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直接投资论文

2022-04-16

摘要：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进一步推开并已取得实质性效果的情况下，央行公布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此项政策，主要是源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一体化理论的指引和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的需求。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其可持续发展还需要获得更广泛的政策支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境外直接投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境外直接投资论文篇1：

国企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体制的缺陷分析与完善

[摘要]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在比以往更加动荡多变的环境中进行竞争，面临的国际投资和经营的风险明显加大，对其的法律监管亟待加强和完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企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体制的现状和缺陷分析，以及对主要贸易伙伴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体制的比较研究和借鉴，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立法的构建和完善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体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对外投资经营的外部环境。新环境、新问题使得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一方面要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国内的政策压力，这不仅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顺利运营，而且造成企业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最终将企业拖垮。所以，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出台相关的政策为我国企业发展境外投资保驾护航，这是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国企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体制的现状和缺陷分析

1　国企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体制的现状分析

我国2000年10月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开始了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体制的深入改革，这个改革始于1999年财政部、外交部、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联合出台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其目的是维护国家境外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保障境外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2003年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出台《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坚持政企分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有些专家学者认为该条例的出台，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新的里程碑。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监管体制以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指导思想，用核准制和备案制替代原有的审批制，强调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政府不再干涉境外投资经济、技术方面可行性的决策。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颁布《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明确了新的境外投资基本操作模式。商务部2004年10月也出台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替代了原来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试行稿)》，制定了境外开办企业的新规定。

随着我国从原先严格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备案制，以及国资委的建立，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体制可以说初步建立，形成了综合性管理与专业性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模式，即国有资产综合管理的以国资委为主，涉及境外直接投资的以商务部管理为主，其他管理机构为辅的管理模式。

2　国企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体制的缺陷分析

(1)多头管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目前，虽然初步建立了综合性管理与专业性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但是，职能交叉和混淆而形成的多头管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有学者指出：“在现行部门职能分工中，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财政部等部门表面上均是对境外投资负责，各司其职，但审批内容重叠，职能交叉，权力的转移并未使前置程序与内容发生实质性改变。这反映出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制度的内在缺陷以及改革的迫切性。审批权的横向转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简化审批的问题，有时甚至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2)政企不分的固有弊病并未解决。有学者指出：“商务部负责我国对外投资业务的统一协调管理，但目前境外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占主体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组建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当承担起出资人的角色，负责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国内母体(总公司或者集团)进行管理。”但是，根据国资委的职能，国资委既是监管者又是出资人，这很难让国资委有效地行使出资人的职责，实质仍然是政企不分。境外国有企业是境内国有企业的全资、控股或参股的企业，如果作为其股东的境内国有企业政企仍然不分，那么境外的国有企业也就无法做到政企分开。而且境外国有企业既要受到我国的监管体制管理，也要受到投资东道国法律体制管理，如果仍然政企不分，必然与某些法制健全的投资东道国的管理相冲突，无法与国际接轨。因此，未来如何实施有效监督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人才匮乏。从管理体制上看，一些境外国有资产所属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所有者代表监管不到位，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国有资产所有者在实施跨国经营决策时，也缺乏一定的风险意识。境外企业是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活动的，需要全面了解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情况，并要充分估计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是，由于企业自身的缺陷，缺乏对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机制，常常是在对东道国各方面状况尚未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以及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就盲目地选定项目或合作伙伴，结果往往是导致重大决策失误。“中航油”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我国的监管体制应当在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二、主要贸易伙伴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体制和借鉴

1　美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式监管体制。美国对外开放程度高，对境外直接投资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但美国非常注重境外投资立法，其境外投资国内立法主要体现在《对外援助法》及其多次修订法和1970年的《财政收入法》之中。内容涉及境外投资保险，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甚至信息服务等内容，并且通过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合格投资和投资者”的规定，对中小企业的境外投资予以多方面的资助，对于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或产业采取不予承保和不给予优惠等措施，间接地对本国境外投资进行监管和产业布局的调控。由此可见，美国境外投资国内立法采取了间接性综合立法的监管体制。

另外，美国对境外投资基本不实行管制措施。美国投资者在国外或国内进行直接投资无须得到批准。美国对居民或非居民由国外汇入或向国外汇出资本，不实行外汇管制。对于一些特殊国家，如古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进行的交易则受到限制。可以说，美国的货币当局对于美国本国货币资本的输入与输出基本不实行管制措施。它并不鼓励美国居民将其存款转移至外国银行，除非转移是必要的。

2　日本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有限监管体制。从1969年开始，日本开始推行对外投资的自由化政策，政府不仅放宽了严厉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同时也给予了许多鼓励措施。日本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不是仅靠一个部门来独立行使，而是通过各个部门分工协作来共同实施的：(1)对企业最高负责人的任命和劳务制度有决定权。(2)制定有关严格的制度干预企业财务活动。日本国有资产经营企业的预决算、资产处置、资金筹措、剩余资金的动用等均受到政府的制约。(3)通过制定相应法律来确定国有资产经营企业的权利和义

务。(4)对国有资产经营企业的经营活动实施行政监督。日本国有资产经营企业的开设、业务范围、投资范围、业务方式、事业计划、收费标准和停业等重大事项都受到政府和国会的控制。日本法律规定主管大臣有业务监督权，除军事工业外，对国有资产经营企业拥有监督、命令、现场检查的权限。因此，日本国有资产监管与经营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作为所有者的职能较多，国有资产经营治理主体的自主权较少，

3　对国外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体制的借鉴。通过对国外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体制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开放监管体制和有限监管体制等类型。不管各国采用哪一种监管体制，我国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借鉴：

(1)加强境外直接投资立法，明确监管范围。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主要的资本输出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用以规范和管理本国的境外直接投资。如美国1948年制定并几经修改的《对外援助法》，日本1978年修订的《输出国保险法》，韩国1978年颁布的《海外资源开放促进法》等。许多国家的境外直接投资立法基本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2)明确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范围。市场经济国家为避免国有企业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保证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一般通过立法将国有企业与一般企业在法律上作出界定。市场经济国家的国会对国有资产以及国有企业的立法管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国有资产以及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二是确立对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的审计监控及其有关机构；三是确立国会中专司监管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的机构。

(3)将综合性管理与专业性管理相结合。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的发展中国家都通过设立专门的境外投资管理机构来统一协调该国的境外投资管理。例如日本的通商产业省，韩国的境外投资事业审议委员会。此外，各国一般都设立了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且明确地划分国有资产专职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职权范围。在该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涉及境外直接投资的专业时由专门的境外管理机构负责，涉及综合的国有资产管理时，则由国有资产专职管理部门负责。这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优点是使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部门独立于政府的行政系列，直接对议会或国会负责，这样可避免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混淆，以减少行政干预。

(4)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为。境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市场行为，企业是投资的主体，无论采取何种经营和管理方式，国外政府都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赋予国有企业独立的法人地位，给予国有企业相应的参与境外直接投资的自由权。作为国有资产代理人的政府职能部门，也是以投资者的身份从经营的角度对企业的境外投资发表意见，参与经营活动，而不是行政性的命令和管理。

三、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监管立法的构建和完善

1　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立法的若干原则。通过对国外监管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及对我国监管制度的现状分析，构建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加强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应坚持六个基本原则：一是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的国内法律与国际条约及东道国法律相互协调；二是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督管理法律与鼓励促进类法律相互协调；三是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法律与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监管法律相互协调；四是境外直接投资开办时的监管法律与开办后的监管法律相互协调；五是对国有企业实行比民营企业更为严格的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六是将司法监管的监督、救济与制裁功能相结合，尽快建立制裁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违法的机制。

2　加快制订《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发达国家或新兴发展中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都具备较为完备的法律来规范境外直接投资这一法律行为。我国要建立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体系，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发展状况，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立法模式的现实选择应该是先单行法后基本法，单行法与基本法并行。具体内容应包括投资企业开办项目管理立法、投资出资立法、投资税收立法、投资保险立法和投资企业运营管理立法等。关于立法形式，无论是单行法还是基本法都可以有三种形式选择：一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订法律，如制订《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法》、《境外直接投资保险法》等；二是由国务院颁布行政法规，如制订《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条例》、《境外直接投资保险条例》等；三是由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制订部门规章，如商务部、发改委、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等，制订《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办法》、《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办法》等。三种立法形式因其不同特点各有利弊，综合比较来看，法律是最好的立法形式，能够更好地调整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关系。因此，最终应采取法律来完善立法。不能因为法律的立法周期较长而忽视甚至拖延立法工作的进展。

3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有限监管体制。由于各国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和价值取向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发达国家资本雄厚，技术优势明显，市场经济制度完善，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相对宽松，更多的是从宏观上协调经济的发展，因此多采取投资自由化政策。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严格监管。因此，除了中国香港等实行自由港政策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实行全面的投资自由化政策。鉴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差异，我国在借鉴别国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机制的先进经验时，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不能一味的照搬模仿。

4　重新定位我国行政监管机构的职能。在目前初步建立的综合性管理与专业性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下，境外投资管理机构的最大问题在于多头管理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而又没有必要专门设立一个针对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的行政部门。因此，就境外投资的管理而言，需要统一由商务部进行归口管理，而其他部门进行配合。所谓归口管理，就是要改变现在的各部门各管一块的局面。凡涉及境外直接投资的核准、促进、保护、指导与扶持、年检、统计等后继监管都应当由商务部进行统一管理，以避免多头管理的局面。而各部门予以配合，则要求各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之内做好本职工作，协助和配合商务部对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

对国有资产管理而言，最大的问题则在于出资者与监管者的重叠。因此，要将这两者的身份予以分离。只要国资委仍隶属于国务院，仍然作为政府直属机构存在，就难以有效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因此，国资委的出资人代表身份应予以剥离，应定位为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机构。通过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授权，设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专门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以出资人代表的身份，将国有资产投入到各类国有企业中，建立其国资监管部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机制。

综上研究，在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监管体制方面，一是要尽快形成以商务部为主的统一归口管理。调整发改委等部门对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平行核准职能，改由商务部统一对境外开办企业和对外投资项目实行核准；二是要加强国资委在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中的监管职能。建议由国资委在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后续监管中发挥主导作用。

[责任编辑：昱文]

作者：刘苏云

境外直接投资论文篇2：

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进一步推开并已取得实质性效果的情况下，央行公布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此项政策，主要是源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一体化理论的指引和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的需求。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其可持续发展还需要获得更广泛的政策支持。

关键词：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外溢效应；可持续发展

一、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推出的理论指引与现实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受到挑战。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国际经济关系，逐步放宽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严格的条件假设，实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的交叉，并且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替代关系，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销售，用投资来替代贸易。这种状况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彼此问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的是基于这种替代关系。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呈现出一种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情况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发达国家的中小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使贸易与投资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不过，在贸易与投资逐渐呈现或是替代或是互补的交织关系中，呈现互补关系的居多。所以，如今的学者已不再局限于纯粹地分析贸易与投资的关系，而是进一步尝试着将贸易与投资理论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而创建国际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以国际直接投资在生产上表现出的特性划分，有关论著可以分为两个类别：将纵向国际直接投资融人国际贸易模型的思路与将横向国际直接投资融入国际贸易模型的思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出现了三个新的方向。首先，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即企业的异质性被纳入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为解释一个行业内部同时存在国内企业、出口-企业与跨国企业的原因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工具。第二个新方向，是把两国均衡的FDI模型扩展到多国分析框架，并把差别产品的生产过程分为总部服务、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等多个生产阶段，以解释跨国公司各种更复杂的一体化战略。第三个新方向，是在强调这种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条件下，对国际结算货币的选择以及货币避险功能的要求日益提高，对国际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国际间资本流动加速、“货币战争”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框架安排格外关注。可以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一体化理论正是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推出的理论指引。

但进人新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不仅要坚持“引进来”的战略，同时要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积极推动有比较优势的国内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利用国外资源，这已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而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更多的表现为正效应的不断提升。

2009年7月，我国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的扩大以及企业在跨境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积极性的不断提高，“贸易先行、投资跟进、两腿并行、相互促进”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内在需求，促使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也日益成熟。所以，我国在2010年初推出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旨在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便利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更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更好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支持企业“走出去”。

二、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分析

(一)进一步延伸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可以说，目前，从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来看，正在进行两个“三步走”：一是地域“三步走”。目前人民币在周边地区以“硬通货”的形式出现，已经实现了准周边化，将来人民币可以由准周边化发展为正式周边化，进而发展为正式区域化及准国际化，最终人民币将真正实现国际化；二是货币职能“三步走”，即先成为结算货币、后成为投资货币、最终成为储备货币。配合地域“=三步走”，人民币可依次成为周边国家贸易结算货币和区域性的投资货币，最后人民币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为全球各国所接受。(详见图1)。而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已使人民币的功能在地域范围上从境内波及到境外周边，在货币职能上从结算货币波及到境外直接投资货币，从而使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延伸。

(二)促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尽管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已开始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但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巨浪”会直接波及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加速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笔者认为，在货币国际化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次是本币在一般国际经济交易中被广泛地用来计价结算，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无疑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层次。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包括外汇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为前提，所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基础。而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又可以加速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如果下一阶段人民币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将率先实现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则不仅大大提高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效率，而且也意味着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

目前，正是有了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境内人民币才得以顺利流出境外，而流出境外的人民币也才能有效回流。资料显示，2009年，在内地的对外贸易总额中，对香港的出口和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和离岸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合计占56.6％。在内地的利用外资总额中，来自香港的占50％；在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目的地是香港的投资占70％。两地的贸易和投资都是用美元或港币结算的。如果能利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的结算，会大大便利企业，也构成人民币业务发展的动力。依据《管理办法》，内地企业可通过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投资有关项目，这样既可以利用香港多币种、多功能的金融平台进行相关的融资和资金管理。又有助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更有效发展，并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乃至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四)有效缓解国内通胀压力

目前我国市场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不减。国际热钱在经常项目下一是通过高报出口价格，低报进口价格实现外汇资金流入；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预收货款或延期付款方式实现流入；三是通过服务贸易流入；

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通过FDI、证券投资、贸易信贷融资等渠道流入；另外，由于地下钱庄极具隐蔽性，成为国际热钱进入我国的重要渠道。地下钱庄采取一头打钱另一头取款的方式，为热钱入境暗度陈仓，成为外资进出最为快捷的方式。海外资金尤其是国际热钱大规模涌入国内，从而造成我国流动性过剩乃至通货膨胀。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8473亿美元，与此同时，外汇占款也持续攀高，2010年12月，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达4033亿元，环比多增837亿元。巨额的外汇占款无疑是向国内源源不断投放流动性的“水龙头”之一。外汇占款的被动增长、基础货币的被迫投放，也削弱了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在此背景下，《管理办法》鼓励企业用人民币去境外投资，就相当于开通了一条人民币流往境外的渠道，从而分流一部分资金到境外，自然有利于缓解国内“三高”态势(即高外储、高升值预期和高通胀压力)，达到分流过剩流动性的目的，而且还有利于缓解过高的外汇储备，促进我国国际收支的均衡发展。

(五)催生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开展

由于国内金融产品开发不足、市场开放度较低，境内金融机构的对外服务能力较弱，致使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这种状况有望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以及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推进而得到逐步改善。应该说，作为跨境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人民币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结算的实施为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极其难得的机遇，也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战略空间。尽管中国的资本账户制度并未因境外人民币资金被有限制地允许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及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开启而发生多大的改变，但相较于“提供贸易和投资便利”这一显而易见的结果，实施人民币跨境结算并令境外人民币资金可以回流更为重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中国原有的货币供给形成机制，大大强化了人民币的交易和储备功能，从而不仅对国内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关系着中国能否在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中掌握主导权。因此，可以说，随着目前越来越多的境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始通过贸易渠道获得人民币，这些存放在我国银行体系内的人民币，使我国银行可以通过“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以及自然人流动”等服务方式，提供越来越多的跨境金融服务，推进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

三、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积极拓展与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的运行渠道

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展开，境外企业欠缺人民币的来源和投资渠道问题会更加突出。为此，需要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出口收入(外汇或人民币)存放境外等政策，在贸易渠道方面积极拓展。通过《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在结算渠道方面积极拓展。境外机构依法办理人民币资金收付，可以申请在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用于依法开展的各项跨境人民币业务。而且，银行应对境外机构的本、外币账户以及境外机构与境内机构的银行结算账户进行有效区分和单独管理，尤其是在编制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账号时，应统一加前缀"NRA"。通过刚刚发布的《管理办法》以及亟待发布的“小QFII”政策，在投资渠道方面积极拓展。境内机构办理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应当获得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在办理有关境外直接投资核准时，境内机构应当明确拟用人民币投资的金额。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汇出或未发生过前期费用汇出的境外直接投资，境内机构应当向所在地外汇局递交《管理办法》众所规定的材料，办理前期费用汇出或境外直接投资登记手续。通过跨境人民币融资政策、允许境外银行参与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交易等政策，在融资渠道方面积极拓展。

(二)尽快调整跨境资金监管方式

央行尤其是外汇管理部门应当将长期以来以外汇和外汇收支作为监管内容的管理框架转变为以跨境资金流动为监管内容的管理框架，从制度安排及监管设计上将人民币的跨境流动以及境外资产负债纳入监管监测体系并作为重要的监管内容。在银行监管层面，应强化对法人的一体化管理，包括对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经营状况的管理和强化合并报表后的综合风险管理。从对人民币跨境流动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管理角度来看，央行应密切关注进出口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情况，加强与相关国家央行的配合和联系。与此同时，要研究如何与此相适应，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加强对进入国内市场的各类主体的监管，而非当前单纯地对外汇资金的监管。同时，督促银行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时，还需高度警惕，预防不法分子利用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洗钱和恐怖融资。银行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切实履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义务，预防利用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进行洗钱、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银行应当收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信息，评估境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并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应在每日向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传输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的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也应当每日向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传输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外汇跨境收付信息。

(三)积极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向纵深发展

可以说，当前我国输出人民币的网络渠道主要有四条，一条是跨境贸易结算(包括边境自由兑换区)，一条是人民币对外援助(搭配其他外汇)，一条是跨国间的人民币互换协议，现在加上第四条即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但这四条网络渠道的价值完全维系于香港离岸市场形成回流途径的价值。所以，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价值其实来源于香港离岸市场。从未来发展情况看，如果让对方国更多地接纳人民币直接投资(或者股权并购)，那么就应当不断扩大人民币债券在香港的发行规模，人民币债券包括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以及中国大型优质企业发行的债券。现在香港作为人民币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的能力是不足的，甚至有时还不如新加坡市场，在汇率指引和利率指引上竞争力不够强盛，所以，应当建议香港的商业银行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人民币计价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现在，香港的银行还是在香港的人民币拆借市场来互补头寸，而直接进入内地人民币拆借市场无疑增强香港的银行的人民币操控能力。另外，条件成熟时，还可以发行产业基金让境外人民币购买，来“回笼”人民币。

(四)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是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因此，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便成必然，这首先须对外汇管理体制实行改革。目前，外汇管理改革仍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是外汇持续净流入的压力依然较大。二是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亟待完善。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不仅受市场容量约束，也受制于东道国的态度。i是统筹兼顾有效监管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如何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有效甄别合理投资和投机套利行为，既为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提供尽可能的便利化措施，又对跨境资金的异常流动实施有效监管，已成为外汇管理部门面I临的现实课题。所以，这一时期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包括稳步放宽跨境资本交易限制，健全跨境资金监测分析体系，在信息监测及时有效、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五)货币政策的制定将逐步国际化

人民币用于跨境贸易结算以及境外直接投资之后，会形成境外人民币债权。当这种债权达到一定规模，人民币会被海外大量持有。这部分资金将更多随着境内外、本外币的两个市场的收益率变化而流动，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就需要面对国内和国际双重检验。过去我国货币政策更多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设计和思考，而面对一个全球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如何与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相结合，对我们来说也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随着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的发行同样也和美元一样难以回避“特里芬难题”，而且将来肯定会增加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和可控性，因此，对货币政策的实践和操作，我国都将面临许多新挑战。这就要求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应逐步走上国际化。并且要加强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

(责任编辑：姜天鹰)

作者：王勇

境外直接投资论文篇3：

沿边金融改革背景下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

【摘要】推动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是国家建设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云南省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并针对存在的风险提出风险防范机制，供管理部门和投资者参考借鉴。

【关键词】沿边地区境外直接投资风险

一、引言

2012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试点个人境外直接投资，2013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总体方案》，鼓励“在政策允许、市场成熟的情况下，适时推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今年3月份，周小川行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表示，今年要从三个方面改革推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其中一方面就是“要使境内的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云南省边境地区作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前沿阵地，即具备了先天的地缘战略优势，也面临后天错综复杂的边境投资环境。长期以来，边境代表了经济上的落后，同时是黄、赌、毒、洗钱、走私等违法犯罪的代名词。自国家实施“兴边富民”和“沿边开放”战略以来，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得到较大改善，越来越多的企业到周边国家进行贸易投资活动，在境外替代种植、矿产开发、水电建设、境外承包工程、汉语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边境贸易和境外投资活动过程中，沿边地区个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到境外投资的意愿愈加强烈，一些个人甚至已经在境外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在政策放宽之际，国家层面上如何把控政策解套带来的风险底线，个人又如何有效规避投资风险，这已经成为沿边金融改革面临的迫切研究课题。本文研究沿边地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并针对存在的风险进行风险管控和防范，对加快推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风险的界定及理论运用

（一）风险内涵的解读

在学术界，有关风险的定义众说纷纭，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下面介绍学术界几种主流观点。国外方面最早界定风险概念的是美国学者J.Haynes（1895），在“Risk As an Economic Factor”一文中，他提出“风险意味着损失的可能性”；美国学者威雷特（1901）认为“风险是关于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发生不确定性的客观体现”；F.H.奈特（1921）在威雷特的基础上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了区分；1964年，美国学者威廉和汉斯把人的主观因素引入到风险中；日本学者武井勋（1983）则认为“风险是自然存在的导致经济损失的变化”；1992年，Yates和Stone提出风险是由“潜在的损失、损失的大小和潜在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三因素构成。国内方面，周士富（1980）在《经济管理中的决策分析方法》中最早提出风险一词；李中斌（2000）在《风险管理解读》中将风险定义为一种潜在的损失；姜虹（2006）则认为风险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总之，虽然对风险的界定各不同，但风险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

（二）风险理论的运用

风险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风险防范的复杂性。国内方面，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试点阶段，相关政策框架还在摸索之中，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建设还处于空白状态，同时与云南省所毗邻的越南、老挝和缅甸三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复杂多变，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的潜在投资风险。笔者认为，鉴于目前云南省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复杂环境，以单纯的风险管理理论或模型来研究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已不能更好解释和防范国家和个人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因此本文主要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兼采用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研究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对国家和个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并提出风险防范机制。

三、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主要风险分析

（一）国家层面潜在的风险

允许沿边地区个人开展境外直接投资是国家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战略的一重要举措，意味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项下资金进出的进一步放宽，虽然目前政策尚未出台，但政策放开对国家带来的潜在风险是可预见的。

一是热钱引发的金融风险。允许个人开展境外直接投资，意味着热钱有了新的借道渠道，特别是越南、老挝、缅甸三国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制不健全，国际化程度不高，会进一步助长热钱出入的势头。热钱披着利润汇回和投资资金汇出的合法外衣自由进出的可能性加大。热钱的流入会挤占国内资本的投资空间，加剧国内储蓄的闲置，形成外资替代内资，而热钱作为游资脱实向虚进行套利、套汇对实体经济不利，同时增加国内金融机构未来还本付息的成本；大规模的热钱流出则会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容易引区域性、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二是可能成为洗钱的温床。近年来亚洲是洗钱的重灾区，而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间的边境线长达4060多公里，一直以来是走私、赌博、毒品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主要场所，加上越老缅三国金融法规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不法分子通过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渠道进行洗钱的几率较大，同时大部分边境地区银行结算渠道不畅，现金结算更是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些都给边境地区反洗钱增加了难度。

三是投资者道德缺失导致国家形象受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境外投资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由投资者道德缺失所引发的国家形象危机屡见不鲜，中国在缅甸、老挝的林业、水电和矿产开发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已经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有的甚至在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下，在国际社会给国家外交来一定的影响，而中国在越南的铁路项目因质量问题也引起了越南国内的强烈反对，这些都给国家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沿边地区个人到周边国家直接投资可能给国家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

鉴于，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投资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笔者采取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通过专家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特点，笔者认为境内个人投资者在境外直接投资中主要面临以下风险，并建立风险层次模型如下：

2.根据上述层次模型建立模糊风险评价因素集为U={U1，U2， U3，U4}，U1=政治风险；U2=经济风险；U3=经营风险；U4=其他风险。子因素集为U1={U11，U12，U13，U14} U2={U21，U22，U23，U24}，U3={U31，U32}，U4={U41，U42}。

3.建立风险模糊评价集V={V1，V2，V3，V4，V5}，对应的风险级别分别为“低”，“较低”，“一般”，“较高”，“高”。

4.邀请专家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和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长期从事东南亚政治经济研究的李丽、曹文山、孙喜勤、李涛、陈松涛5位博士参与了此次问卷调查。根据1-9度评价法，邀请专家对每一层级的各个指标重要度进行比较，给出重要度比较的数据，从而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

1-9标度方法

若后一指标（列项指标）较前一指标（行项指标）重要，请用标度的倒数在相应方格中表示，如1/3，1/7等。

某专家给出的重要度比较表为表1-表5：

根据比较表得到相应判断矩阵，利用和积法，根据每一个专家所给出的判断矩阵计算出每个指标的权重，经调整每个专家的判断矩阵都通过了一致性检验，权重可以使用，对每位专家平均赋权计算出综合权重，得到总层次风险指标权重如表6：

根据同样的方法得到每一层次的指标权重，最后的权重结果如表7：

5.对子因素集Ui进行第一级模糊综合评判，5位专家给出对越南的个人投资风险评判，结果如表8所示：

从而可以得到一级模糊评判结果如表9：

表9 对越南个人投资风险一级模糊评判表

根据表9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专家认为个人对越南投资的政治风险一般，经济风险较低，经营风险一般，其他风险较低。

6.对主因素集进行第二级模糊评判。根据第一级综合评价结果，可以得出二级模糊评判隶属矩阵如下：

通过公式计算第二级模糊评价结果B=A.R={0.4782，0.1361， 0.2633，0.1224}.={0.1938， 0.3143，0.3607，0.1312，0}

从专家对个人境外投资越南的风险模糊分布度来看，19.38%的专家认为风险“低”；31.43%的专家认为风险“较低”，36.07%的专家认为风险“一般”，13.12%的专家认为风险“较高”，没有专家认为风险“高”。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个人境外投资越南的风险等级为“一般”。

同样，对于个人对老挝和缅甸境外投资的风险进行评价，可以得到相应模糊评价结果，为了使评价结果更为直观，笔者将评价集V={V1（风险低），V2（风险较低），V3（风险一般），V4（风险较高），V5（风险高）}，数量化表示为V={100，80，60，40，20}，计算出各国投资风险的得分，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结果表

根据表10，我们可以看出，个人对越南进行投资风险为“一般”；对老挝进行投资风险为“较低”，对缅甸进行投资风险为“较高”。但按照量化结果，个人对越南投资和老挝投资的风险分值相差不大，而缅甸的得分最低意味着其在三个国家中投资风险最大。而且专家认为投资老挝的政治风险较低，经济风险一般，经营风险较高，其他风险较低；投资缅甸的政治风险较高，经济风险较高，经营风险较低，其他风险一般。这一评价结果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四、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设

全面放开对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已经是大势所趋，那么如何避免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和“李鬼打跑李逵”的局面？如何帮助个人境外投资者有效规避投资风险？笔者认为应该重点抓住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行先试，逐步建立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

1.尽快出台《云南省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管理办法》，统一规范投资主体资格、投资项目核准、资金来源审查、投资额度和规模等核心要素的管理。具体为：一是投资主体资格管理。将云南省沿边地区年满18周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良好征信记录且对周边国家情况熟悉的个人作为投资主体，积极支持他们开展对毗邻国家的投资活动；二是投资项目管理。项目管理以“真实性”和“合法性”为核心，在项目核准时加强对投资者境外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三是投资资金来源管理。允许沿边个人使用自有本外币资金、人民币购汇或其他对方认可的实物资产进行境外投资，其在境外直接投资所得的利润可用留存境外，或用于其境外再投资；四是投资额度与规模管理。在试点阶段，投资者境外直接投资总额额不得超过等值200万美元。五是对投资范围的规范。试点初期，出于防范风险考量，对沿边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范围仅限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与云南接壤的边境地区，待试点成熟，管理体系完备后稳步放开。六是投资核准登记管理。沿边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实施事前准入备案登记制，重点加强事中、事后持续动态监管，并根据事后监管情况，建立“黑名单”管理模式，并定期对外公布。

2.整合部门资源，建立联合监管模式。参照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模式，整合外汇、商务、海关、国税、边防等职能部门资源，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定期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同时对“黑名单”实施联合监管，有效提升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水平。

3.加大对沿边地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有效维护沿边地区经济金融安全平稳运行。对于沿边地区个人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参与洗钱、套汇、骗汇、分拆结售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将违法违规行为纳入征信管理范围。另外，探索与周边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中国驻外经济商务参赞处的作用，对投资者在境外投资过程中的违法违规、道德缺失等行为进行采集和定性，并依据定性结果对投资者进行信用降级或纳入“黑名单”管理。

4.充分利用报纸、宣传册、电视及网络等宣传媒体，广泛宣传打击洗钱、外汇非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引导沿边地区个人合法合规进行境外直接投资。

（二）整合资源，建立健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

1.建立健全行业指导体系。一是外汇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周边国家政治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分析和研究，密切关注周边国家政策变动情况，完善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应急预案机制建设，及时发布市场预警信息，并充分做好相关应急准备。二是建立境外直接投资项目信息库，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时全面地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国政治经济状况、外汇管理状况、融资指引、境外投资审批流程等信息，帮助解决在投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三是充分发挥高校、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咨询服务、商会等机构的作用，为个人境外投资提供投资信息、周边国家法律等方面培训和服务。通过以上手段不断加强对个人境外投资的风险教育，增强其境外个人合法投资、理财的意识，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讲坛”，邀请长期研究东南亚的专家学者和在东南亚长期进行投资经营活动的企业家现身说法，就东南亚投资相关知识进行宣讲。

2.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一是人民银行要加强银行信贷“窗口指导”，加大货币政策对个人境外投资者的支持力度，积极鼓励商业银行建立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专项贷款资金池，为个人境外投资者开通信贷“绿色通道”，解决投资者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二是积极支持投资者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跨境结算，确保资金安全、快捷支付。三是要密切跟踪周边国家汇率变动情况，引导投资者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3.探索建立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建议云南省政府牵头，云南省保监会为主导，各有关部门配合，尽快出台《云南省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为沿边地区个人“走出去”保驾护航。

（三）积极主动，建立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机制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经贸往来的进一步加深，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将愈加错综复杂，加强与周边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显得愈加重要。笔者认为，要有效推进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健康持续发展，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与周边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是建立跨境反洗钱合作机制，共同维护好双边经济金融市场安全运行；二是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加强跨境信用合作；三是要建立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互助机制，重点就个人境外投资目的国的法律法规建设情况进行交流和合作；四是尽快与周边国家签订双边个人境外投资保护协定，为个人境外投资创造有利的环境；五是尽快与周边国家签订《劳务雇员合作备忘录》，为投资者建立良好的人力资源部保障。

注释

{1}本文所指的沿边地区个人为云南省年满18周岁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沿边地区中国居民；沿边地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范围为越南、老挝、缅甸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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