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认识错误研究论文

提要在汉语和英语的法律文化交流中，两种法律语言转换中的误解乃至错误日益明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建立汉英平行法律语言库。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分别不同的“区域”放置法律语言的“仓库”。该仓库可以分成三个区域：正品语言区，即标准语言区；废品语言区，即错误语言区；次品语言区，即瑕疵语言区。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律认识错误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法律认识错误研究论文 篇1：

浅谈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原因与防控

[摘 要]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认识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即在犯罪过程中，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以及相关刑罚的认识与刑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法律上产生的认识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造成的。我们可以用刑法教育、刑法现代化、刑法市民化和刑法讯息及时化等方法防控法律上认识错误。

[关键词]法律上的认识错误；刑法教育；刑法现代化；刑法市民化；刑法讯息及时化

一、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概述

（一）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内涵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的内涵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现代汉语词典》将错误解释为“1.不正确；与客观实际不符合；2.不正确的事物、行为等”。日本刑法学家泷川幸辰提出，“错误是现实的表现与行为人自己的认识不一致， 某种行为的发生是基于错误，即行为是出于不知道或错误理解”。《法律大辞书》将错误解释为观念与现象差异之谓。前苏联学者基里钦科认为，“错误应当被理解为，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那些组成某种犯罪构成重要因素的情况的错误观念”。

依传统模式，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中认识错误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定义上：有的学者认为“刑法中的错误乃主观之认识与客观之事实不相符合也”；有的学者则认为，“刑法上所说的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于自己的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认识错误”。笔者认为第二种定义更为合理，因为该概念阐明了刑法上的认识错误的两种类型，即“法律上的认识错误”和“事实上的认识错误”。该种概念符合了我国犯罪构成要件模式，不但便于学术研究，而且符合我国司法实践。

综上所述，笔者将认为法律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认识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即在犯罪过程中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以及相关刑罚的认识与刑事法规不一致。

（二）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分类

我们将法律上的认识错误分为“犯罪的认识错误”和“刑罚的认识错误”。犯罪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由于不知法律或误解法律，对自己实施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认识错误。这个又被分成“误有罪为无罪”和“误无罪为有罪”。前者被称为假象犯；后者就是违法性的认识错误。①刑罚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刑罚的种类和量刑的轻重有错误认识。

1.误有罪为无罪

笔者将此情形称为“想象的犯罪”。这是指行为不构成犯罪，但行为人错误地认为该行为构成了犯罪，即刑法理论上通常所说的“幻觉犯”，又被称为“假想犯罪”、“法律的幻觉错误”或“出于幻觉的法律错误”。例如，甲试图运用法术杀死乙，在甲施了法术以后，乙真的死了。甲认为是自己杀死了乙，构成了犯罪。这是典型的想象犯。因此，甲之认识与刑法之规定是不一致的，为“幻觉犯”。

2.误有罪为无罪

笔者将此情形称为“想象的不犯罪”。这是指行为构成了犯罪，但行为人误认为该行为没有构成犯罪。例如，甲杀死了自己村中作恶多端的乙，甲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为民除害，是值得称赞的。但实际上，甲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3.刑罚认识错误

笔者将此情形称为“罪名或刑罚上的认识错误”。这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但是对自己所犯的罪名以及应受的刑罚有着不正确的认识。例如，甲杀人后，知道自己触犯了刑法，但不认为自己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或量刑畸重。

（三）法律上的认识错误对量刑的影响

关于法律认识上的错误对量刑的影响，刑法学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对法律上的认识错误问题的观点可追溯到古罗马法中的“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这句法谚源于诺曼底时代的严格责任，即“在作为主观的犯罪成立要件的犯意中，不要求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这正是中国主流的“肯定说”，即“不知法不免除刑事责任”。但随着刑事立法的快速膨胀，行政犯的数量激增，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因严格地坚持“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导致了许多不公正的判例。这促使刑事立法和司法开始反思严格的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否定说”，即“不知法免除刑事责任”。

笔者支持“不知法不可免责”的观点，认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不能阻却刑事责任和量刑。一方面，中外刑法一直坚持“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例如，我国和俄罗斯在刑事立法的起草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法律错误可以减轻刑事责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的刑法草案。我国《刑法（草案）》第22稿曾采取如下模式：“对于不知法而犯罪的，不能免除刑事责任，但是，根据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②然而，在正式的刑事立法中，我国没有适用该草案。可见，我国间接肯定了“不知法不免责”原则。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想象的犯罪本来就不负刑事责任，自然不会影响量刑。在想象的不犯罪中，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是依法处理的，而不以行为人的意志而转移。罪名或刑罚上的认识错误不会影响其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司法机关应按照实际构成的犯罪和危害程度来定罪量刑。

二、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原因

通过前文分析并结合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笔者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来分析。

（一）主观方面

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刑事相关问题的主观认识。主观认识是指行为人的意志对自己行为和行为结果的认识，即对自己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是否构成了犯罪、犯何种罪、应受何种处罚的认识。只有当行为人主观方面认识与实际认定不一致时，才会发生法律上的认识错误。而这种主观方面的认识错误是法律上认识错误的心理实质。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主观上的歪曲反映，是行为者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主客观不一致是错误的基点。只有当客观事实及其联系的真实面目在行为人头脑中发生歪曲联系时，才会产生错误认识的心理。所以，刑法上的认识错误必然是行为人主观上对客观的歪曲反映。这就是指行为人意志中的认识对客观事实产生了错误。这种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方面发生了问题。这种问题的产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精神状况

精神状况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以及行为后果是否具有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精神状况出现问题可能导致行为人的认识与客观刑法规定不一致。精神状况出现问题是指行为人是完全丧失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或尚未完全丧失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精神病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对法律的正确认识能力。精神病人是一种特殊的刑法上认识错误的情形。

2.教育程度

行为人的教育程度会影响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广义的教育，除了文化教育，还有其他诸如普法教育、党的教育、亲朋好友的教育等。一般地，文化教育程度越高，行为人的认识能力越强。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多名法官共同参与统计和调研的《珠海中心城区未成年人犯罪调研报告》显示，在未成年犯罪人中，受过职业教育或者学过一技之长的不到10%；95%的未成年被告人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可见，行为人的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影响行为人犯罪的原因之一。而法律上认识错误是导致犯罪的原因之一。由此，可以推出教育程度是法律上认识错误的一个原因。

3.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指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总体，它与自然环境共同构成生活环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的自我发展过程中，小范围的习俗产生，随着时间推移，习俗产生了社会普遍性约束力。这种具有社会约束力的习俗被称为“民间法”。通常情况下， 国家法与民间法价值取向相吻合，都是为了建立和谐共荣的秩序。但是，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导致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裂痕。社会环境造成的法律上的错误多为“想象的不犯罪”。

4.误解

误解是指认识与对象的不一致。误解主要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发生了错误认识而导致对法律的错误认识的。笔者将误解划分为以下几种。

（1）信赖解释错误而误解

这是指行为人为了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向政府机关等官方机构中的公务人员、学者等法律专业人士进行咨询，但由于被咨询对象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致使行为人错误地认为自己所实施的非法行为具有合法性而产生的违法性错误。

（2）效力范围错误而误解

这是指行为人明确知道存在着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的禁止性法律规定，但是行为人错误地认为该法律是无效的。这是典型的“有罪误认无罪”的情形。

（3）事实性归类错误而误解

这是指行为人对于法律所禁止事项的规定存在着明确的认识，只是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对同一种事物存在着不同的称谓，而行为人误认为不同的称谓是指不同的事物。例如，行为人不知道当地俗称为“摸马”的动物就是狩猎法上的禁猎兽“姆萨萨比”而捕获了该动物。

（二）客观方面

客观方面是指刑事法律规范的客观存在和实际实施。在完备的法治社会中，法治思想应该贯彻到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整个过程中。这些过程都存在法律的实际运用与行为人的认识的不同。客观方面导致法律认识错误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刑法立法

此处刑法立法不是指刑法的成立过程，而是指客观上的信息障碍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得行为人不知道相关刑法条例的存在而产生的法律上的错误。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情形。

（1）刑事法规信息的传递瑕疵

刑事法规信息的传递瑕疵指已经颁布生效的法律法规在信息传递方面存在客观障碍。在此情况下，行为人因无法及时获得相关的法律信息而陷入法律上的错误。例如，刑事法规公布之日就开始实施，或登载刑事法规的官方文件、报纸等由于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使得行为人在客观上不能够及时知晓新颁布的刑事法规。

（2）刑事法规的区域冲突

刑事法规的区域冲突是指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对同一行为存在着不同的刑事法规。当行为人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法律管辖区域时，常常会由于不知道该法律管辖区域内的法律而导致法律上的错误。

（3）正当化错误

正当化错误是指行为人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刑事法规所允许的，但是，事实上却并不存在这种正当化事由。正当化错误可以分类为正当化根据存在的错误和正当化界限的错误。正当化根据存在的错误是指行为人误认为自己行为在刑事法规上具有正当化根据，但是，他所认为的根据从来没有得到过刑事立法。正当化界限的错误是指行为人正确地认识到正当化事由的存在，而且刑事法规允许实施该行为，但是，行为人错误地认为他可以超过法律所允许的限度实施该行为。

2.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指由一定的国家机关、组织或个人，为适用和遵守法律，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政策、价值观念、法学理论和惯例对现行的法律规范、法律条文的含义、内容、概念、术语以及适用的条件等所做的说明。由于我们不可能完全通过字面意思了解法律条文，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解释法律。而法律的解释是通过人的主观认识结合客观实际需要而形成的。所以法律解释实质上仍有主观性的。论理解释则很好地体现出了这一法律解释特性：不同的法学家对不同的法律概念和现象或多或少有不同认识。另外，法定的解释权是属于国家权利机关的。国家机关代表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阶层进行社会的管理。

3.刑法执行

刑法执行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在执法过程中，执法机关应该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但是，在实际上的执法过程中，执法机关可能会过多追求效率。片面追求效率可能会导致行为人对自己实际接受到的处罚有所差异认识。

4.刑法遵守

刑法遵守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照法的规定行使权利（权力）和履行义务（职责）的活动。守法必须是守法者自己主动遵守法律或者是在国家机构强迫下遵守法律。当然，国家期待的是守法者是自愿主动遵守法律。因此，法律必须成为守法者内心中的精神力量。由于长期的儒家文化熏陶下，许多中国人并不以法律为信仰。许多中国人不是守“法律之法”，而是守“乡土习俗之法”，心中认可的是道德伦理上的“法”。这就造成了法律上的认识错误。

三、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防控构想

法律属于社会现象，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因此，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当前，只能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通过以下四方面着手防控。

（一）法律教育

此处，所说的法律教育，不仅是对法律专业人才的教育，更是对百姓的普法教育。这一方面对刑事法律规范方面的教育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人在传统意识中对法律有着错误的认识——打官司是很没面子的事情，甚至认为刑法是针对罪犯，而对一般人没有关联。殊不知，刑法除了惩罚犯罪外还有保护人权的功能。百姓的误解导致法律的普及乃至法律现代化的步履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法律的普及，将正确的法律认识灌输给百姓。当他们接受了越来越多的法律知识，自然会减少法律上的错误认识。

（二）法律现代化

法律现代化是指在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过程中，伴随着以某些显著特征为表现的，从传统的人治转变为法治的过程。尽管现代化后的刑法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但仍没有达到完全一致的程度。例如，在中国市民社会中，有人会觉得缓刑是对某些人尤其是对贪污受贿者的偏袒的借口。这种误解正是由于法律现代化过快，忽视了公民的接受或理解能力。因此，中国法律的现代必须以稳定为基础，不可过多地超越了大众的接纳能力，只有循序渐进的法律现代化才可能减少法律上的认识错误。

（三）刑法市民化

刑法规范具有稳定性、抽象性。但是，刑法与其他法律一样都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为了减少法律上的错误认识，在法言法语的前提下，法律应尽可能地接近市民生活和符合市民伦理道德。笔者认为，法律来源于生活，除了行政犯外，刑法罪名都是与市民社会息息相关的。对于行政犯，我们也应尽量少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因此，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法律错误认识，我们有必要使刑法条文市民化。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在其他的方面中做到生活化，尤其是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在审理过程中，我们不应过于学术化或者照本宣科，而应采用市民容易接纳的方式去表述。这样不但起到了普法的作用，而且能够纠正他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

（四）刑法讯息及时化

针对由于信息阻碍造成的法律上的错误，笔者认为有必要使得刑法相关的各类讯息及时准确地传播到全国各地。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消除信息阻碍。第一，随着科技发展，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网络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即相关部门及时在网络上传播各种刑事讯息。第二，除了网络以外，我们不能抛弃了传统媒介作用。我们还应在报纸、官方杂志或者电视新闻上刊登或发表相关讯息。第三，我们应该在相对偏僻或落后的城镇专门展开刑事相关讯息的普及，即通过基层人民组织自主传播和学习刑事有关讯息。

四、结语

虽然，学者对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研究得较少，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对刑法之发展有比较重要的作用。通过探究法律的认识错误的原因，找到合适的方法减少不必要的错误。减少这种错误的发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法治建设。这种法律上的认识错误就如误差一样，我们只能是减小而难以消灭它。因此，我们要对其进行防控，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日]泷川幸辰.刑法各论[M].东京：世界思想社，1951.

[2]张明楷.刑法的基础观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

[3]郑竞义.法律大辞书[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074.

[4][苏]基里钦科.苏维埃刑法中错误的意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94.

[作者简介]张鑫麒（1989—），男，西南政法大学，刑法硕士学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

作者：张鑫麒

法律认识错误研究论文 篇2：

论汉英平行法律语言库的建设

提　要　在汉语和英语的法律文化交流中，两种法律语言转换中的误解乃至错误日益明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建立汉英平行法律语言库。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分别不同的“区域”放置法律语言的“仓库”。该仓库可以分成三个区域：正品语言区，即标准语言区；废品语言区，即错误语言区；次品语言区，即瑕疵语言区。汉英平行法律语言库，是根据汉英两种法律语言的特点而建立的相互对应的双语法律语言库。

关键词　汉语　英语　法律语言库　建设

汉语法律语言的应用已经很不规范，甚至很混乱了，汉英两种法律语言在相互转换中的混乱、误解则更为严重。然而，认识到它的严重性的文章不多，意识到它的危害性的文章很少，提出解决方法的文章更少，拿出解决方案的文章则没有。即使仅仅是明白这些误解，正确转换英汉两种法律语言，也需要在精通汉语和中国法律的同时精通英语和英美法律，何况还要拿出解决这道难题的措施。为此，我们特提出建设汉英平行法律语言库的课题，以就教于学界。

一、什么是法律语言库

在阐述这个概念之前，先要明确界定什么是“法律语言”。在中国，从“法律语言”这个概念出现以来，至今没有一致的意见，主要的观点达十余种。我们认为，既然大家赞同语言是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系统，那么，法律语言就是一个表达法律意义的符号系统，是民族语言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当然，如果这个民族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法律还没有产生，则无法律语言可言。

法律语言和社会通用语一样，由书面语和口头语组成，不仅包括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行业或职业中所使用的语言，也包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法律行业语言。分析起来，法律行业使用的语言有如下三种类型：

1．法律行业专用的语言，可称为“专用法律语言”。这类语言的特点是，一般只在法律行业内使用。即使偶尔在法律行业以外使用，也不改变其意义，如“羁押”。

2．法律行业与社会生活的共用语言，可称为“共用法律语言”。这类语言的特点是，它们不仅仅在法律行业内使用，同时在社会生活中也经常使用，如“犯罪”。

3．法律行业在特定语境中临时从通用语言中借用的成分，可称为“借用法律语言”。这类语言的特点是，它们并不改变社会通用语言的性质，本身并无恒定的法律意义，仅仅在特定的语境中临时表述了法律意义，如“和”、“出售”。

同样，“专用”和“共用”法律语言也会被I临时借用到日常生活的语言中，即成为“日常生活中使用到法律意义的语言”。

法律语言库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分别不同的“区域”放置法律语言的“仓库”。该仓库可以分成三个区域：正品语言区，即标准语言区；废品语言区，即错误语言区；次品语言区，即瑕疵语言区。保留废品语言区和次品语言区，并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为了以它们作为对照，更好地使用正品语言。

法律语言库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按照不同的标准进一步细分。如按照法律部门可以分为民事法律语言库、刑事法律语言库、行政法律语言库和国际法律语言库四个子库，即四个法律语言子系统。

每个子库再根据语言本身的正误，分为三个分库：正库(标准语言)，即经过鉴定的规范法律语言；误库(错误语言)，即经过鉴定为错误的法律语言；零库(瑕疵语言)，正误尚在争议中，还不能判定是否规范的法律语言。当然，“正确”“错误”“争议”三者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法定的标准，没有也同样不可能有语言学界或法学界的“行业”标准。无论是“鉴定标准”还是“鉴定行为”，只能是学术研究性的。

我们认为，法律语言系统不仅仅是由词汇组成的单一系统，而是按照“词汇”、“短语”、“句子”这样由简单到复杂的多级系统。所以，法律语言库包含法律词典的内容，但远远大于词典。因为除了词汇以外，它还有短语、句子。法律语言库也区别于法律语料库。前者是后者的研究成果、供社会应用的工具；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是供法律语言研究的工具。

汉英平行法律语言库是根据汉英两种法律语言的特点而建立的相互对应的双语法律语言库。分别开来，是各自独立的单一法律语言库，合并起来则是英汉或汉英双语法律语言库。当然，从理论上讲，任何民族语言都可以与其他民族语言建立双语或多语的法律语言库。

二、为什么要建立汉英平行法律语言库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汉语和英语——当然也和其他语言——的交流日益频繁。在汉语和英语的法律文化交流时，在两种语言的转换之中，法律语言之间的误解乃至错误日益明显。不少情况下，连常见的法律语言也产生误会。先看一些英语转换为汉语的例子。

abode，英文的法律语言是指“住处”：A person’snormal place 0f dwelling where he/she lives andsleeps。汉语却误译为“住所、居所”。这两个词分别是英语的“domicile”和“residence”，可见汉语将abode误换为“domicile”和“residence”了。

acceleration clause，英文法律语言是“提前履行条款”。汉语翻译成“加速条款”，即可理解为加快速度的条款。由于中国人无法理解“加速条款”，因而也没有人使用这个词语，没有产生两种语言间交流的作用。

act of law，本义是“法律规定对人的权利、义务所起的作用”。转换为汉语后却误解为“法律行为”，即英语的“act in the law”，或“juristic law”。 adjective law.“The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Law”对此解释说，Adjective law is synonymous with proce-dural law.It is distinguished from substantive law。也就是“程序法”。汉语译为“附属法、手续法”，但中国却没有这种法，也没有这种法律术语。

caption，“Law Dictionary”说它的本义是：theheading of a legal document containing the names of heparties,the court index or docket，number of case,etc。汉语却译成“起诉书”，两者的意义毫不相干。

change the original sentence，译成“改判”。汉语的“改判”显然包括民事和刑事两种。而英语法律语言的“sentence”却不包括民事在内，专指刑事，而且仅指判刑的判决。“The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Law”是这么解释的：The judgment formally pronounced on oneconvicted in a criminal prosecution.The punishmem

imposed on a lawbreaker.

homicide squad，实际是“凶杀案件侦查队之类的组织”，却误译为“杀人集团”，完全颠倒了。

还有一些纯粹望文生义的翻译，如Casebook，英文是“案例教科书”的意思，却译为“判例书”；tariff-free zone，英语是“免税区”，却译为“自由关税区”；voluntary iurisdietion，英语是“非讼管辖”，汉译为“自愿管辖”：yellowjournal，本义是“耸人听闻”的报刊，却误译成“黄色报刊”、“黄皮书”。未必是汉语色情之黄色或封面黄皮：Journalism that exploits，distorts，or exaggerates the news to create sensations and attractreaders.From the use of yellow ink in printing“YellowKid”.a cartoon strip in the New York World,a newspaper noted for sensationalism.

汉语转换成英语，常见的法律语言也误解多多。

公证人，汉语意义是“notary”，却译为“scrivener”。然而，本人至今还没有找到“scrivener”与“notary”有何关系。

临终遗嘱，汉语意义为“dying will”，却译为“lastwill”。英语法律语言“last will”的意义则是：the willlatest in date.though there may be two or more wills.

民法通则，在汉语法律语言中专指全国人大制定的那部民事基本法，如果译为“General Civil Law”还说得过去——虽然没有准确表达，却误译成“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明明是中国民事法律的核心法，转换成英语却成了民法的一般原则。而一般原则不是法律条文，不能直接适用，因而也就不成其为法律了!也有的译成“uniform rules of civillaw”。不了解中国法律的外国人，据此会以为，在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民法规则，互不统一，所以才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民法规则——这是对中国民事法律的重大歪曲。笔者2006年6月参加在爱尔兰召开的第十届国际法律语言学术会议时，有意询问外国同行“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理解成法律、法典。

民事权利，汉语意义是“right under civil law”，却译为civil right。让外国人将中国人的民事权利误认为是公民权。

涉外案件，汉语意指“case with a foreign ele-ment”，却译为“foreign case”。而且，凡以“涉外”组合的词组，均将“涉外”译成“foreign”，如“涉外仲裁——foreign affairs arbitration”“涉外民事关系——foreign civil relationships”。变成了百分之百外国的，与中国毫无关系。实际上，汉语法律语言的“涉外”，是以“中国因素”为主，与“外国因素”有关系而已。

无论是“行贿——bestow bribery”还是“受贿——accept bribery”，一律译为bribery。英语读者不可能明白究竟是“行贿”还是“受贿”。

物证，汉语意义是“physical evidence”，却译为“material evidence”，但在英语法律语言中，它是重大证据的意思。当然可以包括物证，但绝不限于物证。

最高刑罚，汉语的意义是“maxim penalty”，却译为“maxim sentence”。由于“sentence”的法律语言意义是“判决”而不是“刑罚”，外国人无法弄明白中国人的“maxim sentence”是什么意思。

以上信手拈来的例子，足以说明汉英、英汉法律语言交流中因转换而产生的错误是影响跨语言交流目的实现的严重障碍。汉英平行法律语言库是消除这种障碍的工具。

三、如何建立汉英平行法律语言库

双语平行法律语言库不应该也不可能同时建立。根据汉语和英语法律语言的使用情况，应该首先建立汉语的法律语言库，然后以此为基础，再建立相应的英语法律语言库。这是因为汉语法律语言远比英语法律语言混乱、不规范。

据研究，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138条，语言失范140处。在两次修订后，尚有50多处值得推敲。经陆俭明、王人博等著名语言学家和宪法学家共同研究，至少有23处在语言上应予修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经国家语委“十五”课题组研究，有30余处存在严重的语言问题。200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经本人主持的课题组研究，有130余处在语言上值得商榷。

堪称立法典范的《民法通则》，其最为重要的法律规范是民事法律行为，却表述为民事法律行为应“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如此则“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损害、侵害，因为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被允许的。在行政法中，、表示并列关系的“和”与表示选择关系的“或”混用；“违法”则与“非法”不分，交替使用。一些法律或草案“张口”即错，《物权法(草案)》第一条第一句：“为明确物的归属，……，制定本法。”目的关系复句不用关联词“为了”而用介词“为”，这是典型的又是常识性的语法错误。经本人统计，全国人大制定的全部法律中，第一条第一句该用“为了”却误用“为”的占五分之一。

司法解释中的语言问题还严重一些，有些条文会理解出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则关于法院对房地产案件受理的司法解释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据此，“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这一类案件，可以理解出法院“应予受理”和“不予受理”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事实上，北京的一个基层法院立案庭依此受理了一宗这样的案件，审判庭则依此驳回原告的起诉，认定法院无权管辖。原告因房管局占用其房屋不退，一家两代人近30年上访未果，最终仍被剥夺了诉权!

法律实践中，语言混乱更为严重。一份判决书语言错误多达60余处，使法院蒙羞，而公安民警语言不“逊”，遭受群殴。此等“低级”语言“障碍”时而发生，频见报端。

据此可以认为，造成汉英法律语言转换错误的主要因素是汉语法律语言的不规范。典型的例子如“accused”，英语法律语言是刑事被告人，不是民事被告。汉语却译为“被告”，即指民事而非刑事。这是

汉语法律语言中误解“被告”和“被告人”所致，与英语没有关系。因此，只有汉语法律语言规范了，才可能建立精确的汉英平行法律语言库。

四、如何建立汉语法律语言库

法律语言是内核稳定、外围开放的符号系统，法律语言库是这个系统的表现形式。法律语言库的建立，首先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语料库”——囊括所有法律语言材料的仓库，以之作为强大的知识支持系统，才有可能成功。因为，法律语料库是法律语言库的建设基础和研究手段，法律语言库则是法律语料库的研究成果和价值体现。但这些语言材料在法律语言应用中的频度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法律语料库的取材应该按照使用频度，由高到底，逐次进行：第一，法律文本；第二，司法文件；第三，执法文件。

将法律语料库中的语言材料提炼为法律语言库的组成要素时，同样应该按照以上三个层级，由高到低选择。上一个层级没有的材料方可以在下一个层级选取，即上级优于下级的原则。如在第二级“司法文件”内没有的，即可到第三级“执法文件”内选取。

以法律语料库为基础研制法律语言库，编辑体例应该遵循如下原则：

1．基点原则。即以词而非字或短语为基点编辑单位。如以“罪”，而不是“犯罪”为编辑基点。

2．串联原则。如以“罪”为基点时，以下如“犯罪”、“杀人罪”、“在……构成犯罪”，等等，含有基点词“罪”的语言，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全部编辑在一个板块内，形成一个“语言族”。以该基点词冠名，如“罪族”。串联原则使语言族形成一个和谐的“小系统”。

3．关联原则。即与基点词相关联的语言编辑为邻近的板块，按照由“亲”到“疏”的顺序进行。关联原则使所有的“小系统”形成一个和谐的“中系统”，即法律语言库的各“分库”。

4．对应原则。即正库、负库、零库的语言互相对应，只要检索到正库某一语言，其余两库相应的语言同时出现，以备比对。对应原则使所有的“中系统”形成一个和谐的“大系统”，即法律语言的各“子库”。各“大系统”联合形成一个“总系统”，即法律语言总库。

在释义方面则应该遵循两个原则：

1．语源原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从词语的原始意义或本义开始，逐步梳理其法律意义，便于使用者真正把握词义，正确应用。其二，如无法寻觅本义的词语，则从出处开始梳理意义的演变，直至现在的意义。

2．通用原则。以社会通用语言注解意义，一般不使用术语等专业或行业语言。

汉英法律语言相互转换也必须规范化，这应该是无庸置疑的。而建立汉英平行法律语言库，为双语转换提供规范化手段，这是否可行仍然需要仔细地分析和研究。即使这一平行语言库的建立是可行的，建设的过程也必然是艰辛的。其中的具体问题更需要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文虽自称“抛砖引玉”，仍嫌志大才疏。只期望做一个小土块，投入宁静的湖中，能泛起几许涟漪，折射出万点金光。

作者：张琛权　宋北平

法律认识错误研究论文 篇3：

抗诉案件中民事诉讼精准监督研究

摘 要：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实现对民事生效裁判结果的监督。通过抗诉案件的审理情况可以反观检察监督的效果与水平。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调查核实权、精准把握抗诉标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获得法院再审支持率高。但是，对案件审查不全面、对抗诉标准把握不到位、以及司法理念分歧、监督程序性设置等原因，导致法院不予支持抗诉意见的案件也占一定比例。检察机关应进一步更新司法理念、明确抗诉标准、充分发挥调查核实权及公开听证的作用、加强与法院的沟通交流，从而进一步增强民事诉讼监督的精准性。

关键词：民事诉讼 抗诉 精准监督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主要通过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实现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检察机关每年大概有近10%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以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而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的案件平均为70%左右。检察机关民事诉讼监督工作仍存在短板，距离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一、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概况

从2013年以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来看，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向法院提出抗诉2万余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2.4万件，抗诉案件再审改变率平均为75%。2018年至2019年，检察机关受理民事申诉持续高位运行，抗诉案件同比大幅上升，抗诉案件再审改变率有所下降。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提出抗诉3933件，同比上升25.1%，法院审结1982件，其中改判、发回重审、调解、和解撤诉1499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4087件，同比上升32.1%，法院启动再审2132件。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142203件，同比上升23.9%;提出民事抗诉5103件，同比上升29.8%;法院已改判、发回重审、调解、和解撤诉3172件，改变率62.2%;提出再审检察建议7972件，同比上升95.1%;法院已裁定再审4583件，采纳率57.5%。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民事监督案件191579件，同比上升31.6%;共办结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74884件，同比上升8.5%;提出民事抗诉4994件，同比下降2.1%;法院同期审结3627件，再审改变2926件，占审结数的80.7%;提出再审检察建议9900件，同比上升24.2%;法院同期采纳6802件，占同期提出数的68.7%。司法实践中，通过实体性事由抗诉的主要集中在“新证据”“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主要证据系伪造”“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事由。程序性事由相对集中在公告送达、法院未调查收集证据、原裁判存在漏判或超出诉讼请求范围以及审判人员违法犯罪等事由。

从地方法院的统计数据看，情况也大致如此。比如，根据《2017年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商再审案件大数据分析》，2017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152件民商再审案件中，23件由检察院抗诉进入再审程序，其中13件改判，改判率56.5%。根据《关于黑龙江省民事抗诉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2013年至2017年9月，省法院共受理民事抗诉案件569件，其中，指令再审124件，提审443件，终结2件，抗诉提审占省法院全部民事再审收案的40.2%，民事抗诉案件经提审进入再审程序后共审结402件;按抗诉再审案件结案方式统计，维持165件，维持率41%，改判（含撤销变更原裁定及驳回起诉的）142件、发回重审66件，发改率51.7%，调解10件，因申诉人撤回再审请求或按撤回再审请求处理等原因裁定终结16件，其他方式结案3件。从法院的统计数据看，法院与检察院对抗诉案件改变率的统计上稍有差异，但在考察指标上基本一致。

二、检察机关抗诉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件特点

第一，涉虚假诉讼案件发回重审、改判率高。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监督和民事执行监督领域，审查和发现了一大批虚假诉讼案件。对于涉民间借贷纠纷、离婚纠纷、分家析产（分户）纠纷、拆迁补偿纠纷、以物抵债协议纠纷等来实现规避执行、逃避债务、违规落户、违规过户房产、汽车、牟取非法拆迁补偿利益等虚假诉讼案件提出的抗诉，均得到法院支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15年对1401件虚假诉讼案件向法院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2018年监督纠正1484件“假官司”;2020年共监督虚假诉讼案件10090件，同比上升27.9%，其中抗诉案件中涉及虚假诉讼1785件。

第二，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农民工、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的案件获得支持率高。近年来，民事诉讼监督案件主要集中在房屋买卖、房屋租赁、农村征地补偿、劳动争议、民间借贷、离婚后财产纠纷等關乎民生及老百姓切实利益的领域。当此类案件出现裁判利益失衡时，自然成为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是审判机关所追求的目标。因此，该类案件抗诉后，一般能够得到法院支持。此类案件直接涉及民生，应当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以法院生效裁判的合法性、公正性作为抗诉标准予以监督，而不宜以涉案标的额大小作为抗诉的考量标准。

第三，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查明案件事实的案件，获得支持率较高。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基于监督的需要，对案件相关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有助于对案件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是提高监督质效的有效手段。2019年12月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也进一步明确了追求实质正义的导向。据统计，在提出抗诉的案件中，绝大多数都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

第四，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把握精准的案件，获得支持率较高。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是抗诉的主要事由之一。只有准确理解和把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才能提出精准的监督意见。

第五，类案监督特别是“同案不同判”案件抗诉后，获得支持率高。司法实践中，对同类型案件、重大争议案件，法院“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比较突出。检察机关通过综合分析、研究论证后，向法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得到支持率较高。如胡某某与某典当公司典当纠纷抗诉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主要是绝当后当户是否应当支付综合费用。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典当法或相关行政法规，现行的《典当管理办法》仅是部门规章，效力等级较低，且未对绝当后是否应当支付综合费用作出明确规定，属于“法律空白”。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十分普遍。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法律设置绝当制度的目的就是对当户和典当行的利益进行再平衡。典当行在绝当后继续扣除综合费用的做法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造成了典当行和当户之间利益的显著失衡。该案再审后予以改判，维护了当户的合法权益。也为司法机关处理绝当后当户是否应当支付综合费用这一典当行业普遍关注的法律难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具有类案典型性。

三、抗诉未获法院支持的原因

（一）法定抗诉事由与诉讼监督程序性设置的原因

从制度设计看，检察监督是一种纠错的程序机制，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司法审判活动中可能存在的违法提供一种外部视角，提请其再进行一次审慎的审查。[1]从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7项至第13项的规定看，大多是审判程序违法或审判人员违法犯罪，可能会导致案件错判的情形。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对于因程序违法导致当事人无法行使诉讼权利的，一般应当抗诉。对于程序违法是否导致案件错判，需要通过法院再审进一步查明。相较而言，法院再审改判的标准要远远高于启动再审的标准，考虑因素也相对多元复杂，需对事实认定、证据采信、适用法律和程序问题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因此，抗诉案件存在一定数量的维持原判，是符合诉讼规律的，应当避免单纯以抗诉案件审理结果来考量检察监督效果。

（二）司法理念原因

1.法院裁判是追求个案矫正正义还是类案分配正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是为了达到形式平等，矫正正义是在分配正义的规范被违反时发生作用的，适度向弱势方倾斜，尽力使不平等的境况向实质平等靠近从而追求实质正义。[2]在民事诉讼中，针对某些特定的纠纷，由于追求个案矫正正义还是类案分配正义的司法理念不同，导致案件的审理结果也不同。

2.如何兼顾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在现有法律规定及裁判规则的框架下，司法者在进行法律适用时，应当兼顾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例如，对“新证据”的理解与适用一直是司法审判的难点。司法实践中，法院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中，不同的法官对“新证据”的内涵与外延有不同的理解。因法院对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不予组织质证或不予认定为“新证据”，导致当事人长期缠访缠诉的现象比较突出。另外，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是否准许的审查决定自由裁量度比较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检察机关在法院未能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追求客观真实，有时是基于实质性解决纠纷的考虑。

（三）事实认定原因

1.抗诉标准存在盖然性标准还是足以推翻标准的差异。如前所述，基于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检察机关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程序性事由提出抗诉的标准是盖然性标准，即生效裁判存在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导致裁判错误而非“确有”错误的情形，检察机关便可以提出抗诉。而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实体理由提出抗诉时，应当坚持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抗诉标准。

2.对法官认定事实（包括鉴定结论）的尊重与审查。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通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等庭审活动，对案件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判断，有些情况很难在案卷中充分体现。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充分尊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于鉴定结论等证据更应慎重对待，不宜以日常观念否定鉴定意见等专业判断。比如，在某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中，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之一为：合同因违约而解除时，返还责任不包括合同预期收益，故鉴定结论不应以收益还原法计算返还房屋的现值。法院再审并未采纳该抗诉意见。

（四）法律适用原因

1.存在确有错误还是认识分歧的争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6项的规定，以“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抗诉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对“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作出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还是认识分歧的争论。如在王某某、鹿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抗诉案中，检察机关认为原判决处理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裁判理念和处置方式与公司法的规定不符，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此案抗诉后，法院再审予以改判。而在黄某某借名买房合同纠纷抗诉案中，检察机关认为原判决对于借名买房合同性质的认定错误，但法院再审未予采纳，维持了原判。

2.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尊重与必要规制。司法实践中，总会涉及到一些法无明文规定的问题和纠纷，此类案件往往在理论上、实践中存在认识分歧，解决此类案件一般需要依靠法官的智慧和自由裁量權去解决。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审查此类案件时应对法官自由裁量权予以充分尊重。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以及审判机关没有或尚未形成统一裁判标准的案件，检察机关一般不予抗诉，抗诉后一般也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当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有一定边界，否则很可能被滥用，对社会公平正义带来严重危害。因此，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控制，[3]也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对于滥用法官自由裁量权导致司法明显不公甚至危害司法权威的案件，应当提出抗诉。如北京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提请抗诉案，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双方有串通招投标行为而无效，一审中依当事人申请以三种结算模式对工程造价进行了鉴定，但二审判决以当事人约定了不同的结算模式为由，对三种鉴定意见均未采纳，将串通招投标的《中标价格明细表》中的预算价认定为工程造价。该案的工程造价鉴定周期长、鉴定费用高，但法院在组织当事人围绕鉴定进行了大量诉讼活动的情况下，并未以鉴定意见作为裁判依据，最终酌定的数额未准确反映工程造价，客观上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五）现实原因

1.检察机关抗诉虽有道理，但对抗诉的必要性考量不足。司法实践中，一般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原审裁判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方面确实存在某些错误，但原审裁判结果并没有因此受到实质性影响;二是抗诉理由有一定依据及合理性，但还没有达到足以再审发回重审或改判的程度，或者再审发回重审或改判并无必要;三是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有一定道理，但予以改判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或激化矛盾。存在上述情形，法院再审一般不予改判。

2.检察机关审查案件不全面，导致抗诉理由不被采纳。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并全面审查卷宗材料，否则就会失于偏颇。

四、加强精准监督，提高监督质效的对策

（一）提高政治站位，树立精准监督的司法理念，正确认识抗诉工作

检察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民生和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因此，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民事检察工作的重要性，做好抗訴工作。同时，要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的原则，依法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提高监督的精准性，减少和避免抗诉的随意性。只有精准监督，才能赢得被监督者、当事人及社会的正确评价。

（二）进一步规范和明确抗诉标准

1.要坚持抗诉的法定性标准。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08条、第209条是民事案件抗诉事由规定，也是检察机关抗诉的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对第200条规定的再审（或抗诉）事由，作出了解释规定，进一步说明了司法实践中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法律规定的实质内容与涵义。

此外，要注意学习和及时掌握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再审案件的裁判规则和相关规定，提高监督案件质量。比如，根据2001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第7条的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一般不予改判：（1）原判文书在事实认定、理由阐述、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疏漏，但原判文书主文正确或者基本正确的;（2）原判结果的误差在法官自由裁量幅度范围内的;（3）原判定性有部分错误，但即使定性问题纠正后，原判结果仍在可以维持范围内的;（4）原判有漏证或者错引、漏引法条情况，但原判结果仍在可以维持范围内的;（5）原判应一并审理，但未审理部分可以另案解决的;（6）原判有错误，但可以用其他方法补救，而不必进行再审改判的。”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主动结合法院的裁判标准审查案件，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抗诉的精准度。

2.要综合考虑抗诉的适当性。抗诉的着眼点不应仅限于个案公正，而应立足于整体法律价值的实现，杜绝就案办案，做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于因抗诉而易引起新的社会矛盾的案件，即使案件存在法定抗诉事由，也要尽量做好息诉和解工作，绝不能片面强调抗诉这一监督方式。

3.要严格把握抗诉的必要性。在办理抗诉案件中，充分考虑生效裁判监督的必要性，是保证监督效果的重要方面。从法官裁判的角度考量案件抗诉后，能不能改变原有的裁判结果，如果只是程序空转，裁判结果不变，则不宜提出抗诉。

（三）充分发挥调查核实权的作用，合理界定调查核实权的适用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210条从立法上确立了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既非替代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亦非代替审判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而是行使监督权的客观需要，是符合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定位的。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中坚持客观公正、依法调查的原则，充分发挥调查核实权的功能作用，是提高监督质效的有效途径。

根据检察监督谦抑性原则，对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范围与程序予以规制也是必要的。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范围可参照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及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确定，包括以下情形：一是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证据，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而未调查收集以及有新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判决、裁定，需要核实该证据真实性的;三是原审存在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判决、裁定的;四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五是案件涉嫌虚假诉讼，或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造的;六是人民检察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核实的其他情形。

（四）完善检察官联席会制度以及专家咨询与听证制度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并充分借助“外脑”，邀请专家学者、律师、退休法官、有法律背景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参与案件审查，对抗诉案件和抗诉事由进行充分论证，有助于检察机关提升民事检察专业能力。司法实践表明，邀请相关专家对拟抗诉或跟进监督的疑难、复杂案件进行分析论证和把关，对提高监督质效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为了确保抗诉案件质量，在强调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同时，应当坚持检察官联席会制度，充分发挥群策群力，为检察官正确决策提供有益参考，同时有利于防范检察监督权被滥用。

（五）加强与法院沟通，形成共同研判复杂疑难典型案件及预防信访风险的长效机制

只有建立检法沟通长效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民事诉讼监督作用，实现双赢多赢共赢。首先，建立案件会商机制，加强个案沟通。在案件审查阶段，对案件背景情况、双方当事人有无和解意愿、原审法官裁判案件时的考量因素、案件是否适宜启动再审程序等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在案件再审审理过程中加强沟通也非常必要，有利于检察监督意见获得法院的最终支持。其次，建立检法两院民事诉讼监督通报长效机制。检察机关与法院针对一定时期内民事裁判与民事诉讼监督的基本情况与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共同研究典型个案与类案，明确裁判标准，统一司法尺度，有利于整体司法水平的提高。最后，建立释法说理、服判息诉联合工作机制。受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影响，近年来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量不断攀升，社会矛盾化解和息诉压力不断增大。对于近90%的不符合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做了大量释法说理和息诉工作。就此，检法两家应相互借势，共同发力，共同解决好社会矛盾化解和息诉工作，共同树立司法裁判的权威。

（六）加强民事检察队伍建设，提高监督水平

“打铁还需自身硬”，提升整个民事检察队伍的业务能力与水平，是实现精准监督的必备条件。要实现精准监督，充分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就必须不断提升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办案、培训、调研、业务竞赛、加强与法院的业务沟通及人员交流等多种形式，锻炼民事检察队伍。根据“四大检察”职能，合理配置检力资源，也是提升民事检察队伍能力和素质的重要方面。

作者：程建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