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案

2024-04-24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案(精选6篇)

篇1: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案

一、切实抓好职能转变,全面依法履行行政职责

加强行政审批事项动态管理,根据省行政权力事项目录库事项变动情况,及时调整更新本级行政审批事项,同步更新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标准。全面运行洪江区政府门户网,加快推进行政审批网上运行,实现审批一张网。进一步提升审批效率,加强行政审批工作。根据省、市行政审批权利调整和下放相关文件要求,调整落实审批权限,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完善行政审批流程。

二、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执法处罚力度,突出抓好事前处罚,及时发现、纠正和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抓好安全生产举报案件查处。加大暗查暗访力度,实现安全生产暗查暗访常态化,督促乡(街道)及区级有关部门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加强职业安全健康监管工作,推进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一体化综合监管执法。依法开展事故调查,严格事故责任追究,及时报备调查处理情况,规范公布事故信息(调查报告)。落实事故查处挂牌跟踪督办、警示通报、诫勉约谈和事故教训现场会制度。

(二)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规范行政执法人员持证执法,保证全局执法人员持证率达到100%。加强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法律学习,集中学法不少于3次,举办基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扎实提高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水平。

(三)严格依法行使行政执法裁量权,严守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工作计划,保证执法前有计划,执法中有文书,执法后有复查,并做到行政执法全程网上运行,接受监督。同时规范行政执法案件移送刑事司法工作,做好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

三、加强法治宣传,抓好安全生产日常宣传工作

拓展宣传途径,加强宣传力度,深化公共安全宣教基地建设,抓好“安康杯”、“安全生产月”、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等有关工作,营造安全生产浓厚氛围。加强培训监管,引导市场化运作。注重将网络平台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工具作为自媒体时代宣传的重要载体,全面展示安全生产法治工作特色亮点,营造依法行政的良好氛围。

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完善依法决策机制

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严格落实合法性审查制度。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征求意见程序,完善行政机关合同管理制度,完善行政机关重大合同内部备案、档案管理和统计清理工作。

五、增强应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能力

坚持执法为民原则,积极化解执法相对人不理解情绪。增强应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能力。加强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确保出庭应诉率100%。

六、强化行政监督,严格行政问责机制

加强法制监督,严格执行行政问责制度。做到担当免责、不作为问责,坚决克服懒政、庸政、怠政,严厉惩处失职、渎职。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对“四风”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纪问题严肃追究责任。健全政务公开监督体系,接受社会监督。重视网络监督,及时回应群众合法合理诉求。

篇2: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谋划、统筹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各项工作,根据《法治社会建设规划(2020—2025年)》部署,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两个确立”,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建设xxx生态型现代化城市、打造有温度的幸福xx,聚力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二)主要原则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尊重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坚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坚持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三)总体目标

到2025年,“八五”普法规划实施完成,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更加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形成符合城市实情、体现时代特征、人民群众满意的法治社会建设生动局面,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二、主要任务

(一)持续推进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

1.坚持学习宪法。把学习宣传宪法摆在首要位置,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把宪法法律学习列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每年领导班子至少安排4次以上法治专题学习,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的宪法意识,教育引导干部职工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忠实执行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2.积极宣传宪法。认真组织“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等宣传活动,宣传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理念,广泛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等宪法相关法的学习宣传,增强全民国家意识,弘扬爱国精神。

(二)推动城市管理立法,完善城市管理制度规范

1.参与科学立法。紧扣建设xxx生态型现代化城市,紧贴打造有温度的幸福城市,加强城市管理规章制度建设,积极参与城市管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立法工作。

2.动态管理规范性文件。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发规范性文件,严格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备案等制度。动态调整城市管理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废止不符合、不适应法律法规规定、中央精神、时代要求的规范性文件。不断完善、优化城市管理配套制度。

3.推动地方性法规实施。各单位在行政执法管理工作过程中,应结合工作实际,积极主动执行适用地方性法规。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充分发挥地方性法规在城市管理工作中的保障作用。

(三)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

1.全面推行权责清单制度。实现权责清单与“三定”规定相衔接,实行动态管理,按照权责清单履职尽责。确保城市管理执法始终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对权责事项进行梳理并进行动态调整。

2.贯彻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畅通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及时收集公众意见;加强决策前的讨论,保证决策可行性和科学性。

3.实行重大行政决策公开制度。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全部公开,并为公众查阅提供服务。对社会关注度高的决策事项,认真进行解释说明。除依法不予公开的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并向社会及时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和理由。

4.持续推进“三项制度”建设。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执行行政执法重大案件讨论制度,全面推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结合工作实际,修订本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细化处罚位阶、量化处罚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等。

5.编制“四张清单”。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制度,编制“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事项清单”“从轻处罚事项清单”“减轻处罚事项清单”“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四张清单,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提升执法效能。

6.严格文明执法。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xx省行政执法条例》等法律法规、住建部《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城市管理执法行为规范》,以及本局关于行政执法程序的有关要求开展执法活动,避免程序缺漏、颠倒,确保执法行为公平、公正、规范、有效,维护法律严肃性。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改进和创新执法方式,加强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非强制行政手段的运用。

(四)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着力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1.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按照上级部署,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管理,分类推进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改革。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2.贯彻落实“马上就办”机制。加强跨部门协作、线上线下协同落实首问负责、首办负责、一次告知、“最多跑一趟”“一趟不用跑”、预约服务等制度。待全市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建成后按要求规范行政审批服务,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和便民化管理水平。

3.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强化重点领域重点监管,构建更透明、更实效、保安全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五)全面落实“八五”普法规划,推进全民守法

1.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典、行政处罚法和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加大普法力度,增强市民知晓度,推动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深入人心。

2.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制定“普法责任清单”,明确普法内容、对象、方式,充分发挥法治宣传教育在全面依法行政中的基础作用。积极开展以案释法、创新普法理念、载体、方式、方法,提高普法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3.提升干部职工法治素养,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大力开展法治教育培训,推动全局干部职工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提高新形势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能力,做到知法执法,文明执法。

4.把普法融入执法全过程。在执法办案中向案件当事人开展普法教育,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实现执法办案全程普法,推动法律法规实施。

(六)化解纠纷、强化监督,推进行政执法政务公开

1.化解矛盾纠纷。依法积极参与信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工作,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贯彻落实《xx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定》,切实提升多元化解纠纷水平。

2.主动接受外部监督。自觉接受人大和政协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好有关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自觉接受纪检监察监督,履行其监督决定;公布监督电话,畅通人民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加强投诉举报分析研判和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认真办理各项投诉举报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作风。

3.强化内部监督。开展内部工作督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对督查结果定期通报,并作为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持续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构建防控机制,从机制上保证监督工作的正常开展。

4.推进执法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全面推进执法公开,主动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七)强化“关键少数”学习提升,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

1.加强学习教育。把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党内法规列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执政能力。

2.全面落实领导班子集体学法制度。贯彻执行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党内法规知识考试制度,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方式办事的能力。

3.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建设履行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

三、工作保障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文件部署,强化担当履职,明确目标任务,积极做好各职能范围内的法治建设相关工作,推进更高水平的城市管理法治建设。

(二)夯实基础,加强法治队伍建设。

继续聘请法律顾问参与行政诉讼及法律指导,发挥法律顾问在行政执法工作中的参谋作用。落实《xx市城市管理局公职律师内部管理暂行办法》,充分调动和发挥公职律师作用,扩大法治审核队伍,参与行政执法案件审核工作。积极开展执法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干部队伍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组织人员参与执法资格考试,提升持证率,确保依法行政。

(三)提高效率,加强科技信息保障。

加强现代科技手段在城市管理中的运用,有序推进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以城市运行管理“一网统管”为目标,依托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数字城管),充分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汇聚共享相关数据资源,建设各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加强对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工作的实时监测、动态分析、统筹协调、指挥调度、监督考核和综合评价,不断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

篇3: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社会

一、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法治建设, 把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一道置于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加以强调, 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但是, 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 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 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问题累积是不少的, 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 从执法和司法领域看,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

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 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 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 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依然存在。三拍现象依然突出:拍脑门决策、拍胸脯执行、拍屁股走人。这些问题, 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损害人民群众利益, 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有些党员干部执法意识差, 虽然我国提出依法治国30多年了, 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里, 法律意识还是淡薄的。

(二) 从公民和社会的法治意识角度分析, 民众没有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习惯。

我们长期以来人治观念影响很深, 特权思想、等级观念深深扎根。在西方国家, 一些公民出了问题, 首先会想着去找法律上的依据, 去看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或者哪儿没有错, 他们是寻求法律的帮助, 最后听从法律的裁决。虽然我国从1986年开始, 连续搞了6个普法教育, 力度很大, 虽然经过六个“五年计划”的普法, 但是很多老百姓、民众没有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习惯。所以, 要想增强法治观念、提升领导干部及全社会的法治思维能力, 尤其是要加强社会法治建设, 下一步重点的任务还是要怎么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法治社会关键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二、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社会的举措

(一)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以上带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学法、尊法、守法, 努力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 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掌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的特殊群体, 作为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 必须具有较高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 就像其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水平和能力一样。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是其法治意识和能力的集中体现。

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 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 必须切实保护人民权利和尊重保障人权, 必须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因此,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 真正尊崇宪法和法律, 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二)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 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

人民群众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力量, 要通过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真正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 并逐步深入人心。要创新法治宣传方式,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抵御错误观点的干扰和影响, 让社会公众在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认识和信仰。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高度重视道德对社会公众的规范作用, 大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文明道德风尚。

(三)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之中。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古语说, “理国要道, 在于公平正直。”在日新月异的改革时代, 人民更加期待公平正义, 折射出社会和谐发展对法治的更高要求。只有让“法治”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 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 弘扬法治信仰, 学校教育者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人的法治意识不是靠上一堂课或者是旁听一个案件就可以增强的, 要有一个长期的熏陶, 耳濡目染, 所以从小学乃至幼儿园开始, 而且形式要生动活泼, 喜闻乐见, 小孩子能接受。现在跟孩子提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要有共产主义理想, 这些问题对孩子来说太宏观了, 他们理解不了。但是你讲要爱你的亲人、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 不能打架斗殴, 不能损害他人的权益, 过马路要看红绿灯, 告诉他们这些最起码的底线规则, 我觉得更重要一些。只要不断训练、不断提升, 他的意识会增强。所以, 无论是家庭教育, 还是学校教育, 在弘扬法治精神, 形成法治文化方面,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但是, 目前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要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社会的举措, 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以上带下用, 要依靠制度形成法治文化。

篇4: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案

十八届四中全会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因此“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本刊为您梳理四中全会公报中出现的新鲜提法。

关键词:依宪治国

【公报摘要】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解读】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褚宸舸:如能够激活宪法监督,某部法律法规违反宪法,可以通过宪法监督或宪法解释,宣布其全部或部分无效,宪法对立法监督乃至对政治的规范性就可以加强,宪法的生命力就焕发出来了。

关键词:法治政府

【公报摘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解读】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姜明安:公报首次提出了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法治体系建设,这是党践行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法治化现代化的重大抉择,也是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实践。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还需要完善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责任法。

关键词: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公报摘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解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体制机制的改革,本质上是法律的改革,只有改革与法律同步才能避免冲突。

关键词:扩大地方立法权

【公报摘要】完善立法体制,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设区的市全部赋予地方立法的权力,更有利于公民直接参与立法,赋予地方立法权更有利于其行使权利,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积极的意义。立法权往地方扩大,可以大大加大立法速度和数量。

关键词:重大决策终身追责

【公报摘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解读】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这项制度对反腐败也能发挥作用,比如问题官员落马后,可以进行倒查,这让官员不会再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侥幸心态,选人用人也会更加谨慎。

关键词:独立公正司法

【公报摘要】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

【解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建立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这使得任何一个领导干预司法的时候都心有余悸,不能、不敢。

关键词:法治思维

【公报摘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教授马怀德:这是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最重要的一项制度。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称职,能否晋升,关键是看他有没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关键词:跨区划法院检察院

【公报摘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解读】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是触及司法体制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解决司法地方化的治本做法。按照司法规律进行重组,各类案件的审判将变得更为独立,极大地促进法院的公正审判。

关键词:法律职业准入制度

【公报摘要】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

【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立法工作者需要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并且要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实践经验,优秀的律师和法学专家符合这两项条件,还会丰富立法工作者的知识结构,促进我国立法更加成熟完善、具有前瞻性。

关键词:深化基层治理

【公报摘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解读】北京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公报强调了市民公约、乡规民约或组织章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很多社会问题的治理,靠党委政府来包揽一切是难以实现的。让出一部分空间,让基层组织发挥自我管理和约束的功能,这是我国在未来需要大发展的领域。

(综合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重大任务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篇5: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包含多项内容的复杂系统工程。其展开需要借助多种资源、运用多种力量,调动整个社会全面参与。作为相当直接的一种资源,我国传统法治文化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材料和镜鉴。

在此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是,从性质上观察,传统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因而存在巨大的根本性差异。这是存在于不同社会结构中的价值理念、风俗习惯、制度规范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整体,其理论假设、思想体系、语言概念、经验基础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应该说,对此没有什么可以置疑之处。无论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从思想事实来说,都可以清晰看出差别。

不过,作为一种在广阔地域中存在数千年的文化形态,传统法治文化包含丰富的具体元素和表达形式,蕴藏着多种思想倾向和文化态度。多数内容深深地打上封建宗法社会的烙印,还有少量甚至是原始社会后期军事民主制时代的遗留。在今天看来,其中大部分明显是落后的,应该抛弃的,比如族诛、连作、肉刑、七出(指丈夫休妻的七种法定理由: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窃盗)、春秋决狱等。但也有少量在那个时代属于超越性和前瞻性的内容,还有一些属于不同时代普同性的内容。着眼于理论阐发和思想延伸,着眼于元素离析和现实运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仍然可以从传统法治文化中得到一些有益的资源,古人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探索仍然可以为今天的依法治国提供某些积极元素。

第一,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抑法轻法和重法敬法两种绵长传统。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着抑法轻法的倾向,其表现就是将道德或君权和法律对立起来,拔高和扬举前二者并相对压低了后者。孔子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显然他在贬抑政刑并褒扬德礼,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前者的作用。西汉年间的贾谊也有举德抑法的明显倾向,他说:“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札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治安策》)从社会功能的角度,他明确肯定德教的价值而贬抑法治的价值。也许在他生活的时代,这种说法具有某种合理性。因为那时的百姓毕竟苦秦法久矣!用道德礼义治理国家毕竟比残酷的秦律有效多了、得人心多了。但是从长远的社会历史观察,过于举德抑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有问题的。还有,“君高于法”是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主导倾向,古代多数思想家认为君王口含天宪,其意志便是法律规范,《管子》书中说:“生法者,君也。”(《管子·任法篇》)商鞅也说:“人主为法于上”(《商君书·定分篇》)。应该说,无论是抬高德教还是抬高君权并压抑贬低法治是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思想传统。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可以看出,这一传统并不符合现代人类文明的主导潮流。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有重法敬法的另一种传统,一些思想家强调法律的尊严和不可违背。战国时期法家著名人物慎到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慎子》逸文)慎子强调了法律对各种人群的普遍规制作用,强调了法律高于私人关系和个人情感,强调了法律的严肃和崇高。晋代法学家刘颂说:“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全晋文·上疏言断狱宜守律令》)这里他强调了遵行法律的必然性和共同性,强调执行法律的坚定和不可侮慢。这两种表述都是明确的重法敬法的思想,这种思想今天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些抑法轻法的现象,四中全会指出:“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在今天法治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首先必须培养整个社会的重法敬法意识,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里便可借鉴或汲取传统法治文化中重法敬法的理念。

第二,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法律上反对平等和追求平等两种思想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思想,在法律领域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和典型。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主张某些特殊人群在法律面前高于普通人,主张社会身份不同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这与长期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紧密相关。最为流行的就是《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还有著名的“八议”之说。其内容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是说,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这八种人犯罪时应该减轻处罚并奏明皇帝裁决。这种说法源于《周礼》中的“八辟”,在三国曹魏《新律》中明确入律。不过,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也有追求平等的思想,许多论者反对“八议”这种说法和做法,汉代王充、唐代吕温、北宋李觏、苏轼等人都明确对此提出批评。李觏说:“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之属三千,止为民也。庆赏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辩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李觏集·刑禁第四》)这里,他论证了“八议”的错误,认为这不是治国理政的合宜方式,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金世宗、努尔哈赤、皇太极、雍正等人也在执法实践中明确反对“八议”。在今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彻底确立,特权思想和做法必须清除。所以,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第三,传统法治文化明确主张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将法律和道德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治理国家一直是中国法治文化的特征。《尚书·虞书·皋陶谟》中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这里的意思是上天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种礼服表彰五类有德的人;上天用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惩处五种有罪的人。这里已经包含德刑并用的意思,虽然借助的是上天的口吻而说。紧接这句话的后文中说:“政事懋哉懋哉”,意为为政者要努力勤勉。这表明统治者可以代表上天使用这两种方式治国。此后的儒家一直主张德主刑辅。但法家则倾向于刑主德辅,甚至只用法不用德。也有人并不进行孰主孰次的区分,荀子说:“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司马迁也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史记˙礼书》)站在今天的视角上,二者的主次之分已经没有必要,但要注意在不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条件下二者的功能有所不同。从社会整体的需要来看,应该强调二者的结合和共同促进。四中全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篇6: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案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本版编辑

李步云 袁曙宏 徐显明 张文显 石泰峰

编者的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关专家就这五个方面的具体内涵和基本要求撰写了专题论文,现予摘要发表。

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广州大学教授 李步云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依法治国居于核心位置。为了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政法机关与法律工作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

树立主权在民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主权在民”原则在我国宪法上的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宪法和法律应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法治应当以民主政治体制为基础,并实现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依照主权在民原则,国家机构应当依法民主选举产生,并且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基本法律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予以授权,同时设立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力行使程序,以防止权力滥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所应遵循的根本要求。政法工作同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因此,政法工作者切不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切不可对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漠然处之,切不可对广大公民的意见与建议置之不理。树立人权保障理念。国家工作人员要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各种权利。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里,人民的各种利益必须也必然通过法律作出具体的和明确的规定,并运用法律的权威来保护。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宪法和法律上的种种权利,就是人权即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的权利的法律化,是一种更明确、更具体并能得到有效保障的人权。在司法和执法活动中,应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法定权利,认真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尊重人的人格与尊严,推进和加强各方面的人性化管理;解决好各种权利的相互冲突问题,平衡与协调好原告与被告、受害者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保护,协调与兼顾人权保障与打击犯罪、人性化管理与严格执法之间的关系,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树立权力制约理念。依据现代民主原则,建立起分权与分工、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权力制约有四个基本方式和渠道:一是以国家法律制约国家权力;二是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三是以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四是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政法机关所处的地位和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在政法干警中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极为重要。广大政法干警必须深刻认识到,自觉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不仅于国于民有利,而且也是个人少犯错误、不犯严重错误的重要保证。

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平等是社会正义的主要内容。在法律适用上,平等具有绝对性,即对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只适用现行宪法和法律这一个标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条件。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一是必须强调,任何人不管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如果违法犯罪,都要依法受到制裁。执法者更不能存在那种把法律看作是只管民不管官、只管他人不管自己的特权思想和特权作风。同时,对社会困难群众,应当提供各种必要和可能的法律援助;对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如已受到法律指控的犯罪嫌疑人,应依法保障他们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二是必须明确,原告与被告、控方与辩方在审判过程中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三是必须坚决克服在少数部门和干警身上仍然存在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

树立程序正当理念。在法律理论与实践上,实体法与程序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现代程序法通过人民大众的充分参与和监督以及权力制约等制度设计,可以保证实体法得到严格与准确的适用。实践证明,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往往同法律程序不完备或执行不力密切关联。法律程序的许多内容,如司法程序中的辩护、回避、上诉、公开审判等规定,都体现出现代的民主、法治与人权等宪政原则与伦理价值,是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使现有的法律规定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如:各种形式的刑讯逼供应当严禁、严查、严办;各种强制措施应当依法行使和避免滥用;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政公开应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律师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应当得到切实保障,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司法与执法程序中的法定期限应当切实遵守,以保证办案的及时和高效。

树立法律极大权威理念。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法律极大权威是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的具体体现和保障。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反映,是它的具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为了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一是切实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坚决反对从本部门、本地区利益出发,制定和推行一些违反法治原则和法律具体规定的“土政策”、“土办法”;二是突出强调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二把手严格依法办事;三是政法部门的党组织必须切实贯彻党中央确立的“依法执政”方针。

执法为民: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袁曙宏

执法为民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从根本上反映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我们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权力本质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政法工作的核心要求。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要求执法机关在执法工作中必须以保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以公正实施法律为首要标准,做到保护人民利益与维护法律权威的有机统一、促进社会和谐与惩治违法犯罪的有机统一、贯彻群众路线与保障专门机关执法的有机统一。

当前,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必须实现执法观念的三大转变:

实现从单纯执法向以人为本、注重疏导、加强服务转变。执法不是一项孤立、简单的法律技术和法律操作行为,而是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活动。它要求执法机关必须破除一定程度存在的单纯执法观念,树立大局意识和群众观念。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执法中存在着某些不考虑执法宗旨和执法目的的简单执法、粗暴执法、机械执法现象,要求公民履行义务多,主动保护公民权利少;讲方便执法多,讲方便群众少;处罚制裁多,提供服务少;硬性管理多,说服疏导少。这样做,表面上看是完成了执法任务,实际上却往往是法了事不了、案平理未平,甚至可能扩大或激化社会矛盾,在深层次上损害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影响法律的权威。执法为民,重点在“执法”,核心是“为民”。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要求执法机关在执法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体现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的一致性、对上级机关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增强群众观点,规范执法行为,做到执法与服务结合、惩罚与教育互济、打击与保护并重、结果与手段相当。要防止过度依赖强制手段执法,多运用说服教育、调解疏导等非强制手段执法,寓执法于服务之中,融处罚于教育之中,努力提高执法水平,消解执法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纠纷,克服执法的简单化、粗糙化倾向。

实现从重实体轻程序、重形式轻效果向实体与程序并重、形式与效果统一转变。实体与程序并重,是坚持执法为民理念的制度保障。保证执法为民,实现执法公正,必须充分重视程序的重要价值和作用。首先,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公正、健全、严格施行的程序,是保证公民权利得到尊重与保护的前提。其次,不仅要实现正义,而且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的执法程序是防止执法腐败最重要的手段。再次,程序具有独立的正义价值。通过设置公平的程序,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地位,都拥有平等的辩护权和申诉权,有利于缓和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之间的心理冲突,有利于消解社会的不满情绪,达到不用执法手段便可以实现执法效果的目的。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还必须确立形式与效果统一的执法观念。当前在执法实践中,执法的形式化、口号化、利益化倾向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可否认,为加大纠正违法、惩治犯罪的力度,执法机关在特定情况下需要营造一定的执法声势,采取适当的执法形式,集中必要的力量进行单项执法和集中整治,以在短期内取得较为突出的执法效果。但必须看到,执法在本质上是一项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权威性的长效行为,处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守法相互衔接和配合的法治整体之中,是一项必须持之以恒、扎实推进的系统工程,任何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华而不实、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形式主义的执法行为,都必将严重损害执法的实际效果和法律的权威。

实现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同时强化执法机关责任转变。责任是法律的核心,“违法必究”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有力保障。无论公民或法人违法还是执法机关违法,都必须依法追究其责任,否则必然导致“有法不依”。但在公民法律责任与执法机关法律责任的关系上,目前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观念偏颇和制度失衡。一是现行一些立法比较重视设置公民的法律责任,不太重视设置执法机关的法律责任。某些单行法律法规对执法责任的规定或者处于空白状态,或者力度过软而不具威慑力,或者过于原则而无法追究。二是一些执法机关重视行使执法权力,不太重视承担执法责任。三是一些监督制度往往虚置,执法责任难以落实。内部监督由于“利益关联”,经常出现“相互礼让”;外部监督尽管主体众多,但难以形成监督网络;专门监督虽然制度不少,但实施起来阻力很大;监督者的监督责任缺失,致使一些监督成了软监督。因此,应以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为依托,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化执法机关的责任意识,加大对执法责任的追究力度,推动各级执法机关和全体执法人员真正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努力形成公正执法、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观念和习惯。

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 徐显明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指导原则,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法治是社会制度的基本载体,法治的价值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谐。利益与正义、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生存与发展、和谐与安全等,都是社会成员所需要的价值,而法治就是将这些价值进行排列组合时的制度安排。在社会所需的多种价值中,处于基础与引领地位的始终是公平与正义。通过法治实现的社会制度文明,其基础应是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坚持以人为本,首先要弄清楚“以什么人”为本的问题。人的利益关系主体有三个层次:一是“人人”的层次,二是“公民”的层次,三是“弱者”的层次。以人为本中的“人”,应是最具广泛性的“人人”层次。坚持以人为本,其次要弄清楚“以人的什么”为本的问题。以人为本应当以人的共同需要为本,人的共同需要往往体现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还应当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本,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其他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之时,便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之时。坚持以人为本,还要弄清楚“如何将人的利益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的问题。以人为本在制度设计上,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

公平正义的核心是制度的公平正义。一般说来,社会不公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起点的不公,其典型表现是在人们出生伊始,就被依照出身进行差等划分;二是机会的不公,其典型表现是不以德行和能力为标准而对人进行限制;三是规则的不公,其典型表现是同样的人不适用同样的规则;四是结果的不公,其典型表现是同劳而不同获、劳而不获、不劳而获。社会不公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引发人际关系紧张和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没有公平正义,便没有社会和谐。从法理上讲,制度的公平正义包括结构正义、分配正义与救济正义三个方面。结构正义,指的是每个人在逻辑起点上的平等性。分配正义,指的是在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地分配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社会合作所产生的负担,其中包含着按贡献获得社会利益与地位的一次分配与获得社会保障的二次分配。立法如果不公,就意味着社会正义计量器的定盘星错位了;执法如果不公,就意味着社会正义计量器的刻度是因人而异的。救济正义,又被理解为矫正的正义,它对应的是司法公正。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构筑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工程。司法的本质,说到底是对社会正义进行管理的艺术。所以,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就是守护正义。

公平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制度的和谐。制度的本质在于调整社会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制度的和谐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制度和谐的第一要素,是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和谐。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保护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为目的。制度和谐的第二个要素,是公权力和公权力之间的和谐。达成公权力之间和谐的法治原理有四项:首先,公权力之授权边界必须是清晰的,公共权力不得推定、不得越界、不得滥用;其次,公权力相互间的制约体系是完善的;再次,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制约是有效的;最后,以良善标准评价公共权力是社会公认的。制度和谐的第三个要素,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和谐。它要求权利之间具有同等性,权利与义务具有一致性,并且权利向弱势群体倾斜,为弱者单独赋权并确立保护原则。制度是和谐而且有效的,公平正义便是现实的。

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执法者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尊重人权,维护法制统一,树立法律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执法,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执法者提出的基本要求。实现这些要求,需要增强五个方面的意识:第一,证据意识。证据是法律上的事实,执法与司法只能以证据为根据。第二,法律权威意识。尊重法律、敬畏法律、服从法律、信仰法律,就是这种意识的表现。第三,程序公正意识。程序关乎法律的生命,无程序便无法治。第四,正当性意识。执法与司法的目的,在于求得法律实施的正当意义。所谓正当,就是指不罚及无辜,所罚与所错成等比例,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罚当其时。第五,公开意识。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开还可最大限度地预防执法与司法中的腐败现象。

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中央党校副校长 石泰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了讲法治和讲政治的有机统一,是指导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指针。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之一,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牢固树立党的领导理念,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机统一,对于树立和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保我国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坚持党的领导理念,是由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凝结了人类文明的政治智慧。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应当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但是,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国家治理形态,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并由其决定的,离不开一个国家具体的国情和实际。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法治模式,是和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特别是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我们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照搬别国的法治模式。离开了党的领导,将法治与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法治建设就会迷失方向,也就不可能保证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坚持党的领导理念,也是由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性质、内涵和特点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已经明确载入了宪法。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领导核心,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结果。因此,坚持党的领导与法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党执政的目的和内涵来看,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依法治国的内涵和要求来看,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胡锦涛同志指出,依法治国不仅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也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共产党执政与依法治国的内涵和要求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社会主义法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将两者割裂甚至对立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坚持党的领导理念,必须提高认识,自觉地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法律权威统一起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们党关于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牢固树立党的领导理念,就是要坚持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法律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党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法治观武装人们的头脑。我们党不仅是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党,而且是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期执政的党;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领导者。党的领导决定着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的要求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才能保证依法治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在制度和法律上维护和保证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对政法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的政治领导,保证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并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必须遵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从而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各级政权组织,包括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在政法机关中任职的党员要有党员意识,遵守党的决议和纪律,接受党的监督。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过程中,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领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把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法律权威统一起来。

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坚持党的领导理念,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既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性,又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作为党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一方面,党要善于运用法律来处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另一方面,要依法规范执政行为。法律既是党执政的手段和方式,又是对执政行为的约束。具体说来,就是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

服务大局: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

吉林大学教授 张文显

服务大局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性质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实现全体人民普遍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工具。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的普遍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核心内容,是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正是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是根据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和根本利益提炼出来的,是从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出发制定和部署的。我国法的本质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水乳交融。为大局服务,是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体现,是法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法治的历史使命。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治实践和政法工作中体现服务大局,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围绕大局,找准工作着力点。围绕大局,从宏观层面看,就是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定位自己的功能,筹划部署工作,切实将本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之中;从中观层面看,就是认真研究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构成要素,以构成要素为抓手,从服务构成要素做起;从微观层面看,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及构成要素中的重点和难点,找准自己工作的着力点。保障大局,为大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

保障大局,就是通过一系列法治实践,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保障经济建设,就是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不受侵犯,创建规范有序、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依法审理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使模糊的经济法律关系更加清晰,被侵害的合法权利得到补偿和赔偿,违法违约行为得到纠正或制裁,以营造有利于安心经营、公平竞争和自主创新的法治环境。保障政治建设,就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和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主选举制度;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特别是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参与权、知情权、管理权、监督权以及权利受到侵害时的诉讼权;保障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进行,在扩大民主的同时把民主政治纳入法治的轨道,维护政治秩序和政治安定。保障文化建设,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做好扫黄打非、禁毒禁赌等工作,依法打击邪教活动,抵制封建迷信,查处暴力、色情出版物和网站等,净化思想文化环境,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依法打击盗版行为,查处非法出版物,保障科学、文化工作者的知识产权,为鼓励创作和创新、繁荣科技文化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文化市场立法和执法管理,保障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顺利发展。保障社会建设,就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立法、执法和司法保障。

服从全局,维护全局利益和法制的统一性。大局与全局是统一的,服务大局必然要求服从全局。政法机关必须自觉地从大局出发、在大局下行动。处理任何问题,特别是处理那些涉及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处理那些触及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外交、军事等方面的热点问题,处理那些牵涉诸多政法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必须坚持以大局为重的原则,避免由于思想和工作的片面性而对大局造成损害。服从全局、顾全大局,也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性和权威性的迫切需要。立足本职,通过做好执法和司法工作服务大局。为大局服务,立足本职是基础,履行职责是关键。服务大局的重要手段和前提是依法正确履行职责,不能离开法定职责、撇开执法和司法本职工作去“服务大局”,干一些超出政法机关法定职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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