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行政管理运行论文

摘要：网络社会已经成为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迫切需要推进网络治理体系现代化。网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可以从网络问政科学化、网络参与民主化、网络治理法治化、舆情监控系统化、网络治理国际化等方面入手。网络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激烈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制高点。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网络社会行政管理运行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网络社会行政管理运行论文 篇1：

当代网络社会控制问题研究

【摘 要】网络社会是伴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型态。可以说计算机网络的创造性和延伸性孕育了网络社会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网络社会正以其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自主性等特点，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产生了诸如利用网络犯罪、不良信息、曲解舆情等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为了解决计算机网络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国家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复兴，研究网络社会控制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网络社会；问题；控制；对策

1.网络社会问题的概述

网络社会问题，顾名思义就是指产生在网络平台下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学中，社会问题是由于社会变迁的影响而产生的失去规范的现象，或者是由社会失控所引起的现象。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最早提出：“失范”这一概念，它是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一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他的理论对应的主体是社会，而避开了针对人的主观能动选择。之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将之发展为失范理论，他指出失范现象是“在混乱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他认为并不是由于人们未能达到自己社会地位的需求，而是由于他们的地位未能正确地组合在一个合理地、紧密结合的社會制度中。失范是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上显现的一种紧张状态。这就把问题的主体又现象转移到了人类本身。学界所认为的网络社会问题，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失范行为组成。如：网络病毒、网络黑客、网络色情、网络沉溺、网络犯罪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诈骗、偷盗、破坏活动、侵犯产权行为、侵犯隐私行为等等。

相较于传统社会问题的基本特征而言，网络社会问题的明显特征粗略来说，首先，它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失调现象；其次，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最后，网络社会问题的产生及发展已经超出个人或一个国家的控制范围，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问题，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协调与维护才能解决。总而言之，网络社会问题与现实社会问题之间存在互助共生、纵横交织的关系。所以，网络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在计算机网络中衍变的新问题，也是当代社会学无法避免的一个新领域，又是新兴的网络社会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2.网络社会问题的发展与控制

由于网络社会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控制的特点，这也就在新时期要求我们反被动为主动，做出积极的回应，也就是进行网络社会控制。网络社会控制指的是通过法律、行政、道德、宗教、科技等手段对计算机网络活动施以引导、调节和控制，从而维系正常网络社会动态的有序展开。对于网络社会问题呈现出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以及近年来日益显露出的敏感性，当务之急是加大力度研究和治理网络社会问题。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由于网络空间是虚拟性质的，那么作为通常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的法律的权威就被弱化了，传统部门法虽然相对比较完备，但应用在网络领域中则存在很多漏洞和难点。比如：人肉搜索、网络虚拟财产、八卦新闻、虚假报道、舆情传导等都给行政管理制造了更多障碍。此外，网络社会中的行为和言论不受现实世界“熟人社会”的约束，全凭行为人自主地实施行为，因而不受规范制度和普遍舆论的制约，行为人不因传统社会习惯而进行价值判断，无从修饰自己的行为，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网络社会目前的失范现象大量存在，其具有数量上的普遍性和运行中的重复性。网络社会问题数量众多、且周而复始难以杜绝，这就方方面面向技术调控手段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想要研究网络社会问题，首要要具备明辨信息真伪的能力，其次还要具备区分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社会问题的能力。目前政府的治理结构仍然沿袭的是传统社会下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这种治理结构与今天网络社会的要求产生了冲突。由于网络社会是一个树状分散式结构社会，它具有广泛的延展性和参与性，因此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不易进行拦截和维护，同时它的散播渠道也相较过去产生了巨大变化。这些特征是与现代社会管理最针锋相对的方面。面对信息的迅捷传播和渠道的多样化，政府在信息的传输速度、反应速度上都慢于民间，再由于的信息传播渠道也是等级式的，容易被蒙蔽，这样就很被动，公信力也急剧下降。我们现有的控制机制是从软性控制和硬性控制两方面着手的。其中软性控制就是道德层面的控制，硬性控制就是包含了文化、法律、政府职能的发挥和网络技术层面的控制手段。那么对于现阶段法律无法进行规范的、技术手段又难以消解的虚拟社会问题，就要纳入道德范畴加以解决。这是软性控制手段近年来凸显的重要原因之一。

3.提高我国网络社会控制软实力

网络社会充满着太多消息、机遇、发展，同时也存在太多漏洞、缺陷、和弊端。在新时期的网络建设中，提高我国网络社会的软性控制能力首先要求高校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度重视以信息渠道为手段而展开工作的新机遇，通过网络教育达到提高责任和自律意识的目的。此外在社会上要求各个家庭内部重建新型亲子关系，跟进时代步伐、注意交流、适度调控。

客观来说，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本身并没有善恶价值的鉴别功能，网络的善恶价值，是由操作、使用网络的人所赋予的。也就是说善恶是取决于人的行为，主体的行为，因此网民自身的建设在整个网络社会问题调控中占主导地位。网民是网络空间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也是受众。网民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对网络空间的运行秩序、网络社会问题的产生、以及网络变迁的方向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求网民应具备良好的信息辨别能力和信息道德观念，应当清楚信息不等于事实、知识、更不等于智慧。在由事实到智慧之剑，还存在着关联、推理、智力、确证、和综合等等的考量。查漏补缺、提升自我等目的，不要作为单方面懒惰和依赖的工具。要成为信息的主宰而不是奴隶。同时降低不良信息的传播和影响程度，成为一个具备道德素养的网民。

可以说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塑了人类文明，使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型表现形式。在网络科学技术为改变人类生活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会与现实生活产生相应的冲突。网络社会问题不仅是一个局域型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网络社会控制问题课题，就是期望通过调查研究寻找合理有效的网络社会控制办法，寻找一些最基本的、宽泛的普世准则。只有做到妥善调节网络信息，才能使网络社会发挥应有的正面价值，缔造出一个真正美好、和谐的网络社会。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和谐、文明、健康的环境。 [科]

作者：郭皓

网络社会行政管理运行论文 篇2：

论网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逻辑

摘 要：网络社会已经成为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迫切需要推进网络治理体系现代化。网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可以从网络问政科学化、网络参与民主化、网络治理法治化、舆情监控系统化、网络治理国际化等方面入手。网络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激烈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制高点。

关键词：网络治理；现代化；构建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表述：“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1]（P25）网络治理指的是“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的一系列机制，旨在将有利于网络空间与网络互动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安排制度化，加强网络安全，将网络干扰和破坏减至最小，并部署有助于人类福祉的网络场所”。[2]网络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五化”：网络问政科学化、公民参与民主化、网络治理法治化、舆情监控体系化、网络治理国际化。

一、基础：网络问政科学化

网络政治体系包含网络社会治理及其相关制度的基本形式，它规定网络社会的基本制度，支配国家的网络社会生活，是网络社会文明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对网络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都进行了艰辛探索，逐步建立起一套包括立法规划、行政管理、市场调控、技术管制、公共监督、行业自律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问政制度，中国网络社会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于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催生执政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互联网的自发性、虚拟性、匿名性、多元性、无界性等特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网络治理制度建设还存在很多不足，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3]（P51-52）这为我国网络治理明确了方向。

网络问政科学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衡量：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否透明有序。随着互联网及电子政务的发展，各级党委政府纷纷建立自己的门户网站，主动利用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官方论坛、微博平台、微信平台等社交媒体发布信息，将党务和政务信息化、透明化。通过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一方面加强自身组织、制度和行为的可视度，增强了党和政府同社会公众的联系，提升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和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更便捷、更多元的优质服务，使政府治理逐渐从传统的“行政管理”转向“公共管理”。

网络问政与决策是否科学有效。当下通过网络手段了解民情、熟悉民意，已成为执政方式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和战略选择。习近平强调：“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要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4]（P199）任何现代化的政治体系，都要让所有参与者能够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和影响力，让一切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探讨和决策，以跨越部门和地域利益，打破既得利益的障碍，促进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网络问政制度的创新是否与时俱进。世界风云变幻，科技日新月异，时代突飞猛进，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甚至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现代社会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各行业之间壁垒越深，社会分层越复杂，社会分工越精细，对政治决策和执行的需求也就越高。所以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态度，不断推进网络问政体制的完善与创新。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和创新，加强信息化基础服务建设，推动电子政务发展，确保人民充分行使各项权利；另一方面，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力度，对違法犯罪行为绝不姑息。面对社会移动互联、共享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空前发展的形势，健全各项网络问政制度，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网络治理主体认同感，进一步确保党和政府行为的公正民主、公开透明和为民服务。

二、动力：网络参与民主化

“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5]（P3）总体来说，建构以民主属性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不仅能够吸纳公民组织参与国家治理进程、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最大限度发挥公共利益，又是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推动政治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民，让公民更多参与国家民主建设，也是评估网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尺度。

网络治理民主化发展水平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考量：

一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安定密切相关，一方面，网络以传播内容广、传播速度快、传播方式便捷等优点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技术基础，成为民众获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能够减少政府行政成本，也是数据收集的新途径；另一方面，网络参与呈网络状的传输模式可以整合网络民意，引发权力结构的调整及话语权的改变，影响现代政府的治理环境和模式，成为社会不安定要素的制造者和催化剂。正如习近平所言：“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6]

二是网上政务信息公开的程度。列宁说：“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7]（P131）网上政务公开是政府通过网络途径主动将有关行政信息、行政事务向公众公开，使之能积极有效地参与行政活动与廉政建设，维护自身利益和公共权益，并监督行政权力运行的过程。网上政务公开既是网络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推动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建设，也是促进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打通全网监督的“大动脉”。习近平指出：“要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6]在实践中，就是要加快政府电子政务网站建设，创新改进网上宣传，秉持“公开是惯例，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突破“不公开是常态，公开是找麻烦”的模式，运用文字、图片、音视频、公众号平台等多种表达方式，充分表达参与者的政治意愿与诉求，不断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感染力。

三是网络政府建设的力度。网络政府包含兩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把现实中的政府搬到互联网上，通过互联网空间建立网络上的政府，无论8小时之外还是节假日，只要公众需要，政府网站随时随地能够提供对公民有效的公共服务，打造不下班的、全年无休的政府；二是指利用网络所具有的超链接和交互性等特性，通过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打破政府等级科层结构，建立开放、协调、共享的网络化政府结构，发挥其巨大整合的功能，促进基本服务均等化。要看到这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把网络上的政府建设好了，使各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才能更为高效地适应网络社会的治理需要；只有高效动态的网络型政府结构作为后台支持，发挥互联网技术的整合、跨界、协调作用，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的网络政府建设。

三、保障：网络治理法治化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国正身处大变革和大转型时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由网络所引发的利益纠纷与冲突日益增多，而法律领域却仍然存在空白。法律作为网络社会治理的动力，应该充分发挥其在立法、执法、司法层面的推动和保障作用。目前，网络社会安全治理中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和网络犯罪现象，对法治中国建设提出挑战，都需要政府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予以管理。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4]（P198-199）这是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要求。

网络治理法治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科学立法。政府施行网络治理要发挥立法的先行作用，靠立法引导改革，通过建立新的法律制度把网络治理纳入到法治化的正确轨道中，化解网络风险。习近平指出，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确保网络社会各项活动得以合法有序进行。需要加快信息网络传播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制定，不断完善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网的制度支撑体系。同时，依法保障互联网用户权益，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完善网络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的法律机制和程序。实现网络社会安全治理，就要保障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知情权、监督权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

政府主体守法用法。法律法规实施的便民利民性最终有赖于具体执法者的执法观念与能力。各级政府要提升政府工作人员网络治理重要性的敏感度，理解、剖析、研究、判断、处理网络治理难题时要知法守法，不贪赃枉法。同时，不断提高地方党政领导法律意识和互联网治理意识以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互联网思维推动改革的能力，使其成为干部政绩考核和职位晋升的重要指标。在触及发展的问题上，政府要以服务为主，搭建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平台，做到“不缺位”；在有关安全的问题上，政府应当明确界限，知法守法用法，做到“不越位”。

公正司法。为了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目标落到实处，要健全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提升司法审判工作的正规化和制度化水平。加大对侵害网络权利的执法力度，着力防范公共权力侵犯网络权利，提供相关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维护网民权益。同时，提升司法人员网络治理的理论储备知识，坚持网络执法司法公正，形成打击网络非法犯罪活动的高压形势，关心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警惕互联网风险的蔓延，用法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利器：舆情监控系统化

我们党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方能永葆基业常青。要保持冷静理性的头脑，必须清醒地看到激烈的政治现代化变革引发的社会动荡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所以，政府不仅要加深对“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认识，更要深化对“稳定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的理解，面对互联网发展给国家和社会安定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增强互联网意识以及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方式的自觉性，收集、分析、利用好大数据，建立大数据治理体系，发挥其在社会综合治理中的创新作用。

网络治理体系系统化有以下两项重要指标：

一是网络舆情大数据监管体系的建立。网络舆情即公众基于自身的教育背景、经济能力等，在互联网平台对所关注的事件发表言论、表明态度、阐发政治主张的总和。网络舆情反映出大多数人意见的集合，有舆情的特殊性，同时也具有互联网平台的诸多特征。从消极意义上来说，网络信息的传播如互联网用户之间的相互攻击、辱骂和诽谤等具有不可控性和无边界性，一旦形成不良的网络舆情，容易突发网络暴力，从而影响到网络环境的有序化；人肉搜索、网络监控等，更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并给另有图谋的人创造机会，使舆论恐慌；部分网民在使用互联网与他人沟通过程中，因为个性冲动，易于将简单的言语冲突上升为人身攻击，并在短时间内集中造成网络舆情，进一步引发社会矛盾。所以，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的目标，政府部门继续原来的忽视网络舆情，逃避公共监督管理的方式就不可取，必须要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积极响应公众监督，认真听取民声民意，建立网络舆情大数据监管体系。

二是把握好网络空间中社会思潮运行的力度和效应。一般看来，“社会思潮在网络运行中表现出非线性特征、社会关联性强劲、具备多种对立项的思想框架日益清晰、海内外联动机制已经形成、碎片化和吸附性同时并存、网络思潮的共振非常频繁有力等特点。”[8]网络思潮的这些特点给社会稳定造成新的巨大威胁，如何正确引导确保网络空间清朗，也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加强对网络思潮深层次系统研究、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能力和理论深度、完善迅捷强大的反应机制以提升灵活有效的反应能力，这些将有利于立足于国家总体安全建立应对设计和安排的治理体系，切实维护社会安定。

五、布局：网络治理国际化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们工作生活的“地球村”，催动了人类的一场集体迁徙，推进了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但是网络世界不是没有国家的存在，同样要讲主权、安全、利益；不是没有法律的存在，同样要讲法治、民主、透明。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9]所以，对于网络空间建设，既重视信息主权，也强调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也是网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网络治理国际化首先要求國际社会合作互助，构建合作性网络空间国际秩序。习近平指出，“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只有坚持“开放始终是发展的命脉”，才能把握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的实质。面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局面，要坚持人类共同利益原则、遵循主权平等原则、充分发挥国际法的作用，构建网络空间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要坚持以促进多极化发展为目的，成立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组织，发挥政府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中作为公共利益的守夜人和维护者的主导作用。

网络治理国际化还要求积极应对网络空间新局面，创新以移动互联网终端、大数据系统、智慧社会以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努力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用技术捍卫网络空间主权，加快我国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习近平指出，“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11]国际上，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安全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给我国的网络空间安全带来严峻挑战。我们应当提高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认清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推动作用，以信息化带动现代化，保障网络安全，加快网络强国建设。

网络治理国际化要求政府完善升级中国网络外交战略，提升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能力与作用。由于英语在网络信息传播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且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拥有先发优势，从而较早在国际关系领域开展网络外交，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掌控网络世界话语权。由于自身和外部环境原因，中国网络外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和挑战，想要迎头赶上并超越，就要转变思想观念、增强网络外交创新意识，更紧密地将信息技术培训、海外援助项目、青年学习交流项目、孔子学院汉语推广等与外交工作有机结合，不断抢占网络外交的制高点。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探寻网络外交的新思路，构建和完善网络外交运行的新途径，开启中国外交战略新布局。

时不我待，不用扬鞭自奋蹄。从制度建设、网络民主政府建设、法治建设、大数据监控体系建设、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入手，推动网络治理体系现代化，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凝心聚力。

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 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 Nazli Choucri and Daniel Goldsmith.“Lost in Cyber- space：Harnessing the Internet，International Relation- sand Global Security[J].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 tists，March 2012，Vol.68，Issue2，p.72.

[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 王卓君，孟祥瑞.全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进 程及中国未来走向[J].南京社会科学，2014，（11）：3.

[6]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4-26（02）.

[7] 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刘东超.网络思潮给国家安全带来新挑战[J].红旗文 稿，2017，（7）：10-11.

[9]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12-17（02）.

[10] 习近平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N].人民日报， 2014-11-20（01）.

[1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 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 朝着建设网络 强国目标不懈努力[N].人民日报，2016-10-10（01）.

作者：陈万球 何雨歆

网络社会行政管理运行论文 篇3：

网络社会治理的反思与构建

【摘 要】 为了应对互联网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构建网络社会的综合防控体系成为必然。《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研究》一书，在理论上，研究特点鲜明，方法合理，逻辑清晰，实现了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创新；在实践上，总结了国外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剖析了我国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的现实不足，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

【关 键 词】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

【作者单位】张峥，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网络的兴起，一方面改变甚至革新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另一方面也给国家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信息化打破了传统时空界定的主权、边界，互联网在国家—社会秩序和全球秩序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使得互联网和社会治理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呈现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1]。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一步优化公共安全治理社会环境，保障公共安全治理社会秩序。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化多元协同社会治理体制建设。因此，为了应对网络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建立网络社会的综合防控体系既是现实倒逼的结果，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基于此，加大网络社会综合防控的相关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拓展网络社会治理的学术领地，完善相关的学术成果体系；二是为更好实现网络社会良法善治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并不丰硕。学术文章方面，笔者在中国知网主题输入“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仅检索出2篇论文成果，且发表时间较早；笔者扩大主题范围，输入“网络社会综合治理”，检索出的论文成果也不算多。学术著作方面有一些相关成果，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17——中国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治理创新》（张建明，2018），《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研究报告（2017）》（罗昕、支庭荣，2017），《网络与公共事务治理》（赵高辉），《治理的变革：网络空间的意义世界与行动逻辑》（陈潭，2017）等。通观这些著作，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对网络社会治理进行了研究，但其中关于网络社会综合防控的论述却非常少。令人欣慰的是，本文评述的《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研究》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该书不仅在理论研究上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创新，而且通过对国内外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的实践性反思，建构起富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因而，在实践上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一、研究特点与创新价值

1.选题独特，创新性强

关于网絡社会综合治理的研究，正如《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研究》的作者殷竹钧指出，由于网络社会综合治理这一论题提出的时间尚短，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不多；国外的研究成果同样也不多，且大多集中在网络空间与网络立法方面，但至今也尚未有普遍认可的理论，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虽然我国已经逐步开展网络社会治理的相关实践，但基本上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较为丰富的经验。从国内目前的研究来看，只有极少的学者尝试构建一个完整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但随着实践不断的深入，亟待学者在现有零散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步构建起完整的网络社会综合治理的理论体系[2]。因此，从学术研究的选题角度来看，《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作者选取网络社会治理的全新视角切入，建立起的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研究是前人尚未触及的空白领域，因而使得该研究成果新颖；作者以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尝试构建适用于我国国情的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这是统筹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管理、契合社会管理形态、适应网络社会独特属性、应对社会新挑战新问题的需要而进行的选题，因而使得该研究有必要。

2.方法合理，运用得当

该书在对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的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方法的合理选择与运用，保证了该研究成果呈现丰满的立体感和强烈的学术性。

（1）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指通过对先前文献的搜集、鉴别、整理，再经过一定系统性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一种学术研究方法。通观全书，我们可以知道，作者是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创新。从全书的注释及参考文献我们便可以直观感受作者对既有成果的尊重和吸收，并且呈现跨学科、多领域的交叉研究趋势。该书文献涉及学科丰富，既有法学方面的文献，如《美国法律概论》《互联网时代的法律探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等；也有大量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文献，如《国家治理体系应包含五大基本内容》《网络民主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社区治安防控战略研究》等；还有新闻传播学方面的文献，如《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媒体法》《论突发性事件的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等。

（2）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指对人与人之间及物与物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进行研究，并给出判断的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比较是该研究方法的本质属性、主要特色和基本手段。《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研究》一书重点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为读者详尽整理和介绍了国外一些典型国家在构建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方面的实践探索和成功经验。在分析每一个代表性国家的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过程中，作者均按照“立法体系”“政府管理机制”“行业自律机制”“技术管理手段”四个方面依次展开论述。从作者的文字，我们既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构的历史溯源与未来展望，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构建上的不同样态，作者给读者呈现的是一幅内容丰富的时空画面。

（3）实证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是指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通过对经验事实观察对建立和检验知识性命题的各种学术研究方法的合称。作者在实证调查和分析方面的努力，也是本书能够成为创新之作不可或缺的原因，更是学术研究真实性和实践性的根本要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者充分践行了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通过翔实的实证调查，为读者展示了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与此同时，作者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时，还特别注意实证分析对象的丰富性和多元面，这体现在该书所呈现的典型范例之上，既有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这四个国家的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也有我国的探索和实践。

3.逻辑顺畅，结构清晰

该书共有六章，作者对网络社会综合治理的相关研究做了基础性介绍，对网络社会综合治理中防控体系的基本功能和模式做了分析，对国外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的实践做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如何建构网络综合防控体系做了反思与畅想。全书理论联系实际，主次分明，逻辑顺畅，结构合理。

第一章是对网络综合治理研究的概述。作者先是对网络社会研究做了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网络社会综合治理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时代议题；然后，作者分析了网络社会的基本理念，具体包括其嬗变进程、概念属性、基本特征等，并提出网络社会关系是网络社会研究的起点这一观点；接着，分析了网络社会综合治理的内涵和原则，主要阐述了其内涵、基本原则和适用规则；最后，分析了我国网络社会综合治理的核心内容，作者在我国网络社会综合治理现状基础上阐述了理论基础和核心议题。

第二章是对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功能和模式的分析。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的功能和具体任务是消弭网络法律规范缺失以提升网络法治化程度，打造专业的网络信息安全管理队伍，强化和提升安全管理技术手段，培养理性和睿智的网民，科学高效导控网络舆情。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具体包括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评价体系和保障体系，核心内容是硬件设施的建设，信息和服务管理，网络使用权利的保护与规划，不良信息的整治。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的模式大致分为政府指导行业自律模式、政府与行业共同管理模式、政府主导管理模式、网络实名制管理模式、网络环境净化模式。我国网络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Web1.0阶段政府主导模式，到Web2.0阶段政府主导下的行业自律模式，再到尚处于探讨中的Web3.0阶段协同治理模式。

第三章是对国外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实践探索的介绍。该书指出，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社会问题，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网络尽管是虚拟空间，但绝不能成为任意放纵的天堂。就社会治理主体而言，网络社会的治理工作不仅要政府行政管理，还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努力；就治理手段而言，网络社会的治理工作不仅需要严密的调控网络社会秩序的立法，而且需要强化网络技术以应对[3]。作者在本章当中，以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网络社会发达国家为分析对象，详尽梳理了这些国家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尤其是在立法、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主要做法，归纳出这些国家的有益经验，为我国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我国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思路和基本架构的思考。作者总结了我国网络社会防控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提醒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的建设仍然是初步的、低层次的，网络安全保卫能力还不足以从容应对目前的问题，仍然存在互联网思维欠缺、网络治理理念落后、网络法律法规滞后、技术组件相对落后、综合管理缺乏联动性等诸多不足。为此，我国可以通过制定战略规划、完善主体地位、筑牢法治根基、强化国际合作等尝试进行突破。

第六章是对我国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的实证研究。作者在本书的最后部分选取了我国较早开展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研究与建设的J省进行研究，严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证调查分析方法，试图通过解剖麻雀、以点带面地窥探我国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的实践样态。J省信息化发展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该省的网络安全保卫形势严峻，任务繁重。作者首先介绍了該省互联网的发展情况和网络违法犯罪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该省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的概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体系建设进行了展望，从推进网络安全基础信息化转型升级、网上斗争深化发展等六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就该省在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评介。

二、现实意义与出版价值

1.总结了国外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的经验启示

该书在详尽介绍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在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方面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些网络发达国家的网络社会治理实践表明，政府在网络社会的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网络社会治理绝不只是政府管理的事情，还需要贯彻综合防控的原则。这一原则既是实践经验，也是对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启示。一是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相结合。通观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它们无一不重视立法对网络社会秩序的调控，但网络社会的发展毕竟是依靠网络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因而，运用技术手段治理网络社会已成为网络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二是政府管控与社会自律相结合。网络社会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政府在维护网络社会治安方面的强力管控并非最好的方式，还需要重视社会自律，以达到治标也治本的效果。三是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相结合。网络的开放性决定了许多网络违法犯罪具有跨国性，网络治理不能仅仅依靠国内力量，还需要谋求国际合作。四是保护言论自由与管控网络失范行为相结合。既要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也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立法限制。五是必须有统一规划和专职领导的机构。网络社会是一个新生事物，治理网络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外的实践经验表明，这一工程的实施需要制定统一的规划和设立专职的领导机构。

2.剖析了我国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的现实不足

该书对我国网络社会发展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重点就我国网络社会防控体系建设进行了剖析，指出其诸多现实不足。一是互联网思维欠缺，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理念创新不足。这具体表现在：管控理念和方式较为落后，网络治理中缺乏信息价值观、伦理观及生态观。二是网络社会安全技术储备不足，缺乏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我国在互联网全局发展的长远规划、设计和布局方面的战略顶层设计较为滞后，技术人才准备亦较为落后，亟待技术升级。三是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不足。我国网络法治建设整体水平不高，突出表现在网络法治理念滞后，网络法律规范体系化不完善，网络立法规划缺失、位阶低、质量不高，网络法律空白和盲点明显，信息网络缺乏诚信规制。四是网络社会治理联动性、综合性不足。这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各司其政，协调配合不足；政府包办网络安全管控工作，忽略了社会组织及网络企事业单位的协调配合；公安机关系统内各警务要素互动与协调不畅；网络执法存在缺漏，网络权利保护不力；网络社会治理跨区、跨境合作化程度不高；网络行业自律与规制存在较大疏漏，与现代社会要求存在差距。

3.提出了我国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建设的基本架构

该书坚持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充分总结国外网络社会治理经验，透彻解剖我国网络社会治理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的基本架构。作者指出，必须通过加强理念创新、政府综合治理、立法建设、信息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探索，构建我国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的战略研究。为了实现网络社会综合防控的体系建设，该书指出，应当重点围绕五项工作展开。一是着眼基础性防范，大力加强基础工作，打破信息共享壁垒，破除资源利益之争，建立大网警工作格局。二是着眼动态性防范，切实提高社会面控制的能力。这需要政府对内进行结构重组和业务整合，对外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合作。三是着眼系统性防范，构筑社会治安防范网络。即建立动静结合，专业人员与群众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社会面、居民区和内部单位结合的防范工作模式，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犯罪。四是着眼重点性防范，形成稳固的专项预防系统。即建立防范犯罪分子侵犯而开展重点保护的安全防范工作模式，加强重点目标防护，重点防控主要易犯罪人员，重点规范网络媒体管理。五是着眼主攻性防范，营造打击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我们要针对违法犯罪的特点，正确处理打击与防范的关系，建立完善目标责任制，突出工作重点，采取集中整治的办法，以遏制违法犯罪蔓延。

|参考文献|

[1]张化冰. 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困局与逻辑重构[J]. 学术研究，2017（12）：84-89.

[2]殷竹钧. 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研究[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作者：张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