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文化设施运营管理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是以新科技革命为科学范式主导，以绿色技术为支撑，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的体系[1]，即包括了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包括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重大文化设施运营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重大文化设施运营管理论文 篇1：

村镇公共设施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综述

[摘要]针对目前我国村镇公共设施配置较为落后的现象，结合我国村镇及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特点，对村镇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原理与标准、布局选址、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规划以及国内外村镇公共设施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发展过程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与理论分析，并提出村镇公共设施建设需求中尤为突显的公共设施的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方法，以期为我国村镇公共设施优化配置及运营管理的发展提供可行思路。

[关键词]村镇公共设施；优化配置；运营管理；综述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0224

1村镇公共设施概念界定

公共设施又称为公共服务设施，其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有较为明确的定义，是为了满足不同阶层群众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建设的居住区配套建筑设施并提供相应服务的总称[1]。我国的城镇化建设目前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提高村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是实现村镇健康发展的要求，因而，公共设施的配置是完善居住性能的重要因素。

村镇内部情况不同，所需公共设施种类也有所不同，《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中从公共设施所能提供服务种类的角度对公共设施进行了分类，包含行政管理、教育机构、文体科技、医疗保健、商业金融、集贸市场六类。简单来说，公共设施就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分配的供给村镇区域居民普遍意义上应配置的共同性设施，镇政府部门为了满足居民正常生产、生活而在其基本生活范围内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服务设施，将公共设施分为基本和可选择两类，前者包括行政管理、教育、文体科技和医疗卫生，后者包括商业金融和农贸[2]；从更广义的角度，公共设施不仅是硬件上的建筑、设备，还包括围绕这些设施所提供的数据与技术服务。

不同学者对公共设施的划分标准有所不同，杨新海等（2013）将公共设施分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非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每种设施又分为半径依赖型和镇域服务型，半径依赖型服务设施是指为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镇域服务型设施的服务范围作用于整个镇域地区的居民生活需求[3]。结合政府部门有关文件及学者对公共设施的定义，主要的公共设施归纳在如下：①行政管理——人民政府、公安局、法庭、农林土地管理机构、税务局、交通监管站、居委会；②教育机构——专科院校、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③文体科技——体育场、公园、影院、图书馆、文化站、科技馆；④医疗保健——医院、防疫站、卫生室、计划生育指导站；⑤商业金融——百货店、超市、日用杂货店、药店、书店、银行、邮局、饭店、旅馆、理发、浴室；⑥集贸市场——粮油、土特产、蔬菜、副食品、畜禽、水产、肉类；⑦社区服务——敬老院、老年活动室。因村镇的等级（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及具体实际情况的不同，所需的公共设施需要区分为必要、非必要和不需要，例如高级中学对于中心镇是必要的，一般镇是非必要的，中心村、基层村则不需要配置。

2村镇公共设施优化配置

西方学者对村镇公共设施的配置方法与理论有较早且深入的研究。埃比尼泽·霍华德（1898）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以应对英国城市因交通不顺畅、自然环境恶化及城市化迁徙严重的状况导致的不良社会环境问题，他对城市的布局结构提出独到的见解，认为空间的相互隔离控制或者内部设施功能的重组可以改善人类的居住环境，采用的主要手段是对居住区及其附属公共设施进行空间上的重新排位与疏导[4]。道格拉斯·戴蒙德在1912年率先提出“邻里单位”的概念，认为它是社会结构的可重复的组成单元，并认为社区公共设施的规划是其设计的关键要素[5]。1929 年美国建筑师科拉伦斯·佩里在戴蒙德的基础上提出“邻里单位”理念，“邻里单位”就像是一个个的细胞，内部拥有可以提供居住者必要生活需求的空间与配套设施，以空间划分，分为住宅、交通、商业、休闲娱乐等[6]。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泰勒于1933年首次提出的，中心地是指可以向周围居民提供各种货物以及服务的地方，并认为市场、交通和行政决定了中心地的形成与辐射范围[7]。费德分级构成理论是在“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对居住区规划延伸，按照居民购物的特性来分级，如购物地点、频率、方式、内容、距离等，并据此原则设置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其理论对公共设施配置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8]。

村镇公共设施的优化配置主要包括设计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原理与标准、布局与选址以及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规划等。优化配置的第一步是设计配置原理与标准，公共设施配置的基本原理是指在大量观察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的可以指导适合大多数村镇的一套配置规律，而标准则是在这套规律上进行更为明确的细分，比如大型中心村镇要有比小型村镇配置更多、更为先进的公共设施，且要对大型和小型的村镇规模与人口有较为准确的界定。公共设施的空间布局选址与规划也是优化配置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每种类型的公共设施有其本身可作用的半径范围，且由于相同半径范围内人口稀疏程度不同，公共设施的承载力也会对服务具有一定限制，如何有效地将有限的公共设施资源布局分配到各村镇的各区域，从而使得居民可以获得最大效益是意义重大的。

（1）村镇公共设施的配置原理与标准

村镇公共设施的优化配置首先需要建立一套配置的原理与标准，确定配置公共设施的基本共通点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公共设施的配置。耿健等（2013）总结我国村镇公共设施配置的一般方法有以下几点：按使用功能、按村镇等级、按运营方式（公益性、经营性）、按“千人指标”，并认为所有村镇公共设施完全公平均等投入是理想状态，不切合实际，政府应当紧抓重要设施配置（尤其是医疗与教育），对于其他公共设施应在市场的自由运营机制下做好资源配置工作[9]。鉴于我国资源供给与村镇所需之间存在缺口，公共设施优化配置时首先需要实现最基本的均等公平，也就是说生活所需的服务设施如医疗、教育等是必须要加以优化改善的，其次再结合不同村镇经济、自然现状按标准、按等级进行分配。对于经济落后、资本难以流入、效益低下的村镇，应主要由政府部门从财政资金中拨款建设，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适当放权，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作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既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又可以适当激发村镇当地居民的参与意识。

下表为中国2010—2014年村镇每万人的卫生院数量、床位数、医护人员数。

多数村镇公共设施的简化配置标准首先应调查其村镇的规模与人口，其次是经济现状与区位条件。从这样的标准中可以看出，配置需要讲究人均可接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公平与效率，其次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村镇所具有的不用的政治、文化、自然条件氛围，补充其所需公共设施配置，使得公共设施能够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2）村镇公共设施的布局选址

政府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村镇公共设施资源的有限性，因而，在我国村镇数量繁多的基本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建设村镇公共设施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1968年，麦克尔·忒兹考虑在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最优化布局村镇公共设施，提出运用公共设施区位分布平衡模型假设进行了数学推算，此后其他学者基于他的研究根据距离、影响、效益等空间因素使用数学假设与计量分析公共设施的布局问题。学者普遍比较认同的公共设施布局关键是公平化与效率化，以公平和效率的适宜性评价作为公共设施规划的引导原则，考虑人、地形、经济因素，按时间分为近期规划和远期规划，从近期来看应将重点放在自然与社会条件较为落后的地区，而从中远期来看则应为适宜性水平较高的地区优先提供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并逐步建立一个覆盖整个镇（乡）居民的基础公共设施服务体系[10]。杨贵庆等（2011）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村镇居民对公共设施的要求与西部地区略有不同，前者希望公共设施的建设集中在活动与健身方面，西部地区除了对上述方面有要求外，还希望提高村镇医疗设施水平[11]。因此，布局规划不仅需要对村镇的外在条件进行分析，还要从村镇居民的需求出发，做到真正契合居民的所需所想。

村镇公共设施的布局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村镇的地理位置、规模、人口、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等，在配置时需要综合以上因素，因地制宜，满足居民基本生活服务需求的同时，致力于提升村镇整体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发展，提高村镇的活力。

（3）城乡一体化下村镇公共设施的规划

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城市与村镇在公共设施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因而，国家提出了城乡统筹战略，希望可以以城带乡，促进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公平化。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坚持以城镇为核心，带动乡村公共服务的发展，需要构建多层次的公共服务体系，在考虑村镇人口与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划分各层级公共设施。张京祥等（2012）提出村镇公共设施的配置应做到公平且基本的机会均等，即不因经济与自然条件等外在因素影响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基准水平，为了改善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低水平、均质化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体系互相分析的现状，需要重点关注三个维度：行政体质层级维度、地域维度、动态发展时序维度[12]。高等级的村镇可以带动低等级村镇的发展，同样，高等级村镇的公共设施的配置与功能服务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要优于低等级村镇，但是基准的公共设施服务水平的均等是必要的，这是基于大局平等原则下的内部差异化分配。

综上，村镇设施的优化配置的目标是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从公平和效率两方面提高居民的满意度，缩减贫富差距导致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普及的差异，更好地构建和谐城乡发展模式。实现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合理优化配置，需要满足以下三点：第一，应尽可能地使现有公共服务设施的辐射范围及使用效率最高；第二，在村与村、镇与镇之间均衡分配公共设施资源，协同发展，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减少资源浪费；第三，现代化村镇的发展是动态的、持续进步的，公共设施的配置需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以优化配置带动村镇发展，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符合居民的基础需求。

3村镇公共设施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关键技术发展过程

国家对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基本配置方案已做出明确的要求，各省和直辖市基于国家的标准规范，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适用本地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准则。国务院第三次常务会议于1993年5月7日通过了《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国家其他标准规范有《村镇规划标准》（GB 50188—1993）、《镇规划标准》（GB 50188—2007）、《镇（乡）村文化中心建筑设计规范》（JGJ156—200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1993）等，众多省市也建立了自己的标准规范，如《重庆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998）、《江苏省村庄建设规划导则》（2004）等。这些规范中涉及的公共设施包括行政管理、教育机构、文体机构、医疗保健、商业金融、集贸设施、生产建筑、工业用地、仓储、公用工程、公共绿地、农林种植地、交通等方面，在公共设施的选择、配置与管理方面主要依据村镇的规模、人口、资源与环境、历史文化等情况。

西方学术界对村镇公共设施的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的研究较早，在借鉴西方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及我国近些年城乡统筹建设下公共服务设施的实践发展，自1980年起，我国各界学者逐渐开始研究村镇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与管理。较早的对公共设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统筹建设发展与公共设施的布局规划领域，如叶舜赞（1980）研究辽宁中部地区小城镇地区范围，他结合经济与人口布局分析各项设施建设的总部署[13]；曹护九等（1987）通过研究黑龙江省村镇建设发展，发现基础设施的落后状态与村镇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严重影响整个乡村的经济建设，并提出了村镇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公共设施大量投资需要有效的管理机制，不可盲目建设[14]；李华树（1994）认为加强村镇规划建设需要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积极性，要合理规划村镇住宅、企业、公共设施、公益项目等的用地布局，此外，有效利用自然环境条件，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乡村景观是营造地方特色、吸引外部资本的一种有效方式[15]。

除以上研究内容，近年来多数学者对村镇公共设施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的研究还集中于公共设施配置影响因素、标准体系构建与运营管理模式领域，与此同时，“均等化”的理念受到学者们的推崇，但是对村镇公共设施“均等化”的具体定义上有所不同。胡畔等（2010）希望可以实现村镇基本公共设施均等化，他们引入空间分析方法来解决公共设施的配置问题，指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与选址要遵循公平原则，在最后的调整阶段要以效率原则为主[16]。谢波等（2014）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认为追求过度的基本公共设施“均等化”会导致政府运作体系过大，反而不利于村镇的统筹发展，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这一制约愈发突显，“均等化”的实现必须依托公共服务设施的资源配置、供给方式和管理运行的完善，且在公共设施种类、人均使用效率和各社会阶层群体利用机会实现均等[17]。

村镇公共设施关键技术研究现状范围较窄，大多集中于公共设施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布局规划，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参考上述国家及地区标准规范为主，布局方面为了深入化分析，大多以某地区村镇或某一类公共设施为例，在设计、利用科技技术或管理信息数据促进现有公共设施发挥更大效用方面的研究极少。下表为部分学者相关研究内容。

表2相关村镇公共设施关键技术研究成果

作者时间题目研究内容关键技术

G Deverteuil2000Reconsidering the legacy of urban public facility location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18]完善了公共设施区位理论，提出公共设施的空间布局合理性体现在实现效率与公平最大化。布局理论

A Ribeiro，AP Antunes2002A GIS——based decision-support tool for public facility planning[19]利用GIS空间技术为公共设施的规划提供决策支持，在实际的地理特征与优化的理论之间建立桥梁。布局技术

D Halden，P Jones，S Wixey2005Accessibility analysis literature review：Measuring accessibility as experienced by different socially disadvantage groups[20]提出公共设施的配置需要考虑对居民的可达性，即居民获得公共服务是否便利布局技术

KF Doerner，WJ Gutjahr，PC Nolz2009Multi-criteria location planning for public facilities in tsunami-prone coastal areas[21]基于海啸风险设计了一个公共设施位置多目标决策分析模型，并利用NSGA-II算法和启发式方法解决多目标优化问题。布局技术

杨细平；张小金2007村庄整治过程中公共设施配置的标准与途径[22]将设施区分为公共服务与市政两类，并提出配置标准与方案；配置方式分为借用型、合建型和独建型。配置原则、标准与方式续表

作者时间题目研究内容关键技术

黄德春；余芳2007城镇公共设施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23]设计公共设施项目建立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财务效益、国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可持续性。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胡畔；谢晖；王兴平2010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内涵与方法——以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为例设计公共设施空间布局原则，基本要求是出行成本与投入成本最小，主要考虑因素是服务半径、人口分布密度和规模效益，配置模式是均等化、集聚化。配置标准与布局技术

何芳；李晓丽2010保障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特征及满意度因子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四高小区”为例[24]分析公共设施需求与居民群体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并用因子分析法筛选出影响居民对保障性社区设施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偏好与供需研究

倪嵩卉；李国庆；倪嵩2011城乡统筹下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思考[25]设计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项目类型，并区分村镇规模和东、西部地区等特质加以细化阐述。布局技术

张京祥；葛志兵；罗震东；孙姗姗2012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等化研究——以常州市教育设施为例根据调查获取的相关数据，通过不同的计量模型剖析预测出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规模。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分析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现状，并检验空间布局合理性。供给规模与空间布局技术

黄桂林；张于2013村镇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构建研究[26]设计一套教育机构设施项目配置标准。配置原则与标准

时曼曼2014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研究公共设施的配置过程、特点、布局及规模。配置标准与布局技术

程文；夏雷2015严寒地区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与布局优化[27]基于严寒地区对公共设施的特殊需要与供给，探讨其影响因素、配置与布局。配置标准与布局技术

胥睿；刘保东；李祖硕；杨殊珍；吕文娟2016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村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运营模式评价运用层次分析法，选取公益性、经济性和整体协调性作为评价参数，建立运营效果评价体系，并提出适合村镇公共设施的较优运营模式。运营模式研究

4村镇典型公共设施的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设计

村镇公共设施的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是一套较为复杂的体系，每一类型的公共设施运作效益最优化均需要缜密的管理机制与现代化科技技术的辅助支持，鉴于青年人口城市化迁移与村镇“农家乐”产业蓬勃发展的现状，在这些村镇公共设施建设需求中尤为突显的是关于养老医疗、休闲农业、村镇集贸市场与应急层面的公共服务，而这些公共设施的优化配置及其运营管理方法也是亟待思考的问题。下面，我们就这四类公共设施的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进行探讨。

（1）养老公共设施

养老公共设施指村镇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康复中心等设施，并根据村镇不同养老模式（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敬老院养老）的实际需要，制定衣食服务、医疗康复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健身服务、亲情服务、无线智能定位等养老服务。养老服务的高效化离不开大数据和相关技术的支持，因此，为养老服务而开发的人员信息基础数据库与村镇养老机构运营管理系统也是公共设施管理的一部分，包含入住管理、护理管理、老人档案管理、社区义工管理、服务对接与派单管理等功能模块，为村镇养老机构的日常运营和管理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2）休闲农业公共设施

休闲农业的产生是契合现代化村镇运营发展而产生的新型需求，提高村镇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利用其已有资源吸引外来人员与资本的投入，因而，以农造景不失为实现休闲农业产业经济效益最大化、资源高效利用的有效办法。关于休闲农业公共设施的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服务，如景点布局与规划设计技术、休闲农业环境控制技术、村镇休闲农业服务管理控制系统。

（3）村镇集贸市场

村镇农产品的物流集散依赖于村镇集贸市场，集贸市场不仅是村镇居民赖以生活的不可替代的平台，更是村镇与外界建立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对农产品价格形成和信息公开透明，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集贸市场公共设施的优化与管理主要建立在村镇市场交易技术和村镇市场风险预警与控制技术。具体内涵为在分析村镇各类市场服务半径、功能承载力和市场分工的基础上，针对村镇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农村超市的功能搭配，开发村镇多级市场协调共生分布技术，为实现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和超市功能对接，设计集贸市场和超市参与的村镇批发市场多功能对手交易设施配置方案，并通过对不同类型村镇市场交易模式进行研究，制定村镇市场电子交易、退货理赔等交易服务规程。建立村镇市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提供村镇市场商品交易风险预警技术，是为村镇市场商品交易价格稳定、供求平衡提供支持。从适用性、经济性和便利性等角度，在运营管理过程中还需要做好村镇市场内部交易设施、仓储设施、交通设施、检测设施等主要设施的管理工作。

（4）应急公共设施

应急公共设施是村镇公共设施中保障居民在紧急情况下人身安全的有力保障，根据村镇突发事件的类型、发生频率和强度，配置典型村镇应急公共服务设施多视角导向标志，编制村镇应急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手册，为村镇居民提供应急引导服务。村镇应急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运营和监管工作离不开系列技术与管理模式的实施，如应急公共服务设施优化布局技术和方法、应急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情景模拟技术、村镇应急公共服务设施融投资、建设、使用、维护为一体的市场化运营管理模式及管理规范、村镇应急公共服务设施运营与维护动态监控体系等。

5总结

村镇公共设施的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不是简单的保管和操作公共设施，而是结合现代化的科技与思想使得公共设施从本身简单的功能转化成具有多功能效用的设施，其关键要素是管理方案的选择与相关技术的设计和支撑，良好的运作体系帮助村镇更快地走向现代化，使公共设施可以更高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公共设施在优化配置及运营管理过程中需要与时俱进地应村镇居民所需更新设施及相关管理技术，不断地在实践中摸索，从而得到符合不同村镇本土发展的有特色的设施配置及管理运作模式。综观村镇公共设施优化配置与运营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以空间布局为主的配置理论到实证研究，再从实证研究中总结归纳出适用各地村镇的通用性的配置标准，逐步具体化优化配置的细节与管理的方式，不断融入现代化的观念与技术，最终呈现严谨的、有条理的、具有较高可行性的方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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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崔敏，蒋伟均等化视角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研究——以河南省镇平县农村为例[J].规划师，2011，27（11）：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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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胡畔，谢晖，王兴平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内涵与方法——以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为例[J].城市规划，2010，34（7）：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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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何芳，李晓丽保障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需特征及满意度因子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四高小区”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0（4）：83-90

[25]倪嵩卉，李国庆，倪嵩城乡统筹下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思考[J].小城镇建设，2011（12）

[26]黄桂林，张于村镇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构建研究[J].经济师，2013（3）：10-12

[27]程文，夏雷严寒地区村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与布局优化[J].规划师，2015（6）：81-85

作者：金瑶瑶 乔忠 吕建军

重大文化设施运营管理论文 篇2：

基于绿色发展重构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中高衔接一体化课程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是以新科技革命为科学范式主导，以绿色技术为支撑，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的体系[1]，即包括了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包括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国家要开创的发展新局面应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绿色发展首先是从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角度来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密不可分。在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下，环保职业教育需要面向绿色发展重新定向。因此，研究基于绿色发展的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意义重大。本文将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重构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一体化课程体系。

一、绿色发展及人的绿色发展的内涵

（一）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与绿色发展

从专业内涵讲，环境工程技术专业是培养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具有环境污染治理及环保设施运营管理能力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必须基于绿色发展的理念，在治理和改善生存环境的同时更多强调人与环境的和谐，从而实现青山绿水、蓝天白云。

（二）职业教育与绿色发展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应培养人的自我生存能力，促进个性全面和谐地发展，并把它作为当代教育的基本宗旨。从职业教育内涵讲，职业教育是以教育为方法，以职业为中介，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个体生命开发的全面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教育。在绿色发展的新理念下，人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人的绿色发展。人的绿色发展要求职业教育从训练人的专业能力走向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从学生机械性地适应走向创造性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从总结性的学习走向终身学习，从单纯的专业技能开发走向职业素养的综合开发[3]。

（三）环境工程技术专业职业教育与绿色发展

职业教育环境工程技术专业学生绿色发展能力的外延包括具备终身学习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实践动手能力、专业创新能力和生存发展能力。要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我们应该改变教育理念，在原有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坚持人才的现实发展与将来的发展的对接；坚持培养专才与通才的结合。这样培养的人才不仅能在今天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而且在将来具有持续发展的后劲和空间[4]。

职业教育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绿色发展能力培养的内涵主要有两点：一是以培养高素质环境工程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人才培养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和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及专业特点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形成广泛的知识、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以拓展绿色发展适应面；二是要以目标岗位核心职业能力为基础，构建科学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有效融合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是人才培养过程的载体，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基于绿色发展，依据职业能力标准，重构环境工程一体化课程体系是培养绿色发展能力的关键。

二、职业能力与中高衔接课程开发

（一）职业能力分析

通观国际上职业教育典型课程模式，如MES课程模式（就业技能模块组合课程开发模式）、CBE课程模式（岗位胜任能力培养为基础的课程开发模式）、TAFE课程模式（基于终身教育理念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BTEC课程模式（以职业资格为课程开发标准的模式）、双元制课程模式（在学校进行专业理论教育和在企业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的课程模式）、学习领域课程模式（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等建构都有一项具体而又非常关键的环节，就是对课程所对应的岗位或工作进行分析[5]。职业能力是指人们从事一门或若干相近职业必备的本领，以及在工作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科学思维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又称为“综合职业能力”，一般从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两个方面来表述职业能力。职业能力分析，是职业院校进行专业设置、专业建设、课程开发以及课程实施与评价的基础和关键[6]。从传统的专业能力的分析外延至职业素养的分析，就是为培养具有绿色发展理念和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职业教育中高衔接一体化课程开发路径

职业教育中高衔接一体化课程体系与普通教育课程有着不同的特征，体现在目标的应用性、内容的职业性、方法的行动性、评价的社会性和实施的昂贵性。因此，职业教育中高衔接一体化课程体系的构建和开发离不开职业能力分析[7]。基于职业能力的中高衔接课程开发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职业能力的中高衔接课程开发路径

基于绿色发展重构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中高衔接一体化课程体系

（三）职业能力与课程体系构建

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职业能力主要通过课程教学实现。职业能力分为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专业能力又可分为专业通用能力、专业特定能力、跨专业职业能力。这样，就可建立起职业能力与课程体系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学生绿色发展能力的培养通过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外，更多地需要通过公共课程和专业拓展课程实现。

图2 职业能力与课程体系关系图

三、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中高职职业能力分析

（一）职业生涯发展路径

通过对环保行业企业、中高职院校及其在校学生和毕业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并对调研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分析和研究，形成了环境工程技术专业职业生涯发展路径表，如表1所示。

代表高职毕业生优先经历的职业生涯路径。

（二）专业核心岗位

根据前期供需调研确定了环境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核心岗位。环境工程技术专业高职毕业生就业目标岗位有：环保设施運营技术员、化验主管助理（环境监测技术员）、环境工程业务员、环境工程设计员、环境工程施工管理员；中职毕业生就业目标岗位有：污水处理调试运营员、化验员（环境监测员）。

（三）核心职业能力分析

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对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目标岗位进行职业能力和工作任务分析。通过“二维四步五解”法按照“确定岗位-制定表格-分析职业能力-汇总整理资料-企业专家反馈-修改完善定稿”等步骤制定职业能力分析表。最终得到了环保设施运营技术员、化验部主管助理（环境监测技术员）、环境工程业务员、环境工程设计员、环境工程施工管理员、污水处理调试运营员、污水处理化验员7个岗位的34个工作项目，128项工作任务共计501条职业能力。另外，还确定了各岗位通用的10项65条职业素养。具体如表2所示。

四、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中高衔接课程体系重构

（一）培养目标

1.专业培养目标

中职培养目标是：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面向环境保护产业，能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管理、环境监测等岗位工作，具备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及设备日常维护、环境污染因子采样、预处理及分析化验等职业能力，具备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团队合作、环保意识、安全意识等职业素养，以及继续学习能力，在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初中级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高职培养目标是：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面向环境保护产业，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营管理，环境监测，环境工程初步设计及其施工、调试、管理，环保产品及技术营销等岗位工作，具备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运行监控及设备维护维修、环境污染因子监测、环境工程工艺设计、施工管理及工艺调试等职业能力，具备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团队合作、环保意识、安全意识、创新精神等职业素养，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在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

2.课程教学目标

在以上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下，课程教学目标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对中高衔接的课程，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必须体现分层与衔接。例如《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是一门中高衔接的课程，中职和高职的课程教学目标如表3所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采用岗位典型工作任务（项目）驱动的模式，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融入法规政策、设计规范、操作规程、安全环保等专业能力，达到知识和能力目标。同时锻炼学生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团队协作、创新意识、自主学习、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等职业素养，从而完成素质目标。

（二）中高衔接一体化课程体系重构

环境工程是一门与化学工程、生物学、土木工程、气象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多学科相关的交叉学科，涉及的知识体系庞杂。长期以来环境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坚持“管用、够用”的原则突出核心专业能力的培养，强调核心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这必然使培养的学生知识面过窄，缺乏职业素养及较强的适应和创新能力，难以实现人的绿色发展。为了促进学生的绿色发展，课程体系构建应在“厚基础 、宽口径、模块化”“专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素养养成”，甚至是“跨界培养”中找到最佳的融合点。基于以上考虑，依据以上分析的职业能力，环境工程技术专业在着力培养环境工程核心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更多地考虑满足学生职业发展和企业对学生职业素养的要求，构建了“4+1+1”模块化中高衔接课程体系，由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拓展课程4个校内课堂教学模块、1个校内第二课堂课程模块和1个校外实践与顶岗实习课程模块组成具体课程体系设置如下图3。中职实施2.5+0.5学制，总学分不少于170学分。高职实施1.5+0.5学制，总学分不少于90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学分占约30%，專业核心课程学分占约30%，专业方向课程学分占10%，校内外实践课程学分占20%左右，剩余10%的学分主要用于专业拓展课程和其他课程。

1.优化专业课程，厚实专业基础知识

目前，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中为了加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对基础知识特别是专业基础知识的传授正慢慢弱化甚至消失。中职教育考虑到中职学生学习态度、能力和习惯都较差，对学习数学、英语、化学、电工等基础课程普遍有困难，对专业基础课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更不愿意开设专业基础课程，基础课程存在内容严重缺失的现象。这样既不满足于升学后高职的学习，更不利于学生的绿色发展。基于人的绿色发展，职业教育对学生的培养不仅要满足其以就业为导向的“一技之长”，更应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对未来适应的能力以及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更多是需要建立“厚基础、宽口径”的课程体系。本课程设置把化学、物理、电工、微生物等列入中职专业核心课程，充分体现了厚基础的设计思路，从而保证了中职学生具有高职学习的厚实基础，也有利于学生终身学习和绿色发展。

图3 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中高衔接一体化课程体系

2.强化校内外结合和课程联动，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校内第二课堂活动主要是指学校、学生团学和社团组织等开展的学生自主参与的各类思想政治、科技、文艺、体育、志愿服务、技能竞赛及创新创业等校园活动。校外实践课程主要是指学校安排或学生自主参加的企业实习、实践和顶岗实习活动。这两类课程虽然不是课堂主体教学，但对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将这两类课程也纳入了课程体系中进行系统设计。校内第二课堂活动规定一定的学分进行置换。校外实践与顶岗实习课程则加强全过程管理，联合企业开发综合实践课程，并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教学和管理。这样，就把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外和校外。通过校内外的结合和各类课程的联动，不仅增强学生的专业能力，更是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如结合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的特点，由团学组织开展“环境工程设计与模型制作暨环保创意设计大赛”，通过第二课堂实践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在亲自设计和制作中，增强了岗位意识和团队精神，培养了自主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了环境工程设计岗位活动所需要的知识、能力、情感和态度，切实提高了综合职业能力。

3.加强课程及内容的整合渗透，促进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融合

首先加强专业课程与公共基础课程的补位整合，解决专业课程与公共基础课程游离问题。公共基础课程作为通识教育，更加关注学生的人文素养，与职业素养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环境工程技术专业是理工类专业，除了思政类、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外，还设置通识跨界课程，如人文艺术类的公共艺术、历史、文学、摄影等，与职业素质相关的交际礼仪、演讲与口才等必修或选修课程。考虑到学生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还设置了创新创业通识课程，把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市场营销、财务管理、风险投资、团队管理等课程模块融入其中。同时，在课程教学中，挖掘一些综合性项目，把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吃苦耐劳、踏实肯干、诚实服从等素养融入到基础课程学习中。其次，整合专业课程的内容，把职业素养教学内容融入到专业课程中。制定环境工程类课程职业素养养成训练指导意见，设置职业素养训练模块库。专业教师根据所授课程选择部分或全部模块与专业内容有机融合。同时，建设真实情境的实训环境，开发真实项目实训课程，通过项目和任务的实施，规范学生职业习惯，强化学生职业意识，从而促进职业素养的养成。

4.深化校企协同和产教融合，形成校企培养学生绿色发展能力的合力

建立校企合作课程开发机制，实施校企合作共同开展课程调研、共同制定课程标准、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实施课程、共同评价课程，将行业企业需要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贯穿到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聘请企业高技能兼职教师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真切感受企业专家的岗位精神和职业情怀；将企业文化引进课堂和活动中，提供学生全方位的职业素养体验和训练的途径，促进职业关键能力的整体提升；通过校企协同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等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形成校企培养学生绿色发展能力的合力。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第二批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和課程标准研制立项项目《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研制》，主持人：钟真宜；广东省高职教育一类品牌专业建设《环境工程技术专业》，主持人：钟真宜。]

参考文献：

[1]郝栋.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生态文明与人的全面发展[J].广义虚拟经济研究，2014（1）.

[2]黄志斌.论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人的全面发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3）.

[3]赵欣.由技能为本走向生命发展——从人的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未来职业教育的创新趋势[J].职业技术教育，2003（19）.

[4]俞志敏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J].合肥学院学报，2009（2）.

[5]张良.职业素质本位的高职教育课程建构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6]杜怡萍.“二维四步五解”职业能力分析法的实践探索[J].职教论坛，2015（9）.

[7]杜怡萍.中高职衔接标准建设新视野：从能力到课程[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6-30.

责任编辑 朱守锂

作者：钟真宜　李慧颖　钟剑平　张栖　余小玉　夏志新

重大文化设施运营管理论文 篇3：

论文化产业政府规制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摘要：适宜的政府规制是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政府规制科学化、民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不断提高。为促进和保障我国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必须创新政府规制职能。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创新应妥善处理以下重大关系：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微观管理的关系，文化事业规制与文化产业规制的关系，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的关系，内容规制与载体规制的关系，中央规制与地方规制的关系以及国内规制与国际规制的关系。

关键词：文化产业；政府规制；关系；处理

政府规制是弥补现代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正式治理机制。适宜的政府规制是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政府规制科学化、民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中某些深层次的问题日益凸显。深入探讨和妥善处理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对推进文化产业政府规制创新，增强政府规制的公正性、法治性、有效性和限度性，加快政府文化职能转变，促进文化产业调整升级，提高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微观管理的关系

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调节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两种主要方式。宏观调控通过对市场的引导间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政府只改变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的环境参数，而不直接干预企业和个人的市场决策和行为。因而，宏观调控既不能解决微观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规范问题，也不能保证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目标与社会总体福利目标相一致。宏观由微观构成，政府的宏观经济意图要通过微观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去落实，所以宏观调控措施必须有相应的微观规制手段加以配合与辅助。微观规制是政府出于社会公共性需要，由特定的政府规制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等手段，从外部对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的市场准入、产品质量、价格决定、服务条件等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监督、激励、扶持、引导和规范，是政府治理经济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政府微观规制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垄断性、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性及消费者偏好不合理等市场失灵问题。微观规制作为一种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追求的是长期持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弥补宏观调控的不足。

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都是为了调节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成员福利，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是互补的关系，宏观调控为微观规制提供宏观市场环境，是“大处着眼”为宏观调控优化微观市场基础，是“着手”所以，应当将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紧密结合起来，共同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功能。

适宜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都是文化产业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目前，宏观调控已受到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的足够重视，相关的手段和经验也已经比较丰富和成熟，但微观规制尚未在战略层面受到应有关注。而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不得力及基本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微观规制效率过低。因此，应当厘清文化产业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职能关系，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同时，健全微观规制制度，系统消除文化领域市场失衡和市场失灵的负面影响。

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都是政府作为经济社会的中立协调者而实施的管理行为，而微观管理则通常是指企业内部的自我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性市场主体，其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管理权依法受到保护，政府不得直接干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政府对企业的微观管理问题，微观管理只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在微观规制过程中运用命令和控制手段直接配置资源时，应尽量减少对被规制企业微观管理的不良影响，避免妨碍企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出资者，政府又要代表国家站在出资者立场上对国有企业实施一定的微观管理。这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和经营方式对企业实施的一种内部管理，如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某些社会公益事业的日常管理等。在文化建设领域，为保障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政府要对某些传统文化、高雅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及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行业和单位进行直接投资和经营，并实施相应的微观管理。但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微观管理则主要是追求企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应当把文化产业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改革与文化企业微观管理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措施选择，使政府公共政策目标与企业自身管理目标趋于协调一致。例如，将负外部性内化为企业成本，就会促使企业积极改善内部经营管理，尽量减少乃至消除自身产品和服务的负外部性。

二、文化事业规制与文化产业规制的关系

在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划分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来的。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最新分类标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文化事业”仅指公益性文化单位的集合，“文化产业”仅指经营性文化单位的集合。而区分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依据，是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与否。

要处理好文化事业规制与文化产业规制的关系，必须正确区分和把握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功能。实际上，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与经营性的文化产业是基于文化行业的市场属性而非意识形态属性来划分的。文化事业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以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文化事业既属于文化问题，又属于经济问题，但更偏重于文化方面。公益性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使用和消费上的非排他性以及投资的高风险性，使得以利润和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愿介入其生产和经营，因此，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不能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必须以行政事业单位为主要组织形式，主要着眼于社会效益。而文化产业则是以营利为目的，运用产业化手段和方式创作、传播和经营文化、创造经济价值的活动，其主要任务是繁荣文化市场，满足公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也既属于文化问题，又属于经济问题，但更偏重于经济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产业正在成为世界公认的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核心竞争力提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支柱性产业。

基于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各自性质和功能的上述认识，政府应当构建公益性文化事业资产和经营性文化产业资产的分类运营体制，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别制定相对不同的政策法规体系，实施有针对性的分类规制，以适宜的措施纠正它们各自存在的市场失灵。

第一，对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政府要将其“养起来”。即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做到财政经费投入足额到账，构建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确保公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满足社会公众读书看报、广播影视、信息获取、公共文化活动参与等需求，实现公共文化设施标准化、公共文化服务规范化、公共文化活动常态化。同时，政府要加强引导和监督，维护文化事业的公共服务性、非营利性和先进文化导向性，并通过其内部改革（如在内部运作和管理上引入市场机制）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增强运营活力和发展后劲，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使文化事业的社会效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第二，对于经营性的文化产业，政府要真正“放开手”。即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将各类文化企业全面推向市场，让其在市场竞争中学会生存，壮大实力。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真正确立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让市场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要在国有文化企业、尤其是垄断性文化行业进一步推进政企、政资分开，全面落实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当然，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放开手”并非放任自流和放弃政府职责，政府仍然要对文化产业加以必要的引导和监管，以保证其正确的发展方向，提高文化资源配置效率，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使文化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尽量减少和避免文化产业化、市场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三，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尽管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在性质和功能上存在明显差异，但两者都是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主要属于第三产业范畴。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为提高文化创作、传播效率和优化文化资源配置而作出的体制安排，并不是、也不可能将两者彻底分开，在实践中它们的划分是相对的。在文化产业中有公益性内容，如图书出版在总体上属于文化产业，但教材、盲文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却具有公益性质；而在文化事业中也有营利性活动，某些公益性文化设施如图书馆、档案馆等，其某些业务也可实行一定的市场化方式运作，以便取得经营收入。因此，政府规制要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将政府的文化服务职能与文化管理职能紧密结合起来，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长袖善舞地把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功能都发挥好，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健康、协调发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为此，应当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规制上注重社会效益，实施必要的内容监管和审查；而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复制生产、销售传播的规制则注重经济效益，促进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同时，要综合运用命令型和激励型规制政策工具，增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者服从规制的责任感和主动性。

三、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的关系

如同其他产业的政府规制一样，文化产业政府规制按其性质和内容，也可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两大类。经济性规制是指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市场进退、价格、产量等的规制，其主要目的是维护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文化资源配置效率。社会性规制是指政府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质量、安全及文化企业行为等的规制，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文化资源，维护消费者权益，增进社会文化福利。

针对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中存在的经济性规制越位、社会性规制缺位及二者皆有的规制错位问题，我们在文化产业规制改革创新过程中处理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的关系时，应当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放松和重构经济性规制。要实现文化产业的帕累托最优，必须使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为此，政府应主动顺应放松经济性规制的世界潮流，减少行政审批，彻底废除阻碍有效竞争的各类规制措施。重点是放松文化产业的准入规制，形成有效竞争格局。为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要加大支持和引导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力度，为各类所有制文化企业的公平竞争提供稳定、高效、充分的制度保障，让广大民众的文化个性、智慧和创造力自由成长和发挥。同时，应当结合政府文化职能转变和国有文化企业改革，重构存在严重自然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的环节和行业的准入规制和价格规制，完善针对文化产业不同业务领域（如垄断性环节与竞争性环节、经营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等）性质和特点的分类规制，不断优化经济性规制政策体系。

第二，强化和改善社会性规制。为实现文化产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必须在放松和重构经济性规制的同时，强化和改善社会性规制。政府应当制定和落实各类文化资源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下限规定及具体要求，加大对破坏文化资源、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应当制定和实施各类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和评估体系，并与准入规制、价格规制等手段相结合，引导和激励文化企业注重自身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应当按照既依法保障创作自由，又依法约束权力不被滥用的内容规制原则，在破除内容生产上种种似是而非、不合时宜的禁忌和限制的同时，加大对制造和传播文化垃圾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的分类分级内容管理制度和体系，切实减少不良文化信息对社会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的伤害。

第三，实现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的有机结合。经济性规制注重效率，主要解决文化产业领域的自然垄断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以保持文化产业良性运行和快速发展，实现政府的文化经济职能；社会性规制则注重公平，主要解决文化产业领域的外部性、公共产品性及消费者偏好不合理等问题，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实现政府的文化社会职能。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在弥补和矫正文化市场失灵上是互为基础、互相补充、缺一不可的，经济性规制为社会性规制目标的实现创造市场环境和物质条件，社会性规制则制约和引导着经济性规制的价值取向和实施力度。所以，应当将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二者兼顾、并重，并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从而提高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的整体效率和效益。

四、内容规制与载体规制的关系

由于当代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核心与边缘之间界限的日益淡化和模糊，很多文化产业门类已经难以区分是核心层还是外围层，因此，《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用“四方面”（即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活动、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和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取代原来的“三层次”（即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来划分文化产业类别。但笔者认为，从势在必行的文化产业政府规制变革与创新的角度讲，内容与载体、内容规制与载体规制的区分比“三层次”、“四方面”的划分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在全球化条件下，随着技术经济特性的逐步渗透，文化产业的融合趋势加快，文化创意、影视制作、新闻服务、信息咨询、出版发行、印刷复制、演艺娱乐、文化会展、动漫、广告、电信、互联网等文化产业门类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导致传统规制体系与产业结构变化的矛盾日益突显。因此，构建基于产业融合的文化产业政府规制框架体系是我国规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文化商品的内容具有社会精神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而文化商品的内容又总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或硬件来存储、展现、交流和传播。因此，文化商品是文化内容与物质载体相结合的产品，具有普通商品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这就意味着，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既涉及国家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也涉及意识形态安全，政府规制必须处理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在文化产业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支柱性、主宰性产业的全球化条件下，片面追求文化产业发展而不顾意识形态安全十分危险，为意识形态安全而牺牲文化产业发展也很不可取，在政府治理的动态结构中求得二者之间的合理均衡才是唯一正确的价值选择。由于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主要体现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上，而其物质性的载体或硬件本身一般只具有普通商品的属性，因此，我国的文化产业政府规制创新应当顺应产业融合的趋势，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针对文化产业内容与载体的不同属性和特点，实施内容与载体的分离规制。即在载体（硬件、平台、渠道、网络）方面建立融合的规制框架，放松准入，促进竞争，实行彻底的市场化运作；而对内容的规制则重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价值取向）的安全，并明确界定其具体边界和尺度，以便于各方理解和操作，避免造成规制执法中的任意解释和滥用职权。按照这样的改革思路，分设文化产业内容与载体规制机构，分别对内容和载体实施规制，逐步理顺和规范二者的职能分工和体系结构。分设的内容规制机构和载体规制机构都应当是相对独立的综合性、权威性规制机构，以便分别对内容和载体实施联合规制和统一执法。同时，在文化产业的内容规制与载体规制中，都应当将市场准入与市场监管职能适当分离，使审批与监管之间既彼此支持、配合，又相互制约、监督，以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促进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的形成。

五、中央规制与地方规制的关系

要提高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绩效，必须按照有利于实现政府规制法治化、有利于推进政府文化职能转变、有利于引导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原则，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正确处理中央规制与地方规制的关系：

第一，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文化产业规制职权。政府规制改革的过程是权力格局调整和重构的过程。要在深入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实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文化产业规制分权，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哪些规制职能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统一履行，哪些下放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按照便于提高管理效能的要求，尽可能多地向地方政府下放规制权力。要理顺和规范文化产业规制决策和实施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中央政府设立各规制领域政策目标参数体系，地方政府则作为执行代理者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规制职责，并拥有必要的裁度权。不同部门以及同一部门不同层级的规制职责和权限分工，都应当在法律法规中加以明确，以确保各规制主体不缺位、不越位。为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产业规制权力配置机制，防止规制偏废和腐败，规制的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应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承担。

第二，通过文化产业政府规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政府的规制政策要统筹兼顾不同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需求，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矛盾纠纷，打破条块分割，整合、调动全国各地的文化行政资源和文化经济资源，构建地区之间的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机制，促进文化产业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发展和全国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能力也参差不齐。因此，中央的政策既要有明确的要求，又要为地方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从而为地方制定更为适宜的配套政策并顺利推进政策执行创造条件。各地政府则应当遵照中央规制政策精神，体现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主动、及时地制定和实施适合本地区文化资源特点和产业发展要求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制政策。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在某些领域对文化产业的规制探索和创新，可以走在中央的前面。比如，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可先行某些地方性文化产业规制立法，这样既可促进本地文化产业发展，又能为国家规制立法改革积累经验。

第三，保持中央与地方文化产业规制政策的动态一致。中央与地方之间文化产业规制政策是否协调一致，对规制整体效能的发挥至关重要。在我国现阶段的政府职能转换和利益关系调整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规制政策相互矛盾现象比较突出，中央规制政策在各地执行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偏离问题时有发生。为解决文化产业政府规制中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下位政策与上位政策相背离的问题，保持中央与地方规制政策的有机衔接和动态一致，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国家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产业政府规制政策执行程序，完善各规制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包括权力、利益及具体工作上的协调）机制，健全各级文化产业政府规制信息公开披露和社会监督体系，实施规制决策失误问责及执行过错追究制度。另一方面，要抓好工作落实。中央政府要加强对地方政府文化产业规制政策法规制定和执行工作的指导和审查，及时发现和纠正中央政策在各地执行过程中的失误和偏差，促使地方政府注重文化产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妥善处理中央规制统一性与地方规制多样性的矛盾，确保中央规制政策目标在全国范围的实现。

六、国内规制与国际规制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日益国际化，国内文化市场与国际文化市场联系日趋紧密并呈加速融合态势，从而使文化产业的规制也日益走向国际化。文化产业的国际规制就是调节国际文化产业关系、规范国际文化市场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协议、政策、标准和程序，是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制度安排。如何处理好文化产业国内规制与国际规制的关系，积极推动国际规制合作与改革，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第一，注重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全球化对文化产业规制政策法规的制定提出了新的理念和规则。但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规制立法滞后于文化产业实践发展，文化产业规制法律体系不健全，行业和部门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法律法规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整体较差，与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要求相比还存在某些明显的不足。因此，我们应当以国际视野研究规制问题，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所确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政策透明原则的要求，对我国文化产业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进行改革调整，清理和废除各种违背国际通行规则的“土政策”，推行更加灵活、宽松、自由的文化外贸政策，构建既与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相适应、又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需要的系统规范的政府规制政策法规体系，在规制制度层面实现整体性创新。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其《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这两个文件之中，因此，我们要以这两个文件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和具体要求，作为制定、修订和完善我国涉外文化产业规制政策法规的重要文本基础，加强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和适度竞争的立法规范，确保规之有据、制之有节。为深入推进国内规制改革，规制立法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尤其要强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并主动接受民间机构和国际组织的评估，以评促建，逐步实现我国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第二，维护我国文化产业安全。文化产业既是一种产业形态，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维护国家文化产业安全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我国文化产业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的现阶段，为主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必须通过政府规制的引导和规范，趋利避害，有效抵御和化解外来文化冲击，确保我国文化产业安全。为此，要以保护和促进我国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壮大为目的，采取先载体后内容、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意识形态属性弱的行业后意识形态属性强的行业的逐步推进的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策略。要以改革求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对我国文化产业实施持续稳定的财税金融政策倾斜，为文化产业搭建开拓市场的展示平台、交易平台和链接平台，大力支持各类所有制文化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鼓励企业将优秀中华文化产品推向全世界，逐步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充分、合理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文化的例外条款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原则，制定适合我国特点的文化安全政策，完善文化商品进出口管理制度，通过反垄断、反倾销、反补贴及其他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手段构筑合理的文化产业贸易壁垒，对我国文化产业（尤其是其中的核心产业和弱质产业）实施适度贸易保护。要对进入我国文化市场的外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对我国本土文化和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进行监控，对国际文化商品的流动趋势对我国文化市场可能产生的冲击进行评估，及时准确地作出预告和警示，将国际文化资本对我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威胁控制在安全警戒线以下。

第三，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国际规制合作与改革。国际规制状况不仅影响着中国文化产业的质量和效益，也关系到世界文化产业的前途和命运。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仍占据着国际规制的主导权，弱小国家在其中只是配角。在这种规制框架下，文化产业国际规制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偏好，国际文化市场的开放与交流处于不平等状态，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压制。我们要在搞好国内规制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维护国家文化产业安全的同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和推动文化产业国际规制合作与改革，为我国文化产业创造和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在参与文化产业国际规制过程中，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将坚持独立自主与遵守国际规则、维护我国利益与履行国际义务有机统一起来。要努力推动各国通过平等协商和互利合作，共同解决文化产业国际规制中的各种问题，完善国际文化市场公平竞争机制，促进文化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力求实现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共赢共荣。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文化产业国际规制制度建设和秩序安排的讨论和博弈，参与相关国际公约和协定（尤其是那些可能对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出口退税、绿色壁垒等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国际协议）的制定和修改，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国际规制话语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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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