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论文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1987年，方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李怡，就逐渐以其新诗研究、乡土文化与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及文学社团研究，得到学界认可，充分崭露出学术新锐的发展势头来。进入新世纪以来，李怡的学术研究更是努力拓展，不仅大力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而且努力推进抗战文学研究，更是极力倡导民国文学研究，引发学界反响，成为诸多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人。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论文 篇1：

互文性视域中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分析

摘要：伴随文化研究的日渐深入，传统文学研究的既往格局已被打破，文化与文学之间关系变得越发密切。互文性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本文首先对互文性理论进行简要概述，指出了互文性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联性，望能为此领域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文学研究;互文性;文化研究

互文性是当今文化、文学领域发展的重要体现，其作为后结构主义思潮与结构主义思潮当中所产生的一种更具时代特色的文本理论，自兴起以来，尽管仅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但却成为了当今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界，有着较高使用频率的术语。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互文性作为一种较新式的用于诠释文本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实现了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宽，而且还丰富了文学研究理论，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构建了一条彼此互通与交融的桥梁。本文结合既往研究实况，就互文性视域当中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作一剖析。

1.互文性理论概述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克里斯蒂娃（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便在其论文当中《文本的结构化问题》、《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当中对互文性一词进行了首次论述，在此之后，互文性日渐成为后结构主义思潮以及结构主义思潮当中的基础性的文本理论。需说明的是，互文性以文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联性作为强调重点，所以又被称之为文本间性。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文本均有其异质性与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来分析，还可将其当作一个处于独立状态的个体，但不管是何种文本，均与其它文本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所有的文本所对应的意义，均对其他文本的意义阐释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性。

克里斯蒂娃在其论文当中所提出的互文性理论，除了对术语互文性进行了定义与使用之外，还向西方批评界对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进行了详细介绍，强调巴赫金所提出的对话主义思想，直接影响着互文性理论，且对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如文本阐释理论、文本理论以及互文性生成等。克里斯蒂娃指出，各文本均由引文构成，如同马赛克，另外，各文本均为对其他文本的变形与吸收。巴赫金所提出的对话理论强调文化与文学间存在着紧密的對话关系，指出文学研究应与时代文化语境相迎合，各个文化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关系，另外，各文化间、文学与文化间，并无绝对界限，各文化间的对话与开放，加速了文化的发展与融合。

2.基于互文性层面剖析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西方社会开始步入后现代，互文性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标志。而在60年代所兴起的文化研究，涉及诸多领域，比如后殖民主义、公共政策、社会学、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城市研究等。而到了90年代，其开始在国内兴起，自此之后，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具有创造性与活力的学术思潮。需强调的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对传统文学研究的格局给予了打破，并且将文学研究置入到文学的整个视野当中。互文性作为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潮当中所形成的一种文本阐释理论，把研究重心自自作者-作品-传统向文本-话语-文化转移。针对互文性术语来讲，其实现了文学研究理论的丰富化，而且还使文学研究的整体视野得到拓宽，从理论层面上对描述文本间关系的各种传统手法给予了肯定，如引用、模仿等，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构建了一座桥梁。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研究还有另外的诉求，用新的理论对旧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进行重新评估与阐释。在此层面，文化研究企图企图囊括文学研究，并试图以各种理论为着眼点，比如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审视。

乔纳森·卡勒在谈及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所具有的影响时，曾强调：“文化研究实为美国的人文学科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开展的一项主要活动，即一些文学教授已从之前的弥尔顿向麦当娜转向，并且自莎士比亚向肥皂剧转向，把文学研究置于他处”。确实是这样，文学研究对文学研究的视野进行了拓宽，并且还实现了文学研究方法、领域、视角的扩大化。文化与文学之间，正如互文本间的关系那样，不仅存在互为反射的关系，而且还存在互相影响、互相指涉的关系。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宽泛的研究范围，以及对电视、电影及其他形式的大众文化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经典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注入了活力，并且还提供了诸多能够借鉴、参考与使用的全新研究方法。但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研究当中所出现的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趋势，让布鲁姆对此感到悲哀;其不可接受的文学研究已政治化手段来阐释经典文学作品，而对于文本的独特性、原创性、复杂性等，却不予重视。

3.结语

互文性理论的主要意义不仅是丰富了文学研究理论，而且还使文学研究的视野得到拓宽，使文学研究自传统的三元结构（作者-作品、传统）开始向新三元结构（文本-话语-文化）转向。文化研究将传统的文学研究格局予以打破，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并且还为其自文化的整体视野，而并单纯是纯文学视角来开展文学研究。所以，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互文性指出，没有任何一个文本可以剖开其他文本而独立存在，各文本之间往往能建立一个大的文本网络，且彼此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李丹丹. 互文性视域下中美IP电影开发对比研究——以"西游记"与"漫威"为例[J]. 电影文学， 2020， 744（03）：41-43.

[2]闫立飞. 互文性视域中文学经典构成的历史诗学问题[J]. 江淮论坛， 2017（03）：155-160.

[3]吴昊， 吕复娟. 论"互文语境"在文学与图像研究中的功能[J]. 理论界， 2018， 000（010）：116-118.

（西安航空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7）

作者：杨超 白永鹏 朱江涛 唐宇航 周鹏基

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论文 篇2：

跨世纪、跨边界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1987年，方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李怡，就逐渐以其新诗研究、乡土文化与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及文学社团研究，得到学界认可，充分崭露出学术新锐的发展势头来。进入新世纪以来，李怡的学术研究更是努力拓展，不仅大力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而且努力推进抗战文学研究，更是极力倡导民国文学研究，引发学界反响，成为诸多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人。截止2017年初，在李怡的30年学术研究生涯之中，在出版50余种学术著作的同时，发表了近300篇学术论文，硕果累累无疑展示出他那跨世紀、跨边界的学术研究轨迹。

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学术新锐的李怡，率先介入的正是新诗研究——“1987年，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一篇《李金发片论》投向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大约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我那灿烂一时的‘作家梦’逐渐淡远了，另一条所谓的‘学术之路’开始在脚下延伸。”

由是，李怡陆续发表了《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卞之琳与后期象征主义》《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何其芳特征”与东方色彩》《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等论文，通过诗人与中外诗歌的个人渊源，探讨了诗人在新诗创作之中受到的国外诗潮与本土诗意的不同影响，由此可见这些诗人论，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讨论诗人与讨论诗作的常规，而是更加着眼于诗人之作所昭示的中外诗思相反相成的文化特征。所以，更进一步就自然而然地在《鲁迅与中国现代新诗》《胡适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新论》等论文之中，强调新诗浪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各体文学之中第一个掀起，与新文学领军人物的倡导和尝试是分不开的。

中国新诗的现代发展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如何，在李怡最初的诗人论中就可以屡见端倪，随后逐渐成为其新诗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此，必须进行从诗经以降的诗思钩沉——《赋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阐释》《兴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学阐释》《屈骚传统与中国现代新诗的自由形态》《宋诗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反传统趋向》，进而试图把握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内在联系——《论中国现代新诗艺术自觉的传统渊源》《本体的召唤：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当然，这不是仅仅去追溯中国诗歌现代发展的本土传统，而更是要推动中国诗歌的现代复兴。这就是，在《重审中国新诗发展的启端》的同时，必须《寻找和建立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理念”》，因而需要在《漫话中国现代新诗的价值取向》之时，不断揭示出《物态化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取向》，显现出新诗研究中逐渐上升的个人学理之思。

这样的学理之思最终上升到诗学层面，不仅出现在新诗方法论之中，于是乎就有了《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运动》《协畅与拗峭：中国现代新诗的音韵特色》《“辨/忘”模式与中国新诗文法追求的民族特色》等论文的发表；也发生在新诗本体论之中，从《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到《走向文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再到《中国/西方：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这诸多论文的面世。这些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诗学之思，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正如《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一文中所提出的那样，就是要建构出一个“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的诗学“标准与尺度”。

所有这些关于新诗的个人学理之思，集中体现在李怡的第一部诗学专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之中，该著不仅由初版增印到第三版，而且先后出版了增订版、修订版，由此可见其作其人的学界影响与社会反响之一斑。

李怡在重庆市出生成长，毕业后又回到家乡的大学执教，浓烈的故园情促使他开始着手乡土文化与文学研究，研究对象自然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故地的四川现代文学。于是就有了系列论文的发表——《现代四川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野——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一》《火辣辣的川妹子：一个典型的巴蜀意象——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二》《鸦片·茶馆·川味——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三》《从移民到漂泊——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四》《巴蜀派、农民派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五》。在这里，“地域文化视野”的研究重点虽然集中在巴蜀大地的种种文化现象之上，不过，也没有忽视在《巴蜀调笑传统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趣尚》《地方志一龙门阵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的写实取向》《论现代四川文学“洄水沱”景观的地域文化内涵》中，开展有关论题的个人探讨。

四川文学的根基毕竟是乡土文化的巴蜀文化，必须寻求其文化之根：从《研讨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两个问题》出发，不仅在《盆地文明·天府文明·内陆腹地文明——论现代四川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追寻出乡土文化背景，而且在《重庆文学、地域文学与文史学》中揭示出重庆直辖之后的乡土文化异同，因为，这关系到四川及重庆的文学变迁。所以，无论是《论巴蜀文化的二十世纪体验者》也好，还是《多重文化的冲撞和交融——论现代外省作家的入蜀现象》也好，关注点依然是《来自巴蜀的反叛与先锋》，尤其是《论现代巴蜀文学的生态背景》。

应该说，李怡以巴蜀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所进行的乡土文化与文学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不仅为完成学术专著《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是为其后《七月派作家评传》的问世确立了良好根基，果真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李怡此时的鲁迅研究及文学社团研究呈现出锐利之气。在鲁迅研究方面，首先是通过对《故事新编》的文本细读，先后发表了《不堪重负的脊梁——鲁迅小说（理水）、（非攻）重读》《红巾不揾英雄泪——（奔月）与鲁迅的精神苦闷》《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等论文，来重新发现鲁迅以重塑其文化人格；进而在《存在的哲学：对现实生命的残酷背弃》中，揭露出中国式存在的哲学根柢。推而广之，在《承传与择取：面对传统的两类中国知识分子》中，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两难处境及其出路。

同样，在文学社团研究方面，在事实上也是从研究鲁迅出发的：在《鲁迅、梁实秋论争新议》里，其论争焦点是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响及其现实表现，应该如何看待？自然就引发《“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中的相关讨论，从一个文学社团的角度来进行新文学运动的再评价；在《“世纪病”、“多余人”与“孤独者”——中西近现代文学一个基本精神之比较》里，实际上针对从鲁迅到创造社所受到的诸多外来影响而展开评判，继而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群体的创造社》之中出现的学理辨析，则是从一个文学社团的角度来见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传播的可能性。

李怡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学界的反响，为其主编的《鲁迅研究》一书，提供了基本的学理思路与丰厚的学术资源。

二

进入新世纪，李怡在学术视野不断扩大之中，力争突破固有的学术范式，在延续个人现有的学术研究取向的同时，全力拓展学术研究边界，先后展开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拓展——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推进抗战文学研究、倡导民国文学研究，由此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不断扩张。

新世纪在即，学界同人都面临着如此思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将如何进行？这是因为在2000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现代大潮。李怡发表了《2000：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予以及时回应，更是在《“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一文中指出：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世界”，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都将在全球化的中国进程中逐渐实现。

在这里，中国现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已经有过大量的言说，而如何完成其“现代性”，显然是一个随着新世纪而来的新话题。面对着新话题，有识者当然会主动作答，于是乎，就有了《“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论中国现代诗论的现代性问题》的发表，从文学研究、文学思潮、现代诗论的不同层面给出了个人答案。

在所有这些回答之中，实际上需要解决如何辨析“现代性”的学理难题，毕竟有关“现代性”的大量理论著作在国内才开始译介，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李怡在《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现代性”？》中，试图进行个人阐释，讨论了《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并且将这一讨论置于《“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这样的思考层面上，以促进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之现实关系的再思考。

这样的再思考，以《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的发表为基点，在不断深入中，涉及到“反现代性”这一新话题。“反现代性”思潮事实上逐渐形成于人类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而全球化的到来，促使其迅速扩展到世界各国。于是，在《中国“反现代性”思潮：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中指出这一思潮的中国存在与世界意义，由此在《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里，通过对20世纪初的一个文学社团，到20世纪末的一种文化思潮，展开了从文学到文化的中国考察，以确证“反现代性”思潮的中国存在。

所有这些个人的思考与再思考，为其学术专著《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一书的最后完成，不仅成为其撰写的学术起点，而且成为其撰写的学术路径，更是成为其撰写的学术导向。

抗战文学不仅仅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文学，而且更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文学，战时文学包容了战争文学，在文学书写中国人英勇抗战这一重要对象的同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同样是文学书写不可或缺的主要对象，毕竟战斗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才会理解李怡为何要发表《抗战作为中国文学的资源》一文，并且在《战时复杂生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熟》中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在抗战时期才进入了成熟期——通过对战时文化的文学书写，才全面涌现出达到史诗性高度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来，尤其是长篇小说、多幕话剧、叙事长诗的诸多佳作，更是层出不穷。

这就使其意识到《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也就是中國抗日战争导致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区域分化，即抗战区与沦陷区的两分，从而使得中国战时文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区域文化特征来。在《文学的区域特色如何成为可能——以巴金与巴蜀文化的关系为例》一文中，以区域文化构成的地方文化对个人文学书写的内在影响，来讨论巴金的文学书写的区域特色。由此，将具体的个案研究推向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学理思考，在《“发现”地方：区域性学派的建立问题》中，提出不仅要在区域文化与文学之中“发现”地方文化与文学的存在，更是要展开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得以有可能最终形成相关的研究学派。

在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李怡作为重庆人，自然会关注既是抗战区中心城市，同时又是全国经济、政治、文化、文学战时中心的重庆，也就是国民政府明定的陪都。所以，在《抗战：中国文化的资源与重庆文化的资源》《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庆视野》等论文中，不仅承认重庆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战时主流，而且确定重庆文学视野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战时主导。对此进而以具体的个案讨论，如《胡风：新文学进入“腹地”之后的探求——抗战文学的意义再思》《在“合川”讨论路翎的意义》等，来一一予以文本的确认。在这里，无论“腹地”，还是“合川”，都与陪都重庆紧密相关，足以见出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风貌来。

实际上，抗战区可继续两分为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与以首府延安为中心的边区。从区域文化与文学的角度看，大后方文学与民国文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所以，李怡在《“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中加以肯定，并且越出抗战时期的战时边界，去追寻《民国时期的巴蜀湮没文学》，开始踏上了民国文学研究之旅。

不过，没有文学的文本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文学的历史撰写。因此，方有《民国文学：阐释优先，史著缓行》中的个人倡导，具体而言，正如《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中所主张的那样：开展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的真相，进行断代史书写，以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的门类体系。于是就有了《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中的回答。然而，仅仅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看，则是恰如《民国文学：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一文所言，由此才出现了《民国热与民国文学研究》中讨论的种种内在关联。

在《作为方法的民国》中，指出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民国断代的文学研究，的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而在《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中，则强调民国文学空间的自由度必须得到基于宪法的法律保障。从民国文学研究到民国文学发展，都要受到相关机制的种种制约，由研究方法到研究机制，自然在《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中指出，民国机制不过就是文学研究的阐释框架而已。正如《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兼谈“民国机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说，同样不过就是文学研究的个体选择结果。

这一选择的结果，就有了《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文化圈·民国机制·五四遗产》《含混的“政策”与矛盾的“需要”——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看文学的民国机制》等论文相继发表，从民国机制的发端，一直追溯到民国机制的战时畸变，呈现出民国机制的兴与衰。

在类似《“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这样的不断追问之中，李怡不仅个人著述颇丰，陆续出版了《民国与现代文学》《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作为方法的民国》；而且在学界响应强烈，先后主编了《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经典作家》《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第一辑到第五辑、《民国宪政、法制与现代文学》研究文丛第二辑、《民国文学史论》《国民革命与中国现代文学》《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现代文学》《民国文学讨论集》《民国文学史论》，总计论著近百册。

历经三十年的学术跋涉，在跨越新旧世纪的同时，更是跨越了学术边界，李怡也从学术新锐成长为知名学人，无论是学术轨迹，还是人生轨迹，都颇为圆熟，不过，他依然年轻。因为，学无涯即生无涯，研究不止就人生不老。

本栏目责任编辑 佘晔

作者：郝明工

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论文 篇3：

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内容摘要：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门学科之间相互交涉，并且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着西方的文学理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文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也在不斷应用的过程中凸显出了工具性的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试用西方文学理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挑战和阻碍，但这一理论基础自身的价值却不应当就此被否定，而是要以更加辩证且客观的姿态展现在学者面前。对此，本文也将以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主题，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学理论 西方思想 学科交涉

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前者之于后者，又应当如何在历史和现代社会中共存，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否能够脱离西方基本理论而实现独立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当下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学未来的发展走向和趋势，所以，就这两者之间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也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期待。

一.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的互动关系

从当下的文学教育体系和机制中可以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是“文学”这一大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本科专业设置的时候，汉语言文学是文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文学概念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又是这一分支中的核心课程。在研究生专业设置的时候，中国语言文学属于一级学科，其自身也包含了8种学科方向，而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地位上是互相平行的。从科学研究角度来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是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当代文学也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论和文艺学，在本质上就是文学理论的鲜明体现。而从以上这些设置中也可以看出，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讲，其自身的重点在于分析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发展脉络，无论是作家发表的作品，还是社团的思潮，亦或是文学史的变更，都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就文学理论来讲，其自身更加强调抽象性概念的研究和剖析。从表意上来看，这两者都拥有独立的体系，并且性质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研究对象上也有所不同，似乎能够脱离彼此独立发展。但在学术实践的过程中，两者却密不可分，并且也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渗透，彼此可以相互印证，如果文学理论的总结缺乏实践的支撑，就不能从另一个层面去引导现代文学的创作，也会失去原本的价值和意义。同理可得，如果现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缺乏理论基础，那么其自身的发展也会寸步难行。

再加上，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著名作家，它们的发展都与西方国家的文学理论密不可分，包括抒情小说，象征主义诗歌，话剧等等，如果这些文学的背后缺乏理论支撑，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无法真正取得进步和成效。而且，我国著名作家鲁迅，也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在这其中，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最为明显，并且鲁迅也曾经对西方的文学著作进行了翻译。总的来说，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还是兴盛，其自身都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不可分割，从思想角度来看，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各种思潮都被赋予了西方文学理论的色彩，从创作角度来看，现代文学中的各类作品也都借鉴了西方的优秀创作，从表达角度来看，许多作家的写作风格也都受到西方话语和习俗的影响，一旦脱离这些话语，本土的文学也会无法言说，而这一现实并不牵涉到个人的态度和实践的方法，而是根源于本土的文化发展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笔者在文中所提到的文学理论也涉及到本土的一些思想，但主要牵涉到的人就是西方的文学理论，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也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所以也被赋予了鲜明的外来特点。

二.分析新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创新之间的关系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可以看出，文学实践的每一次突破和进展，都与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有所关联。文学发展史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总结和概括，而每一阶段的历史背后，都会暗含着特定的史学思想，或者是特定的史学理论。从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看，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革命性特点，并且彼时的学者也都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当作界定新闻学的参考标准，而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是引导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指导。但纵观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然是另外一种全新的面貌，而这一现状也从根本上与文学理论的差异有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文精神逐渐步入大众的视野，并且也兴起了一阵女性主义的热潮，许多学者都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进行了展望和探讨，在后期，也出现了对经典重读或者是语言论转向的探讨，而在这些不同的主题背后，都有特定的新闻学理论作为支撑，并且这些理论也不是单数，而是多种文学理论共同发挥出辅助作用。也就是说，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来自西方的多样化文学理论逐步输入到中国，影响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影响了作者的文学观念，也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和研究技术等等，从多个角度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样貌，也推动实践创作向着新的阶层发展，正是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文学才有更加开放且繁荣的局面。以女性文学为例，这一领域始终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的思潮就已经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而且中国现代女权运动也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个中的观念和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因此，我国已产生了大批女性作家，包括舒婷，迟子建，萧红，张爱玲，宗璞，冰心等等，这些女性作家通过自己的视角对社会进行观察和分析，表达他们自身对女性权利的尊重和追求，已经凸显出了浓厚的性别意识。除了女性作家之外，男性作家也会针对女性文学进行研究和探讨，并且也发表了相关的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主义理论正式输入到中国之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女性的分析始终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面上，获得的印象也大多较为直观，所以研究的结论也是表面且普通的。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更加突出了性别和权力，突出了女性的意识和女性的实践经验，拥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所以也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浅显剖析提供了宝贵的基础和经验，极大推动了后续的实践和研究。直到今日，女性文学仍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中占有极大比重。而以上这些历史也足以说明，文学理论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上的突破。

三.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现状

从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學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小，西方的新闻学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被本土的作家所排斥，所以文学研究也在创新上遇到了瓶颈和阻碍，显露出了明显的疲软状态。值得肯定的是，从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确取得了多个角度的突破，甚至在某些领域也实现了创新性的开拓，包括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手稿的研究和总结，文学广告的宣传等等，这些都与技术条件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电脑制作技术的进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周边。但技术的进步从根本上来讲是辅助性工具的完善，并不能成为学者和作家拒绝文学理论的原因，也不能真正代替新闻学理论所发挥的深层次价值。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缺乏理论基础，不能真正结合本国的国情和西方的先进经验，就必然会使自己的发展陷入死循环。另外，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应用西方文学理论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没有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甚至是把理论当作堆砌词藻的工具，导致理论的应用流于表面，显露出了明显的形式主义弊端，但这也不应当完全否定西方文学理论的价值，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改革有矫枉过正之嫌[1]。

对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应当借用一些新的西方文学理论，来拓展视野和想象力，积累更多的研究经验和教训，提高自身分析问题和探究问题的能力。从文学学科实践中可以看出，文学理论不仅可以帮助学习者解释作家的作品，让他们了解文学理论的发展背景和历史渊源，同时也可以让学者从更多的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剖析和解读，从而推动后续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应当把握好本土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尺度，并不能完全否定旧有的思想，也不能完全排斥新的成果，要树立起高度的辩证意识和严谨态度[2]。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以有关学者应当用更加包容且辩证的态度去看待国外的研究成果，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始终停留在过去的模式中无法自拔，而是应当对新的理论成果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分清其中的利弊，结合本土文学研究的基本情况，来有选择的利用新的研究成果，这样不仅可以完善现有的理论研究体系，同时也能够确保实践的长远发展，创造出更加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作品。

参考文献

[1]高玉.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J].社会科学，2020，000（002）171-181.

[2]张相宽，刘雪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摭谈[J].科技风，2019， No.403（35）：198+208.

（作者单位：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作者：李夏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