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诚信特色分析论文

摘要：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育是我国当代大学生诚信道德汲取的几乎唯一的精神源泉。诚信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美德，它是建立校园、社会文明和秩序的绝对必要条件，也是一名合格大学生不可或缺的素质。面对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的诚信缺失现象，儒家传统文化将发挥其特殊的德育教育作用，为诚信教育带来新的面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儒家诚信特色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儒家诚信特色分析论文 篇1：

儒家诚信文化的市场尴尬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的严重缺失，印证了“儒学”与处于统治地位主流文化以及各类显学处境尴尬，且显得手足无措，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就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视“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历经千年的文化磨难，我们至今还忘不了儒学的“自恋情结”，仍然找不到架构市场诚信体系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儒学 市场经济 诚信危机

我在2006年7月1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了《礼仪之邦为何缺诚信》一文后，7月21日谭中先生在《环球时报》同一版面发表了《缺诚信不能怪儒家文化》一文，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在这里，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对儒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对儒学的研究十分肤浅，今天就谭中先生所提问题，围绕儒学与诚信建设的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与谭先生商榷，与大家共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完成现代的市场诚信体系应该是举手之劳。但经过千年的苦苦探求，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这个五千年的诚信大国，至今还是没有找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那些被我们一直称之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西方世界，反而把中国纳入不诚信国家的“黑名单”之中。

隋唐的鼎盛源于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超强的凝聚力，而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的力量正在瓦解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大的主流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其本身也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凝固思想的力量。儒家文化一家独霸天下历史，也是中国由盛世走向衰落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市场经济越走越近，但其实质内涵却越来越远，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尖锐，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理论家要探明的真问题。

一、传统文化再遇市场尴尬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西方舰船礼炮洗礼后，对外傲慢的习性稍有收敛，对内依然张牙舞爪，但是，在革命者的枪炮声中，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而是去宗统地位。最原始的文化论战可能就是这种“兵器交锋”，“五四”后，中国人自己拿起手中的笔，用自己的大脑，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对中国人进行现代的“文化洗脑”，建国后，国人再次经历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清洗”，此时的孔家店只剩下残砖烂瓦，儒学也早失魂落魄，体无完肤。

当我们谨慎的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导人个体的主体意识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市场经济活力，也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是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政府鼓励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

这些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社会公害。面对教育与学术诚信的缺失，我们真的开始担心我们的传统“礼仪”是否依然具有现代市场活力。我们会扪心自问，再也不敢妄谈用“礼仪之邦”的普适价值观念改造西方的诚信体系了。

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不知不觉地从支持、鼓励，最后干脆直接加入了欺骗潮流。据新华网消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靠谎言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国长寿第一岛”现在，这几任领导倒是升官了，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永远也洗不干净“骗子”的骂名。

在我国出现的诚信危机，一度引起世界市场的恐慌，但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市场本身就是“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搞市场经济有了合法化基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被认为是“不诚信”行为就有了合法性依据。尽管大家深受其害，也激烈地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但当全社会都不以为然的时候，法当然不能责众，道德，更何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怎么不会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接着，他又举证说：“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可信程度可以举例说明。我的侄女在美国长大，她设计的一种新潮时装非常成功，还到东京去展览过。我动员她去上海展览，她说：到上海展览以后，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谭先生一方面批评中国现在的不诚信源于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举证上的自相矛盾，难免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到底搞不清楚是“中国现在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中国向美国学市场经济时，没有学到市场信用，反而学到不诚信，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

在谭先生的文章中，他在美国长大的侄女实际上已经给了谭先生答案，因为他的侄女宁愿在日本或美国，或西方各国搞展出，在那里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他的侄女相信这些国家的市场诚信程度较高，能保证她的市场和良好信誉，不至于被“中国人那种冒牌取代的本领会使我的生意完蛋。”既然谭先生的侄女相信西方市场的诚信，谭先生也说市场经济以信誉为重，但为什么谭先生却说中国因“全心全意投入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沾染到并不是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生活方式”呢?

在市场氛围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显学处境尴尬，显得手足无措，人们在无奈中，想起了曾经令国人痛心不已的“儒学”，于是，振兴中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选项，着实地掀起了“儒学”救国的热浪。谭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对当前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伤透了脑筋，从谭先生的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儒学是最讲“诚信”，他相信儒学也许它能够成为我们抵挡“以美国这样一个公司王国·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向世界传播“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生活方式的武器。

二、“儒学”的自恋情节在市场迷途中萌发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市场，无论在意识形态、法律理念、文化渊源和政治取向上，还是在市场机制、游戏规则、信用规范和市场责任上、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时，有识之士学到了一些概念，忽视其本质内涵。

早期的资本主义，其罪恶滔天不容回避，但早期的启蒙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修复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沿着“人本”基点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

中国时后发国家，我们学习西方也经历了百年历史，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这一时间段中，西方市场经济也经历了以野蛮、侵略的手段追逐利益的不光彩历史，建立在强盗逻辑之上的市

场经济，诚信建设当然不是主流文化。中国学习市场经济的短暂过程，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清王朝主张新政要有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前提与国民党主张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不能改，这些都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学习不彻底的结局。

49年后，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转向学习西方的计划经济，我们遏制住“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社会风气，但同时也扼杀了效率与人性。在一个权力、利益高度集中的社会里，诚信不存在大问题，但也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历经百年艰辛，又回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

但此时的西方，市场经济以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看待它，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缺陷和不足，如果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去学习它，也可把市场经济最肤浅的、最原始的、最野蛮的东西学到手。例如，市场经济是以放纵人性，追逐效率为手段，以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在自我纠错、自我制约、自我修复的过程中逐步生长起来的。而我们只学到了放纵人性，追逐效率，忽视构建制约本性，保证自由为机制，结果权利就围绕利益，就滋生腐败，就滋生出连我们自己也不认识的“文化与市场”怪胎。

个人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可以解释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但政府的公信力缺失以及地方政府默许、支持和保护地方企业的非法逐利性，甚至于直接参与其中，分享权利与市场合作的美味佳肴。这在现代社会中十分罕见，也是令世界各国不能理解的，这可能就是那种“文化与市场”怪胎的表现。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批判、指责这种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拒绝与我们合作时，国民还会在媒体舆论诱导下，掀起一点“爱国”热潮，以保护政府的非法牟利行为。这种文化现象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把不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而当我们真正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但年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善的，具有法治的、信用的、开放式的经济形态。如果今天我们还把当前诚信缺失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遗毒，那可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有人就提出用儒家文化改造和重构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还有人说要挖掘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泥土里，与市场经济的个体主体意识进行跨文化的嫁接，既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集体的、爱国的”国体的意识形态，又体现出个人的主体利益的追求；既有团结奋进的局面，又有活泼祥和的氛围。

儒学家推销治国之道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今天的儒学奇思构想和几千年前一样，都是建立以“仁”治天下的臆想之上，这些观点既忘记了儒家礼仪的本质，又模糊了西方诚信内涵，是典型的井底之见。这种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用宗亲礼仪规范个人、市场主体和政府的行为，其潜在的、长远的社会危害性比儒家礼仪本身的能量要大得多，也是标准的“儒学”自恋情节。

三、200年前，西方学者从“中国伦理”中发现了儒家的“文化死结”

谭中先生说：“儒家伦理最讲诚信，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古典理论书中，儒家伦理是最讲诚信的。薄薄一本《论语》，就有23次谈到信的重要。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

对于“儒家伦理最讲诚信”，谭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早在春秋时期，儒家学者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五德。但是儒家的“礼”与“信”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即爱有厚薄，有先后，有层次，有等级．视血缘亲疏，往来多寡，地域远近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诚信也必须服从等级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儒家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又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对老百姓可以不讲信用，只要哄过去就行，由此可知，儒家的“诚信”伦理是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有等级的、狭隘的诚信。

谭中先生认为儒家文化“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现象绝不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并以“现代社会学分析：人们的本性就是把社会分成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圈子内”(in—group)与“圈子外”(out—group)是对人性自觉为善的怀疑，这种怀疑人性，不信任“人性”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儒家认为人性可通过教化、修身而“忠义”、“忠诚”，在“圈子内”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个人的权利、成员平等的概念，所以，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走向靠道德自律的、高尚的“诚信”体系，直至走向它的反面。而西方诚信思想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怀疑，他在保留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契约”的形式约束人性，是一种被动的诚信，直至走向以契约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诚信体系。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下之意，陌生之人，不可信也!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由于儒家诚信伦理思想是调节君臣、父子、夫妻等血亲礼仪，它自然把“无商不奸”作为商品贸易的代名词，君子不齿于经商，但又认可了经商的者“奸”是聪慧的标志。在中国人看来，对上的“忠”于对下的爱，对朋友的“厚”与对市场的“奸”只不过是诚信等级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外语，大意是：做臣子的只要对皇帝忠诚，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就叫诚信，做商人的欺诈就是你的职业。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不正是在这种“爱有等差”光环笼罩之下吗?

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对后人的影响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

四、中国人恨自己的文化劣根性，但绝不允许别人揭短

谭中先生认为：“西方社会伪善的人多的。举美国为例，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对外人不讲实话，本能地学会对父母撒谎。夫妻是人类群居中最亲密无间的，但美国夫妻之间隐私像喜马拉雅那样不可

逾越。美国社会最受人崇拜的是政客——比方说，参议员、总统、州长等，但美国政客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伪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笔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账，但他们还是能成为社会楷模。”

谭先生把美国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都归结为“伪善”，反而成为社会楷模的现象十分不解。说明谭先生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是人的本性显露，也是人作为个人的权利。人的本性有“伪善”的一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掩盖的问题，西方文化正是发现和正视人性的“伪善”，才在法律上允许个人隐私，允许你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但又在法律上约束行为、规范行动。

为什么夫妻之间“隐私”、政客“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人又成为社会的楷模呢?因为在法律上夫妻和政客都有明确的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职能性责任。作为夫妻、总统你只要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履行法律上的手续，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你已经是社会的楷模。不需要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也不需要像圣人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更不需要全社会成员的摩顶礼拜。难道我们还以儒家的“忠”与“义”要求夫妻、政客们把他们的隐私公布于众吗?在这里，谭先生用儒家蔑视个人权利观点，把中国儒式“仁政”的“满嘴讲的礼仪道德，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移植到市场诚信之中，得出了西方人依法维护个人权利与履行职业职责不同表现方式是“伪善”的结论。

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五、西方学者理论上可能不完善，但也不至于成为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谭先生说：“为了论证儒家文化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不讲诚信的根源，丁文还引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话。其实，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他那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各国无法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论点早已被事实推翻，成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

在20世纪初期，批评中国商人最具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斯·韦伯，他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

马克斯·韦伯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这不是谭先生的发现，因为任何社会理论家，包括儒学在内都因时间、条件和社会实践差异，存在许多不适应或根本不适应的问题。但马克斯·韦伯基于东方人重“礼仪”，轻“契约”，重“义气”，轻“责任”的文化基因，作出东方人在经商时把礼仪、忠义和义气作为准则，将导致最终的不诚信的结论。实际上，礼仪、忠义和义气本身就是守规者和打破规则的矛盾体，即“忠义”悖论，它实际上是构建市场诚信的大敌。

当外国人用自己契约式的诚信标准，抱怨中国商人不守规矩，不讲诚信的时候，中国人还在笑谈外国人不懂“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结合”的哲学价值。当中国人自己深感全社会的诚信在流失时，他们一方面还会为中国商人在国际市场因不守信用，得到的一时之利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被因这些违背“兔子不吃窝边草”祖训的“奸商”祸害而痛恨不已。

由于诚信标准不一，政府的施政行为也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群众痛恨的人还有可能成为利益群体的功臣和英雄。政府打击外地企业造假与支持地方企业造假，医院对穷人见死不救和对富人的敲砸勒索的事情，在同一个社会里，都能同时赢得不同群体的唾骂和掌声。潭中先生不会把这些现实存在的、没有标准的、蔑视法律的行为也划为西方学者歪曲东方文明的恶劣典型吧。

六、在西方的语境里，“中国式诚信”与“骗子”是同义语

谭先生认为：“诚信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培养它必须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还必须从上到下提倡与从下而上监督。”谭先生把诚信看作是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是，谭先生所开出构建诚信社会的药方是从小开始，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开始，进行持久的“义”与“廉”教化，反对“利”与“贪”行为。而且要求领导要以身作则，为民众做出表率，人民才会跟着学好，才能形成“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全民诚信的社会。

谭先生用“义”与“廉”，反对“利”与“贪”行为，在中国实践了千年的历史，如果在封建专制的前提下尚不能有效的遏制人的“利”与“贪”行为，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障个人追求利益，实现人性“贪利”本性的权利，如果仅靠“义”与“廉”教化，而没有法律约束和规则的限制，就会出现上好信，则民敢不用情，上失信，则民也无可奈何的结局。

但谭先生一方面说“对儒家来说，忠信就是圣人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搞好诚信建设，必须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谭先生相信圣人的“忠信”，但也担心“圣人”的人性发作，他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用“圣人”的“忠信”教化民众，用民众的眼睛监督“圣人”的人性。在这一点上，谭先生不是完整地宣扬用传统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卑劣手段，忽悠民众，而是主张给与民众的监督权利，这是儒学的进步，但这距离现代诚信社会还差之甚远。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批判宗法“礼仪”一直是构建新的社会文化的主要手段，从五四运动打烂“孔家店”的文化怒吼，到“文革”期间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中国社会的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

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现代版的诚信等级。中国传统诚信的市场尴尬和诚信迷途，是宗族等级诚信与契约平等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突的表现，从血脉级差演变为阶级级差，从经济级差上升到政治级差，最终体现在法律条文和法律执行的反差上。这些现代中国式诚信的建设，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脱离儒学的文化辐射，最终成为儒学的现代祭品。

西方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对自我的评价正好相反。如果把最会骗人的民族、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与五千年的“礼仪之邦”放在一起，我们根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曾经讥笑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中华民族特质联系起来。但在我们真正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的血脉“礼仪”与西方的法条诚信的的确确是格格不入的。在市场条件下，我们的那种

自己人的“诚”与“信”，主体之间的诚信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你能说你构建的诚信体系不是“骗子”的代名词吗?

七、五千年“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梦幻绕梁不断

谭中先生说：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我们从这个现代版的儒学“仁政”中看到谭先生的良苦用心，也看到谭先生把“诚信”的回归，完全寄托于“上好信”教化天下。其实，谭先生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上，主流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看看《汉武大帝》，后看看《太平天国》，中间看看《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都是中国现代版的“大儒”，他们遵循儒家学说，他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独尊中华两千年。我们真的不敢想象13亿中国人，还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掀起一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新文化运动。

道德诚信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人权利缺乏、市场主体地位缺失、法律缺位的表现，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诚信中最为匮乏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至上观念，还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至上观念，两者和都与我们所着力打造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与我们正在构建的“以人为主体”的法治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对立。文化的发展逻辑，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构成了社会自发演变的逻辑链条，如果把不同文化发展逻辑上的文化精髓缝补在一起，就有可能繁衍出“文化怪胎”。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天天都在感觉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我们个人也天天也在不讲诚信，我们天天在被人骗，但我们也天天在骗别人。我们不知道诚信的标准为何物，也搞不清谁“不诚信”，有时自己也感觉别人“诚实守信”吃亏，有时感觉到对领导“忠诚”有利可图，但是忠于领导就必须服从领导，服从领导也就要“内外有别”。

儒学家们梦想把儒学中最完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缝补在市场经济个体权利上，不知是出于要改造个人权利的目的，还是要与宪政精神相吻合，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是出于通过道德自律的“慎独”精神，修炼完美自我，还是通过后天道德教化，实现塑造个人的典范。实际上，儒家文化从起点的“自我修养”到终点“仁者爱人”的文化逻辑，反映在社会演变逻辑上表现出一种靠人类自己难以规避的抹煞个性、侵吞个人权利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点被“五四”以后，乃至于今天，所有的思想颤变、凝固的历程所证实施。

八、在哪里找到架构市场诚信的逻辑起点

谭中先生认为：“中国一方面奇迹般地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假恶丑变成普遍时尚，许多人甚至靠它青云直上。”谭中先生在为之感到痛心的同时，还向全社会呼吁“在社会舆论中掀起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强大新文化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否则，“国际信誉太差会变成中国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诚信人类的共同向往，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谭先生这里所指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提倡用“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是用那些被人类各国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去反对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甚至于背离与人类发展的理念，还是指用儒家礼仪去改造具有普世意义上的价值观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作用将不可估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内涵。中华文化与世界潮流接轨成功的范例已枚不胜说，它表明儒文化与市场经的矛盾和冲突、合作与交融是相形不背的。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已不是政治禁区，这将有力推动文化的进步与市场的繁荣。

在儒文化圈的国家里，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导致文化的衰亡，文化的进步也没有沿着人们设计好的轨道递进。无论从哪个角度，凌驾于个性之上的，具有某种支配性的文化主导力量，最终都不能造就出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采用西方的技术、规范、标准改变我们的产品性能、提高市场能力，但对于那些演绎出来现代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文化理念却嗤之以鼻。

实际上，“诚实信用”是现代民法四大原则之一，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至上原则”。诚实信用之所以成为现代民法典的原则，是因为它高于法律，是人类本性的自律与他律结合点，是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逻辑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人类最脆弱、最需要上帝的抚慰，最需要相互遏制的正是人类自己。

对于现代中国的诚信建设，首当其冲的是用“法”的力量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我们把诚信建立在法的精神之上，使之在契约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之中发芽；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现代民法典中的独立民事责任分离开来，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角注、表格、注解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丁　言

儒家诚信特色分析论文 篇2：

儒家传统道德观对高职毕业生诚信教育的影响

摘要：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育是我国当代大学生诚信道德汲取的几乎唯一的精神源泉。诚信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美德，它是建立校园、社会文明和秩序的绝对必要条件，也是一名合格大学生不可或缺的素质。面对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的诚信缺失现象，儒家传统文化将发挥其特殊的德育教育作用，为诚信教育带来新的面貌。

关键词：儒家道德教育；高职毕业生；诚信缺失；教育

传统永远在改变之中，但其间终有不变者在，否则将无传统可言。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育是我国当代大学生诚信道德汲取的几乎唯一的精神源泉。这一地位是其他文化无可替代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一直传承并一直得到历代社会所重视，并以政治的形式确定下来。而诚信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美德，它是建立校园、社会文明和秩序的绝对必要条件，也是一名高职学生不可或缺的素质。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有很深的文化传统，这也是大学生对儒家诚信道德认同的一个个人需求。

一、儒家传统文化中关于诚信的阐释

在中国传统诚信观中，诚信是具有基础性地位的重要道德范畴之一，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规范。诚信，就是诚实、诚恳和信用、信任。诚与信从道德意义上理解，意义相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此作了解释，指出诚就是信，信也就是诚。由此可知，诚与信可以互训，两者都包含着人与人相处时应当诚实无欺、信守诺言的内涵意义。

在中国优秀传统道德中，“诚”、“信”作为做人做事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表里如一，坚持原则，不掩过失，这就是“诚”。对于“信”，陆九渊说：“信者何?不妄之谓也。”言行一致，不说谎话，这是“信”的一层意思。荀子也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相信可信的人和事，是“信”，怀疑可疑的人和事，也是“信”。这是“信”的另一层意思，也就是说“信”是要辩证地分析。“诚”与“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班固指出：“信者，诚也，专一不疑也。”张载也说：“诚固信。”不难看出这种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实好善”为内容的“诚”“信”规范，正是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诚信是做人处世的根本道德，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人无诚信难立足，家无诚信不和睦，业无诚信不兴旺，国无诚信不稳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商业运作的道德要求。市场经济讲究公平竞争、以质取胜，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虚伪欺诈的行为最终会受到社会法律和道德的制裁。大学生要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的影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胜靠谋，大胜靠德”。培养诚实守信的道德人格，是大学生实现人生远大理想的根本保证。

二、高职毕业生诚信缺失现象表现

关于毕业生的诚信品质，笔者对某高职院校2006级205个毕业生进行调查问卷时，呈现出以下数字：“你认为用人单位最看重毕业生的什么素质”中，道德品质占47.2％；外语、计算机能力，以及各方面能力70.7％；各种奖励，是否是党员17.6％；团队精神45.4％。“你认为诚信品质重要吗”这道问题中，重要占96.1％；不重要0.9％；无所谓3％。在回答“大学生四年中的道德观和人生观是否发生变化”时，72.3％的学生答有变化，4.3％的学生答没变化，22.4％的学生答变化不多。“大学生的政治理论课对塑造良好道德品质重要吗”这一问题中，重要占50.2％，不重要9.3％，无所谓39.5％。对作弊的看法中，49.3％的学生平时不努力，4％的学生为了奖学金，39％的学生对课程不感兴趣，22％的学生为了应付考试。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诚信品质在毕业生的道德观中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道德观在实际的学习和生活中却出现了一定的脱节。下面，我们将看一下诚信缺失在就业过程中的表现。

(一)毕业生恶意拖欠学费

学生拖欠学费是全国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高额的欠费让学校计划建设的一些教学设施因此无法建设，甚至连教师的课时费都不能按时发放。隐藏在恶意拖欠学费背后的，是当代大学生的诚信问题。随着高校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通过勤工助学、学费减免、困难补助、奖学金，尤其是国家助学贷款等各种渠道，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困生的困难，真正交不起学费的学生本应逐渐减少。但实际上，拖欠学费的现象却呈上升趋势。据称，拖欠学费主要来自有能力交费却不交的学生。高职院校对于毕业生拖欠学费一般采取毕业证暂时不发放的措施，但这一措施还不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有的学生四年学费一分未交，毕业后采取作假证的手段，即使已经有能力偿还学费也不回学校补交。另外，虽然国家对全国高校实施了助学贷款，但是在具体落实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如在考核贫困生贷款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有些学生根本就不困难，但却有贫困证明，各种手续都合格。学生工作者如果认为他不贫困不让其贷款时，该生很可能就会恶意欠缴学费，造成学校损失，但如果同意其贷款时，会因为不还贷款为国家造成损失。

(二)制造虚假履历

1.制造虚假材料。大学生功利主义思想日趋滋长，入党、评优、竞选学生干部等方面的动机不纯，虚荣心严重，在就业问题上更为突出。有一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收到某学校同一班级多名学生的自荐材料，结果发现许多证书或获奖证明都是经过“克隆”的。同一个班上，竟有多位班长和校学生会主席。

2.“包装”简历。一些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认为，有时候，用人单位的一些过高的要求使自己不得不在简历上加点“包装”。有学生认为，造假的确错误，但是在激烈的求职竞争中，如实说明情况常常难获考官垂青，而一些制造假简历的学生反而顺利就业，客观上让人觉得诚实的不如弄虚作假的。另一方面，有些用人单位盲目抬高招聘条件，这样做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诱使部分大学生假造履历。

(三)违约毁约随心所欲

高职学生本着“先就业后择业”的心态，为保险起见，遇到合适的单位马上签约，然而一旦遇见更好的单位并且被录用，便有了违约之举；还有的大学生是在择业与升学之间徘徊不定，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也便有了违约之举。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发布的《2006年用人单位选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参加调查的用人单位中，每次批量招聘应届毕业生到岗率不足70％的将近一半，有两成多的用人单位到岗位率不足50％。到岗率低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大学生的主观违约，带来不良影响。

(四)高年级学生抄袭现象严重

在校高职大学生出去能否找到好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凭其在校学业成绩，所以，为使成绩更加优异，许多大学生在考试时，把平时所讲的诚信抛诸脑后，不择手段。大学生在刚刚人学或低年级时，一般对考试作弊还有所顾忌，但随着年级的增高，考试中开始出现不诚信现象。高年级的学生逃课现象非常

严重，学生经常会以找工作为理由旷课，导致考试前突击，造成了作弊成风。除此之外，“枪手”在考试中屡见不鲜。他们或为了钱，或为了所谓的义气，而不惜铤而走险，混迹于英语四级和六级考场，甚至研究生考试的考场。虽然“枪手”的行为都会给自己带来各种麻烦，甚至身败名裂，遗憾终身，然而大学校园里的作弊之风却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于成绩不仅直接与学位挂钩，而且是学生入党、评优及就业的主要依据，所以不仅平时成绩差的学生想作弊，蒙骗过关，而且平时学习成绩优良、各方面表现不错的学生也想作弊。

三、如何将儒家传统文化运用到高职院校的诚信教育中

我国高职院校大学毕业生中表现出来的诚信问题实际上是与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高职学生的诚信问题，就必须加强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教育。所以，发扬儒家传统美德，将其融入到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去是十分必要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一)加大就业指导力度，将儒家传统的道德教育融入学生的职业生涯设计中

就业指导不仅仅是在三四年级的毕业生中开展，指导工作要在新生入学的时候就要启动。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高，增加就业指导的力度。不但要多渠道地为学生拓展就业机会，联系用人单位，更重要的是把儒家传统的德育教育贯穿学生的四年学习。以下几方面道德教育在职业生涯设计中尤为重要。

1.“天下为公”精神激励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传统道德十分关切个人与国家的密切关系，培育学生热爱祖国的感情，“天下为公”、“修身治国平天下”被历代传统道德视为“大节”。在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为了国家和民族，一个道德人格高尚的人应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尽忠报国”、“先公后私”、“一心为公”，这样才能成为人们尊奉的道德楷模。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人格中普遍缺乏这种伟大理想的追求，缺乏发人振奋的爱国情感。通过传统道德的爱国思想的熏陶，可以激励当代大学生以历代爱国英雄为道德人格塑造的榜样，继承爱国主义传统，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刻苦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用自己的才能报效祖国，更能充实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

2.仁爱精神让大学生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终身奋斗目标。儒家伦理的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倡“仁”，“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君子的道德人格体现在“仁”与“礼”的和谐统一，他把“仁”解释为“爱人”。他主张对人要有爱心，要有尊重之心。孔子的“爱人”思想，强调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而且还要仁爱百姓、爱万物。当代大学生的一些道德人格的不足之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缺乏对人和社会的普遍关怀，没有远大的理想等，这正是因为大学生缺乏仁爱精神。如果大学生只关注自己，不懂理解、宽恕，就很难与人共事，也不会对他人给予仁爱的帮助和关怀，更不可能对家庭、对事业、对国家有责任感。良好的情感是良好性格的基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我们发扬传统的仁爱精神。“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是我们处理个人和他人关系时所依据的根本原则，是维护社会人际和谐的有力保证。由此可见，传统的仁爱思想对培养大学生道德情感、道德人格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自强不息精神激励当代大学生在成就事业、奉献社会中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勇于进取，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是横贯古今的高尚民族精神。它要求人们自强不息，同时也勉励人们发愤图强。《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要求人要刚健有为，奋发图强，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迷失方向。正如孔子所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古代思想家把志向看做是自强不息的思想基础，志向坚定才能学有所成，功有所长。当今，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大大提高，大学生的物质生活环境更是大为改善，这无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富裕的物质生活也造成一些大学生懒惰、自私、脆弱、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等。为此，我们的大学生应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道德中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用刚健有为、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培养他们独立自主、健康高尚的道德人格。

4.勤俭廉洁可以正确引导当代大学生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为反腐倡廉作出贡献。“勤俭”是我们优秀的传统美德。《尚书》载，在舜帝所赞扬的大禹的道德品格中，就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在当代许多大学生的物质生活丰厚，缺乏勤俭的美德意识，提倡这个传统美德，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热爱劳动、求实敬业的优良品德，对抵制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廉洁”被视为“政之本”、“化之本”、“人生大纲”而为历代思想家们所注重。“廉”指不贪财货，“洁”指立身清白无辜。这些品质在我们当代大学生中日渐缺乏，提倡勤俭廉洁思想对大学生的道德人格培养有重要意义，儒家尚廉观念培育了人们廉洁奉公的精神。

(二)重塑儒家传统诚信精神，多渠道拓展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新途径

1.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育融入到“两课”中去。通过“两课”渗透，将诚信教育与专门课程相结合。“两课”教学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在学校课程设置中，诚信教育是以“两课”的形式进行。在教育中加强思想理论教育，将传统文化、美德融入到课堂，注重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结合学生身边的具体事例，引导他们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提高诚信教学效果。可以结合《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有关必修课程中强化诚信教育的有关内容，在日常教学活动进行有机渗透。鼓励学生课后读一些儒家传统文化的书籍，与学生交流心得。

2.诚信教育必须通过各种学生主动参与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来落实。学校应根据教育要求和学生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寻求新的有效教育途径和活动方式。学校德育要注重发展校园文化，并立足于校园文化。文化环境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德育教育者应从客观实际出发，调整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充分利用学生第二课堂的空间和作用。第二课堂活动是大学生践行诚信道德品质、实现知行统一的重要途径。开展以“诚信”为主题的第二课堂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诚信的意义和价值，提高践行诚信的自觉性。也可以通过专门的诚信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如三下乡活动、寻访优秀校友、为贫困生创造岗位等活动，还可以通过征文、演讲、对话、辩论实践活动等形式进行。在实施中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各校开展诚信教育的特色。加强对学生日常生活、娱乐、消费、审美、择业等方面进行引导，充分发挥辅导员及党员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牵引作用，给他们以情感教育和爱的教育。建立内外结合、纵横交错、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思想品德教育机制。

3.开展对大学生个人诚信状况的评价、奖惩、监督管理，使大学生在诚实守信方面有章可循。学校通过逐步建立大学生诚信评价、诚信监督、诚信信息查询和诚信奖励制度，将学生在校期间各种遵章守制的行为进行归纳分析，确立相应的评估标准，逐步探索出一套量化考核标准，并在每学年对学生的信用指数进行评估，以其作为综合测评、奖学金评定、研究生保送、三好生评选、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发放助学贷款等内容的重要依据，从而形成大学生诚实守信的刚性约束。信用档案是个人的第二身份证，建立信用档案是一种值得尝试的诚信教育方式。学校应力倡“珍惜信誉如同珍惜生命”这样的理念，引起学生对诚信度的关注，并根据学生的表现，结合思想道德修养、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学习等，建立学生个人信用考评机制，定期、全面考察学生在校期间的信用状况，详细、及时地记录、反馈、监察、纠偏、指导，促进学生诚信习惯的养成。这样，才可以把学生的信用评价作为个人品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向用人单位推荐，不仅鼓励学生在求职中讲信誉、守信用，还能够大幅度减少就业中容易发生的诚信缺失现象。

作者：刘天

儒家诚信特色分析论文 篇3：

先秦诚信思想的发展演变轨迹探寻

中华民族有众多优秀的传统美德，比如诚信。我国关于“诚”的观念，早在反映夏商周三代社会生活的《尚书》《诗经》《礼经》中就已出现。春秋时期，诚信在政治、外交、军事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价值，更是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运用。其中，先秦儒家学派对诚信在治国理政、道德伦理上开展的深入分析、系统阐发和大力推扬的成果是最为卓著的，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公山所著的《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研究》便是一本诚信视角下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专著。本书按照典籍成书的时间顺序，依次以《尚书》《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七部儒家典籍所代表的特定阶段的诚信思想为研究对象，对先秦儒家诚信思想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历史背景考察、主要内容阐释、思想特征分析及后世影响论述，努力找寻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与潜在规律。

全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分别论述了《尚书》《诗经》及《礼经》中关于诚信的思想内容及特色，企图由此找寻前孔子时代的诚信思想发展轨迹。第二章详细论述了《论语》中的诚信思想：一方面要求修身以诚，追求理想的宗教式私德;另一方面提倡官府诚信这种根植于现实的社会性公德。其中的诚信观孕育了诚信思想的萌芽，“民无信不立”的政治诚信思想和“知之为知之”的学术诚信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第三章分析的是《大学》和《中庸》中的诚信思想。《大学》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篇集中论述儒家诚信思想的作品，将孔子对修身的要求推进一步，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庸》指明了“诚”最核心的含义为“真实的人性”，从而确立了先秦儒家传播观念的哲学基础。第四、第五章分别对《孟子》和《荀子》的诚信思想展开了详尽的剖析。《孟子》的诚信思想是建立在“性善”基础上的，它确立了“信”德的地位，也确立了“惟义所在”的诚信思想原则。而《荀子》的诚信思想是建立在“性恶善伪”基础上的，侧重通过训诂的方式来表达诚信理念。《荀子》中的政治诚信观和军事诚信观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综上，先秦儒家诚信思想发端于夏商周三代之际，至孔子及其弟子得以自觉地论述。《大学》则承继孔子，以“诚意”将儒家的修身功夫发展至顶点。发展至《中庸》，界定了“真实的人性”的内涵，并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孟子》则强调“反身而誠”，高扬道德的主体性和内在性。而到了《荀子》则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比较关注社会中“礼”的一面，突出外在的礼乐对于诚信的建立和弘扬的意义。由此可知，儒家历来高度重视诚信，其诚信理论内涵深邃、脉络清晰，是传统社会秩序构建的精神内核和理论源泉。

（江西省宜春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袁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