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理性反思与完善

2022-12-18

所谓职务犯罪是指我们刑法规定的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实施的犯罪, 其中主要包括我国现行《刑法典》规定的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犯罪以及第九章规定的职务犯罪。“轻刑化”是指一种刑事政策, 主要变现为用一种较轻、较弱的方式来惩罚犯罪, 在刑罚体系中主要表现为刑罚总量的降低、缓刑的适用以及假释的适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职务犯罪轻刑化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如何规范这一现象, 使罪责刑相一致, 是当前立法、司法等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职务犯罪轻刑化具体表现及原因

(一) 职务犯罪轻刑化具体表现

1.职务犯罪缓刑的适用广泛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缓刑是指对于在程序上确认后已经构成犯罪并应受惩罚的行为人, 先对其宣告定罪, 但并非立即执行, 而是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对罪犯行为的一定时期的考验, 根据考验期内罪犯的具体表现来决定是否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缓刑有严格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但是从司法实践的操作中可以看出, 职务犯罪缓刑的适用较为随意且广泛, 这也是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最为直接、最为集中的表现。江西某市某区2005-2011年的职务犯罪共立案达1000余件, 其中共判决765件之多, 在判决的案件中判处缓刑的有641件之多。缓刑所占比例83.11%, 这充分说明在职务犯罪中缓刑所使用的比例之高, 同样也可以看出在职务犯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轻刑化现象。以2009年为例, 我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职务犯罪案件共计49627件63901人, 其中移送审查起诉33024件42951人。其中不起诉人数和不起诉率连续两年下降, 无罪判决率降至七年来最低, 这很大程度上表明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质量不断提高。但与法律规定相比, 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趋势也较为明显 (1) 。

2.职务犯罪处罚中的减轻处罚情节适用普遍

刑法理论上规定减轻处罚具有法定情形和酌定情节, 在职务犯罪的减轻处罚情节的适用上, 酌定情节认定较为松散, 给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法官对于减轻处罚的认定标准掌握的过宽或者人为将标准降低。按照正常的定罪量刑标准来看, 法官需要从定罪的具体情节来确定量刑的标准, 而现实中的部分法官却从量刑的需要来设置定罪的具体情节, 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 对自首的认定过于宽泛, 绝大部分的职务犯罪案件都或多或少的有自首的情节, 但是有些在案卷中并未体现出自首的招认, 仅凭被告在审理中言辞就能认定为自首, 进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造成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结果;其次, 司法机关人为变更数额, 在“数额巨大”与“数额较大”上做文章, 使得影响最终的量刑, 也是导致轻刑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某区法院2005-2010年对职务犯罪判处情况看, 在判处的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的132件148人的职务犯罪案件中, 适用从轻处罚法定情节的有14件14人, 分别占全部案件数的10.6%和全部犯罪人数的9.46%;适用减轻处罚法定情节的有99件117人, 占全部案件数的75%和79.05% (2) , 这充分说明了减轻处罚是职务犯罪轻刑化的重要表现。

3.财产刑适用相对较少

我们知道, 职务犯罪最为常见的表现就是权钱交易, 通过这种交易达到变权为钱, 职务的廉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无形中遭到践踏。这种贪利型犯罪, 司法机关在适用财产刑的过程中理所应当的应该适用更为广泛的财产刑, 然而从司法实践的判决来看, 适用财产刑的职务犯罪案件并不多,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更多的是适用缓刑、减轻处罚、自首等方式降低了罪犯的量刑标准, 使罪犯免受惩罚。减轻了对行为人的惩罚力度, 进一步促成了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现状。

4.对职务犯罪数额掌握的标准不一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对于职务犯罪中的贪利型犯罪的犯罪数额与所判处的刑罚的高低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犯罪数额的确定十分关键, 但是从现阶段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 对犯罪数额的认定存在标准不一的现象。司法者往往在认定职务犯罪的涉案财产时将用于职务所必要的或者应该进行支出的费用加以扣除, 而把后者的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 用这个标准来断定犯罪人的具体量刑状况。这个标准也不是统一的, 各个地方执行的标准不同, 导致的量刑结果也不同。人为地提高了职务犯罪认定的数额标准, 缩小了职务犯罪的成立范围, 降低了对于职务犯罪刑事处罚的严厉程度。

(二) 导致职务犯罪轻刑化的主要原因

关于导致我国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原因的分析,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总结。

首先, 中国传统官本位思维的影响。自我国封建社会以来, 官本位的思想一直在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思想已经达到法律无法规制的程度, 导致封建社会不得已而解体, 到新中国成立以来, 官本位的思想仍然严重的影响着我国的上层社会。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就是“官”, “官本位”就赋予了“官”有一系列的“特权”, 而正是这种特权导致权钱交易的发生, 因此在“官本位”思维的影响下, 公职人员也无形中被赋予了一定的“特权”, 这种权力被量化就会产生一定的贪腐行为, 进而产生犯罪。现阶段, “跑官、买官、卖官”等行为的发生自然就发生了职务犯罪, 这种思维的影响仍将继续下去, 只能加以疏导以使之利于职务行为的正当化发展。

其次, 立法技术欠缺以及司法运行缺陷导致轻刑化。犯罪由法律直接规定并进行处罚, 职务犯罪的轻刑化所反映出来的实质就是立法上的缺陷以及司法上的不足。对该类型的犯罪手段以及类型特征描述比较模糊, 立法上对该种犯罪的自首、立功等的规定又较为宽泛, 成为司法者为职务犯罪行为人解脱“枷锁”的一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二在司法上, 我国对职务犯罪的惩处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职务犯罪中被认为的分成若干等级, 对待不同的“等级”, 采取的措施也是不同的, 普遍存在着“查处严, 处理轻”的问题, 这在司法实践中为职务犯罪的轻刑化埋下了隐患。

最后, 对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清晰。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既侵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又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性利益。对该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分析, 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当前, 职务犯罪案件接连发生, 大案要案比比皆是, 对于该罪的社会危害性还没能引起立法者和司法者的重视, 认识不足, 导致在最终的量刑惩罚上产生了轻刑化, 因此, 强化对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显得尤为必要 (3) 。

二、职务犯罪的轻刑化与死刑适用

职务犯罪有轻刑化的发展趋势, 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死刑存废的问题。从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倡导废止死刑开始, 世界各国都开始对死刑问题进行深度的研究。在对职务犯罪适用死刑的问题上, 多数学者也主张在职务犯罪中逐步废止死刑, 在该类犯罪中废止死刑说明在量刑上有了一定的轻缓, 但是这种轻缓与职务犯罪的轻刑化是否属于同一概念?观点不曾统一。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说明, 职务犯罪轻刑化说明的是在定罪, 尤其是量刑方面对职务犯罪有对立法、司法上的错误认识, 而职务犯罪废止死刑则是从侧面论证该类犯罪已经不适用死刑进行规制或适用死刑在职务犯罪的量刑上已经脱离了国际社会死刑发展的轨道。轻刑化与废止死刑并不属于同一概念, 前者是对刑事政策以及刑事立法、司法的扭曲性理解和应用, 而后者则是在适用的过程中对死刑政策的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的认知, 在国际社会上也同样得到认可, 符合我国刑事立法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发展需要。

同样, 从职务犯罪的刑罚配置的正当性要求来看, 立足于罪刑均衡这一现代刑法学、犯罪学的基本精神, 刑罚配置的正当性不仅要求做到有罪必罚、无罪不罚、轻罪轻罚、重罪重罚, 还要求刑罚所剥夺的犯罪人的权益与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大致相匹配。否则, 即是对公正这一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背离和违反。由此可以决定, 死刑只有分配与所侵犯的权益和死刑所剥夺的权益相类似的犯罪, 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而不同的职务犯罪类型虽然侵害的具体法益各不相同, 但是无论从国家的财产还是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亦或者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 其损失的价值都不能和人的生命权相比。因此, 职务犯罪适用死刑, 是对人的生命权的损害, 又是对刑法公平、正义理念的违背, 不可能做到合理、正当。

因此, 职务犯罪必然面临死刑的废止, 但是一定要将其与职务犯罪轻刑化相区别。

三、职务犯罪轻刑化理性反思

职务犯罪的轻刑化, 导致国家的公权力无法达到预防与惩罚犯罪的目的, 同时也无法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加以理性对待犯罪, 因此, 轻刑化带来了系列的负面影响, 宏观分析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 违反了中央关于加大力度惩治预防腐败问题的基本要求。建国以来, 中央多次强调惩罚腐败的重要性, 在惩罚力度上也在逐步加大, 十七大以来, 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说明了“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 严厉惩治腐败。”的重要价值, 要严厉惩治腐败, 而不是放宽, 不是更多的适用缓刑, 轻刑化处罚与中央的方针政策存在较大区别。我们知道, 只有在政策上掌握惩治腐败的重要性, 才能在实践中进行有效的落实, 也才能保证刑事政策的有效执行。

第二, 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惩治职务犯罪的客观需要。现阶段, 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 各种社会管理措施在不断的更新和改进, 然而尽管在这样的时候, 也不乏职务犯罪的客观现象的出现。买官卖官、官商勾结、官官相卫等现象时有发生, 厅级以上干部的发案率在逐级攀升, 表现的态势让人堪忧, 近年来, 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行为也时有发生并被查出, 这说明中央的力度是极大的, 同样也说明我国的职务犯罪现状不容乐观。在司法实践中的超常规的操作让职务犯罪有了“避风港”, 对社会管理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种极大的障碍。客观上需要对职务犯罪进行有效的规制, 不能无限的轻刑化。

第三, 与国内外的司法需求不相适应。在国内外, 关于职务犯罪的惩处力度和公众的接纳能力是不同的。国外关于职务犯罪的具体规定较我国严格, 且司法力度也较大, 执行力较强。在国外的民众接纳程度上, 由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国家制度与我国存在本质区别, 因此职务犯罪在这样的国家几乎是民众零容忍, 绝对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我国, 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体制的影响, 官本位的思想在民众的思维中形成了定式, 无所谓接纳程度。但是随着民主法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民众的法律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加强, 司法需求不断提升, 对于职务犯罪的容忍也在不断缩小, 因此, 职务犯罪的轻刑化在受众接纳方面也没有余地 (4) 。

四、规范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若干建议

要避免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发生, 就必然要在罪刑方面做到强有力的一致。尤其是对贪利型的犯罪, 要严格财产性的适用, 加大惩罚力度, 促进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有效结合, 减少缓刑以及减轻处罚等司法手段的应用, 在制度上、实践上进行多方面维护。

其一, 加大惩罚力度, 降低立案起始点, 严格定罪量刑的数额。

职务犯罪大部分是为了达到权钱交易的目的, 达到获得金钱利益的非法意图。我国刑法规定, 贪污罪起点达到5000元才能进行定罪量刑, 而盗窃罪则500元就可以达到定罪量刑起点, 同样是财产犯罪, 为何定罪起点相差悬殊。这其实在立法上未贪污罪的罪犯留下了特权, 这种特权的行使同样也损害着大众的利益。笔者认为, 有必要将其进行统一的规定, 将数额进行明确, 规范统一的起点, 并降低立案的起点, 达到对案件处理的统一应用。实现对法律漏洞的修补和完善, 在体制上进行有效的约束和规范。

其二, 设置严格的财产刑, 配套相应的资格刑, 控制司法成本。

职务犯罪侵犯的是职务的廉洁性、国家的管理秩序以及公共财产, 这就对财产利益、非财产利益都进行了触及, 但是在现有的立法、司法实践中却很少进行财产刑的判决和落实, 不能以罪量刑, 不能对罪犯的财产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收缴, 同样对财产刑的适用也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笔者认为, 还应该配置一定的资格刑, 触犯职务犯罪, 即应该剥夺其担任原职务的权利。根据刑法规定, 对犯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罪犯, 除了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必须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 其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 只要不属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 都不能剥夺政治权利。而本文认为, 职务犯罪既是经济犯罪, 又是职务犯罪, 犯罪人所得的非法财物, 都是通过其职务活动,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采用侵吞、盗窃、骗取等非法手段取得的, 因此有必要对其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予以剥夺。剥夺其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方面使犯罪分子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程度, 达到一一般预防的目的;另一方面, 第二, 享有一定的任职资格是实施和成立职务犯罪的前提条件, 刑罚作为一种社会防卫手段, 通过剥夺行为人用以犯罪的职权, 就可以使其丧失再次犯罪的能力和条件, 以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这样也达到了控制司法成本的目的。

其三, 严格控制缓刑、立功适用, 减少减轻处罚的应用, 维护法律威严。

上文中提及, 我国现阶段的职务犯罪在量刑阶段的缓刑、减轻处罚等手段应用较多, 直接导致职务犯罪的轻刑化趋势, 并成发展态势。因此, 为了避免这种轻刑化态势的无休止的演变, 有必要对职务犯罪的缓刑适用进行严格限制以及对立功的条件进行严格审查, 达到适用中的规范化, 不能滥用缓刑、无端适用立功, 要逐步较少减轻处罚的应用, 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掌握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 司法工作人员要加强惩处的力度, 维护刑事法律的威严, 要在犯罪群体中将法律的意义贯彻下去, 同样要将弘扬法律威严适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达到无处不在的法律威严,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同时强化法律的保驾护航的作用, 对职务犯罪行为进行强有力的规范。

五、结语

职务犯罪严重侵犯国家的管理秩序、公务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以及国家及个人的财产利益, 对职务犯罪行为的惩罚不可忽视。而职务犯罪的轻刑化又是现阶段对职务犯罪进行规制的一个法律漏洞, 要在体制上对职务犯罪轻刑化进行认识和规范, 要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严格控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行为的发生, 为有效规范职务犯罪行为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

摘要:职务犯罪严重侵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对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以及新形势下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在犯罪学、刑法学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操作中明显出现了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趋势, 这种趋势对于有效规范官员的职务行为、保证职务的廉洁性又形成了一种障碍。从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职务犯罪在罪与罚上存在脱钩现象, 出现了轻刑化的倾向, 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为完善刑罚结构提供有效借鉴。

关键词:职务犯罪,轻刑化,反思,完善

参考文献

[1] 陈明华, 卢建平等主编.比较犯罪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2] 刘建.创建预防和减少犯罪民心工程[N].法制日报, 2009-7-3.

[3] 端木义万主编.美国犯罪文化透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37.

[4] 冯树梁主编.中国预防犯罪方略[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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