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刑事诉讼法律论文

摘要：刑事非法证据是指刑事侦查机关和人员不按照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程序、方法和手段获取的证据。这种非法证据的获取不仅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律的原则，干扰了正常诉讼活动的进行，而且可以导致冤假错案，是实现司法公正，程序公正的毒瘤。因此，排除非法证据已经成为各国刑事诉讼的通行法则，有利于防治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认识刑事诉讼法律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认识刑事诉讼法律论文 篇1：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基本理念

摘 要：刑事诉讼法律再修正的先决条件是诉讼理念的更新。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正应当坚持以下基本理念：贯彻“适度超前，兼顾现实”的基本方针，把握好立法的前瞻性和现实性；实现“保障公正，提高效率”的价值目标，尽量达到保障公正与提高效率的衡平；明确“提升权利，抑制权力”的主要目的，处理好加强人权保障和抑制权力行使的度；秉持“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开放思想，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制度。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立法理念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重点无疑是诉讼制度的重构，但重构诉讼制度的先决条件则是诉讼理念的更新，因为理念是立法的先导，其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立法的走向。《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应当坚持哪些基本理念？目前学界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本文拟予以初步探讨。

一、适度超前，兼顾现实：《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基本方针

“立法要有必要的超前性。……如果立法仅仅反映实际、仅是既有成果的看守人，就不能积极有效地指引和规范人们向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的方向前进。”①立法所应具备的“必要”的超前性，就是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正确把握法制改革的方向，体现法制发展的趋势，使法律在制定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滞后于社会现实。同时，立法的超前性必须“适度”，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状况而纯粹进行理想化的设计，否则，制定出的法律将由于过于超越现实而不具有实用性。“适度超前，兼顾现实”是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方针，《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亦然。不过，从立法技术来看，准确把握“超前”与“现实”相平衡的度往往是立法的难点所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主要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平衡立法的前瞻性与现实性：

第一，必须对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有正确的把握和判断，从而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作为基本法律，其修改不宜过于频繁，在一定的立法周期内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因为“如果经常修改法律，那么人们在特定时间内将很难发现法律的规定是什么，人们将陷入修改法律的忧虑之中，因为他们所了解的法律已成为过去”。②综观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结合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笔者认为，此次《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主要应当明确以下五个方向：一是加强人权保障，二是增强对严重犯罪的控制能力，三是保障诉讼公正，四是提高诉讼效率，五是与国际接轨。

第二，必须注意保持刑事诉讼法制的相对延续性。《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应当实现两个功能：一是填补现行刑事诉讼法制的空白，这意味着制度的必要创新；二是弥补现行刑事诉讼法制的缺陷，这意味着制度的适当延续。如果《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不考虑立法的延续性，而是采取“推倒重来”的方式，则司法界将难以适应这种“跨越式”变化，新法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当然，强调立法的延续性并不意味着司法传统、操作习惯不可打破，只是表明，在破与立之间必须把握好分寸和尺度。从立法技术上讲，保持刑事诉讼法制的相对延续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步伐太大，超前失度，将会适得其反。

第三，必须对我国的现实国情进行充分的考量，尊重现实又不完全囿于现实。作为一项重大的立法活动，《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必须对我国的现实国情如政治体制改革态势、经济发展状况、诉讼资源投入情况、法律从业人员的素质等进行充分的考量。只有充分了解现实国情，相关程序设计、制度建构才不会因超越现实而成为立法“泡沫”。但是，充分了解国情并不等于要囿于国情而止步不前，对“兼顾现实”与“适度超前”要有机结合。对于一些目前看来并不符合我国现实国情，但已成为国际通行的或者主要法治国家都较为推崇的制度或规则，从长远来看，应当作出相应规定，但应在吸收、借鉴的同时对其进行适当的“中国化”改造，从而使这些制度或规则更好地融入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第四，在技术处理上必须充分考虑所设计的刑事诉讼制度的现实可行性、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应用性法律，其修订之后应当能够立即应用于司法实践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这就要求技术处理上在考虑立法应具有前瞻性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所设计的刑事诉讼制度的现实可行性、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具体而言，《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对现实性问题应当作如下处理：一是对现实条件下基本不具备可行性、民众基本不会接受、操作难度较大的诉讼制度不能盲目借鉴或引进。二是对现实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有一定操作难度但尚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操作的诉讼制度，可以结合现实国情进行改造后适当借鉴或引进。三是对重大的诉讼制度应当尽量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在我国司法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现实情况下，如果法律本身对很多问题未作出明确规定，则司法从业人员一旦遇到法无明文规定的问题时，就可能出现任意解释或任意操作的现象。因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应当尽量减少模糊立法、粗线条立法，使司法实务部门在处理案件时于法有据。

二、保障公正，提高效率：《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价值目标

公正和效率是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是我国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必须处理好以下问题：

第一，必须对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③《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应当高度重视如何保障诉讼公正，维护社会正义。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矫枉过正，从诉讼的角度来看，对于公正问题有三点必须正确认识：其一，公正只能是相对的，法律所追求的只能是相对公正。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正而言，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一、两次修正来保障在刑事诉讼领域实现绝对的公正，我们只能通过适当的立法修正，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刑事诉讼中的相对公正。其二，对公正的强调和尊崇并不意味着要忽视效率。“正义的第二种含义，也许是最普遍的含义，是效率。”④过于偏重公正而忽视效率，最终将损害公正，西方法谚所谓“迟来的正义已是非正义（Delay of justice is injustice）”即是这个道理。因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应当考虑如何通过程序设计来提高诉讼效率。其三，在公正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就我国司法制度发展的基本方向来看，首先应当强调建立一套公正司法的程序机制，然后才能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

第二，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尽量实现保障公正与提高效率之间的衡平。从立法技术上讲，基于公正与效率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要实现保障公正与提高效率的绝对衡平是不太可能的，立法者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尽量实现二者的衡平。笔者认为，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现实需要，《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应当建立暂缓起诉、辩诉交易等审前程序中的案件分流机制，减轻审判压力，推动整个刑事诉讼效率的提高。同时，基于保障诉讼公正的现实需要，应当建立有效的防止检察官滥用权力而损害司法公正的机制，如限制检察权力的适用范围，加强预审法官对暂缓起诉、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赋予被害人相应的救济权利以及建立相应的司法惩戒制度等，从而尽量实现保障公正与提高效率之间的平衡。

三、提升权利，抑制权力：《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主要目的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是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重新配置。笔者认为，鉴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制存在国家权力扩张而公民权利弱化的缺陷，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主要目的应当确定为：提升权利，抑制权力。

所谓“提升权利”，是指《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应当将权利保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力加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如何充分发挥刑事诉讼制度惩罚犯罪、控制犯罪的功能是非常重视的，而对其中的人权保障问题未予充分关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公安司法人员的人权观念较弱，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侵犯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冤假错案也时有发生。鉴于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首要目的是“提升权利”。如何实现这一首要目的，笔者认为主要应当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理念上高度重视人权保障，形成“提升权利”的动因。二是在权力与权利的分配上向权利倾斜，重点加强权利保障制度的构建，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及证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保障，赋予证人必要的拒绝作证权等。三是把握好加强人权保障的度。在加强人权保障的同时不能过度削弱国家打击犯罪、控制犯罪的能力，在建构加强人权保障制度的同时，应当考虑其赖以施行的诉讼资源情况以及诉讼成本。

所谓“抑制权力”，是指《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应当从制度上对国家的刑事司法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避免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过于扩张。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应当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对公安、司法机关行使权力进行适当的规制。司法实践中，一些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过于扩张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本身程序不合理、不完善有很大关系，如超期羁押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羁押程序的设计不合理、不完善造成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必须注重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和制度构建来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二是健全科学的证据规则对公安、司法机关行使权力进行适当的规制。证据规则不健全，公安、司法机关在证据的收集、采信、认定等方面就拥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因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必须健全证据规则，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基本证据规则、证明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公安、司法机关在证据方面的诉讼活动于法有据，也容易认定公安司法人员在证据的收集、采信、认定等方面是否违反了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否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三是把握好抑制权力的度。抑制权力并不等于剥夺权力。《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必须把握好抑制权力的度，在提升权利的同时保持国家必要的打击犯罪、控制犯罪的能力。四是对抑制权力可能遇到的阻力要有清醒的认识。“实现法的各种目的，其过程不会没有阻力和斗争。”⑤《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涉及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的重新分配，立法者必须对再修正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有清醒的认识，并制定相应的对策。

四、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刑事诉讼法》再修正的“中国模式”

《刑事诉讼法》再修正应当秉行“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开放理念，在广泛考察国外刑事司法改革动态，科学总结国内司法实践经验，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引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制度。据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能给《刑事诉讼法》再修正预定“目标模式”。再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实行什么样的诉讼模式？这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不能先画框框、定基调，先预定“向当事人主义靠拢”或者“向职权主义回归”之类的“目标模式”。理由有二：其一，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国普遍进行了刑事司法改革，其间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两大法系已经不再是泾渭分明，很多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制度已经突破传统，很难给其准确定位于哪个法系。而且，两大法系的刑事诉讼模式本身就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向哪一个模式靠拢都未必恰当。其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套用他国模式而建立的诉讼制度未必适应本国的法律土壤。如果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一定要形成某种诉讼模式，那么笔者主张其应当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

第二，重大诉讼制度的构建必须进行充分的外国法制考察，合理吸收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有关国家的立法经验。笔者认为，在涉及沉默权等重大诉讼制度的构建时，首先必须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以及国外立法中的相关制度进行充分的考察，对每一制度的历史渊源、立法情况、实践情况、正负面效应、改革动态等予以充分的把握，进而作出正确的、适当的选择。如果对国外相关制度的情况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却在立法中盲目引进，将难免出现东施效颦的尴尬；如果拒绝借鉴一切先进的立法成果，则会落伍于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尤其应当强调的是，必须重视对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研究，将其中的合理规定吸纳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制，这也是我国履行缔约国义务、与国际立法接轨的客观要求。

第三，必须注意吸收有关法律解释的合理内容和总结司法实务部门的合理做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这些解释中有的的确存在越权解释的问题，但某些越权解释在内容上确有其合理之处，实际上弥补了现行刑事诉讼法制的空白。《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应当将现有法律解释中的合理内容尽量予以吸收。此外，近年来，司法实务部门推行的暂缓起诉、辩诉交易、证据开示、普通程序简易审等做法也有其合理之处，《刑事诉讼法》再修正时应当注意对这些实践创新进行认真研究，将其合理之处吸收进《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第四，必须进行充分的立法调研，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建议和意见。刑事诉讼涉及对公民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的处分，因此，《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无疑是一项极为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并非存在于真空里；它也不是在学者的安静的房间里形成的。”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必须慎之又慎，应当进行充分的立法调研，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建议和意见，制定出一部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的新刑事诉讼法典。

注释

①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

②［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③［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④［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⑤⑥［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27、127页。

责任编辑：林 墨

作者：潘金贵

认识刑事诉讼法律论文 篇2：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

摘要：刑事非法证据是指刑事侦查机关和人员不按照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程序、方法和手段获取的证据。这种非法证据的获取不仅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律的原则，干扰了正常诉讼活动的进行，而且可以导致冤假错案，是实现司法公正，程序公正的毒瘤。因此，排除非法证据已经成为各国刑事诉讼的通行法则，有利于防治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本文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认识和探讨。

关键词：证据 非法证据 合法 排除

0 引言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据立法中早已据有一席之地，并且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产生于英美的非法证据排除法则，是历史与民族传统、政治与法律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诸要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刑事诉讼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规律，体现了人类在刑事诉讼上的历史进步。在发展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英美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合理成份，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和法律发展水平的证据排除法则。设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法则要根据我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法律发展水平，做到既不偏激，也不保守。

1 刑事诉讼证据理论要求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重要手段，是迫使犯罪分子认罪伏法、接受改造的有力武器。但是，查明案件事实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而重要的任务。证据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防治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保证，刑事诉讼法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不允许无根据地对公民进立案、侦查、逮捕、起诉和审判。正确的运用证据，防止冤、假、错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都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刑诉法学界，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大特征的主张已成为通说，并在证据理论中占统治地位。刑事证据有其特定的含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证据。从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方面看，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证据的收集却是一个掺杂主观的过程，非法取证，很可能使证据失真。因此，在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并进行审查而作为使用之前，任何客观存在着的事物，都不具有刑事证据的性质。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要求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即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证据具有合法性特征是不能否定的，收集证据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非法收集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予以排除。

2 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无罪推定原则，而无罪推定就是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的否定。刑事诉讼法同时也对严禁非法收集证据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以上证据还存在不少缺陷。刑事诉讼法只对对非法证据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司法解释只是对非法的言词证据做出了排除的规定，司法解释在否定非法证据效力方面所涉及的非法证据的范围过于狭窄。实践中，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只要查证属实，通常都不予排除。无论是从查明事实真相还是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角度，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否定都不应该仅仅限于非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的效力，在言词证据的排除方面，仍然欠缺具体可行的操作规定。

3 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性

3.1 有利于督促司法机关守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司法人员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对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工作的最终的否定和谴责。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司法机关，在司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证据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拒绝，并在以后诉讼程序中要求要求排除。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其无效，而想制止办案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其违法获得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从而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

3.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在刑事诉讼中，最严重的非法取证手段主要是刑讯逼供，古人云：“棰杵之下，何求不得。”①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我国司法实践中媒体披露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无一例外都与刑讯逼供有着紧密的关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

3.3 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力，能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存在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这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都是相关的。该规则的确立，是一国文明水平的标志，它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即从惩罚犯罪第一到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进步。

4 设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几点建议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体现就是注重程序的公正，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存在冲突时，优先选择程序正义，这种价值选择显然不是随意作出的，也与理想主义者的冲动无关；它既有着明确的理论依据，也有着切实的实践基础。而完善和改革刑事诉讼法律，体现程序公正，就首先要建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

4.1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法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有关案件事实的提问。由于非法的言词证据经常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野蛮手段获取的，严重的侵犯了公民的尊严、健康，甚至生命等自然人最为重要的权利，因而各国对于采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通常都采取非常严厉的态度，要求一律予以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还得到了一些国际公约的承认，联合国1984年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侮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每一个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行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执法机关严肃执法的角度出发，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一律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4.2 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实物证据包括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及属于实物证据的视听资料，一般通过搜查、扣押或录像等方式收集。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不同，各国和地区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存在不同的方式，一是全部排除；二是原则上排除，设置若干例外；三是由法官裁量排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应当采取原则上排除，设置若干例外，在若干例外的范围内给予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自由裁量的权利。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有利于司法机关在调查、侦查取证的过程中更加完善自己的取证程序和过程，兼顾程序和效率。但是针对不同的案件，取证的难度和方法千差万别，对于特殊性的案件就必须采取例外，这可以参考国外先进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做到精确的打击犯罪，做到灵活运用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4.3 关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效力问题。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指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发现并收集的其他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虽然明确规定了对用刑讯逼供、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应当排除，但对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效力都没有作出规定。结果导致了刑事诉讼的权威性收到了严重的影响，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拘禁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屡禁不止。因而，笔者认为，对于由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所衍生的其他证据也应予以排除，以示对刑讯逼供、非法拘禁、违法搜查、扣押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彻底否定。

总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司法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并不在于排除不真实的证据。如果对侵犯公民合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仍然采用，无疑是鼓励执法者违法，那么，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程序公正也就难以实现，司法公正就难于实现，国家公权被滥用的历史悲剧将重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将被猥亵。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识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重要性，并将它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宋英辉.非法证据排除.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2]赵德云.对非法取得的刑事证据材料排除之比较.刑事法律问题专题研究.群众出版社1998年4月版.

[3]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4]程光中主编.刑事訴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5]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

[6]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75页.

作者：张峰森

认识刑事诉讼法律论文 篇3：

犯罪嫌疑人义务探析

摘 要：犯罪嫌疑人负有忍受侦查的义务，但对其课以义务时应遵循适度性原则和程序性不作为义务原则。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接受强制侦查行为，遵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规定及如实进行陈述的义务。但如实陈述义务违背了犯罪嫌疑人分担义务的“程序性不作为义务”原则，立法上应当免去这一义务，而代之以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违反法定义务将受到经济制裁和相当严厉的身体强制，甚至是致命的武器攻击，这些规定基本上符合比例性原则的要求。

关键词： 犯罪嫌疑人；义务；适度性；程序性不作为

理论界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很少对犯罪嫌疑人的义务进行探讨。从立法及司法实务来看，犯罪嫌疑人负有义务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因为，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权的过程中，始终是围绕查获犯罪人展开的，一旦确认犯罪嫌疑人，便会对其采取一系列的侦查措施，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得以形成，而法律关系的本质则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是一种法定职责，这种职责兼具权利与义务的双重属性，而作为侦查对象的犯罪嫌疑人则既享有诉讼权利，又对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的机关负有法定义务。

按照一般理解，义务是指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人按照权利人的要求从事一定的行为和不行为，以满足权利人的利益的法律手段。因此，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就是指犯罪嫌疑人对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的侦查机关必须从事一定的行为或不行为，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履行义务，就要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

一、 犯罪嫌疑人为何有忍受侦查的义务

丹宁勋爵指出：“每一个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1］国家有权对涉嫌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包括采取一系列调查活动和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则负有忍受侦查的义务。

（一）侦查程序的任务决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忍受侦查的义务

侦查程序的重要任务或者说功能就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和查获犯罪嫌疑人,为打击和预防犯罪,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提供可靠的依据。具体而言，就是指侦查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已经发生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各种证据材料，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人，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防止犯罪分子逃避侦查或继续犯罪，毁灭、伪造证据、串供等，以便将犯罪嫌疑人顺利交付起诉和审判，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受侵犯［2］。侦查程序的这一基本任务或基本功能决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这一阶段负有忍受侦查的义务。

（二）是查清案件事实的需要

侦查机关之所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是因为有许多怀疑和不利的证据指向犯罪嫌疑人，为了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并使案件事实更加接近于客观真实，当然要对最了解案件情况的犯罪嫌疑人实施侦查行为，在一定期限内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侦破案件，减少侦查过程中遇到诸如犯罪嫌疑人毁灭、伪造证据、串供等情形的发生。另一方面，这一阶段也是洗刷犯罪嫌疑人冤屈，还犯罪嫌疑人清白的重要时期。如果经过侦查，认为该犯罪嫌疑人不具有作案嫌疑，

则既深化了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又能重新恢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因此，犯罪嫌疑人有义务接受侦查，这既是对案件事实真实性负责的需要，也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

（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需要

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是一个多元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公平、秩序、效益等。就侦查程序而言，刑事诉讼价值目标集中体现在自由与安全两方面。所谓自由，是指作为个人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免于某种或某些限制的权利，以及从事某种或某些活动的权利。其核心内容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干预和侵犯，主要表现为一种个体性利益。所谓安全，是指保障社会和社会多数成员的权利不受各种威胁行为之害，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表现为社会的一般利益［3］。在这两大价值目标之中，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面，特别是在侦查阶段表现得更为突出。迄今为止的经验事实也反复表明，一个既定的法律制度很难保障这两种价值同时而且等量地得以实现［4］。因此，我们只能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和权衡。犯罪嫌疑人忍受侦查的义务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人身自由，但这是对整个社会安全体系的保障，在这种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严重失调和冲突的状态下，个人利益应该让位于

社会的整体利益。这种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只是短期的，而整个社会和公众对安全价值的期待和需求是长期的和没有边界的，在这种短期与长期，个体与整体的利益博弈下，自由价值往往让位于安全价值，犯罪嫌疑人忍受侦查的义务就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二、犯罪嫌疑人承担义务的原则

（一）适度性原则

适度性原则是指犯罪嫌疑人不能承担过多、过度的义务。在犯罪嫌疑人与国家侦查机关之间发生的刑事法律关系中，只有在基于国家重大利益的情形下，犯罪嫌疑人才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大多是由国家侦查机关主动发起的旨在追诉犯罪并使犯罪行为实施者最终受到刑事惩罚的活动。国家侦查机关在发起刑事诉讼活动时，有权通过现场勘验、调查访问、鉴定、检查等手段收集证据材料，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员，如当场被被害人或证人指认实施犯罪，身上有犯罪证据，企图毁灭罪证的人员，可以当场实施拘留。侦查机关拥有强大的侦查权力、广泛的调查手段以及先进的技术设备，相比之下，犯罪嫌疑人是侦查机关在经过摸底排队工作之后筛选出来的。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参与刑事诉讼完全属于被动，而且相对于强大的国家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既缺少调查取证权力，也缺乏这种能力和技术，更为严重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权也可能被限制或剥夺。因此，在由国家主动发起的追诉活动中，查明案件事实、收集证据等理应是国家侦查机关的责任，犯罪嫌疑人尽管有忍受侦查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的承担不能只顾及到惩罚犯罪的需要，即不能为了侦查的需要而不择手段。

（二）程序性不作为义务原则

按照一般法理，义务人承担义务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应权利人的要求作出某种行为，这是一种积极义务；二是不得做出某种行为，这是一种消极义务。犯罪嫌疑人承担的义务应当仅仅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需要而设定的程序性不作为义务。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已成为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含义：任何人在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之前都被视为无罪；证明被追诉人有罪的责任应当由指控一方承担，被追诉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被追诉人享有沉默的权利；当指控的证据存有疑问或不足以证明被追诉人有罪时，应作出对被指控人有利的解释。犯罪嫌疑人作为被追诉的一方，当然不负有从实体上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因此，在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没有帮助侦查机关调查案件事实或者收集证据的责任，同时，由于其享有沉默权，因而没有必须作出供述使自己归罪的义务。总之，查明案件真相、收集核实证据、查获犯罪人是侦查机关的职责，对案件实体问题的追究和探明由侦查机关负责，犯罪嫌疑人对此不承担责任。但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活动是围绕着证据的发现、固定、提取以及被追诉者的刑事责任展开的，没有证据和被追诉者，刑事诉讼将难以进行，因此，为了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犯罪嫌疑人必须承担不得逃匿，不得毁灭、隐藏、伪造证据等程序性不作为义务。

三、我国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及评析

从我国立法及司法实务来看，犯罪嫌疑人主要负有以下义务：

（一）接受依法进行的拘留、逮捕、拘传、监视居住、传唤、搜查、扣押等强制侦查行为；

（二）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须遵守《刑事诉讼法》第56、57条所规定的义务；

（三）接受讯问并如实陈述。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都有接受讯问并如实陈述的义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5、72条分别规定了在侦查机关实施拘留、逮捕后的24小时以内应当进行讯问；第92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犯罪嫌疑人到其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他的住处进行讯问；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可见，犯罪嫌疑人不仅有到案接受讯问的义务（讯问也因此而具有强制侦查行为的属性），而且还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

可见，我国犯罪嫌疑人除了负有接受强制性侦查和遵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有关义务外，还负有到案接受讯问并如实陈述的义务。笔者认为，前两项义务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也符合前述犯罪嫌疑人承担义务的两项原则。但如实陈述义务违背了犯罪嫌疑人分担义务的“程序性不作为义务”原则，立法上应当免去犯罪嫌疑人的这一义务，而代之以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将会对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犯罪嫌疑人义务的规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对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应当重新考虑，具体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享有沉默权的前提下，犯罪嫌疑人是否仍有到案义务？二是到案以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滞留接受讯问的义务？《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8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当侦查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到场接受调查，但除非被逮捕或者被羁押，犯罪嫌疑人可以拒绝到场，或者在到场后随时退出。这一规定意味着，嫌疑人到案滞留义务取决于其在诉讼中的处境，即犯罪嫌疑人若被逮捕或被羁押，则有到案接受讯问的义务，反之，则没有该义务，并且在到案后还可以随时退出。[对该条文的理解在日本有不同的学说。参见：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刘迪，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0]笔者认为，我国在对讯问进行法律规制时，可以借鉴日本的这一做法。

四、 犯罪嫌疑人违反法定义务之后果

义务的本质决定了义务主体必须履行义务，否则就要承受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违反法定义务将主要产生两种后果：

（一）犯罪嫌疑人抗拒侦查机关采取侦查措施的，侦查机关可以对其使用外力加以强制。依照我国《警察法》第10条的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按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3条的解释，武器是指人民警察按照规定装备的枪支、弹药等致命性警用武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7条规定，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使用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等驱逐性、制服性警械；第8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逮捕、拘留、看押、押解、审讯、拘传、强制传唤时，遇有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可以使用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械；第9条则规定了对现行暴力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从上述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对人民警察依法进行的逮捕、拘留、强制传唤等侦查措施负有接受或就范的义务，不得以任何作为的方式进行反抗，如果不接受或者抗拒侦查机关对其采取的侦查行为，将可能受到警棍、高压水枪、手铐、脚镣、警绳等的外力强制，甚至遭到武器攻击。应当指出的是，《警察法》第10 条的规定并未明确何种方式的拒捕会导致武器之适用，似乎只要犯罪嫌疑人拒捕，警察就可以使用武器，但依据《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0）项的规定，必须是在“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情形下，而且是在经过警告无效时，才能使用武器。因此，并不是只要犯罪嫌疑人有抗拒行为，就可以使用武器，而是要求在有暴力存在的情况下，警告无效后才能使用。

（二）被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6、57条规定的义务所产生的后果。《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规定了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即“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2）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3）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4）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第2款则规定了违反上述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第57条规定了被监视居住人的义务：“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2）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3）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4）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5）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该条第2款同样规定了违反这一义务的法律后果：“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入、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

应该说，无论是《警察法》及《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对于犯罪嫌疑人违背法定义务所遭至的法律后果之规定，还是《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期间应当遵守的有关义务的规定，基本上都体现了比例性原则的要求。所谓比例性原则，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求国家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保护国家和社会公益之间应保持一种合理的比例和平衡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在实现其法定职能的过程中，如果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益而不得不对公民个人权利加以限制或剥夺的话，要尽可能选择对公民个人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并且其行为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不得大于该行为所能保护的国家和社会利益”［5］。 以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这些较高强度的措施来制服以暴力方法抗拒阻碍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犯罪嫌疑人，以手铐、脚镣、警绳来对付在执行逮捕、拘留、看押、押解、审讯、拘传、强制传唤时以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其他危险行为的方式而违背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对现行暴力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的规定，基本上体现了比例性原则的内在要求。违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义务的法律后果的多元化设置，也正是契合了比例性原则的核心理念。

参考文献：

［1］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9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96

［3］陈卫东刑事诉讼法资料汇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4

［4］左卫民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6

［5］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32

On Obligation of Criminal Suspect

LIU Meixiang

(Law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Key words:criminal suspect; obligation; appropriateness; procedural nonaction

本文责任编辑：梅传强

作者：刘梅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