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批捕权论文

摘要：我国审查逮捕程序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错捕和不当逮捕比例过高，这主要是由于侦查机关没有对逮捕的全部条件承担证明责任和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客体化造成的。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将其交给法院行使，并不能达成以审查逮捕的正当程序控制逮捕的目标。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我国宪法批捕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国宪法批捕权论文 篇1：

改革完善我国检察权的权能构成

内容摘要：检察权的基本权能配置包括公诉权、侦查权和监督权。目前，我国检察权权能配置还存在一定缺陷，在今后一个时期检察权权能配置应遵循适当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不起诉裁量权，坚持有限侦查权，增加公益诉讼权和违宪调查控告权，引入检察弹劾权概念。

关键词：检察权不起诉裁量权公益诉讼权违宪调查控告权检察弹劾权

从检察权的产生发展历史和各国的制度实践来看，检察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基本权力，大体有以下三种权能：公诉权、侦查权和监督权。总体来讲，我国对检察权的权能配置除公诉权和侦查权外，关于其他权能的规定还显得比较零散，缺乏可操作性，权力的虚拟空间过大而实际空间过小，还不足以有效地支撑起检察权作为一项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与行政权和审判权相并列的国家权力。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检察权的权能配置应遵循的原则是：既要避免由于检察权的过分膨胀而影响其他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又要避免检察权过分弱小而起不到单独设置的意义，使检察权与行政权和审判权在权能上保持一种平衡状态。应遵循的总体思路是：围绕检察权的性质和特点，拓展不起诉裁量权，坚持有限侦查权，增加公益诉讼权和违宪调查控告权，引入检察弹劾权概念。

一、拓展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又称起诉便宜主义，最早出现于西方国家。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曾一度实行严格的起诉法定主义。但随着刑事司法价值观念的更新，传统的报应刑罚观逐渐被目的和教育刑罚观取而代之，转向了一般预防和对犯罪人特殊预防并重的轨道，再加之起诉法定主义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增加了诉讼成本，因此大陆法系国家逐渐扬弃了起诉法定主义模式，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即在提起公诉时赋予检察官一定的不起诉裁量权，其主要形式有微罪不起诉、起诉保留、起诉犹豫、放弃起诉等。1964年，修订后的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官享有起诉斟酌权，以法律的形式将起诉便宜主义确定下来。[1]1993年，法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在决定起诉前可以征得当事人同意进行调解。1997年，法国发布的新司法改革宣言更是扩充了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规定了四种新的起诉替代措施，即罚金、没收犯罪工具和犯罪所得、吊销驾驶执照或狩猎许可证和无报酬的公益劳动等，这四种措施可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2]。有德国学者称今天的德国检察机关似乎已成为一个“不起诉”机构而非一个起诉机构。[3]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法律上对起诉便宜主义没有作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却拥有广泛且独立的不起诉裁量权。刚刚修订的《英国皇家检察官准则》明确规定，皇家检察院在决定案件起诉时，必须经过两个明确的阶段：一是证据经验，二是公众利益检验。如果证据没有达到有罪判决的现实期望或者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没有必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检察官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4]美国检察制度实行的是检察官个人负责制，由于检察官有权决定案件的调查和起诉，其不起诉裁量权表现得尤为明显。目前，在美国，有95％的刑事案件不上法庭审理，直接由检察官通过选择性起诉、辩诉交易等方式终止诉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的精神，这就是相对不起诉的规定，但由于该规定对于被告人个人情况的考虑强调得不是很够，检察官享有的不起诉裁量权受到较多的限制。据某地检察机关统计，该地检察机关办理的不起诉案件只占全部刑事案件的6％左右，除去绝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的案件，相对不起诉的案件所占比重很小。这既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不符合我国刑法“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立法目的，更与我国当前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不相协调。当前，围绕起诉便宜主义，各地检察机关正在进行一些尝试性探索，如对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以及被告人与被害人达到和解的轻微犯罪等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不错效果。建议将其中一些成熟的做法及时通过立法形式固定下来，这既是对上述探索的规范，也是对我国公诉制度的完善。

二、坚持限定侦查权

主要是限制和优化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保证公安机关充分行使侦查权，使检察机关从侦查活动抽出身来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制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充分保证公安机关对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当前，侦查职能的专业化和集中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共识。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越来越从侦查职能上后退，即使是实行“警检一体化”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官，也往往只是形式上的侦查权行使者，实际从事侦查工作的通常是警察机关。[5]其实，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取消检察机关对普通刑事案件直接立案侦查的权力以及检察机关将审查批捕部门更名为侦查监督部门，正体现了这一精神和思路。但是为了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制衡，在公安机关不执行或怠于执行检察机关的《立案通知书》时，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以“非常侦查权”，对所监督的案件径行进行立案侦查。当然，为了防止这一权力的滥用而干扰警察机关侦查权的正常行使，应当严格限定条件，可规定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的案件要立案侦查的，必须经过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二是强化和完善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其实这部分权力应当划归检察机关的检察弹劾权，不应被看作普通意义上的侦查权。因为该权力所面对的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维护的是国家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和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主张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权中划出去的观点，显然没有认识或重视到该权力的实质。要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权，除了要建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的一体化组织体系以保证检察权独立行使外，还应当通过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以技侦手段，提高检察机关的侦查能力，同时，对那些阻碍、干扰检察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的个人或单位，应当规定以妨碍司法或公务罪论处。

三、增加公益诉讼权和违宪调查控告权

(一)公益诉讼权

公益诉讼权是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尤其是对危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的行为进行干预的结果，最早可追溯到14世纪法国出现的国王代理官制。检察官“prosecutor”一词即有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意思。随着近代民主法制的发展，过去代表国王利益的代理官逐渐进化为代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检察官，特别是随着国家不仅要检控犯罪、还要维护社会公益和法制秩序的现代国家法治理念的建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在改革完善检察制度的过程中，开始赋予检察机关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案件进行法律干预的权力。现在，公益诉讼权已经成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检察机关的一项基本权能，作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的代表，检察机关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民事诉讼中，尤其是那些涉及“集体性利益”和“扩散性利益”的民事案件。在美国，环境保护法、防止空气污染条例、防止水流污染条例、控制噪音等法律文件均授权检察官提起相应诉讼，或支持诉讼。[6]上文提到，英国在刚刚修订的《英国皇家检察官准则》里，也将公共利益检验作为检察官提起诉讼的一个重要阶段。大陆法系国家更是如此，法国诉讼理论认为，检察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凡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涉及到公民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行政行为，检察官都要介入。近年来，公益诉讼越来越被我国法学界、司法实践和社会各界所关注。有媒体称：“随着目前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垄断、限制竞争行为及不正当竞争等案件不断的增多，公益诉讼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无论从国外公益诉讼的发展历程，还是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公益诉讼的兴起都是我国社会和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权利义务日益集体化、社会化和分散化，像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案件，涉及到的损害平均到每个人往往很小，不足以引起人们对案件的起诉，但若扩大到整个社会，则损害就大多了。再加之现代组织的日益集团化，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个人主义式的一对一的诉讼模式，已经难以承担起保护被害人利益的作用。但我国目前的原告资格理论基本上采取的还是实体权利标准，即原告必须是享有实体权利人，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色彩，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建议在修订法律时，赋予检察机关有权对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民事案件提起诉讼，以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需要国家提供特别保护的公民利益。

(二)违宪调查控告权

违宪调查控告权其实应当归位于检察弹劾权。宪法监督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性选择，像英国、德国、美国等先进西方国家，都设有违宪审查机制，如英国的议会、德国的宪法法院，美国的普通法院等都有违宪审查权。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我同意有关学者的观点，应当考虑赋予检察机关违宪调查控告权，同时在人大之下建立宪法委员会，由检察机关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文件、法律行为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纠纷进行调查，并控告至宪法委员会，由宪法委员会作出是否违宪的裁定。[7]赋予检察机关以违宪调查控告权，是检察权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职能的应有之义，更是我国当前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确保政令畅通的现实需要。当前，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主体和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和地方化趋势，地方政府及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出台法规规章时不可避免会带有地方或部门利益的考虑，甚至出现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现象，而对中央政府的政令，各地和各部门基于地方或部门利益，也会出现怠于执行或不执行的情况，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考虑到上述因素，很有必要在我国建立相应的违宪调查和审查机制。

(三)引入检察弹劾权概念

检察弹劾权是指检察机关对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不作为或违法作为的行为进行调查进而控告从而启动相应程序进行纠偏惩处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权能，检察弹劾权最能体现检察权作为国家强制性权力维护法律统一实施、发挥制衡功效的权力特点和行使特征。作为重要的法治手段，弹劾制度在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运用得较为广泛，对国家内部管理权能的制衡作用很大。弹劾的特定法律地位表明这一行为必然引起国家相关权能介入，启动调查程序，直至司法程序，它符合检察权的行使特征。其实，我国历史上的御史制度就是一种典型的司法弹劾制度。但是，就制度层面来讲，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弹劾制度，虽然有人讲我国现行的检察权可以被视为广义上的检察弹劾权。因此，在修订法律时，建议我国引入检察弹劾权的概念，并通过法律予以明确。引入检察弹劾权这一概念，可以明确表明检察权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它的行使必将引起相应的法律程序和法律后果，从而可以有效地弥补现行检察权的行使所表现出的缺乏刚性的致命问题。在适用范围上，它不仅适用于行使诉讼检察权，主要表现为违宪审查控告权以及对特殊资格主体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立案、侦查和控告权等，同时也适用于非诉讼检察权，主要表现为对特殊资格主体职务活动中的一般违法行为的建议纠正和建议处分权，以及就某一具体事件启动调查听证程序权等。

参考文献

[1]刘炽、王建荣：《比较与借鉴：暂缓起诉制度研究》，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3期(上半月)，第37页。

[2]刘立宪、吴孟栓：《国际检察制度发展趋势的把握与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3]陈光中：《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4]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法律出版社。

[5]孔璋：《警检关系的模式与选择》，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3期(上半月)，第20页。

[6]张培田：《检察制度本源刍议》， 载刘立宪主编：《检察论丛》(第二卷)，第416页。

[7]孙谦：《中国的检察改革》，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责任编辑：安益石

作者：朱仁政

我国宪法批捕权论文 篇2：

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的进路

摘要：我国审查逮捕程序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错捕和不当逮捕比例过高，这主要是由于侦查机关没有对逮捕的全部条件承担证明责任和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客体化造成的。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将其交给法院行使，并不能达成以审查逮捕的正当程序控制逮捕的目标。我们应当以树立检察官在审查逮捕程序中的裁判者角色为核心，维系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强化对逮捕全部条件的审查，改进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工作机制，创造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审查逮捕程序中发挥作用的条件，推行不捕理由双重说明机制，进而强化侦查机关对逮捕条件的证明责任，以实现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化，达到防止错捕、减少不当逮捕，并为公诉程序、审判程序纵深改革创造条件的目的。

关键词：逮捕；程序；正当化；改革

法律设置逮捕条件和程序的目的，在于通过逮捕的实体条件和程序防止出现错捕和不当逮捕。近十年来我国平均接近90％的批捕率和逐年递增的轻缓判决率表明，我国的审查逮捕程序是没有完成防止错捕和不当逮捕的使命的。这不但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增大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增加了刑事司法成本。并且，由于实践中检察机关基本上对只要有证据证明其有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都批准逮捕，侦查机关在批准逮捕之后往往没有继续进行实质性的侦查工作，收集原本在提请批准逮捕时就应当提供的关于逮捕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的证据，致使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法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都因缺乏量刑证据支撑而举步维艰。可见，审查逮捕程序既与被追诉人的人权密切相关，又是纵深推动刑事司法改革的瓶颈问题。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审查逮捕程序进行改革。

本文首先运用近十余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逮捕质量的状况进行分析，指出错捕、不当逮捕比例过高是我国逮捕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可以有两种改革进路：一是以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为核心的进路，二是以树立检察官裁判者角色为核心的进路。在文章第二部分，笔者将证明，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在当前的情况下暂时还不具有可行性。在文章第三部分，笔者将论证第二种方案的可行性，并提出改革我国审查逮捕程序的具体建议。

一、我国逮捕案件质量的现状

我国当前的逮捕案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批捕率高，二是错捕、不当逮捕比例高。

从表一可以看出，1998年至2010年上半年间，我国的批捕率是很高的。两法施行以来，我国的批捕率平均达到90.21％(追捕数除外)。

批捕率高并不能说明逮捕案件的质量不高。逮捕案件质量的高低，关键要看是否严格按照逮捕的条件作出批捕或者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那么，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案件是否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逮捕条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逮捕的三个条件，即罪疑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刑罚条件(有证据证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必要性条件(有证据证明有逮捕必要)，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逮捕以后案件的处理出现了下列情况之一，则说明不符合逮捕的罪疑条件：(1)侦查终结后撤销案件的；(2)审查起诉后作出绝对不诉、存疑不诉决定的；(3)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4)审判阶段宣告无罪的。如果生效裁判有下列情况之一，则说明案件不符合逮捕的刑罚条件：(1)免除处罚的；(2)判处拘役的；(3)判处管制的；(4)单处附加刑的。如果判决宣告缓刑，则说明不符合逮捕的必要性条件。如果起诉以后撤回起诉，也说明不符合逮捕罪疑条件。其中，捕后撤销案件、绝对不诉、补充侦查、宣判无罪应当属于错捕，没有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执行刑的，属于不当逮捕。由于捕后撤案率、不诉率受到了严格控制，加之缺乏捕后撤案、不起诉、补充侦查、撤回起诉的统计资料，我们只能从宣告无罪、免除处罚、宣告缓刑、判处拘役、判处管制、单处附加刑六种情形在法院生效刑事判决中所占比例大致推断逮捕决定的正确率。从表二可以看出，2002年至2008年间，六种情形在法院生效裁判中所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考虑到被逮捕的人不一定被提起公诉，有一部分案件是没有逮捕而直接提起公诉的(即所谓的直诉案件)，加之有一部分案件属于自诉案件，且作出逮捕决定的时间、提起公诉的时间、裁判生效的时间之间存在差异，六种情形并不完全属于错误逮捕或不当逮捕。但是，即便假定所有直诉案件和自诉案件都属于六种情形，据《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资料，2002年自诉案件结案42726件(假设每件1人)，加上直诉案件72810人，被逮捕的人在起诉以后判决属于六种情形的也有大约85446人，错捕和不当逮捕的大约占逮捕总人数的10.93％，占六种情形的42.51％。根据朱孝清副检察长2006年8月14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部署全国开展逮捕工作专项检查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中，捕后不起诉的有10184人，宣判无罪的有341人，占批捕总人数的1.22％；职务犯罪案件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中，捕后不起诉的有648人，宣判无罪的有83人，占逮捕职务犯罪嫌疑人总数的4.55％。另据从2010年8月在宁夏银川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改革工作座谈会”上获得的数据，2010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共批准、决定逮捕456106人，其中批捕以后撤销案件的86人(没有自侦案件决定逮捕后撤销案件统计数据)，不起诉的5334人(其中自侦案件89人)，宣判无罪的有37人(其中自侦案件4人)，判轻刑(判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判处徒刑缓刑)有87468人(缺乏自侦案件判轻刑统计数据)，四项合计92925人，占批捕总数的20.37％。按照这种趋势，2010年全年除自侦案件以外的其他案件，错捕和不当逮捕的人数可能超过18万人。虽然我们不能说法院的生效裁判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但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每年因不符合逮捕条件被错捕、不当逮捕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逮捕质量是不容乐观的。

二、调整职权配置的改革进路暂不可行

在我国，逮捕具有“绑架”起诉、审判的效果。即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往往不得不尽量作出起诉的决定，法院则要尽量宣告被告人有罪，并根据羁押期限决定判处的刑罚。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从观念上看，逮捕被官方和民间视为打击犯罪的手段，在审查起诉阶段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审判阶段宣告被逮捕的人无罪，往往会被视为司法腐败的表现，要受到打击犯罪不力的责难。其次，基于考核指标的影响，检察机关捕后放人，无异于自认逮捕质量存在问题，要承担考核扣分的巨大压力；法院对被逮捕的被告人宣告无罪，不但要影响检法关系，还要面临打击犯罪不力的责难。最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难以保证犯罪

嫌疑人到案，其他羁押替代措施的阙如，在客观上也导致难以变更逮捕措施。这样，犯罪嫌疑人在被逮捕以后，不但很难获得释放，而且案件证据越不充分，他被羁押的期间可能越长；被羁押的期间越长，他被定罪、被判处实刑(即拘役、有期徒刑的执行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可见，错误逮捕、不当逮捕会增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起诉、判有罪、判实刑的风险，不利于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逮捕“绑架”起诉、审判的效果，决定了目前还无法通过捕后纠错机制及时消除错捕、不当逮捕的弊害。我们只能从逮捕的人口即审查逮捕程序人手，争取提高逮捕案件质量，防止错捕、不当逮捕。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将其交给法院行使。另一种方案是在不调整批捕权职权配置的前提下，针对形成逮捕案件质量不高的原因进行相应的改革。

调整职权配置是理论界的通说。这种观点主要是从未决羁押的正当程序的角度，认为我国审查逮捕程序正当性不足的主要表现是检察机关的中立性不足，因此应当根据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要求，以构建审查逮捕的正当程序为核心，对我国的审查逮捕程序进行改革。

笔者并不反对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批捕权交给法院行使。但是，我国批准、决定逮捕率过高，并不是由于检察机关中立性不足造成的，而主要是因为公安机关没有对逮捕的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承担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审查逮捕程序中基本上不可能发挥作用，导致检察机关除了对逮捕的罪疑条件进行审查以外，难以对逮捕的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进行审查，以至于构罪即捕。这必然导致不当逮捕比例过高。主张通过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来降低批捕率，实现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化，可谓不对症。

退一步说，即便批捕率过高是因为检察机关不中立造成的，法院真的就比检察机关更中立吗?诚然，从理想的状态看，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充当的仅仅是裁判者的角色，并不担负打击犯罪的职责，其中立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还处在社会转型阶段，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法院制度。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样，同属于政法机关，是打击犯罪的生力军，它们在刑事诉讼中共同承担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任务。我国的刑事诉讼，采用的还不是纠纷解决型而是犯罪治理型模式。在公检法三机关任务相同、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很难说法院就比检察院更中立。在法院同时拥有审判权的情况下，如果法院做不到中立，根据现有的考核机制，法院很可能对自己批准逮捕的人都定罪判刑，这可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不公平。

即便法院能够做到中立，法院行使批捕权就一定能够达到逮捕程序改革的目的，即防止错捕、减少不当逮捕吗?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值得怀疑的。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我国一直主要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检察机关在办理批捕案件的过程中，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配备了专门的办案人员，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相对而言，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程序、操作规程也比较完善。法院不但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而且由于很少办理逮捕案件，也没有积累必要的办案经验。更重要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甚至没有规定法院决定逮捕的程序，司法解释对法院决定逮捕的程序之规定，也简略得无以复加。在公安机关只要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就提请批准逮捕的情况下，法院以现有的人力、物力和办案程序，能够胜任这么繁重的办案任务吗?

当然，组织机构、办案人员、办案经验，都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国的法官、检察官任职资格相同。把检察院担任批捕工作的检察官调到法院工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又不免使人担忧：检察官到法院工作，是否仍然会按照原有的办案习惯，构罪即捕?

如果上述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接下来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批捕权的归属问题，在我国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法律问题，还是一个宪法问题。如果要调整批捕权的配置，不但要修改《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还要修改《宪法》。如果《宪法》落后于现实的需要，进行修改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宪法》修改的程序比一般法律的修改要严格，周期更长，难道在《宪法》和法律修改之前，我们就只能等待，而不能有所作为吗?如果说我们也可以有所作为，那么，在《宪法》和法律修改之前，调整逮捕职权配置，就不是逮捕程序改革目前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可见，把批捕权交给法院行使，不但会使人对法院的中立性产生怀疑，还会使人怀疑法院在现有的人力配备、办案能力条件下能否胜任审查逮捕工作，并且存在修改《宪法》和相关组织法的难题。这些难题在目前还难以克服。基于上述原因，检察机关高举《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大旗，并不赞成把批捕权交给法院行使，审判机关对于把批捕权交给法院行使的理论主张也不热心，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没有采纳调整批捕权职权配置的主张，这种理论主张基本上成了学者一厢情愿的事情。因此，至少是在近期内，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并非实现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提高逮捕案件质量的现实选择。

三、当前应以树立检察官裁判者角色为核心推进审查逮捕程序改革

在难以调整批捕权职权配置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实现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保证逮捕案件质量，防止错捕和不当逮捕?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以树立检察官裁判者角色为核心，在检察机关改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的前提下，检察机关把审查逮捕的重心放在判断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是否符合逮捕条件上，并通过强化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对逮捕条件的证明责任、强化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审查逮捕程序中的参与，构建检察机关对逮捕案件行使“裁判权”的诉讼机制。

(一)根据

主张以树立检察官裁判者角色为核心实现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的根据有三：

一是承认现实。如前所述，调整批捕权职权配置在短期内是行不通的。审查逮捕工作每天都在进行。我们不能对现有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存在的缺陷熟视无睹，等待将来调整批捕权职权配置后再完善审查逮捕程序。因此我们应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尽量改良我国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保证逮捕案件质量。

二是检察机关有改良审查批准逮捕程序的动力和条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可能的参与力量，包括学者、立法者、决策者，也包括刑事诉讼中的各方，如侦查机关(部门)、检察机关、法院、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学界力推调整批捕权职权配置，却没有被立法者和决策者所采纳。侦查机关(部门)追求批准逮捕，把批捕作为完成打击任务的指标，显然并不会主动要求严把逮捕质量关。法院置身事外，且面对案件数量急剧增加的态势，自顾不暇，也难以有推动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的动力。犯罪嫌疑人虽然渴求防止错捕，减少不当逮捕，法律和法律解释却没有赋予其充分的参与权，显然难以成为推动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的依靠力量。律师本应

对于防止错捕和不当逮捕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法律和法律解释并没有提供律师发挥作用的空间。律师刑事辩护业务萎缩，致使律师参与到审查逮捕程序中的极少，普遍不熟悉审查逮捕业务，使得律师也难以成为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的生力军。这样，剩下的就只有检察机关了。

检察机关推动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的动力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检察机关急于证明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的正当性。从总体上来说，检察机关对于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是不赞成的。但是，仅仅不赞成是不够的。检察机关还应当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行使批捕权，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具有相对合理性。要证明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具有相对合理性，仅仅通过理论分析，证明检察机关的中立性不比法院差是不够的，还要证明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程序中确实能够起到把关的作用，切实防止错捕、不当逮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革现有的审查逮捕程序和工作机制，实现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化。

第二是改革审查逮捕程序容易形成亮点。当前，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对于司法改革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创新举措层出不穷。但是，刑事司法改革走到今天，审判方式、起诉方式等项改革已经很难有创新的举措，而审查逮捕程序改革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改革审查逮捕程序，抓住了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上游问题，能够形成改革的亮点，有利于推动量刑建议、量刑规范化改革纵深发展，为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下游改革创造空间。从检察机关自身来说，把住逮捕案件质量关，实际上就把住了刑事案件质量的关键，后续的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提出量刑建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不会因定性不准、证据不足而形成被动局面。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推进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改革一定会趋之若鹜。

检察机关推动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的条件则在于，检察机关能够推动公安机关履行证明责任，并对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参与权发挥作用。在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事实上居于主导地位。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有求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这个阶段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材料，甚至排除非法证据，公安机关一般会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意见，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参与权，对于提高逮捕案件质量有实际的好处，并且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做到。因此，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检察机关也具备推动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的条件。

三是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下称“沙区检察院”)试点的情况证明这种进路是可行的。自2009年3月以来，沙区检察院在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学者和重庆市沙坪坝区司法局及所属法律援助中心、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的支持和配合下，进行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改革。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强化对逮捕条件的审查；(2)强化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障，保证每个未成年人在审查逮捕阶段(2010年3月以后向前延伸到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都获得律师帮助，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权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社会调查，在审查逮捕程序中有权查阅案卷扫描件，有权在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在讯问结束后有权对讯问是否合法以及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提出意见。从2009年3月15日至2010年9月30日，沙区检察院未检科共办理审查逮捕案件160件212人，其中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或审查逮捕阶段是未成年人的有171人，除9名犯罪嫌疑人自行委托了律师(但在办案过程中没有联系上其中1人委托的律师)、1名犯罪嫌疑人拒绝援助律师的援助外，其余161名犯罪嫌疑人都获得了法律援助中心指定的律师的帮助，加上委托律师9人，共有170人获得律师帮助，99.42％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从侦查或者审查逮捕阶段获得了律师帮助，其中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已有49人次，律师介入以后提出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的167人次(有3名委托律师没有提出意见)。这些案件中，律师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采纳，调动了律师的积极性。检察官们也更加注意从逮捕的三个要件进行全面审查，批准逮捕97人，批捕率从2007年1月未检科成立以来至2009年3月15日的74.83％降低到现在的45.75％。批准逮捕的案件除8人公安机关尚未移送审查起诉以外，其余89人被移送审查起诉。经过审查，决定起诉80人，不起诉1人(属于错捕)，移送其他检察院审查起诉8人(应当由其他法院管辖)。提起公诉的80人中，除6人法院没有审结以外，有62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人被判处拘役、9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错捕(1人)、不当逮捕大大减少，逮捕质量得到大大提高。通过改革，量刑建议也有了可靠的保障，达到了改革的预期目的。可以说，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的试点情况证明，以树立检察官裁判者角色为核心实现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的进路是切实可行的。

(二)建议

要以树立检察官裁判者角色为核心，实现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维系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审查逮捕程序正当性的基本标准是构建控、辩、审三方的诉讼构造。我国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以及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审查决定逮捕程序都具备基本的诉讼构造，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部门实际上是在充当裁判者角色。但是，检察机关的追捕，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使三方组合成为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两方组合。要维系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就应当取消鼓励追捕的考核指标，或者把侦查监督与审查逮捕分离，由专门的人员从事侦查监督工作，审查逮捕部门则专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把包括追捕在内的侦查监督职能从审查逮捕部门剥离出来。这种内部机构设置，使侦查监督部门能够切实履行侦查监督职责，避免侦查监督成为审查逮捕的附庸而流于形式，有助于切实强化侦查监督。更重要的是，这种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使审查逮捕部门能够集中精力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成为单纯的裁判者，有利于解决因案多人少、职能过多而顾此失彼的问题，并且能够维系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是值得推广的。

二是要注重以裁判者的角色，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进行全面审查。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据缺乏，往往忽视了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由于所有自然人犯罪都“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逮捕的刑罚条件也被忽略不计。因此，实践中仅仅注重对逮捕罪疑条件的审查，形成“构罪即捕”的现象。这势必造成不符合逮捕刑罚条件或必要性条件的人也被逮捕，形成大量的不当逮捕。要树立检察官的裁判者角色，就是要求检察官在审查逮捕的时候，一定要严格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法律和相关法律解释规定的逮捕条件，对于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都不能批准逮捕。在当前，除了注意审查逮捕的罪疑条件，并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认真审查逮捕的必要性条件，进行不捕风险评估以外，最重要的是审查逮捕的刑罚条件。对于根据案件情况，不可能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执行刑的，应当以不符合逮捕刑罚条件为由不予批准逮捕。对于能够肯定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执行刑，且有逮捕必要的，才予以批准逮捕。对于不可能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执行刑的，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批准逮捕。与此相适应，有关机关应当修改逮捕案件质量标准和考核指标，把不符合逮捕刑罚条件作为不予批准逮捕的种类之一，把不当逮捕也纳入扣分的范围，从而对检察机关形成严格把关的内心强制，并给予检察机关在不予批准逮捕时说服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借口。

三是要整合力量，发挥承办人、部门负责人、分管检察长的作用。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程序行政化，是理论界批判的对象之一。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有人主张以听证的方式进行审查逮捕。诚然，听证式审查逮捕方式更符合刑事诉讼的特征，且省却了检察机关到看守所讯问犯罪嫌疑人的麻烦，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到场，更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参与权，提高审查逮捕的效率，保证审查逮捕结论的质量。这应当成为未来我国审查逮捕程序立法完善的方向。但是，在当前立法没有修改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要单方面推行听证式审查逮捕方式，是比较困难的。并且，即便实行这种审查逮捕方式，也并不一定就能够保证逮捕案件的质量。因为，检察机关的检察官素质在近年来虽然有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普遍的情况来看，检察机关中只要是业务素质较高、能力较强的检察官，大多被提拔到了部门负责人甚至院领导岗位，普通检察官能够完全独立进行审查逮捕工作的，事实上还不多见。完全由检察官以听证式方式审查逮捕并独立作出决定，在检察机关内部缺乏合议制，并非所有检察官都胜任独立审查逮捕工作的情况下，逮捕案件的质量是难以得到可靠保证的。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还应当强化而不是削弱三级审批制。承办人应当把好案件事实关，并提出处理意见。部门负责人则应当把好法律关。分管审查逮捕的检察长则要从事实、法律、政策的角度进行全面把关。检察机关应当改变现行不捕由分管院领导决定、逮捕由承办人决定的做法，对所有案件都组织部门全体成员参与讨论，以期集思广益，保证逮捕案件质量。当然，按照这种思路，检察机关选任合适的部门负责人和分管副检察长就非常重要。如果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不精通相关法律、法律解释和政策，不注意以裁判者的角色判断案件是否符合逮捕条件，而是一味迁就公安机关的批准逮捕请求，内部把关程序就可能打消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并且无法起到保证案件质量的作用。

四是要注意创造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发挥作用的条件。犯罪嫌疑人客体化是我国审查逮捕程序正当性不足最明显的表现。要实现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就应当修改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参与权、阅卷权、讯问时在场权、提出意见权、调查权、救济权、提出取保候审等权利。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本着“法无禁止皆有权”的权利观，检察机关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赋予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审查逮捕程序中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提出意见权以及阅卷权。检察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不应当仅仅以获得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为己任，而应当注意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取保候审的条件。面对律师参与审查逮捕程序极少的实际情况，检察机关还应当与法律援助中心联手，成立法律援助律师库，争取有更多的律师在审查逮捕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对于律师因参与机会较少而不熟悉审查逮捕业务的情况，检察机关还应当对律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律师办理逮捕案件的业务能力。律师的参与机会多了，能力提高了，对案件的知情权、调查取证权得到保障了，才能够对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律师能够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就能够保证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做到兼听则明，最终作出正确的批捕或者不批捕的决定。

五是要加强不捕案件说理，带动公安机关对逮捕条件履行证明责任，并防止公安机关以各种形式进行抵制。检察机关长期以来非常理解并照顾公安机关对批捕率的不懈追求，是批捕率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检察机关树立裁判者角色，强化对逮捕条件的审查，势必降低批捕率，促使公安机关完成原本应当完成的证明责任。公安机关必然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抵制，包括把案件提交给政法委协调，向检察机关施压。面对这种情况，检察机关一方面应当坚持原则，依法按照逮捕的条件作出决定，另一方面也应当讲究工作艺术，加强不捕案件说理。这种说理，既要以书面形式，针对案件在哪些方面不符合逮捕条件，具体说明不捕的理由，在有条件时，还要尽力争取以口头方式与公安机关承办人交换意见，争取使公安机关承办人心服口服，帮助公安机关提高提捕案件的质量，引导公安机关尽到对逮捕条件的证明责任。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在未成年人案件审查逮捕程序中，开展了这种书面说理和口头说理相结合的不捕案件双重说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迄今为止，对于不捕的未成年人案件，公安机关还没有申请复议复核的。在实践中，有的检察机关还形成了与公安机关定期进行不捕案件质量分析的机制，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做法都值得大力推广。

作者：李昌林

我国宪法批捕权论文 篇3：

捕诉一体运行的配套制度优化

编者按：做优刑事检察，在刑事办案中实行捕诉合一，是司法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优化职能配置的必然选择。在司法责任制等多重改革新要求的叠加下，检察官适应这一办案模式，千头万绪、挑战重重。为此，本期“聚焦”约取对这一办案模式探索较早湖北、上海、安徽、吉林等地检察机关的同仁撰稿，他们独出手眼，分别从捕诉衔接、引导取证、强化侦查监督、职业化提升办案能力等视角介绍经验、阐发思考，对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益。

摘 要：实行捕诉合一，是当前司法改革背景下优化检察职能配置的合理选择。捕诉合一机制的顺畅运行，核心是做好捕诉衔接，主要涉及人员力量的配置、办案方式的转变、逮捕和起诉标准的把握以及内部的监督制约等方面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优化相关制度，正确处理好检察官与检察官助理、检察官与检察官会议、检察官与检察长、司法责任追究与司法瑕疵、司法过失等四方面的关系。

关键词：检察职能配置 捕诉衔接 制度优化

捕诉一体工作机制作为检察机关工作机制的重大调整，对于优化检察机关刑事检察资源配置，提升法律监督合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捕诉一体机制的运行，核心在于做好捕诉衔接。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为检察官履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推行捕诉一体是司法改革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检察机关自1978年恢复重建后，一直实行捕诉一体，由刑事检察部门统一行使批捕和起诉职能，直到1996年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刑事检察工作会议提出批捕、起诉分设后，审查逮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才成为检察机关内部各自独立的两个职能部门，分别行使审查逮捕职能和审查起诉职能。从二十多年的司法实践看，捕诉分离机制下批捕部门与公诉部门基于不同职能需求各自为战，导致办案质量不高、办案效率低下等问题，检察机关有限的司法资源没有得到优化整合，不但没有实现防范冤假错案的目的，反而因为机制不畅形成内部掣肘，导致不少案件没有得到依法处理，正义没有得到伸张。不少检察机关在捕诉分离机制下开始探索构建内部的“捕诉衔接”工作机制，在轻微刑事案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实行捕诉一体，为我们建立健全捕诉一体机制提供了新鲜经验。

反对检察机关捕诉合一最有力的观点认为，批捕权属于司法权，起诉权属于行政权，认为应当分别由法院、检察院行使。[1]但这种观点是简单套用西方三权分立学说的结果，与我国的宪政体制规定明显相悖，不符合我国国情。首先，西方国家实行逮捕与公诉分离是以“检警一体”或者检察指挥侦查为前提条件的，即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有权领导和指挥警察与英美法系国家警察受制于检察官或者法官的模式。[2]而在我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独立设置，互不隶属，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其次，西方国家实行捕诉分离是以存在两套不同的法官或者法院系统为前提的，不管是美国的预审法官、还是德日的侦查法官或者英国的治安法官，与案件审理法官或者法院是完全不同的系统，而在我国只存在一套审判法院系统，如果将批捕权交由法院统一行使，法官乃至法院超然、中立地位彻底丧失，相比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而言更不利于防范冤假错案，对法治的破坏更大。最后，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负有对侦查活动与审判活动的监督职责，批捕权和公诉权都具有法律监督的属性，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实际上承担了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职能，对于规范侦查权的运行、切实保障人权具有积极意义。[3]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侦查行为及其结果必须接受庭审的检验，检察机关要想有效实现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性地位，真正把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关口，必须打破自身内设机构设置的制度壁垒，通过构建捕诉一体机制强化对侦查行为及其结果的监督，真正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因此，推行捕诉合一是优化检察机关职能配置的合理选择，也是检察机关落实司法改革新要求的应然举措。
二、捕诉一体运行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捕诉一体工作机制改变了传统按照办案流程设置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做法，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对内设机构进行的“全面重塑”性改革，对于推进队伍专业化建设影响深远。在推进捕诉一体工作中，需要处理好捕诉衔接，更好地发挥捕诉一体的制度功效。

（一）人员力量的配置问题

在捕诉分离的前提下，承担批捕和公诉的人员都是“专科医生”，有的长期从事侦查监督工作，没有从事公诉工作，有的只有公诉工作经历，没有侦查监督经验，他们都只对负责的批捕或者审查起诉事项熟悉，对于其他领域可能存在知识盲点问题。负责审查起诉的人员在案件证据审查、出庭讯问、举证质证、辩论等方面业务精通，但也存在对逮捕标准把握不准问题，特别是对于证据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如何准确把握逮捕条件，以及如何引导侦查机关有效收集证据方面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而对于从事审查逮捕工作的人员而言，更多需要提升如何正确把握起诉标准以及出庭指控犯罪的能力。在推行捕诉一体制背景下，不能简单化地将现有的侦查监督、公诉部门进行更名，而应当将现有批捕、起诉工作经验的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书记员交叉搭配，实现现有刑检力量的优化配置。后期，要针对所有刑检人员进行批捕公诉业务知识的培训，培养更多的“全科医生”。

（二）办案方式的转变问题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要改变传统的脱离办案搞监督的做法，把办案与监督结合起来，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按照庭审要求引导、规范、完善和审查案件证据，提高案件质量。为此，办案人员在审查案件中应当实现以下六个转变：

1.改变传统的“坐堂办案”模式，建立案卷笔录書面审查与关键证据现场复核复查机制。要强化办案的亲历性，采取实物查看、到案发现场核实证据等方法，增强对物证、案发现场的直观感受，强化检察官对证据材料与案发现场、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客观联系的认知度，避免对证据发生误判，建立起完整有效的指控犯罪的证据体系。

2.改变传统的“闭门办案”模式，建立听取意见制度，促进公诉决策的科学化。要认真落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听取被害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的制度，对于辩护律师提出案件证据、事实、法律适用方面的辩护意见，要及时组织力量调查核实处理，促进决策的科学化。

3.改变传统的办案人员单一兵种办案方式，建立多兵种协同办案方式。刑事案件不是法律知识的孤岛，而是与其他科学领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要强化办案人员与检察技术人员的协作，建立起技术性证据的同步文证审查制度，让技术人员从专业角度对这些证据的客观性提出意见，确保技术性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促进公诉决策客观公正。

4.改变传统的重口供等言词证据办案方式，建立客观性证据与言词证据相互印证的证据审查机制。要高度重视对物证、书证等客观性的证据的审查和运用，掌握司法会计、法医、精神病、痕迹检验等鉴定意见以及电子证据相关的专业性知识和审查判断方法，确保客观性证据之间或者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链条，排除合理怀疑，切实提高案件质量。

5.改变传统的单纯重视证据证明力的办案方式，建立重视证据资格与证据力并重的证据审查方式。 一方面，要正确把握非法证据的范围，正确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切实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对非法证据不能简单地一排了之，还要对排除后构建证据体系所必需的关键证据、核心证据予以补证完善。

6.改变传统的重案件审查轻出庭公诉的办案模式，建立案件审查与出庭公诉并重的办案模式。既要重视对案卷材料的审查判断，发挥检察机关的审前过滤作用，坚持起诉法定标准，加强证据审查，认真把好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坚决防止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又要加大出庭公诉能力的培训，强化询（讯）问、举证、质证技巧，提升公诉人快速的思维应变能力、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充分发挥庭审在指控犯罪和法制宣传方面的作用，成为展示检察机关公正文明执法的窗口。

（三）逮捕和起诉标准的把握问题

起诉的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逮捕的标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两者的证据标准明显存在差异，逮捕的标准要低于起诉标准。司法实践中，在推行捕诉一体下，人为降低逮捕、起诉标准或者拔高逮捕、起诉标准的现象可能存在。在审查逮捕阶段，办案人员既有可能为了防止捕后撤案、不诉等出现案件质量问题甚至冤假错案，人为提高逮捕条件，也有可能从便于后续案件办理便利，放低逮捕条件，出现以捕代侦的情形。在审查起诉阶段，可能出现办案人员为了掩饰逮捕错误，即使案件不符合起诉标准而强行起诉等滥用起诉权的问题，也有可能为了掩饰自身能力不足或者避免出现无罪等责任追究情形，不能正确区分疑罪案件、疑点问题和疑难案件，导致该起诉的案件不起诉，使得真正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追究。另外，不起诉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是检察机关过滤侦查机关的侦查结果、防止带病起诉乃至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途径。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不起诉是案件评查重点，加之内部审批程序复杂，该制度功能尚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在推行捕诉一体制度下，关键在于引导检察人员正确区分和把握逮捕和起诉标准，严格按照逮捕条件行使批捕权，同时以起诉标准引导侦查机关补充完善证据，充分发挥不起诉的案件过滤功能，依法指控犯罪，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四）内部的监督制约问题

1996年推行捕诉分离的理论依据在于，通过将批捕权与公诉权分别交由检察机关内部不同部门行使，可以强化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之间的制约，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从理论上进行推演，一个案件经过检察机关两次办理，相当于上了双保险，通过不同部门从不同视角进行审查，降低了错案的可能性。尽管从历史经验来看，单纯的捕诉分离机制对于防范冤假错案的作用有限，但客观上而言，捕诉分离机制在一定程序强化了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对于防止权力滥用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在推行捕诉一体制度下，一类刑事案件由一个办案组、一个主办检察官负责到底，统一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补充侦查、支持公诉、诉讼监督等职能，确实存在权力滥用的风险。为此，构建合理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至关重要。一是建立有效的分案机制，建立健全以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机制，规范检察权的运行，防范权力失范;二是健全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合理配置检察官、检察长权限，规范权力运行;三是完善案件评查制度，将重点案件、重点环节纳入案件评查范围，规范权力决策;四是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检察官遴选和退出机制，通过制度倒逼检察官依法规范行使检察权，提高案件办理质量。
三、推行捕诉一体应当优化的制度安排

在推行捕诉一体机制中，除了需要关注检察官权力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防范，也要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为检察官依法有效履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此，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正确处理好检察官与检察官助理的关系

检察官助理是在检察官指導下负责审查案件材料、草拟法律文书等检察辅助事务的人员，如何在现有司法改革背景下，充分发挥检察官助理的作用，通过参与必要的案件审查与办理提升办案能力水平，为检察官遴选储备人才，值得研究。在检察官助理参与案件办理时，检察官助理对案件事实是否全面、客观记录和汇报负责，检察官对案件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负责。检察官对检察官助理所办案件要履行把关作用，一旦案件处理出现问题，要依法承担司法责任。同时，检察官与检察官助理的关系如何界定，是指挥、监督、管理关系还是单纯的协作关系，检察官是否享有对检察官助理的考核考评权力以及如何考核等，都值得在今后的改革中加以关注。

（二）正确处理好检察官与检察官会议的关系

检察官会议是检察官共同研究案件的交流平台，其不作出案件处理结论，也不对检察官具有约束力，其对案件讨论所形成的意见仅供检察官决策参考。参加会议的检察官不对检察官会议上的发言承担任何司法责任，承办检察官根据检察官会议作出的司法决策，由其依法承担司法责任。在实际工作中，有的检察官不认真研究案件，一旦案件把握不准就申请检察官会议研究案件，导致检察官会议成为了检察官掩饰自身能力不足甚至规避司法责任的平台。为此，要合理界定检察官办案与检察官会议的关系，既要督促检察官依法认真履责，又要充分检察官会议的参谋作助手作用，为检察官共同交流学习营造良好平台。

（三）正确处理好检察官与检察长的关系

检察官在检察长授权范围内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一方面要避免放权不够，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放权过宽。在司法实践中，既有部分检察官对于超越自身能力、职责的案件盲目决策导致司法瑕疵或者错案的问题，也有部分检察官不敢担责，将案件责任往上推脱的情形。检察长对检察官办案活动具有审核把关权，但该项权力如何运行还没有现行的程序规则，同时如何处理好检察长的审核把关权与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的关系也值得深入研究。总之，在司法办案中，既要充分放权，让检察官能够发挥自身能动性依法办案，又要加强检察长对检察官的审核监督作用，督促检察官依法履职。

（四）正确处理好司法责任追究与司法瑕疵、司法过失的关系

检察官在办案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应当依法追究司法责任。但是，司法办案是一个回溯性过程，由于个人司法观念、能力等问题，对案件的处理出现分歧本来是正常情况，有的甚至因工作责任心不强导致案件处理出现了偏差。因此，要合理区分司法瑕疵、司法过失与司法责任，正确看待撤回起诉、因分歧认识导致无罪以及因能力不足导致决策不当等问题，科学把握司法责任追究制的条件，特别是要研究如何正确把握司法责任制追究与失职渎职犯罪之间的界限，为检察官依法有效履职创造条件。另外，要改变目前人为考核捕后撤案、不起诉、无罪等做法，合理区分捕后因为证据问题、法律政策变化等导致不起诉、无罪，以及办案人存在重大过错或者故意导致不起诉、无罪等情形，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考核机制。要改变人为限制轻罪案件不起诉的做法，把不起诉制度作为检察机关过滤侦查结果、防范冤假错案以及推进繁简分流的重大举措抓实抓好。

注释：

[1]参见唐益亮：《隐忧与出路：检察院“捕诉合一”模式的思考》，《西部法学评论》2018年第6期。

[2]参见邓思清：《捕诉合一是中国司法体制下的合理选择》，中国法律评论公众号ID：china law review，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4月30日。

[3]同前注[2]。

作者：赵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