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粮食生产论文

摘要：在构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探寻2000-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互动关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生态系统粮食生产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生态系统粮食生产论文 篇1：

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与保护

摘要：运用公共管理学原理分析粮食安全、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公共性，针对水土资源价值未完全实现以及各经济主体资源保护的成本收益不对等造成的粮食安全和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外部性问题，提出在对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完善粮食补贴制度和资源产权制度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粮食安全 水土资源保护 行动逻辑

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是指投入到粮食作物种植和生产中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的基础。根据公共性的概念，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是一种公共性产品，但目前我国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面临着数量紧缺，质量退化和水土资源空间分布不匹配的问题，加之粮食生产所涉及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的权益不清晰、不对等，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以资源价值为基础，完善资源价值实现途径和明晰不同经济主体产权是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本文在分析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的基础上，从完善价值实现途径的角度提出促进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建议。

一、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公共性分析

公共管理学根据效用、消费和受益的经济特性，赋予公共产品三大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受益的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产品效用为整个社会的成员所共享，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归属于某些个人享用；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一个人对此产品的效用不能排斥、妨碍其它人对其的同时享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其他人享用该种产品的数量或质量；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物品和服务付款的人排出在受益的范围之外。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为纯公共产品，同时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产品则是私人产品。如果一种产品同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但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则这种产品可以成为“拥挤性公共产品”。如果一种产品同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但在技术上能够排他，这种产品称为“价格排他性的公共产品”。

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粮食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食物安全保障，是通过供应充足的满足公众消费需求的粮食来实现的，其效用具有整体性，是国内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享有的，因此粮食安全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粮食安全的受益性是不可排他的。在不同的消费水平下，我国粮食需求与现实的粮食生产能力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安全的实现难度越来越大，粮食安全具有竞争性。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属于拥挤性公共物品。

本文对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有效管理是针对水土资源保障粮食安全的效用而言的。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分析，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效用不在于生产了多少粮食或者水土资源利用的效益是多少，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为一个国家提供了粮食安全保障，其效用具有不可分割性。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人口需求不断提高增加了水土资源利用的压力。因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是一种“拥挤性公共物品”。

二、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分析

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同经济行为主体在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保护中承担的成本和效益不对等，二是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没有完全实现。

（一）粮食生产各经济主体行为逻辑分析

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保护主要涉及三大经济主体，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不同主体所肩负的保护任务和获取的利益不同，并存在成本和收益不对等的现象，这必然影响到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和保护效率，影响粮食安全。因此有必要对主要经济主体利用和保护资源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1、中央政府资源利用保护成本和收益分析

中央政府利用保护水土资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直接投资和补贴两大部分，例如国家直接投资的水利建设资金，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资金、为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而支付的种子、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补贴和直接补贴等。间接成本指中央政府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而损失机会成本，如因将水土资源投入粮食生产而制约非农产业发展所引起的财政收入减少和资源利用收益损失等。中央政府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获得的显性收益主要是以粮食产品为原料的行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形成的贡献率，隐性收益主要表现为粮食安全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保障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随着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粮食安全的需求水平不断提高。为了确保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一直将保护粮食安全，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作为重要工作任务。从中央政府提出的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加大农田水利投资力度等措施就可看出中央政府保护水土资源的意愿和决心。

2、地方政府资源保护成本和收益分析

地方政府是具体的水土资源保护者，其保护成本包括为了执行中央政策而支付的水土资源保护资金，也包括为了实现粮食生产目标而限制水土资源配置到报酬率较高的行业和部门所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成本。地方政府水土资源保护收益主要是地方粮食安全和贯彻上级政策所带来的荣誉收益。由于我国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匀，各地方政府保护资源的成本收益情况差距较大。地方政府付出全部的努力促进水土资源保护，但不能排除别的地方政府享有粮食安全和资源保护所带来的收益。在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肩负着对外提供粮食的任务，为粮食调入地区额外承担了资源保护的责任而没有得到任何利益补偿。中央政府通过编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强制各省保持一定的基本农田面积，尤其是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面积和基本农田保护率指标较高，对于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而言，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远高于本地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需求，而且还制约了可配置到其他行业和部门的土地资源数量，这造成了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生产和水土资源保护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在一定条件下，主产区地方政府可能会理性地促进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非农化，具有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调配到工业和第三产业生产部门的动机。

3、种粮农民保护资源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种粮农民是利用和保护水土资源的具体实施者。种粮农民付出了粮食生产资金，获得的收益全部为私人收益，因此理论上种粮农民保护和持续利用资源的积极性较高。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具有经济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表现为：一方面为国家提供粮食安全，另一方面为种粮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同时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与保护、大气净化、环境净化等具有生态服务功能。而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较低，而且粮食生产带来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效益为整个社会所享有，不完全体现在水土资源使用者和保护者身上。此时社会的收益大于私人收益，水土资源利用产生了正外部性。同时随着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结构调整进程加快，种粮比较效益较低，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加之水土资源具有多宜性，使得大量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资源转移为其他用途，水土资源的利用具有很高的机会成本。种粮比较经济效益与水土资源巨大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必然影响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情况

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功能赋予了水土资源一定的价值，使其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经济价值是指粮食生产所获得粮食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直接用货币来衡量，这部分价值通过种粮农民出售粮食产品得到实现；生态价值指以水土资源为主体构成的生态系统具有的生态价值，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物质循环和景观美学等方面的价值；社会价值主要包括提供养老、就业保障和粮食安全等方面的价值。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各项价值实现程度不一致。目前粮食安全价值和生态价值被其他社会成员无偿享用，同时由于尚未明确和完善养老和就业保障价值的数量和管理制度，当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产权流转时，种粮农民也失去养老和就业保障的基础，水土资源的就业和养老保障价值无法实现。资源价值的不完全实现造成了种粮农民水土资源利用的短期行为，不重视对水土资源的保护性利用，盲目施用过量的农药和化肥会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板结，不仅造成水土资源的质量下降，甚至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食物质量下降，或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转换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用途，造成粮食生产水平下降。

粮食生产存在经济行为主体收益权利不对等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未完全实现的问题，造成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不同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他人或社会的影响有好有坏，有利有弊，因而外部性又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但无论存在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会影响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为了促进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根本的方法是消除利用外部性，使资源利用保护成本与收益对等，提高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效率。

三、政策建议

粮食是私人产品，粮食生产是私人行为，而粮食生产和粮食本身是粮食安全的保障，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是非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经济理论提出非政府提供公共产品通常有四种方式，分别是：政府与私人公司提供签订协议和合同、政府授权私人公司经营、政府私人生产进行资助、政府参股和政府提供法律保护。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政府和私人的利益、权利和相应的责任都应明确。粮食生产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是粮食安全的基础，目前水土资源利用保护的外部性制约了我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应根据社会公平、国家安全、经济有效和生态安全的原则，合理采取法律、技术、行政和价值手段管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其中价值手段具有高效、主动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与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最为密切的政策包括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和资源产权政策，均涉及到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和合理配置的问题，本文重点对粮食补贴和资源产权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价值评估目的在于促进水土资源合理利用和配置，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评估为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粮食生产成本和制定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标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通过价值评估树立的资源有价观念促进了人们自发地保护粮食生产资源，促进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粮食生产资源价值评估的目的与粮食直接补贴的目标相吻合，利用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供了两方面的依据：一是为粮食直接补贴具体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使粮食直接补贴成为实现水土资源价值的手段；二是为粮食直接补贴的具体标准提供了参考。

粮食安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质是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由种粮农民私人生产的粮食产品，这为政府提供粮食补贴提供了理论依据。粮食生产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几乎作为一种正外部性被全社会所共享。为了促进粮食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议将粮食生产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划入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范畴，这种补贴方式将资源价值量化，不仅为水土资源的管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也促进社会各方面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建立保证粮食生产综合生产能力的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粮食直接补贴对象明确为种粮农民，由于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公共性，粮食直接补贴由政府提供。结合粮食生产涉及到的社会经济主体，以及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类型，粮食直接补贴可以细化为直接经济补贴，种粮农民就业和养老保障补贴、粮食安全补贴和环境补贴，并提出补贴标准和方式的建议。

粮食直接经济补贴：种粮农民通过出售粮食获得了部分的资源经济价值，但粮食生产经济效益远远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而粮食生产成本中没有完全考虑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价值，造成了粮食生产成本的缺失，种粮农民没有获得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全部的经济价值，个人边际成本高于社会边际成本。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经济价值与粮食生产产值之间的差距即为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尚未实现的经济价值。在评估各地区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经济价格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单位粮食产量中的虚拟水土含量，可得到单位粮食产量中水土资源的经济价格，从中扣除当年粮食价格并乘以粮食单产得到粮食直接经济补贴标准。

种粮农民就业和养老保障补贴：补贴标准是根据区域内单位粮食生产面积就业和养老价值乘以一定粮食种植面积需要的标准用工数，可通过为农民建立养老和就业保险的方式支付补贴。

粮食安全补贴：区域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所承担的粮食安全价值不同，为了平衡地方政府承担粮食生产的责任和因此损失的机会成本，粮食调入地区应承担起粮食调出地区的粮食安全补贴。粮食安全补贴为计算出的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根据粮食总产量计算单位产量的粮食安全价值，如果长期无力解决本地区粮食自给问题，需要向外地调入粮食，那么除了根据粮食市场经济价格支付购买价格外，还应该额外向调入地支付粮食安全补贴。这个补贴值是调出地单位产量粮食安全价值乘以粮食外调量。

环境补贴：粮食生产系统的存在为人类提供了生态服务，农民为生态服务的存在提供了劳动，但这部分价值却没有体现，被全社会成员无偿占有。从粮食安全的公共性来看，政府应代表全社会成员对这部分价值进行补贴。环境补贴的标准是单位粮食播种面积的平均生态价值与粮食播种面积的乘积。由于生态价值数量巨大，粮食播种面积不固定，因此建议中央政府以生态价值评估结果为依据，根据各地区长期粮食生产情况和自然情况统筹发放。

根据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建立粮食直接补贴制度，不仅为粮食直接补贴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标准和依据，体现出区域粮食生产差异，而且细化了粮食生产相关主体的责任，确保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促进粮食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完善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产权制度

1、土地资源产权改革建议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而言，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是公共资源，它属于公众和社会。但由于每个社会成员不具备管理和控制资源的能力，国家拥有资源的所有权。但实际生产中，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意改变自己的私人选择，政府和农民成为资源产权制度的主体。鉴于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建议建立政府公共产权与农民交易产权的双重结构。农民和村集体是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和管理者，授予其收益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并依法获得资源利用的经济收益。同时在资源转让时，补偿其因资源流转而损失的就业和养老价值。资源的所有权归政府所有，因此其有责任制定出资源利用的相应规则，如资源的使用权、排污权等权利的获得与费用。直接的资源利用收益如经济收益应有明确的产权界定。这种产权界定保护产权主体利益，同时明确各主体间的责任，能够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克服资源利用的短期行为。

2、水权政策建议

粮食生产中的水资源表现出公权性质，水资源所有权应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针对粮食产品来说，水资源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目前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实行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使用权主体分离。生产者获得水资源使用权后，利用水资源生产获得收益是水资源收益权的实现形式。水资源收益权转让其实质是水资源市场流转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水资源无偿使用制度，生产者无需交纳水费，无法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价值。粮食生产中的水资源具有经济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功能。粮食生产者通过利用水资源获得收益，粮食生产者应根据计算出的水资源的经济价格向所有者支付相应费用，交纳的水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不同地区水资源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生态服务功能不同，其中生态和社会保障功能的最终受益者是全部社会成员，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支付水利工程建设资金等形式承担这部分价值，同时，粮食调入区政府除了承担本区域的价值外，还应适当支付粮食调出区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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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范少冉. 耕地保有量外部性探讨.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5（4）：25—29

⑥钱忠好. 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及其经济分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32—37

（白玮，1980年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城镇和土地利用规划）

作者：白玮

生态系统粮食生产论文 篇2：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互动关系

摘要：在构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探寻2000-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除武汉城市圈外，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3）从粮食生产能力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冲击效应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为负，长株潭城市群在短期为负，但长期为正;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冲击效应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在短期为正，但长期为负，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总体为正。因此，不同城市群推进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协调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应有所区别。

关键词：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粮食生产能力;互动关系;长江中游城市群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20-08-27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是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1981-2016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6720km2增长到47611.5km2，增长了6.09倍。尽管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城市建设用地急速扩张也造成城市土地低效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弱化等社会问题，特别是由此带来的耕地资源损耗并影响粮食生产能力的负面效应备受社会诟病。在目前粮食安全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挑战的背景下，系统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两者协调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早有学者关注到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谈明洪等通过土地利用数字化图分析中国部分地区城镇人均用地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的差距，发现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可能造成耕地资源减少。闫梅等通过探寻中部地区建设用地扩张、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变化的时空特征，进一步验证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于耕地损耗和粮食减产具有导向性。还有学者利用遥感影像和耕地质量等级数据分析江苏省近30年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耕地质量和粮食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江苏省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引起耕地损失并导致粮食生产能力下降。He等评估1992-2015年中国不同尺度下城市扩张对农田初级生产力的影响，发现样本期内城市扩张导致粮食减产1245万吨。也有学者认为耕地减少主要是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影响，而并非城市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占用，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会加速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并促使粮食生产效率提升。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综合运用线性回归、脱钩模型、GIS分析法等方法从全国、省域和市域等空间尺度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这对探索两者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然而，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大多基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单向影响开展实证分析，缺乏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互动关系的系统阐述，很难全面揭示出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数据为基础，构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理论框架，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探寻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互动关系，以期为探寻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高效耦合路径提供参考。

1理论分析

在城市化进程巾，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具有相互影响、促进的作用。一方面，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通过规模扩张和要素集聚对粮食生产能力产生抑制效应和集聚效应;另一方面，粮食生产能力在粮食安全压力和粮食资源供给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产生约束效应和驱动效应。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互动路径如图1所示。

1.1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路径

1.1.1抑制效应

集中反映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背景下土地要素和产业结构调整对粮食生产能力产生的负面影响。首先，在土地要素方面，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促使土地要素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实现重新分配，其中最为显著就是农业用地不断向城市建设用地转移，1986-2003年中国城市用地扩张直接占用耕地面积290万hm2，更有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用地扩张导致的耕地面积减少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五大关键要素之一，并且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对耕地资源质量构成严峻挑战，耕地资源损耗对粮食生产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在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调整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也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步实现的，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农业用地非农化程度逐渐提高，农业生产空间不断压缩不利于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因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会从土地要素和产业结构两个层面对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产生抑制效应。

1.1.2集聚效应

集中反映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背景下的人口和科技集聚对粮食生产能力正向作用。首先，在人口集聚层面，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聚降低了劳动力对农地的依赖度，加速了农地流转，使得原本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方式造成的耕地细碎化和耕地规模化经营程度较低的状况发生转变，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集聚为耕地适度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创造了条件，更有利于耕地资源优化配置，耕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会对粮食生产能力产生积极作用;其次，在科技集聚层面，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科研人员、资本和技术向农业领域集聚，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粮食生产能力的发展中农业科技水平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科技进步一定程度上对粮食生产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城市建設用地扩张会从人口集聚和科技集聚两个层面对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产生集聚效应。

1.2糧食生产能力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

1.2.1约束效应

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直接影响粮食安全形势，在粮食安全面临诸多新压力的背景下，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首先，在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耕地占补平衡和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和土地用途管制等政策实施下，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占用耕地的成本提高，进而约束城市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其次，在城市节约集约用地、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征地限制等多种规范城市土地利用政策的严格落实下，有效限制城市建设用地增量来源，倒逼挖潜城市存量建设用地，进而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产生约束效应。因此，在保障粮食安全压力下粮食生产能力会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产生约束效应。

1.2.2驱动效应

在中国耕地资源稀缺的背景下，有限的耕地资源面临着城市化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安全的双重压力，城市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存在争夺耕地资源的矛盾。然而，粮食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物资，当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粮食资源供给能够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粮食安全得到充分的保障，农村会向城市释放更多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进而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大量潜在的空间。冈此，在粮食资源供给充足的基础上，粮食生产能力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具有驱动效应。

2研究区域、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处长汀中游区域，涵盖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的特大型城市群，是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的重点区域，其在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2015年国家发改委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以来，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各种资源要素的配置和调整十分频繁，特别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并且地跨“鄂湘赣”三省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肩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协调发展，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研究方法

本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Data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检验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互动关系。PVAR模型不仅扩大了样本，还可以识别样本中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从而准确剖析个体差异和截面异质性的共同冲击对于模型的影响。PVAR模型公式如下：

yi，t=αo+∑αjyi，t-j+ηi+Φi+εi.t

式（1）

式（1）中，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yi，t包含两个向量，分别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张（UL，it）和粮食生产能力（GPit）;针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和粮食生产能力的区域异质性，在模型的设计中引入了变量，ηi表征固定效应;Φi表示时间效应，用于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特征;εi，t表征随机扰动项。

在构建PVAR模型基础上，分别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①通过对2000-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粮食单产的现实状况进行描述，初步判断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变化特征;②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来判断面板数据的平稳性，防止出现“伪回归”;③运用面板协整检验判断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④如果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甄别二者是否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⑤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勾勒出二者的相互影响路径。

2.3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城市建设用地扩张（UL）。借鉴张可等的研究选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作为表征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指标。

（2）粮食生产能力（GP）。考虑到粮食生产能力最终结果是反映在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上。因而本文主要选取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下文简称粮食单产）作为衡量粮食生产能力的指标。

为了消除数据异方差的影响，对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粮食单产进行取对数处理，分别为lnUL和lnGP。考虑到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本文将从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四个不同空间尺度探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互动机制。

本文所利用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0-2016年）》，粮食单产数据来源于历年《湖北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和《江西统计年鉴》。所有数据运算主要借助Eviews10.0软件完成。

3实证分析

3.1现实特征

通过对2000-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粮食单产的现状进行描述，以便进一步分析城市建设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如图2所示。

从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来看，2000-2016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粮食单产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快速，由2197.97km2增长到4080.87km2，增长了85.67%;粮食单产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由5706.34kg/hm2增加到6036.34kg/hm2，增加了5.78%。

从各个城市群来看，2000-2016年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保持上升趋势，由1128.38km2增长到1844.14km2，增长了63.43%;粮食单产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由6021.45kg/hm2下降到5779.50 kg/hm2，下降了4.02%。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保持快速上升，由603.65km2增长到1144.31km2，增长了89.57%;粮食单产表现出波动下降趋势，由6075.49kg/hm2下降到5896.76kg/hm2，下降了2.94%。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粮食单产整体保持快速上升趋势，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465.94km2增长到1092.42km2，增长了134.46%;粮食单产由4960.79kg/hm2增加到6477.63kg/hm2，增加了30.58%。

总体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粮食单产整体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变化幅度更大，而粮食单产变化幅度较小，并且这些变化特征在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变现也存在差异。由此可知，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这种均衡关系在各城市群内部短期是否具有波动效应，这还均需进一步分析。

3.2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真实可靠，需同时采用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PP-Fisher检验和Breitung检验等五种检验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lnUL和lnGP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lnUL和lnGP的水平值并未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然而一阶差分后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lnUL和lnGP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通过协整检验甄别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3.3面板协整检验

在lnUL和lnGP均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运用Pedroni提出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在构建回归残差的基础上，提炼出7个统计量（Panel v、Panel rho、Panel Group PP、Panel ADF、Group rho、Group PP和Group ADF）用以进行面板协整检验，若各统计量在10%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则表示lnUL和lnGP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Pedroni和Monte Carlo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小样本的分析中，Panel v、Panel rho和Group rho统计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结果没有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除了Panel v、Panel rho和Group rho统计量，其他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lnUL和lnGP均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除武汉城市圈之外，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问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3.4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

在厘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的基础上，采用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判别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间是否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长江中游城市群来看，在滞后3期同时拒绝“InUL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nGP"和“InGPdoes not Granger Cause InUL”两个原假设，在滞后4期只拒绝“InUL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nGP”的原假设，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滞后3期InUL和InGP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在滞后4期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从环鄱阳湖城市群来看，在滞后1、2、3期均拒绝“InUL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nGP”的原假设，表明环鄱阳湖城市群在滞后1、2、3期InUL和InGP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从其他城市群来看，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均接受“InUL doesnot GrangPr Cause InGP"和“InGP does not GrangerGause InUL”兩个原假设，这两个城市群InUL和InGP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

3.5脉冲响应函数

从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四个层面出发，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刻画当给予内生变量随机扰动项一个标准差单位冲击时，另一个变量当前期和未来期的变化轨迹，并进一步度量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和变化路径。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对信息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为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如图3所示。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为负，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剧，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粮食生产能力对城市建设用地具有明显的约束效应。如此同时，粮食生产能力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在短期由负转正，在长期由正转负，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在短期为集聚效应，在长期为抑制效应。结合考察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粮食单产的变化情况，不难发现在考察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幅度很大，而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幅度很小，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具有一定的集聚效应。

在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为负，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剧，表明武汉城市圈粮食生产能力对城市建设用地具有明显的约束效应。如此同时，粮食生产能力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由短期的正向转为长期的负向，表明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在短期为集聚效应，在长期为抑制效应。结合考察期内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粮食单产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抑制效应较为显著。

在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在短期为负，在长期为正，并不断增强，表明长株潭城市群粮食生产能力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短期为约束效应，在长期为驱动效应。同时，粮食生产能力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为正，但并不湿著，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具有一定程度的集聚效应。结合考察期内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粮食单产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粮食生产能力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推动效应较为明显。

在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为负，表明环鄱阳湖城市群粮食生产能力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具有一定的约束效应。如此同时，粮食生产能力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在短期内为负，在很快转变为正向，表明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在短期具有抑制效应，但在长期具有集聚效应。结合考察期内环鄱阳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粮食单产的变化情况，不难发现城市建设用地对粮食生产能力的集聚效应较为显著。

4结论与讨论

其一，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具有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通过规模扩张和要素集聚对粮食生产能力产生抑制效应和集聚效应;另一方面，粮食生产能力在粮食安全压力和粮食资源供给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产生约束效应和驱动效应。

其二，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粮食单产整体都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在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动态变化轨迹，可以发现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变化幅度更大，而粮食单产变化幅度较小，并且这些变化特征在武汉城市罔、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变现也存在差异。

其三，除武汉城市罔之外，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江中游城市群的InUL和InGP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环鄱阳湖城市群的InUL和InGP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InUL和InGP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

其四，从粮食生产能力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冲击效应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粮食生产能力对城市建设用地具有明显的约束效应，而长株潭城市群在短期为约束效应，在长期为驱动效应;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冲击效应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粮食生产能力在短期为集聚效应，在长期为抑制效应，而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主要表现为集聚效应。

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探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互动关系，对于实现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耦合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参考价值。然而，本文并没有提炼出如何根据不同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的互动关系，制定出针对性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粮食生产能力耦合发展策略，未来将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方法，围绕上述问题畏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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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江彬，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江彬

生态系统粮食生产论文 篇3：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优势、困境与路径

摘要：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概念是一个新的概念，其更加强调粮食生产安全性和粮食产业发展协调性。文章分析了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重大背景，提出要把握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区域跨度优势和核心内容优势，探析在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粮食产业弱质性明显、利益补偿机制不合理、生态安全保障不足等困境，构建科学的产业联动布局，制定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落实高效的生态安全保障，旨在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中国经验”。

关键词：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粮食安全；产业建设

基金项目：福建农林大学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项目（CXZX2017414）；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项目（KH1701380）。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全球粮食危机在短期内可能爆发，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在顶层设计上明确提出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对保障我国粮食生产和供需平衡、确保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有别于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核心区、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优势区等传统概念，是一个新的概念，其更加强调粮食生产安全性和粮食产业发展协调性。因此，准确认识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重大背景，把握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相对优势，明确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可能困境，积极探索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可行路径，对于稳定我国粮食生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重大背景

发展粮食生产，解决吃饭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1]。受国际国内两个环境影响，我国粮食安全仍面临巨大挑战。国际方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部分国家为保障粮食安全采取限制出口的措施，对国际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冲击，极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粮食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

2020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的人口可能增至2.65亿人。各国相继收紧粮食出口，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伺机抬头，为国际粮食危机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国内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在国内资源条件、国际贸易环境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极大地保障了新时期我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和安全。“十三五”时期，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保持在6.5亿t以上，201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4.95 kg，高于联合国人均粮食安全线标准（400 kg），我国口粮库存处于最充裕时期。但是，由于国际农产品貿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粮食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与粮食生产结构升级压力共存，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双重压力迫使粮食产业发展需要加快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有助于增强粮食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粮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农业生产力区域布局和优势互补，推动我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于确保我国在后新冠肺炎疫情下能够继续稳定粮食生产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进一步突破国内粮食发展瓶颈的同时，面向世界，为国际粮食安全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2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相对优势

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需要厘清其与传统概念的不同之处，把握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相对优势。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相对优势表现在区域跨度优势和核心内容优势两个方面。

2.1 区域跨度优势

粮食作物的生产需要得天独厚的自然生长环境，也需要国家政策制定的大局观。为应对粮食安全危机，保障粮食基本供给，我国在粮食生产优势省份确定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四川13个粮食主产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全国各省份粮食生产优势特点，确定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核心区和粮食生产优势区等，充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目标的实现。不难发现，粮食生产区、粮食生产核心区等传统概念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各个区域的界限范围比较清晰，每个区域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经济效益等相对优势，在带动区域粮食生产安全、经济发展等作用上比较显著。但是，区域内部优势明显并不能带动区域间的粮食生产合作与经济发展，同时在区域内部、区域与区域之间缺乏统一的粮食生产安全规划，各个粮食生产区缺乏必要的联动机制，整体上属于独立、分散的功能特点，在实现全国性的粮食安全生产目标上缺乏统一性和机动性。在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解决区域间粮食生产统筹问题，需要统筹区域间协调发展，这就为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建设提供了现实依据。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综合考虑各个粮食生产区域的自然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更加强调区域联结，注重统一性和协调性。因此，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是在更大范围内的区域联动，需要综合把控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资源条件等积极因素，发挥各区域相对优势，加强各区域联系，实现粮食安全上的优势互补，进而推动粮食生产的区域协调发展，使区域间的粮食生产合作转变为全国性的粮食生产合作。总而言之，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建设，是基于统筹区域间协调发展理念，通过综合利用各粮食生产区域的互补优势，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生产有优势、粮食安全有保障的目标。

2.2 核心内容优势

在内容上，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与传统概念都强调通过转变粮食生产发展方式实现粮食生产的高质量发展，但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更强调“安全”和“产业”的层次性。

一方面，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注重粮食生产安全性。粮食生产安全性主要体现在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市场供给安全三个方面。在数量安全上，随着我国良种培育更新速度加快，耕地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69亿t，实现粮食生产的“十七连丰”，人均粮食产量自2008年的403.38 kg（第一次超过联合国人均粮食安全线标准）提高到2019年的474.95 kg，粮食数量安全基本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建设，是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上，统筹全国粮食生产大局，在更高层面上继续保持我国粮食生产的高效和高产。在质量安全上，近年来，为促进农产品供给由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2]，国家加快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等质量安全认证，不断提高“三品一标”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认定的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超过4.92万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表明我国已经基本实现粮食质量安全。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建设，将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继续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对于建立跨区域的质量安全监督体制机制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供给安全上，受国际粮食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我国粮食生产仍保持稳定，粮食价格没有发生明显波动。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将进一步稳定我国粮食生产和供需动态平衡，在应对市场供需变动方面具有更强的保障能力。

另一方面，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注重粮食产业间的联动发展。粮食安全不仅关系到生产环节的粮食作物安全，也关系到销售环节的粮食产品安全。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是一种全产业链概念，注重以“糧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涵盖从粮食作物到粮食产品、从粮食生产环节到粮食销售环节、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从全方位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同时，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注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理念，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粮食消费，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都更加注重粮食安全，能够进一步促进“粮食兴、产业旺、经济强”的良性循环，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增强粮食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因此，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是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广泛、更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战略。

3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可能困境

3.1 粮食产业弱质性明显

农业一直以来都是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但农业产业本身的弱质性特征也十分明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虽然区域跨度广，区域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但其仍然是以粮食生产为主要任务，粮食产业弱质性问题仍存在。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业劳动力价格显著提高，虽然大部分粮食生产地区机械化水平较高，但雇工成本也在上涨，粮食产业发展不得不投入更高的生产成本，而粮食产出效益却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这种弱质性特征可能导致粮食生产“后继无人”。与之相反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吸引力不断增强，农民受到“拉力”和“推力”的双重作用，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从而实现市民化。这种“推力”和“拉力”的双向影响，将农村青壮年挤出农村劳动力市场，粮食产业弱质性进一步加强。缓解粮食产业弱质性问题，实现粮食资源有效配置，对于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3.2 利益补偿机制不合理

粮食生产关乎我国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区耕地具有特定用途，主要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不得擅自改变耕地用途，因此也限制了农民发展其他农业产业的可能性，因而需要给予适当补偿。然而，现实情况是，粮食生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许多产粮大县甚至出现“高产穷县”的畸形现象，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出现脱节；同时，拥有粮食调出能力的地区较少，我国粮食缺口也主要由具有较强调出能力的地区填补。因此，利益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至关重要，国家也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区的利益补偿制度建设，实行特殊保护制度。但这种利益补偿机制存在补贴收入低，补贴政策不连续等弊端，无法发挥持久作用[3]；同时也忽视了粮食生产区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对我国粮食安全和稳定提出了挑战。能否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想农民之所想，是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突破口。

3.3 生态安全保障不足

生态安全是指保障人的生活、健康基本权利和保障人的适应环境变化能力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4]。近年来，党和国家政府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落实和践行 “两山”理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是，生态系统拥有有限的承载力和自净能力，一旦遭到破坏，并超出生态系统自我净化能力范围，将严重影响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现实中，生态安全保障明显不足。在国家粮食生产主要区域内，优质耕地面临着土壤侵蚀和重金属污染问题，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现象，导致耕地质量出现降等态势，一等耕地数量下降趋势明显，优质的东北黑土地表土平均每年流失0.3～1.0 cm[5]。此外，部分粮食生产区还受水资源供给不足的威胁，在北部的河北、内蒙古、河南、山东、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区灌溉用水严重缺乏，对地下水用于粮食生产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如何保障粮食生产的生态安全，使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有机统一，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成效。

4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建设路径

面对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的可能困境，需要发挥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比较优势，围绕“安全”和“产业”两个着力点，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产业新格局，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稳定，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4.1 构建科学的产业联动布局

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科学布局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构建一条管理创新、协调一致、绿色安全、开放包容、成果共享的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首先，要以粮食优势资源、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为基础，建立粮食产业联动机制，实现粮食产业区域协同发展。其次，应加强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与国家经济战略布局的融合。围绕“长江经济带”，推动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六大粮食主产区与长江经济带相互联动；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河北、内蒙古等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优势互补；围绕东北振兴战略，实行最严格黑土地保护制度，推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粮食主产区作为国家最重要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建设。再次，充分挖掘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比较优势，促进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等协调发展，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两种资源，实现跨区域协调一致、共同发展。第四，注重粮食产业质量安全，生产和销售优质粮食产品，实现粮食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第五，积极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配合、协作共赢，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先进粮食生产技术，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安全产业联动机制，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最后，建立健全粮食产业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以强带弱，实现我国粮食产业布局合理化，粮食产业发展成果人人共享。

4.2 制定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需要着重解决农民利益补偿问题。首先，应加强利益补偿制度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民对利益补偿制度的认识。对于老一代农民，缺乏对新的利益补偿制度调整的获取能力，因而需要进行针对性宣传和解读，使其准确了解新的利益补偿制度。其次，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力，适时、适当提高利益补偿标准，加大国家补偿资金的投入力度，制定粮食生产和销售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积极动员和鼓励农民继续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从事粮食生产工作。再次，进一步加强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粮食生产能力，激发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最后，加强利益补偿机制的科学研究，寻找利益补偿机制的替代方案。利益补偿机制虽能减少农民机会成本，有效激励农民种粮积极性，但合理的替代方案不可缺少，如农技推广服务参与和农业保险参与，这些替代方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利益补偿机制不足，减少农民对利益补偿机制的依赖。

4.3 落實高效的生态安全保障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出发点，立足于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资源禀赋，不断增强资源集约利用的系统性和协同性，深度挖掘资源优势，形成资源环境友好型的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深度推进化肥和农药投入的“负增长”行动，进一步降低化肥和农药对粮食作物和耕地的污染和破坏，促进粮食生产与生态安全的动态平衡。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确保1.2亿hm2红线不被突破，不断提高耕地质量，使一等耕地的比重逐渐增加，在耕地利用上寻找能够对生态安全产生正面影响的利用方式，结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效推进粮食生产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进一步筑牢粮食生产的生态安全。此外，为应对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内部分粮食生产区域水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应加强粮食作物生长环境和生长周期的基础研发工作，加大粮食作物品种研发改良力度，发展区域优势粮食作物品种，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生态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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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Difficulties and Path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ndustrial Belt

Tan Yunshu， Rao Lu， Wu Napei， Cheng Qiuwang， Chen Qin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

Key words：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ndustrial belt， food security， food industry

作者：檀云舒 饶璐 吴娜培 程秋旺 陈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