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社会运行辩证关系论文

摘要：网络民主是当今民主的重要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其首先是能够遏制政治冷漠的趋势，以及能够调动民众的参与，从而进一步强化大众公共意识，此外，网络的民主还能够营造出一个民间治理的公共空间，能够形成自己的秩序。立足当代民主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法治诉求，借鉴哲学、社会学等理论，力求于在法律运行框架内研讨网络民主的生成、发展、规制与实现。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信息技术社会运行辩证关系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信息技术社会运行辩证关系论文 篇1：

多元社会的治理体系优化如何实现

【摘要】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传播的形态，塑造了治理的现实环境，使社会在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呈现多元趋势。在此视角下，治理体系是应对社会多元化的治理网络。这一网络可分为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政府层面的治理和社会层面治理三个方面。治理是一个治理体系的建构和优化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是治理活动得以运行的基石，规范运行的政治传播将有助于从整体上驱动治理体系的优化。具体来看，治理体系的优化离不开以民主、独立自主、法治为原则的政治传播。

【关键词】互联网 多元化 治理体系 政治传播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5.001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互联网发展了20多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改变了传播的形态，塑造了治理的现实环境，对中国的治理实践和理论更新提出了挑战。为此，在实践应对方面，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在理论方面，学术界对互联网、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针对互联网与治理创新、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等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也初见成效。然而，将互联网问题、治理理论以及政治传播理论三者相结合的研究则见之甚少。本文认为这三者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密切相关。互联网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同时也对既有治理体系与治理思维提出了挑战，源于互联网传播导致的影响使此问题的思考易于回到问题的原点——传播。因此，从政治传播的视角思考治理体系的优化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将以此逻辑出发探讨互联网时代治理体系优化的政治传播理路。

互联网时代社会的多元化

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较2014年底共计新增网民1894万人。其中，农村网民占比27.9%，规模达1.86亿，较2014年底增加800万人。而互联网普及率为48.8%，较2014年底提升了0.9个百分点。①这一统计表明，近年来，中国网民数目和互联网的普及率在不断增加。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与普及，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和内容、传播交流的途径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而社会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的判断与对历史事实的抽象从本质上道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同时也体现出一种技术哲学逻辑。②按照这种逻辑，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信息和政治垄断的局面，从技术层面将信息资源和权力、价值进行重新分配，可以说，互联网技术带来了一场互联网变革，这场变革将人类社会带入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一词意味着对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将赋予人类社会具有与前互联网时代截然不同的样貌。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指出的：“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景。”③

关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学术界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形态，拓宽了社会互动的界线，创新了利益表达的方式，重构了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④同时，使传统舆论的控制机能作用大为弱化，网民表达自身权益的能力增强，网络动员成为社会运动的有力推手，公民意识觉醒，为人们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等等。⑤实际上，综合众多研究可以看出，探讨互联网对社会产生的所有影响，其逻辑起点是：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的互动模式。这种互动，既包括社会领域内的人际互动、组织互动、经济领域的互动，也包括政治领域政党内部、政府内部的互动、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等等。互联网所引起的普遍联系和有机互动的增加，又不断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思想观念所引起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塑造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各个领域，使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随之增加。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特点正是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社会各层面不断互动逐渐形成的，这一特点突出表现为社会的多元化：互联网为社会互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开放、便捷的方式，增加了人们获得信息渠道和信息内容的多样性、提高了获得信息的速度，信息的多样性逐渐导致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同时也为这种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提供了媒介。当然，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也呈现多样的趋势，但互联网不仅增加了其多元程度，使多元从较为隐形逐渐显性化，而且放大了这种多元。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多元性与多元化的区别。多元性指的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多元社会状态，多元是对一种社会类型属性的抽象概括。在互联网语境下，多元的形成已经从媒介赋权的不确定、不稳定转变为制度赋权的确定性、稳定性，并逐渐成为一种内化的、自觉的、被广泛认同的文化心理。因此，多元性的社会是一个多元不失稳定、秩序不失活力的社会。相较而言，多元化则是一个由一元性逐渐转变为多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也即一个逐渐趋向多元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两个不同的子过程：一是一元向多元的实际转变过程；二是多元的不断制度化、内在化的过程。这里的多元化不是对一种社会类型属性的抽象概括，更多的是对一个过渡过程的描述。因此，处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个缺乏稳定及确定性的社会。互联网时代技术生产力的进步所影响的社会正是在经历这样一个复杂变动的过程。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经历多元化过程的第一个子过程，即由一元逐渐转变为多元。这个过程是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的塑造过程。在这个过程持续中或阶段性发展之后，第二个子过程将发生，也即对多元的制度化、内在化过程。这个子过程是国家、社会对多元化的回应，也是国家、社会积极参与到互联网塑造社会这一过程的表现，因此这一过程又反过来影响着一元向多元转变的第一个子过程。

多元化社会的治理体系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此后“治理”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英语中的“治理”一词（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愿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认为，治理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⑥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指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加强；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挥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⑦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具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⑧中国学者俞可平在治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善治”，并指出善治的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治理最大的特点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治理过程的动态性，这与互联网时代社会不断趋于多元趋势以及社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相呼应。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战略可以说是对互联网时代社会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应对。其中“治理体系”一词，凸显了治理的系统性、逐渐完善性的特点。治理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在客观认识互联网时代社会复杂、动态、多变的多元趋势的基础上，对由此产生的问题的回应和同时产生的机遇的把握。基于治理的特点以及互联网时代社会的多元化特点可知，互联网时代的治理过程，实际上也是建构治理体系和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过程。那么，如何理解治理体系是其逻辑起点。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解，主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横向维度，主要是对官方概念的再解读，即国家治理体系是综合协调并解决各领域各种矛盾的制度化架构，本质上是各个领域各种制度的有机组合。⑨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纵向解构，主要是从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⑩或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三个层次?进行的。本文则在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社会的视角下，结合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维度，将治理体系理解为应对社会多元趋势的治理网络。这一网络可分为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政府层面的治理和社会层面的治理三个方面。其中，政治共同体治理主要针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后两者主要针对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同时这三个方面又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权力机制、治理立足点等纵向维度上各有侧重。

政治共同体治理。戴维·伊斯顿将政治共同体看作联结政治系统成员的纽带，他认为最基本的要素是情感的联结。?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就本质来说就是对这一纽带的编织和强韧化。而这一纽带的成分十分复杂，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隐秘、也是最深入的一个因素。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呈现多元趋势。从思想本身来看，一种思想往往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未来图景的想象，而其中思想的资源既来源于对过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更是包含对其他文化思想的吸收与转化。因此，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体现了对问题思考方法论的不同。应对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政治共同体治理，实际上并非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看作一个问题，而首先是将其看作一种需要客观、理性面对的现实，也即首先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而采取措施渐进地减少其可能带来的对政治、社会的冲击。基于此，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形成的是“疏”而不是“堵”的理念、是应对而不是逃避或打压的理念。就治理内容来看，如何在多元中寻求共识是政治共同体层面治理的基础和目标。这里的共识当然不是那种全体一致的共识。在存在相互冲突、不可通约，但同时又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与观念的信息社会，这样的全体一致的共识也不可能达成。这里的共识也不是表面上的共识，正如法国学者克罗齐耶所说：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在一些决定性的关键时刻，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轻而易举地达成表面上的共识”。?对于政治共同体治理中多元与共识的关系，“重叠共识”?以及“多元共识”?的提出对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具有启发意义：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正，并通过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领会真理的理性依据。?这种思想多元主义的立场道出了治理的互动意义。就治理的权力来源来看，政治共同体治理凭借、采用的是公共权力机制。在现代民主国家，国家主权的所有者是全体公民，政治共同体治理是公意的体现，全体公民是政治共同体治理的权力主体。虽然，间接民主形式使治理主体集中体现在通过选举机制产生的代理人、代理机构之上，但是政治共同体的治理仍建立在公民认同的基础上。而这一点又回到了政治共同体本身建构上，即联结政治系统成员的情感纽带。因此，在多元社会中，政治共同体治理的立足点是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提炼凝聚政治共同体的共识。

政府治理。如果政治共同体的治理主要针对的是思想层面，那么政府和社会层面的治理针对的就是实际事务。在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的社会中则主要应对利益的多元诉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从本质来看，政府治理指的是公意的执行。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治理的外延十分广泛。政府治理凭借和采用的通常是公共权力中的治权，也即政治的行政执行权。一般来说，政府治理需要得到公共权力的授权，其运行的仅仅是公共权力中的治权。?政府治理的权力特点意味着政府治理的权威性一方面来自于对本身具有合法性的公共权力的运用，另一方面来源于合法地运用公共权力所赋予的权力。政府治理的主要内容既体现为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又涉及政府自身的结构和体制机制优化。从狭义上来说，政府治理是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展开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治理的主体是指狭义的政府即行政权力体系意义上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治理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行政机关和部门。?然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公共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政府自身越来越难以扮演好公共服务的唯一承担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治精英的多元化从内部对政治系统的冲击。对于前者，多元化社会中来自政府治理的失灵和公共需求的增加以及日益多样化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到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成为政府层面的治理主体。这意味着将社会力量、经济力量纳入到对公共需求的供给体系之中。从反面来看，这个过程也可以被看作对政府治理范围的规范，将那些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部分交给市场和社会。一方面，更好地应对多元化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公共需求，同时也减轻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冲击和压力。因此，在政府治理领域，政府仍然是主要的治理主体。但在社会多元化的过程中，这个领域被逐渐缩小、逐渐得到规范，这体现了有限政府原则。正如密尔所说：“一切政府的活动，只要不是妨碍而是帮助和鼓舞个人的努力与发展，那是不厌其多的。可是，政府一到不去发挥个人和团体的活动与力量却以它自己的活动去代替他们的活动的时候；一到不是对他们进行指教、劝导并有时指摘而是叫他们在束缚之下工作，或是叫他们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们工作的时候，害处就开始发生了。”?对于后者，对政治系统内部政治精英的多元化的治理，实际上是政府层面的治理中政治系统的自治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包含着利益需求与供给的博弈。在非民主制度下，这个过程基本属于黑箱操作。如果处理不当，对政治系统内部以及整个政治、社会将产生严重的影响。而在民主制度下，政治系统更为开放，这个自治过程与社会以及周围环境产生联系，政治精英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相较而言也更多地与社会的利益诉求相联系，是一个较为民主的互动过程，这种开放性也将缓解由于政治精英多元化而带来的内部压力，同时民主制度规范化的精英循环本身也在消解着这种冲击和压力。因此，多元社会中，政府层面的治理一方面要秉承有限、服务、法治的理念立足于规范治理领域与社会力量合作治理，另一方面也要以更为民主的方式促进利益表达与协调。

社会治理。在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社会中，政府层面的治理是对社会及政治系统内部利益的多元诉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治理。但正如上文所说，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之一，越来越表现出无能为力。社会层面的治理正是对此的应对。因此可以说，社会层面治理的提出本身就是对社会多元化的反应。从本质来看，社会治理是公意的共治和自治。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公民和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必须以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自主参与为基础。在社会治理中，一方面，除了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外，还包含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方面有序参与的治理主体。因此，社会治理多方参与合作、共同治理。另一方面，社会治理还包含社会自治，基层社会的公民是自治主体。这种自治在主体意义上区别于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又在自治意义上区别于政府作为主体对于社会的直接治理、区别于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公民对于社会的合作共同治理。社会治理主要涉及社会领域中的比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内容。具体来看，在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中，社会治理涉及的主要是政府行政部门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共治的社会治理中，其内容一方面涉及作为治理主体应承担的治理事务，另一方面也涉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之间的共治关系；作为社会治理的社会自治，其治理内容主要是公民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关系等。所以，社会治理涉及的内容基本是社会领域的。社会治理所凭借和运用的权力也因共治和自治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在政府对于社会的治理中，运行的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共治的社会治理形式中，运行的是行政权力以及公共权力外化的法制权力。而在社会自治意义上的社会治理运用的则是在公意主导下的公民自治权力。尽管社会治理从治理主体、内容、权力依据等方面而言都是多元的，但是多元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并不是简单的形式上、表面上的多元主体、多样内容，而是在理性认识多元趋势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形成深层结构的多元，打破政府本位主义，去除“行政傲慢”，形成多中心社会治理模式。在多元社会治理中，这些中心看起来边界模糊，实质上是自主的、独立的，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合作治理。因此，多元社会中，社会治理的立足点首先是增加多元主体中社会力量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进而建构、优化共治和自治。

从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可见，目前我国的治理体系在以上三个层面的建构和优化已形成一定的基本思路。然而，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仍然在促使社会不断向多元前进，多元的趋势促使社会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变迁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在目前基础上不断优化包含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层面的治理体系，使治理体系的建构和优化逐渐适应、跟上社会多元化的进程，实现阶段性的协调和稳定。从根本上来看，这离不开政治传播。

政治传播：治理体系优化的基石和驱动

治理概念和理论的提出是对过去管理失灵的回应。而管理失灵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面对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问题，原本的管控或者多余或者失败。在互联网塑造的信息社会，信息的传播在治理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不管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还是社会治理，有效治理的关键，既需要相应的“组织机制”作为保障，又需要“信息的传播”作为基础，前者的实现有赖于各个治理组织的“藕合”，后者的实现则有赖于治理体系中的“政治传播”。可以说，政治传播是治理体系优化的基石和驱动。

政治传播是治理体系优化的基石。关于治理与政治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在1856年和1853年，《美国电讯杂志》上就有人注意到传播的突出地位，一位名叫威廉·F·钱宁的博士称它“将构成有组织的社会的神经系统——它的功能犹如动物敏感的神经”。百余年后，传播学者多伊奇的著作取名《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和控制模型》，更是突出了传播的重要作用。上文将治理体系分为三个层面，然而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分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应对社会多元化的网络，而政治传播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信息传播系统。治理体系的建构和优化离不开政治传播，政治传播是治理活动得以运行的基石。结合互联网时代的政治传播简易模型来看：首先，互联网时代政治共同体层面的治理以在多元中谋求认同和凝聚共识为立足点。这个层面的治理包含政治传播的所有环节，如模型中1所示，其中不仅包括政治与社会的政治沟通，也包括社会内部的政治沟通与互动。其次，政府层面的治理涉及模型中2部分以及反馈的政治传播。这个过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要表现为利益诉求等方面的社会需求和反馈向政治系统内部的输入；二是政治系统内部政治精英的博弈、沟通；三是政治系统以公共决策等形式向社会系统的输出；最后，从社会层面的治理来看，社会共治方面的治理涉及模型中2部分和反馈部分的政治传播，社会自治则涉及3、4部分的政治传播。以上政治传播在治理体系三个层面中的贯穿正是验证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四个特征的描述。这个互动、协调、多元主体的过程是一个以政治传播为基石的治理过程。

政治传播是治理体系优化的驱动。规范原则运行的政治传播将有助于从整体上驱动治理体系的优化。根据上文对治理体系的分析，本文认为治理体系的优化离不开以民主、独立自主、法治为原则的政治传播。

首先，互联网为国家和社会的沟通提供了更为方便、多样的沟通媒介。互联网使得政治传播更为民主。然而，根据上文引用的统计可知，非网民特别是农村非网民仍占人口的一半以上。互联网在带来“电子民主”可能的同时也造成了一时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因此，治理体系的优化一方面要重视互联网上的声音，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那些被网络掩盖的声音。后者因为缺乏发声的渠道，更具有爆发的可能。这意味着，重视网络舆论的同时更应以构建与完善制度性的民主为基础。以制度性的民主为政治传播提供常态的、稳定的制度途径。完善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传播将更有利于治理体系在政治共同体层面谋求认同、凝聚共识；在政府治理层面规范治理领域、扩大与社会力量合作治理以及增加政治内民主；在社会治理层面使社会力量以更为平等的方式与政府进行共治，以更为独立的方式进行自治。

其次，互联网增加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渠道，但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同时也为权力的渗入提供了可能。信息技术与集权甚至极权的亲和力必须引人警惕。以独立自主为原则的政治传播意味着媒体的专业化、公民社会的成长。从社会与国家沟通的视角来看，传播中的信息具有势能，不同势能的信息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传播往往是单行的传递而很难实现沟通，因此，只有社会力量的独立自主与壮大，才存在沟通的可能。治理体系以多元主体、协调互动为准则，因此也需要以独立自治为原则的政治传播。后者的实现有助于促进治理体系的不断优化。

最后，法治是以上两个原则的保障。这里的法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度，也即制度化；二是法治精神。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为政治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沟通渠道，特别是为民众开辟了参与政治的途径，但从本质上来说，互联网的作用仅仅是从技术上对民众的赋权。这种赋权具有偶然性、短暂性、不确定性。治理体系的优化需要将这种“技术赋权”转变为“制度赋权”。这体现了法治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法治精神则是“制度赋权”向“内在赋权”的转化。治理体系的三个方面都离不开民主意识、自治能力。治理主体在制度化保障下进行稳定、长期、透明的政治信息沟通将是治理主体法治精神、民主意识、自治能力最好的学校。法律制度与法治精神这两者是递进的关系，但同时又相互促进。以法治为原则的政治传播一方面意味着政治传播的法制化，另一方面意味着法治精神的政治传播。政治传播在促进“技术赋权”向“制度赋权”进而实现“内在赋权”的过程中，将驱动治理体系的不断优化。

曾有学者指出，高科技时代出现的网络传播，其传播过程的对等性构成的非中心化、传媒专业机构的消解以及网络传播个体的平等性和主体化，这必然使所有接入网络的个体，只要介入政治信息的接受与发送或对政治信息表达看法，就都成为网络传播中的政治传播者。这道出了互联网对政治传播的塑造。从政治传播模型来看，互联网几乎影响了政治传播的整个过程——从人际传播到组织传播到国家与社会沟通层面的传播，再到政治系统内部的传播。当然，也正是因为互联网对传播过程的不断影响逐渐塑造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社会的多元化，才迫切需要治理体系的不断优化。而反过来，治理体系的优化又需要以规范原则的政治传播为基础和驱动。总之，互联网技术、传播、治理三者密切相关，本文主要从较为宏观的视角阐释了三者之间的可能关系。在这个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的现实环境下，如何从理论上更为深入理解其中的因果、辩证关系以尝试启发实践还需深入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1&ZD075，同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为15BXW059。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于淑婧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年7月。

当然，这里并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只是强调技术的政治属性。参见[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作者序。

李强、刘强等：《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建设思路》，《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赵联飞：《“互联网+”时代下社会治理的若干问题》，《社会治理》，2015年第3期。

[美]詹姆斯·罗西瑙：《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页；《21世纪的治理》，《全球治理》，1995年创刊号。引自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页。

[美]库伊曼、[美]范·弗利埃特：《治理与公共管理》，参见库伊曼等编：《管理公共组织》，萨吉出版公司，1993年。引自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第3页。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页。引自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第5页。

薛澜、张帆、武沐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研究：回顾与前瞻》，《公共管理学报》，第12卷第3期，2015年7月。

许耀桐、刘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理沦探索》，2014年第1期。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205～206页。

这里的意识形态不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概念，而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学术概念。本文采用的意识形态的界定是：“一套有关什么样的秩序才是社会的正确秩序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秩序的信念体系。”参见马得勇、王丽娜：《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社会》，2015年第5期。

[法]克罗齐耶：《法令不能改变社会》，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2页。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苏颖：《多元共识社会中中国政治传播的转型思路》，引自荆学民编：《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巡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2～79页。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6、125页。

参见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张康之：《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张燚：《政治传播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这里的政治传播主要从政治信息沟通的意义上来理解。具体请参见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71～278页。

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67、64～65页。

严俊杰：《对等传播的时代》，载《新经济时代的网络传播与媒介产业》，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责 编∕樊保玲

How to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Pluralistic Society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Jing Xuemin

作者：荆学民

信息技术社会运行辩证关系论文 篇2：

法律运行框架内的网络民主研究

摘 要：网络民主是当今民主的重要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其首先是能够遏制政治冷漠的趋势，以及能够调动民众的参与，从而进一步强化大众公共意识，此外，网络的民主还能够营造出一个民间治理的公共空间，能够形成自己的秩序。立足当代民主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法治诉求，借鉴哲学、社会学等理论，力求于在法律运行框架内研讨网络民主的生成、发展、规制与实现。

关键词：网络民主；法律运行；民主法治；公民意识

一、网络民主的含义与理论基础

（一）网络民主的含义

网络的出现也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与收集。网络以其广泛性、快捷性、虚拟性等特点，在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公民对社会与国家表达观点、传递意愿的平台。“网络民主”正是是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而出现的新生事物。

（二）网络民主的理论基础

1.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的理论模型，20世纪以来逐渐成为一股强劲的左派文化思潮。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深刻地剖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社会与家庭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揭示了民主与法治、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直接从生产与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它孕育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后者打破了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因此是市民社会决定并制约了政治国家。

2.合法性理论

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 Theories），探讨的是国家的统治秩序得到了被统治者自愿甚至是主动的服从与遵守，从而使国家政权在法理上得以肯定的理论。合法性的来源有很多，如血统、神意、宗教、人民主权、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而现代社会的合法性来源大体都描述了国家的权力只有来源于人民的权利才具有当然的合法性。合法性理论揭示出了政府权力运行上的民心向背，政府的合法性程度越高，民众就越自愿服从，权力运转的成本也就越低。

因此，权力必须来源于权利，国家权力的运行必须依赖公民权利的实现。网络民主强化了权力来源于权利的过程，公民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同时也完成了权利的行使。公民通过网络对国家权力运行提出对策与建议，并积极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到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当中，这不仅降低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加强了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权力运行的合法性。

3.公众参与理论

公众参与理论（Public Participation Theory）解析的是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与方式，参与到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之中，从而达到约束公共权力、维护个人利益的目的。民主是公众参与的前提与归宿，同时公众的参与也是民主的本质内容。公众参与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早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而言，公众参与是人民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民主法治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民主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

二、网络民主的积极效能与存在风险

（一）网络民主的积极效能

1.民主形式的互动性，民众参与政治的方式

以往西方的民主参与，往往都是在大选结束之后，民众被迫接受结果，而现在网络民主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单向的模式，使得政治和民众有效地互动起来，民主可以在社会运行中充分承载起基层的民意。政治家进行演讲再也不需要在广场或是街头吸引群众的注意，任何希望发表政治见解的人都可以在网上表述自己的想法。

2.民主方式的开放性，扩大了民主参与的范围

与传统的政治参与平台相比，互联网具有相当高的开放度，能够包容社会中的每一个主体，并为之找到合适的位置，主体对于信息的表达不再存在限制的问题，能够通过网络全部加入到政治生活之中。

（二）网络民主的存在风险

1.网络的虚拟性导致网络民主的秩序混乱

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无法进行剥夺，在网络上的言论更是极大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过度的言论自由会导致网络的混乱，由于一些网民没有责任感，出于自己的目的破坏和谐的网络环境，这就使得言论自由变成了破坏社会秩序的原因。

2.缺乏约束下易“多数人暴政”的倾向

由于现实社会中一些人的利益受损，他们又无法言说，就很容易通过网络的虚拟环境宣泄情感，更容易失去理性，甚至是挑动其他的网民，形成多数人暴政的倾向，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我国的网络民主。

三、国外的网络民主法律运行的经验考察

（一）英国网络民主法律制度

英国是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着手网络民主方面的建设且相当积极。英国的网络民主建设力求于整合政府业务与服务市民为中心。在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上，以市民的满意度作为第一指标，以市民为中心，提供个性化、精细化的服务。2000年11月，英国政府内阁颁布法令，宣布英国公民可以在网上对政府文件进行咨询并提出意见。此外政府还建立了许多的政策论坛，供民众对政府政策进行分析评论，而且在一些地方政府还开通了电子投票项目。

（二）日本网络民主法律制度

日本是具有多年贯彻信息公开制度的国家，因此其网络民主主要表现在信息公开方面。199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行政信息推进计划”，推进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1997年，日本政府将《计算机白皮书》更名为《信息化白皮书》，制定了政府信息化，产业信息化和家庭信息化整体统一发展战略，并据此制定具体的信息化实施方案。2000年3月，日本政府启动“电子政务工程”，通过网络办理各种申请、审批手续，极力打造国民关系和谐、满足公众需要的政府。同年，日本政府向国会递交了《电子签名与认证法案》，使电子签名具有与本人签名同等的法律效力。

四、完善我国法律运行中的网络民主

（一）网络民主立法规制

1.及时调整现行网络法律法规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规范网络空间的法律法规，其中涉及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等多个领域。此外，我国刑法也规定了一系列的计算机网络方面的犯罪。将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参与社会民主生活的权利写入宪法，并对现有的法律与现实生活进行接轨，将那些已经不适应当时代发展的法律条文删除或修订。同时重视对网络民主参与的立法层次，逐步将网络民主参与加入到行政法、刑法、民法，最终实现制度化规范与引导，系统化制约与保障的网络民主法律体系。

2.加快制定新的网络法律法规

原有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网络民主的发展，必须适时地予以废止，出台新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本文认为，应该颁布《政府电子政务促进法》，推动政府电子政务的发展，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

（二）网络民主执法管理

1.强化信息公开是网络民主的前提

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首先需要建设相应的基础设施，在城市的社区中心与大学应当配备免费的互联网设备，为民主了解政务信息提供便利，同时加强政务的信息公布平台建设。在政务信息公开的内容方面，应切分成各种板块便于公民浏览，对应当公布的电子政务信息与三公经费公开进行项目分类。

2.完善网电子政务平台是网络民主的手段

各地方政府也要在政府网站上建立网络政策论坛，倾听民众对时事与政策的分析与评论。开通网络信访与听证平台，征求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意见，同时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适时地将网络民主推向深入。

3.加强网络民主的引导、保障与监管

国家在给予公民平等的网络民主的同时，也要对这样的虚拟世界进行一定的引导和监管，促进我国网络的规范，以及和谐有效的发展。公众通过网络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知情权，提高了公众网络民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也促进了民主化进程。

（三）网络民主守法养成

1.公民政治权利意识的培养

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而言，我国是东方社会国家文化形态的典型代表，农耕文明下的制度与法律体系均是以义务为本位的。民主本质就是参与，失去了公众参与的民主将导致政府决策合法性的困境。深化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就需要使公民通过便利的手段及时地参与到民主建设的进程之中，通过设置相应的政策论坛，公民通过对政府政策规划的分析与讨论，加强主人翁精神的培养。政府通过互联网广泛地征求民众的意见，提升政府的公信度。在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也可以试点实行对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的网络电子投票制度，培养基层群众的民主责任感。

2.建立健全网络伦理规范体系

网络伦理，是关于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行为和道德议题进行道德评价，是一门研究与网络技术相关的伦理学，旨在分析网络技术的社会、法律和伦理影响。由于网络自身的一些特点弱化了传统伦理的约束功能，由于互联网的无限制，人们在网上较之现实空间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自由地选择信息与发布信息。这就导致了“网络道德的无政府主义”，公民在获取极大自由的同时也侵害到了其他公民自由的实现。

网络伦理的建设是一项系统与长远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无法一劳永逸。在加强网络道德立法约束的同时，还应当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尤其是中小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将网络文明道德规范写入中小学生的课本。同时，也要完善网络实名认证制度，加大对网络不文明行为的监督与处罚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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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rterton，F.C.Teledemocrary：Can technology protect democracy[M]Newbury Park.CA：Sage.19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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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丽梅.网络民主问题研究[D].北京：北方工业大学，2008.

[6]尹奎杰.权利观念的限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1）.

作者：王卫星

信息技术社会运行辩证关系论文 篇3：

永州社会治安防空体系建设问题研究

摘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是预防和减少犯罪案件发生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基本理论的介绍，针对永州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完善永州治安防控体系。

关键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社区警务 现行警务运行模式 科技防范

Vinhchau social order air defense construction question studies

Wang Peng

随着永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大范围的人财物流动和突飞猛进的城市化建设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空前压力。因此，如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断提高公安机关控制社会治安的实力，掌握公安工作的主动权，对维护永州社会稳定，促进永州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1.1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的概念。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指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统—领导下，依据系统论，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整合内部警力与社会资源，以社区警务为基础，以全时空巡逻防控为基本勤务方式，以刑侦防控为首要环节，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信息共享、协调有序，集打击、防范、管理，控制、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体，能对社会治安实施综合控制的警务工作系统。

1.2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本特征。

1.2.1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由多元防控主体构成的统一整体。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防控主体，主要由三部分力量构成，即以公安机关为中坚，以群防群控力量为依托，以社会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为基础，多种防控力量共同存在于同一体系之中。整体性是防控体系最主要的特征。

1.2.2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具有一定层次结构的系统。其系统纵向结构可分为二个层次：一是以社区防控、阵地控制和单位内部防控为主体的基础防控；二是以110指挥中心为中枢，以巡警、交警、刑警、治安警和派出所民警等诸警种合成为主体，以群防群治力量为依托，以全时空巡查控制为基本勤务方式，以快速反应机制为保障的巡逻防控；三是以信息化机制为先导，以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经济犯罪和高科技犯罪为主要任务的刑侦防控。上述三个层次，缺一不可，并且相互衔接、相互耦合，构成一个有机防控整体。

1.2.3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具有多种功能的系统。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由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纵向结构上具有基础防控、巡逻防控和刑侦专项防控三个相互关联、相互衔接的层次，并相互耦合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防控整体。

2.我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没的时代背景

由于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国社会由超稳定、全封闭的农业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过渡。伴随着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必然会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出现局部的社会动荡。据公安机关的刑事案件立案统计，1979年全国立案63．6万起；2007年立案达474.6万起，是28年前的7.46倍，远远超过了同期人口的增长幅度，形成了犯罪的高涨期。重大刑事案件的比重不断提高，犯罪的危害后果日趋严重。有关统计数据表明，1989年以来，刑事案件中重大刑事案件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导致犯罪呈恶性增长的态势。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智能型犯罪、高科技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不断出现，各种经济犯罪形式迅速增多。有组织犯罪数量不断增加，犯罪规模不断升级。近些年来因为各种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呈现阶段性多发态势，特别是当前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突出社会问题，已成为公安机关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安体制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沿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固有模式，分工过细、警种过多、层次复杂、机构庞大、中间环节多、机构臃肿，机关化倾向严重，基层、一线警力配备严重不足，工作效率低下，进而出现了警政分工不清，社会治安资源配置不当，警力配置不科学的情况，使之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迅速变化的社会治安状况。现行警务运行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对静止的社会状态相适应，难以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动态化的社会治安环境。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流动人口急剧增加，社会治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治安状况明显呈动态趋势，犯罪总量增加。然而，我们解决突出治安问题的主要途径和模式仍然是组织“严打”整治，采用运动式的打击模式，对社会治安实施控制。但事实证明，“严打”可以威慑犯罪，在短期内能迅速改变社会治安混乱局面，但“严打”缺乏长期效应。“严打”是在特定的非常态社会治安环境下采取的非常态的社会治安治理手段，而在常态社会治安条件下，必须采取常态的社会治安控制手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加速了社会的一体化，这就使得公安工作与社会的各个领域、政府的各个部门息息相关，并延伸、触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面对严峻、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逐步建立起打、防、控一体化的综合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有效遏制和预防犯罪，适应动态环境之下社会治安控制，确保社会治安秩序长期稳定的唯一选择。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提出，是对原有警务模式的扬弃，是我国警务实践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3.永州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现状

近年来，永州公安机关在上级公安机关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打力支持下，逐步建立和加强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具体表现在：第一,勤务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工作对象、重点人口的信息采集录入和管理工作机制初步建立，管理制度不断规范。指纹、无名尸体、在逃人员、被盗抢机动车辆、危爆物品、旅馆业等公安信息系统逐步建立，秘密力量、刑嫌调控、阵地控制等专业手段全面启动，公安基础工作得到加强。第二,治安巡防力度加大，基本实现威慑型控制。一是点上卡，实施堵外卡内防控，合围防范态势基本形成。二是线上巡，实施街面路面威慑。第三,内保工作加强。三是社区和农村警务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四是科技强警迈出新的步伐。目前全市163个派出所全部开通了公安内网，基本实现信息共享和网络办公。

永州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防控体系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

3.1 认识还不统一。治安防控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性、系统性的工程，必须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而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出现公安机关热、政府部门冷，重短期效益、轻长远建设的现象。有些地方党委政府虽然都意识到治安防控工作的重要性，但仍缺乏统一组织，群众参与度也是局部的、零星的。

3.2 重打轻防的观念还普遍存在。由于刑事案件居高不下，而人员和经费又严重不足，因此各级公安机关把主要精力和力量放在专项斗争上，难以把防范工作摆在重要地位的状况依然存在。在实际操作中破多少案、抓多少人仍然是衡量公安机关打击力度和考核指标的重要方面，实现低发案率的社会效益还远远未能体现。

3.3 社区警务和农村警务建设还相对滞后。目前永州的社区和农村警务建设工作还处于初创阶段，社区民警的配置、社区及农村警务室的建设、社区和农村警务工作的全面开展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目标差距仍然很大，尤其是对社区警务的理解上还存在着偏差，对社区警务的财政投入明显不足，社会参与也不够，群众参与维护治安的积极性并未全面调动起来，社区警察多沿袭过去管片民警的工作方法，对本身角色还不太适应，有的警务室和社区民警将为民服务的内容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很少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群众对社区民警的工作认同感和满意度普遍不高，甚至有的得分还相当低。

3.4 配合不密切。目前，公安机关由于内部职能和机构设置等原因，致使防控工作中“警种化”还尚未向“勤务化”转变，刑侦、治安、交通等警种还是各司其职，各项防控工作存在分口把关、各自为政现象。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进一步加大，治安动态化、一体化更加明显。尽管对多警种协同作战问题越来越重视，但对社会动态控制仍摆脱不了“警种化”，勤务化资源仍未得到高度整合，“警力围绕警情转”理念和警种之间的信息通报制度在具体工作中体现还不到位。

3.5 警力和经费保障不足。目前，永州市的民警万人比率还不到万分之六，远低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其次是经费不足导致推行体系建设乏力。

4.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永州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4.1 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各行各业的防控积极性，真正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

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是落实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前提。党委、政府应加强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督促和协调，以保证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要加大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投入，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为防控体系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

群众是做好治安防范工作的基本力量。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提高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才有可能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与专门工作路线相结合的优良传统，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基层组织和有关部门，增加社区保安的岗位，并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加强社会面宣传，增强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引导并依靠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治安防控，变公安机关抓治安为社会的大治安，变公安机关的独家防控为社会大防控。

4.2 树立全新的防范意识，正确认识打击与防范的辩证关系。

打击与防范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也是治标与治本的关系。预防犯罪和依法惩罚犯罪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两个主要环节，这两个环节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只有重视防范，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才能打得准、打得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破案难、取证难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使得作为公安机关最基本的职能之一的打击能充分发挥其效力。同样，坚持有效的打击，可以发现基础工作的薄弱环节与漏洞，为强化防范创造条件。树立全新的防范意识，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第一，站在全局战略的高度，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为突破口，真正从指导思想、工作部署、力量运用、制度建设等方面强化防范机制建设。第二，针对一些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生产经营、轻安全防范的倾向，应通过宣传、教育工作，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治安责任制，突出领导责任，提高社会组织的防范意识。第三，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通过大量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使社会成员真正认识治安防范与其切身利益的关系，不断增强一般社会成员的防范意识，并提高其参与治安防范的自觉性。

4.3 深化派出所改革，强化以社区警务为核心的基层基础工作，建立健全社区和农村治安防控网络。

派出所的工作涉及公安工作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公安工作的外延有多大，派出所的工作范围就有多大。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不断优化派出所内部和外部结构，保持良好的警务运行机制，实现派出所整体的最优效能。切实改变重打轻防、重打轻建，打防控脱节、打管建分离的现象，按照系统论的整体性、层次性和协调性原理，理顺各部门、各警种同派出所的关系；采取坚决措施，加大派出所规模建设，努力实现派出所警力的科学配置，使得派出所内部各警种结构合理、关系协调、功能互补，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新功能，并形成一种新的力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城市社会结构和组织管理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在走向市场的同时，也在走回社区。日常生活中，社区正取代原有的单位组织而成为城市管理的实施单元，公安的管理模式必须由过去的间接面对社会转变为直接面向社会。因此，作为指导居民自治，引导群众参与治安管理的社区警务悄然来到我们身边。社区警务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源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现在已成为主流的警务思想和警务改革的基本模式。现代社区警务思想认为社区警务是在政府倡导和警方积极参与及指导下，充分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以调查、发现和解决社区治安问题为导向，以预防和减少社区犯罪为根本目标，不断增强公众安全感，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社区综合治理模式。

4.4 以快速反应机制为保障，强化巡警工作，加快建设点线面相结合的社会巡逻防控机制。

建立巡逻体制是公安机关为适应新时期社会治安形势所进行的一次重大勤务制度改革。具体就是不断探索和完善布警街面的“网格化”巡防的动态管理控制模式。主要是加强社会面巡逻，要以社会面控制为主，把控制、预防街头发案，作为巡逻工作的首要目标，并努力提高抓获现行违法犯罪的能力。要按照“以巡为主，重在盘查，以动制动，以快取胜”的要求，根据固定巡逻区域范围、落实时空单元责任和加强重点地区巡逻的原则，整合各警种、社区联防组织、保安、治保积极分子等防控力量，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在街面上。要加强以重点路段、主要街巷为主线的社会面动态巡逻工作。对易发案地段由民警、协警化装实行便衣巡逻，对复杂场所设置民警徒步巡逻地段，强化阵地控制，保安及社区治安巡逻队夜间设卡盘查为补充的运行模式，形成多层次、全时空、全方位警力覆盖。通过警力的高频率的出现，提高与犯罪分子碰撞的机率，达到控制和震慑犯罪的作用。

4.5 加强重点行业及场所的治安管理控制能力。

对重点行业及场所的治安防控要从控制犯罪渠道入手，按照突出专项、强化控制、打牢基础、重在管理的要求，加大管理力度，完善各项控制措施，最大限度地挤压犯罪活动空间，有效地遏制和减少治安问题的滋生。一要规范基础工作。根据本地可能发生违法犯罪或容易被犯罪嫌疑人利用的重点行业场所，分门别类，划定层级，明确重点，完善台帐，规范基础工作的内容。二要加强登记和信息采集工作，充分依靠现代科技，进一步完善治安旅店管理信息系统，加强特种行业、场所经营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及时掌握场所、行业的从业人员、经营项目、地理位置等信息，实现对管理对象的实时监测，使治安管理各项基础工作逐步数据化、网络化、提高治安管理工作的科技含量；三要强化日常管理和适时打击整治工作。根据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充分依靠行业、场所从业人员，运用各种有效的治安管理手段，对重点场所、部位和行业，加强日常管理和检查监督，落实阵地控制措施，确保犯罪分子及其犯罪赃物一旦流入，能够发现得了、控制得住。

4.6 加快公安信息化建设，建立点多面广的科技防范机制。

一是建立以信息化机制为先导，以打击有组织犯罪、涉黑犯罪、毒品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经济犯罪和高科技犯罪等为主要任务的刑侦防控体系，发挥其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攻坚作用。在装备保障上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安科技手段，有步骤的将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装备到基层派出所。三是建立科学的治安信息研判和预警体系，及时准确地收集、研判各类治安信息，预测治安形势，并通过新闻媒体发布治安预警预报，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要加快技防手段应用，进一步完善科技防范建设规划，特别是建设、规划等部门要把治安防控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的重要项目和内容，并把技防设施列入建设成本，从源头上落实好科技防范措施。

4.7 建立科学严密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确保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有效运行。

准确、客观、全面地评价防控体系各组成部分乃至每名民警工作的实际效能，是确保防控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因此，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实行科学决策，制定客观、全面、重点明晰、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相结合、适度易行的与防控体系各组成部分及其民警相配套的考核指标体系，并以此作为工作评价、人员提职晋升、立功受奖、宣传报道的依据和标准，营造出实事求是，公平竞争，凭绩效实际定优劣的良好工作环境，确保防控体系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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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