带动本国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进而改善本国整体福利水平和经济实力（Ｍａｒｋｕｓｅｎ，2002；Ｊ．Ｐｅｔｅｒ Ｎｅａｒｙ， 2007）。但前提是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并且母国的企业要在世界市场上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而广东省的企业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有限，因此难以满足上述条件。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降低母国的整体经济水平。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投资于海外，可能会降低母国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Ｅ． Ｈｅｌｐｍａｎ等，2004）。此外，可能存在降低母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其他两个机制：其一，在海外设厂可能会对投资输出地区相关行业的产品出口形成冲击，进而降低出口对本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其二，对外投资可能会降低母国相关出口行业的就业水平，进而影响整体经济水平。

对应于广东省，上述理论争论的焦点是，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利于该省的经济总体水平？由于广东省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因此分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地区的出口之间的关系（具有替代性质或是互补性质）。本文拟通过建立实证模型来考察该省对外投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地区人均ＧＤＰ水平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相关文献评述

针对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该省整体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目前仍缺乏较为正式的实证研究。近期与本文命题相关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从国家层面分析我国对外投资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其中，刘志伟等（2006）以1983—2004年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借方项目作为对外直接投资量，对国际收支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对外投资对经常项目影响不大。张广剑等（2006）以1982—2004年数据，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简单回归，得到二者间有互动的促进关系的结论。此外，李杏等（2006）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投资的跨国数据作简单的对数回归，得出对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因此给出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第二个方面是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其中，刘凯敏、朱钟棣（2007）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之一。张新乐等（2007）的研究表明，出口与本币汇率是决定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但该研究忽略了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须强调的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大型企业（Ａｇａｔａ Ａｎｔｋｉｅｗｉｃｚ和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ｌｌｅｙ， 2007），因此，应该把政策因素（例如，低息贷款支持、财政支持等）纳入到控制变量中，否则估计结果可能有所偏差。而上述实证文献均未报告考虑财政支出在对外投资决定中的作用。如果财政政策等政策性因素支持影响了对外投资，同时，由于乘数作用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那么对外投资对ＧＤＰ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就值得怀疑。而在技术层面上，有必要考虑到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因素。而大多相关研究却忽视了这个问题。例如，李杏等（2006）对各国家的回归结果中，ＤＷ值均较低：最低为新加坡（0．56），最高为美国（1．46），显示可能存在序列相关的特征。而该研究没有报告其他的对序列相关检验的结果。如果没有采取措施解决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就会影响回归估计量的有效性。此外，根据邓宁（Ｄｕｎｎｉｎｇ，1981）的国际投资发展理论，对外投资本身也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因此，应考虑到对外投资可能是内生变量这一可能，这样做有利于提高估计参数的有效性，而由此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更具说服力。

三、实证模型

本文以广东省作为样本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与其他地区相比，该省外向型经济特征较为明显，因此，在分析对外投资对本地区经济的影响的实证结论较强。其次，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省对外投资的主体是颇具市场活力的民营经济，因此，对外投资行为主要反映了客观市场条件，而相对较少地受到政策层面的影响。

本文以广东省1９90—2005年的相关数据①作为样本。鉴于广东省较明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为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经济的影响，我们需要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来促进广东省经济的发展。亦即对外投资是否对净出口有促进作用。目前，能够获得的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式统计数据是从2003年开始，这提高了实证研究的难度。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引进一个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值变量。因为广东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所以当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对外直接投资二值变量(FDIDUMMY)取值为0;而当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该变量取值为1｡在此基础上,可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FDIDUMMY)与该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ERCAPITA)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异方差,我们采用对数模型｡考虑到上述的政府行为对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影响,把财政预算支出(BUDGEYPAYMENT)作为政府行为的一个控制变量分离出来｡此外,控制变量还包括:固定资产投资(FIXEDI)､人均消费水平(CONSUPCAPITA)和上一期的人均GDP[GDPPERCAPITA(-1)]｡这样,我们以净出口(NXM)对人均生产总值的回归作为基础类别,考察引入对外直接投资后,对基础类别中净出口效果的影响｡实证模型如下:

Ln(GDPPERCAPITA)=β0+β1Ln(NXM)+β2FDIDUMMY*Ln(NXM)+β3Ln(FIXEDI)+β4Ln(BUDGETPAYMENT)+β5Ln(CONSUPCAPITA)+β6Ln(GDPPERCAPITA(-1))+μ(1)

通过对上述模型作最小二乘法（ＯＬＳ）估计，可以分析相关系数。为了能与基础类别相比较，我们在模型中引入对外直接投资虚拟变量与净出口的交互项。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分析回归系数β2：当β2＞0时，对外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净出口就是互补的关系，因此对当地经济有促进作用；相反，如果β2＜0，对外投资就会对净出口形成替代，进而降低整体经济水平。

为进一步确定模型设定问题，需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性问题。作为比较，本文用另外两种方法与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作比较。第一种方法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ＳＬＳ），第二种方法是联立方程模型（ＳＥＭ）。

对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我们引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工具变量Ln(EX(-1)),对(1)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重新估计｡本文选取前期的出口数据作为对外投资的工具变量｡这样做是因为,对于外向型特征较强的广东省来说,对外投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海外市场前景的预期｡在技术上,对该工具变量的要求是,Ln(EX(-1))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而与(1)式中的μ无关｡我们将对外直接投资对Ln(EX(-1))作简单回归,发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64,而且统计结果显著(t=4.43)｡相应的拟合值(R2=0.60)表明,上一期的出口数据可以解释约60%的对外直接投资变动｡另一方面,将(1)式作最小二乘法估计所得出的残差,对Ln(EX(-1))作简单回归,发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近乎为零(该系数为0.0016),且统计上不显著(t=0.25)｡因此,Ln(EX(-1))可以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工具变量｡

对于联立方程模型(SEM),我们设定对外直接投资方程为:

FDIDUMMY=C+α1Ln(NXM)+α2Ln(FIXEDI)+α3Ln(BUDGETPAYMENT)+α4Ln(GDPPERCAPITA)+μ(2)

在将（1）式与（2）式联立构成的联立方程模型（ＳＥＭ）中，仍将Ｌｎ（ＥＸ（－1））作为工具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与最小二乘法的控制变量相同。这样，如果上述三种估计结果没有明显的差距，则说明本文回归结果的有效性较高，因此也更为可信。

四、实证结论

根据三种计量模型中主要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1）式中的财政政策支持参数（β5）系数均较低（接近于0），且在统计上不显著（ｔ值接近等于零），而β1、β2、β3、β4均在5％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见表一）。每种估计方法更为详细的回归结果见附录。拟合值与整体回归显著性检验均较为理想。考虑到观测值较低，可以确信上述估计结果是有效的。此外，对模型的Ｂ－Ｇ序列相关ＬＭ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回归模型中没有发现序列相关的情况②。

由于三种计量模型中的交互项系数估计值均为0．02。这意味着，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拉动当地经济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意味着，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净出口与地区人均产出之间的弹性提高了约40％～50％（在ＯＬＳ和ＳＥＭ中，这个数字是41．6％，在2ＳＬＳ模型中，这个数字约为50％）。从这个角度上，对外直接投资在净出口促进人均生产总值提升的机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净出口提高一个百分点使得2005年人均ＧＤＰ提高了18元，而其中8元是来自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净出口的促进作用。

此外，本文的计量分析说明广东省产品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间存在着互补关系。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出口，或对出口起到了阻碍作用；也没有证据表明，政策性支持因素是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揭示了广东省企业基于市场竞争机制而自发的对外投资行为可能是出于拓展出口产品市场和销售网络、获得关键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等动机。这与中国整体的海外投资有所不同。从近年来中国整体情况看，规模较大的海外投资多为国有大型企业所主导，因此与国家的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密不可分。而广东省海外投资以民企为主体，这种自发的海外直接投资反映了市场中的个体（企业）对未来市场竞争形势，特别是对出口产品市场的预期。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不同的计量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表明，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净出口拉动当地经济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说明二者间可能存在互补关系。此外，本文的分析表明，目前在广东省没有证据表明政策性支持因素是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例如，刘志伟等，2006）不尽相同。原因主要在于广东省的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而不是国有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反映了市场个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从这一角度看，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Ｍａｒｋｕｓｅｎ（2002）的理论结论，即个体的海外投资行为可能与地区整体经济利益相一致。这说明在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地区，企业自发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提升会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当企业积极寻求海外渠道提升自身竞争实力时，企业自发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对本地区的出口贡献率带来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广剑,潘志立.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GDP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3):33-37.

[2] 刘志伟,高利,陈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2):83-87.

[3] J.M.Duning(1981),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押 GeorgeAllen & Unwin,37-42

[4] 刘凯敏,朱钟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07,(1):98-102.

[5] 李杏,李小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母国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4):84-89.

[6] 张新乐,王文明,王聪.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5):91-96.

[7] Wladimir Andreff(2002), The New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Transition Countries. Economic Systems(26), 371-379

[8] Markuesn,J.R.,(2002),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9] Elhanan Helpman, Mark J. Melitz, Stephen R. Yeaple(2004),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4, No.1 ,300-316.

[10] Agata Antkiewicz, John Whalley(2006), Recent Chinese Buyout Activit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Archetecture.

NBER Working Paper 12072.

作者：董　佺　杨　清　曹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