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学主要盲点论文

2022-07-03

摘要：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领导要有理论自觉，要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形成完善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在具体的路径上，主要应关注在教学环节和实践环节上的建设，还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宪法学主要盲点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我国宪法学主要盲点论文篇1：

对中国大学引入董事会制度的反思

摘要：对中国大学引入董事会的主张，我们要进行深刻反思。从历史上看，大学董事会曾长期不存在；从当前实践看，许多大学也未必需要一个董事会。大学董事会的功能主要是协调各方价值判断和提供外部资源支持，但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这两个功能的发挥受到权力平衡、治理结构和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其利弊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引入大学董事会制度时需要保持谨慎而有选择的态度。

关键词：中国大学；大学治理；董事会制度

收稿日期：2010-10-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IA100081)

作者简介：湛中乐，男，湖南汨罗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宇，男，广东高州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国内学界关于建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呼吁，近年来日渐高涨；关于引入国外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建议，亦日渐常见。在许多基于结构比对方式的研究风潮中，我们一直没有严肃追问的是：在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的来由何在?它发挥正面作用的条件与程度如何?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追索，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大学董事会的观见。

一、大学董事会的历史渊源

(一)董事会出现前的大学治理

在大学成立之初，大学尚未进入法人行列，更不必说董事会了。在12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当时的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以及许多类似团体被称为一个“学习总坛”(studium generale)，它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法人体，甚至也不是一个教师公会或学者同盟(universitas doctorum or scholarium)。实际上，在当时，学习总坛仅仅是一个有共同需要的、不很确定的人群获得了皇帝授予的特许状，但是这群人却没有一个个体或组织可以作为代表去承受这一特权。直至12世纪末期，博洛尼亚学术共同体才从罗马法和条顿习惯法中提取了法人观念，但尚未运用于大学自身的构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3世纪中叶大学法人化的进程启动才第一次提出了公会(大学)作为一种拟制人格(universitas as a persona fic-ta)的理论。但此时大学拥有法律人格甚至作为一个法团(今英译corporation)，其含义与今天corpora-tion形式的公司法人相去甚远。当时，中世纪的许多行会、市镇和其他组织都采取了法团形式，这意味着两点：第一，它们有权独立进行民事活动；第二，它们拥有一定的双重特权：团体及其成员均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法律地位，这显然与今天的corporation大不一样。每个法团的特权皆有不同。大学法团在团体层面上取得的主要特权是学术自治，这种自治包括三个层面：1.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人格与外界进行民事活动。2.决定和指导对其教师的录用和对学生的招收。3.制定并执行自己的规章(regula-tions)，拥有对自身事务的管辖权。在13世纪初，这种法团就赢得了独立地位，有自己的章程(一开始时类似于statutes，后来才需要来自高权机构的charter或bull以成立一个法团)、特权(privileges)、特免(immunities，大部分特权和特免的取得需要charter或bull的授予)、印章和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这种独立地位随着其他一系列同业公会(craft guilds)的地位一道变迁，曾一度丧失独立性，到15世纪才又逐渐恢复。

在这种独立的法团内部，各个大学实施自我管理的机构并不尽一致，权力来源也不一致。如中世纪的英国大学，校监(chancellor，英式校长)处于主导地位(后来实权保持在副校监手中，校监仅是名誉性的职务)，虽然由选举产生，但其行使的权力却来源于英国主教(bishop)所委托的主教管辖权(E，piseopal jurisdiction)。在英国，中世纪大学是由摄政者(regents，后来演变为美国州立大学的董事)和非摄政者(non-regents，放弃教职而离开大学的硕士，但保留返校任教的可能性)组成的主权体(sovereign body)，校监和同样被选举的学监(proc，tor，次于校监，通常为学院的首领)共同构成了中世纪英国大学主权体的执行核心。这种执行核心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当代董事会存在很大差异。在欧洲大陆，情况就更不一样了。无论是“北方模式”还是“南方模式”，无论是教师型大学、学生型大学还是混合型大学，其管理层都是一个以古典式校长(rector)为核心的结构。在学生型大学中，校长由学生选举产生，其本身也是学生，但所有教师都需要对这个校长进行忠诚宣誓(oath of obedience)，而且所有大学成员都承认他在私法事务上的管辖权。以博洛尼亚为模板的一大批学生型大学和混合型大学都采取了类似的校长权力架构。但在混合型大学中，博士院(college of doctors，相当于今天的教授会而非研究生院)也发挥了作用。在西班牙和法国，校长(rector)的权力相对小一些，例如在西班牙，校长的权力被限于对违反章程(statutes形式的章程)的情形进行处理；而在法国，其权力则局限于有限的司法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校长的权力也是很可观的。他可以运用的处罚权包括罚款、停职和开除，而审判范围和博洛尼亚的管辖权一样，延及房租纠纷、对大学辖区内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诉讼以及教师的人事管理问题。这些校长至多也就是通过文学院(arts of faculty)中永久法庭的学监来辅助行使职务，与现代大学的董事会制度没有丝毫的相似性。而这些管理者所雇用的一些机构人员倒与现代大学虽然在名称和职能方面存在相同点，但这些行政人员只相当于服务员的角色，完全不能参与决策，也不掌握任何权力。

在由大学选举产生的校长(chancellor vice或chancellor rector)领导之下，掌握实质性权力的是学院(faculty或college)或族裔共同体(nations，尤其是在由跨国学生组成的学生型大学中，不同国别的学生团体所掌握的制度化权力要强于学院②)。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子机构也都是法团，也有自己独立的法律人格和财政系统，但从未设置过中间的管理层次，因此它们和现代大学的董事会制度没有相通之处。

(二)大学董事会的兴起

在宗教改革之后，欧洲的世俗政治权力相对于教权开始抬头，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逐步抑压学生，尽可能迫使学生型的教育机构沉默。统治者(如法国国王)派出的专门代表和博士院开始组成院系联合议会(faculty councils)，接管对大学的统治。英国和荷兰的当权者更是只将权力授给教师们，许多学生共同体被迫关闭。从16世纪起，

欧洲大学的学生型国别自治体的权力和地位，也逐渐转移到了教师院(faculty的古典含义之一)手里。政治压力的加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欧洲由此形成了三种大学：第一种是传统型的，仍由教师和学生一起作为大学成员；第二种是教师型的，每个教师自行教授其课程，但都归属于教师院。第三种大学是通过专业化的教师院(professional faculties)将教师组织起来，但只有少数教席主持人(chairhold-er)是教师院的成员。一些国家的王权更喜欢第三种大学模式。今日大学之管理，无论中外、无论公立私立，大学的最高决策层均有一些非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其模式上的根源正是由此而起。不过，总的来看，这一趋势所导致的，还是学生地位的下降和教师地位的相对提升。由于专业分化进一步加深，跨学科的博士(当时的博士直接具备教师资格)很难产生，教师只从属于一个专业，他们对院系的归属也因此日益增强，这就产生了由各专业教师分别主导的不同院系联合而成大学的一种常见大学模式。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学院联邦”式的大学，如牛津、剑桥、乌普萨拉大学等，其基本建制即使不是当时产生的也是在那时开始固定下来的。这类学院虽没有滋生出今天的董事会制度，但由于其采用了一些商业行会的机制，对大学董事会的产生发挥了微妙的间接作用。

与此同时，现代公司的董事会制度也开始逐渐演化出其雏形。虽然大学与公司制度均起源于行会(guilds)，但现代法人的主要制度尤其是董事会制度发端于商业行会(merchant guilds)，而早期的大学本身就是工业行会(craft guilds，准确应译为同业公会)，这两套制度在历史上经历了平行、相似而不时互有交错的发展；自治市镇的治理结构同时给这两个重要机体提供了制度资源。例如，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的治理结构就类似于当时大学和市镇治理结构，它包括一个60人的成员大会(council)和一个16人的董事会(boards)，这个董事会的名称就是collegium，它直接来源于英国及尼德兰大学的学院联邦式治理结构。由此可以看出大学制度对公司法制度的历史影响。

在此之后，美国逆转了高等教育领域手工业行会对商业行会的制度优势。同业公会式的垄断就作为封建制度的痼疾，在新大陆的影响削弱了很多；然而基于贸易过程和共同获益之需要的商业行会组织却被保留下来。哈佛学院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商业行会的组织形态：在其建立之初，哈佛的管理权就交给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监管会(the board 0f over-sees)，6个推事(magistrate，包括总督、副总督、司库等)和6个长老(elder，此前学界常认为仅仅是牧师)；可以与此相比照的是在布鲁日的汉萨同盟，1472年以前是由6个长老(alderman)组成的board来管理，其后改为由12人委员会指导下的3个参事来管理，另外其他很多商业行会也是采用类似的12人委员会管理。而在手工业行会和欧洲大学中，找不到这样的管理结构。而这个监管会正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大学董事会制度的真正源头。在1650年的《哈佛大学章程》中，马萨诸塞州议会确认了这种制度建构。由此，带有董事会结构的大学盛行于美国，并且藉由美国国势和教育的日益兴盛而在世界范围内日渐推广开来。

(三)缺乏董事会的欧洲大学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有董事会的大学法人和不设董事会的大学法人呈多元并立、百花齐放之势。设董事会的大学法人可以经营得很好；不设董事会的大学法人，有许多也仍然处于良好的状态中。

在欧洲，许多著名大学保留了中世纪的制度构架，尤其不列颠的大学更是如此。不列颠大学的治理架构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套机体：其基础是作为主权机体(supreme body)的大学议会(coun-cil)，其中，法团成员(中世纪特色浓厚，和美国大学法人的成员构成大不一致)选举官员，决定所有学术事务；更广泛的决策机构是立法机体(1egislativebody)的全体大会(在牛津称为Congregation；在剑桥先是Senate，后是Regent House)，选举副校监和其他官员，授予学位，并决定重要的执行性问题；而其核心是既作为主权机体一部分、又作为主要执行体(main executive body)的执行机构(在牛津是Heb- domadel Council，在剑桥称为the Council of the Sen，ate)，这种机构如同教师会和专门委员会一样，被各学院的领导所把持，他们不太愿意牺牲院系利益以促进学校的整体发展。因此，英国很多大学都呈现出“学院联邦”的特征。国家虽是英国大学的主要出资人，但国家并不通过诸如董事会之类的机构来控制大学，而是通过大学法院(UniversityCourt)来控制所有拨款的分配，决定学院和研究机构的撤销和合并。但对于私人捐赠款项较充足的大学，如牛津、剑桥等，学院对国家还是相对有独立性的。

在传统英式大学中，学术自治较为充分，一方面实际掌权的副校监是民选的，虽然名义上拥有广泛的权力，但实际上由于任期短暂(一般为一年，选举者不愿意看见副校监连任)而权力有限；另一方面，这种英式大学的各种治理机构，成员均为学者，学者有广泛的机会参与不同层次的民主治理进程。由于学校是因出色的成绩和符合一定价值的办学方向来吸引捐赠人的资金的，故即使捐赠人不参与这种治理，也不损害他们对于大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学院建设的影响力。

在欧陆大学中，尤其是公立大学，设有董事会的大学就更少了。像著名的巴黎第一大学就是通过校长与几个委员会(主要包括科学委员会、大学学习生活委员会和掌握关键实权的行政管理委员会)的分工合作来进行大学治理，虽然在这些委员会的多元化组成结构中我们看到了与董事会的部分相似之处，但像董事责任一类的核心法律机制则全无类似体现，这些委员会的权力亦不可与董事会相提并论。在德国，最让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模范——洪堡大学的制度，则从根本上排斥了董事会的存在，而完全由学者掌握大学治理的全部权限，后来虽因社会变迁而有所变化，但到目前为止，其治理基础依然是以学术群体为核心的民主自治框架。

对此，我们不禁要追问：董事会在大学法人治理中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些大学要采取这样的制度架构呢?它反映的是一种必然的优势，还是仅仅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多元制度的选择?

二、董事会在大学法人治理中的作用

对于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公司法》尽管已经有了明确规定，但学者们还是产生了激烈的争议；对于董事会在大学法人治理中的作用，争议可能更大。相对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董事会功能的诸多理论而言，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要广

泛得多。国外最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1983年，约翰·内森(John Nason)在为大学与学院董事会协会撰写的报告中，提出了董事会的13项基本职责，其中包括：1.维持托管的完整；2.任命校长；3.确保机构的良好管理；4.批准预算；5.提高工资；6.管理捐赠；7.保证必要的物质条件；8.监督教育项目；9.批准长期计划；10.在学校和社区之间扮演桥梁和缓冲器；11.保持机构的经济运行；12.扮演上诉法院的角色；13.知情。二是1991年，原陶森州立大学校长费舍(James L.Fisher)在为美国教育理事会撰写的报告中认为，大学和学院董事会应承担的职责包括：1.任命校长；2.对机构进行评估；3.评价董事会的政策；4.支持校长；5.评价校长的业绩；6.批准长期计划；7.考察机构的宗旨；8.监督教育项目；9.保证财政实力；10.保持机构的独立；11.代表机构和公众；12.扮演上诉法院的角色；13.决定董事会工作。按照这两个版本，董事会在大学内的控制权可谓是决定性的，它包括了教育发展、人事、财政、监督甚至裁判方面的根本决策权或决定权。

这样一种权力安排并不能一概说好，我们不可能证明大学法人的董事会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要求，也不能简单否定说不好，毕竟它在美国的实践中被证明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这里之所以给出这样谨慎的评价，首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参照系，因为美国最具实力的那些大学，从一开始就采取的是董事会制度，在同样的资源、条件背景下，虽然没有其他制度的比照对象。但我们依然可以从相关理论和实践中剖析出董事会的两个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作用：

(一)提供异质性的控制结构

董事会与纯粹由学者控制的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或纯粹由国家控制的结构相比，其所提供的是一种多元的、混合的人员结构，而且董事会成员的意志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不同于学者之间学术观念或官员之间行政艺术的异质性，而是更多地带有价值立场和方向判断上的异质性。

异质性在共同体内的政治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它作为体系内分离倾向的源头，而为许多政治哲学家所排斥；但它又可能有助于塑成妥协和包容的结构，而为多元主义者所欢迎。此外在最终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异质性还有一种潜在作用未被研究者所重视，这就是将共识的层次降低，直至降低到健全人均能接受的普遍常识。孙斯坦所言的“未完全理论化协议”(incompletely theorized a-greements)就揭示了类似的情况：在多元化的群体中，人们并不是在基本原则或抽象原理上达成共识，而是在相对较低层次的阐释(low-level explana-tion)上达成一致，因为低层次的阐释更贴近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包含更多共性。一个组成多元的董事会，究竟能在哪一层面形成共识还是一个问题。但在这样一种理论化水平较低的共识层面进行决策，吸纳多方面的意见，能有效地避免视野僵化、精神偏信或知识狂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大学的学术群体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形而上学甚至经院式的精神气质，部分知识分子抱有“愿望型学术”的心态，执著于某些绝对的原则而力求彻底推行，这种情形曾在现代一再出现(如欧洲大学的左翼运动)；而大学外的行政官僚不仅缺乏对大学内部情况感同身受式的充分体验，还可能只关注行政价值。如果在某一价值系统内走得过远，就会陷入一种封闭的价值流之中，而逐渐对其他价值形式产生视野上的盲点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兼容；这种价值观上的闭塞还会嵌入机制上的封闭，使得决策系统停滞于一种僵化的、仅仅专门处理某些价值判断的流程中，无法对其他的价值诉求作出有效而准确的回应。

但是，异质性控制结构也非绝对优于同质性控制结构。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异质性，以及董事会与学校外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内部管理层及学术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可能带来复杂的多重冲突，甚至引起相当程度的内耗。必须注意的是，董事会成员在学术管理上很可能缺乏相应的专业性，如果人事、财政或学术发展方向一类的决策权落在董事会之手，未必能很好地避免矛盾和纠纷，避免权力和价值观的另一种失衡，这在教学科研未得到充分尊重的文化环境中更是如此；而且董事会成员多数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其仅仅利用小部分时间投入大学治理或者只通过指派外部人员参与治理，更难保证决策质量和治理效果。因此，中国的部分研究者将眼光投向“咨询型”或“监督指导型”的董事会，但这在实践中又面临对外部资源投入吸引力不足的难题。

(二)提供物质条件或其他资源

这在国外研究大学董事会价值的资料中很少明显提及，却是非常现实而不可忽视的一点。在大学成立之初，一般出任大学董事者，均与大学赖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外部资源有着密切联系：或是权力(如州长、督导等)；或是资金(如投资人、捐赠人)；或是社会资源(如长老、著名社会人士)。给予大学董事会成员的身份，与单纯作为外部支持者相比，增加了一层制度约束和角色伦理要求，并以社会责任感、归属感和荣誉感相维系，促使董事们源源不断地向大学输送资金或实物资源，或是利用其社会地位与能力，完成外部沟通与协调的任务。

这一点对于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意义，但对于大学的存续和发展却影响深远。在大学中引入董事会制度并不仅仅是出于治理的原因。在董事会制度与其他大学治理结构并立的局面中，董事会以其提供外部资源支持的功能，包括物质资源输送和外部协调能力，为大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竞争优势。这一点对中国大学而言，似乎尤其有吸引力。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规划纲要》)中将董事会的引入放在“扩大社会合作”的段落中，要求“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这也间接反映了政府对于董事会在大学中主要作用的判断。但是，如果不是在大学创立之初就建立董事会，而是中途引入董事会制度，在吸收董事会所带来的资源支持的同时，也经常需要向董事会移交一部分实质性权力，这就可能引起外来的董事会和既存的学术、行政群体之间的潜在矛盾，由此成为大学董事会在实践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三、中国大学需要董事会吗?

目前，国内部分大学已经开始着手引入咨询型的董事会；新组建的南方科技大学因试图建立把握实权的理事会和董事会，②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那么，中国大学(本文中限于中国大陆的大学)是否需要董事会?针对上文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从权力均衡和治理质量两方面进行反思。

(一)权力均衡

对于中国大学是否需要董事会的争议，其实早在民国之初就有了。在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就进行了引入美国董事会制度的尝试，进行此种尝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经费困难，因而试图让出资者直接参

与管理大学，吸引其放心投资。但这种尝试很快归于失败，因为董事会逐渐掌握了大学的最高实权，从而基于经济理由对学科发展以自身判断代替学术群体的判断，东南大学停办工科的事件即为一例。董事会的建立不仅没有减少政府对大学的干涉，反而导致外部势力进人大学，严重损害了大学“教授治校”原则，削弱了评议会及教授会的权力，因此遭到了教授们的反对。由此看出大学对董事会持有一种微妙的心态：既希望资金能够大量流入，而又使权力不至于过度析出。以一种市场交易的观点看，中国大学彼时引进董事会，乃是一种通过大学权力交易市场资金的打算，只是商人太精明，大学所支付的大学权力代价过于巨大，才导致此种交易的不可持续。

在当代中国有关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讨论中，关于引入董事会的主张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大学董事会被赋予了各种功能：高校、社会或政府之间发生冲突时的“缓冲器”、作为沟通大学与外界的桥梁和协调者、作为领导决策机构和指导咨询机构，等等，不一而足，但董事会的经济作用依然是关注的重心。在高等教育界开始对大学董事会制度进行研究时，就认定董事会对大学在资金和资源上有支持帮助作用。我们不妨略览两位研究者所列举的一些重要参考材料：“暨南大学自1978年复办以来，董事会向海内外筹集的资金将近2亿港币”；“汕头大学董事会在李嘉诚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筹集资金8亿人民币”；“大连海运学院董事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主要表现在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合作进行科技开发。董事会成立后，学校与十几家董事单位合作举办了‘船员适任证书班’，仅此一项学校即受益320万元……在合作进行科技开发方面，学校与25家董事单位合作进行56项科技开发项目，经费总额225万元，此后，学校不断与接受董事单位签订科技合作合同，在提高办学效益的同时，获得极其可观的经济效益。”“校董会为学校每一个重要阶段的发展做出科学的决策，并争取到资金上的巨大支持。……由于校董会的科学决策，且得到了国内其他大学无法比拟的资金上的支持，使学校的发展正沿着制定的规划快速前进。”许多其他学者也在其研究中提及了董事会的资源支持功能。

那么董事会的资源支持功能对大学意味着什么?前文提及，中国部分研究者偏好咨询型的董事会，这倒本也无妨，但咨询型的董事会并不输入多少资源；如果希冀通过董事会的职位引入大量外部资源，而又不至于交付关键的大学管理权力，这个梦想基本上只是纸上谈兵。也有大学将董事会本身设置成一个沟通渠道，打开合作道路而输入外部资源，这已经完全偏离董事会的功能本身，虽然名称上仍为董事会，实际上却不包含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任何含义。但凡将董事会制度建构在法人治理结构内并引入资源支持的大学，都得向董事会交割许多重要实权，而对董事却没有建立责任的约束制度。事实上，真正的责任制度也很难建立。如果要求大学董事像公司董事一样承担董事责任，精明的投资者们则宁愿采取冠名捐赠或列名顾问等方式，以避免在输出大量资源之时再沾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一个积极输入大量实物、资金、社会资本且能投入许多高质量人力资源并为大学制定科学决策的董事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使一时可遇，也缺乏制度上的保障。

因此，从非常现实的情况看，引入董事会的结果就是在法人治理结构上移交部分不受责任约束的实权。随着对大学管理的适应，董事会通过大学已经产生的资源依赖，逐渐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与主导作用，法人治理结构中所必要的多主体平衡格局也将被逐渐打破。民国大学引入董事会的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当然，当前大学引入董事会，已经不会再像民国时期一样简单移植既有制度，而会经过一些处理，但无论由何种主体推行这一改革，都可能在权力安排上导致失衡的格局。如果由各个大学分散地推进这一改革，决定权很可能在学校领导之手；学校领导很可能会通过各种非正式社会联系(亲友或熟人)选择董事和维系关系，保证资源的输入和对大学自身运作的支持与尊重，否则贸然引入董事会的风险未必划算。引入董事会只能强化大学治理中权力格局的不平衡性：只要改革推进权和人选决定权主要掌握在大学领导层之手，这一改革就会使大学领导权力与董事会联结在一起，以增强这一联合体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而以权力均衡和民主协商为基础的治理机制就会更加缺乏合适的制度土壤。如果是通过行政权力统一推行此项改革，由于统一推行的工作量极大，就有可能采取简化的行政方式加以推进，由此导致董事会陷入一种行政逻辑之中，从而将这种新的机制叠加到原有的行政系统中，以这种方式推进董事会也未必能对建立和完善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有所助益。

(二)治理质量

姑且不论权力均衡问题，董事会制度是否能够提升中国大学决策质量和治理效果?不一定。鉴于我国现有大学管理体系已经基本成型，董事会作为新建大学的初始机制的例子较少，所以笔者在这里主要讨论在既有大学中引入董事会的情形，这就涉及制度移植(更准确地说是中途嫁接)的特殊问题。董事会制度能否适应中国的制度土壤，以改善大学治理质量，这也是疑问重重。

大学治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大学治理的制度本身就处于不断变革之中，每一步的制度突破都要经历长久的调整与积淀才有机会成功延续下来。从欧美主要大学的制度实践中可以看到，大学是罗马公法制度天然的和最后的贮藏室。虽然历史制度发展有所交错和易位，我们还是可以辨识出：大学里的大会(assembly)来源于罗马法的库里亚大会(comitacuriata)；议会(council)来源于平民会(conciliumplebis)；参议会(senate，在剑桥则相当于大会)则来源于罗马的参议院，包括推事(magistrates)等职务的概念和内容都直接采自罗马公法及政治制度。这些被蛮族国家和教会沿用的制度通过罗马法转变成市镇治理和教会自治的制度，再转而成为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的建制，进而又转移到大学身上。因此，大学治理的诸种制度并非是建构起来的，它是从制度环境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董事会则是一个混合了罗马法和基督教体制的长期发展并逐渐成形的产物，并很早就是新大陆上英国殖民地常见的制度架构，所以引入到大学之中才能良好运转。但如果在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中引入一个新的部件，它就需要适应当前的整个体制运作，而这个适应过程都可能带来一些重要难题。

在当前语境下，董事会的中途进入，很可能意味着某种缺乏专业背景的资本力量或政治权力的进场而导致一种两难局面：或者因不擅教育管理导致大学发展状况不佳；或者因社会关系和不便挑战原有权力资源等原因，倚重原有管理层的意见，而导致徒然在制度结构上叠床架屋。这种非专业性似乎能避免内部群体利用管理权力谋取派系利益的问题，但那需要一定的条件。具备教学科研管理能力的美国大学董事会之所以运作有效，一方面是因为董事会中下设有各种委员会，聘任了不少相对独立于学

校行政系统的校内专家提供资料、参与决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术民主和参与式治理的深度开展，使董事会得以广泛听取师生意见。但这两个渠道在中国都不甚通畅。首先严格地说，中国大学的内部分权制衡基础并不存在，受聘于董事会的专家无法保证不受学校行政系统干扰甚至控制；其次通过董事会的引入来建立民主治理机制的途径不仅低估了既有体制的阻力，亦可能高估了董事群体的意愿。如果缺乏令董事会成员放心的民主治理机制及尊重多元意向、容纳异见的制度文化，投资者或捐助者未必愿意置身于复杂的纷争之中；更何况这种纷争还有可能夹杂危险的政治内容。对董事而言，最安全的策略就是通过路径依赖的方式遵循既有管理体制的一贯思维，从而使得大学法人治理在效果上可能仅仅是换汤不换药，甚至徒增冲突和扯皮(这在美国亦不鲜见)。这是董事会制度在中国大学要良好运行所面临的根本难题。

从更深一层看，如果说董事会给决策机制和治理结构带来了一种价值上的异质性，当前的环境能否很好地消化这种异质性呢?一般而言，董事会的进入带来的不同视野和价值认知，我们可以初步假定是非学术性的(即使部分董事本身就很有学术修为，其学术判断亦可能偏于一门一类，且远离科研工作实践，与长期从事全面领导教育科研管理工作的校长、党委书记等存在一定差异)，但有着较宽广的市场眼光和社会视野，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大学决策层的不足，但却可能进一步冲淡部分大学在发展决策方面本就不足的学术因素。即使董事尊重学术人的判断，部分学术人本身也存在功利性和现实的经济需求，自身的价值观是否会因董事会的进场而发生改变，亦不无疑问。董事带来的研究项目和合作要求本身对大学也可能存在冲击。在经济因素和功利色彩浓重的今天，通过这种交易，大学是否会更加偏离教学科研的本色，更加向短期市场需要和急功近利的教育科研取向靠拢，从而以一种并不明显的方式丧失学术自主性，值得我们忧思。在现行体制下，董事会很难建立研究团队和独立的各类委员会去将他们的战略眼光转化并融合进合适的学术价值判断和管理人员选择中去；部分学院派系和学术人又缺乏学术自主的精神，急于谋求学术与市场利益的结合；不愿意寻求这种结合或结合困难的，又可能由于在治理结构中相对弱势化而产生抵触意向。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在价值上就根基不稳，更谈不上决策质量和治理效果的提升。这些问题既涉及大学宗旨、目标，又涉及棘手的“学院政治”，正是要引入董事会时不得不严肃思考的复杂主题。

中国大学究竟需不需要引入董事会?这应被认为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并无意否定董事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借鉴价值，只是提醒我们在引入此类制度时务必三思而后行，并同时考虑替代性的机制如建立顾问会、咨询委员会、定期论坛，或通过名誉性头衔赋予参与资格等；部分大学确有必要设立董事会的，应根据其具体情况作针对性的设置，并通过具体分析而合理确定其权限。对于任何一所大学，这都是值得反复探讨和具体斟酌的。

作者：湛中乐苏宇

我国宪法学主要盲点论文篇2：

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摘要：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领导要有理论自觉，要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形成完善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在具体的路径上，主要应关注在教学环节和实践环节上的建设，还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路径；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文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基于这一科学论断，报告提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毋庸置疑，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积极投身并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积极探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

在路径选择这个问题上，要明确两个“认识”。一是从意义来讲，要认识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合格学生，也在于培养合格的教职员工。因为从教育规律、管理规律来看，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所以后一种意义一点也不亚于前者。二是从推进这个建设的主体来讲，要认识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任务不仅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参与，也在于全校师生员工全员参与。把这两个“认识”搞清楚了，推进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路径也会更多、更畅通起来。积极探索推进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就是要结合高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实际，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领导要高度重视，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推进高校党的思想建设

高校党委是高校的领导核心，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关键在于领导。领导重视，才有可能扎实推进这项工作。领导不重视或者对这个问题存在短视，不仅学校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工作无法推进，而且必然会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留下后遗症，因为这从根本上涉及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高校党委要自觉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建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思想建设是党建工作的首要工作。要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抓手。在学习方式上，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高校领导干部要主动带头，讲学习，讲政治，把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学习当以自学为主。高校领导干部应把学习作为一种习惯，要形成良好的学风，以学风建设带动党风建设。也要强调集中学习，集中学习有利于统一思想认识。集中学习要注意形式，但要避免形式主义。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干部培训班的培训要有长效机制，要结合实际。每次学习都应有明确的主题，有主讲人，有学习交流，有学习心得，关键要有学习考核。在学习内容上，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学习与学校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真正形成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始终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开展党建工作的良好格局。

党委宣传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对全校师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的责任。要多树立典型、弘扬先进，主动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崇高价值导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要加强宣传的力度，不能满足于挂几个横幅、贴几张海报，更要结合从党员、老师及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先進典型，自觉开展以党性党风建设、师德师风建设等为主题的思想大讨论，主动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强大舆论氛围。党委宣传部门要主动占领思想理论战线的新阵点、制高点。高校“要以开放的心态，应对互联网的挑战，有组织、有投入地武装一批主流网站，拥有自己的网络宣传主阵地”[1]。自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导校园网建设，保证校园网络始终能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崇高的精神塑造人。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党委行政、直属机构、师生员工等方方面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重视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各项事业就会顺利发展；什么时候我们放松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的各项工作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挫折。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然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

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加强和改善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精神，目前各高校基本上都有类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这样的机构，而且为了体现对中央文件精神的落实，基本上都是党委书记任组长。但从实际工作机制来看，有些学校仅仅停留于做表面文章，与文件要求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专兼职队伍相结合、全校紧密配合、学生自我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相差甚远。有学者评价道：“我国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组织体制并没有完全发挥其组织功能和作用，管理效能经常因组织机构的种种缺陷而日趋滑向低迷。”[2]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还未改观。这样，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免大打折扣。

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一环节上，首先要求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切实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其次，要在建立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上下功夫，加强对工作联动机制的研究，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成合力，形成执行力。各个部门要团结跟进，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引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一致形成“以学生为本，学生工作无小事”的工作理念，确实能主动关心学生成长成才，积极回应学生的合理诉求。再次，一把手领导和分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要特别重视关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保障条件的落实。要抓“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班主任辅导员队伍建设。

二、紧抓课堂教学，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重任。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要充分发挥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充分发挥形势政策课、哲学社会科学等课程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课堂教学要围绕两方面来做工作。一要有主题思想，要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这要体现在老师的思想素质及教学内容上；二要有制度能力手段，要在课堂教学的制度安排上不断进行优化，在教师队伍的能力水平上要有不断的提升。

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要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有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自觉与自信，才能认真学习、自觉宣传它。现实生活中，有的老师确实没有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理论自觉与自信，所以上课时学生都会明显感觉到其讲授没有底气、枯燥无味。《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要求新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是中共党员是有道理的。从现实状况来看，不仅要从源头上把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师资队伍，而且要在平时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党性、师德教育，帮助他们不断提高理论水平。

要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加强教师思想政治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师德教育固然是基本的要求，但是师德好与教学水平高还不是一回事。从目前高校的师资结构来看，青年教师已占主导，他们有创新的勇气，但理论功底、教学水平还有待提升，而年长的教师有经验，但是在教学改革创新方面动力有欠缺，所以明显还存在着师资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形。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实现师资队伍有序新老更替，必然要着力加强教学团队建设。要抓教学团队建设，迅速提高整个团队的教学水平。

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上下功夫。教学改革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培养人。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我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爱孩子。’”[3]在教学内容上，要对现有的课程内容进行梳理、整合，达到既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根红线，又合理组织教学内容的目的。一是不同课程之間要进行教学内容整合。四门课程主旨相同，在教材内容编排上重复部分很多。从有限的教学时间来看，要尽量避免同一教学内容四门课都在讲这种情形。首先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大纲。每门课程内部要进行教学内容梳理，实现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变。在教学方法上，要研究学生，结合学生的特点，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法紧密结合时代主题、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把学生吸引到课堂教学中，主题演讲、情景模拟、课堂辩论这些能够发挥学生主体性、调动其积极性的参与式教学方式要多用。要善于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音频视频的合理运用达到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教学原则要求。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上，切不可为尽快完成公共课程的教学而片面采用大班化教学。目前师资数量短缺比较严重是个客观事实，但教学班学生数过多，教师难以了解学生而管理无法到位，必然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环节上，应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环节，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思考，注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考核环节上，也要强调知行统一，要将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情况纳入考核指标。考核什么、如何考核会对如何开展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产生反作用。

三、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实践活动，推进实践环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只有在不断推进的实践中才能不断深化和扩展。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最终目的是要深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因此，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实践活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

1.把握大学生不同学习阶段的思想特点开展实践活动

通过实践活动来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把握好开头、中间和结尾三个时间段。开头阶段，一般是第一学年；中间阶段，一般是第二、第三学年；结尾阶段，即第四学年。总的来看，因这三个阶段所包含的主要矛盾有着较大不同，每一阶段学生的思想状况各有特点。从矛盾论、重点论来看，抓住两头很关键。

在第一阶段，大学生刚刚入学，绝大部分同学都存在着一个环境适应、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的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这个角度看，这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绝好时机。一般而言，大学生刚进大学校园，对自己能考上大学，心底还留着许多的骄傲和自豪，对于四年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对于自己的未来亦是充满壮志豪情。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进行合理的入学教育和实践活动，会进一步增强他们在学业上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提高他们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中间阶段，大学生对校园生活基本适应，主要的矛盾就是日常的学习。一般而言，这个阶段作为公共基础课程的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已经学完，开始进入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程学习。在这个阶段，很容易出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盲点。一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延续性来看，不容易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无缝对接。另一方面，从学生自我教育角度看，学生也容易偏重对专业课的学习，而忽视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与提升。既然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结束了，以实践活动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变得尤为重要。

第四学年这个阶段，大学生都在实习单位实习或忙着找工作。这个时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落脚点在于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教育。

2.要不断丰富大学生实践活动的形式

从实践活动的形式来看，主题班会、入学军训、科技创新、实习实训、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等都是实践活动的形式。

主题班会是一个简便易行的传统实践活动形式。要开好第一次主题班会。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角度看，第一次主题班会的主题应该围绕大学生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来谈，特别要纠正在一些大学生头脑当中存在的短见，比如以为考上大学就是为了混个文凭，将来找个好工作。要围绕社会热点开展主题活动，凸显当代大学生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

入学军训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实践活动形式。通过军训，可以增强大学生的纪律意识、团队意识与责任意识，形成大学生对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感性认识，进一步提升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性认识。

多层次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本质上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高校要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的大学生科技创新训练计划。对于大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要有制度有计划、有保障有落实。每个年度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都要注重思想宣传，不能让学生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庸俗化，仅仅理解为能给学生带来些许物质利益。

实习实训是培养大学生劳动观念，提高大学生劳动技能的一个重要环节。要完善大学生实习实训考核制度，克服在大学生实习实训考核过程中重劳动技能、轻思想素质的不良倾向与实际做法。要注重大学生实习实训活动中劳动观念、职业道德的培育，帮助大学生形成“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调查为大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通过社会调查，大学生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我们要善于通过大学生对社会生活积极方面的了解，引导大学生自觉树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对于社会生活消极方面，我们也要善于引导他们从改革发展稳定的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帮助他们树立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问题的意识和信心。

志愿服务的本质是一种利他行为，体现了对他人的一种社会责任。志愿服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大学生投身志愿服务，既检阅了自己所学的知识，又升华了自己的思想，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高校应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志愿服务的品质。

3.各部门联动，构建完善的大学生实践活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从实践活动的组织者来看，可以从班级层面、学校层面、政府层面等来理解。高校推进实践环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关键点仍然是要有完善的领导体制和长效工作机制。

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导机构的领导职能。领导机构要统一谋篇布局，制订整体的实践活动计划，以避免在实践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出现人力、时间、工作秩序的冲突。每个教学年度开始前，教学单位、教学管理部门、团委、学生工作等各部门单位都应结合自己的工作特点，在考察借鉴他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年度实践活动计划。所有部门的计划方案报经领导机构集体协商，统筹考虑，最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年度实践活动计划。什么时间、哪个部门、组织什么形式的实践活动都能在计划中得到体现，有利于落实与检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变成一种日常性的工作。

课程上的实践环节主要由教学单位和教学管理部门负责，通过教学计划形式固定下来。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环节，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制订教学计划，要有经费保障，要有基地建设，要有工作机制。

团委、学生工作部门等要根据制订好的实践活动计划，拟定实施方案。根据工作分工，加强对学生社团建设、社团活动的管理与指导，积极开展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搞好节庆日的各种文体活动，组织学生开展主题鲜明的演讲比赛、小品大赛等。

总而言之，高校要注重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的互动、互补，使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真正统一于课程教学目标[5]。

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凝练校园文化特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校园文化是高校发展历程中积淀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潜移默化但却十分重要的影响。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要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塑造在精神品质、智慧能力和体魄诸方面获得充分发展的合格人才创造良好的精神条件和环境氛围。”[6]关键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把握其发展方向，提升其内在品质。

1.校园文化建设要处理好两对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一”和“多”的关系。所谓“一”，就是要坚持校园文化建设上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不能丢。所谓“多”，就是要承认社会乃至校园思想文化的多种样式，要注意区分多种样式之间的不同层次。对于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一定要自觉抵制，明确反对。对于反映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合理诉求的思想文化不能太“左”，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通过合理的方法与途径加以引导，从而把握住校园文化建设的正确方面。

二是要处理好“小”和“大”的关系。校园文化的主题是宣传校园文化特质，激发学生的爱校情怀，增强学生对学校的自豪感、归属感和荣誉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是要弘扬民族文化特色，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学生对民族国家的自豪感、归属感和荣誉感。相比较而言，校园文化是“小”主题，民族文化是“大”主题。校园文化建设要能够以“小”见“大”，避免“大”而“空”；也要能够实现“大”同“小”异，善于把“小”主題引向“大”主题，在异中求同，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品格。

2.注重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一要搞好大学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文化传播载体。自然景观如花草树木、山水湖泊；人文景观如亭台楼阁、道路桥梁、人物雕塑等；文化传播载体如校报校刊、广播线路、报刊宣传栏、校园网络等。物质文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是校园文化的外壳。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最好能体现学校的特色（包括学校的专业特色），比如以与水有关专业见长的学校可以围绕水文化来整体布局。总体而言，校园物质文化应能体现环境育人的要求，激发大学生的求知欲、审美情趣和爱校情怀，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得好，能达到环境育人的目的，也是高校本身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表现。

二要搞好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完善学校各级组织章程和校纪校规的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要加强纪律观念、法治观念的培育。这就要求高校必然加强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加强制度文化建设，首先要制定好学校的章程。高校章程是高校教育、管理、服务一切工作的根本依据，是学校发展的“宪法”。其次，要做好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归档立卷工作，要根据情况变化适时做好相关规章制度的立、改、废。再次，要做好相关规章制度的宣传解释工作。要将与学生成长成才密切相关的规章制度以新生入学教育、学生手冊等方式方法宣传到人，宣传到位。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规定应该走群众路线，坚持制度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

三要搞好校园行为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论走向实践，成为大学生行为的思想指南。要充分利用师德标兵、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表彰活动；要“充分利用党的生日、教师节、学生开学和毕业典礼、校庆等重大纪念日或节日；充分利用升国旗仪式、入党入团仪式等各种仪式，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传播主流价值理念”[7]。

四要搞好校园观念文化建设。观念文化是大学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精神财富，是师生员工人生观、价值观的自觉选择。观念文化包括大学的校风、教风、学风、风俗礼仪等，对高校师生员工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高校推进校园观念文化建设，主要是对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等进行高度概括提炼，力争做到既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总体要求，又能体现学校自身的特色；既能充分挖掘学校的历史文化资源，又能体现时代精神；既能反映学校的理想与价值追求，又能符合学校客观实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个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首先，领导高度重视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其次，抓住主要环节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基础。在课堂教学方面，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抓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改革，加强高校的内涵建设。在实践活动方面，要把握不同学习阶段学生的思想特点，充分利用实践活动的各种形式，积极探索实践活动的工作机制。要高度重视校园文化的传承创新功能，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学生的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 刘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54.

[2] 秦在东.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148.

[3] [苏]B·A·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唐其慈，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5] 周长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5）：65.

[6] 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136.

[7] 罗映光，颜军，李向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2）：254.

[责任编辑：庞达]

作者：刘爱莲杨春

我国宪法学主要盲点论文篇3：

俄罗斯检察制度变迁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启示

摘要：俄罗斯检察制度的变迁建立在俄罗斯联邦宪法、检察机关法、司法体系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仲裁诉讼法、俄罗斯宪法法院决议以及检察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之上。俄罗斯检察制度变迁为我国检察制度改革提供了多方面启示：我国检察制度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方向；检察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必须在宪政框架内抓紧完善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和检察公诉制度。

关键词：俄罗斯检察制度；检察监督；改革

我国的检察制度与前苏联的制度有亲缘关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典》，该宪法典采用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来构建国家权力体系，实行联邦制，由此俄罗斯国家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检察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发生了相应转变。本文拟从权力分立与权力控制的宪政视角研究俄罗斯检察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以期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有所借鉴和参考。

一、引言——俄罗斯检察制度变迁的法律框架

俄罗斯检察制度变迁的法律框架由俄罗斯联邦宪法、检察机关法、司法体系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仲裁诉讼法、俄罗斯宪法法院决议以及检察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组成。1992年俄罗斯就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机关法》（简称《检察机关法》），规定保障法律至高无上是检察监督的首要目的；强化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价值取向；取消了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监督，大大削弱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1993年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的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大大削弱了俄罗斯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体现了时任总统叶利钦关于取消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监督职能，将其变为纯粹的刑事追诉机关的总体构想。①由于《检察机关法》的颁布早于俄罗斯宪法，且新宪法对俄罗斯国家政权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所以俄罗斯又对《检察机关法》进行了十几次修改，其中1999年的修改增加规定检察机关对俄罗斯宪法遵守情况实施监督。同时，俄罗斯宪法法院作出的决议对检察制度也进行了某些司法性修改。俄罗斯宪法法院的裁决对法院系统、各级执法机关和立法机关均具有约束力，如果宪法法院以决议的形式宣告某一法案无效，而立法机关又未对该法案作出相应的修改，那么实质上就等于宪法法院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改。②2000年、200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两次裁决纠正了《检察机关法》中一些不符合联邦宪法的规定，使《检察机关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更加符合俄罗斯宪法关于权力配置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框架。③

为了配合俄罗斯宪法、《检察机关法》的实施，俄罗斯还于2001年、2002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和仲裁诉讼法典。其中涉及检察制度改革的内容有：（1）确立了检察长作为控方诉讼参加人的诉讼地位，删除了旧刑事诉讼法中的监督原则；（2）赋予了检察机关裁量权；（3）新刑事诉讼法典启用了司法审查原则，即对于涉及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及其他人身、财产、民主权利的侦查活动或适用其他强制措施时须经过法院决定，检察长的强制措施决定权被削弱。这更加有利于保障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进一步彰显了现代法治精神。

2003年生效的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典对检察长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以及参加民事诉讼的方式作了重大调整，规定检察长在民事诉讼中不再具有诉讼监督者的地位。新民事诉讼法典虽然保留了检察长参加民事诉讼的权力，但严格限制了这一权力。（1）新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检察长可以为了不确定范围的人的利益而提起诉讼；（2）新民事诉讼法极大地缩小了检察长为了公民利益而提起诉讼的权力；（3）新民事诉讼法虽然保留了检察长参加由利害关系人提起的诉讼及提出结论的权力，但却用列举的方式将这一权力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且将检察长提出结论的时间限制在法庭审查证据之后、法庭辩论之前。

随着俄罗斯政治体制整体架构的转型，其附着在原来“议行合一”体制上的检察制度也必然要进行“融入”新体制的改变。综观俄罗斯检察制度变迁的法律框架、经验和教训，其中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值得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深思。

二、我国检察制度改革必须建立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政框架之下

俄罗斯检察制度变迁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检察制度改革必须尊重本国的历史、基本国情和制度特色。西方国家采取“三权分立”的形式构建其政权组织模式只是西方国家面对历史的现实选择，况且“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一直以来也在遭受理论界及实务界的批评和检讨。特别是20世纪以来，等级结构原则重新崛起，在政府组织中居于一种支配地位。随着行政权力在各国权力体系中的扩张，“一直都有一种努力，要把代议性结构注入到行政中去，要从一个单一结构之中，在有效率的政府和代议机关控制之间找到某种均衡。同时，还一直有一种努力，想把司法的公道价值和正当程序价值注入到行政程序之中。……因此，这里有双重努力在淡化等级结构的形式，而不是对之实施外部的制约，方法是将同等性结构组织和司法程序构筑在行政结构本身之内”④。检察监督摒弃了“三权分立”模式过时的“三权”相互制衡的上述弊端，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单独构建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权和司法权实施专门监督，并协调宪法监督机关做好对立法权的监督。

由此看来，检察监督制度是一种比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模式更加优越的宪政制度和外部监督模式，它尤其适宜于“议行合一”宪政体制下对行政权和司法权实施外部监督，以及协助最高代议机关（立法机关）实现宪法监督。俄罗斯检察制度变革是在完全抛弃“议行合一”政权组织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变革初期俄罗斯国内的主流观念是学习西方“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将检察权限制在刑事追诉机关，取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因此俄罗斯新宪法没有对检察机关的职能作出规定。这一弊病成为日后人们关于检察机关地位和检察权性质展开争议的主要隐患。后来，随着俄罗斯国内局势的变迁和人们日益显露出来的对检察制度的心理和制度依赖，俄罗斯上层感到有必要重新肯定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职权，所以在《检察机关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仲裁诉讼法》等法典的修改中陆续恢复和重构了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力。俄罗斯检察制度变迁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检察制度改革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宪政体制、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制度依赖心理，切不可盲目照搬和“移植”国外法律制度。

我国检察制度建立在“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因此我国检察制度改革必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政框架内进行。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像俄罗斯那样另起“三权分立”的“炉灶”，否则不但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且会使检察制度游离于“三权”之外而很难融入其中。当前，在西方国家努力探寻权力控制、权力协调均衡化、行政监督外在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定要提防西方国家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无端指责。正如有学者所说：“冷战结束之后的经验说明：强制其他社会进行社会变革是危险的和事与愿违的，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要由它们自己国内的民众做主。”⑤我国的检察制度改革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此基础上积极引进、合理吸收国外先进的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同时保留我们的成功治国经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检察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检察监督制度还存在许多制度盲点和漏洞⑥，我国的公诉制度仅限于刑事公诉，目前尚未建立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调查研究，在具体分析各种问题的基础上研究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使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其检察监督和公诉职能。

三、我国检察制度改革必须以保障人权为根本目的

俄罗斯检察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之二是检察制度改革必须以保障人权为终极目的。“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⑦检察制度改革必须紧紧围绕人权保障这个根本目的，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俄罗斯检察制度变革包括引进检察长参加宪法法院诉讼制度、辩诉交易制度、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司法审查制度、检察长提起和参加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制度等，这些制度都与人权和公民权利保障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赋予检察长参加宪法诉讼、行政违法案件的审理的权力，体现了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限制和监督；赋予检察长提起和参加民事案件、仲裁案件的审理的权力，体现了检察权对司法权的监督，体现了对人权、公民权利、社会公益的尊重和维护；限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实行强制措施司法审查制度，更加彰显了俄罗斯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决心和制度构建宗旨。这些内容为深化我国检察制度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载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因此，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总的目标也应当是尊重和保护人权，以此来指导我们各项检察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以人权保障为检察制度改革的目标，彻底摒弃过去一些“以权力为本位”的陋习，那么，我们的检察制度改革就能真正走上良性和理性的轨道，国外一些真正具有人文精神和价值的制度如辩诉交易制度、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刑事强制措施司法审查制度、各种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等就能更好地为人们所理解。我国应从宪政和人权保障的角度来分析、把握检察制度改革的深层脉动，尽早达成关于检察制度改革的有实质价值的共识。

四、在宪政框架下抓紧完善我国检察监督制度

俄罗斯检察制度变迁给我们的启示之三是必须在宪政框架下抓紧完善我国检察监督制度。我国采取“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民代表大会是和检察机关同级的组织，它的价值取向是民主、信息收集与处理，这一特征决定了它不适合从事一些具体的对等级结构组织的监督，由此在宪政框架下就必须有一个等级结构组织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专门或者协助全国人大做好等级结构组织的执法监督工作。显然，检察机关是我国天然的行使这一社会功能的组织。一方面，它具有等级结构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它具有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司法素质。况且，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虽然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作了明确规定，但宪法的规定还必须由普通法律予以具体授权。近年来由于受俄罗斯宪法、检察体制变革的负面影响，加上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存在明显的空白和漏洞，一些人开始怀疑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一些学者对检察权的性质到底应该归属于行政权、司法权还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存在一定争议。⑧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政治体制改革初期，准备将检察权完全限制在刑事公诉的范围之内，因而没有在宪法中对检察机关的职权作出明确规定。但他们不完全了解俄罗斯后来的检察制度改革。在社会现实面前，俄罗斯又不得不逐渐恢复和重构前苏联时期的检察监督制度。截至目前，虽然有关俄罗斯检察权的性质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但对于俄罗斯检察机关具有检察监督职权是没有争议的。⑨

我国多数学者都承认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职能，当然，也存在反对意见。⑩虽然多数学者对检察监督的性质没有争议，但他们对检察监督的内涵以及如何构建我国的检察监督制度却意见不一。如学者石少侠认为检察监督只限于现有法律规定和诉讼方式，并把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行为和公诉行为也包括在检察监督的范围之内。张智辉先生也把检察监督的范围限制在目前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认为检察监督只限于“对于一切违反宪法精神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检察机关都应当有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请审查的权力”。笔者认为，这种对检察监督内涵的理解已经比石少侠先生有所扩张，但仍不完善。第一，从权力控制和权力协调应当相互平衡、同级组织结构与等级组织结构应该相互交融的现代权力配置理念来看，赋予检察机关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的检察监督提议权和建议权，并不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抵触。“检察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而不是实体性权力。检察权的行使只与当事人之间产生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检察机关对自己主动发现或者他人向其提出的可能涉嫌违宪的法律向专门负责实体处理的违宪审查机关提起合宪性审查，并不违犯宪法关于违宪审查实体处理机关和违宪宪法解释机关的规定。第二，应把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作出明确区分。尽管二者都是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职能，但二者毕竟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职能。笔者不否认公诉具有某种法律监督的性质，但不能因此而将公诉纳入法律监督的权力范畴之内。对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职能进行划分（如进行规则制定、规则适用和权威性规则解释），依据的是政府部门首要的或主导性功能，而不是对其职能的全面或某一要素的描述。众所周知，除国会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有政策制定的权力，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将之归属于最高司法机关。

在对机构组织的定性上，有学者指出：“尽管不可能提出一种纯粹的权力分立学说所要求的彻底的职能分立，但这并不意味着，试图把履行特殊职能的首要或主导性任务分配给政府的这个而不是那个机构是不重要的。”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具有普适性，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普适性职能作为我国检察监督制度的唯一特色和内容。况且，把它作为检察监督的内容也与一般审判原理相背离。笔者认为，公诉职能就是公诉职能，侦查职能是公诉职能的附属职能；检察监督是独立的、特殊的、专门的监督职能，其与公诉职能有实质区别。在严格区分和界定检察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方面，我国一些学者的观点值得赞同。“检察权以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为核心，其中公诉权实际上是世界通行的检察机关的职权，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只是诉讼监督权。这也完全符合中国检察权具有复合权力的特征。”不过，此处将检察监督的职能仅仅限制在诉讼和司法权范围之内值得商榷。

总之，我国应该抓紧完善覆盖整个行政权的检察监督制度，同时改革检察机关对司法权的检察监督制度。要剔除那些与检察监督原则相悖的司法监督制度。检察监督是一种独立、特殊、专门的国家活动。我国目前由检察机关内部同一部门同时拥有公诉人和刑事诉讼监督人角色的机构设置有违独立、特殊、专门的检察监督这一基本原则，应当予以改革。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过程本身就属于检察监督的内容之一。“公诉本身就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公诉权本身就是法律监督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公诉机关本身就是法律监督机关。没有必要人为地把公诉权从法律监督权中分离出来，设立两个不同机关来分别行使统一的法律监督权。”

五、在宪政框架下抓紧完善我国检察公诉制度

“公诉制度诞生于刑事公诉制度，其理论基础是犯罪行为首先是侵害了国家、为国家所禁止的行为，国家至少可以把刑罚作为最后手段来对付这种行为”，因此，各国检察机关都拥有刑事公诉权。在刑事公诉制度中，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和国家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角色而出现。然而，公诉制度并未停留在刑事诉讼之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侵害社会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并不仅限于刑事领域，还涉及民事、行政领域。毕竟犯罪行为规则只是一个特定社会共同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同质性、集体性、否定性行为规则，而且这个行为规则要由社会集体意识这个主观诉求通过国家立法活动变为客观的刑事法典。这个行为规则在演化过程中及其未上升为刑事客观法之前，都仅以民事或行政违法行为的形式存在。因此，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虽然绝大多数民事、行政违法行为都有特定的侵害客体，而且被害人会主动提起民事、行政私诉，但由于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的复杂性，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被害人主体不明确以及被害人由于主客观原因而不能及时提起民事、行政私诉的情况出现。严格地讲，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应当有限制地介入到特定的民事、行政诉讼之中。由此，公诉制度扩展到民事、行政诉讼中去是社会历史的选择。

在检查公诉方面，俄罗斯《检察机关法》及几大诉讼法分别赋予了检察长提起和参与特定的民事、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的权力。由此看来，我国有学者认为公诉制度仅限于刑事诉讼的看法显然有些片面。近年来，随着我国检察制度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从不同视角研究和构建我国民事、行政公诉制度。有学者把公诉的范畴扩充为：“从提起诉讼的主体来分类，如果是代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则视为公诉，如果是个人提起的诉讼就称之为自诉或者私诉。”笔者基本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公诉就是公共利益代表机关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依法向国家审判机关提起的，要求审判机关予以公断和裁决的司法制度。公诉主要指刑事公诉制度，但也包括民事、行政公诉制度，宪法公诉制度甚至也应包括在其中。

笔者认为，民事公诉制度与刑事公诉制度有本质区别。在确立和构建民事公诉制度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属于私法关系，其所涉及的利益一般属于私益的大背景。当然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国有资产保护问题也属于重大的公共利益，因此在制度设计时要严格限制检察机关介入民事私益诉讼的条件、时间、程序及诉讼权利，切不可把民事公诉制度变成一些利益集团肆意践踏民事诉讼制度的工具。在民事公诉制度的构建上，俄罗斯一改前苏联检察长可以对任何案件、在任何时间介入民事诉讼的做法，对检察长介入民事诉讼的范围、方式等都作了一定限制，其既考虑到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又充分考虑到弱势群体在民事诉讼中的困难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行政公诉制度介于民事公诉制度和刑事公诉制度之间，它既体现一定的公益性，又体现一定的私益性，有时我们很难区分行政行为的公益和私益性质。抽象行政行为往往涉及不特定多个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利益，这种情况下行政行为的性质更难把握。因此，在构建行政公诉制度时，应当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协调行政公诉制度与一般行政诉讼制度的关系？目前我国尚未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因此这一问题并不突出。然而，由于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是我国加入WTO时的承诺，所以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则如何界定行政公诉与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的一般行政诉讼、协调二者的关系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设计行政公诉制度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问题。二是检察机关参与具体行政违法行为的司法审查与检察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如何有机结合？俄罗斯既赋予检察长提起、参与追究行政违法责任的诉讼的权力，又赋予检察长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权力，还赋予检察长对具体案件适用或者应当适用的法律侵犯公民宪法权利和自由时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控告的权力。这种机制值得我国借鉴。由检察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检察监督，便于发现那些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这为及时启动行政公诉提供了便利；反过来，检察机关在行政公诉中也会发现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这为检察机关及时启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提供了信息。因此，检察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与其对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公诉制度应当相互结合，共同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注释

①③刘向文：《谈俄罗斯联邦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6期。

②［美］杰克•戴维斯：《立法法与程序》，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

④［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327、314页。

⑤Rein Mullerson.Demorcratisation through the SupplyDemand Prism.Hum Rights Rev,2009,p531—567．

⑥樊崇义：《简论法律监督与检察改革》，《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韩成军：《公平审判权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⑦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

⑧目前，关于检察权的性质，我国学者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两种属性说、法律监督权说等观点。（详见邓思清：《检察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46页。）

⑨在俄罗斯国内，一般认为，检察监督是联邦国家检察机关以俄罗斯联邦的名义实施的，检察俄罗斯联邦宪法是否得到准确遵守，俄罗斯联邦境内现行法律是否得到准确执行的一种特殊活动。（参见［俄］维诺库洛夫主编《检察监督》，刘向文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⑩参见张智辉：《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第21页；邓思清：《检察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46页；洪浩：《检察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冯景合：《检察权及其独立行使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张智辉：《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第64—65、89页。

邓思清：《检察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