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化批评视野下的佩里·安德森思想研究”（批准号：15YJC752014）。摘要：佩里·安德森是推进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葛兰西转向”的关键力量之一。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

[关键词] 文化研究;文化唯物主义;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生产;文化政治

[摘 要] 面对战后英国社会的变化及其工人阶级状况,英国新左派的理论家们着力探讨了“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消费文化”以及阶级、种族、性别等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文化实践”、“文化生产”和“文化政治”等一系列新概念,旨在揭示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多元性、重叠性、矛盾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他们力行“文化研究”是为了克服“经济决定论”的僵局,以确立一种总体化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他们试图建立起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以求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问题。本文是对这种“文化研究”的理论路线及其基本观点的梳理,同时也是对这种“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评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泛指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条“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思想路线,也可以说是出现了一种“文化的转向”(the turn to culture)。只要翻开相关的理论文献,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清晰的思想轨迹:在“十月革命”之后,面对理论与现实的落差,为了突破教条化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几乎所有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纷纷接纳带有总体性特征的文化范畴,主张用文化活动来整合和解释社会历史的演进,由此将马克思主义从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及其机械还原论的泥潭里解救出来。也许在他们看来,正是“文化”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将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起来,可以将自由与决定、主体与客体、创造与被创造等对立面统一起来。正如当红的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所表明的那样,“文化的观念意味着一种双重的拒绝:一方面是对有机决定论的拒绝,另一方面则是对精神自主性的拒绝……如果说这个概念坚决地反对决定论,它也同样小心翼翼地对待唯意志论。人并非仅仅是他们周围事物的产物,那些事物也非全然是用作他们任意进行自我塑型的黏土”。[1](P4)

从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等人开始,“文化问题”和“文化范畴”(在他们的思想活动中具体表现为“总体性范畴”、“阶级意识”、“物化意识”、“领导权”、“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乌托邦的精神”等理论概念)就被注入到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之中。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思辨味十足而且还带着明显的精英主义腔调,其批判的“文化工业理论”旨在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法国有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尝试;在英国则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我们过去都有所论述和评析,惟独缺少对伯明翰学派的引介和研究。为了弥补这个方面的不足,本文将着重探讨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演变路径及其基本观点,并对其“文化主义”的思想路线给予应有的评价。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他们是一批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新一代英国知识分子,职业大多与成人教育有关,特别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而且擅长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骨子里始终抱有社会主义的理想。雷蒙•威廉斯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我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抱有兴趣,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今依然重要。我们要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激励作用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它的文化理论的发展”。[2](P275)从一开始,他们的“文化研究”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使命感,一方面他们是要突破“经济决定论”所造成的种种理论僵局,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围绕“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来深究“文化生产”和“文化政治”的复杂机制问题。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较,他们的“文化研究”走了一条更加经验化总体化也更加本土化的思想路线。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引向“文化研究”的种种理论探索,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吸取的。

一、 英国新左派与“文化研究”

我们或许要问为什么是“文化主义”在引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革?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否就应该体现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创新?本文认为,在对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及其构建起来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理论范式进行一番梳理之后,我们也许从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在大众性和文化性愈发凸现的今天,文化理论似乎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格局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问题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事实上,“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或者是我们借以生存的主体形态,甚或用一句危险的压缩或还原的话说,是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从文化的视点加以主观地审视,这是由社会实践的工作所决定的”。[3](P10、13)当新左派的理论家们一致主张“文化”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实践方式的时候(威廉斯说文化代表着“整体的生活方式”,汤普森强调文化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他们显然将“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放大了。“文化研究”不仅是对社会关系的研究,而且也是对社会过程的研究。较之“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而言,“文化分析”更具有整体化、生成化、矛盾化和重叠化的方法论优势。

“文化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破土而出,是英国新左派生成为一个理论群体并得以存在的标志性事件。英国新左派是由一批信奉“文化主义”的文学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所组成的,其核心成员大多围绕在《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和《理性人》(Reasoner)这两本杂志的周围。他们力图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取代旧左派的“经济主义的共产主义”,通过“文化研究”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首先从自己所擅长的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入手,矛头直接指向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有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文化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和《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爱德华•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由此他们被看作是“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他们探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去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和通俗文化,同时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提倡“人民性”以取代精英主义。他们强调“文化”概念是一个“经验”概念,是一个“大众”概念,而且还是一个辩证概念。在他们看来,“文化”是可以用来命名那些真实的社会过程及其本质关系的有效概念,惟有采用“文化”概念才能消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公式所造成的种种迷误。

自18世纪以来,英国的工业革命、民主革命以及文化革命一直都在持续发展,由此而引发了英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威廉斯将这近二百年的经验称为一场“漫长的革命”。“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从社区的面貌到教育的形式内容,从家庭的结构到艺术娱乐的变化,都受到了民主和工业进步的相互作用以及传播发展的深刻影响”。[4](P12)威廉斯的代表作《漫长的革命》就是专门论述这个历史时期的英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特别是教育革命和传播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他得到的结论是,这些变化足以让我们摘去“经济还原主义”的狭隘眼镜,用一种整体的和灵活的观点来把握战后英国社会格局的变化。我们需要寻找一些崭新的分析方法来描述作为当下现实的重要生活经验,从而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威廉斯独创了“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s of feeling)这样一个概念,以表示一个时期所形成的文化面貌。他将这个概念与埃里希•弗洛姆的“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以及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the pattern of culture)进行了比较,特别强调“情感结构”作为一种生活经验的集合体而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为什么“经济决定论”总是在实践中碰壁(在文学批评中更是如此)?那是因为它固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还原论,总是将上层建筑解释为经济基础的反映和表现,从而无法回答社会实践经验中的种种问题。正是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和历史的文化分析过程中,威廉斯逐渐提炼出了“文化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理论公式。这个公式不是来源于抽象的理论思考而是得益于生活经验,因为我们只有在经验中才能把握到社会的总体性,也就是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性。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为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Group)的重要成员,汤普森与威廉斯等人虽然有些理论上的分歧,但是其基本的思想立场是一致的,即放弃那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机械关系图景。他结合自己的历史研究课题(即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史的研究),深入阐发了他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和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他提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过程,是以相应的经验和意识的变化为基础的。阶级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种关系,它是由社会与文化发展所形成的。换言之,“工人阶级并不像是太阳那样在指定的时间升起来,它是在自己的形成中出场的”。[5](P105)工人阶级的文化(体现为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对于工人阶级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将工人阶级的形成等同于工业化的产物,也不能机械地将工人阶级的意识看作经济变化的产物。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是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和冲突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文化意识就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汤普森从历史研究中得出,进一步开掘历史过程的文化维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在“文化研究”开始形成一定理论气候的背景下,由R.霍加特出任中心主任和S.霍尔担任主任助理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于1964年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正式成立。事实上,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宣告成立的同时也标志着“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被纳入到现有的学术体制之中。“文化研究”逐渐成型:它是跨学科性甚至是反学科性的,它是大众性和自下而上的,它是经验性和日常性的,它是同时基于文本和活生生的文化的,当然它还是政治性的和有理想的。与20世纪其他“文化研究”所走的路线不同,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坚持的是经验主义和大众主义。这个“中心”成立之后集中探讨了以消费文化、媒体文化、青年亚文化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及其影响机制展开分析,出了一批堪称文化研究经典的理论成果,例如,S.霍尔等人编著的《大众艺术》(The Popular Arts,1967)、《仪式的反抗:英国战后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1977)、《制服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1978)、《文化,媒体和语言:文化研究论文集》(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9)以及P.威里斯的《学习劳动》(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Class Kids Get WorkingClass Jobs, 1981)、S.罗伯萨姆的《妇女、抵抗与革命》(Women,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1972)等。这些集体的和个人的理论著作将“经验分析”和“文化分析”贯穿在“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之中,具体深入地分析了阶级、种族、性别等领域中的文化斗争。70年代在霍尔的主持下,“中心”进入了一个理论研究的多产时期。与威廉斯等年长一些的新左派相比,霍尔等年轻一些的理论家将“文化研究”引向了更加多元化和时尚化的方向。在研究主题上,英国青少年的亚文化和新兴的媒体文化受到他们特别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试图克服“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种范式的对立,用“葛兰西主义”来平息在唯心主义与还原主义之间的左右摇摆。

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关系,其出发点就是如何突破旧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放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简单公式,以求把握处于相互作用中的整体化的社会现实生活。在这个由激进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构成的理论研究群体看来,从“经济主义”走向“文化主义”,走向“结构主义”,再走向“葛兰西主义”,无疑是现时代理论与实践的需要。“文化唯物主义”尽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它主张要把经济基础理解为一个过程,而不是当作一个实体;它主张把文化生产看作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抽象的观念和虚幻的东西。按照威廉斯的定义,文化理论旨在“研究一个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用“文化分析”去“揭示这些复杂关系的构成性质”。[6](P63)

二、“文化”与“唯物主义”

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了太多引发争议的理论问题。其中关于文化的理论问题更是众说纷纭。因为马克思只是大概勾勒了一个文化理论的思路,却没有给以充分的阐释。按照威廉斯的分析,马克思有时候对某些文学作品做出的评论,只是他作为一个有识之士的议论而已,还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他有时将自己非凡的社会见识运用到文学评论上面,但是他并不是在运用一种理论。他的文学评论的调子不仅没有丝毫的教条之义,而且还是有所限制的……”。[2](P258)我们无法强求马克思再写出一本堪与《资本论》相媲美的《文化论》。可是,马克思之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和使用“文化”概念时,总是存在着片面的和机械的理解。显然,这种理解与他们将文化看作是智力和想像的产物有关,更与他们不能正确地运用“上层建筑”这个概念有关。“如果我们没有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看作是一种启发性的类比,而是把它们当作是对现实的描述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犯错误”。[2](P275)这样,“文化研究”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全面地界定“文化”,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启发性的比喻用语。对于文化的定性问题,我们事实上不能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里面找到现成的答案。正如一位西方文化学者所说,“马克思提出了一种解释的方法;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把可以自动打开文化大门的万能钥匙”。[7](P12)

作为“文化研究”的旗手,威廉斯的理论贡献正是在于他对“文化”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全新的阐发。首先,他考察了自18世纪以来“文化”概念几经演变而形成的几个基本含义:第一个含义指的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理想的追求有关;第二个含义指的是“整个社会的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与智力的提升有关;第三个含义指的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与文艺的创作有关;第四个含义指的是“一种由物质、知识和精神构成的整体生活方式”,与社会经验的变化有关。显然,他接受和赞同的是第四个含义,因为文化是一幅特殊的地图,能够记录下历史变迁所引发的一系列反应。[2](P16)后来,他在1961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又进一步梳理了流传中的“文化”的内涵:一种是“理想的”(ideal)的文化定义,这种文化代表了某些绝对的普遍的价值,体现了人类走向完善的一个过程;再一种是“文献的”(documentary)文化定义,这种文化主要包括代表了知性和想像创造力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是对人类思想经验的一种记录;还有一种是“社会的”(social)文化定义,这种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用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4](P57)威廉斯认为这三种定义都有价值,任何完善的文化理论都应该包括这些定义,不然就是片面的和空乏的。在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启示下,他后来又对文化实践做出了更具新意的挖掘。在他看来,文化往往以三种主要的存在形式表现出来:有占主导的“主流文化”(the dominant culture),如在现代社会中唱主角的中产阶级文化;有体现新思想新价值的“新生文化”(the emergent culture),如逐渐兴起的工人阶级文化;有代表旧传统旧观念的“残余文化”(the residual culture),如还有保留和传承的贵族文化。从新左派的政治诉求来看,威廉斯当然更加看重作为新生文化的“工人阶级文化”。其实,这也是新左派“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如理查德•霍加特的理论力作《文化的用途》就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再加上“左派利维斯主义”的调子,生动地描写了他青年时代的以约克郡为半径的那种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工人阶级文化,同时也在伤感50年代以来美国流行文化的输入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8](P343)谈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也是在“工人阶级文化”上面大做文章。与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不同,他更主张文化是一种“整体斗争方式”,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改变利益权力的格局,从而引发激烈的阶级冲突,这些冲突往往体现在文化的斗争之中。

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特别关注,再加上他们的工人阶级出身,使得他们的“文化观”表现出十分鲜明的平民化色彩。威廉斯从他的“文化唯物主义”出发,始终强调“文化是寻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是经验的,是生活的,是大众的。文化不仅仅是一些理智和想像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可是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唯心主义把文化确定为意识层面的活动,唯物主义把文化看作经济基础的副产品。它们的共同错误都在于没有把文化当作是现实的和物质的存在。事实上,“从城堡、宫殿、教堂到监狱、工厂、学校,从战争武器到出版物……这些从来都不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它们都是必需的物质生产活动”。[9](P93)“文化唯物主义”的本来之意,就是要将“文化”与“唯物主义”从整体上嫁接起来,把文化当作是物质的和社会的生产过程。艺术、写作、传播等,本身都是生产活动和实践活动。文化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威廉斯等人看来,文化是有物质性的,同时物质也是有文化性的。只有在这样的观念下面,我们才能让文化回到地面上,回到经验中,得以将工人阶级文化及其大众文化加以拔高,从而将文化问题提到社会变革的议事日程上来。正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我要将那些穷困的织袜工、捣毁机器的剪绒工、过时的手织工、怀抱理想的手艺人……从后世的那些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5](P12)显然在新左派的思想里面,“文化”与“唯物主义”的结合是要走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泥潭。其实,走中间道路,走第三条道路,一直都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不二选择,因此也成为了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方法论定式。英国新左派之所以也要走这条中间道路,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不放弃经济基础的首要性),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可能性。革命是人发动的,而人又是由文化生成的,所以不能不深究文化。

威廉斯一再强调“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更精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具体阐释。它反对的是“经济决定论”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因为它肯定文化就是社会物质历史的组成部分。文化不能超越物质力量和生产关系,但文化也不是对经济政治制度的简单反映。比如,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十分注重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分析,把它们视为各种社会活动与物质生产的一部分,深究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学理论总是坚守四个原则,即文学批评应该将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理论方法(theoretical method)、政治作为(political commitment)和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结合起来。[10](P3)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生产及其文化实践的整体性,从经验生成的具体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出发去理解历史现象,这在汤普森的历史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与决定论

在对“文化”的重新论证中,威廉斯等人还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他们只是力图用“文化唯物主义”来丰富它和细化它,于是就遇到了一个必须攻克的理论难题,即如何改造和修正“经济决定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问题。正如一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麦克里兰所指出的,“怎样给予社会经济因素以特殊地位——由于历史观是唯物主义的,它就必须有特殊地位——而又不滑入一种粗糙的还原论(reductionism),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被马克思所使用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历来是空间上的隐喻被深深地误解了,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花费了很大气力去更正它……”。[11](P27)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一直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其实这个论述只是带有启发性的一种比喻而已,它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理论意义上的分析范畴。如果只是简单地理解这个论述,就很容易引出一种机械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模式:经济基础是物质的,上层建筑是观念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上层建筑则是派生性的现象。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马克思主义与经济还原主义之间划上等号,其思想的根源就在于此。“不幸的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们都没有充分地解释清楚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本人从未论述过这个关系问题,恩格斯承认这是他们理论中的一个真正的空白”。[7](P109)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及其“文化唯物主义”就是在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在威廉斯看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不能用简单的机械的眼光去理解和把握。即使说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它决定着整个的生活方式,但是文学的生产实践活动则不单单与经济制度有联系。即使我们接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公式,也必须要看到马克思在他的原文里加了这样一些的字眼,如“决定……一般的特性”和“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等等。事实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是一个“启发性”和“类比性”的用语。我们应该把“经济基础”从固定的经济活动或者技术抽象物中抽出来,直接面向人类真实的社会经济关系。马克思在使用“经济基础”时强调的是生产活动构成了所有其他活动的基础,但这个构成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状态。威廉斯认为,当我们在使用“决定”(determine)一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它有两种基本含义:一种是从神学思想里继承下来的,表示一种外在的原因完全可以预示和控制随后发生的活动;另一种是从社会实践角度出发,强调“决定”只是作为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而已。如果去审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应该把“决定”重新定义为设定界线和施加压力,而不是某种完全被预示和控制的过程。马克思本人从来就反对那种超出人之外的决定力量,他把决定因素(determination)的起源归之于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就社会生活而言,“决定”不是单一力量的作用,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各种社会要素都会设置种种限制并且施加种种压力,但是这些限制或压力都不会全面控制也无法全面预知复杂活动的结果。况且,“我们从未观察到在中性条件下所出现的经济变化,如同我们无法观察到遗传的精确的影响一样……”。[2](P272)比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仅仅是从经济生产活动来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认识它的文化,了解它的整体的生活方式。

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启发下,S.霍尔特别提出了“联接”(articulation)这个概念,以阐述他独创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协同理论”(the conjunctural theory)。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在于,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理论纲领,它显然“不能解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人阶级已经变化的意识与实践”。[12](P43)我们尤其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应对大众文化及其传播所带来的实践性问题。“阶级不是唯一的社会利益的决定性因素(还有性别和种族)。更为重要的是利益本身也是在意识形态中或是通过意识形态被建构起来的。各种社会群体都有着多种的利益追求,这些利益常常还是矛盾的,甚至还是相互排斥的”。[12](P45)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无论意识形态如何虚假,它也同样具有物质的力量,因为主体的生产就是由意识形态的内化作用来完成的。“工人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作为一个生产者来认识自己的”。[13](P77)或许有时代的原因,霍尔与威廉斯和汤普森等新左派理论家显然有所不同,他不仅试图跨越“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对立,而且还加入到了“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行列之中。面对70年代以来英国大众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面对逐渐兴起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nements),如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维权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环境保护运动、裁军运动等,他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理论方法。当他谈到“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霍尔表达了要出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想法。当他说到“我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思想里面留下的只是一种“没有最终承诺的马克思主义”。[13](P45)

新左派“文化研究”以反经济决定论起家,目标是要修正甚至放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论模式。他们始终强调文化的中介性、生产性、实践性和经验性,强调文化是最能够体现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特征的。事实上可以说,“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它始终强调一切文化活动都是社会实践的方式”。[14](P43)在他们看来,一方面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以及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决定论色彩;另一方面文化实践又能够超越现实条件的约束,体现出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文化研究”要特别关注大众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显然,“文化研究”的要旨既不在美学方面,也不在人文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在一种“文化政治学”的引领下,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目标很明确,按霍尔的表述就是“促使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些思考方式,一些生存策略,一些反抗资源”。[15](P2)文化问题不仅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这种研究思路明显受到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的影响。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当然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理论实践。法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列菲伏尔在谈到文化政治的时候说到,为了理解现代世界,同时也是为了改变世界,“我们不仅需要坚持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且还需要增加一些新的观念”。[12](P77)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为了实现正义社会的政治抱负而用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革,其思想方法和理论成果不能说是完备的和终结的,但至少是新鲜的和富于创见的,可以让我们记住“文化”这个关键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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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and Paula A.Treichler(ed.). Cultural Studie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Marxists and “Cultural Studies”

OUYANG Qian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cultural production; cultural politics

[责任编辑 孔 伟]

作者：欧阳谦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 篇2：

安德森文化研究实践中的葛兰西元素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化批评视野下的佩里·安德森思想研究”（批准号：15YJC752014）。

摘 要：佩里·安德森是推进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葛兰西转向”的关键力量之一。作为英国最早接受葛兰西思想的学者之一，安德森于20世纪60年代便有意识地应用霸权理论分析英国社会阶级霸权关系，为“葛兰西转向”提供了理论策动与先导；而他在70年代完成的霸权反思实践，通过肯定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文化批评价值和细察霸权行使的三种模式观念，则为推进“葛兰西转向”进一步开掘了精神及理论资源。

关键词：安德森；葛兰西转向；霸权；应用；反思

作者简介：赖永兵，1979年9月生，男，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事业中，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的“葛兰西转向”是极其重要的理论事件，它为英国的文化研究铸就世界性影响力作出了突出贡献。本质上看，“葛兰西转向”即是运用葛兰西的霸权学说突破之前遭遇到的研究范式瓶颈，以便更准确地分析和透视文化生活内的权力意涵。论及推动“葛兰西转向”的关键力量，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本尼特等最受人瞩目，而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事实是，作为西方智慧左派标杆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的长期主编，佩里·安德森的文化研究实践客观上更早地转向了葛兰西，他借用霸权学说阐释了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算得上是“葛兰西转向”的先行者。

一、引介：“结缘”葛兰西

安德森在为自己1992年出版的文集《英国问题》（English Questions）所写的回忆性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六十年代早期，葛兰西对于多数左派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作品很少被翻译并探讨。《新左派评论》实际上成为首个从意大利引进、接受葛兰西思想的杂志。我们做此事的动机是什么？从本质来看，我们发现葛兰西学说中的两个中心议题契合于我们所处的局势，他是第一位追踪资本主义社会民族独特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看到的，这种民族特性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所预示的；他首次承认在出现普遍选举权的工业化西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种特殊的策略。……我们不仅是意大利之外最早的葛兰西信徒，也是做得最为彻底的。[1]

这段文字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安德森主持下的《新左派评论》是英国最早翻译和引介葛兰西思想的杂志，二是安德森接受葛兰西思想的动机在于后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民族性的彰顯能够启发他更有效地分析英国当时的局势，三是安德森明确宣示自己对葛兰西及其思想矢志不渝的信奉和推崇。由安德森的上述直言不讳的表达，联想到霍尔在谈到“葛兰西转向”的动力时曾说过的一句中肯断语， “没有这些欧陆理论文本，文化研究也就无法形成自己的工程”[2]，我们大概能够体察安德森在“葛兰西转向”中为学界公认的影响力，主要在于思想传播和舆论引导方面。

其实，从20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安德森最引以为傲的事也莫过于主导《新左派评论》成功实施的欧陆理论引介计划，该计划的完成也让他一举成为“英国精神生活中最具支配力的人物之一”[3]。总的来看，安德森实施的引介计划冲击了英国固有的保守学风，的确为学界放眼看世界发挥了显著的思想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对“葛兰西转向”而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安德森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回顾和总括了十余年间引介的欧陆马克思主义人物清单，其中明确凸显出葛兰西所具有的“例外性”，包括家庭出身、政治境遇、治学品质等多个方面，尤其是他对葛兰西立足文化和意识形态思考阶级斗争形势、视文化意识形态为复杂的阶级斗争场所等新颖见识的赞誉和强调，显然为即将开启的“葛兰西转向”做好了最具说服力的舆论准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霍尔等左派知识分子以葛兰西霸权思想为武器更有效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意志。

二、应用：“英国问题”的葛兰西式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安德森与葛兰西“结缘”在文化研究“葛兰西转向”历程中的价值主要是传播学意义上的，这已为学界所公认。然而，细察安德森的相关著述会发现，其文化研究实践的葛兰西元素是一个立体的构成，不仅有引介传播，还包括具体应用和反思批判，且都出现在七十年代末的“葛兰西转向”之前，其或隐或现的先导功能无疑是存在的。在具体应用方面，安德森完成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当代危机的起源》是其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研究文章之一，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文集《英国问题》中，大体即是运用葛兰西霸权学说讨论六十年代英国左派危机的社会历史渊源。

在安德森看来，“‘霸权’被葛兰西用来界定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不是仅仅通过军力或财力，而是借助于更为广泛的文化权威。这是一种重要的秩序，它不是只给从属集团的目标和行动设立外在限制，而是形塑从属集团内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将偶然性的历史事实看作是必然性的社会生活同等级状态。霸权阶级是整个社会的意识、性质和习俗的基本决定因素。”[4]应该说，这段精要理解十分准确地领会了“霸权”的内核，即统治阶级之于被统治阶级的霸权地位，主要得益于前者所拥有的、能够形塑后者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广泛的文化权威，而由它建构的意识形态也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性质，是整个社会的主流精神价值所在。正是运用这种“霸权”认知，安德森揭示出英国当代左派危机这个核心“英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即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英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具体指称的是英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封建等级制度始终支配、统合着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作为支配主体的上层贵族以“传统主义”意识形态占据霸权地位，资产阶级和工人领袖则对“传统主义”予以积极赞同，贵族头衔的“询唤”功能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出来。至于无产阶级，安德森一句“懒散的资产阶级制造出顺从的无产阶级”[5]道出了它在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内的实质状态。他的结论是：正是基于这种赞同、顺从的霸权关系，英国当前阶级斗争失灵失效的左派危机局面便是顺理成章的必然事件。

三、反思：游移中的葛兰西

1976年，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一文，这位“葛兰西信徒”通过反思和批判葛兰西霸权学说的文化研究实践显示了自己的思想成熟。以他之见，在《狱中札记》“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6]和近似混乱拼贴的文字背后，葛兰西关于霸权行使的理论存在着“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7]，《葛兰西的二律背反》的立论点显然就是为了解开这些复杂关系。

霸权的行使，关键在于要有明确的行使场所。对此，安德森特地引用了一段流行甚广的葛兰西论述：“我们能够确定的两个主要上层建筑层面——一个被称为‘市民社会’，它是通常命名为‘私人’的组织的合奏，另一个被称为‘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对应于统治集团在整个社会中行使的‘霸權’职能，另一方面对应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命令。”[8]依据这段论述，“市民社会”无疑是行使霸权的不二场所，它的对立面则是行使强制性命令的“政治社会”，彼此泾渭分明似乎已成公论。显然，他援引这段论述不是为了单纯的认同，而是借此表达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新发现，即除了已成公论的霸权直接对应于“市民社会”之外，还隐藏着两种更为复杂的对应关系。其一，霸权不再只是“市民社会”的专利品，它能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实现平衡的滑动，进而成为一种赞同与强制的联合体；其二，霸权的行使不再有明确的场所，“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被一道消融进一个更大的政府统一体，国家成为所有社会构成的共同空间。

对于霸权行使的上述三种模式，安德森都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认为较为盛行的第一种模式展现了资产阶级仅凭自己的文化优势就能让工人阶级成为认同资本主义秩序的意识形态顺从者，第二种模式显示出学校所具有的积极教育功能和法庭所具有的否定及压制教育的功能都成了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有组织的活动，第三种模式则损害了努力界定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之特殊性的任何科学的尝试。剥离安德森解析过程中的批判立场，这三种模式，尤其是第一和第二种模式的实际存在真实隐喻了资本主义更为复杂的权力格局，显示了上层建筑中文化权力的无孔不入，它“并不表征某种单面的权力形态，如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或文化权力，而是指向多重权力的接合”[9]，不仅适用于一般的赞同原则，还适用于协商和强制原则。总之，安德森的新发现改变了霸权分析以往固定于“市民社会”的线性思维，为葛兰西式文化批评实践提供了更加精细的理论资源和分析路径，拓展了它在社会多元权力格局中的阐释空间。

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以其巨大的阐释力已被广泛应用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及国际关系学等诸多社科领域，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界掀起的“葛兰西转向”及其衍生的理论效应无疑是这种应用价值发挥得最为自由充分的，以至于它能对当今最为日常化的生活方式开展别开生面的解读。在此背景下，安德森作为“葛兰西转向”的先行者角色是应该被肯定和书写的，他早于大多数英国同仁接受葛兰西霸权理论，他对该理论的初步应用和深刻反思往往都是先导性的。虽然由于长期的编辑工作及风格，相较于霍尔、本尼特等文化研究学者，安德森缺乏更为具体精细的葛兰西式文化批评实践，但这并妨碍他在“葛兰西转向”中发挥关键作用，结合本文的以上分析，他的关键作用大致可以概括为宏观策应、意志引领、路径启发等几个方面。在2016年发表的《葛兰西的继承者》一文中，安德森赫然明列霍尔、厄内斯特·拉克劳、拉纳吉特·古哈和乔万尼·阿瑞吉四人为葛兰西的继承者并予以高度评价，而依本文之见，他自己通过率先接受葛兰西霸权理论而在英国文化批评事业中产生的积极影响足以令其居于“葛兰西继承者”的地位。

参考文献：

[1][4][5]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2. p.2-3；30；35.

[2]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vol.53， 1990. p.16.

[3]Paul Blackledge， “Perry Anderson，Marxism and The New Left”. The Merlin Press， 2004， p.191.

[6]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7]丁雄飞《佩里·安德森访谈》，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22660.

[8]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in New Left Review ， Nov /Dec， 1976. p.21-22.

[9]李艳丰《重返葛兰西： 文化政治的理论溯源与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文艺理论研究》2017 年第5期.

作者：赖永兵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 篇3：

刍议全媒体时代网络谬误的现实危害与纠治策略

摘要：近年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今社会信息传递的方式，各种各样的媒体形式以互联网为载体衍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全媒体时代”应运而生。由于网民本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网络信息的碎片性，导致网络空间中存在多种谬误理论，这种谬误直接影响着网民的认知、信息的传递、舆论的导向，本文旨在分析全媒体时代下网络常见谬误的现实危害及其纠治策略。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谬误;网络

中国网络状况白皮书（2019）相关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规模已超8亿，互联网的普及率已超60%，每周人均使用网络时长已接近30个小时。面对人口红利和智能化手机的普及，网络的使用率仍将继续攀升。由于网络存在多元化、碎片化等特点，加之网民本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网络空间中存在多种谬误理论，并逐渐产生了一种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所谓网络群体极化，主要指网络群体针对某一社会问题或现象进行讨论，并通过讨论出现观点的交锋和偏移，最终使群体意见走向极端的状态和过程。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群体极化现象变得更加显著和激烈，“群体极化在现实社会中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在网络空间则表现为一些极端行为以及网络谣言，网络谣言实际上又是人们对于不确定信息的一种较为随意的定义方式。”[1]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为网络谬误的产生提供了土壤。网络谬误出现的原因在于结论得出的推导过程过于简单与跳跃，推导的内在逻辑经不起推敲，表现出来的信息也不够完整。与此同时网络信息本身的碎片化直接导致网民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不一致，人们每天通过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接受复杂多元的信息，这些信息本身就存在片面性与主观性，同一条信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在谬误的导向下，如果想要将信息碎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客观事实，并有着自己独立客观的判断，在信息形式复杂的全媒体时代是一件颇为复杂的事。

1.逻辑缺失：全媒体时代下网络常见谬误的现实危害

红鲱鱼谬误（Red Herring）：“红鲱鱼”指的是一种熏制的红棕色的盐渍鲱鱼，非常刺鼻。据说这种香气对狗来说非常强烈和美味，被用作训练设备，用于测试猎犬如何在不分心的情况下追踪气味。红鲱鱼谬误用通俗的方式来讲就是话题与论点的转移，在某一观点进行论述时，使用某种技巧把与原本所要论证的观点完全不相干的观点或话题，插入到现有的论述当中，使得听取观点论述的人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所插入的观点上，借此转移焦点与注意力，它同时也是一种逻辑谬误。[2]通俗的说，生活中我们在阐述并坚持自己观点的时候，会经常通过转移话题的方式来回避问题。而实际上我们在阐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理应讲究逻辑的严谨性与话题的同一性，所阐述的事实应该与阐述的观点相一致。全媒体时代，网络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在社会层面上表达自己的机会，而红鲱鱼谬误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网民对主流媒体的注意力，稀释了主流媒体话语权。

滑坡谬误（Slippery slope）：滑坡谬误主要指在某一系列事件的推理中，过分地放大了每件事情与每件事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基于此得到了不合理的结论，但是在推理的每个阶段中，对于下一阶段的推测往往还会存在其它不同的可能性，而滑坡谬误则直接将某个可能性直接推断成必然的结论，然后再串联起一系列不合理的因果关系，推断出一个存在逻辑漏洞的结果，这就是滑坡谬误，它的问题主要在于，每一个往下一阶段推理的“坡”的因果关系的强度是不一致的，这些因果关系可能只是很微弱的、缺乏证据的甚至是未知的，及时是某一个“坡”的推理真的成立了，也无法证明最后的结论是正确的;相反，如果每一个“坡”都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其合理性，那么整段推理便不构成滑坡谬误。在全媒体时代，滑坡谬误的错误导向具体反映在信息的不合理推到上，人们在浏览某一事件的时候，往往会根据自己的认知与期望去做出一些自己认为的最有可能的推断，在人足够多的的情况下，如果这种推断之间确实存在合理却不必然的联系时，就容易出现由于“滑坡谬误”而导致的错误的舆论导向。

从众谬误（Ad·Populum·Fallacy）：指以某一个观点的受欢迎程度来衡量这一观点的真实程度以及其价值的高低，这种逻辑行为的主要出发点一般为“当大多数人都这么说，或者当大多人都认可的时候，这件事或者这个观点就一定是真实的”。在全媒体时代下，这其实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当一个热点话题被提出时，在没有经过官方的认定或者权威的解释之前，往往在网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与讨论，而那些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猜测便会成为某一话题的“领导导向”，庞大的信息量会让认知能力有限的人认为这就是某一件事的正确解释。

2.纠治策略：思想教育与价值引导的双向耦合

发挥青年网民主体作用，提高青年信息辨别能力。在全媒体时代青年作为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活跃于各个全媒体平台，作为网络的“参与人”和“在场人”，是网络的关键多数。青年的思想直接影响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于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由此可见，做好青年的教育工作，提高青年信息辨别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对青年的价值观作出正确的引导，从而保证了全媒体时代下社会层面上的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3]

规范自媒体建设，切实发挥全媒体的协同作用。上文提到的“滑坡谬误”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可以说是全媒体时代所推波助澜的，那么自然也应当通过媒体的方式来解决，传统的媒体应该主动去适应媒体的变革形式，正是因为全媒体时代信息泛滥，真假参半，所以才更加需要秉持着客观公正的媒体初心，增强其在社会群体中的舆论控制力与引导力。全媒体的发展不等于自由发展，自媒体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对于自己所报道、所发布的信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审核机制，积极为创造清澈的媒体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让网民能够接触到事实以及权威的信息，在“滑坡”出现之前，给网民传输正确的理念，引导网民去客观全面的看待全媒体时代下多元、碎片的信息，使得网民能自觉的对于网络信息进行理性分析，合理研判。

鼓励信息破圈，打破信息舆论从众现象。凯斯·R·桑斯坦在其《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提到：“生活在信息茧房里，公众就不可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身的先人之见将逐渐根深蒂固。”，而在传播学的领域中有一个被称作“沉默的螺旋”的现象，它对于在信息茧房下的群体极化现象作出了一定的解释，即：在全媒体时代下，人们被赋予了更多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而当人们发现了与自己观点相符的话题时，便会积极地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并逐步使得这种观点发展壮大，在群体中，当某一观点取得优势时，持有不同观点的小部分群体往往会选择保持沉默，而正是这种沉默，会使得另一方观点的不断强大，而在持有优势观点的群体中，往往会存在着几个“意见领袖”，在支持自己观点的群体足够多的情况下，“意见领袖”便足以控制舆论导向，也就容易形成所谓的谬误。如果网民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下，极易产生盲目自信、思想狭隘、想法偏激等不良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年，因此，应该加强当代青年的教育，尤其是要注重青年教育的全面性，使青年面多纷杂的网络信息时能够有着自己的判断与理解，而不是一味地跟随舆论，培养其正确的价值观、高雅的审美观、健康向上的人生观，打破信息輿论从众现象。

参考文献：

[1]高歌，王建新.“后真相”现象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及其应对[J].思想教育研究，2019（10）：70-75.

[2]董慧，程伊琳.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化解策略[J].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0（02）：144-156.

[3]唐开鹏，陆晶晶.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广西社会科学，2020（11）：180-184.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专题研究课题“新中国成立70年共青团思想育人工作优良传统研究”，（项目编号：YB2019028）;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建研究重点课题“高校创新基层党建学习模式的研究”（项目编号：2020nxddj-zd03）。

作者简介：李艳艳（1982-），女，山东蓬莱人，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团委副书记，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袁新一（2001-），男，江苏扬州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作者：李艳艳 袁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