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阈下经济危机论文

摘要：进入21世纪，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迅速崛起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依然是世界超级大国，但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相对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对新时代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国际视阈下经济危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际视阈下经济危机论文 篇1：

《学术前沿》2016年总目录

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

1月上，总第89期

从制度规定性看国企改革的本质与方向

谢鲁江

现代公司治理变革与国企制度创新

余 菁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与优化

何玉长 史 玉

设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几个关键问题

肖金成 李 军

混合所有制下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

高明华 蔡卫星

1月下，总第90期

中国高铁的全球战略价值

徐 飞

高铁时代的中国区域发展研究

陆 军

如何认识三峡工程的历史与时代意义

邹学荣

南水北调工程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吴海峰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测评研究

曾 刚 王丰龙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五大关键措施

刘应杰

2月上，总第91期

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演进与创新

——兼论习近平发展思想的科学内涵

严书翰

“绿色+”：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战略思维

朱启贵

双向开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深层互动

杨雪冬

决战极端贫困：中国的共享发展之路

彭 刚 李 霞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发展理念变革

周方银

新发展理念将如何引领未来中国

牛先锋

2月下，总第92期

中国与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刘贞晔 杨天宇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未来：主权、竞争与共识

王明进

如何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网络治理体系

张家栋

走向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治理的中国方案

张晓君 孙南翔

3月上，总第93期

多元社会的治理体系优化如何实现

——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的价值与意义

荆学民

互联网时代舆论引导范式的新思考

张志安 张美玲

社会治理转型的互联网思维

王国华 杨腾飞

寻找社会治理与舆论治理的最佳切口

张涛甫

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经济学分析

李绍荣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难点及应对思路

——基于对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中东欧诸国实地考察的研究

何茂春 田 斌

3月下，总第94期

当代西方的激进主义：一种重要社会思潮

张国清

“大他者”的喉中之刺

——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欧洲激进政治哲学

吴冠军

再寻路标：当代俄罗斯的政治激进主义

张建华

文化激进主义的矛盾与局限

——新文化运动百年沉思

高力克

4月上，总第95期

关于人工智能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

刘 伟

人工智能是否终将超越人类智能

——基于机器学习与人脑认知基本原理的探讨

龚怡宏

“强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世界

——人工智能的技术飞跃与应用伦理前瞻

翟振明

技术与正义：未来战争中的人工智能

徐英瑾

4月下，总第96期

城乡一体化发展：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

秦中春

新型城乡关系与中国的城镇化道路

——对城乡二元结构本质问题的再思考

周 立

经济新常态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问题、瓶颈与突破路径

安虎森 薄文广

从现代国家治理看日本的城镇化进程

刘义强 李海金

5月上，总第97期

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全球化与未来世界

何茂春

论国际分工与世界秩序

李 滨

从美洲权力格局演变看当代国际分工体系

——基于美洲区域合作进程中四次重大转折的分析

杨志敏

超越边缘化：世界体系论下的东盟共同体

翟 崑

国际分工体系的演进动因及启示

杨文武 罗文宝

5月下，总第98期

韩国的平衡外交及其面临的挑战

王少普

东北亚均衡者：韩国的区域战略选择

郭 锐

韩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历史演变与启示

刘洪钟

韩国文化国际化战略的三种模式

牛林杰

告别“非此即彼”：韩国模式的亚太意义

石源华 李 宁

6月上，总第99期

未来的金融形态：继承、突破与创新

郭田勇

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金融自主创新

——金融原子论的误区与金融工程的系统风险

陈 平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轨迹与未来展望

田 霖

论金融领域的颠覆创新与监管重构

杨 东

中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前瞻

钱 军

6月下，总第100期

美国全球布局的由来与演变

熊 玠

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前瞻

徐明棋

美国的价值观输出与全球战略布局

邹治波

对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分析与评估

储昭根

美国中亚战略的困境、发展与转向

袁胜育 钱平广

7月上，总第101期

田园城市思想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兼论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目标与路径

王 凯 张云峰

论田园城市建设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李景国 张红星

西方城乡运动对我国城镇化的借鉴意义

傅兆君

美国的反恐战略布局及其困境

邵 峰

美国全球布局下的亚太海洋霸权

蔡鹏鸿

美国的中东欧布局怎样影响美俄关系

朱晓中

7月下，总第102期

中国的L型经济走势与未来商业变革

陈江生

如何在L型经济时代奠定强国基石

许正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建立有效市场和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是关键

田国强

L型增长结构与新型政商关系构建

李绍荣

经济发展转型中的财政职能创新研究

许梦博

8月上，总第103期

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与新科技革命

冯昭奎

军事指挥信息系统中的机器智能：现状与趋势

胡晓峰

关于机器人若干重要现实问题的思考

刘 伟

“机器人+”时代将提前到来

王喜文

8月下，总第104期

大国强盛崛起与科技创新战略变革

——世界科技强国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时代经验论析

冯江源

美国是怎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

樊春良

中美制造业振兴战略比较研究

张晓涛

以非对称赶超战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

——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的重大时代意义

刘 立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

——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的协同互动机制研究

翟杰全

9月上，总第105期

我国发展物联网的重要战略意义

姚建铨

全球共享时代的物联网生产方式

——创新、共享发展的战略助推器

刘方喜

物联网将如何推动我国的制造业变革

吕 铁

“光联万物”：未来的“互联网+”世界

刘德明

中国的物联网安全：技术发展与政策建议

武传坤

物联网管理制度的困境与发展方向

陈 禹

9月下，总第106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衡量标准与科学内涵

张占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测评方法研究

杨宜勇

中国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评估

魏后凯

如何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

谢志强

初步建成法治社会：全面小康的重要标志

何勤华

前瞻2020：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全面小康

郇庆治

10月上，总第107期

东盟共同体建设：进程、态势与影响

王玉主

论东盟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陆建人

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兼论东盟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

王 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现状与前瞻

郭晓合

后东盟共同体时代的中国—东盟关系

曹云华

印尼如何应对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挑战

吴崇伯

10月下，总第108期

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认识与应对

王文章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和根本性

王今朝

对资本主义“崩溃论”的重新审视

孙寿涛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深刻根源

陈新岗

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系统性与黏滞性

白暴力

从合理性危机到合法性危机的转化

——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走向衰亡

高德步

11月上，总第109期

论生态治水：“海绵城市”与“海绵国土”

俞孔坚

海绵城市管理与建设的国外经验借鉴

董秉直

中国的海绵城市建设：整体思路与政策建议

谢映霞

如何科学规划城市水灾防治工程体系

周玉文

西方海绵城市建设的理论实践及启示

车生泉

11月下，总第110期

关于当前世界能源安全形势的分析与思考

查道炯

国际能源体系转型与中国应对

吴 磊

全球能源安全逆向演变与中国战略

张建新

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赵庆寺

如何应对“中国能源威胁论”

——国有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收购中的政策性银行支持

张中祥

中国的天然气战略：布局、改革与未来趋势

张 奇

12月上，总第111期

中国在南海断续线内的合法权益

——以南海仲裁案裁决评析为视角

黄 瑶

解决南海争端的“双轨思路”

孔庆江

海洋法的特性演变与中国的海洋权益

——以海洋基本属性为框架的研究与建议

江 河

当前南海局势与越南的南海政策

李金明

中国海疆权益的真实记录

——对南海周边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考察

于文杰

12月下，总第112期

虚拟现实：比人工智能更深层次的纠结

徐英瑾

作为传播媒介的虚拟现实技术

——理论溯源与现实反思

史安斌

从虚拟现实到扩展现实：哲学基础与伦理挑战

颜青山

网络和虚拟条件下的道德行为

——基于当代认知科学立场的分析

蔡曙山

虚拟现实及触觉交互技术：趋势与瓶颈

帅立国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发布

NSSFC Achievements

如何从生态文明破题长江经济带

——长江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带的实现路径和方法

邓 玲 李 凡（1月上，总第89期）

纽约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经验与启示

孙 荣（1月下，总第90期）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与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

王淑芹（2月上，总第91期）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全局战略意义

周京奎（2月下，总第92期）

全球秩序演变对俄罗斯经济的新威胁

田春生（3月上，总第93期）

美国住房金融市场的风险积聚研究

郭明社 郭红玉（4月上，总第95期）

中国对拉美大国的外交战略逻辑

范和生（4月下，总第96期）

文化宏观管理框架下的府际关系剖析

景小勇（5月下，总第98期）

“一带一路”开创大国崛起新模式

郭万超（6月下，总第99期）

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战略分析

黄凤志（7月上，总第101期）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趋势的变化及启示

姜长云（7月下，总第102期）

论中印关系发展与亚洲未来前景

孟庆龙（8月上，总第103期）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制度与路径

周应恒（9月下，总第106期）

比较视角下的国家治理模式及其理论构建

王 芳（10月下，总第108期）

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丝路新秩序”

王志民（11月上，总第109期）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文化资源商业模式与全产业链建构的探讨

胥悦红（11月下，总第110期）

公共治理 Public Governance

当前我国社会领域的结构性改革

杨宜勇 顾 严（1月上，总第89期）

探索复杂社会的治理之道

——中国社会治理的情境、逻辑与策略

景天魁 高和荣（1月上，总第89期）

习近平标准化战略思想与浙江实践

郭占恒（1月下，总第90期）

公共服务体系的供给侧改革研究

杨宜勇 邢 伟（3月上，总第93期）

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进与创新

——兼论“九龙治水”模式作为互联网治理制度的重要意义

方兴东（3月下，总第94期）

合理降低我国企业用工成本政策研究

杨宜勇 关 博（4月下，总第96期）

基于均衡理论的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研究

曾志勇 樊明方（4月下，总第96期）

规则之治及治理之规则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若干思考

徐祥民（6月上，总第99期）

如何构建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

朱 力（6月下，总第100期）

论政府主导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王中汝（6月下，总第100期）

论工会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

杨清涛（9月上，总第105期）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韩兆柱（9月上，总第105期）

农村阶层分化状况、机制与重塑

——以D镇村庄生活为观察视角

李元洪（9月上，总第105期）

论心理、程序和语言对刑法立法公信力的影响

赵小锁（10月上，总第107期）

关于加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若干思考

邱 琼 欧阳俊（10月下，总第108期）

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偏失问题研究

吕 巍（12月上，总第111期）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双重特征与有效引导

周一叶 王胜利（12月上，总第111期）

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村减贫效果影响研究

董一心 吕康银（12月上，总第111期）

检察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可行性探析

闫 旭 王 洋（12月上，总第111期）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刑法保障的功能性耦合

——基于国家治理体系视阈的考察

马 微（12月上，总第111期）

卫生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伦理关涉研究

曾汉君 熊 进（12月上，总第111期）

组织认同对新生代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基于组织公平感调节作用分析

何 奎（12月上，总第111期）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当代价值

安广峰（12月上，总第111期）

明代黎人“叛乱”原因的历史考察

朱小宁（12月上，总第111期）

法律选择条款的限制性规则比较研究

宋 浩（12月下，总第112期）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及提升策略研究

周晓燕（12月下，总第112期）

从严治党视阈下化解群体事件的路径思考

倪佳瑜 朱文达（12月下，总第112期）

论专业合作社在甘南牧区扶贫中的作用

贺 露 韩建民（12月下，总第112期）

中国战略 China Strategy

国家形象是篇大文章

柳斌杰（2月下，总第92期）

论国家形象建设的概念、要素与维度

范 红 胡 钰（2月下，总第92期）

对孔子学院国际传播战略的思考

张德瑞（2月下，总第92期）

走出不信任与对抗情绪的诡局

——从国民感情和软硬实力转化看中日关系

孙 晶（3月上，总第93期）

“一带一路”战略与新的世界经济体系

夏先良（5月上，总第97期）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十大挑战与战略对策

徐 飞（7月下，总第102期）

世界体系网络化：全球产业分工的未来发展

苏 浩（8月上，总第103期）

非对称超越：实现科技领跑的战略突破口

罗 晖（11月上，总第109期）

关于建设中新印经济走廊的思考与探讨

古小松（11月上，总第109期）

中国能源清洁低碳化利用的战略选择

王 震（12月上，总第111期）

学术大视野 The Scholarly View

德国的兴衰与沉浮：从历史到未来

朱孝远 周施廷（1月上，总第89期）

新常态下的“互联网+”行动计划前瞻

孟庆国 赵雪娇（1月下，总第90期）

毛泽东阶级认识论的现实启示

刘 宁 宿晨华（2月上，总第91期）

毛泽东周边外交思想的内涵与启示

黄 庆 张 萍（2月下，总第92期）

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关键支撑要素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的重要论述

郭铁成（3月下，总第94期）

新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的战略布局

马细谱（3月下，总第94期）

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和创新前景分析

吕本富 周军兰（4月上，总第95期）

习仲勋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贡献

袁武振 梁月兰（4月下，总第96期）

创业理论：前沿思维与中国愿景

斯晓夫 邬爱其（4月下，总第96期）

全球格局变化与新发展知识的兴起

李小云（4月下，总第96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衡量要素论纲

李道军（5月上，总第97期）

如何理解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时代意义

李小娟（5月上，总第97期）

网络政治参与：政协民主监督新渠道

张宏伟（5月上，总第97期）

中国高铁的集成创新为何能够成功

高 柏（5月下，总第98期）

农业现代化如何从“互联网+”发力

李道亮（5月下，总第98期）

商业银行如何参与养老保险基金运营

杨宜勇 刘永涛（6月上，总第99期）

当代文艺应着力弘扬战略文化

袁正领（6月上，总第99期）

未来中国的金融形态：演化、发展与政策建议

李连发（6月下，总第100期）

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郭文亮（6月下，总第100期）

在风雨锤炼中铸就历史伟业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贡献

柳建辉（7月上，总第101期）

机器意识能走多远：未来的人工智能哲学

周昌乐（7月上，总第101期）

党委会工作方法的新发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工作方法十六条

郭铁成（8月上，总第103期）

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困境与对策

张圆梦（8月上，总第103期）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中国外交文化的价值追求与义利观念

潘金娥（8月下，总第104期）

美国的能源政治：一种全球战略体系

于宏源（8月下，总第104期）

新常态下基层治理需要新思维

赵树凯（9月下，总第106期）

中国文化传统融入党建的必要性分析

王 菁 王 旭（9月下，总第106期）

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中的焦点问题

汪诗明（10月上，总第107期）

关于科技非对称发展战略的理论思考

韩 宇 董 超（10月上，总第107期）

创新政策的理论前沿与发展趋势

陈 佳（10月上，总第107期）

王霸之道与和合天下

张立文（10月下，总第108期）

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王永昌（11月上，总第109期）

刑事案件中的事实疑难：类型及适用

张晓冉（11月上，总第109期）

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制度危机透视

刘雅静（11月下，总第110期）

研发企业集群化发展环境分析及对策研究

张华韬（12月下，总第112期）

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

康红勋 梁 朋（12月下，总第112期）

论农村商贸的现金支付偏好及其影响

郭海明（12月下，总第112期）

中国企业债券市场风险案例研究与启示

刘 贺（12月下，总第112期）

红色岁月里的民族情怀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精神追求及其当代价值

杨 皓（12月下，总第112期）

科学与美国国家公园发展

王俊勇（12月下，总第112期）

政治评论 Politics

中国共产党何以自我超越

——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与价值追求

叶笃初（2月上，总第91期）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依法治国观

文正邦（2月上，总第91期）

公民程序性参与的现实问题与发展前景

李海青（2月下，总第92期）

全面深化改革：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王立新（2月下，总第92期）

从越共十二大看越南的道路与方向

古小松（4月上，总第95期）

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

秦前红（5月下，总第98期）

当代世界的民粹主义：四种主要类型

郭正林 李镇超（5月下，总第98期）

提案办理协商制度：理论思考与政策分析

林宏彬（5月下，总第98期）

论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

王中汝（7月下，总第102期）

文化与教育 CULTURE AND EDUCATION

全球化时代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原成成（12月上，总第111期）

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刘春风 齐 鑫（12月上，总第111期）

浅谈西方近代艺术中的巴洛克艺术

胡晓鸣 曹 金（12月上，总第111期）

论文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姜 娜（12月上，总第111期）

高校“青马工程”建设的“四化”研究

迟 慧（12月上，总第111期）

基础教育师资配置的城乡一体化路径

——以成都市为例

黄先政 黄媛媛（12月上，总第111期）

公民意识教育的发展创新：以制度分析为视角

李中生（12月上，总第111期）

以文化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价值目标

李 辉 韦莉莉（12月下，总第112期）

微信“党员圈”微教育模式创新策略

姚书志 吴乙玉（12月下，总第112期）

新学力视域下大学生学习指导体系的构建

郝 颖 罗 勇（12月下，总第112期）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异化问题解析

徐 慧（12月下，总第112期）

当代青年群体文化自信的弱化与重构

熊 英（12月下，总第112期）

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与特点——基于1950～2012年政策文本的分析思考

陈 宇 曲铁华（12月下，总第112期）

国际视阈下经济危机论文 篇2：

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摘要：进入21世纪，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迅速崛起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依然是世界超级大国，但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相对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对新时代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中美双方需要深刻认识中美关系所处的新时代背景，从更高视角重新审视中美合作关系的重大价值，明确新时代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和基本原则，还要有新的思路和行动，以推动中美关系在未来一个长周期内维持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美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负责任大国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

颜少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教授、副处长。

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历经风云变幻，在艰难曲折中向前发展。进入21世纪，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迅速崛起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依然是世界超级大国，但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相对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对新时代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大国关系？这是决定中美关系战略定位和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历史和现实已经无数次印证这一道路，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这是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识，确定了中美关系走合作共赢之路的发展方向。鉴于美国一直以来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定位的疑虑，特朗普政府对于务实推动中美合作关系的认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指导下，我们在维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法的连续性前提下，可以面向中美关系未来，明确提出“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为贯彻这一重要新定位，中美双方需要深刻认识中美关系所处的新时代背景，明确新时代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和基本原则，从更高视角重新审视中美合作关系的重大价值，还要有新的思路和行动。

一、新形势下中美关系新定位的提出

（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美国对中国的相对优势逐渐缩小，中美关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中美双方实力地位发生显著变化

冷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进入21世纪以后，虽然受反恐战争和金融经济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和全球领导地位呈现相对下降态势，但其一超独大的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综合国力依然领先全球。中国在冷战时期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规模不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为5.8万亿美元，是美国GDP总量的37%，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GDP预计达12.7万亿美元，为美国GDP总量（约19.1万亿美元）的66.9%，中美差距进一步缩小。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上升（如图1所示），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3.2%。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防力量、科技力量也得到长足发展，综合国力一再跃升，中国提出并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方案，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上升，中美关系的战略分量是前所未有的。

2.中美相互依赖不断加强

截至目前，中美关系已经拓展到贸易、投资、金融、社会、人文等多个具体领域，形成了高度相互依赖的发展格局。据统计，201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5196亿美元，相比1979年建交时的25亿美元增长了207倍。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了500%，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出口90%的增幅。中国是美国许多产品的重要海外市场，美国出口大豆的62%、棉花的14%、汽车的17%、集成电路的15%，以及波音飞机全球交付数量的约25%销往中国。2017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签署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总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刷新世界经贸合作新纪录，这是中美合作具有广泛基础和广阔前景的最好证明。中美经贸关系带动了双方在科技、教育、人文、卫生、体育、妇女、青年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发展。据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入境消费国，旅游项目占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56%，2016年美国接待中国游客超300万人次。中国大陆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已超过30万人。特别地，随着国家利益的全球性拓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美国在相关地区和全球层次上的利益交集越发广泛，中美关系在受到多边议题影响的同时具有了更多超双边的特质。

3.中美結构性矛盾不断凸显

随着中美两国之间实力对比显著变化，在中美关系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加强的同时，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突出表现为：一是中美战略互疑加深。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上升，新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更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认为中国试图建立“去美国化”的世界秩序以挑战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中国对美国也有疑虑，担忧美国阻挠中国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二是中美战略竞争与结构性矛盾更加显性化。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以及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客观上出现了中美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地区影响力方面的竞争局面。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实施了诸如系列“美国优先”等带有明显孤立主义、内顾倾向的政策措施。三是中美全球治理与规则体系竞争开始显现。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有国际治理体系与规则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更是凸显现有全球治理与规则体系的弊端，全球经济、全球治理体系与规则体系进入深刻调整阶段。与此同时，为更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世界包容性增长，更好地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方案和亚投行等国际治理机制，中美全球治理与规则体系竞争开始显现。

（二）美国进入特朗普执政新阶段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内部经济社会政策、外部的外交安全、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等多方面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带有强烈的“特朗普主义”色彩，美国进入了特朗普执政新阶段。特朗普执政新阶段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孤立主义”“民族主义”色彩明显。特朗普在竞选和当选后多次强调的“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带有非常强烈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签署了“禁穆令”及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开工筑墙的行政命令等。二是内顾倾向明显增强。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文教组织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表明，美国在推进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等方面内顾倾向明显增强。三是更加重视眼前经贸利益。特朗普是商人出身，重商主义色彩明显，如特别重视美国对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提出了减税和1万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等国内经济政策，致力于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三）中国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对外关系上，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主张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主张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可以看出，十九大为未来中国发展提出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交汇点，发展同与美国在内的大国之间的友好、紧密和富有成效的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中国发展与美国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二、关于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自习近平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以来，始终着眼历史和现实，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中美两国现实，寻求在外交方面创新和突破，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致力于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

（一）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为推动和引领中美关系朝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多次表达了中国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构建新形势下中美大国关系的意愿，多次强调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鉴于美国一直以来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定位的疑虑，特朗普政府对于务实推动中美合作关系的认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指导下，在维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法的连续性的前提下，面向中美关系未来，我们认为可以提出构建“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其要义为“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相互尊重就是尊重各自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互利互惠就是在中美关系推动和发展过程中，要以能为双方都带来较大的利益或者能够为双方都减少损失为出发点，不能从事伤害一方或给一方带来损失的行动或举措。聚焦合作就是中美两国应积极扩大两国的利益交汇点，更加注重协调与合作，相向而行，通过加强合作扩大双方共同利益，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管控分歧就是承认两国矛盾和分歧不可避免的同时，应有效缓解和化解矛盾摩擦，不使其恶化失控。

“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的“新”，突出体现为中美双方均意识到“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选择”，并致力于构建中美大国关系新模式；体现为双方都要把彼此的发展和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视作共同的发展机遇，承认双方存在分歧和矛盾，主张通过扩大和深化合作来有效缓解矛盾、对抗和分歧。

（二）中美关系新定位的重大价值

中美走合作共赢之路，构建“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处理大国关系，全面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向未来更长周期稳定持续发展的探索、尝试和突破，不仅影响着两国的全局利益，也关系着世界的和平、安全和发展。

1.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是当今世界和平與发展主题的必然要求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合作、共赢和发展成为时代主基调，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多，国际矛盾越来越错综复杂，使大国之间的固有矛盾被相对弱化，尤其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促进本国发展上，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越了相互之间在意识形态、地缘战略等方面的矛盾。时代主题变化促使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因素中地位不断弱化，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竞争成为新时期大国之间竞争的主要方式。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发达的国家，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影响很大。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核问题、军备竞赛、跨国犯罪、气候变化、传染病流行等全球性问题凸显，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也不是仅靠某个国家就能解决的，只有携手共同应对才能解决。中美这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双边关系，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美两国合作是世界人民之福，两国对抗是世界人民之祸，构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对两国、对世界都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

2.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是两国对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清醒认识下的必然选择

当今世界正呈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和威胁多元化发展态势，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推动了国际体系结构变迁的政治多极化和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原本集中在少数霸权国家和国家群体的世界权力更多地分散到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手中，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开始进入一个“无极时代”或“多极时代”，这是当代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的典型特点，也是中美关系实践所处的整体外部环境。

美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迁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现实挑战，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一定的冲击，但在国际体系变迁和全球面临诸多共同威胁的时代，中美关系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中美两国相互依存、深度依赖，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需要美国也需要中国，这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必然要求。对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趋势的准确判断和清醒认识，特別是前所未有的深度相互依赖，无法回避的文明包容互鉴，应对各种威胁上的同舟共济，倒逼中美关系只能走合作共赢之路。

3.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是走出大国兴替窠臼，构建新型大国崛起战略逻辑与理论体系的重大选择

长期以来，“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2012年哈佛大学教授格林汉姆·阿里森撰文，如果中美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美冲突，一时间国际上有关中美两国是否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议论纷纷。大国兴替互动的历史经验表明，冲突亦或是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自身的政策选择。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特朗普上任后的中美元首通话和会晤中，也多次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应该说，当前中美均已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合作共赢已成为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识。

21 世纪的新老大国兴衰交替呈现更为广阔、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进程，新老大国兴替中的战略竞争激烈程度不断下降，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趋于上升，显然不能再套用2500年前的战略逻辑和理论来解释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新时代中美合作共赢发展之路，是一种抛弃传统大国冲突对抗逻辑，利益攸关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不为敌的大国关系；是一种超越和包容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及发展阶段差异，能够彼此理解和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关系；是一种以合作姿态处理相互关系和重大国际事务，在战略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的关系；是一种双方在相互依存中彼此受益的互利共赢、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将替代过去老思维、旧理论，打破传统大国兴替的窠臼，构建起新型大国崛起的战略逻辑与理论体系。

（三）推进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基本原则

中美两国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传承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体系迥异，分歧和矛盾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需要妥善处理好彼此的战略疑虑、分歧和矛盾，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基础上，聚焦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共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将两国关系纳入新的发展轨道。为此，应遵循如下原则。

1.切实增强战略互信

增强战略互信是构建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伙伴关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历史表明，中美关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战略互信程度。两国关系之所以能在总体上向前发展，也在于彼此相信对方，重视并努力推进两国关系。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美国战略疑虑显著上升，把中国当做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正在争夺美国的战略空间，挑战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这是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伙伴关系的最大阻碍。中美双方应立足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妥善化解战略互疑，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2.合作共赢

目前中美两国各界均意识到了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选择。中美两国领导人均有深入推动双边合作的意愿，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合作基础，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关系不是也不应成为“零和游戏”。中美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开展合作是两国市场主体优化资源配置的自发选择。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3.有效管控分歧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中美两国竞争进一步增强，中美摩擦和分歧会增加，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关系动荡引发的连锁效应和代价成本不断上升，如何有效管控分歧，是未来长周期内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因此，中美需要加强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更好发挥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的作用，将中美之间的误解和误判减少到最低程度，逐步构建有效的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伙伴关系的机构性框架。

4.共担全球责任

当今世界越来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和威胁多元化”，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共迎挑战、共担责任，既是两国构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应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应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加强在朝鲜半岛、反恐、打击海盗与跨国犯罪、公共卫生、减灾防灾、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应以大国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特有的感召力和动员力，引导世界各国将避免对抗、寻求合作、维持相互关系平稳发展置于优先地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美构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义不容辞的共同任务。

三、努力发挥中美关系新定位的战略引领作用

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特朗普执政新阶段的新历史起点，共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是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指明了中美关系的性质和未来发展方向。构建面向未来长周期、稳定、可持续中美关系有利于中美两国利益，也有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是大国关系的开创性举措，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来逐渐推动实现。

（一）明确提出构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力争中美双方共识

中美“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是中美关系新形势下继续前进的历史选择。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提出以来，美国各界对此存在较大疑虑，特朗普上任后更加注重经济利益，执政风格带有明显的商人色彩。中國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确保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可持续方向发展，就需要双方关于中美关系形成一个高度共识的新定位，即“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为内涵的中美“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应组织力量抓紧研究，尽快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确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目标和路径，并在合适的时机与美国政府沟通，形成共识，争取对外发布《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成为未来50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全面性指导框架。

（二）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切实增强中美战略互信

战略互信是构建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伙伴关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未来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相互交融的程度，取决于民意，更取决于决策者的态度，双方决策者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能力，是保持中美两个大国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当前，中美双方领导人均意识到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致力于超越零和博弈，规避更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2017年4月6—7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取得了积极而富有成果的会晤，为新时期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2017年11月8日特朗普访华并与习近平主席会晤，进一步稳固了中美关系大局。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应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探索中美关系能在一个长周期内稳定、稳步发展的路径，逐步形成面向新时代、有利于两国乃至世界新型大国关系，建立更加稳定、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中美共建负责任大国伙伴关系。

（三）创新中美合作方式，在良性互动中推动形成中美关系新定位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应通过扩大中美合作领域和空间以应对竞争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并将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效应拓展到第三方市场，共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用增量思维来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成为中美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新路径，扩大中美合作领域、空间和利益。E国际贸易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贸易业态，应大力推动E国际贸易发展，摈弃传统贸易中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共同塑造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规则。应探索全方位构建中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着眼于中美互利共赢的合作，在良性互动中推动形成中美关系新定位，使中美关系能在一个长周期内稳定、稳步发展。

（四）加强中美智库交流机制常态化建设，推动形成中美关系新定位的理论和话语体系

当前，美国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一些战略互疑和错误解读主要来自智库与学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上升，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外交新境界、国家发展战略新布局以及站在人类道德道义制高点上提出的新思想、新倡议和新方案，亟待智库专家和学界积极诠释中国道路、中国战略和中国行动，亟待在学理上回答中国倡议、中国方案所涉及的全球发展、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历史文化等各方面问题，并形成中国理论和舆论引导能力。因此，应加强中美双方政策沟通与信息共享，加强中美智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研究，共同回应回答双方对各自重大利益和疑虑的关切，推动形成中美关系新定位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包容、可持续方向发展，走合作共赢之路。

参考文献：

1.罗小军：《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经济外交1978-2012》，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2.黄仁伟：《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互动的历史与现实》，《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1期。

3.宋国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新常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4.支继超：《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5.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2017年5月。

6.中国社科院：《超越分歧走向双赢——中美智库研究报告（中方）》，2017年5月。

责任编辑：李蕊

作者：颜少君

国际视阈下经济危机论文 篇3：

经济与政治双重视域下对新自由主义的审视

摘要：新自由主义最初以经济理论的面目出现，华盛顿共识的出台给予了新自由主义更丰富的内涵。可以说，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更多秉承着一种政治意蕴，逐渐变为国家意识形态化和范式化。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国际垄断的政治工具，力图西化和分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以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统天下的目的。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实质

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新自由主义，它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超越与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取代了新自由主义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的“滞胀”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经济视阈下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市场机制；反对公有制，强调私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其中，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强调市场机制，摒弃国家干预。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相违背。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非但可以融合共生，而且使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私有制和公有制尽管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印证了，二者可以共存与一国的经济发展之中。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是源于：首先，市场机制是遵循经济活动内在规律的，在这种自发机制的调节下，社会资源能得到最优配置，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其次，将“自由”看作市场机制的灵魂和生命，认为在这种机制作用下，会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进而发挥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强调遵循经济规律和崇尚自由，而反对计划经济，这是和他们反社会主义的立场相吻合的。

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这是和他们反凯恩斯主义的立场相适应的。首先，新自由主义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等同于集权主义，因此，他们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种种攻击，实际上是以集权主义和统制经济为对象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包含在社会主义中的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会导致政治中的集权主义和对法治的破坏，这就易导致最坏者掌握政权。这种看法片面地把集权主义和统制经济中的弊端都“归功于”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不同于集体主义，而计划经济也不同于统制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要规避集权主义和统制经济带来的风险。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反计划、反干预，其实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其次，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其核心观点是国家干预会破坏市场经济运作规律，这种人为操控经济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干预，是把国家干预和违背经济运作规律等同起来。这种看法，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来说，都存在着认识上的偏颇。理论视阈下，单纯的市场机制调节中存在的问题已经被证明是客观存在的。实践视阈下，1929-1933年出现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人们开始认识到，单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不能够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繁荣。随后，我们看到“罗斯福新政”的出台。理论和实践都印证了市场运作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总之，新自由主义反计划、反干预的基本主张，尽管存在着某些合理之处，但有着明显的片面性。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极力主张发展私有制。认为私有制的优势在于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权利。私有制经济不仅有利于个人，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新自由主义极力推崇私有制，相应地，也就反对公有制。西方经济学家历来仇视公有制，认为公有制经济是导致独裁专制的罪魁祸首。从这一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与其他经济学家一道，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奉为唯一合理的制度，其最终目的是实行私有化政策。由此可知，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扎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土壤，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映射和关照。但是，纯粹私有化与市场化结合，必然会导致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私有化不仅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和两极化，而且也导致生产和交易的无序竞争和盲目性。

当然，我们虽然不能认同新自由主义对公有制的片面化理解和私有化观点的输出，但是也不能全盘否定其观点。如私有制经济的存在，特别对我国来说，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不能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吸取非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成分，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补充。

二、政治视域下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大多集中在美国，这就使得美国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集中营。到了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以“里根主义”的旗号重新复出。到老布什总统执政期间，为了促进国际垄断资本向世界扩张的发展需要，将新自由主义包装为“华盛顿共识”。此时，新自由主义已经不是单纯的社会思潮，而是被打上意识形态烙印。新自由主义中的“自由”已然不是经济学领域中，公平规则下的双向和多方自由，而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控的国际垄断资本的自由。这就为大金融寡头进行全球掠夺，披上了一件看似合理、合法的外衣，成为他们恣意妄为的保护伞和对发展中国家攫取巨额利润的工具。“华盛顿共识”的出台，标志着世界由全球化向美国化的转变。由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此时新自由主义名存实亡，名则自由，实则垄断。比如，“华盛顿共识”提出在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自由化，力图使发展中国家实行开放，同时降低贸易关税壁垒，这对广大经济欠发达地区将是一个重创。而对发达国家是一种保护，为他们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提供便利。相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未曾实现“自由化”，他们运用一系列保障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华盛顿共识”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其实质就是想把公有制化掉，企图实行全球政治一体化，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华盛顿共识”主张“管的最少的政府，即是好政府”，减少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掌控和干预，让市场自行运作。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只要对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有力的政府干预、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的宏观调控、对国际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有利的措施，统统被采纳和沿用。

“华盛顿共识”以“自由”的名义，为国际垄断资本横行世界提供政策支撑。企图将公有制化掉、社会主义化掉、最终实现资本主义掌控世界的局面。因此，“华盛顿共识”之后的新自由主义，不单单是经济领域中的理论，还是资本扩张的意识形态，具有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范式化。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使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或延缓。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下，推进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国家经济严重衰退。1992-2001年的10年中，拉美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8%，被称为“失去的10年”。20世纪初，阿根廷曾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六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当时美国水平的80%，但自1976年开始，该国在“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观念的指导下，持续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到了20世纪出现了：经济负增长，高达1500亿美元的外债无力偿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2100美元，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下，1997年泰国等亚洲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大批银行倒闭，国际储备下降，货币贬值，生产衰退。非洲实施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同样糟糕。在20世纪最后20年，整个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较此前的20年几乎下降了一半。20世纪90年代，非洲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呈负增长，为-0.2%。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使“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导致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1]

经过“华盛顿共识”包装过的新自由主义，早已不是一个经济理论，而成为一种政治理论。它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但却试图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其必然走向政治保守主义。同时，新自由主义也是政治专制主义。新自由主义也是政治专制主义。罗伯特·库尔茨指出：“自由主义源于专制主义并和后者一样包含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它最终只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代表了一个更多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极权主义，要求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市场的支配。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2]（P.9）马克思早就提出：“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退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用争辩的事实。” [3]（P.4）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在其经济上主张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全盘私有化，政治上以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之实，来试图达到“西化”和“分化”发展中国家的目的。然而对于其中的合理之处，如反对国家过度干预、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的主张是值得各国在改革实践中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吴乐珺，王芳，谢亚宏.新自由主义风光不再[N].人 民日报， 2014-06-30.

[2]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 济的终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62.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姜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