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机制研究论文

摘要:新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的俄、哈、吉、塔4国接壤,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构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各经济体的合作机制,对于实现中国(新疆)及各经济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合作机制构建的必要性、优势和劣势,并构建了相应的合作机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经济社会发展机制研究论文 篇1：

广东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创新研究

摘 要：广东高校在吸收国内外大学先进教育理念和合理制度元素的同时，要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了解目前所面临的经济社会严峻形式和挑战，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高校内外部竞争环境、激励、经营发展等关键环节入手，逐步开展广东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创新研究与模式优化，以高校为主体，建立一种高校、科研院所、政府、企事业单位之间合作的长效机制，探索优化多种合作模式，达到互利共赢、协调发展。

关键词：高校；经济社会发展；机制创新

一、高校是服務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主体

高校具有完整聚合的人才系列、自由激荡的学术环境、科教结合的创新模式、多学科交叉的科研探索、知识传播的外溢效应等特点，在创新上具有先天优势， 应成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主体。

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并非单兵作战，必须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单位互相合作，集体攻关，即产学研结合。从目前来看，我国高校与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大多还处在点对点的自由碰撞阶段，存在服务面窄，形式单一，规模较小，层次不高，深度不够，方向性差、延续性弱等问题。且大都是高校单方面努力探寻与政府和企事业的单位的合作途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主动与高校合作极少。

二、广东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分析

广东作为全国的经济强省，在教育和文化内涵建设方面还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且经济发展模式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存在后劲不足、内涵不够、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缺乏教育和文化底蕴支撑的经济发展终将失去发展动力和核心竞争力。

广东高校在吸收国内外大学先进教育理念和合理制度元素的同时，要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了解目前所面临的经济社会严峻形式和挑战，同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现有办学基础和发展资源条件下，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办学规划，全方位开展机制创新与模式优化，发挥高校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构建高校、科研究单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合作的长效机制，探索优化多种合作模式，达到互利共赢、协调发展。

三、广东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创新

相较于高校而言，机制创新在企业领域研究得更为细致和成熟。所谓的机制创新，是指组织为了达到高效的目标，增强竞争能力，对组成部分之间、生产和经营要素之间进行优化组合，在各种运作机制方面开展的创新活动。[1]本文欲重点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高校内外部竞争环境、激励、经营发展等关键环节入手，对广东高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创新开展研究。

（一）创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机制

高校开展科研获得成果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推动人类发展。但从科技研发到成果转移的过程中却要涉及到各种问题，其中最大的矛盾是技术成果的归属权，由于归属权涉及到合作各方的利益，对合作的持续稳定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在解决归属权问题时一定要慎重，除了遵循权利与义务一致性原则，充分考虑到付出和收益的比例外，还要平衡各方利益。在进行利益分配时，要把各方的投入和实际创新贡献联系起来，制定出兼顾各方利益、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做到鼓励创新的同时继续加强合作，以长远发展为目标。要认识到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及其效益的延迟性，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作为重点，同时还要重视企业在资金投入、经营等环节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参与各方需首先在高校相关管理机构的主持下，开展充分地论证并签订协议，而政府和社会中介机构所提供的保障服务、政策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利益分配机制创新并非独立存在于某一合作主体，而是与多个利益主体息息相关，最为理想化的状态是：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在利益博弈的基础上采取自愿合作方式，通过科学的利益调节机制，促进合作方从个体、封闭状态向流动、开放的方向转变，促进要素从孤立、分散的状态向汇聚、融合的方向转变。[2]第一，在遵循贡献和利益平衡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收益分配制度；第二，按需求构建仲裁机制，引进第三方监管机制，高校教研人员在企事业单位或科研机构兼职要签订协议，如果合作协议中有未尽事宜导致对成果的所有权发生争议，或者对收益分配出现纠纷，双方无法协商决定时，由第三方进行仲裁，仲裁的原则以调和利益差异为主，重点解决因利益分配引发信任危机的情况。第三，构建合理的人员薪酬分配制度。探索以科技创新贡献和科研成果转化效益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收益分配改革。[3]

（二）创新高校内外部竞争机制

广东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机制创新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主要是指政府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使省域内高校竞争机制得以健全和完善。第一，政府注重法制环境的建设，这是竞争机制得以完善的基础，同时牢牢把握高校的竞争主体地位。首先，要积极落实国家颁布的关于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有关政策措施；其次，高等教育立法刻不容缓，必须进一步完善。第二，我国教育资源有限是不争的事实，在对资源进行配置时，政府对高校所有的资金扶持等方面都要体现出竞争机制的作用，按照高校对社会的贡献、提供的服务、教育质量、政府需求等方面的表现决定给予财政资助的款项具体数额。第三，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基础。用行政手段区分高校等级具有不合理性，将会逐渐被取消，必须尽快建立高等学校分类评价制度，建设并完善开放和多渠道评价体系，从不同层面、按不同的标准对高校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使评价功能在高校竞争中脱颖而出，对高校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第四，扶助民办高校，增加竞争主体。

微观方面主要指高校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中的竞争机制。第一，人事制度改革要继续发展和深化。一是打破传统平均主义思想，引入多劳多得、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机制，考核不仅限于中层及以下教职人员，对校一级领导也亟需建立约束机制；[4]二是针对目前教师绩效评价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体系。第二，逐步完善学术公平竞争机制。尤其是在研究课题的申报、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成果的评奖等方面需要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加以规范，营造学术公平竞争的校内环境。第三，在教学管理中运用竞争机制，一方面要把课程作为教学竞争的核心内容，激励教研人员精心开发课程资源并打造精品课程，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并监督教学过程，同时由专家和学生对课程及时有效地做出評价，多举措促进教研人员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要转换思想观念，开展以学生为主体，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竞争，促进教师积极主动更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活动，培养创新型人才。

（三）创新高校内外部激励机制

激励包括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采用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方式，是正向激励最常用的方法，物质激励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薪酬和培训晋升，这是建立激励机制的基础，首先要有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为保障，这是教研人员服务社会最基本的动力所在；其次要建立新型劳动供给曲线，鼓励高校探索将教研人员参与社会服务与薪酬挂钩的管理机制，按照贡献大小决定薪酬高低。精神激励可分为荣誉激励和自我激励两种方式，荣誉激励比较直接，发放证书、媒体宣传等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荣誉激励可以增强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自我激励则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基础上，需要教研人员提升个人素质，从社会服务中获得自豪感与满足感，促进其更加努力的工作和进行社会活动。

绩效和竞争激励方式可以实现负向激励，负向激励也被称之为威胁激励，具体是指采用人们不喜欢甚至害怕的方式，例如降薪、降职、淘汰等方式，使之产生危机感，进而变被动为主动，将保健因素转化成为激励因素，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5]高校实施绩效管理需要有配套的管理制度，进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充分考虑到教研人员的任务以及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同时还要对其展开的社会服务所取得的效益作出合理的评价。公平的竞争机制是制定激励机制的关键，高校要调整思想观念，创建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环境，激发教研人员参与社会服务的热情和积极性。

（四）创新高校经营发展机制

高等学校经营活动包括开发设计出符合需求的课程、教育资源市场营销、校内资源保值增值、教育生产成本及质量的控制、毕业生就业、高校财务管理等诸多方面。[6]由此可见，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高校经营机制的创新包含了学校办学的若干要素的创新。

首先，高校需要整合校内外资源，成立社会服务部，全权负责学校的社会服务工作，并制定配套的管理规章制度。社会服务部要成为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并重的高校组织管理部门，并加强与政府、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社会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其次，高校要对人力资源进行优化分类组合，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一是要建立教学、科研、产业三支队伍，人员相对稳定，力争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二是要建立人才流动的科学机制，有利于高校内外部人员流动和双向选择，教师可进可出，领导可上可下，丰富教职员工的职业生涯，避免一条道路走到底，并有利于培养和引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最后，高校治理需从管理型转化为经营型，建立方式多样、开拓创新的市场经营机制。为适应市场竞争，各高校需开发设计出满足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盘活现有教育资源进行市场营销，做好资源的保值增值，对教育成本加以控制，针对毕业生就业做好市场定位，科学高效地开展学校财务管理。

总之，广东高校需把握国家和广东省鼓励科技创新的大好形势，突破当前制约教育科研发展的瓶颈，紧密结合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以为社会输送高科技、创新型人才为己任，切实高效地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1]张光慧.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307.

[2]薛传会.论高等学校的协同创新及其战略重点[J].高校教育管理，2012（11）：29-31.

[3]赵哲.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机制障碍与对策——以辽宁省高校为例[J].高校教育管理，2014，8（2）：52.

[4]王继华.健全竞争机制 推动高等教育发展[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6（6）：132.

[5]涂双滨.地方高校社会服务的激励机制研究[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34（4）：123.

[6]崔玉平.公立高等学校的经营观[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1）：69.

作者：邢方敏 曾志嵘 秦建增

经济社会发展机制研究论文 篇2：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各经济体合作机制构建问题探析

摘要:新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的俄、哈、吉、塔4国接壤,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构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各经济体的合作机制,对于实现中国(新疆)及各经济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合作机制构建的必要性、优势和劣势,并构建了相应的合作机制。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新疆;合作机制

作者简介:蒲佐毅(1977— ),男,陕西城固人,石河子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产业经济、国际经济;魏燕(1976—),女,新疆石河子人,硕士,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组织、结构与布局、国际经济。

上海合作组织是哈、中、吉、俄、塔、乌六国于2001年6月15日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旅游、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新疆位于亚欧大陆中部,地处中国西北边陲,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俄、哈、吉、塔4国接壤,具有向西开放的天然的地缘优势。如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加强新疆与各经济体的合作机制构建,对于实现中国(新疆)及各经济体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各经济体合作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第一,实现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稳定发展的战略需要。从地理位置来看,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中有4国与中国新疆接壤,新疆既是实现双方合作的最前沿,又是在我国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区域,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对于实现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稳定乃至中亚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战略意义,因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各经济体合作机制构建是新疆作为我国加快推进向西开放战略的桥头堡的现实发展需要和边疆稳定的需要。

第二,进一步加强中国新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经贸交流、深入合作的需要。新疆具有与各经济体合作的天然地缘优势,区域合作本身是由于区域的资源禀赋差异,为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取得区域比较利益,在区域分工中形成的区域经济关系,而新疆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间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符合新疆与各经济体进行直接交流的区域合作的需要。

第三,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发展趋势下实现中国(新疆)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发展的需要。发展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上合组织中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目的正是为了推动各方经贸稳定发展,它既符合各方的利益,又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既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它的构建对于新疆及各经济体的对外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各经济体合作机制构建的有利因素和限制因素分析

(一)有利因素

1、上海合作组织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

伴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发展,成员各方团结协作意识不断得到增强,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在各领域的多双边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一些国际和地区组织在反恐、缉毒等方面的合作力度也在加大,这既对促进上合组织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构建持久和平与和谐的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国新疆发展与上合组织各经济体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外部环境。新疆作为中国参与上合组织发展经贸的前站, 与上合组织国家发展区域经贸合作,既是双方的共同愿望,也是新疆实现经济飞跃的重要举措,新疆一定要把握上合组织发展的机遇,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跨国经济合作,寻求与各经济体合作以实现多赢局面。

2、新疆与上合组织各经济体具有良好的产业互补性

长期以来,由于受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中亚国家形成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落后的产业结构,导致钢材、化肥、大型机械产品有余而轻纺产品、食品和家用电器等消费品奇缺,每年从新疆进口大量的食品、纺织品、服装等轻工业品及小型机械设备。与中亚国家相比,新疆轻纺工业相对发达,农产品供应丰足,正是这种产业的差异性促成了双方经贸技术上的互补合作。目前,成员国中的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是与新疆经贸往来占比最大的国家,2008年双方贸易额分别达到了90亿美元、80亿美元,其产品结构中能源、机械、汽车、农产品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出口占比大大超过进口。同时,从新疆出口的大多数商品由该国转到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该国也起到一个很好的出口桥梁作用;而吉尔吉斯斯坦的黄金、铁、铜、锡等矿产资源丰富,乌兹别克斯坦的黑金属和有色金属资源矿藏丰富,均为双方深度合作提供了基础和潜力。

3、中国新疆与各经济体合作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新疆与8个国家接壤,拥有17个国家一类口岸,与周边国家开通出入境公路105条,与22个国家开通国际航线32条,是我国边境线最长、与邻国交界最多的省区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缘区位优势使新疆已成为东亚经济圈、中亚经济圈、南亚经济圈的结合部,加上新亚欧大陆桥的贯通,进一步提高了新疆在沿边、沿桥开放中的地位,形成了由原来边远封闭的地缘局势变为外引内联、东进西出、全方位开放的新型地缘格局,这为新疆与各经济体国家发展技术合作和边境贸易提供了便捷通道。2008年前9个月,在新疆贸易伙伴中,进出口额排第一位的是哈萨克斯坦,实现贸易额71.86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依次排二至五位,且新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中4国山水相连,人文相近,长期以来与其各民族间保持着友好和睦的关系,良好的历史交流和优越的区位优势构成了双方合作的基础,周边国家一直以来都是新疆外贸快速增长的最有效市场。

(二)限制因素

1、基于各成员国各自的国情和利益,新疆与各经济体的合作机制构建困难重重

在当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基于各国自身的国情和利益,在具体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表现:一是各经济体在发展中的地缘政治目标差异更加明显,特别是俄罗斯热衷于把上合组织变成地缘政治工具,而哈萨克斯坦则想谋求“欧亚大国”的新地位;二是区域合作的资金只有中国单方面投入,其他成员国都无意为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投入资金,这使得组织的运行缺乏资金保证;三是成员国间出现了相互敌视的复杂局面。这些因素,不仅使上合组织的运行机制面临挑战,也使得新疆与各经济体合作机制的构建困难重重。

2、新疆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企业“走出去”的能力较弱

多年来,新疆出口商品都是以初级产品为主,主要集中在食品、服装、日用百货、家电等产品上。在这些制成品出口中,新疆大多只是进行转口贸易,大量出口商品来自于内地,新疆优势产业的产品,如石化产品、棉花及纺织原料轻纺产品等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新疆外贸出口缺乏自主商品,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缓慢,贸易高速与低效益并存,使得新疆的对外贸易对本地经济拉动作用较小,难以推进相关产业发展。另外,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人们对商品的消费需求结构快速向高质量、多品种、精品化方向转变,由于新疆工业产品深加工能力相对不足,工业产品结构与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较弱。另外,新疆外贸企业缺乏全方位适应当地市场的能力,也面临着人才缺乏的难题,工业技术人才、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和具有国际营销经验的外贸人才匮乏,优秀的企业家群体尚未形成;同时,由于资金缺乏、科技投入不足,使得外贸企业发展的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能力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弱已是制约外贸企业加速发展的关键性瓶颈。

3、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因素使上合组织的外部发展环境受到挑战,致使新疆与各经济体的合作呈现出不确定性

国际形势发生的一系列新的变化,比如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大国关系的调整、恐怖势力的存在、新的国际态势的出现,使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进一步趋于复杂化,这不仅给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不确定性,也使得上合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受到极大挑战。加之,西方加大在中亚和阿富汗的影响,美国对穆斯林地区的“亲善”政策,欧盟出台中亚新战略,都使上合组织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增大,如此以来,新疆要想构建与各经济体良好的合作机制的时间表则呈现出不确定性。

三、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各经济体合作机制的构建设想

从长期来看,新疆与各经济体的合作机制构建既是一种发展趋势,也是一种必然。对于跨国区域经济合作而言,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新疆)与各经济体的合作需要建立适合新疆与各经济体合作的相应机制,即要构建出以经济发展为目的,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参与的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体现合作方政府战略意图的特殊运行机制——以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的既体现效率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运行机制。具体来讲:

在行政机制方面可以完善或构建3种机制:一是完善上合组织合作机制。在目前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时期,要进一步完善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与各经济体的合作机制,建立起多国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的机制,进一步明确目标机制和动力机制,加强我国参与各经济体国际区域合作的国内协调机制,并建立和完善法律机制,在此前提下构建出新疆与各经济体的经济合作机制;二是构建新疆与各经济体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运行机制前提下,以我国中央政府为主导,以新疆为合作的战略要点,构建中国新疆与各经济体的合作机制,重点突出新疆与组织内各经济体的对话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等;三是构建新疆与各经济体相应组织(产业、部门)间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前提下,由各经济体通过重大事务协调机制,构建中国新疆与各成员国相应部门(产业、组织、省份)间的信息交流机制、经贸合作机制等,将新疆作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区域,以此加快双方的发展。

在市场机制方面:即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作用,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企业实现“两个市场”中的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实现双赢。

(责任编辑:云馨)

参考文献:

[1] 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的特殊意义[J].当代世界,2010,(07).

[2] 程必定.泛长三角“统分结合”的区域合作机制[J].发展研究,2009,(12).

[3] 许涛.论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J].现代国际关系,2003,(06).

[4] 金建新、孙淑萍.新疆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研究[J].实事求是,2006,(03).

作者：蒲佐毅 魏 燕

经济社会发展机制研究论文 篇3：

当代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国外研究　综述

过去欧美各国将对中国的研究统称为汉学。传统汉学被欧洲正式确立为一门学科是在1814年，它最初主要是研究汉语与中国文学的专门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汉学的狭隘研究范畴远远不能满足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后来就开始转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问题研究。换言之，传统汉学已演化为广义上的中国学。其中，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独占鳌头，并涵盖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本文主要根据《国外社会科学》杂志近年披露的文献，简要评述欧美与全球视域中的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趋势、研究范式与研究主题，以期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有所借鉴与启示。

一、商业化趋势

商业化趋势一直是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旋律。以美国最为突出，研究成就也最大，并扩散到其他各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术机构开始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并形成前所未有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高潮，占据着国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主导地位。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父”。改革开放前，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分析时需要大量采用经济学理论与框架，这类研究开始摆脱费正清时代的描述性经济史规范，进入到对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其意义在于研究更具实证性，更有深度，结论更可靠。无论是对中国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的经济史研究，美国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与商业环境，促进同中国的经济交流，为开拓中国市场服务，即服务于商业化。由于受到美国商业化的迫切要求，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目的明确，体现了强烈的“美国化”倾向，这一倾向主导着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受到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与方法论的影响，并贯穿在此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美国化”就是“国际化”。由于这一趋势，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更侧重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

美国引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商业化趋势还蔓延到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2004年批准的11项涉及中国问题的研究课题，大多集中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其中2项为对中国商业环境变化的研究(占将近20％)：中国购买者的行为方式；中国的商业社会保护行为。后者系与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合作课题，其商业功能性最为明显。

二、当代化趋势

当代化趋势是商业化趋势与经济史研究的现实功能的自然延伸。面对13亿人口和广袤国土的中国，其市场的开拓深度和广度都有赖于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与工商业环境的了解，因此，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时段大多放在了当代。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主动开放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国际地位全面提升，各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兴趣大增，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经济史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从研究课题的重点与使用材料上，兴趣主要在当代。

各国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往往是随着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或建立而展开的，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主要服务于各国的宏观决策与内政外交以及增加彼此的了解与商业合作，如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由于地缘相近，经济交流日益增多，对中国研究的这一目的也越来越突出，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度。越南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相近，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具体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政策更有兴趣，同时，它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入WTO的理解、建立经济特区和工业开发区等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而日本等国的学者，近年来也逐渐转向，更加关注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对象从近代与古代中国经济史转向现代中国经济史。日本还专门建立了“现代中国学会”，主要侧重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早稻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毛里和子主持的日本文部省重点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主要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变化，到2001年，该研究成果8卷全部出版，研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历史与国际关系等。其中的经济篇主要是从市场化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文明对话中的中国》，其经济部分的论文均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如《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中国对外贸易改革与开放战略：政治和经济》、《中国农村发展前景》、《中国税制改革的新进展》、《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等”’。据一项统计显示，俄罗斯近期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占著作研究的比例分别为2l 2％和11.6％，而当代的研究成果数量占52.6％。

三、区域化趋势

区域化趋势符合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合理要求。由于地缘优势，区域经济一体化通常更具现实经济意义。因此，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必须要了解区域内部的经济关系，如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东北亚、中国与南亚、中国与非洲等各区域内部的经济关系。

亚洲各国对区域化经济合作的研究最突出。这是因为亚洲各国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甚至彼此的语言由于较多的相互影响也具有某些相似点，为开展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优越条件。如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属于东亚研究的范畴(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蒙古、朝鲜与韩国)，是日本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日本“亚州政经学会”仅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就达到460多人，占学会会员人数近50％。经济问题研究的侧重点也是区域研究议题，如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组织了5个专题研究会，其中就有3个涉及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这3个专题研究会是“现代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圈的形成”、“现代中国和亚洲的人口生态环境问题”和“中国文化与亚洲的文化共生”。

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置于全球视角下进行考察和分析，各种研究课题更多地放在了国际环境下进行比较和分析。因为中国对外部因素的影响，正如外部因素对中国的影响一样越来越大，所以双方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加州学派对中国现代化的考察就是把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置于全球视角下进行中外全方位的比较。鲍大可的《中国经济的全球视角》，以中国改革开放为政策背景，分析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变化对外部世界与中国自身的影响，较早地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双面剑”论——改革开放既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对外贸易的增长将使自身更深刻地受到国际市场和价格的影响，使中国经济更加脆弱。因此，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注定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程，政策调整甚至反复几乎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也是被包

括在亚洲或东亚研究之中。越南对开展中越两国之间的边贸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丹麦中国学研究大家柏思德从三个方面集中研究了中国与全球的经济关系：一是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角度来看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接轨；二是中国转型过程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三是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大公司的竞争力来看中国的地区和全球地位。这样，柏思德实际上把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自觉地置于地区与全球的视域之中。

俄罗斯与中国接壤，这也促进了它对中国的经济研究侧重于两国间区域化经济合作与发展。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是承担这些课题研究的主体。著名的中国学家季塔连科在1998年就主持完成了“俄罗斯远东和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体现了俄罗斯政府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中俄合作前景的关注。

四、微观化与宏观化结合趋势

出于商业化目的，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已经从原来的微观视角，转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不放弃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主题或研究个案大多围绕某一具体问题展开。例如，日本学者就主要侧重于从微观方面探讨两国经济之间的差异，由于这些差异随中国改革开放而递减，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微观经济的兴趣下降，转而偏重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俄罗斯中国学经济研究成果的内容涵盖了中国的经济方针与政策、经济机制、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经济结构与体制、经济成分、所有制形式、具体的经营方式、产业结构、技术发展与革新、专业化与协作、资源开发与利用、经济效益等各个方面。

印度学者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阶级的划分及富农作用的研究更为全面。这主要源于中印两国经济社会历史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旨在阐明中国的革命与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间的互补性。印度学者比较研究了中国农村公社与印度土地持有及田赋征收制度的废除；同时也深入研究了改革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图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化。在印度的改革进程中，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印度政府、学术界和公众进行政策洋议的参照系。印度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中遵循的邓小平到江泽民的理论，是在综合多种富国裕民思想的同时，努力追寻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上述理念的统领下，当今印度与中国政府领导人都决定对改革进行调整，把发展目标与“三农”、失业和贫困人群的福利制度有效结合起来，这是印度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独特之处。中印两个亚洲发展中大国都没有照搬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改革理念，而是在发展本国生产力并将其置于首要位置的同时，致力于传承各自解放斗争的社会与政治经济目标。

丹麦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他们更加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等宏观经济问题，追求事实性的描述，并把系统理解中国话语作为研究追求的目标。柏思德对中国海南特区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试验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第二阶段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呈现多样化趋势，研究主题大多更加具体，如政治机构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体领域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私营企业家与私营部门的作用等。

五、跨学科研究趋势

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广泛借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结论往往超出其他国家学者的思维定势，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视角的创新提供了良好借鉴。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阶段，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侧重于单体研究，如农业、工业、商业等具体领域，主要采取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此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趋势日渐形成并明朗，其突出代表是加州学派。美国著名思想库的兰德公司对中国的研究以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为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在兰德公司的研究中跃居首位，占比达到27.9％，同时，对中国军事方面的研究比例也迅速增加，反映了美国政府、学者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形成的新兴经济与军事大国地位的关注。日本将中国经济史研究包含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之中，且大多采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7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深受美国同类研究成果与方法论的影响，并延续至今。日本规模最大的区域学会组织是“亚洲政经学会”，折射了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跨学科趋势。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均由经济学系承担，且多倾向于采用非常正统的经济学研究技巧，这也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化趋势。

六、双边或多边合作化趋势

双边或多边合作化是促进经济史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致力于与国内经济史学界进行交流与合作，主要表现为建立交流与合作的机构与机制，通过函信、互访、召开研讨会、交流学者、访问学者、提供可能的资料等方式与方法，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研究。随着欧美各国华人学者的增加，这种对话与合作研究机制更易于建立起来。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留学生、研究生、学者，他们进入到这些国家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为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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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瞿 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