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收入医疗与粮食生产论文

2022-04-29

【摘要】通过分析黑龙江现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背景、意义及运行情况，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为例，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对农民的种粮意愿、补贴和生产投入的影响，得出该政策直接惠及农民，，有利于黑龙江的粮食安全。最后联系实际提出完善粮食直接补贴的政策建议。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农户收入医疗与粮食生产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农户收入医疗与粮食生产论文篇1：

关于农民种粮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摘要：为推动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粮食自给能力的不断提高，需要对农民种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种粮投入、种粮环境等农民种粮意愿影响因素调查发现，粮食生产后劲不足，农业设备使用率低，农机培训与实际不对接，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不规范，土地抛荒状况严重，这些问题影响粮食生产。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强粮食自给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吸引人才投身农业，加强适用技术培训，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完善土地流转制度j

关键词：种粮意愿；粮食安全；影响；对策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形势良好，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2013年，全国粮食产量突破6亿吨，实现了“十连增”。然而，受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粮食比较收益下降的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并未有较大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将土地抛荒现象屡见不鲜，农民种粮意愿不强已成为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一大隐忧。本文对影响农民种粮意愿的各类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的稳步发展。

一、调查情况分析

为了解农民种粮意愿，课题组对湖北省8个县（市），16个乡（镇），52个村，460户农户进行调研，调查地域范围既有山区，也有丘陵和平原；既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郊村和乡（镇）中心村，也有经济水平和交通条件中等或相对偏远的农村。共发放调查问卷460份，回收424份，有效问卷387份。

（一）种粮主力以女性、中老年人为主

据调查统计，在接受调查的387户农户中，几乎所有农户都或多或少从事粮食生产，虽然极少数农户（3户）由于地理原因没有种植小麦、水稻和玉米，但也种植大豆。为便于分析和统计，被调查农户均视为从事粮食生产。这些农户中，以男性为种粮主力的有121户，占比31.3%；以女性为种粮主力的有266户，占比68.7%。可见，从事粮食生产的主要为女性，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外出务工多数工种是体力活，不适合女性；其次，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女性要留在家中操持家务。387户农户中，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种粮主力的有241户，占比62.3%。种粮主体偏老化的原因是：一方面，年纪较大的人一般不愿去其他地方，也不愿转行从事其他行业，而比较倾向从事粮食生产；另一方面，其他行业的收益往往高于农业生产，年轻人在比较收益的驱动下，就会放弃农业生产，转向其他行业，而中老年人与其相比，竞争力较弱。

（二）种粮农民文化程度较低

在387户农户中，种粮主力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共有267户，占比69%。可见，种粮主体文化素质偏低现象严重。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一方面，农村教育资源匮乏，无法使农民享受到较好的教育条件；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就业机会不及城市，而留下来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大部分文化程度较低，是冈其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好工作，只能回乡种粮，从而造成种粮主体整体文化程度偏低。但也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民在从事粮食生产，如种粮主力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63户，大部分年龄在40岁以下，而且大部分种植规模在15亩以上，.且多数分布在平原地区。这些农户将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重点培养对象。

（三）种粮方式以雇工为主

在接受调查的种粮农户中，有239户表示请雇工帮忙种粮，其比重占种粮农户的61.8%。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近年来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现象较普遍，外出务工农民既不愿将上地流转出去，也不愿支付可能高于农业收益的往返路费回家帮忙，因而他们往往会雇人帮其进行田间劳作。二是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后，留在家中的都是老弱妇孺，能力有限，无法独自承担所有农活，尤其是在农忙时节，所以为避免错过农时，一般会请人帮忙。

（四）农作物种植结构中粮食播种面积比重偏低

调查数据显示，农户的种植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农户为了增收，多数都能结合自己的特长及本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选择适合的种植品种。进一步分析发现，城郊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农户多倾向种植蔬菜，平原地区农户多倾向种植经济作物，而山区农户是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兼顾。

多元化的种植趋势使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不高。在粮食主产省，农户种植品种应该以粮食为主，播种面积所占比重在50%以上的农户应占绝大部分，但调查数据显示，粮食播种面积所占比重在50%以上的农户数为158户，只占调查总数的40. 8%。在被调查农户中，虽然大多数农户都种粮，但整体上种植比例并不高，很多农户种粮的目的是为满足自己的口粮需要，对外提供商品粮的不多。

（五）农民兼业经营占较大比例

在接受调查的387户种粮农户中，312户表示还从事非农经营，占比达80.6%。兼业经营的主要原因是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对于调查农户中没有从事非农行业的原因，43.8%的农户表示缺乏资金，28.4%的农户表示没有门路，13.6%的农户表示缺乏劳动力，另有一定比例的农户表示缺乏技术或风险太大。在从事兼业经营的农户中，80%以上是位于丘陵、平原的农户；未从事兼业经营的农户中，80%以上是位于山区的农户。

（六）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偏低，务工收入比重较高

在被调查农户中，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处于0-25%的有63户，占比16.3%；处于26%- 50%的有109户，占比28.2%；处于51% -75%的有183户，占比47. 3%；处于76% - lOO%的有32户，占比8.3%。另外，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处于0-25%的户数最多，达163户；同时，大多数农户的补贴收入比重和其他收入比重也处于0-25%，其户数分别为257户和354户，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66.4%和91.5%。在大多数农户的收入结构中，务工收人比重在500-/0以上的农户数占调查总户数的55.6%，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在50%以上的农户数只占调查总户数的27.1%，而且更多农户（282户占调查总户数的72.9%）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在50%以下。可见，农户务工收益远远高于农户种田收益，这种比较收益的存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

（七）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不强

近年来，随着农民进城务工规模的扩大，土地抛荒现象越来越严重，一定程度上威胁粮食生产的稳定二为减少土地抛荒数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政府鼓励实行土地流转，然而农民对土地流转的热衷程度并没有预期那样高。在387户被调查农户中，有204户表示不愿意转让承包土地，占比高达调查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有79户表示愿意转让承包土地，只占调查总人数的20.4%；有104户表示无所谓，流转也可以，不流转也可以，占调查总人数的26.9%。可见，对于土地流转，农民还存在诸多顾虑，大多数农民并不愿意将承包地流转出去。这也在较大程度上说明当前广大农村地区土地流转还不规范，难以达到广大农民预期。

（八）以中小规模经营为主

在387户调查农户中，户均种粮面积为l-5亩的有75户，占比19.4%；5-10亩的有156户，占比40.3%；10-15亩的有74户，占比19.1%；15-20亩的有38户，占比9.8%；20-30亩的有27户，占比7%；30亩以上的有17户，占比4.4%。如果户均种粮面积为20亩及以上被划归为规模经营，那么被调查种粮农户多数为小规模经营，占比高达88. 6%。客观上讲，这与农村人口多、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面积少有密切关系，但也有一些主观原因。调查发现，户均种粮面积在10 -15亩和15 - 20亩的农户，大多数家庭人U较多，负担较重。另外，户均种粮面积在21-30亩的农户，种粮原因主要是缺乏其他技能，没有更好的出路，而其士地来源除了承包地外，还承接本村其他农户转包的部分土地。户均种粮面积在30亩以上的农户，大多为村里的种植能手或种田大户，种粮意愿强烈，把种粮当做一项事业专心经营：

（九）多数农民未参加农技培训

在387户调查农户中，仅32%的农户表示参加过农技培训，而68%，的农户表示从未参加过。可见，农业技术培训推广并不尽如人意，培训尚未获得大多数农民的重视和参与。

（十）多数农民未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在387户被调查农户中，76%，的农户表示没有参加专业合作组织，24%的农户表示参加过。其中，只有12户参加了粮食类合作社，占l2.9%；参加其他合作社的有81户，占87.1%。这说明，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缓慢，认可度不高；另一方面，粮食合作社发展滞后，数量偏少，收益相对较少，对农户的吸引力小。

二、农民种粮意愿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一）粮食生产后劲不足

在调查中，当农民被问及子女是否懂得种田时，53.5%的人回答不懂，39%的人回答懂一点，仅有7.5%的人表示其子女懂得如何种田。同时，当问到子女是否愿意继续种田时，不到10%的人表示会，而超过90%的人表示不会。另外，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对农业生产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时，78%的人表示不会，仅有22%的人表示会增加农业生产投入。可以预见，我国粮食生产有可能而临缺少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而后劲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对保障粮食生产、稳定粮食安全造成影响。

（二）农业设备使用率低，农机培训与实际不对接

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农业机械化操作要求农民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学习能力。然而，目前种粮主力受年龄大、文化水平低等因素影响，对农业机械设备的接受过程较慢，学习能力较低，即便村里购买大型农机设备也会冈没人懂操作而被闲置，农业设备使用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目前，大多数农业技术培训一般由农业部门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同举办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实际培训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培训效果的发挥究其原因，培训教师虽然拥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然而由于其较少从事实地生产，因而缺乏实践经验，农民关心的实际技术问题较少被纳入教学课程，农民没有兴趣学习，即使参加培训，收效也不大。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不规范，服务粮农作用受限

理论上讲，农民加入合作社后，可得到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服务，其种粮积极性会较高，然而，在实际中，很多合作社存在管理不科学、职责不明确、财务不规范问题，其发展已逐渐背离服务社员的初衷。而合作社服务社员的作用得不到发挥时，就无法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四）土地抛荒状况严重，粮食生产面临挑战

调查发现，承包地面积大小与粮农的种粮意愿没有显著影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造成大量农田被闲置，当土地得不到高效利用，必将影响粮食生产的稳定

三、对策建议

提高我国粮食自给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关键要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根本是依靠科技挖掘现有资源潜力，核心是转变粮食生产方式。鉴于此，提出以下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吸引人才投身农业

为改善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尤其是农村年轻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政府应出台各项优惠措施，留住本地年轻劳动力，并吸引外地年轻劳动力参与新农村建设。如，为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发展，应加大对农业院校毕业生的扶持力度，通过提供住房优惠、生活补贴、创业基金支持等优惠条件，吸引大学生参加农村建设。另外，启动专项资金，用于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教育、交通、通讯等设施条件，通过环境的改善吸引更多专业人才投身农村建设，支持农业发展。

（二）培养农民自主学习能力，加强适用技术培训

为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步伐，增强农村经济的内在动力，必须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和文化素质。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时，不仅要教农民知识，更要教会农民如何获取知识。如今，农民获取知识的途径已不再限于老师传授，可从书本、网络、广播等媒介更快、更方便地获取新知识。另外，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同时，也应注重培养农民对农村的归属感和对农村文化的认同感，只有从思想上热爱农村，才愿意留在农村，也才会将学到的技术和知识用于农村建设。农业技术培训是传播农业技术的重要渠道，为提高农业技术培训的实际效果，在设置培训课程之前，应广泛深入农民群众，了解农民关心或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并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技术问题纳入培训课程，让农民学有所得。只有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考虑农民诉求，才能提高农民的技术培训参与度，激发农民学习农业技术知识的热情，坚定农民投身农业发展的决心。

（三）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良性发展，充分发挥其服务功能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宗旨是服务社员，为社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销售、加-、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然而，在合作社遍地开花的现实情况下，合作社发展良莠不齐，规模和实力上存在较大差别，服务效果也存在好坏之分。为增强合作社的发展实力，改善服务效果，必须加强合作社的制度建设，制定相关章程，明确规范社员的权利和义务，加强财务的规范管理。从内部出发，提升合作社发展的软实力，从外部着眼，改善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为社员提供更加优质的农业生产服务。

（四）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实现规模生产

农民外出务工后，土地被大量抛荒，无法投入农业进行高效生产，其中重要原因是我国土地流转不顺畅。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是规模化的大机械生产，然而我国的小农经营模式，使土地细小化、分散化状况较明显。为顺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必须进行规模化生产，而进行大规模粮食生产就必须使细碎的土地化零为整，土地流转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为推动土地合理、合法、顺畅流转，必须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可通过土地入股、凭股分红等方式保障农民的长远生计，从而消除农民流转-地的后顺之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土地的有序规范流转，而只有土地流转的顺利开展，才能推动粮食的规模生产，增加农民的种粮收益，提高农民的种粮热情，也只有更多农民愿意去种粮，我罔的粮食安全才能得到保证。

作者：魏君英张银何蒲明

农户收入医疗与粮食生产论文篇2：

哈尔滨市延寿县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分析

【摘　要】　通过分析黑龙江现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背景、意义及运行情况，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为例，分析了粮食直接补贴对农民的种粮意愿、补贴和生产投入的影响，得出该政策直接惠及农民，，有利于黑龙江的粮食安全。最后联系实际提出完善粮食直接补贴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粮食补贴农户粮食安全

1.　粮食补贴政策的背景及意义

粮食产业具有弱质性、低效性。黑龙江粮食生产依托的土地资源有限，耕地面积逐年递减，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而且粮食生产仍严重依赖自然气候条件，仍处于“靠天吃饭”阶段，受以上这些条件制约，单纯依靠市场进行价格调节，容易引起市场和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保持粮食价格的稳定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粮食生产具有农村社会保障特性。黑龙江土地资源在相当大程度上承载着农民的基本生存的社会保障功能，尤其是种粮效益很低的粮食主产区农民更为明显。

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粮食直接补贴的主要内容

黑龙江省粮食直接补贴范围是以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大乡为主。补贴品种为玉米、水稻、大豆三个品种。粮食主产区按区划前国家和省认定的商品粮基地确定。我们在哈尔滨市进行了关于粮食直接补贴问题的抽样调查。首先，我们在哈尔滨市延寿县选取了6个乡，基本覆盖了辽源经济发达、中等及较落后的乡镇；在6个乡镇中随机抽取8个行政村，不同村庄的人均耕地面积、产业结构有所不同。我们在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7个农户，对其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进行访谈，共回收问卷56份，其中有效问卷50份，有效率89.29%。被调查村庄分别在2010年5月之前以现金的形式获得了粮食补贴。

粮食直接补贴对农户种粮面積的影响（个，%）

从表可以看出，仅有2%的农户表示将因为有种粮补贴而扩大种植面积，粮食补贴对农民种粮面积的影响不大。

3.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局限性

据了解直接补贴运行一般是在生产开始前发放给农户。在具体发放补贴办法上，黑龙江省、吉林所代表的模式是或者按照农户申报的粮食种植面积或农户计税土地面积发放、或者是按照农户以往几年交售的粮食数量或计税常产发放，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数量挂钩的方法。这致使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地方政府承担的补贴资金负担与其辖区的粮食安全保证需要“背离”。某些种植粮食的农户不得补贴，不种植粮食的农户得补贴。当前农户收入很低、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存在重大补贴缺口的情况下，所得少量的直补资金会直接用在其它消费上，粮食产量不会由此而增加。

4.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完善的措施

4.1增加农业支持总量

总的来讲，　黑龙江农业支持水平相对比较低，在WTO　规则允许的12　种“绿箱”政策措施中，　黑龙江使用了6　种，　即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食物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包括环境项目研究和特定产品研究、病虫害控制、农业科技人员和生产操作培训、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4.2改革直接补贴基金制度

粮食安全是国家整体概念，而不是局部性地方概念。所以，粮食风险基金就要按照国家整体性原则统一筹集和使用。首先是中央政府把黑龙江的粮食安全总量按照各地方政府辖区人口数量分解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按照其辖区粮食安全数量所决定的直接补贴资金上交到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政府下拨直接补贴资金到直接补贴政策执行机构，由执行机构根据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率实际具体地发放补贴资金。生产粮食多的主产区多发放，生产粮食少的非主产区少发放。

4.3选择体现农户即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实际贡献率的模式

目前实施的直接补贴方式一种是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一种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比较这二种补贴模式的结论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方式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公平现象。按农户计税面积补贴的结果是不管耕地是否种植粮食都可以获得补贴。按照只有粮食生产农户才可以获得直接补贴原则，这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而按种植面积补贴时，农户即期实际种植粮食面积与所得补贴的面积不一定完全一致。得补贴的不种植粮食，不得补贴的反而种植粮食。这对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户也不公平。而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挂钩的补贴则比较好地实现了直接补贴政策运行中的公平与效率。

4.4范围应该扩大到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项目

直接补贴范围的大小既取决于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也取决于补贴能力。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是应该首先选择的。理由有五：一是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有利于国家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直接补贴目标的实现。二是直接原因就是农户实施“亲环境”粮食生产必须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农户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后，粮食产量也随之减少，农户粮食生产补贴因此而降低。三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是国际上直接补贴最新趋势。四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符合农业多功能理论的要求。五是黑龙江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已经相当严重。

4.5粮食直接补贴和新型保护价配合使用

黑龙江的粮食补贴政策中需要有价格支持的内容，　以帮助农民规避风险。为避免“谷贱伤农”的情况发生，　建议在确保现行粮食直补资金规模的同时，　应建立粮食最低收购价。解决粮食产量和价格波动的最佳方案是粮食直接补贴、价格支持、配额生产三管齐下。当然，　粮食最低收购价与粮食保护价不同。当粮食市场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时，　可取消价格补贴，　当年没有支出的资金，可转入下一年度使用。当粮食市场价低于最低收购价时，　政府直接补贴差额给农民，　而不是补贴在流通环节。这样，　农民种粮可吃上定心丸，保证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项目编号：11E131）

黑龙江省教育厅面上项目（项目编号：12512013）

东北农业大学科创基金（项目编号：2011096）

参考文献：

[1]　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　陈得良：黑龙江对农民直接补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乡镇经济，　2010（1）.

[3]　曹芳：粮食主产区粮食补贴改革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2010（3）.

[4]　陈敏：粮食安全：政府应负的责任研究[J]，http//：www.ccrs.org.cn.

[5]　陈明红：关于粮食直补的思考[J]，农村经济，2009（12）.

（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作者：崔魁丽

农户收入医疗与粮食生产论文篇3：

结构化理论视域下农村土地转出户的目标及其实现路径

摘要：依照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框架，结合农村的新情况，逐步形成由政府、村集体、家庭农场主、土地转出户为共同行动者的新型农村生产结构。当新的外部条件形成后，各行动者为实现自身目标最大化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并最终形成稳定的生产结构。土地转出户作为新结构动态调整的重要参与者，为了实现自身保障与获利双重目标，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打破结构中内外不利因素的限制，在反复与其他行动者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规则与资源，确保目标顺利实现，使生产结构处于不断动态调整与变化中，推动了结构的再生产。在此分析基础上，最后提出还要从加快土地确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剩余劳动力就业、健全农村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多种利益分配方式等措施，确保实现土地转出户的目标。

关键词：家庭农场；结构化；土地转出户；动态调整；自身保障；获利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出鼓励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完善对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服务体系[1]。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参与主体也从传统的、小规模的农户家庭运作转变为多主体参与、共同协调运作，主要模式是要以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生产高效率。在此基础上，政府与基层乡镇组织须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农户向家庭农场流转土地经营权，而土地是绝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要素，深入分析土地转出户在流转过程中如何顺利流出土地，实现自身目标，对于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促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经营，实现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1新型农村结构体系形成及其目标

1.1新型农村生产结构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社会再生产中的动态变化，他认为结构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和资源”[2]。规则是行动所依据的相关方法论或技术，资源则是行动者用来处理事务的工具。资源包括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前者是各种物理意义上的资源，后者则是行动者自身具备的能力，资源会以控制的方式去影响行动[3]。结构化的过程是结构中的规则与资源反复卷入行动者的实践中，行动者不断利用规则与资源，再生产出新的规则与资源，使结构具备稳定特征[4]。

相对于以分散和个体经营为主的小农经济，新型农村生产体系是在政府和村集体的主导下，兼顾各地实际情况，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按照村民自愿互利原则进行土地流转，将耕地集中流转给有一定经营管理能力和足够劳动力的村民，形成家庭农场。在实践中发现，这种经营制度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调整，但无论怎么调整，在涉及的利益群体看来，它仍旧是家庭农场制度，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这充分说明以家庭农场体系为主的新型农村生产体系处在结构化过程中，在这种结构体系中存在多个行动者，每个行动者都有目标和利益诉求，都在与其他行动者进行利益博弈，并动用资源，改变运行规则，实现单方面利益。行动者之一是政府，主要制定结构中的规则，如土地流转制度、家庭农场准入与经营规则，通过这些规则制约行动者的行动，提供就业、保障、农业服务与补贴等相关资源供其他3个主体使用，同时，还带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保障行动者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运作；行动者之二是村民委员会，承担土地流转中的中介和协调者，既要维持村庄土地流转的稳定，又要提供管理咨询与资源整合职能；行动者之三是家庭农场主，主要目标是获得经营利润，须要通过结构保证自身经营主体地位的稳定，还要确保在租期内经营规则不发生较大变动；行动者之四是土地转出户，主要目标是以转出土地获取租金，同时还要在离地后有生活保障。在这种新型生产经营结构中，行动者本应该处于结构的制约下，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维持结构有序运行，但每个行动者都想获得更多的有限资源，实现自身目标，这4个主体不断挑战规则，利用各种资源，实现各个主体利益相对最大化，最终使得新型生产经营结构在实践中保持相对的平衡与稳定。

1.2农村土地转出户的目标

在新型农村生产结构中，土地转出户是拥有承包地的农户，自愿将土地流转至村集体与家庭农场主，本研究将其角色设定为家庭农场土地资源重要提供者，同时也是拥有双重目标的行动者。第一重目标是基于公平角度的经济利益：一是纵向比较的公平，即转出户将自己的土地流转至家庭农场主，并以租金的形式获得回报，离开土地后所从事的职业收入是否高于耕作土地的收入；二是横向比较的公平，即同租种自己土地的家庭农场主相比，土地转出户的土地租金收入与农场主的收益是否成比例。第二重目标是基于身份获得的社会保障：一是结构能否为土地转出户寻求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二是结构如何给土地转出户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从而让土地转出户安心放弃土地，不加入到争夺家庭农场主经营权的竞争中。土地转出户目标的实现受制于结构中的内外部规则制约，而另一方面转出户也会利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有者”“离地农户身份”等资源能动地作用于结构，与结构中其他行动者产生一系列互動与利益博弈，促进结构进行更新，最终实现目标。土地转出户目标实现是家庭农场主获得土地资源的保障，是维持村庄内部和谐稳定的关键，更是推进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增强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础。

2土地转出户目标实现过程的结构制约

2.1新型生产结构外部制约因素

2.1.1政府保障职能缺位首先，我国政府保障弱势群体的职能有所缺位，尚未建立针对农业人口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养老难、看病难、受教育难、从事非农再就业难等农村社会问题一直是农民生活中忧虑的问题[5]。在广大农民的传统思维中，土地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生计保障，农民的衣食住行与养老医疗，子孙后代的教育与婚嫁，都离不开土地的保障。对于土地转出户而言，如果土地流转后的收益仅仅能解决温饱问题，流转意愿明显降低，特别是对于年龄大无一技之长而无法再就业的农民，生活将会处于长期低水平状态，出于唯一保障的理性考虑，绝大多数农民还是不愿意流转土地。其次，缺乏明确的体制、政策、经费等措施来指导与培训转出户再就业，没有规范的职位保障体系，农民离开土地后在就业市场处于劣势，所从事的工作以纯体力劳动为主，科技含量低，劳动替代率高，形成了“离地即失业”的不利局面。由此看来，农村社会保障与就业体系的薄弱在较长时间内仍会成为制约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关键因素。

2.1.2村民委员会角色定位错误首先，村民委员会在流转过程中出现权力寻租，损害了转出户的利益。作为我国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是流转交易中介和协调人。但村民委员会与交易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容易出现“反租倒包”现象，反租指村民委员会以租赁的形式将已发包给农户的农地集中转到村集体，由村民委员会将反租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地以倒包的形式转给有农地需求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或从事农业经营的企业[6]。村民委员会在反租的过程中会压低租金，而在倒包的过程中扮演土地出租者的角色，重新收取高价地租，从中获得不菲的差额，由于现行法律条文未能对村民委员会行为产生约束与监督，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村民委员会将“自愿流转”变成了“强制流转”，将公开透明变成了暗箱操作。在个体势单力薄的情况下，转出户明知土地已被村民委员会高额转出后也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了转出户的利益。其次，村民委员会过度参与土地流转，从中獲取高额提成。作为家庭农场主和土地转出户共同信任的载体，村民委员会在参与交易租金谈判和合同签订中产生了搭便车的行为，流转合同达成后，村民委员会往往收取一定管理费用或手续费，有的省份流转费用高达125%，这笔费用最终附加给流转双方，增加了流转成本。村民委员会在全权代理流转土地的同时，将村里的四荒地、坑塘新整理土地等质量较差的土地以次充好，“搭车”与农户耕地按相同价格进行流转[7]，间接压低农户的流转收益，抬高了村民委员会控制的土地收益。村民委员会的角色定位错误，大大伤害了广大农户流转土地的积极性。

2.2新型农村生产结构内部制约因素

2.2.1土地转出户个体与家庭特征土地转出户个体特征限制了农户是否愿意转出土地，如农户受教育程度、从事的职业、家庭收入等。土地转出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新兴事物，对以家庭农场认识更加到位，对土地流转方式的变化也更容易接受，同时也更容易离开土地获得就业机会，而我国目前村庄中土地所有者基本以中老年人群为主，受教育程度偏低，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环境较闭塞，获得信息的渠道单一，对家庭农场的认识不到位，接受家庭农场这种连片流转形式较困难，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无其他技能，在土地流出后再就业比较困难。在农户家庭结构方面，如果农户家庭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高，主要收入都来自于农业，流转意愿较低，而中国村庄中仍有大量全家从事农业劳动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流转。

2.2.2农户土地的资源禀赋特征土地资源禀赋包括土地所处地理位置、土地肥力、土地规模、土地面积等相关土地因素，这些要素决定了土地流转的租金与承租年限。对于土地转出户而言，拥有优势地理位置与肥力的土地更容易在流转中获得好价格，但并不是所有的农户都能拥有好的土地，如果自身所拥有的土地较为分散并且土地肥力不够，种植较为困难，农户便会考虑如何将土地的收益发挥到最大，而对于将土地流转至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所需的土地是能够集中成片的，并不是分散的地块，所以最大化的收益来源并不是流转至家庭农场。同时，对于部分农户而言，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不大，农业劳作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精力，土地流出后的流转收益也较少，因此，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少的农户也不容易将农地流转出去。

3土地转出户目标实现过程与路径选择

3.1土地转出户目标实现的过程

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认为结构中的规则与资源一方面发挥制约与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为行动提供了可能性。土地转出户面对各项制约，在保障与获利双重目标激发下，利用结构中的规则与资源，与结构中其他主体进行互动，为自身的行动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3.1.1打破外部制约，寻求保障与获利最大化首先，突破政府保障职能的缺失，发挥土地社会功能。土地转出户在流出土地之后，可以以务工人员的身份进入乡镇企业或外出务工，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已将他们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范围，用人单位会为其承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缴费义务，养老保险水平较高，弥补了农村没有完善保险制度的漏洞。已经长期在外从事非农行业、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土地转出户，可以购买商业保险作为基本保险补充，能够起到更理想的保障作用。其次，农民也可以通过流转土地改善经营，灵活运用土地所有权，以土地的收益权作为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可以采用土地入股、集体财产分红办社保或土地换社保等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在其他地区可以采用将土地集中到家庭农场的集约经营方式，土地出租的资金也可以作为社保基金，给参与流转的农户作为社保购买基金[8]。为了实现土地保障利益的最大化，农户自身还可以通过不断搜集信息，掌握家庭农场收益情况，当农场主所取得的经济效益逐步显现，之前按照固定价格出租土地的转出户，便要求以提高租金的方式分享利益，如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家庭农场农地流转中，除了延续以往的固定租金支付模式外，部分流转大户还采用正常租金加额外租金的方式，当物价上涨或农业丰收时，再加付额外租金，将给予转出户一定的分红。土地转出户采用这种行动方式，间接提升了租金，平衡了家庭农场主与土地转出户的利益，稳定了租赁行为[9]。同时，土地转出户会通过加入家庭农场、响应国家创业计划号召的回乡就近创业就业，增加收入。土地转出户通过多种形式，改变以土地作为生活保障的现状，获得更加完善的保障，突破外部因素中政府保障职能的缺失。再次，改变村民委员会角色定位错误，寻找新的代理人。流转双方会通过村民间的私下协商方式完成土地流转，破除村民委员会垄断。尤其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亲缘关系所带来的信任感仍然存在于广大农户的思维模式中，绝大多数农场主在本村就能完成土地的集中流转，家人、亲戚、朋友、熟人介绍都是闲置土地来源的渠道，这种方式会扩大到相邻的几个村庄，形成较为广泛的土地资源网络，当农户须要流转土地，只须通过村民之间的私人网络就能找到合适的求租者，家庭农场主也会通过同样的方式寻找合适的土地，最终达到供需一致，实现土地顺利流转。再者，村民还可以通过其他中介机构完成土地流转，如在明确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土地经营权可以量化为股份，从而组建“农业股份公司”，农户作为委托人，可以通过土地入股集中土地经营权，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农业股份公司作为代理人，负责将委托人利益最大化[10]。最后，乡村能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村民委员会在土地流转中的权威角色，乡村能人指在村庄里年龄较大，曾经担任过村干部角色，在村民中有一定威信的人物，在中国村民社会中，乡村能人与本村村民都有着广泛的亲缘关系，以自己的道德和口碑效应受到村民的广泛信任与爱戴，村民在土地流转时会通过乡村能人作为代理人参与谈判，土地的流转价格能够达到6 000～9 000元/hm2，高于村民委员会双向代理时的租金价格，土地转出户的获利目标得以实现。

3.1.2突破个人因素制约，转换身份，寻求新的就业机会首先，土地转出户要突破个人因素与家庭结构的制约，通过政府的广泛宣传，大多数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了解家庭农场，改变对认识家庭农场的认识，在无其他技能的前提下，可以进入家庭农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家庭农场是以经营者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经营模式，除了使用大量现代化机械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外，在农忙时期和生长中期的田间管理，成熟季节的采收等环节仍需要短期的大量劳动力来辅助劳动，这时长期从事田间劳动，拥有丰富经验的土地转出户就可以以劳动力的新身份重新进入土地，他们既解决了家庭农场主的燃眉之急，又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如上海市松江区的家庭农场，给予闲散在家的土地转出户以辅助劳动力的身份进入家庭农场参加劳动，以60岁以上仍有余力的老年人为主，男性工资可达到80～150元/d，女性工資也在 60元/d 以上；河南省固始县的家庭农场在农忙时大量吸收闲散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平均工资能达到150元/d，真正实现了经济效益的双赢。其次，对于全家从事农业劳动且收入较低的农户可以通过积极主动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投奔亲朋好友在城市立足，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当外出务工的收入超过耕作土地的收入时，农户会更倾向于流转土地，增加家庭收入。最后，土地转出户要努力突破不利土地因素对土地流转带来的影响，农户通过村集体、土地入股、农业合作社等多种渠道，将单独土地聚集成连片土地，以连片种植的方式出租给家庭农场主，由于连片种植的区域已被事先划定好，既有资源禀赋较好的土地，也有较差的土地，农场主要租连片经营的土地，就必须接受片区内相对较差的土地，这样最大程度保护了资源禀赋较差而流转困难的土地转出户权益，激发了全体农户流转土地的积极性。由此可见，土地转出户充分发挥能动性，打破了规则，突破了自身不利制约，成功地重新整合了家庭农场的结构，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3.2结构互动结果分析

首先，对于土地转出户来说，他们的目标是在离开土地后获得保障与较高的收入，新型农村经营结构体系的出现给土地转出户更多转出土地经营权的机会，结构中的规则一方面完善了土地流转的各项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又要求土地转出户稳定流转土地经营权，为家庭农场主提供土地资源。在结构运行过程中，由于政府保障职能的缺位，转出户在流转土地之后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村民委员会角色错位与寻租导致转出户收益减少；农户个人家庭因素、土地禀赋差异等又降低了流转土地的意愿。

其次，土地转出户并不甘心接受结构中各种规则的制约，他们利用离地农户的身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突破结构制约，改变了结构中的规则和资源，即通过进入企业务工实现了基本保障，以购买商业保险、土地入股等方式获取保障基金，积极参加职业培训，投身非农行业提高收入；以土地入股农业合作社、乡村能人、中介组织集中土地等村民自治的方式打破村民委员会寻租与垄断，掌握谈判流转租金的主动力，实现土地流转中利益最大化；靠转换身份重新进入家庭农场，既实现了技能的有效利用，又获得流转租金之外的收入；用土地集中连片出租经营的方式打破了劣势土地难以流转的现实，保护了转出者的权益。结构在互动中逐步走向稳定，产生了新的规则，默许了转出户的一些行为，更强调了保障职能，产生了新的资源，如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募集社会保障基金，以土地换社会保险；以土地入股、乡村能人协助等方式实现集中流转等，新型农村生产结构体系中土地转出户的目标初步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各个行动者形成了相对制衡的关系，但这种平衡并不是各方通过协商让步而产生的，而是一个不断再生产的变化过程，规则和资源仍然发生着改变，因此，这种变化是一种动态的结构化过程，结构中的各行动者在动态结构中寻找均衡点，结构才能保证相对稳定。

3.3土地转出户目标实现途径

在家庭农场结构中，土地转出户目标实现受到多元行动者存在及资源有限性的限制，政府部门要发挥其制定规则、提供资源的职能，保护土地转出户的权益，约束结构中各个主体的行为，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制定新规则，确保结构健康有序地运行。

3.3.1完善土地确权制度，从根本上保障土地转出户利益土地确权制度是指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确定。确权制度就是要把大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还给农民，而且要把由此派生出来的转让权，即完整的农村“土地财富权”交还给农民，并赋予农民产权以更为全面和多样的权能[11]。首先，对于土地转出户来说，当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农户才能从法律角度上拥有土地权限，才能放心加入土地流转，将土地出租并获得收益，同时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其次，确权制度使土地转出户的利益得到制度与法律双重意义的保障，减少了土地流转中的土地归属纠纷与矛盾。最后，土地确权制度使农民拥有了土地权证，明确了转出的资格，农户可以自行同家庭农场主进行交易，降低交易的费用，减少交易中的寻租，加快土地的流转。

3.3.2构建全面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土地转出户社会保障水平作为土地转出户，最大的担忧就是当土地转出后失去了必要的保障。因此，建立覆盖全面、形式多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必不可少。首先，要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险，把农民从对土地的依赖转移到以基金为主的社会保险和保障上来，通过增加养老保险的投入，加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质量，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农村保险制度，让广大年老土地转出户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不再依靠土地讨生活[12]。对于以辅助劳动力身份进入家庭农场的土地转出户，也要完善养老与医疗等基本保险，加大新农合医疗体系的报销比例。其次，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拓展土地转出户的就业空间，简化乡镇企业办理社会保险的相关手续，方便广大非农就业群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在大中城市就业的土地转出户，要制定相关政策与措施，让他们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水平的社会保障水平，这些措施无形中鼓励了广大农户积极流转土地，为家庭农场发展添砖加瓦[13]。合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削弱了农民与土地的依赖程度，改变了农民将土地看成唯一保障的思想，让农户放心和土地分离，为家庭农场提供了大量而充足的土地资源，稳定了家庭农场的结构。

3.3.3加快農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城乡劳动力市场土地流转到家庭农场后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想要合理妥善地安置，加强剩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针对广大土地转出户就业首选的地域以当地县城为主这一实际情况，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利用县城资源进行再就业培训，如县城的职业学校、技能培训中心等，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培训相关的就业技能，优先在县城就业，一方面加快县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民就近就业，对流转土地的使用情况和租金谈判也能够及时参与。同时，各大量土地流转区域也可以和先进地区达成就业协议，进行定向、定岗的专业培训，加快土地转出户劳动力转移速度，保障转出户基本生活，并能提高生活质量。最后，在土地转出户再就业时，相关机构要及时跟进，对于转出户基本收入和社会保障问题要格外关注，切实保障转出户的权益。

3.3.4健全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流转双方提供多种服务土地流转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加快与健全土地流转的重要方法之一。农户在土地流转中之所以饱受各种制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平台。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基层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为土地流转主体提供信息发布、签订合同、价格评估、技术指导等多项服务，并鼓励扶持社会组织和农民合作社参与到土地流转中，成立服务性质的中介机构[14]。政府给予资金补助，着重打造4个平台的建设：一是信息平台，发布与土地流转相关的供求信息；二是资源平台，为土地转出户提供各种与就业相关的资源；三是咨询服务平台，能够为农户提供政策、价格、解决纠纷等服务；四是技术支持平台，除了为家庭农场主提供种植相关技术服务支持外，对土地转出户也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如开办各类技术培训班，教会土地转出户掌握多种技能，通过技术下乡、实地走访、专家讲座、广播电视等多种宣传方式给予转出户相应的培训，培育良好有序的土地流转环境，解决其后顾之忧。

3.3.5建立多种利益分配方式，保障土地转出户利益要使农户在土地流转中不受到经济损害，达到利益最大化目标，家庭农场主与土地转出户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必不可少。一是要根据国家的具体政策，合理控制土地租金，按照“实物计价、货币结算”的价格补偿办法，形成完善的价格调整机制，对未来土地的收益变化所带来的经济补偿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根据当地情况构建土地流转价格评估制度，种粮为主的家庭农场主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农场主在土地流转中要有价格差异，定期公布土地流转指导价格数据，在家庭农场主与土地转出户之间实现相对平衡。二是在土地租金的确定上，除了土地固有的租金外，还要两者之间达成动态利益分配方式，如根据土地规模化收益与收成实行租金动态调整，对于转出土地条件较好的转出户，当家庭农场主连续几年盈利，可以适当提高租金比例，保障土地转出户利益。三是要鼓励土地转出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家庭农场，比如以1 hm2地为15股，在确定租金的基础上，享受家庭农场规模经营所带来的红利，让土地转出户充分享受到土地流转带来的实惠，稳定土地流转关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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