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对我国的危害

第一篇：恐怖主义对我国的危害

形势与政策论文-恐怖主义对当今世界的危害

2013-2014年第二学期《形势与政策》科目考查卷

专业：******** 学校：****大学 任课教师： *** 姓名：****12-2班 学号：1203606**** 成 绩：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恐怖主义以其血腥的暴力活动为显著标志，在世界许多地区制造混乱，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9•11”事件更是使这种活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以空前的破坏力、冲击力和影响力，给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带来深刻的变化。

关键词：火车站 恐怖事件 危害

最近，我国接二连三的暴力恐怖事件让人震惊、令人愤慨!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发生砍人事件，造成已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4月30日新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站外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紧接着5月6日，广州火车站发生砍人事件，已经造成6人被砍伤，目前仍在救治当中。

丧尽天良的暴力恐怖犯罪，让鲜活的生命骤然消逝，让无辜的群众悲愤难当。这一暴行极大危害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破坏了社会正常秩序，是对人类文明共同伦理价值的公然挑衅。暴恐分子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和一致谴责。“反暴力恐怖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总书记在第一时间做出重要指示，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虽然恐怖主义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在国际反恐斗争的严厉打击下日趋减小。仍不断发生的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显示，恐怖主义威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一些地区还不断恶化。由此可见，反恐斗争仍是一项十分复杂、长期、艰巨的任务。

一、正确评估恐怖主义的危害

虽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只是极少的一小撮，但由于恐怖活动所具有的特性，使它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的刑事暴力犯罪，并影响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

(一)恐怖主义危害不因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员减少而缩小。恐怖主义既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也不同于常规战争，它是一种“以小搏大”的极端不对称的暴力活动。这种“不对称”之所以极端，是因为它并不是军事作战中的不对称，而是恐怖组织有预谋地针对毫无防范能力的平民进行袭击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还体现在政府难以给予“受害群体”全面保护而防范这种袭击，也就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像保护要人一样地保护起来，不可能把所有民用建筑、设施都像保护使领馆、军事基地、政府办公驻地一样地安装各种防恐设备。由此可见，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与各国军队相比是“弱者”，但与它们袭击对象相比则是“强者”。

虽然说恐怖组织不断遭到重创，许多恐怖分子不断落网，但残余的恐怖分子“以小搏大”的危害并没有减少。这种“以小搏大”，可以通过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或交通工具里放置炸弹、大规模劫持人质、使用汽车炸弹、用导弹袭击民用航空器等方式实现。在这些恐怖活动中，几个恐怖分子、几个炸弹、几枚导弹同它们所造成的伤害与影响可以说难以成比例。因此，我们评估恐怖主义的危害，不能仅仅因其人员的减少而放松警惕。

(二)恐怖主义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常规恐怖活动已经显示了它的杀伤性与破坏力，每年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有增无减。与此同时，人们更加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出现的可能。恐怖主义无视人类的任何道德规范，不受任何国际法约束，因此，它追求最具轰动、最具血腥、最具影响的各种恐怖活动方式，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直是其寻求使用的手段之一。1995年造成1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使人们更加警觉使用化学武器的恐怖主义;越来越多的放射性材料的走私活动，也使人们对包括“脏弹”在内的核恐怖主义的恐惧与日俱增;而在美国蔓延的炭疽恐慌更使人们忧虑生物恐怖主义的来临。随着国际社会的日益开放，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恐怖分子得到制造包括核、生、化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和制造材料的途径与方式也越来越多，亟需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与警惕。

“9•11”事件中，载满乘客和油料的大型客机撞向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恐怖举措表明，恐怖分子在使用常规武器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新的更具危害的恐怖活动方式。一些恐怖组织逐渐超越传统，尝试高科技带来的恐怖效应。它们在异地建立支持性网站，从事各种培训、宣传等活动;利用现代两用技术如全球定位系统、移动电话、寻呼机等进一步加强其恐怖活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恐怖主义的危害越来越大，信息恐怖主义就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当人们在享受现代化传播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网络时，恐怖主义也把邪恶的目光瞄准这一领域。他们不仅利用互联网结成跨地区、跨国界的大型组织，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获取和发送各种信息、交流经验，利用网络从事各种犯罪活动;同时，他们也把这种支撑现代化社会的系统作为攻击目标：瘫痪网络、干扰攻击通信卫星等。此外，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也处在恐怖活动的威胁之下。

(三)恐怖主义危害还在于它造成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影响经济发展。恐怖主义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以滥杀无辜来追求更大规模的血腥效果;二是力图制造更大范围的恐慌效应。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与物质财产损失只是恐怖主义危害的一个方面，它的危害还表现在对人们心理的冲击。虽然恐怖活动最直接的受害者只局限于案件现场，但人们由此所产生的心理恐慌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因心理恐慌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全方位的：一是对政权的稳定有所影响，有时甚至造成政府的更迭;二是造成社会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安，人人自危;三是妨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秩序，一遇到事件便与恐怖活动相联系，造成交通中断、工作停止等状态。

而且，恐怖主义的危害还在于恐怖活动的放射性作用，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表现一，通过各种类型的恐怖活动，增加社会安全成本。为防范恐怖袭击，各国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各种安保措施。这不仅使得人们工作生活的各种快捷途径大打折扣，而且这种安全成本也使其他经济活动的效益有所下降;表现二，直接对经济构成冲击。1997年埃及旅游胜地卢克索发生屠杀外国游客的恐怖事件后，世界各国纷纷取消原定去埃及的旅游计划，使埃及当年的旅游收入下降了30%;2001年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后，不仅已在该岛的游客匆匆离去，而且去该岛的人数也急剧下降。事发第二天，印尼股市开盘，综合指数下降了10%。“9•11”事件中，美国纽约在其地标性建筑物——100多层400多米高的世贸双子塔被两架被劫民航客机撞击后轰然倒塌的同时，既造成了2800多人的死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美国笼罩在恐怖阴影之下，一时间草木皆兵。此次事件除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外，间接影响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四)恐怖主义危害日益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稳步发展。在此状态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性更是不断加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各国的脆弱性增加了。这种脆弱性的实质，是指威胁国家安全的跨国因素增多，而恐怖主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因素之一。我们看到，尽管恐怖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热点，但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其危害的全球化现象尽显。“9•11”事件虽只是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但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据联合国估计，此次事件将使世界经济发展放慢1个百分点，损失高达3000多亿美元。在2800多死亡人员中，涉及的国家多达几十个。换言之，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承担恐怖风险与反恐成本。

评估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不应只着眼于恐怖事件的发生，而应看到它的全部。恐怖主义既有极端理论作宣传，也有一定组织机构进行策划;既有募集资金网络，也有走私武器军火渠道;恐怖事件只是恐怖主义的一种最终表现形式。由此可见，虽然恐怖攻击主要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但其他恐怖主义活动则有可能在世界各地进行。由于以往忽视这一点，使恐怖主义问题造成了许多国家之间的摩擦。这种摩擦不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就是发达国家之间也有，而且这种摩擦现在仍然存在。

二、认清恐怖主义的本质

“9•11”后，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的严厉打击下仍很猖獗，个中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从内部看，恐怖主义的产生具有深刻复杂的历史社会根源，当今社会存在着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从外部看，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依然有待统一，特别是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反恐双重标准等问题。因此，反恐斗争也应从多方面着手，靠单一手段、单一国家很难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一)恐怖主义披上的种种掩护外衣。恐怖主义使用恐怖暴力作为自己的旗帜，其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武装宣传”。纵观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成立之初也只是由几个、十几个极端分子所组成。他们的极端主义思想与理论很难为现实社会所接受，更不为那些受“利益驱动”的媒体所关注。为了“引起”人们对他们主张的重视，为了“强迫”政府接受他们的“政见”，恐怖分子找到了这条让世界不安宁的极端之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虽然以民众的生命为代价进行“武装宣传”，但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恐怖主义。他们往往找到许多貌似正义的理论伪装自己：把屠杀民众称之为“暴力革命”;把分裂活动冠名为“争取民族解放”;把宗教矛盾大写为“宗教压迫”;把极端民族主义谎称为“争取民族独立”，如此等等。以此，他们蛊惑了一些人;以此，他们煽动了一些人;以此，他们吸收了一些人;以此，他们也迎合了某些别有用心的“第三势力”的需要。

(二)恐怖主义为自身发展制造的怪圈。恐怖主义沾满民众鲜血的“血路”之所以能够走下去，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制造的一个怪圈。因许多客观原因而形成的贫困、贫富差异，成为被他们利用的工具;而他们的恐怖暴力活动又大大阻碍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这种落后状况转而再次成为他们所谓“正确主张”的有利“注脚”。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恐怖怪圈。在世界上恐怖活动的高发区，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从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国的科西嘉，到斯里兰卡的泰米尔、菲律宾的棉兰佬岛，从非洲到美洲，大都如此。原因之二在于，恐怖活动不仅“引起”当地人民与政府的关注，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别有用心的“第三势力”的介入。这也使得恐怖组织有了跨国活动的余地与资本，于是这块“乌云”越来越大。针对恐怖主义这种状况，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是打破这种怪圈的关键。

(三)“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仍是一个关键分歧。虽然国际社会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威胁越来越大，但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世界各国政府，包括专家学者给“恐怖主义”所下定义已达150多个，这实质上也突显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来源不一，需对付的目标不同;二是，恐怖主义跨国活动的“一地策划，异地实施”的特点，导致一些“势力”把恐怖主义作为一张“牌”;三是，一些国家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只打击对本国利益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有时甚至支持纵容对他国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

当然，国际社会反恐也有一些可喜的现象：在恐怖主义定义方面，许多国家都认识到，只要是针对平民的恐怖暴力活动就是恐怖主义;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联合国通过的12项反恐国际公约;联合国在国际反恐中的地位与作用正在不断加强。

三、标本兼治全面防范打击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反恐斗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反恐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严厉打击现存的恐怖主义;二是防止潜在恐怖主义的产生。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一)不断拓宽国际反恐斗争合作领域，使恐怖分子无处藏身。我们看到跨国活动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一地策划，异地实施”的恐怖活动迫使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反恐斗争合作。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基础仍是双边合作。面对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采用双边合作方式较有成效。国际反恐斗争的多边合作正在蓬勃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一些地区性组织的反恐斗争合作上。基于一定的地缘与共同的利益，合作趋势良好。但这两种层面上的反恐合作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恐怖主义不会受这种合作区域的限制。因此，全球性反恐斗争合作仍亟待在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并机制化。

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用具体的措施来充实完善各种反恐协议、协定与公约，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领域也应随之不断扩大。由于恐怖主义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反恐合作既要有道义上的支持，也要有司法合作;既有情报交流，也有技术合作;既有经济制裁，也有联合军事打击;既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也有具体执行部门相互协助，从而达到从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地限制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使恐怖分子无论躲到哪里，都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从挖掘恐怖主义的根源着手加强综合治理。恐怖主义之所以还很猖獗，还得到一些人的同情与支持，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还披着形形色色的伪装：民族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如此等等。如果将恐怖主义的这些外衣剥去，看清实质，其为达到一定政治目标而进行残忍屠杀的本质就会完全暴露。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恐怖主义在各种措施的严厉打击下仍在泛滥，还有其根源问题。贫困、贫富差距、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种族部族冲突等，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副作用还在加深加重这些问题。要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就必须采取综合治理。在打击各种现存恐怖主义的同时，更应注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不平衡，缓解国际社会矛盾，减少冲突，防止潜在恐怖主义的出现。

(三)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的主导作用。综上所述，反恐斗争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为了解决当前反恐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使国际反恐合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联合国不仅要发挥更大作用，而且要起主导作用。因为，联合国是二战以来经过近50年发展涵盖国家最为广泛的国际政治机构，作用非常广泛，而且联合国已有12项反恐国际公约，这已经为联合国在今后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以联合国为框架，建立和完善全球性的反恐斗争合作机构，是彻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本出路。

暴力恐怖犯罪是对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严重侵犯，暴力恐怖分子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暴恐分子越是猖狂，人民群众捍卫社会稳定的决心就越是坚定，各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的信念就越是不可动摇。和睦相处、和衷共济才是主旋律;生活幸福、社会和谐，才是主基调。坚决反对暴力恐怖行径，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维护安定、祥和的生活和发展环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第二篇：形式与政策 《浅谈我对恐怖主义及其危害的认识》《浅谈我对当前形势下中国高压反腐的认识》

浅谈我对恐怖主义及其危害的认识

自20世纪30年代，首次恐怖主义劫机事件发生以后，国际社会开始直面国际恐怖主义的暴行，并积极采取措施予以惩治。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和手段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态势。

透过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可见，现代社会的恐怖活动已从绑架、暗杀、劫机、扣留人质等小规模袭击，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并拥有现代化手段的大规模攻击模式。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也在不时地制造各种恐怖事件，破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恐怖行为的实施方式、方法不断变换，犯罪手段从最早的恐怖暗杀逐渐发展为劫持航空器、绑架、毒气、爆炸、利用电子或有线通讯系统以及网络实施犯罪，甚至是核领域的犯罪。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造成的破坏和威胁，国际社会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打击和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共识，而且大有加强国际合作的趋势。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类型主要有四类：

1、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主要是指为实现民族独立、自治权或因为种族歧视和种族矛盾而引起的恐怖主义，如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宗教型恐怖主义。这类恐怖主义往往带有狂热的宗教信仰，或者因为宗教矛盾激化而采取极端暴力的手段，如“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

3、极端恐怖主义，主要是指极“左”派和极右派恐怖主义。这类恐怖主义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对待意识形态上持不同政见者，如德国的新法西斯组织和意大利的“红色旅”。

4、国家恐怖主义。这类恐怖主义或多或少地受到某国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如本·拉登领导的恐怖组织曾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支持。

纵观20世纪以来的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近期的恐怖主义活动，我们可以归纳出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恐怖主义活动日趋国际化;恐怖主义分子的装备和作案工具日益高科技化;恐怖主义分子的手段极为残酷;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背景日益突出;恐怖主义具有恐吓、要挟社会的目的。

当前国际社会对会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大多还停留在案后刑事处罚的特殊预防阶段，在恐怖主义犯罪制造令人震惊的惨剧之后发出慰问与声援。这使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到国际刑法的滞后性。此外，对恐怖主义犯罪采取武装镇压并不是国际社会提倡的惩治策略，无论是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爆炸、袭击等，还是依靠武力惩治国际恐怖犯罪分子的“战争”，都与联合国要求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从事实上看，无论是邪恶的袭击，还是正义的自卫，受到伤害的总是那些易受攻击的和毫无戒备的平民。

因此，国际社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冲突，并大力解决发展问题。惟有如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效，才有可能彻底地遏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浅谈我对当前形势下中国高压反腐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旗帜鲜明、态度坚定、领导有力。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地抓，坚决纠正“四风”。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一方面，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比较，人类还没有找到持久廉洁的“药方”。腐败伴随人类几千年，尽管各国各地区都在探索和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可以保证已根绝了腐败。腐败现象仍存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即便在国际机构和一些被公认为比较廉洁的国家，每年仍不断发生腐败丑闻，这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均承认查出的腐败仅是冰山一角，对腐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放松懈怠。

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期往往是腐败易发多发期，腐败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北欧国家等，都经历过腐败猖獗的时期，这些国家进入相对比较廉洁的时期是在最近几十年。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国家的腐败治理才见到明显成效。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阶段，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诱发了令人头疼的腐败问题。不过与半个世纪前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成就和腐败控制效果要好得多。中国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的历程，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大幅改善，腐败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

另外，要听到西方国家客观称赞中国反腐败的成效很难。因为国际政治和经济评价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话语权。西方国家很少对中国说鼓劲的话，尤其是极为敏感的反腐败。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是专门从事反腐败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影响较大。从其最近发布的数据来看，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中国的廉洁程度在中等以上。

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明显。多数干部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有力度，身边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明显改进或有所改进。

然而，当前反腐败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经济正处于并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败仍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建设的制约，短期内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公职人员队伍管理相对过于宽松，以及公职人员激励和压力机制不足等都是政府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

社会保持持续长久的廉洁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防治腐败，最为根本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解决经济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防治腐败，除了惩治，还应强调预防，着力减少腐败动机和机会，提高腐败的成本，从多方面构建防腐网络，使人不愿、不能、不用和不敢腐败。

第三篇：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治理的启示

摘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以前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对我国现今生态治理问题带来了巨大的考验，而生态社会主义是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追求目标，突出强调自然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借鉴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阐述对我国现今生态治理的启示

关键字：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环境;启示

随着全球变暖、粮食危机、气候异常、环境破坏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的生存空间一次又一次受到大自然的警告。使人类认识到生态问题愈来重要，过去的过分注重经济发展俨然对大自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从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现实为出发点，有力的批判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人类过分的追求物质财富增长,对大自然过分的索取的观念进行了质疑。生态社会主义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追求目标，强调人与自然一元论，对我国现今处理生态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一、生态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与理论基础

20 世纪7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德国，随着绿色生态运动的发展，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在整个西欧迅速崛起，在短时间内风靡欧洲，80年代才开始传入中国，经过90年代的启蒙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进入21世纪,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在中国渐入佳境。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第二个方面是当代的西方生态学、系统论以及未来学理论;第三个方面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1]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周甜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的，并不是单一的索取与服务的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演化过程。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不单单是自然问题，更是一种社会问题，其实就是上升到人类层面上的东西，人与自然要和谐的相处，实现人类自由的最终格局也是人类依附于自然并利用自然。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最根本原因。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代生态危机不仅是纯自然领域的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照康 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总是过分地追求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种资本主义的贪婪欲也是造成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急剧破坏的催化剂，资本家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超过了生态环境所能够承受的范围，造成生态失衡，而西方资本主义者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却是生态危机转移，以经济转移为耳目，实际却把生态破坏转移到一些不发达国家，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将生态危机全球化，使问题更加的严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建立一个生态健康的大社会，而维护好我们所生活的大环境，人类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再次，生态社会主义最终结果就是一种社会井然有序、公平公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社会，有学者认为环境破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社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王晓华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永远存在剥削与被剥削者，永远有利益化在其中。而社会主义则追求的是一种公平主义，追求的是一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化道路，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上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我国生态问题的起源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但是在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生态大环境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最明显的就是现今大城市严重的雾霾，北方与南方气候极端异常的现象，这其中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依赖成分，人们总是有一种先把经济搞上去，国力强大，生态环境可以再治理的心态，这其实是早期人们对整个社会大环境认识的偏差造成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应对生态危机的启示范楷西方主义国家把国家的一些制造企业引入中国，在享受到其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在加上一些监督部门监管不力，造成的大气、土壤、水质污染，这些后续的污染有些甚至是不可逆转的。

我国现今生态问题表现在许多方面，水土流失严重，90年代的统计数据，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7%;土地沙漠化严重，草原退化严重，草原退化目前仍以每年2000多万亩退化速度扩大导致牧草产量持续下降;森林资源的锐减，现今中国的许多林区，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森林赤字是最典型的生态赤字，当代人已经过多消费后人的森林资源;生物物种的加速灭绝，几乎每天都有几种物种灭绝消失;地下水位下降，过量的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再加上我国淡水资源匮乏，水资源显得愈来愈宝贵;大气污染严重，主要是工业废气的排放不达标所造成的;现今这种污染还有向农村挪移的现象。

这些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其实也是给予我们一种警告，西方的先进科技可以学习但是要辩证地看待，不能盲目地追求经济而把我们生存的家园破坏掉。

三、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治理的启示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更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提出要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中国。说明我国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做不到的，资本家一味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改变不了生态危机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将其发扬光大。

其次，建立健全各种执法制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针对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企业要依法处罚，可以实行群众举报制度，以群众作为监督力量，把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实行环境考核奖惩机制，使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深入人心。

再次，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生态殖民的丑恶本质，戴卫·佩帕谴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生态殖民主义行为“环境的质量与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与贫乏是紧密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

[4] 戴卫·佩帕.生态社会主义：夺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环境，使之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从纵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这更使我们国家要提高自身的实力，然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有改变,集约型经营发展缓慢。这需要转变经济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由原来的物质资源消耗向科技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转变，并且形成节约资源能源的循环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空间布局，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所在。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空间，我国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是人口众多十几亿人民对环境的索取同时对生态平衡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必须从自身做起，提高全民素质，要把环境保护时时刻刻放在心中，应该做这个社会环境的监督者与执行者，树立一种生态保护的新风尚、新理念，把精神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一起抓，要养成一种生态危机意识，保护好生态环境，“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引导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意识,以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资源产出率、降低环境污染为重点,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会,促进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 2- 19.

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以生态效益为核心，追求的也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是要保护好已有的资源与环境，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应有之义。

第四篇：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启示

夏淑玉

学号：222011305062015

摘要：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自产生以来，他的研究方法渗透到其他心理学流派，同时，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也对教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桑代克、斯金纳、托尔曼和班杜拉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提出的“试误”、强化与程序教学、“认知地图”和观察模仿等理论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行为主义

学习理论

基础教育

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全国普遍展开，但是，要在应试教育为主的基础教育之下，全面推行新课程改革理念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变教育理念，更新教育观念。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美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中，理论本身也得到了改进和提升，这一理论也指导了美国教育改革的实践。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希望在对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进行了解后，联系我国基础教育实际，探讨这一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1913年，华生的《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发表，标志着行为主义的正式诞生，该学排在心理学界的影响有50年之久。

行为主义理论又称为刺激——反应(S——R)理论，是当今学习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人类的思维是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刺激——反应”，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结叫做强化。他们认为，通过对环境的“操作”和对行为的“积极强化”，任何行为都能被创造、设计、塑造和改变。

(一)桑代克的联结主义学习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于 1898年提出联结说。他在猫解决疑难笼问题中认为猫学到的不是观念之间的联结，而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直接联结，即 S-R之间的联结。并通过尝试与错误来说明学习过程中的这种缓慢而不规则的变化，学习正是在这种变化中形成的。他提出了学习的三大定律联系率，效果率，准备率。他认为，人性是先天形成的刺激或情景与反应间的联结，这些联结是教育的起点。他重视个体差异，提出学习率要在具体实施中考虑个体差异，学校工作应努力消除差异上的问题和进行职业指导。

(二)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理论

1954年，程序教学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在《学习的科学和教学的艺术》一文中指出了传统教学的种种弊端：学生在学习中收到的刺激或所得到的控制不能使学生产生愉快，甚至令学生反感;学生在学习中受到的强化次数太少而且强化的时机不适宜;学习过程不是逐步达到学习目标，缺乏合理的学习过程。斯金纳根据自己的实验结果提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学习理论。该理论认为，有机体的学习获得经验的主要途径是操作性条件反射。有机体在刺激情境中可以自发地做出多种行为，如果其中某个行为得到了强化，该行为在这种情境中发生的概率就会提高。不断强化的结果会形成在该情境中采用该行为的一种趋势，形成了情境与反应的联系,这就是有机体的学习。这种由于行动的结果得到强化而形成情境与反应之间联系的过程称为操作性条件反射。个体获得经验的过程主要是操作性条件反射建立的过程。

(三)托尔曼的符号学习理论 托尔曼是美国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受到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派、麦孤独的策动心理学和吴伟士的动力心理学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是他始终坚持行为主义的立场。他反对分子行为，提出整体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介变量，即注重有机体自身的内部状态。此外，托尔曼认为有机体的学习是形成“认知地图”的过程，从而提出了“期待”、“位置学习”和“潜伏学习”三个概念。

(四)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是美国心理学家，也是社会学习理论的奠基人。他指出，人类活动是特定行为与控制它们的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他非常强调作为行为决定者的替代、符号和自我调节过程。他将人类的后天习得分为直接经验学习和间接经验学习。而间接经验即通过观察模仿他人行为而学习。此外，他提出三种强化：直接强化、替代性强化和自我强化。

二、对中国现代基础教育的反思

200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教育部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初步构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到目前为止，基础教育改革一再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但是，面对现代社会中激烈的就业竞争、升学竞争环境，基础教育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仍然难以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

(一)教学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

我国现代基础教育由于受到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从形式到内容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教师对学生知识的传授主要是书本知识，片面强调对具体知识的记忆和背诵，而忽略了学生对于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对具体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同时，课堂教学的狭隘性使学生的视角集中于与“考试”有关的“有用的知识”，而无暇关注书本知识以外更加宽广而丰富的世界。这样一来，一方面，学生的事业难以得到拓展;另一方面，学生难以形成创新的思维和探究性研究方法。

(二)过分追求大一统的教学模式

我国现代基础教育发展到现在，仍旧原有的教育模式，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课程，统一的进度，统一的考核方式以及统一的课堂授课制。这样的大一统模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它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大一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成为知识灌输的对象，自身的能动性难以得到发挥;教师作为教育者也难以跳出教育体制的控制，而对学生做出统一的模式化要求，使教学过程机械化，教学过程也就相应的成为了“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操作过程。大一统之下，学生的个性被完全忽略，具有专长的人才也难以在这样的模式中涌现。

(三)苛求答案的唯一标准性

应试教育为主体的我国现代基础教育难以避免的出现对“标准答案”的苛求。教师的课堂教学，因为考试的科目、范围和内容所限，不敢阐述自己的思想而照本宣科;学生则为了最求紧高分，而寻求紧扣试题的标准答案，力求一字不差。这种课堂教学缺乏信息的共享、思想的碰撞，也就难以培养出勤于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的人才。

三、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启示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对于学习过程，学习方法以及程序教学等方面的观点对于改变我国基础教育目前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意识

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强调效能信念是通过控制情感、调节能力、选择和设立目标、个人努力等主题的机能活动，即通过主体作用机制来影响学生的学业活动，而且无论是教师还是教师集体，最终都要通过学生主体的机能活动来影响学业活动。人类可以内在的管理自己的行为，因此当学生通过自我强化提高自己的行为表现时，也会将自己当前的行为与别人和自己之前的行为进行比较，并且自觉地将观察获得的有益经验用来调节自己的行为。

(二)内化行为准则，形成良好习惯

对于不良行为的改造，我们通常采取惩罚措施，斯金纳认为应当慎用惩罚，同时他提出两种改变行为的方式：塑造和消退。在考虑学生能力水平的基础上让学生充分了解奖惩标准，运用正强化塑造学生良好地行为习惯，同时对于不良行为合理的利用负强化的惩罚措施，使学生知错能改。通过强化的手段使学生将标准内化从而自发地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承认个体差异，关注学生心理和情感发展

桑代克在联结理论中提出，重视个体差异，提出了学习律要在具体实施中考虑个体差异，这一观点体现出对学生接受能力差异的关注，对现代基础教育中教师教学具有启发意义，即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不同学生的需求与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并及时对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进行有效调整从而适应不同学生的发展要求。

四、参考文献：

[1]Herbert L.Pertri John M.Govern，郭本禹，等.动机心理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冯维.现代教育心理学.[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公续亮.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与中国现代教育理念的比较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3 [4]路晨，刘云艳.托尔曼认知行为主义理论及其对幼儿学习的启示[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报，2005 [5]张军凤.有效学习：基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J].课程与教学研究，2012

第五篇：浅析宗教极端主义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影响

【摘要】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是以宗教名义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政治组织。它具有政治性、隐秘性、团伙性和暴力性的特征。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活动对我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是维护新疆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冷战时期被掩盖的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在世界一些地区纷纷涌现并日益激烈。宗教极端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结合在一起，以所谓争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为幌子，不断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挑起争端，成为制造社会动荡不安的冲突根源。这三股恶势力不仅对国际社会构成巨大的威胁，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在我国的新疆地区，宗教极端势力与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融为一体，不断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严重危害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宗教极端主义及其特征

什么是宗教极端主义?这一问题比较复杂，至今没有定论。以下是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提法。公安部教材编审委员会所编《国内安全保卫学》将宗教极端主义定义为“以其极端的、激烈或畸形的崇拜和信仰为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利用其信仰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控制和欺骗一些信仰虔诚、崇拜狂热的信徒;主张以暴力恐吓等极端方式推翻世俗政权、建立宗教统治或消灭异己的宗教组织、团体和人员。”金宜久在《冷战后的宗教发展与国际政治》中提出:“宗教极端主义，即宗教异化、脱变而出的蜕变而出的异己物和异己力量的典型表现。”。吴云贵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中认为:“以宗教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就偏离了宗教的善良宗旨，就可以称为宗教极端主义。”李兴华的观点是:“极少数徒有宗教信仰者之名的人，为窃取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不惜背离、歪曲、利用宗教，从事破坏正常社会稳定、和平发展主流、不同族群共处活动的一种思想和行为体系。”比较上述几种定义，可以看出，宗教极端主义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利用宗教，采取极端的方式危害社会。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的教派或宗派，而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政治组织。如中东地区的“哈马斯”、“真主党”，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该组织在我国被称为“伊扎布特”)等等。这些组织虽然冠有宗教之名，其成员也有宗教信仰，但它们主要从事的是政治活动，实质上是政治组织，宗教只是充当其思想工具和组织形式而已。

简而言之，宗教极端主义就是以宗教名义，利用宗教的形式，从事暴力恐怖等极端政治活动的主张和行为。在本质上，宗教极端主义是一种有目的的政治活动。虽然它仍保留着宗教的名义，其成员仍有宗教信仰并从事宗教活动，但已不再是原先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宗教不过是其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工具和外衣而已。

概括地讲，宗教极端主义有四个特征:

1.宗教极端主义以建立治为目标，宗教信仰具有政治性。它赋予宗教经典、教义以政治含义，使宗教信仰成为政治纲领。例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都主张在当代，在其活动的国家里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其理论基础是“真主主权论”。它宣称真主是宇宙万物唯一的创造者、恩养者、主宰者，也是国家唯一的主权者。因此，从个人到政党都应遵循伊斯兰教法，以“真主主权”代替国家政权，以神权代替人权。这体现在原教旨主义者的行动口号上:“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古兰经》就是一切”，“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可以说，宗教极端主义的真正目的是政权问题。

2.宗教极端主义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其思想具有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性。在当代，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交织。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利用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煽动宗教狂热，鼓吹“圣战”，激化民族矛盾，挑起冲突。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灵魂和工具。

3.宗教极端主义在组织形式上以集团为单位，具有团伙性。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与宗教团体不同，它往往形成类似政党性质、具有严密特色的秘密组织。这些组织内部都强调成员的军事化、宗教化，采取秘密方式进行活动。如1952年创建于耶路撒冷的“伊斯兰解放党”从成立初期就处于半秘密的活动状态。它的内部组织结构十分严密，最高精神领袖为埃米尔，以下分为七个等级。对要求加人该组织的青年，该党首先要求他在一个月内诵读该党编写的教材，然后在清真寺宣誓后，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4.宗教极端主义的活动方式具有暴力性。它表现为在宗教活动的掩盖、煽动、鼓动下，从事暴力恐怖活动、阴谋颠覆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宗教极端势力采取暴力恐怖手段，实现其目标。如1983年黎巴嫩真主党攻击美国大使馆和驻黎巴嫩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造成300人丧生;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制造的“9·11”事件使近三千人丧生。这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所从事的恐怖活动手段残忍，组织严密，以重点目标为袭击对象，以“自杀性”攻击为行动方式，追求轰动效果，对社会的危害尤为严重。

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在当代，尤以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最为活跃。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迅速波及世界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组织进一步蜕变为宗教极端组织，它们对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的传播与危害

新疆历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广泛传播的地区。民族和宗教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两个重要因素。近代以来，新疆地区也受到各种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和影响。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的传播主要受到与之比邻的中亚地区宗教活动的影响，并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它的蔓延对新疆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泛伊斯兰主义是最早传人新疆地区的一种带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潮。‘它主张:在政治上，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和国界，共同拥戴一位哈里发，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帝国，以抵御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在宗教上，以不损害伊斯兰原有教义为前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改善伊斯兰国家和民族的落后状况。泛伊斯兰主义在传播和演变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其根本宗旨—“振兴伊斯兰教”，实现“伊斯兰复兴”，最终“建立世界穆斯林共同体”却没有改变。“泛伊斯兰主义依然对伊斯兰国家的主权产生威胁，对有穆斯林居民的非伊斯兰国家产生离心作用。”

泛伊斯兰主义于20世纪初传人新疆，于中华民国初年形成一定规模。其传播方式主要是打着开办新式学校的旗号，公开毒害青少年。土耳其人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新疆人麦斯伍德是两个典型的代表。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了民族分裂活动，逐步形成了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为核心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与政治纲领。1932年初，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和田、喀什等地区进行了猖狂的分裂活动，先后成立了“和田伊斯兰政府”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两个分裂政权。从这时起，所谓“东突厥斯坦独立”就成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旗号，一直承袭至今。

70年代由于我国封闭的政治环境，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没有对新疆造成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同世界伊斯兰教界恢复交往，一些原教旨主义组织包括其极端的派别也加紧了对我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的渗透。其中，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是目前最具危害性的宗教极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运动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其本质是极端政治运动。其基本特征是:通过鼓吹“圣战”实施恐怖主义，以建立宗教精神领袖统治的政教合一的政治目标。它反对世俗政府，在“圣战”狂热的鼓动下，大搞恐怖活动，对社会稳定构成极大的危害。

80年代以来，在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支持和控制下，“世界伊斯兰联盟”中的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伊斯兰原教旨极端组织如“伊扎布特”、“台比力克”等，多次到新疆进行宣传煽动和发展成员。到了90年代，这些宗教极端势力逐渐由南疆地区扩展到北疆地区，传播对象由农牧民向大专院校扩散，活动方式灵活多样，包括大力修建清真寺，私办经文学习班，以各种手法收买干部、夺取宗教领导权，散发传播以反政府、反汉排汉、“圣战”为主要内容的音像制品，其战略目标、政治目标非常明确。

90年代，新疆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密切结合，形成了危害新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力量—“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东突”分子以当地浓厚的宗教氛围为掩护，利用非法宗教活动，进行分裂祖国的违法犯罪活动，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据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东突”恐怖分子在新疆境内至少制造了二百多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对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给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概括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相勾结，从事煽动破坏活动，危害社会政治稳定。新疆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本质上是打着宗教旗号，采取各种极端手段，进行fandui社会主义、fandui共产党的领导、企图推***翻现政权的反动政治势力。他们鼓吹“信仰安拉独一，buneng相信共产党”，鼓动群众反对所谓“异教徒”，挑起民族矛盾，煽动开展“圣战”，妄图推翻现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极端势力往往与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通过大办地下经文班、习武点，培植骨干和暴力恐怖分子。在群众中，他们散布反动宗教书刊、影像制品，搞“台比力克”等宗教非法活动，蒙骗信教群众，掀起宗教狂热，为从事分裂活动提供掩护。

80年代以来，在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支持和控制下，“世界伊斯兰联盟”中的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伊斯兰原教旨极端组织如“伊扎布特”、“台比力克”等，多次到新疆进行宣传煽动和发展成员。到了90年代，这些宗教极端势力逐渐由南疆地区扩展到北疆地区，传播对象由农牧民向大专院校扩散，活动方式灵活多样，包括大力修建清真寺，私办经文学习班，以各种手法收买干部、夺取宗教领导权，散发传播以反政府、fan汉排汉、“圣战”为主要内容的音像制品，其战略目标、政治目标非常明确。

90年代，新疆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密切结合，形成了危害新疆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力量—“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东突”分子以当地浓厚的宗教氛围为掩护，利用非法宗教活动，进行分裂祖国的违法犯罪活动，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据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东突”恐怖分子在新疆境内至少制造了二百多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对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给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概括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相勾结，从事煽动破坏活动，危害社会政治稳定。新疆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本质上是打着宗教旗号，采取各种极端手段，进行fandui社会主义、fandui共产党的领导、企图推翻现政权的反动政治势力。他们鼓吹“信仰安拉独一，bu能相信共产党”，鼓动群众反对所谓“异教徒”，挑起民族矛盾，煽动开展“圣战”，妄图推翻现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极端势力往往与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通过大办地下经文班、习武点，培植骨干和暴力恐怖分子。在群众中，他们散布反动宗教书刊、影像制品，搞“台比力克”等宗教非法活动，蒙骗信教群众，掀起宗教狂热，为从事分裂活动提供掩护。

2.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活动不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新疆的发展是一个有利的契机。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实现新疆各民族发展的根本保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以“宗教兴则民族兴”为口号煽动宗教狂热，破坏民族团结，给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他们打着复兴伊斯兰教的旗号，宣扬“返回到伊斯兰中去、返回到《古兰经》中去”。在社会生活中，反对一切革新，认为这些都是“异端”(毕达阿)。少数顽固分子以不合伊斯兰教法为名，干预司法、婚姻、教育，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不交纳国家法定税等等。这些思想和行为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而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3.宗教极端主义的泛滥影响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新疆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同泛伊斯兰主义密不可分。其主张是宣扬超越国家、超越民族的伊斯兰信仰。他们在“穆斯林皆兄弟”的口号下，企图将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统一到宗教的旗帜下，形成一股力量。他们混淆视听，在“振兴伊斯兰”的口号下，把维吾尔等民族与伊斯兰宗教混为一谈，以宗教来区分民族，利用少数民族群众朴素的民族、宗教感情，煽动制造事端，制造民族矛盾。他们公然叫嚣“全体穆斯林携起手来，消灭异教徒，为伊斯兰而战”。在一系列非法宗教活动的掩护下，他们大造分裂舆论，以“台比力克”等非法宗教活动为形式，网罗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以《古兰经》为武器，全力和“卡普尔”(异教徒)作斗争，进行“圣战”。新疆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已经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活动的精神武器。

4.宗教极端主义的活动还破坏了新疆地区正常的宗教活动。新疆地区有多种宗教，以伊斯兰教为主。到2000年，伊斯兰教的信教人数接近一千万，约占全疆人口的60%。全疆仅伊斯兰教的活动场所就有近二万四千多个，伊玛目以上的教职人员有二万八千多人。可见，新疆宗教具有信教人数多、活动场所多和宗教教职人员多的特点。因此，团结广大宗教界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是保持新疆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然而由于新疆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原因，其宗教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加上新疆宗教与政治关系密切，许多敌对分子借机利用宗教进行各种危害国家的活动就成为必然。宗教极端势力不仅与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同时还采取各种手段散布极端思想，煽动宗教狂热，甚至暗杀爱国宗教界领袖，妄图夺取宗教领导权。如19%年发生在喀什的“5·12”暗杀爱国宗教人士、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荣汉阿吉的恶性案件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宗教极端主义之所以能在新疆生存和蔓延，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地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渗透。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呈发展的态势。与我国为邻的阿富汗、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活动猖撅。为了扩大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影响，他们必然向新疆的穆斯林地区渗透，以实现所谓的伊斯兰教法统治。同时，境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往往利用宗教为掩护从事煽动信教群众、制造分裂的活动。二是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宗教情况，给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条件。 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而以伊斯兰教为主。伊斯兰教在新疆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史，已经融人了信教民族的文化、生活之中。新疆的伊斯兰教容易受到与其有着深刻历史渊源的西亚、中亚的宗教影响。加上近年来南疆的某些地区出现了宗教狂热的局面，这使得宗教极端主义获得了生存发展的机会。

三、防范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主要对策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在推进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在初级阶段如何解决好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问题，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我国边疆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疆的稳定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密切相关。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维护民族地区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法律尊严、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坚决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活动，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往往以“民族”、“宗教”为口实，以各种旗号为外衣，以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为目的，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虽然他们只是极少数，他们分裂祖国的行动并非符合或代表本民族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但是，他们的活动危害了新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增加了我们处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不是针对哪个民族，也不是针对哪一种宗教，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大多数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则是敌我矛盾。因此，我们同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反裂、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政治斗争。我们应当本着争取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的原则，依照有关法律，坚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活动。在宗教问题上，要依照维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对那些利用极端宗教思想从事暴力活动的组织予以打击。

第二，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制止非法宗教活动。宗教是人类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我国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与民族问题的联系比较紧密。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往往利用群众朴素的宗教感情，煽动宗教狂热，通过各种非法宗教活动进行发展。在新疆，各种非法宗教活动已经影响到正常宗教活动的开展和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成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滋生的温床。因此，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是制止非法宗教活动、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关键。我们首先要认真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广大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要教育宗教界，在我们国家，一

切言行都要以法律为准绳，“国法大于教法，教法必须服从国法”。宗教必须在宪法、法 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对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必须予以严惩。

第三，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伊斯兰教对新疆的渗透破坏活动。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新疆地区的宗教对外交往日益增多，增进了我国各族穆斯林与世界各国穆斯林的了解和友谊，对新疆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应当看到，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以人权为借口，制造舆论对我污蔑和攻击，公然支持境内外分裂主义势力。目前，境外几股民族分裂势力调整了策略，其破坏活动更加注重利用宗教极端势力，加强人员渗透、武器渗透、宗教渗透和毒品渗透。对此，我们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进行防范和抵制。要做好抵制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关键是做好新疆的各项工作包括伊斯兰教的工作，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的嚣张气焰，削弱民族分裂势力的基础，巩固和发展稳定团结的局面。要对伊斯兰教人士进行教育和培训，正确区分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往来与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的界限，提高他们对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活动危害性的认识，自觉抵制极端宗教思想和行为。

第四，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铲除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土壤。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靠发展，民族问题也不例外。没有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就失去了保障。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这给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搞分裂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最终解决民族问题，保持新疆地区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

第五，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相互交织，不仅对我国新疆地区造成极大的危害，也危及了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这“三股势力”方面达成了共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维护我国新疆地区的稳定将产生积极的影响。“9·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到宗教极端恐怖主义的危害性。我们应当借此机会，开展国际合作，加强对“三股势力”的打击力度，最终铲除宗教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施东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